她的铜板皮肤上的第一个铆钉，1881年就开始铆了。法国钢铁结构建筑大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了塔身和精巧的桁架结构，作为内部的骨架。有了内部骨架的支撑，这个巨大的女神不断长高。到1884年春，工程已经进展到了她高举的火炬的顶端，已经高出了街面151英尺。

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奇观的巴黎人来说，她也是一个惊人的奇观。她的外观大家都知道，就不多介绍了。整个巨大的结构很快就会拆成一块块的，运往美国。

摄影师架起了三脚架和相机，来记录她在巴黎街区竖起的奇景。法国画家维克多·达尔戈，用画笔记录下了街上的人们伸着脖子看最高处的胳膊和火炬，在那上面，工人们还在工作，在天空的映衬下看起来就像是小斑点一样。

拆卸工作于12月份开始，每一块都标了号，装了200多个木箱，通过铁路运到鲁昂，再装到法国的战船“伊瑟尔号”上，于1885年5月21日起航。

自由女神要在小百德娄岛上立足的基座，由第一个在巴黎美术学院上学的美国建筑师理查德·莫里斯·亨特设计。亨特设计的基座高89英尺，这样矗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和其火炬就有240多英尺高。

在雕像还没有上路跨越大西洋之前，巴黎就有消息相传，说土木工程师埃菲尔在孕育更加大胆的工程，要为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建造一座高近1000英尺的锻铁塔。以前从未有人有过此想法。巴黎圣母院塔相比之下，只有226英尺高；世界上最高的石头建筑华盛顿纪念碑，高555英尺，略高于埃菲尔为博览会建议的塔高的一半。

铁塔将矗立在战神广场，即原来的阅兵场。从1867年以来，每届博览会都在这里举行。埃菲尔估计这个项目的成本是500万法郎，约100万美元。

尽管大多数巴黎人拥护这个想法，反对意见也立即冒了出来。这个塔被人宣称为过于大，太危险，也太难看，是不能接受的“一项工程”。据说“和美国人的品味相似（不大高）”。

在过去20年中，自从内战结束后，美国的工程和建筑伟业一直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密西西比河上建了第一座大桥。这是一座建在圣路易斯的钢铁和石头结构的铁路桥。这种桥是史无前例的，设计者是詹姆斯·布车南·伊兹。新完工的布鲁克林大桥是世界上最大的悬索桥，它第一次展示了钢缆的使用。

另外，美国发明成了各地的话题，很快成了欧洲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摩尔斯的电报那样。巴黎特别受到了影响。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的电话于1876年发明，托马斯·爱迪生的电灯于1879年发明，还有他的发电系统也很快出现了。1880年巴黎将近有500个电话“用户”，到1883年的时候就超过了2000户。巴黎歌剧院和圣拉扎尔火车站已经把汽灯换成了电灯。

法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很先进，有无数的发明。比如，在水下作业使用沉箱的技术，这项技术在建造布鲁克林大桥时就采用了。有这样的背景似乎不该反对埃菲尔先生建塔。实际上，这与人们对工业和技术不断蚕食艺术的生存空间有关，人们害怕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介入会把巴黎的美破坏殆尽。

多数人的理解是这座塔不会永久存在，会在将来的什么时候拆除。1886年秋，政府的委员会投票批准了这项工程。1887年初，第一阶段的建设工作在战神广场展开，可以看到其基础已经打下。在这个基础上伸出了四个有角度的腿，将来的塔就会由它们来支撑。这四条腿圈起来的面积就有足足两英亩半。那些反对建塔的人更加气愤了。他们眼看着几百年的艺术和建筑的辉煌、他们热爱的巴黎的整个人文气氛受到了毁灭性的威胁，他们国家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就要被一个钢铁怪物给蒙上阴影了。他们问，这座塔有什么用？

《时代报》刊登了一个由50位著名的法国文学艺术家签名的请愿书，他们非常生气，其中包括歌剧院的建筑师夏尔·加尼埃、画家厄尼斯特·梅索尼埃、作曲家夏尔·古诺、作家小仲马和莫泊桑。

我们，作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忠实地热爱着巴黎整体美的人们，见不得巴黎的美遭到破坏。看到法国的品味遭到侵蚀，看到法国的艺术和历史遭到攻击，我们气愤地强烈抗议在我们首都的中心竖起埃菲尔塔这个无用的怪物。公众的常识和正义感都促使我们反对建起这样一座“巴别塔”。

