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子靠近门口，听到敲门声，我转身开了门，有一个头发灰白的先生带着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年轻人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我猜他一定是刚来的。那位先生用法语和我打招呼，我同样用法语回答他，但不怎么流利……他显然看出了我是他的同胞，因为他接下来和我说开了英语，我们简短地低声说了几句……卡罗勒斯很快做完了他的评论，我向他引见我的同胞。萨金特的父亲解释说，他带儿子来这个工作室，想让他来当学生。公文包在地板上打开了，展开了画卷，我们都围过来看……（我们）惊呆了……

有裸体画、肖像画、油彩和水彩临摹的丁托列托和提香的作品、水彩风景和人物画，画的是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过了很久，威尔·娄还能体验到当时的“震撼”。

老师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么多的青年习作，然后低声说：“你想来我的工作室做我的学生吗？我很欢迎。”没几天，他就进了班。

他的基础在他的新同学中无人能比，这位天才（这是个合适的词）很快就学会了当时画室中流行的方法，然后以此为激励，进步远远超过了能从卡罗勒斯的指导中得到的东西。

约翰·萨金特18岁，看上去还要小一些，个子刚好超过6英尺，特别有礼貌，能说几种语言。虽然他没到过美国，说的英语有英国口音，但是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他从出生就在欧洲，他的父母离开了祖国，在欧洲旅行，从一个城市或疗养地到另一个城市或疗养地。有20年了，他们根据一年的季节，寻找最适宜的气候和最经济的食宿，很少在一个地方常住下来，他们找不到在任何地方常住的理由。约翰出生在罗马，在佛罗伦萨、伦敦、巴黎，西班牙的各个城市，波城、比亚里茨、萨尔茨堡、尼斯、圣莫里斯、威尼斯、马焦雷湖、德累斯顿等地生活过，后来又回到佛罗伦萨，1874年回到了巴黎。

他的父亲费兹威廉·萨金特32岁时就放弃了在费城行医，现在早已厌倦了这种自我流放的生活。“我厌烦了这种游牧式的生活。”他1870年曾从佛罗伦萨给母亲写信说。

春天来了，我们拆除帐篷，进行迁移，去寻找夏天，秋天到了，我们还得收拾行装，出发去气候温和的地方……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家，在我的同胞中安定下来，扎下根来。

他们的生活不是人们普遍想象的那种浪漫的国外生活，不受美国地方的限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种不得已的生活，在他来说是伤心的。他的妻子玛丽·辛格·萨金特不想回家。她喜欢欧洲——这里的艺术和音乐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的水彩画画得很好，她喜欢娱乐，喜欢在文化圈中闪光。同时，她的身体不好，约翰的两个妹妹艾米莉和范厄丽特的身体都不好，她们的健康需要欧洲，她坚决拒绝回家。

另外，就是钱的问题。如果在欧洲花钱谨慎一些的话，人不仅仅能生活过得去，而且还能过得较为体面。花费比国内低得多，这一点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如果回到美国的话，经济上的窘迫很快就会显现出来，而体面对于玛丽·萨金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依赖她的钱生活的，不是依赖她丈夫的钱，所以她的希望要优先考虑。

父亲费兹威廉私下写道：“玛丽的收入仅能让我们越来越节衣缩食……”收入的数额大概是每年700美元。

母亲玛丽个子矮、圆乎乎红脸蛋，感觉好的时候充满活力，父亲则消瘦、俭朴、忧郁。约翰后来唯一一幅被人们所知的父亲的肖像画叫《悲伤研究》——他的瘦削的面颊、眼睛、嘴和下垂的海豹小胡子写满了沮丧。

不过，孩子们带给父母的喜悦是很大的。“约翰尼”特殊的才能越来越彰显，他们越来越高兴。小时候，约翰就在课本上画满了画，老师对让他学习印刷在课本上的东西绝望了。他的一个表姐玛丽·黑尔后来写道，他似乎从未放弃过对美的关注。约翰告诉她，他最初的记忆是佛罗伦萨的托尔纳波尼街水槽中的一块深红色的鹅卵石，那颜色是那么美丽，他常常想着它，让保姆每天散步时带他去看。

看到他小小年纪进步很快，母亲坚持让他几乎每天都画。“画画似乎是他最喜欢的事情，我想他有一个好的艺术家的天赋。”费兹威廉自豪地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加上了许多别人对孩子的赞扬：“此外，他还是个好孩子，大家似乎都喜欢他。”

