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天的到来，他感觉好了，工作也进展得更好了。巴黎的确有他所希望的效果。

他给最喜欢的外甥女罗丝·尼考斯写信说：“巴黎的经历，随着我艺术上的进步，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我的所有盲目似乎都被冲走了，现在可以清楚地看清自己的位置。”他想“取得高水平”的愿望很强烈。

随着大工作室中全身塑像的进展，圣高登斯现在把精力集中在了自己小工作室里的样品和细节上。透过墙壁，他可以听到干活的工人们的喧嚣。而他们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听到他像学生时代一样唱起歌来。詹姆斯·弗雷泽记得，他仍然有一副“神奇的嗓子”：“我相信他可以去大都会唱浮士德的男中音和低音部分，并能受到欢迎。”

那年夏季末，他在给“亲爱的老伙计”的一封信中，圣高登斯告诉威尔·娄，回到巴黎是一段“美好的经历”，他发现了许多惊人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发现我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人”。

他接着说：“我属于美国，那是我的家乡……”他在纽约不能忍受的东西，现在成了他向往的东西，他对想家丝毫不加掩饰。

……高高路面上的油和灰溅到了下面傻瓜的身上，电车、电报杆、天际，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亲切，更别提投机的朋友、迷人的景色，还有泥土的气味，那是美国特殊的气味……

“到我来这里之前，我觉得好像在雾中工作，我不知道自己的位置。现在迷雾驱散，我看清楚了自己脚下的路。”

我现在有了一种奇特的自信感觉，在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不过，也许意味着我不知天高地厚了），同时对我们国内的事业有一种敬佩。事实上，我回去之后会成为一个热血澎湃的爱国者的。

他接着补充道：“然而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就像一个微笑的美女一样极具诱惑力。我想我回去的话，就又会想回来。”

这封信的日期是1898年9月2日。仅10天之后，他又给罗丝·尼考斯写信，不过这次是关于“对生活和工作的厌倦感”。9月23日，他又写信说，在“阴郁的日子里工作到很晚之后，在这个大工作室，灯光把摇曳的巨大阴影透射到墙上，让人伤感”。

新年之始，他向古熙汇报说，生活很充实。他承认尽管“另一阵可怕的抑郁……很严重，我感觉可能自己随时都会哭出来”。另一天，他说感觉“像只斗鸡”。

接下来，他相信自己病得很严重，直到一位医生告诉他，只是轻度的神经衰弱，心脏没有毛病。他的抑郁依然随着冬去春来而消退。

他回忆说：“我开始以一种年轻时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来欣赏巴黎。巴黎的春天很美，有两三周那里生活的激情和欢快尽情挥洒着，那里的人比我们都懂得欣赏生活。”

工作的压力不断加重，马和骑手的石膏像已经在沙龙艺术展上展出了，而在巴尼奥街工作室的工作并不比在纽约开始的时候少。看到巨大的马和骑手全部出现在了眼前，这让雕塑师重新一样又一样地开始考虑，好像没有什么满意的地方。他得先修改这个，再修改那个。几个月前，谢尔曼的披风需要修改。古熙给赫马写信说：“你父亲……又重新制作谢尔曼的披风，我一直在做很多的小披风。”披风的问题还在让他烦恼，别人说已经很完美了，这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

法拉格特的腿曾一度让他头疼，现在，石膏像马的左后腿不小心弄坏了。圣高登斯派人去纽约复制原始泥塑像的腿，尽快带回，那人回来时把腿拿错了。

他在给赫马的一封信里描述了在要把马送到沙龙艺术展的日子里，巴尼奥街3号像“疯人院”的气氛："11个铸模匠，在他们的疯老板——你那杰出的父亲的带领下通宵达旦地工作。哇噻！我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连哭带笑，然后冲到大街上去嚎叫。反复如此。”

