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开始了。

——玛丽·卡萨特

<h3>一</h3>

“我从未见过巴黎像这个圣诞节这么迷人，”小亨利·詹姆斯在给《纽约论坛报》写的第四封“信”中写道，“天空反射着光，空气温和纯净……这是在大街上度过的日子，全世界的人都出来了。”

他第一次到巴黎是在12岁时，当时他和全家来欧洲旅行。20年后的现在他又回来了，要写一部小说。为了弥补开支，他每月给《纽约论坛报》写两封信，这为他赚取每周10美元不菲的收入。

他的第一封信是1875年11月22日写的，在其中他强调说任何一个到过巴黎的美国人回到巴黎之后会对“典型的巴黎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写了夏尔·加尼埃的新歌剧院，这座终于完成了的建筑“显然是巴黎建筑的奇观”，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的新戏剧正在法兰西剧院排练。

在第四封信中他赞美了法国“惊人的弹性”。

经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击和耻辱，掠夺、玷辱和经济上的大抽血——这些都不过是昨天的事情。巴黎今天从外观上看一样的闪光，一样的繁荣，充满了特殊的天赋，就像她的天空从未有过一片乌云一样。

詹姆斯在艺术上的修养，不亚于他在音乐和戏剧方面的知识。他怀着钦佩之情描写了法兰西剧院里悬挂着的几幅画，特别是卡洛吕斯·杜兰画的一位女士肖像，画上的这位女士正在摘手套。詹姆斯说，在17世纪西班牙大师迭戈·委拉斯凯兹的所有现代模仿者中，杜兰“无疑是最成功的”。

詹姆斯12岁就和他的哥哥威廉在卢浮宫度过了许多时光。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看”画，同时在想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现在他32岁了，事业很成功，已经发表了几十篇评论、游记和24篇短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罗德里克·郝德森》就要出版了。他这次来巴黎就是要写第二部小说《美国人》，故事的开始是在卢浮宫，主人公克里斯托弗·纽曼靠在方厅里一个“宽敞的”沙发上，想着穆里罗的《圣灵怀胎》。

他还没有想要在欧洲住下来。在不平静地渡过了大西洋和短暂地在伦敦停留给他的衣橱添置新品之后，他没费什么事儿就在离旺多姆广场一个街区的卢森堡街（现在的冈本街）找到了一所合适的公寓——两个卧室、客厅和厨房。这条街相对安静，他的窗户朝南，可以享受充足的阳光。“如果您见到我，就会说我很富有。”他给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的父亲写信说。他继承了父亲的财富，父亲很关心家里的钱是怎么花的。詹姆斯让他放心：“想想这多好呀，并不贵。”

他一周又一周地写信——给父亲、母亲、姐姐爱丽丝、哥哥威廉，真实地描述他在巴黎的新生活。特别是，他对于见到的那些法国作家感到很兴奋，包括埃德蒙·德·龚古尔、埃米尔·左拉、古斯塔夫·福楼拜和他最喜欢的俄罗斯作家伊万·屠格涅夫。他还向母亲报告说，他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人的圈子，参加了两个舞会和一次聚餐。他知道这会让她高兴的。不过参加这样的活动不对他的口味。

他非常地想家，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我焦急地等着威廉的来信，他在星期天您给我写信之后就给我写信。告诉母亲也让她给我写信，我离开家后就接到过她的一封信，那似乎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他总是在给母亲的信结束时写：“向所有的人转达我的爱。”

他来巴黎是为了工作的，巴黎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他向《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保证说。豪威尔斯将会以连载的形式出版他的新小说。

和詹姆斯本人不一样，小说的主要人物纽曼是第一次来巴黎，纯粹是为了娱乐来的：“我想得到作为人能够得到的最大享受。人、地方、艺术、自然、一切。”詹姆斯把他描述为一个瘦高个子、阳刚气十足的南北战争退伍军人，在生意上很成功，有足够的钱，也舍得花钱，法语很糟，但一定要有魅力的女人相伴。这一切和作者大不相同，詹姆斯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由于身体虚弱免服兵役，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一天也没有过，个子不高，也不阳刚，似乎对女人除了擅长和她们进行精神方面的对话之外也没什么感兴趣。不过，他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样，在法国的这个首都待的时间越长，巴黎就越吸引他。