请愿者说，即使是“像美国那样的商业国家”也不想建这样一个建筑。

作为回答，埃菲尔问道，金字塔不就是因为其艺术价值而让人魂牵梦绕吗？“这座塔将是人类建造的最高建筑，为什么在埃及受人景仰的东西到了巴黎就被看作是丑陋和荒唐的呢？”对于其艺术价值的问题，埃菲尔说，塔本身会有自己的美。

他也感觉到大多数的法国人还是支持这个工程的。他们把它看作是这个国家从1870年“溃败”之中复苏的一个耀眼的象征。在不到20年的时间，在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下，国民收入几近翻番，工业产值是原来的三倍。人们的共识是，即将到来的1889年博览会就是要对现在取得的成就庆祝，同时也是对法国大革命百年的纪念。

法国不断取得的成就似乎是没有穷尽的，但是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最近从巴拿马传来消息说，费尔南德·德·雷赛想在那里像以前一样，挖一条类似苏伊士运河那么成功的运河，但现在计算下来成本要远远高于原来的预算。

不过要说到有人能代表法国成功的天才的话，古斯塔夫·埃菲尔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埃菲尔原来反对巴拿马运河的计划，而现在他要为这个工程设计水闸了。这个消息一宣布，人们对巴拿马运河的热情一下子就恢复了。没有哪个法国的土木工程师能让人们如此信任，继续建造铁塔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他的名气的。

埃菲尔出生和生长在第戎，在中央艺术和制造学院接受了教育。到1887年时，他已经是法国的建筑大师了。毋庸置疑，他是工业时代的一个工程天才，特别以建造了史无前例的加拉比高架桥而闻名——400英尺的拱形桥体凌驾于特吕伊尔河上。近30年，他建造的铁路、车站和桥梁遍及法国、欧洲，甚至还到了俄罗斯和中国。他建造的工程从未失败过。

他知道，建造这样一座高塔所要对付的首要问题就是风，成型的设计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法国伟大的建筑师、早期的钢铁建造专家亨利·拉伯卢斯特说过：“在建筑上，建筑的形式一定要和其功能相一致。”（在巴黎学习过的美国建筑师路易斯·萨利文后来简要地表述为“形式符合功能”。）

塔要建三层，一旦开工，就以惊人的速度长高。其批评者更为其外观感到吃惊。它被称为“金属蜘蛛网”、“让人窘迫的丑陋”和完全的“粗俗”。一位数学教授经计算预言，到748英尺的高度时，塔就会倒塌。还有人强调说，无论如何，到博览会的时候它是完不了工的。

到4月，它已经建到了第一层平台，在189英尺的高空建了一个观光平台和四个餐厅；到9月，建到了第二层平台，高379英尺，从这个平台上，巨大的塔尖要一直刺向天空，建筑工人全天候施工。

到1889年3月，塔完工了，不仅仅工期比原计划的提前了，而且还早于为博览会建设的任何建筑。在3月31日，星期天，埃菲尔和一个10人组成的代表团爬了1170个台阶，把一面巨大的三色旗挂在了塔的顶端。

站立在3月的劲风中，埃菲尔告诉人们：“要永远记住，我们，工程师们和工人们，共同努力，就是要表明，法国在世界上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费加罗报》的一位记者从塔顶上报道，巴黎从这里看上去像一个小道具。

约翰·辛格·萨金特自从离开巴黎之后，已经回来过7次，到尼斯去看父母。他放弃了自己在巴黎的工作室，并在伦敦的泰特街设立了新的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原来属于詹姆斯·麦克内尔·惠斯勒。在伦敦，他继续不懈地努力，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以天生的友善态度，他交了许多新朋友，如亨利·詹姆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美国画家埃德文·奥斯丁·安比。这些朋友在他的一生中，都对他有很大影响。

萨金特到伯恩茅斯史蒂文森家给他和家人画像之后，史蒂文森同时也代表了自己的妻子写道：“我们都喜欢上了他。”史蒂文森继续说，开始时感觉萨金特似乎有点儿“爱显摆”，但仔细观察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迷人、单纯、聪明、诚实的年轻人”。至于画像，史蒂文森认为有些“诗意，但过于儒雅”。