到4月底，像塑好了，在战神广场的沙龙展会上就位了，其位置远远优于圣高登斯希望的位置，摆放在了公园的中央。他告诉古熙：“谢尔曼的位置是荣誉的位置，我太高兴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都会跳起吉格舞来。”

他觉得需要出去走走了，于是和古熙一起去了西班牙。

在那些对谢尔曼和胜利女神赞不绝口的人中，有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他觉得塑像的魅力太大了，几乎每天都要来看看。不过，亚当斯对雕塑家的感情是迥异于别人的，因为圣高登斯的亚当斯纪念雕塑所取得的效果。

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约翰·拉·法日，让亚当斯雇用圣高登斯来塑像纪念亚当斯的妻子克拉沃——她是1885年在华盛顿自杀的。她患抑郁症，吞下了她用来修描照片的氰化钾。

亚当斯在纽约见到了圣高登斯。当时圣高登斯正在给一个年轻的助手当模特，头上顶了一块印第安地毯。亚当斯告诉雕塑家他心目中的雕像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要求人物的性别特征不要太明显，他想要塑像传达一种完全的宁静，不想刻上名字之类的任何东西。他中间不会来看的，只等成品做好之后再看。然后他就离开了，到日本和太平洋岛屿旅行去了，带着拉·法日作为旅伴。

塑像摆放在了洛克刻里科公墓，亚当斯第一次见到就十分满意。他写道：“人物整个的意义和感觉就在于其普遍性和无名。”他把它命名为《上帝的平和》。

亚当斯博士在巴黎的时间不短，他宣称他不喜欢这里，不过总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断地回来。这一次他住在里沃利大街的布莱顿宾馆，他发现巴黎令人惊讶地让他喜欢。几位美国朋友在城里，每天就是买书、阅读、记笔记，要进行一个中世纪大教堂的项目。即使是夏季的炎热似乎也对他们没有影响。

他给他的朋友、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海伊写信说：“巴黎让我欣喜。不是那种想象的欣喜，而是它的与世隔绝的平静吸引着……在生命即将到头的年月，人所得到的那种隐士般的平静。我思考着所有事情的好处……”

亚当斯知道圣高登斯在巴黎很高兴，就去请他吃饭，并“冒险”到了他的工作室“拉他出来到布洛涅森林去散步”。

亚当斯比圣高登斯大10岁，5.4英尺高，比圣高登斯矮了整6英寸。圣高登斯还是满头浓密的头发很有特色；亚当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秃顶”。他们在一起对比明显，人们完全看不出一个是美国总统和外交官的后裔，另一个是移民鞋匠的儿子。

这位雕塑家虽然才华横溢，但谈论起他的工作却很“不善言谈”。而亚当斯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他喜欢把圣高登斯和其他艺术家进行比较。亚当斯写道：

别人——亨特、理查森、约翰·拉·法日、斯坦福·怀特，都说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圣高登斯从不谈论或争论他工作的激情或赋予他作品形式的观点等东西。

亚当斯觉得这种思想的简单有些“过分”，尽管他意识到了雕塑家的身体不好，那个夏天情绪低落。而亚当斯本人也在接受着抑郁的折磨，他们不是理想的谈话伙伴。

圣高登斯觉察到了亚当斯觉得他思想较为贫乏，他在给古熙的信中暗示了这一点。当时古熙在波士顿，和她弥留之际的母亲在一起。

他告诉她，他把旧信撕掉了，它们看起来太“无聊”，唯一“可读”的就是她的字迹。“显然，我只善于用铜来表达思想。总想得到近在眼前，却伸手不及的东西让我发疯。”

在给威尔·娄的一封信中，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的情感，深入地谈了他对法国的热爱。不过也说，他在巴黎只打算待到1900年博览会。他也说到自己曾“病得严重”，现在懂得了什么是神经衰弱：“那很可怕，我现在从心底可怜那些以前我看作是患有‘想象疾病’的人。”