“我该怎么和您说呢？”他在4月的一个早晨给豪威尔斯的信的开头写道，“我的窗子开着，春天的气息很浓了，老巴黎的温柔的繁忙之声传进了我照满阳光的屋子……”

几周之后，他写信告诉哥哥威廉：“春天已经安下身了，很可爱。这让我特别喜爱巴黎，让我在这里有了家的感觉……我写了很多琐事……”他知道，威廉能明白他的意思。

1870年到1871年的可怕灾难之后，来巴黎的美国人的数量稳步增长。1872年9月仅一周，大宾馆就拒绝了200人的住宿请求，这里总是美国人很喜爱的地方（包括詹姆斯小说里的人物克里斯托弗·纽曼）。许多人像詹姆斯一样，是第二或第三次来了。他们中有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他62岁了。医生说他需要休息和放松，他就再一次回到了巴黎。像以前在巴黎一样，他“受到了来自各个角落的人们的关注”。

在一个集中精力迅速复兴的城市里，美国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他们的到来给经济上带来的效果明显，《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证实：

大家都承认，巴黎的贸易现在主要由美国的游客撑着。他们在商店花的钱比其余的人加起来的还要多……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人，这是山姆大叔援助新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最好方式。

不过，相当多的法国人并不把美国人只看作是金钱支持的提供者。那些相信共和是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的人，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光辉的榜样。确实，一群共和的信仰者酝酿着一个想法：要在1876年美国独立百年庆典的时候送给美国一个礼物。

这是一个巨大的雕像，叫做“自由女神照亮世界”。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的法国雕塑家到过美国，走了一些地方，见到了许多珍惜美法友谊的美国人。他返回法国时有了一个计划，要在纽约港的入口处建一座巨大的雕像。在巴黎成立的新法美联合会支持这个工程，这个组织中有几个美国的政要是他们的荣誉会员，其中就有埃利胡·沃什波恩。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量有才华和激情的美国人来到这个城市学习。他们年轻，对法国不熟悉，不懂法语和法国文化，许多人以后会成为美国著名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的。詹姆斯·卡洛·贝克维斯、J.奥登·维尔、西奥多·鲁宾逊、托马斯·杜威、乔治·德·佛罗斯特·布拉什、安伯特·塞尔、威尔·鲁和建筑师路易斯·萨利文，都是19世纪70年代到的巴黎。像前辈一样，他们永远也忘不了初来时的兴奋。艺术学生威尔·鲁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第一次“在巴黎醒来”的感觉：“我还不到20岁，独自一个人，一句法语也不会说……但我是在巴黎，世界就在我面前。”

那些不是第一次来的人也有同样的感受。比如，亨利·詹姆斯那样的人，因为巴黎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工作的地方。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画家们，乔治·希利在59岁时又回到了巴黎，这离他第一次到巴黎已经40年了；费城的玛丽·卡萨特；还有约翰·辛格·萨金特，很年轻，几乎可以当希利的孙子，是美国神童。这样的神童自从路易斯·莫罗·戈特沙尔克之后，巴黎就再没有出现过。而戈特沙尔克恰巧是这个年轻人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

他们法语说得都很流利，很多美国人都做不到。当然詹姆斯除外，他们都和家人在巴黎。

乔治·希利和妻子路易莎，还有几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于1872年在拉罗什富科大街64号——所谓的画家聚集区——蒙马特附近高地的一个宽敞的18世纪“旅馆”里住了下来，隔壁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希利是法国人很尊重的那种成功的美国人。他的房子和工作室都是配得上名人的：许多宽敞的房间，带有很多法式窗户，房间里有高大的镜子，白色和金色相间的木制品，还有一间小温室、可爱的有墙壁的花园和装饰华丽的人造洞穴。14岁的小女儿坎斯林惊叹道：“我们可以在这里举行花园派对了。”

希利一家是1871年灾难性的芝加哥大火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之一。家人当时都不在家，倒是没人受伤。不过，他们在瓦巴什大街的家完全毁了，里面的一切也都化为了灰烬，包括希利的许多作品、书信、日记、账本和其他的一些记录。