在萨金特看来，史蒂文森是他见过的“最富于激情的人”。萨金特希望再次给他画像，问他是否下次还可以再来画。这次画的是身材瘦高的史蒂文森走过一间屋子的姿势，身着黑色天鹅绒夹克，捻着长长的胡子，好像沉浸在思考中。在画面的右边，他的美国夫人范妮懒懒地坐在后面背景的沙发上，裹着一块闪光的印度披肩。史蒂文森觉得她像个幽灵。他夫人喜欢这张画，她写道：“每个人可能都有‘正襟危坐’的肖像，但没人有这样的画像，这就像一盒珠宝一样。”

史蒂文森描述萨金特工作时的姿态，说：“走来走去地谈话是他的主要动作。”萨金特一手拿调色盘，一手拿画笔，先看看画的对象，然后走到画布旁，就像决斗一样，迅捷地涂抹几下，退后，再看看，然后一遍遍地过来，同时嘴里不停地说着。

萨金特曾计算过，这样每天在工作室来回走动，一天要走4英里。他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朋友埃德文·安比说：“约翰每天不想别的，他总是努力、再努力……他完全是真挚和认真的。”

他画室内画、室外画、肖像、风景画。一次往返法国，他去基韦尔尼，画了一幅莫奈在树林边作画的景象。他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画面上又一次选择了儿童作为题材，他按照当时流行的一首歌给这幅画命名为《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他绘画的时候嘴里正好哼着这首歌。画面上的两个英国小姑娘穿着夏装。她们正在公园黄昏的暮光中点亮一盏纸灯笼。她们是一位画家朋友弗莱德·巴纳德的女儿。萨金特的灵感来自于一天傍晚在泰晤士河上见到的情景。这幅画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因为他坚持只在黄昏，光线合适的时候画。而这每天只有20分钟左右。许多人认为，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画。

随着他的名声远播，画画的佣金也很多。他还像以往一样经常旅行，行李中总带着书。据说没人像他那样带那么多书。如果他这段时间对历史感兴趣，他就选择介绍同一历史时期的好几本书；如果说是小说，他就带上同一个作家的几本书。他喜欢法国文学，特别是伏尔泰、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他读书的速度很快。

1887年9月，他登上了一艘驶往波士顿的汽船，要到那里去画像。他第一次在波士顿的圣堡陶釜俱乐部举行了个人画展，展品包括他的《艾尔加里奥》（或《西班牙舞蹈》）和《埃德华·达利·波伊特的女儿们》。在纽约，斯坦福·怀特请客，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和其他“巴黎的老同学”举杯给他接风。到1889年初，他准备好了6幅作品，参加世界博览会。

19世纪80年代，在巴黎工作和学习的美国艺术家比以往更多，而且新来的几乎一色全是年轻人。弗兰克·本森、丹尼斯·邦克、威拉德·迈特卡尔夫、埃德蒙德·塔贝尔、约翰·特瓦奇曼、查尔德·汗萨姆和罗伯特·亨利，全都二十几岁，都报名进入了朱利安美术学校。这是巴黎最受欢迎的艺术工作室，有近600名学生。美国女学生中有玛丽·费尔查尔德、爱伦·德伊·黑尔、安娜·克拉姆克、伊丽莎白·努尔斯、赛西莉亚·鲍和克拉拉·柏拉·欧文。

一群有抱负的摩门教年轻画家从犹他州来，他们把自己叫做“艺术传教士”，许多人也都报名进了朱利安美术学校。他们的花费由后期圣徒基督教会承担。他们将以绘制盐湖城教堂的壁画作为回报。他们的一个领导、特别有才华的名叫约翰·哈芬的画家说，他们的动机是相信“最大限度地发掘天才是我们对主的责任”。

虽然没有精确的数字，但是当时在巴黎学习艺术的美国学生肯定超过了千人。从他们当时和后来所写的来看，几乎都对有来到巴黎学习的机会感到兴奋，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