从他手中留存下来给弟弟路易斯的一张便条上可以知道，他的情妇戴维妲·克拉克带着他们的儿子路易斯来过巴黎，而她不喜欢法国，想回去。至于她待了多长时间，她是自己的原因来的还是他邀请的，在什么地方住的，她和孩子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得而知。

古熙11月12日回到了巴黎。她给赫马写信说：

你父亲的情况没什么改变，也许和我离开时相比，不那么紧张了，他还在钻研胜利女神，即便是工作室也没有多大变化……我到这里四天了，就去了红山的铜铸厂三次，因此，你看，我没什么时间干别的……

她两周后又向赫马报告说：“你父亲成了法兰西学院的成员。这是很大的荣誉，比授勋的荣誉还大……大得多。”

“你父亲很爱你，希望你一切都好，他正在他的信上签名。我还给怀特、麦克吉姆……等人写信……”

巴尼奥街3号的中心工作就是对“大”谢尔曼进行精细加工。马扬起的左后腿仍然是问题不断，总是下坠，尽管助手们不断地填补裂缝。圣高登斯说看起来比例不对，助手们说一切都没问题，是按计划进行的。他还是坚持说不对，于是测量了一下，结果是那条腿长了3英寸，还得返工。

这个工程期间，他开始了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入口处做模型。这个工程把他的弟弟路易斯也叫来了。路易斯要雕塑两个大的大理石狮子，在主门的里面，站在那里守卫着大理石台阶。他时断时续地给在巴黎的哥哥古斯工作，仍然在和抑郁及酗酒斗争。不过他很有才华，没有人比古斯更了解他了。古斯依然信赖他并支持他。

在工作室里，古斯个人的主要任务是在给胜利女神的形象做最后的加工，他觉得作品的效果可能主要就得看胜利女神的形象了。很长时间，他给古熙写信说：“我在进行胜利女神的最后部分。”

10月下旬，古斯又觉得得休息一下了，他邀请了两个法国朋友一起去看著名的亚眠大教堂，在巴黎以北索姆河边。他特别想去看看其正西方门廊里的雕像，这些雕像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哥特式雕塑。

他知道亨利·亚当斯对此感兴趣，于是邀请他一起去。他开始非常喜欢亚当斯了，由于他很爱挑刺的做派和对大部分人的蔑视。亚当斯公开地表示不喜欢他的祖国的许多方面，正好是古斯感觉自己比以往都爱国的时候。亚当斯讨厌银行家、强盗般的贵族和愚蠢粗俗的政客，在华盛顿他的周围这些人比比皆是。他是个反犹主义者，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放弃了这一点。那些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他这些表面之下，他有多么的善良和聪明。后来在一个浮雕漫画中，古斯把亚当斯刻画成了一只豪猪——“豪猪诗人”，来表现这个人的“表面刺，内心柔”。

100多年前，亚当斯的曾祖父约翰·亚当斯独自一人在巴黎的一张书桌旁，写下了他生活目的的阐述，这在家族中流传了下来，作为一种家训。

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能自由地来研究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们应当研究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学、航海、商业和农业，目的是让他们的孩子们有权利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陶瓷。

为此，亨利·亚当斯撰写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多卷本《美国历史》，覆盖了杰斐逊和麦迪逊执政时期，当时和后来的人认为是写得最好的美国历史。现在他在努力写中世纪的历史。

法国的大教堂对亚当斯的影响，就像多年前查尔斯·萨姆纳第一次见到里昂大教堂一样。他的旅行和为写书进行的研究已经让他成为了这个题目的权威，而对于圣高登斯来说，这一切都还很新鲜。

亚当斯选择了去看圣米歇尔山和夏特尔大教堂，开始把建筑看成是特定时代能量的表现。他猜想中世纪的能量就是圣母马利亚形象的力量，而当代的能量就是发电机的力量。

在12世纪和即将到来的20世纪之间，他并不费力地就认识到了他所希冀的东西。他在给朋友伊丽莎白·加迈伦的信中说：“每天都打开新的视野，我们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以至于让我这12世纪的大脑头晕目眩，我闭着眼睛吊在传输带上。”