希利本来想到意大利去定居。他们必须认真考虑，他告诉家人要选“合适的好地方，因为这确确实实是我们最后一次搬家了”。最后的选择是巴黎，“唯一符合逻辑的结论”。

佣金收入稳定，托马斯·戈尔德·阿博顿向亨利·朗费罗报告说：“希利的肖像画太强了。”阿博顿当时已经恢复了每年去一次巴黎的习惯。希利曾画过美国内战主要人物的肖像——林肯、布尔加德、谢尔曼、格兰特。现在，在相对时间不久的情况下，他要画普法战争人物的肖像——阿道夫·梯也尔、雷翁·甘必大、奥托·冯·俾斯麦。这3个人都是埃利胡·沃什波恩付费请他给画的。

作为美国内战系列画的后继作品，他画了罗伯特·E.李。李将军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古斯提斯——“华盛顿与李”学院的院长，来到了在拉罗什富科大街的工作室给他当模特。

希利还和原来一样勤奋地工作。他给艾玛·瑟斯比，美国的一位音乐会歌手画了全身像。瑟斯比在大西洋两岸都很有名，画像上她手里拿着乐谱，穿着漂亮的丝绸花边礼服。1879年，托马斯·戈尔德·阿博顿同父异母的弟弟南森·阿博顿，法国计划修建巴拿马运河的美国支持者之一，把这个工程著名的领袖人物费尔南德·德·雷赛——“苏伊士运河英雄”带到了希利的工作室画像。“这将是一幅历史画作。”希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天他画了一幅德·雷赛指着地图上运河位置的速写。

在绘制佣金画的空隙，他画了自画像，也给路易莎画了一幅肖像。后来，他又画了一幅路易莎和女儿伊迪丝坐在公园里的画像，画上伊迪丝在编织，路易莎在大声读书。希利也喜欢一边工作一边听路易莎读狄更斯、巴尔扎克或乔治·桑。如果她不在或由于什么原因不能朗读，他就会郁闷。伊迪丝在日记中写道：“我每天早晨去给父亲朗读……但……这不是母亲在朗读，他看上去很忧郁。”

希利对他的工作和家里发生的变化很满意。一个女儿，玛丽，要和一位法国作家兼教授夏尔·比格结婚了；另一个女儿，选择去做修女，在贡弗朗·圣·奥诺里娜的大殿发了誓；儿子乔治决定在法国学建筑，不回美国的大学了。对于希利来说，巴黎给他一种亲切的感觉。他对那些“刻苦学习”的美国年轻艺术家慷慨而热情，给他们以鼓励，就像他曾得到的那样。

玛丽·卡萨特也受到了芝加哥大火的沉重打击，尽管她的损失和希利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也让她回到了巴黎。

像亨利·詹姆斯一样，她的童年很大一部分时光也是在巴黎度过的。她家庭富裕，喜欢旅行，据说7岁时就表现出了对艺术的兴趣。1866年，她21岁时，和费城另一位年轻的画家伊莱瑟·豪德曼一起旅行，返回欧洲学习和绘画，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她在巴黎进入了著名肖像画家夏尔·夏普林的画室。夏普林是为数不多的特别给女士开课的法国艺术大师。她在卢浮宫临摹经典，到附近的乡下去写生，一直很努力。伊莱瑟·豪德曼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我想她有足够的天才和勤奋。人需要在巴黎的这种生活，人们学习那么刻苦，结果很好……美国人和法国人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了钱努力，后者为了名，另外，这里的人们很懂得欣赏。

在韦利耶·勒·贝尔的一个工作室里，玛丽跟着乔治·希利的老朋友托马斯·库图尔学习。后来，1868年在巴黎，她的一幅画《曼陀林演奏者》被挂在了展室。这幅画清楚地显示了库图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的风格对她的影响。她以她的中间名玛丽·斯蒂文森参展。伊莱瑟·豪德曼解释说：“女孩不愿意抛头露面，这样更好些。”

对于玛丽来说，在法国的时光决定了她要成为职业画家，而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会画画的女人”。在一封信中，她对这样一个熟人进行了评论，语言尖锐：“她只是业余的，你要知道，我们专业的看不起业余的……”

1870年夏天，普法战争爆发，她回到了费城的家。她坚持画画，但没有了那种创作出伟大艺术作品的感觉。她非常灰心，差点儿放弃。她想芝加哥也许是她的作品的一个好市场，就去调查，是和两个亲戚一起旅行去的。她赶上了芝加哥大火。她和同去的人都没有受到伤害，但她在珠宝店展出的两幅画被毁了。

