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和希利多长时间见一次面，他们可能谈了什么，很遗憾都没有记录。他们两人当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他们是否谈论过彼此从波士顿和纽约卑微的起点，早年在巴黎的学生生活，或是南北战争和他们的偶像，这些都一无所知。

古熙对巴黎越来越喜爱，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每次出去，都越来越喜欢它了。”

除了希利之外，他们也见到了其他有名的美国人，有波士顿三一教堂的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和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又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巴黎。他们记得在一次赫歇尔街3号的聚餐上，吐温一支接一支地抽黑雪茄，最后问了一句：“什么是艺术？”这是大家要回家的信号，古斯从不喜欢“谈论艺术”，厌恶艺术理论。

卡洛尔·贝克维斯和约翰·萨金特经常出入他们的公寓和工作室。这两个年轻画家共用的工作室和古斯在田园圣母街73号的工作室在同一条街上。古斯学生时期的一些老朋友，像阿尔弗雷德·加尼埃和保罗·彼翁也常露面。

古斯对学生们很感兴趣，特别愿意鼓励那些他认为有希望的人。除此之外，威尔·娄写道，他有一种方式，他的表达就是“让人‘看见东西’”，这让他们难忘。娄写道：

他，简单地说，就是认为自己实际上不善于表达；对于那些口头上滔滔不绝的人，他实际上有一种反感，就像一个技艺很高的艺术家对一知半解又喜欢吹嘘的业余人士的那种感觉。

但确实因为他是那么认真的一个艺术家，他的头脑中的图像很清楚，他自己能看到这些图像，然后把它们再表现出来，让别人看见。这些是不能言传的。

萨金特给圣高登斯的印象很深，另外，他喜欢这个年轻人。他们交换了作品。萨金特给了圣高登斯他的一幅水彩画；圣高登斯给萨金特刻了一个小纪念章，上面是萨金特的侧面浮雕像。这是他们互相欣赏的开始，从此开始了长久的友谊。

要在法拉格特塑像上取得“突破”，让其不同凡响，仍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随着圣高登斯对自己的苛求，就变得愈发难了。他对小时候经历过的南北战争记忆深刻，还记得从徽章雕刻师的窗户看出去，看到新英格兰的志愿者走过百老汇大街，唱着“约翰·布朗的身躯”，看到林肯和格兰特，还有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他以前写过：“我对南北战争中的英雄充满了敬意，我觉得以一种高尚、尊严的方式来纪念他们是我的责任。”

纽约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圣高登斯的家。他知道，法拉格特是纽约的第一个南北战争的纪念雕塑。

3月底，他突发严重的肠炎，发高烧。古熙写道：“怀特先生、路易斯和我日夜照顾他。”许多天过去了，他才慢慢恢复到可以在她身旁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几周之后，他才能恢复工作。抑郁——他称为灵魂中的“低音”出现了，更糟的是有一种时间在浪费的感觉。古熙告诉她父亲：“您不知道他呆着不动有多么难受，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做。”

这是圣高登斯想过的最大雕塑。神奇之处在于，他开始是一个徽章雕刻匠，完美地掌握了这门精细的技术；而现在，时间并不长，就开始干如此大型的工程，不过徽章雕刻中所学到的“精细”，即使在这样大型的雕塑中，也是用得上的。

他的灵感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雕塑家多纳泰罗雕塑的比真人要大的圣乔治大理石雕像。他在佛罗伦萨见过后就再也忘不了。多纳泰罗是他的偶像，仅次于米开朗基罗。圣乔治的塑像，一个人平静地站立着，已经做好了要面对整个世界的准备，这种效果正是他期望他的法拉格特能够达到的。

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圣高登斯的内心和他所塑造的对象当时的内心实际是相似的。他常说：“孕育一个想法，然后抓住不放。只有坚持不懈的人才能有所成就。”1870年法拉格特牺牲后出版的纪念文集《军队和海军日志》中写道：“法拉格特一旦决定要干什么事情，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