仅在10年前还被看作是玩具的汽车，现在在整个巴黎到处都能看到和听到。1891年，一位自行车制造商阿尔芒·珀若造出了第一辆法国汽车。到1895年路上已经有了200多辆珀若汽车了，还有路易·雷诺制造的汽车。仅在1900年的一天，巴黎就有50名“驾汽车者”由于超速被抓。

对于亚当斯来说，他和圣高登斯在亚眠的日子是他后来称为的“教育”，不过不是因为大教堂。他在他的自传性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写道：

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真的在研究西门处的雕塑时，亚当斯才想到，按照自己的目的，对他来说，在场的圣高登斯要比大教堂本身有趣得多。

至于圣高登斯的两个法国朋友，对亚当斯来说是过于资产阶级了，他们不管干什么都“像死人一样循规蹈矩”。

亚当斯总结说圣高登斯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是本韦努托·切利尼的天然之子，切利尼曾在米开朗基罗的手下工作。而和他形成对照的是亚当斯本人，“一个波士顿的典范”，不是出于遗传，而是出于好奇，开始像切利尼一样思考了。

站在亚眠的圣母像前，亚当斯觉得她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力量的来源”；而对于圣高登斯来说，她只是“品位的通道”。亚当斯写道，这位雕塑家并不觉得她是一种力量，“仅仅是反映了情感、人类的经验、美、纯洁……”

亚当斯以后总结道，作为力量的象征，圣高登斯“本能地选择了马”，这在谢尔曼的塑像中表现得很“明白”。“无疑谢尔曼也感觉到了马的力量。”不过当时，在给伊丽莎白·加迈伦的信中，他说亚眠的大教堂对于圣高登斯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它“征服了他”。

<h3>三</h3>

不出所料，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几乎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任何想要的东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盛会，占地近250英亩。在塞纳河的两岸，还有一段美国的电动人行道，人们在上面走，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一座亚历山大三世新桥，耀眼地架在塞纳河上，和其他的桥一样漂亮，只用一个拱面就把两岸的会场连接了起来。新巴黎地铁系统的第一部分开放了，还有一个大的摩天轮，是模仿1893年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上乔治·范里斯建造的，当时曾引起一时轰动。当然，还有一直受人欢迎的埃菲尔铁塔，由于很受欢迎，所以一直没有拆掉。

一般的门票不贵，相当于11美分，上塔的人数远远超过了1889年的纪录，有5000万人次穿过了上塔的门。

公众的反应好声一片，大西洋两岸报纸和杂志赞扬连篇，美国的报纸描述了大批“精神抖擞，衣着光鲜”的人来到了巴黎，和耀眼的电灯一起为巴黎增辉。《科学美国人》杂志把新建的亚历山大三世桥称为已建成的最漂亮的桥。

有人失望，有人不赞同，有些观众说：“太大了，要干的太多了。”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整个盛会不过是“令人厌恶的乱哄哄的集市”，不过是民族主义的令人恶心的陈列。难免有些长途旅行来到此地的人感到失望。有人听到两个美国中西部人的谈话，表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

第一个芝加哥人说：“比不上芝加哥世博会。”

第二个芝加哥人说：“当然比不上，从芝加哥来之前我就知道了。”

亨利·亚当斯最反对的是到处都是美国人。他写道：“整个美国都来巴黎了，我得躲着他们。”

另一项纪录是有40多个国家参展。美国的产品和发明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美国的机械、农业设备、照相机，甚至是加利福尼亚葡萄酒都得了大奖和金牌，奖牌数仅次于法国。