安娜·克拉姆克是一位小个子的年轻女士，由于小时候受了伤，走路的时候得拄一根棍，也是罗道夫·朱利安工作室女生班的学生。她是旧金山的孩子，从小就知道本赫著名的绘画作品《马市》。本赫是她的偶像。现在在艺术工作室，她听到朱利安说：“你们要做好准备，和男生比一比。”他说，人没有理由不能成功，即便成为罗莎·本赫也是可能的。”1898年，本赫就让克拉姆克给她画了像。

赛西莉亚·鲍来自于费城，也报名来到了朱利安美术学校。她觉得尽管从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这却是第二位的。她写道：“对于在巴黎的学生们来说，重要的价值在于地方本身。”

他们许多人像玛丽·卡萨特一样，受到了印象派的巨大影响。威拉德·迈特卡尔夫、约翰·特瓦奇曼和查尔德·汗萨姆都成了著名的美国印象派画家。汗萨姆和约翰·萨金特一样，也到巴黎的大街上去画这个城市。在画《大奖日》的时候，他说：“我在画日光。”他画了凯旋门附近的一个场景。他画了巴黎圣母院、塞纳河边的冬天和香榭丽舍的《四月阵雨》。后来被问到他当时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他说：“在巴黎到处走走。”

像前几代的雄心勃勃的学生一样，许多人花时间到卢浮宫去临摹。他们开始时觉得这是一件不能安心的事情。许多人像罗伯特·亨利一样，一在伦勃朗的作品前摆上画架之后，就觉得大家都在看他。他之前都没有见过伦勃朗的作品，更别说临摹了。

克拉拉·柏拉·欧文从她旁边人的绘画中找到了自信。她给芝加哥的母亲写信说：“我看到在卢浮宫临摹的人们画得都不是太好，我知道，我能画得比他们好……”

她没有报名去艺术工作室学习，而是把所有能抽出来的时间都花在了去卢浮宫或卢森堡公园的画廊画画。她在12月的一天傍晚，给母亲写信说：“天太短了，一周周过得飞快，时间太紧，我想做的事情一半都没做完。也许是我想做的太多了。”

她特别喜欢到卢森堡博物馆去画画，注意到“我们在那里用功的好处越来越多……”

只想一下他们给那里保暖，给人们提供画架和凳子，为你保管画，而且一切都是免费的，除非你有心给钱。

她原来觉得可能会想家的，但是没有。“我太忙了，顾不上想家。”

1885年，约翰·特瓦奇曼该离开巴黎，航行回国了。他写道：“我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替每周去卢浮宫的活动……也许爱国主义。”

罗伯特·亨利在他的“日志”上重重地写道：“巴黎！我们来了！”“我们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热切……”

亨利是一个瘦高的纽约人，21岁，很有才华。他和其他四位美国学生在右岸的理什朗街的一家公寓租了房子。房间需要上一段旋转楼梯到五楼。他1888年9月26日搬进去之后，写道：“到处都是灰尘。”

我们下力气用肥皂打扫了卫生，厨房的红色瓷砖发亮了，一切就绪，可以把小铁床、带草垫的椅子和其他的家具搬进去了，我们很快整理好了……

安顿下来之后，有一种愉快的感觉，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自己的小铁床！

无论是跳蚤，还是他们笨拙的法语，都不会让他们烦恼。“别人也都承认同样的事实（法语说不好），我们都笑自己陷入尴尬的情景。”

每天早晨朱利安美术学校的画室是那么拥挤。这意味着你要想看看模特——“美女”，得争抢位置。学校强调先掌握素描，然后再学油画。

“开始——不好——线条太硬表现不出来。”他记录了一天的用功。然后日子轻松了。

朱利安请全体的客——都去饭店，通常吵吵嚷嚷，热闹非凡，葡萄酒，共有200人。离开饭店，人群排成了队，勾肩搭背，顺圣德尼大街走、拦车、嬉笑……都上气不接下气，回到画室，模特也和我们在一起，脱衣服，又恢复了用功……

在1888年圣诞节给父母的信中，亨利写他受到了表扬。看到自己的作品挂到了画室的墙上，当然是让人鼓舞的。但他们也不要期望值过高，他还得努力。

自从到了这里，我开了眼界。要成功，眼前有很多的高山要爬，困难重重……不过我下定了决心，一辈子都会奋斗不休的。

还有一天他写道：“谁不想来巴黎学艺术呢？”