圣高登斯为制作法拉格特塑像，先用陶土塑了一个两英尺高的人像。他的另一条工作原则是：“有问题都要在小样品上解决，不要留到大的成品身上。”因此在小样品上必须下大功夫，他喜欢说：“整个效果都在小样品上。”

按程序是把这个两英尺的样品放大到真人大小，仍然是泥塑的。不过，这次里面用一个铸铁支架支撑，一旦真人大小的塑像完成，就作为样品，再制作八英尺高的塑像，还是用陶泥塑，不过用更大的支架支撑。

大的陶泥塑像需要进一步的加工，然后用石膏一部分一部分地做成模子，再按照模子铸出石膏像，石膏像再加以修饰，最后铸成铜像。每一步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雕塑之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这些工作的对象——大卫·格拉斯哥·法拉格特，圣高登斯从不认识，一眼也没有见过，只有照片和像章作参考，另外还有上将的遗孀和儿子的描述。他私下里还承认：“我对大海也不十分了解。”

实际生活中，这位英雄身高约5.6英尺，要把真人大小的泥像制作成大尺寸的塑像，他需要用卡尺测量成百上千次。为此，在塑像旁边要搭一个大型的脚手架，工人们从脚手架上够到塑像的突出部分。

即使有精心计算和用卡尺测量，最熟练的工匠也不能做到十全十美。只有艺术家的眼光和给泥土以生命的强烈愿望，才是决定性的要素，这贯穿几乎每一个环节。

圣高登斯后来写了这个雕塑的“困难”所在，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的各种助手、设备，以及产生的垃圾，还有“所有那些想一飞冲天的感觉”。

他解释工作中的延误，说雕塑家的作品需要长时间的雕琢，不能有半点儿疏忽，如果工作中有漏洞的话，简直就是犯罪。他非常怕把雕塑做不好。他写道：“要是一张画不好，可以束之高阁；书不好，可以被世人忘记；而铜像是会永久保留的，或者让大众喜爱，或者暴露出我们的愚笨，这些都是不能磨灭的。”

完成的作品应当体现独特的人物个性，不仅仅是做到“形似”就可以了，而是必须表现出那个人的气质。

“法拉格特的腿似乎很不好办。”古熙汇报说，古斯坚持认为法拉格特的腿必须是稳站在大海上的，但怎么取得这种效果呢？有一个纽约来巴黎游览的朋友理查德·沃特森·基尔德，是《斯克莱布诺月刊》的编辑，有点像法拉格特。他同意来摆腿的造型。古斯还是很发愁，古熙在他发病前写道：“法拉格特的一条腿一直困扰着他，他已经在上面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了，但仍然不满意。”

上将的纽扣、绶带、帽子和佩剑都得和真实的一样，同时也要成为他自然的一部分，就像他的站姿一样。最重要的还是脸。脸和头，和绘画不一样，必须从任何角度看都要合适，整个作品从任何角度看都得合适。

即使圣高登斯病后返回到了工作中，工作的进度也大大落后于计划的时间，花费在不断上升。古熙的父母一直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她觉得有必要向他们解释现在的工作状况，工作都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更多的帮助。她有一次直言不讳地说：“对不起这么麻烦你们，不过我们必须得有点儿钱，要不然就垮了。”她强调说，仅推泥塑样品车的车轮就得花40美元。

她对丈夫不动摇的信心是显而易见的，她想让家里的人知道他是多么地努力，为工作付出了多少。几乎没人理解他需要花多长时间工作和不断地思考。“他对一直不断（到工作室）的参观者感到很烦，他没有赶他们走，他不是那么……”

1879年5月8日她写道：“古斯今天在做法拉格特的左腿。”一周之后，她可以汇报说：“奥古斯塔斯……似乎征服了那条让他头疼的腿。”5月30日，她终于宣布：“法拉格特有了两条站立的腿了。”不过又说法拉格特仍然让“古斯感到很麻烦，他发现要使自己满意很难”。