亚当斯不会不参与的，一天他与一位从华盛顿来的朋友塞缪尔·皮尔波因特·兰利观看了机器宫。兰利是史密斯索尼亚学院的院长，亚当斯很佩服他。十多年了，兰利一直在实验飞行他的重于空气的机器，当时这个领域是很受人嘲笑的。他使用了轻型蒸汽机实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实验用的“空气船”看上去像长了4个翅膀的巨大蜻蜓。1896年有一个依靠自己的动力在3000英尺的高空飞过了珀特马克河，另一个飞行超过了4000英尺的高度，这是历史上超过空气重量的机器首次自由飞行。

兰利是亚当斯在法国“教育”的另一部分。他领着亚当斯，没看大部分的工业展，直接来看“动力”展。“他主要的兴趣是可以让他的‘空气船’飞起来的新发动机。他教给亚当斯异常复杂的新戴姆勒汽车发动机的工作原理。”亚当斯听得如坠云里雾里。

他们从内燃机展厅走到了一个大厅，亚当斯“开始觉得40英尺的发电机就像一种精神力量，有点早期基督徒对十字架的感觉”。

美国艺术展（亚当斯和兰利没有花时间看）展出了许多在巴黎学习过的美国年轻人的作品。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国际大展上崭露头脚。索西丽亚·鲍、罗伯特·亨利、亨利·O.泰纳和他们这一代其他人的作品，和那些已经成名的美国大师温斯洛·赫马、托马斯·埃肯斯及詹姆斯·惠斯勒的作品摆在了一起。玛丽·卡萨特的一幅母亲和孩子的绘画，约翰·辛格·萨金特最近的几幅肖像画都参展了。

这次没有见到其作品展出的是乔治·P.A.希利。他于1894年在芝加哥去世。从1855年起，每届巴黎博览会都有他的作品，共有14幅作品参过展。

与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画家，如卡罗勒斯·杜兰和埃德加·德加等一起参展的有西班牙19岁的画家巴勃罗·毕加索。

画和雕像都陈列在了专门为这次博览会建造的大宫殿里，完全依据“美好时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安定时期）的精神建造的，坐落于亚历山大三世新桥和香榭丽舍之间。对于所有进入的人来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在一层巨大的空间里，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和钢铁凉棚上倾泻下来的灯光照耀下，从头到尾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雕塑，这是这次盛会的奇观之一。

对于圣高登斯来说，他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场合展示过自己的作品。虽然他对这么多作品“乱七八糟”地摆放在一起比较烦，但是他知道在一个地方见到这么多艺术精品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而且以后这样的机会也不会多。如果耐下心来，进入到由“各种姿势的胳膊、腿、脸和躯干”组成的迷宫里仔细观察的话，有许多“非常出色”的作品在里面。

他参展的主要作品有4件——谢尔曼将军和胜利女神、肖的纪念雕塑、《清教徒》和《博爱之神》。这其中，骑着马的谢尔曼将军是最高的。另外，他的14件浮雕肖像复制品也参加了展出，包括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

综合考虑他的作品，圣高登斯得了大奖。《博爱之神》被法国政府买走，放在了卢森堡博物馆。有一件事，只有几个人看到，但对他来说意义非凡，有人见奥古斯特·罗丹在肖的纪念雕塑前站住，摘下帽子露出脑袋致敬。

圣高登斯对罗丹的感情很复杂，他喜欢他早期的作品。赫马·圣高登斯记得和他父亲站在罗丹著名的《巴尔扎克》雕塑前，听父亲说这座雕像给他的印象是“摇曳烛光的效果”。不过，罗丹依然是法国最伟大的雕塑家。他当众对一位美国人致敬，对圣高登斯来说，这也是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个伟大时刻。

正当圣高登斯在这里得意洋洋的时候，灾难降临在了他的头上，古熙出发去美国安排他们回国的事宜。1900年6月下旬，古斯突发严重胃痛。他去了巴黎最好的三个医生，都立马告知他小腹的肠子里有一个肿瘤，必须马上手术。