约翰在学校的学习也不错，拉丁语、希腊语、地理、历史和欧洲语言学得都不错。他喜欢音乐，学习弹钢琴和演奏曼陀林，在学校也学习艺术，而暑假则有家教指导。费兹威廉报告说：“我亲眼看到他学习很好而且喜欢学习，他喜欢他的老师，这对于取得进步也是很重要的，他的老师应当很喜欢他。”

母亲和约翰一起去画画，坚持要求他，不管每天开始画多少素描或水彩画，至少每天要有一幅成品。13岁的时候，约翰就知道了，他最想要的是过艺术家的生活，父母都很支持他。1870年冬天，他进了美术学校，春天和母亲一起到波波利公园去画画。

1874年春，全家搬到了巴黎。约翰跟表姐解释说：“我们听说法国艺术家无疑是现在最好的，而且他们愿意收学生。”5月19日，费兹威廉从巴黎给他父亲写信说：“我们来这里主要就是要看看能否对约翰的艺术学习方面有好处……”但要找到“舒服又便宜”的住所很难，“住宿的地方都很贵”。

他们在香榭丽舍附近的阿巴特里斯街找到了一个“有点儿小”的公寓，一切都很合心，就是保姆（照顾范厄丽特的）不大令人满意，是和公寓“搭配”来的，很快就会解雇她。她喜欢讲她亲眼所见的公社兴衰的细节，她描述了火烧市政厅和杜勒里宫，说希望能再次见到这样的情形。费兹威廉说：“这样，我们都不敢把孩子交给她，担心她把我们的血肉给买了，或怎么着了。”

至于巴黎，他很高兴又回来了，他真心地喜欢法国。

我相信，人们对巴黎不公正。过客们只看到了浮在表面上的享乐、恶习和放荡……在其坚实的底层是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的诚实、正直、节俭和道德，是智慧和勤劳，是不屈不挠的对道德、幸福和家庭伦理等真理的探求……

最主要的是巴黎对约翰很重要，他“非常耐心和勤奋，有成功的希望”。

随着夏季的到来，卡罗勒斯·杜兰把他的课堂搬到了枫丹白露，约翰跟了过去。那年秋天，约翰被美术学院录取。J.奥登·威尔也被录取了，他说约翰是“我所见到的最有天才的家伙之一……这样的人让人振奋”。芝加哥来的卡罗尔·贝克维斯很努力，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在日记中他提到，约翰·萨金特的作品“让我自己对自己的作品摇头”。

威尔、贝克维斯、威尔·娄和其他的美国学生都还在努力学习法语。他们看到约翰·萨金特可以用流利的法语或意大利语或德语以及英语交谈，感到非常惊讶。

跟随卡罗勒斯·杜兰的学习还在继续，约翰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让大伙感叹不已。卡罗勒斯讲大家必须注意中间色调，一再强调他们应当毫不迟疑地学习委拉兹开塞。几年之后，在和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威廉谈话的过程中，约翰谈到了绘画：“如果你开始绘画时用中间色，从那里开始朝深色过渡，你最后就得用最鲜亮和最深的颜色，才能避免颜色搭配不当。这是卡罗勒斯教我的。”

约翰和家人住在一起，集中精力在功课上，对左岸学生的业余生活知之甚少。直到一天晚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清理了工作室，把画架和画布清理到了一边，点起了彩纸灯笼，租了一架钢琴，进行了一次所谓的“疯狂发泄”。跳舞、喝酒、唱歌，一直到4点。总之，他们说这是拉丁区舞会典型的做法。

接着他补充说：“我非常喜欢这种狂欢，我的希望不高，也许这对我来说太新鲜了吧。”

在同学中，他和贝克维斯相处得最好。1875年，在父母的鼓励下，他离开了家，和贝克维斯搬进了左岸田园圣母街的一个五层画室。在业余时间，贝克维斯画了一系列的约翰·萨金特的素描，记录下了了不起的约翰（现在开始长胡子了），有约翰弹钢琴、约翰在画架旁、约翰在扶手椅上读莎士比亚。好像贝克维斯和其他人都对他着迷。威尔·娄解释说：“当然，我们是和一个天才在一起。”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另一个美国学生沃特·盖伊回忆说。不过，约翰比任何人都用功。这在有如此天才的人的身上似乎很令人惊讶，那些比别人学得快的人往往比别人努力少。另外，他生活的家庭中也没人工作，父母都不工作，而他能这样用功，的确稀奇。