1889年5月5日夜晚，就像大家一样，亨利和朋友们被全城的喧嚣惊醒。大街上灯火通明，到处载歌载舞，这是博览会开幕式的前夕。他第二天写道：

彩旗飘扬，河岸、桥上，到处是人群……船上都彩灯一片，树上……到处悬挂着中国灯笼……

<h3>四</h3>

尽管有对埃菲尔塔的批评，尽管许多展览都推迟了开幕，尽管年初遭到了费尔南德·德·雷赛巴拿马运河公司倒闭的打击——这个巨大的“巴拿马气泡”的破裂让几十万的法国投资人受到了影响，尽管无数人不知疲倦地预测说这次博览会不可能赶上上几次博览会；但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还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最好的、盈利最多的、最让人高兴的世界盛会。

从5月6日开幕，到六个月后，11月6日闭幕，人数超过了预计，超过了历届的盛会。第一天，50万人从22个入口拥入；到11月为止，总数是3200万人。大约有15万美国人参加了盛会，据《美国文摘》所说，他们，还有数十万的外国人和千百万的法国人给“巴黎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钱雨”。

城市从未像现在这么干净诱人，杜勒里宫的废墟终于清走了。成千上万的电灯泡照亮了埃菲尔铁塔，每天晚上都会有喷泉表演，由电灯照得五彩斑斓。

除了这座塔之外，还有那么多建筑是让人想象不到的庞大。用钢铁和玻璃构建的机器宫，是在一个大屋顶下覆盖的最大的空间。它的长度超过了铁塔的高度，所使用的钢铁重量也超过了铁塔的重量。

参展的美国机械产品包括巨型的蒸汽机和气泵，大部分在运转着，还有剪草机和打字机，在巴黎这还是新鲜东西。一位纽约的糖果制造商用巧克力制作了一个米洛的维纳斯全身像。

仅托马斯·爱迪生的个人发明就占了美国在机器宫展位的三分之一。爱迪生发明的器具清单上列了493项，这些都展示了美国人的创造性。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爱迪生这样耀眼的明星。《纽约时报》报道：“埃菲尔铁塔在外面的风采和爱迪生在里面的风采交相辉映。爱迪生和别人相比就是埃菲尔铁塔，其个人的重要性远远地高过了其他的任何个人……”爱迪生每出现在一个地方，周围都挤满了他的崇拜者。他有时不得不躲几天，躲开人们的视线，到一位美国画家朋友——亚伯拉罕·安德森的工作室去。安德森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画了像。

在机器宫展出的许多新产品中有一个小的四轮汽车，是由一种新的汽油发动机——一种双气缸内燃机驱动，是德国工程师和发明家戈特利布·戴姆勒的发明。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个玩具。一位《小报》的作者看了一会儿后，写道：“在这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技术革命的种子正在发芽。”

在美术馆展出的作品超过了6000件，使其成了除卢浮宫之外在一个地方的最大的艺术品聚集地。美国的作品有572件，在绘画和雕塑的数量上仅次于法国。

托马斯·埃金斯、赛西莉亚·鲍、沃特·盖伊、埃德温·阿比、威尔·娄、西奥多·鲁宾逊、安娜·克拉姆克、詹姆斯·卡洛尔·贝克维斯和奥登·威尔都参展了。威廉·麦利特·切尔斯展出了八幅画，是美国画家中最多的。肯杨·考克斯参展的一幅画是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在做威廉·麦利特·切尔斯的一个浮雕像。

乔治·希利的利藤勋爵的画像和萨金特的《埃德华·达利·波伊特的女儿们》挂在一面墙上。大家各抒己见。罗伯特·亨利在日记中写道：“约翰·萨金特的小姑娘们的画像……更好。”

一位从堪萨斯来的年轻美国人叫约翰·道格拉斯·帕特里克，也是朱利安美术学校的学生，他的画引起了一阵轰动。这是一幅巨大的黑色画面，题为《野蛮》，画的是一位巴黎的车夫在用棒子野蛮地殴打他的一匹马。这是他和其他的美国学生见到的一幕，他们都觉得震惊。确实，一个美国政府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博览会的报告中，对巴黎的一切几乎都是赞美的，除了出租马车的车夫“无限制的粗野”，还有对马匹的虐待。