到6月，他开始制作上将那摆动的大衣，想让它看起来似乎有风在吹动。古熙看到他把丝绸做上了皱褶，还有那大衣的布，看上去就像真的是丝绸和布制的一样，她很是惊叹。

她越来越高兴——随着他工作的进展，还有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越来越多。星期天，他们在布洛涅森林度过整个下午。就他们两个，采摘野花，坐在树下谈话。她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巴黎：“很奇怪，在这儿生活几年之后，生活变得如此迷人，有那么多要看的和做的。”她给一个朋友画了像，是一位名叫法娄的旅法美国医生的妻子。医生对画像的效果感到非常高兴，也让她给他画一幅。

和斯坦福·怀特一起加工基座的工作还在继续。等到夏天又到了，怀特选择了去意大利，古斯决定也去。医生告诉他需要休息，换换环境。古熙和妹妹珍妮去瑞士的奥克斯城堡游览，等着古斯和她们在那里会合。他8月6日到了那里，给她带了一个漂亮的灯，后来挂在了他们巴黎的客厅。他们和怀特在瑞士又待了几天。

出门的休息对古斯很有好处。她说：“（他）感觉像一头狮子。”基座的问题解决了，怀特返回了纽约，似乎一切顺利。

然而，古斯和怀特有矛盾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不是十分清楚，最接近于解释的是后来珍妮妹妹说的。珍妮写道，古斯的“友谊，或者应该说爱，不够”，因为可能有些看不惯怀特的个性和生活方式。

早期，怀特的热情、超乎寻常的行为、工作的能力、善良的品质和友情，让他有魅力；但后来，他的好斗、强烈的偏见和有点儿势利，让古斯有些烦……

古斯对衣食不讲究，和在巴黎的学生时代一样。古熙叹息说，他会把衬衫穿到满是破洞。根据珍妮的说法，他开始看不起怀特对食物的讲究。珍妮说，怀特那些天在食物方面“显示了自我放纵”。珍妮回忆起在瑞士过一个山口的时候，怀特坚持要耽搁好几个小时，放下一切，就为品尝一下当地小店中的一些名吃，这惹恼了古斯。

当然，事情不只是这些，不管是什么事情，似乎是在意大利开始的。在后来给怀特的一封信中，古斯说他“对在意大利（所做的）事情感到抱歉”。在回信中，怀特没有要求进一步的道歉：“如果（在意大利）有人行为很好的话，是你，我有许多理由应该挨踢的。”

不管矛盾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友谊没有破裂，即使说是淡了一些的话，他们的合作在继续。

还有重大的问题要解决，还没到定最后的高度和地点的时候。

古斯和怀特的通信继续着，有关于使用什么石头来做基座的问题，还有古斯要做两个浮雕天使来代表勇气和忠诚。十四街与百老汇大道之间的联合广场依然是法拉格特委员会选择的最佳位置。圣高登斯也趋向于同意，尽管他有点儿担心这个广场上巴托尔迪塑的拉法耶特塑像的高度。

怀特在纽约到现场去调查，报告说拉法耶特的塑像立起来不到8英尺4英寸高。他告诉圣高登斯：“如果你坚持做到8英尺6英寸，我想你就没有什么问题。”

怀特觉得再往外一些，在二十三街和二十六街之间第五大道上的麦迪逊广场公园，特别是在二十六街和第五大道的拐角处是更好的地方——“安静而且独特，是大道高贵部分的起点……沿第五大道走过的人流会一下子就看到它的。”他还提醒古斯，戴尔莫尼孔——市里最时尚的饭店就在街对过。古斯明白仅这一点就对怀特有多大的意义。

“那就向麦迪逊广场进发。”古斯回应道。

他和怀特都知道这对纽约来说，以及他们的事业来说有多重要。他调动他能调动的一切力量，给委员会成员、前驻法大使约翰·迪克斯写信说，这座塑像“应该和普通的常规塑像区分开”。