同时，还很稀奇的是，对在巴黎的美国学生来说，他的家人就在身边，而且是那么有意思和好客。他的朋友们发现，和约翰去参加萨金特家的聚会是非常让人愉快的。贝克维斯、奥登·威尔、威尔·娄和其他人经常被邀请去参加萨金特家的星期天晚宴。这总是让他们很高兴。威尔描述说，那些参加晚宴的人是“我遇到过受教育最高、最和蔼的人”。他们中有几个年轻的女士——约翰的妹妹艾米莉和三个表姐妹——奥斯丁姐妹。按照威尔的说法，都“非常聪明漂亮”。

“萨金特家和奥斯丁家的社交……让我们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星期天傍晚……在女士中间的自如，我害怕失去，现在又恢复了。”贝克维斯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

从约翰大约在这个时期给妹妹艾米莉和表姐玛丽·奥斯丁画的两幅肖像上，就能看出为什么这些年轻的男士有如此反应了。

1876年春，在费城举办的纪念美国独立百年的“百年博览会”的召开，是巴黎人经常谈论的话题。玛丽·萨金特决定要带上两位老人，还有约翰和艾米莉，第一次去美国看看。他们要去四个月，这期间要去拜访他们在费城的亲戚并观看博览会。也许，约翰看到了卡罗勒斯·杜兰所画的像在法国艺术很显眼的位置；还有美国画家托马斯·伊金斯和温斯娄·赫马的作品，他们也都在巴黎学习过；他和千百万参加博览会的人们一样，会看到矗立在门外的巨大的手和火炬，这是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雕像唯一从远道运来参展的部分。

也是这年夏天，在鼓乐齐鸣中，跨越纽约东河的新布鲁克林大桥的第一根缆绳架起来了。这年夏天也是卡斯特将军在小比格霍恩河的战役中倒下的时间。奇怪的是，约翰或他的母亲还有妹妹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不得而知，只知道玛丽觉得费城创纪录的97华氏度的气温酷热难耐，只好躲在阴凉下。

费城的表姐玛丽·黑尔记得，约翰给大家表演了钢琴弹唱，弹奏和演唱了他自编的激情洋溢的意大利爱情歌曲，歌词全都是专利药品的名字，这让每个人都觉得有意思。

萨金特一家去了纽约、纽波特和尼亚加拉瀑布。从约翰途中所记下来的东西看，看不出他离开了法国。他没有写信，他的素描和画是近似于日记的东西，但也没有多少路途之作。他投入最多时间和最大情感的风景画是在海上，有水彩画也有油画。其中有一张特别地画了他们在返程中遇到的一场暴风雨。

<h3>三</h3>

春天，约翰的朋友威尔·娄喜欢说，巴黎在“弥补”她“冬天所犯的天气错误”。这是一个万物复兴的季节，法国的古老历法把这叫做“回春”。在这样的日子里人觉得“快乐”，这是一种想“干点儿什么”的情感，或者就全城走一走，走过桥梁，穿过公园。

1877年春天，巴黎“到处都是高高兴兴来享受阳光的人流”。巴黎一家新的英语报纸《美国纪要》报道说：

树林里的丁香开满了花，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它们的香味。所有的公共公园和广场都栽了花，百花盛开……大街上挤满了打扮漂亮的女士，在饭店和餐馆前有大群的人，大街上的车辆五花八门，不过没有令人不快的匆忙和拥挤。

新桥粉刷一新，清理得干干净净，据说一天的人流达到了63000人。

亨利·詹姆斯一年前刚兴奋地说他完全被“巴黎化”了，1876年就决定一见到巴黎冬天要来的迹象就整装回国。他的作品《美国人》已经写完，他准备动身了。于是，这个春天他到伦敦住了下来。不过，也像詹姆斯·麦克内尔·维斯勒离开巴黎去伦敦一样，他还经常回巴黎。

乔治·希利在柏林待了几周之后，又回到了在拉罗什富科大街的家。他带回了奥托·冯·俾斯麦的画像，挂在了画室中。《美国纪要》欢呼这是一幅高贵的艺术品：“在我们的美国肖像画家中，没有谁的成就能和希利先生相比，他的作品让我们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希利的另一幅人物画像是托马斯·埃文斯医生，他已经回到了巴黎，牙科诊所重新开业，和过去一样生活富足。

玛丽·卡萨特现在也几乎完全投入到了肖像画中，但用的是高亮度的调色盘。她的绘画现在是印象派的了，色谱几乎不再用黑色。（雷诺阿曾说：“一天早晨，我们中有人没有了黑颜色，就用蓝色代替，于是印象派产生了。”）委拉兹开塞和科雷乔几乎要被遗忘了。