“野牛”比尔·考蒂带着他的巡回演出团“西部狂秀”来了。演出团里有牛仔、印第安人、马和明星演员“小神枪手”安妮·奥克雷，在巴黎引起了一场自“拇指汤姆”、乔治·坎特林和他的印第安人以来所没有过的轰动。表演在凯旋门以外的纳伊公园的露天剧场举行，吸引了源源不断的热情的人群。“野牛”甚至还让罗莎·本赫给他画了一幅像，画中他骑着最喜爱的大白马。

另外，不断有庆祝游行的队伍在展会附近的大道上来回巡演，也让许多观众大饱眼福。

不过，没有任何一样可以比得上埃菲尔铁塔能象征博览会的辉煌。其现代成就和进步的主题，自始至终吸引着人群。和博览会本身一样五彩缤纷，铁塔被漆成了五色，底部是深色，像铜一样的颜色，到上面是金黄色。对于波士顿记者所写的，它值得被列入“世界奇迹”，没多少人有异议。

人们排队好几个小时，等待上塔。到博览会结束，卖出了1968287张票，花40美分上到第一层，60美分上到第二层。这带来的收入超过了100万美元，等于建塔的全部成本，这还不包括在第一平台上的生意火爆的餐厅收入。

对于上塔的美国人来说，一件重要的事是，可以乘坐纽约奥的斯电梯公司的一种设备上到第一平台。这种设备与其说像电梯，还不如说更像直立的过山车。

对铁塔的厌恶没有消失，不过淹没在了公众拥护的声音中了，没有什么能比爱迪生的赞誉更能肯定其价值了。爱迪生在之前就已经上过几次塔了，8月16日那天他又和一群朋友上塔。在塔上的一个餐厅吃饭时，有人在饭桌上小觑这个塔，不过是一个建筑师的作品。爱迪生立即反对，他说，这座塔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埃菲尔的荣耀在于想法的宏大，更在于有胆量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补充说，他喜欢法国人，“他们有宏大的设想”。

那年夏天，在巴黎的富有显赫的美国人中，有亨利·O.汉弗美尔和他的夫人——以前的路易西娜·爱尔德，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来看世博会，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来购买艺术品。亨利——朋友们管他叫哈利，被认为是当时一个出色的企业家，刚组织了第一个美国糖业托拉斯，迅速地增加了原来就很大的家业。他现在收藏绘画，他和路易西娜都认真地喜欢艺术。在他们位于第五大道正在建造的新大厦里，墙上有的是地方，可以悬挂好多画。

对于路易西娜来说，回巴黎很兴奋的一部分原因是要见到玛丽·卡萨特，并向她介绍自己的丈夫。

后来，路易西娜写道，这次会面在她的脑海里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她和哈利来到了马里尼昂街10号，玛丽和她的父母在那里住了两年了。她发现玛丽的一条腿骨折了，卧床不起。“她的马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便道上滑了一下，她摔骨折了。”她写道，玛丽还是那么“亲切和热情”。

很难表达我们的友谊意味着什么。既有友好，又有知识和艺术，从我第一次见到卡萨特小姐起，她就是我的顾问和导师。

路易西娜宣称，自从到巴黎之后的几天，她已经和哈利买了一些古斯塔夫·库尔贝的风景画。玛丽赞成地说：“库尔贝是位了不起的人！”

有了玛丽给他们“望”，汉弗美尔夫妇买了雷诺阿、莫奈、塞尚、毕沙罗和德加的作品，还有几幅卡萨特自己的作品。

自从1882年莉迪亚去世后，玛丽的工作衰落了，她的生活更加与世隔绝。他们一家人搬到了更小的公寓。因为父亲越来越瘸，风湿病和其他的疾病越来越严重；玛丽虽然还开着画室，但是她觉得越来越没有心情工作了。

另外，还有经济方面的担忧，有时玛丽的弟弟亚历山大寄点儿钱来帮忙。卖出作品去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玛丽得去画室工作，但精神不佳，抑郁有些发作。”她父亲一次写道，“我想每个艺术家都有点儿抑郁症。”

他发现她在许多事情上“可悲地缺乏理智”，而且“不幸的是，她越是缺乏理智，她母亲越支持她”。他向亚历山大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天性，她们在反对男性上达成同盟，而且特别固执地坚持己见……有时候她们让我恼火透了……”