他几乎一下子被可怕的想要自杀的抑郁所打倒，如果末日到了，也得让他选择一下时间呀，生活一下子变得不可忍受了。那些和他一起在巴黎的人，没有一个人像詹姆斯·弗雷泽那样整天和他在一起，并很关心他，注意到了他的心情变化的。弗雷泽对圣高登斯患癌症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是对他越来越不好的精神状态关心。几年之后，弗雷泽回忆写下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和圣高登斯所说的话。

弗雷泽那年6月的一天早晨来巴尼奥街3号的自己的大工作室，突然，圣高登斯冲了进来，径直进了他自己的小工作室。然后，弗雷泽就听到了圣高登斯工作室外面的门开了，猛地摔上，接下来一切都静了下来。

约一个小时之后，圣高登斯又回来了，让弗雷泽进他办公室，他有些事情必须告诉他。

弗雷泽写道：“我进去，注意到他的脸色不对，很激动……”圣高登斯开始说：

我刚经历了很不平常的事情……现在看来，我病得很严重，必须回家手术。我很焦虑，几夜都没睡着了。

今天早晨我突然决定我要结束这一切。我今天早晨来这儿的时候，是打定主意要跳进塞纳河的。从这里离开，我顺着雷恩街跑着，抬头看建筑时，似乎上面都写着大写的黑色大字——“死亡——死亡——死亡”，在所有的建筑上都写着……

我跑着——非常匆忙，到达河边，上了桥，低头看水面，我看到了明亮的阳光下的卢浮宫，一下子，一切都变得美丽了。卢浮宫美极了，比我之前见过的任何时候都美。

我不知道是奔跑还是匆忙让我改变了心绪，也许是卢浮宫建筑的美丽和塞纳河的波光粼粼——不管是什么，我一下子觉得沉重和黑暗从我心头抹去了，我高兴了，发现自己在吹着口哨。

弗雷泽写道：“他仍然很激动和高兴，我觉得他度过了可怕的危机，安全了。”圣高登斯说，是巴黎——巴黎的晨光、从艺术桥上看下去塞纳河的波光、巴黎的建筑，救了他。

圣高登斯于1900年7月中旬离开。离开之前先到巴尼奥3号对谢尔曼和胜利女神进行了最后的交代，他坚持要在巴黎铸铜。

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坐船去看博览会的时候，圣高登斯起航回国。他病得很严重，由一个医生相伴。古熙在纽约接船，他们径直去了波士顿，住进了马萨诸塞总医院，做了第一次手术。第二次是在同年11月份。

随后，在新罕布什尔的考尼士家里待了下来，古熙竭尽全力照看他的身体。他又建立了一个工作室，继续工作，尽管放慢了速度。

1901年新年到了，这标志着20世纪的开端。春天来了，博览会过去了，冬天也过去了。巴黎又恢复了往常的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美丽四射。

据报纸上报道，香榭丽舍和布洛涅森林“大多都泛出了新绿”。天气晴朗，气温合适，栗树白花盛开，“全世界”都出来到街上和公园散步，或者心满意足地坐在室外餐厅“享受那有名的小吃”。白天长了，让傍晚的散步更加悦人。

歌剧院里，古诺的《浮士德》、瓦格纳的《唐豪瑟》正大受欢迎。美术学院里，纪念奥诺雷·多米埃的首次画展吸引着大批的人们，让那些刚发现多米埃的美国艺术生“每日都云集在那里”。

一位美国年轻的演员以希腊和佛罗伦萨舞蹈在维利埃大道上一家排练房“崭露头角”，23岁的伊莎多拉·邓肯和母亲及兄弟姐妹一起在前一年到的欧洲。他们来到了巴黎，非常兴奋，她和学艺术的哥哥早晨5点就起来到卢森堡公园跳舞。

“我们没钱……但我们什么都不缺。”她回忆说。

新世纪对于他们和他们这一代人会怎么样，还无法预知。而现在他们在巴黎了，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