玛丽在一个新的偶像——德加的鼓励下转变风格了，而她终于见到德加了。德加看了她的几幅作品后，让朋友给引见。他们来到了她的画室，交谈了一个小时后，德加邀请她加入印象派。她成了这个团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美国人，也是团体中仅有的两位女士之一。另一位女士是一位漂亮的淑女，非常聪明的法国画家贝尔妲·莫里索。玛丽非常喜欢她。

“我愉快地答应了。”她写道。

她在衣着、做派和背景方面都是那么完全的传统，现在却完全摆脱了艺术的传统羁绊，感受到了完全的自由。“我终于可以完全独立地创作，不考虑评审团最终的意见了……我讨厌艺术的陈规，我的生命开始了。”

德加比玛丽大10岁，家庭背景和玛丽一样优越。他黑眼睛、黑头发、灰色的胡子，总是穿黑套装、戴黑色绅士礼帽。另外，和大多数法国画家不一样的是，他到过美国，并且喜爱美国。他母亲是美国人，1872年他去新奥尔良看望一个哥哥，他的一张最好的画《新奥尔良一个棉花经纪人办公室的内景》就是这次旅行的成果。

德加常常拜访玛丽的工作室，聊天或对她的作品进行点评。她法语纯熟，很喜欢交谈。他们谈得很愉快，他们的友谊是公开的，但仅限于友谊。他生性好斗，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他们有时很长时间不来往。美国的艺术学生沃特·盖伊非常钦佩德加的作品，并接受过他“许多好的建议”。后来谈起德加时，说他是一个极难理解的人，“他非常难以相处，非常聪明，但他的聪明带刺”。

多年之后，路易西娜·爱尔德·汉弗美尔问玛丽，德加是什么样的人，她回答说：“噢，亲爱的，他糟透了，他会瓦解你的意志。”

那么，他们是怎么相处的呢？

“噢，”玛丽回答说，“我是独立的……喜欢工作，有时他在我的铠甲上找不到一个缝隙，这让他恼火，有可能几个月我们两个都不想见对方……”尽管德加对她的影响很大，但她从未成为他的信徒。他画芭蕾舞演员、洗衣女工、巴黎餐厅的场景和赛马，而她绘画的主题很少超出她个人的圈子。

1877年秋，玛丽找到了创作的主题，她的母亲、父亲和姐姐都回到了巴黎，要和她一起搬进一所新公寓。卡萨特一家废弃了费城的家，来巴黎定居了。原因和萨金特一家选择自我流放生活方式相似，面对收入的减少，他们希望来巴黎能让钱支撑的时间更长久些。和人们常常的所料相反，当时和后来，玛丽没有从家人里找太多的创作题材。他们家搬来巴黎的另一个原因是姐姐莉迪亚的健康，这成了全家关注的焦点。

父亲、母亲、莉迪亚和玛丽搬进了在蒙马特高地下面的特鲁岱大街13号的一座六层的公寓，离希利的住处不远。凯瑟琳·卡萨特在给孙子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们住得相当高……不过我们房子都有阳台，从那里我们可以越过对面的房子，看到美丽的景色！”巴黎是一个“视觉的奇迹”，罗伯特·卡萨特写道，他的最大乐趣就是一个人进行长长的漫步。

玛丽总是和母亲很亲近，她很喜欢有母亲在身边。路易西娜·爱尔德·汉弗美尔写道，玛丽的母亲读了很多书，善于言谈，“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说起话来比卡萨特小姐更让人信服，更有魅力”。为了给母亲找点儿事做，同时也是因为分别这么长时间后互相的亲近和了解，玛丽让她母亲坐下来，给她画幅像。1877年冬天，玛丽就开始了这幅开始让她成为印象派画家的肖像创作。

画的背景完全是私人空间，很显然她母亲很随便舒服地坐在一把软椅上，在读《费加罗报》，戴着深色贝壳夹鼻眼镜，穿早晨的白色居家便装，椅子上罩着的是有花图案的印花棉布。在左后面，是一面镀金框的大镜子，这是印象派画家最喜欢画的东西，也是玛丽反复使用的。

这和正式的学术派画风正相反，对象并没有放在传统的黑色背景之中，人物也没有直视观众，她在忙于别的，在想着别的。她可以是任何人，而且似乎根本不知道周围有别人。

标题上也不写明被画对象的姓名，这幅画就叫《读费加罗报》，让人钦佩的是画得那么真实，那么不做作。一位美国艺术评论家写道：“看到一个穿着普通服装的普通人被画成这样，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我们想任何人……都不会不喜欢这幅绘制、明暗、剖析和构图都很好的画作的。”凯瑟琳·卡萨特本人十分高兴，觉得画上的她要年轻10岁。