玛丽坚持他们要去伦敦旅行，父亲反对，因为她病得很严重。另外，他哪里也不愿意去。后来他告诉亚历山大，玛丽过海峡时难受得厉害，下船得由人抬下去。“她太倔了，无可救药……”

玛丽告诉亚历山大，她非常担心母亲和她的头痛，她没心情画画、干任何事情：“不断的担忧让我失去了干任何事情的心情。”试了在柏尔希茨长住，但对母亲的健康也没有什么效果。

玛丽的画还和以前一样，几乎都是文雅的女士——《在茶桌旁的女士》《整理头发的女孩》。唯一例外的是，1885年亚历山大他们来法国的时候，画的一幅亚历山大和儿子罗伯特的像。

1886年，法国画商保罗·杜兰·鲁尔在纽约安排了第一届印象派画展。她的一些画和德加、马奈、莫奈、毕沙罗、莫里索和雷诺阿的画一起展出。在博览会上，没有见到她的什么作品。当时在有关艺术界的文章和谈话中，她的名字很少被提及。

1889年，博览会那年，她和汉弗美尔一家重逢之后，玛丽·卡萨特又开始了一个主题——母亲和孩子。她在这个题材上画了很多年，出了许多她最好的、有名的作品。

贝尔妲·莫里索自从生下了女儿后，在母亲与孩子的题材上已经画了10年了。卡萨特虽然从未做过母亲，但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个主题。就像她第一次发现印象派一样，她又开始活起来了。

约翰·萨金特在世博会上展出了六幅作品。在所有的肖像画中，波伊特的女儿们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群群人聚在画前，还常返回来看，被其神秘的气氛所吸引，同时也被其中的温暖和活力所吸引。

一位批评家给《纽约时报》写稿说：“在海外的美国画家中，萨金特很明显是最出色、最有创新意识的，他不知道如何平庸。”由于他展示的作品，萨金特在33岁时得到了展会的金奖并授勋。《某夫人》引起的波澜也和对埃菲尔铁塔的反对声一样，大部分都风平浪静了。

对于萨金特来说，这样的荣誉比一般理解的要意义大得多。这年年初，他父亲在英国的伯恩茅斯去世了。沃农·李写道，费兹威廉·萨金特“最后被病痛折磨得残破沉默了，最后的日子很难熬”。约翰·萨金特很少得病，不懂对别人要有耐心，但他一直忠实地和父亲在一起，一直照顾他。她写道：“我永远也忘不了工作一天之后，约翰会带着父亲离开餐桌，和他一起坐着，直到上床休息。”

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地工作。他又兴奋地定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肖像画计划，有机会可以把内心的东西用画笔自由地表现出来。他去看了《麦克白》的首演，由英国著名演员亨利·欧文和艾伦·泰丽主演。当艾伦·泰丽出场的时候，有人听到萨金特轻声赞叹道：“哇！”

她穿着耀眼的绿、蓝、金三种颜色相间的飘逸长袍，萨金特就照此画了出来，在悲剧中她加冕的那一刻，头上真的戴了一个金光闪闪的王冠。他深深地感到了音乐、书籍和伟大戏剧的不朽的力量。于是，他竭尽全力在他最严肃的作品中，努力去表达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感受。

他选择了一个大画面——有意思的是几乎和《某夫人》的尺寸一模一样，把艾伦·泰丽上了粉底的脸画成了很苍白的颜色。对画面没有再加工，他以自己自然的才华和迅捷自信的笔法表现出了她的表演带给他的最大的享受，一气呵成。她从9岁登台，现在处于事业的巅峰，就像金光闪闪的王冠所象征的那样。他和她都需要把这一点表达清楚。

这幅画是他唯一的真正的戏剧作品，无疑把萨金特对她剧中艺术表现的热爱——她的巅峰时刻，加上他的艺术功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幅作品的出色立即就得到了认可，1889年5月在伦敦的新美术馆展出。评论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说，站在它前面就“一起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画家有意选择了一种服饰，可以把他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一刻表现出来强烈的情感，就是最大胆的艺术手法也难以表现……人物的面部那死人般的颜色表现出了野心和罪恶这两种最强烈的情绪的爆发把道德甩到了一边。

《泰晤士报》说，这幅画肯定是今年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同时“也绝对是我们时代最野心勃勃的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