1879年10月14日：……奥古和以往一样地忙碌，心情不佳。除路易斯之外，他又找了三个人在工作室干活，主要是制模工，现在的进展让他焦虑。他们准备放大塑像，昨天他们出了点错，今天就得花一整天的工夫来弥补和纠正昨天的错误。奥古的一位雕塑师朋友说他被它搞得快发疯了，很长时间了，好像没多少进展。我告诉你们这些是想让你们了解这儿的工作。奥古想要用蜡来放大头部，就在这里（公寓里）做。他对法拉格特很用心，现在在加工一边角（给基座）。我希望我能帮他，但似乎除了让家正常运转，保持他的衣服齐整之外，我也做不了什么，路易斯在尽全力干活，不做出点儿什么成就他是不会满意的。因为白天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们尽量9点就上床休息，6点半左右起床，我不知道将会怎么样，我们要试一试……

11月14日：法拉格特的塑像放大之后看，要比真人大小的那个好看多了。如有必要，现在就可以铸造了，但奥古可能会再自己加工两个月，再铸造。

这种“用心加工”一直持续着，古斯似乎对自己所做的很满意，不愿意就此结束。

古熙分到了任务，给“我们的法拉格特”的袖子上做镶边，这是“纯机械的事情……但花那么多的时间……”

当然，生活中不仅仅是工作，古斯租了一支长笛，古熙租了一架钢琴给他伴奏。她告诉父母，这两件的租金每月才3美元。

有时候她在信尾写上几句提气的句子，或者画一个自己的卡通或漫画，把头和胡子画成三角形，长鼻子就是从额头下来的一条直线，眼睛是两个小点。

在整个漫长磨人的过程中，塑像表层的大量陶泥必须保持潮湿，如果干透了，塑像就会裂。1879年12月是自从围城那年以来最寒冷的冬天，巴黎下了一英尺多厚的雪，塞纳河封冻了。他们工作室的担心是陶泥结冰，塑像裂开。于是生了两个大煤炉来保暖，日夜仔细监测室内气温和陶泥表面的温度。古熙写道：“可怜的奥古很着急，不知该怎么办，白天很短，光线也不好，他一天没有多大进展。路易斯就睡在工作室，一直看着炉火。”

1879年12月29日，古斯在给理查德·基尔德的信中说：“我现在脑子里所想的一切就是，带花边的胳膊、腿、衣服、鹰的图案、帽子等等，别的什么也不想，就想那个塑像。”

在同一天给拉法格的信中，他吐露说：“我对我所做出的作品什么地方好没有什么概念，有时我觉得好，过一会儿，一般，再过一会儿，就觉得不好了。”

到1880年1月的最后一周，陶泥雕塑的像基本让雕塑家满意了。所有的都满意，就差一条腿很麻烦。古熙说：“法拉格特的一条腿很让他烦，他肯定咒骂过无数遍了。不过昨天，第一次他把腿和裤子做得是那么合适，我去工作室的时候，他在唱歌，我知道，他非常高兴……”

上将直立起来有8英尺高，双腿分开，左腿（最让他头疼的那条腿）微微在右腿之后，14英寸长的大鞋尖直指前方，身体左边悬剑，左边的大手抓着望远镜，比例正合适，颇有英雄气概。

他似乎是站在海上战船的甲板上，头微翘，眼睛直视前方，勇敢地面对一切。双排扣的大衣似乎真的被风吹开了，后摆在风中飘着。在注重袖口上的花边、扣子、腰带和挎剑的剑鞘这些细节的同时，在整体上有一种简洁，蕴含着巨大的内力。尽管塑像的尺寸放大了，看上去犹如活生生的人站在那里，例如，上将没有系上大衣的第三颗扣子。

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坚毅，极富表现力，脸上的表情就像充满了力度的站姿一样，让人一看就有一种指挥官的气势。