玛丽有工作和家人，没有多少时间顾别的。她有了比以往更多的顾客和欣赏者。玛丽的父亲在把妻子凯瑟琳的画像运到儿子亚历山大在费城的住处时，写了一个便签：“这里的人们对画的评价意见一致——好。”

姐姐莉迪亚同意来当下一个模特，玛丽准备了一系列画像的第一步——莉迪亚在读报、莉迪亚在喝茶、莉迪亚在公园编织、莉迪亚在织锦架旁工作，背景都是私密、家庭、幽静、安全、安静的，没有一点儿外面的世界。

自从搬到巴黎之后，莉迪亚的身体越来越差。1878年，巴黎的医生说她可能得了肾小球肾炎，肾慢慢衰竭下去，但没有确诊。她母亲写道：“医生把我们吓傻了。似乎发现病因比治好病人更难……”很多时候，莉迪亚情绪低落，不想出去。在她感觉好些的时候，她让玛丽给她画像，这让她感觉自己有用。和母亲一样，和她在一起也让玛丽快乐。

玛丽也在画一个身着白色晚会礼服的小姑娘，躺在一个蓝色布艺扶手椅中，看上去对周围的事情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甚至也不理躺在她旁边椅子上的一条小狗。她是德加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德加对玛丽的一切还是很感兴趣。在这幅画上，他建议她如何处理背景，“甚至对背景进行加工”。她后来承认，这为她的作品增色不少。

这一家人几乎完全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不管巴黎不巴黎，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和他们在费城一样。他们对巴黎的社交不感兴趣，对任何社交都不感兴趣。玛丽对这些没有耐心，他们在这些场合不舒服。他们和平时一样生活，凯瑟琳在写给儿子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不认识任何聚居在这里的美国人，按常规，在家我们也不想认识他们……”至于玛丽的法国印象派的朋友，只有德加和贝尔妲·莫里索和他们有交往。

就像在萨金特的家里，除约翰之外别人都不做什么事情一样，卡萨特一家人除了坐着看看书报，或给玛丽当画像对象，或出去散步之外，也无所事事。而玛丽则努力工作着，心甘情愿地工作着，她后来说：“为了名和利。”

<h3>四</h3>

埃利胡·沃什波恩尽职尽责地做了8年半的美国驻法大使，觉得该让位了。他在这个位置上服务的时间比谁都长。妻子阿黛乐的身体不好，在皇后大道上的房子的租期也就要到了。新总统鲁斯福特·B.海斯就任了。

沃什波恩递交了辞职申请，于9月10日携全家人告别巴黎。不久前，他让乔治·希利给他和阿黛乐画了像，并付了希利佣金让他再画一幅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画像，这位前总统现在开始到世界各地旅行，两个月后到巴黎。

沃什波恩在回忆录中简单地写道：“经过了到纽约的一次很好的旅行，我们到了以后就是家的芝加哥……”

不出所料，格兰特将军和家人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尽管很难和“拇指将军汤姆”或乔治·坎特林及印第安人引起的轰动相比。前总统、他的夫人朱莉娅和儿子杰西下榻在旺多姆广场的布里斯托宾馆。他们受到了法国总统麦克马洪在爱丽舍宫的招待，还有新任美国大使爱德华·诺亚斯的招待，听歌剧、在王宫和沃斯购物、在林荫大道和公园散步。应法美联合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去了夏塞尔街戈蒂埃公司的加日工作室，参观了巴托尔迪先生雕像的制作。

格兰特写信给国内的朋友，同意说巴黎美丽，但不能想象在这里生活：“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一年年地住在这里，满足于什么也不干呢？”

他在希利那里的画像进展顺利，格兰特在10年前曾让这位画家给他画过像，很愉快有他相伴。和往常一样，希利一边聊天一边工作。格兰特得知希利最近给雷翁·甘必大画过像，表示有兴趣见见他。希利在家给他们安排了家宴。他后来写道：“这两个人的对比太明显了。”

格兰特是典型的美国人的方形头，意志坚定，红胡子中掺杂着灰色，他手势简洁，沉默寡言；那位法国人有着南方人的神采飞扬的神态，他的手势、机敏的回答和宽阔的脸庞上丰富的表情……他们一看就是两个国家典型的代表。

格兰特不会说法语，甘必大不会说英语，单他们互致的问候就够希利的一个女儿忙个不停地翻译了。

格兰特在巴黎待了五周，12月初又上路了。从一个国家首都到另一个，又旅行了一年半。

圣诞节这天，巴黎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