把塑像铸成石膏像计划于2月9日星期一开始。古熙从工作室报告说：“这里有19大袋石膏，还有许多铁条，这些都将铸到塑像里面。要用四天的时间来做模子，然后……铸造石膏像。”

铸完之后，古斯马上就开始加工，做完之后，他向斯坦福·怀特报告说：“觉得好多了。”

现在允许一些报纸的记者来看一看，大家都心知肚明，在塑像完成之前什么评论也不能发表。“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塑像，在法国也没见过，”《纽约世界》的记者立刻写了出来：“塑像完美自然，看起来不像是泥土雕塑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是第一篇夸赞的评论，但古斯很恼火记者在这个阶段就发表评论。

几天之后，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要进行下一步了，结果出现了事故。在把塑像从脚手架上移动的时候，它滑了下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把那条让人头疼的腿又摔裂了。有20人在用绳子和滑轮移动它，似乎谁都没犯什么错。古熙在信中解释说：“它实在是太重了。”圣高登斯和其他人抓紧工作，修复了摔坏的地方。

让大家都高兴的是，天气一下子好像成了夏天。古熙写道：“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所有的植物泛出了新绿……每一扇窗户……整天大开……巴黎的春天似乎还没有这样过。”古斯“为他的塑像感到高兴，非常高兴……”

古斯决定把法拉格特的一个石膏像和五个浮雕交到巴黎艺术品展览会上。有一小段时间，在进入展厅之前，雕像暴露在了室外，古斯是第一次在室外看到自己的作品。古熙写道：“他感觉非常开心，说他现在知道了，自己做得不错……”

他参展的作品获得了好评，法拉格特尤其得到了法国评论家的高度赞誉。圣高登斯记了下来，《两世界杂志》的埃米尔·米歇尔写道：“美国人有大胆创新精神，法拉格特的塑像就表现了这种精神。”《艺术》的保罗·勒卢瓦说：“塑像是水手的化身，其制作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到了5月中旬，石膏像准备运到有名的格吕艾特铸造厂进行铸铜了。圣高登斯觉得这个过程十分重要，所以他坚持亲自指导整个过程。古熙告诉父母，花费是1200美元，她要和他一起去铸造厂观看：“你们知道，这是让人兴奋的……”

圣高登斯参与了铸造的整个过程，每天心惊胆战。两周之后，塑像的下半部在铸造时又出了问题，又得重新来，又额外多了不少花费。到最后整个铸造完毕，塑像完全铸上了铜，像圣高登斯希望的那样，整个外表完美无瑕，上将的扣子和肩章发出了微微的亮光。

最后的成品——8英尺3英寸长、重900磅，小心地包装起来，通过铁路运到勒阿弗尔，装船运到纽约。这是到那时止，从法国运来的由美国人制作的最大的铜铸雕像。

到仲夏，一切就绪，古斯和古熙出发回国。

<h3>三</h3>

9月29日，一个男婴在罗克斯巴里出生了，洗礼时用了外祖父的名字取名为赫马。接下来的几个月，古熙和孩子待在娘家，圣高登斯急忙在纽约找了一个工作室，集中精力加工法拉格特的基座。

经过和委员会在经费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古斯和怀特商定，基座加塑像共高出地面9英尺。基座包括一个高高的微带弧度的石头面延伸到左右，这样塑像放上去就好看了。上面还要刻两个象征着忠诚和勇气的浮雕人物，再加上海浪和鱼的背景。整个的基座是用哈德孙河的蓝色石料制作，想用这种石头的天然颜色来突出海洋的主题。同时还刻上了一篇纪念上将的铭文，由怀特的父亲执笔。

代表忠诚和勇气的人物浮雕本身就是分量不轻的工作，路易斯·圣高登斯也参加了。她们是坐着的，和法拉格特本身一样大，美丽而不加修饰的双胞胎姐妹，胳膊伸出3英尺。勇气的脸上多了几分坚毅，身着铠甲，而忠诚则是半袒胸脯。这样的基座在纽约，乃至在美国都很少见。

“昨天我干了整整一天，今天也是，希望两个星期左右完成勇气和忠诚。”圣高登斯高兴地从纽约给“亲爱的古熙”写信，“他们已经开始刻鱼了，看上去很好。给法拉格特做基座的蓝石是开采出来的最大块的。”

他逗她说：“我告诉过你吗？这里有许多的美女，比法国要多得多，她们都有漂亮的胸部。”然而是谁作为忠诚和勇气的模特不得而知。

在信的结尾他问候了孩子“宝贝”：“他还是小皇帝吗？”

1881年5月25日，在麦迪逊广场举行了庄严的揭幕式。

海军军乐队演奏着进行曲，海军士兵列队行进。纽约著名的律师和演说家约瑟夫·H.考伊特发表了纪念上将的长篇演讲。10000人在炽热的阳光下参加了揭幕式。

在演讲台上坐着45位“贵宾”，有法拉格特夫人、市长、州长、教堂的主教、海军上将、将军和委员会成员，还有雕塑家圣高登斯和他的夫人。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就在他的家乡。

纪念雕塑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评论家激情洋溢，整个艺术节感到了震撼。《纽约时报》欢呼法拉格特的诞生，标题上写着：美丽出色的艺术作品——圣高登斯先生的胜利。

法拉格特就和其本人一样，安静、率真、严肃、认真地履行职责。其英雄气概一点儿也不做作……雕塑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雕饰和浮夸”，无论是在人物神态上还是衣着上。即便不是百分之百的质朴和真实，也做到了平凡中见伟大。

基座上的人物浮雕，忠诚和勇气可以位列美国雕塑精品之列，《纽约时报》继续说：“面部自然……精雕细作，功力稍弱之人绝对无完成之力。”

《纽约晚邮报》的评论说，上将那不可战胜的气质“显示在了雕塑的脸上”。雕塑作品让人感到其不是艺术作品而是有血有肉的人。“观众们感受到的不是铜、不是雕塑，而是上将本人。”

理查德·基尔德在《斯克莱布诺月刊》上写道：“严峻、大气，而且精细……充满了尊严和含蓄的力量。”他一点儿也没提他曾给塑像做过腿的模特。他还写道，圣高登斯的作品可以称为是“新的多纳泰罗”。这一定让圣高登斯很高兴。

赞扬来自四面八方，最让圣高登斯感动的是那些来自同行艺术家朋友的。麦特兰·阿姆斯特朗也从巴黎回来了，写道，这个塑像让他惊叹：“看到这样一个新东西让人感到青春的热血又回来了，令人觉得生活还是有价值的。”

揭幕式几天之后，大约半夜时分，圣高登斯、古熙还有一个朋友从一个聚会上步行回家，走在了第五大道上，快接近麦迪逊广场时，看到一个老人独自一个人在月光下看着雕塑。圣高登斯认出了那是他父亲。他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他还在这里做什么。

父亲回答道：“你去忙你的事业了，我难道还没有权力在这里站一站吗？”

距离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19岁那年乘坐低等舱去巴黎已经14年过去了。他当时什么也没有，只有雄心壮志和父亲给他积攒的他小时候的工资100美元。

现在他有了妻子和儿子。在巴黎的三年对他和古熙来说是困难的，也是高产的，他感到幸福。有了这么辉煌的开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确实已经“一飞冲天”了，取得了他梦寐以求的人们的认可。以后他似乎没有可能再挣扎着去找工作，靠别人的资助生活了。他和斯坦福·怀特已经开始了一个新项目。

另外，他成了一个艺术家，用他出众的才华来纪念美国的内战。后来，他先后雕塑了六座宏伟的公共纪念雕塑，来纪念那场战争。这些中还有一个是像法拉格特一样，是在巴黎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