她回到费城后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多么急切地要开始工作，再一次看到好的画作时，我的手指发痒，眼睛发潮。”她给在费城的画友艾米莉·萨坦写信说。12月时，两个人出发去欧洲了。

她们发现巴黎寒凉刺骨，雾气弥漫。这距围城最后的战斗还不到一年，距“流血周”仅六个月。“市政厅看上去像罗马废墟……雾气太大，50英尺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艾米莉写道，“在卢浮宫我都很难看清那些画，光线太暗了。”

艾米莉和玛丽很快就继续旅行了。这次去了意大利的帕尔马，跟一位名叫卡罗·莱芒蒂的老师学习。他告诉玛丽：“别灰心，记住，你能做到想做的一切。”

第二年春天，艾米莉离开了在帕尔马的玛丽，去巴黎和家人团聚。在出城远足时，他们路过一个地方曾是法军和德军的战场，他们被告知，死人被埋在了八个大坑里，空气里还弥漫着腐臭。

在帕尔马，玛丽还在努力着，集中精力研究科雷乔的绘画，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开始受到了关注。1872年巴黎的春天，《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从《帕尔马报》上转载了一篇文章，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帕麦托·贝托利写的。他写了见到一位年轻的美国人对科雷乔的代表作《加冕》的临摹。

我必须公正地说，当让我去评论女性的美术作品时，我的赞誉往往有所保留，会说：“对于女画家来说画得不错。”但看到这幅作品时，我发现自己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这幅对伟大作品的临摹流露出了作者对艺术的丰富的知识，即使是男性画家，无论其经验如何，能画出这样的作品，也可以感到骄傲了。

后来，玛丽从马德里给艾米莉写信说，她发现了委拉兹开塞：“委拉兹开塞，你明白画的！”

她不停地工作，先在马德里，然后是塞维利亚，接着在安特卫普过了一个夏天，又到罗马过了七个月，中间在巴黎停留过。她宣称她开始不喜欢巴黎了。

1873年，巴黎的沙龙画展在连续拒绝了她的作品之后，她得到了消息，她的西班牙题材的作品——一个斗牛士和他的妻子的大幅画作，被接受了。

巴黎的吸引力太大了，1874年她回到了这个城市。经过了几年，转遍了半个欧洲，她说她要在这里住下去了。“她告诉我她在找画室，让我很是吃惊。”艾米莉·萨坦写道，“她总是讨厌巴黎，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她说很有必要待在这里……”

玛丽·卡萨特，1844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西部，在从匹兹堡流出的阿勒格尼河对面的阿勒格尼市。她的母亲是凯瑟琳·凯尔索·约翰斯顿，是一位匹兹堡银行家的女儿，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后裔，玛丽很爱自己的母亲；她的父亲是罗伯特·辛普森·卡萨特，祖先是法国人（原来姓考萨特），是阿勒格尼市的第一任市长，在金融界和商业界非常成功，到40岁出头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于是把家搬到了东部，先是在兰卡斯特县定居。

玛丽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大姐叫莉迪亚；下面有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罗伯特；最小的是弟弟约瑟夫，比玛丽小5岁。孩子们都很幸福，家里有书，有高级家具，住的是兰卡斯特县最好的房子。但父母喜欢过城市生活，于是他们又搬到了费城。然后又到欧洲住了四年，两年在巴黎，两年在德国。之后全家又回到了费城，先是到了费城外的维斯切斯特，后来又进了费城。

他们不是巨富家庭，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小康之家”，品位高雅，厌恶炫耀。孩子们上的是最好的私立学校，说话语法正确，举止端庄，衣着得体。父亲罗伯特·卡萨特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工作。

玛丽16岁的时候报名进入了栗子街的宾夕法尼亚美术专科学校。20岁时，她说想到国外学习，父亲发火了，说死也不愿意看到她成为艺术家，但玛丽坚持己见。她总是很固执，他同意了，没后悔过。

1874年夏天，她回到韦利耶·勒·贝尔跟托马斯·库图尔学画。那年秋天，她在巴黎租下了一个工作室，和姐姐莉迪亚搬进了蒙马特脚下拉瓦街（现在的维克多马赛街）附近的一家小公寓里。

她的生活道路定下了。如果要成为职业画家而不是“会画画的妇女”，就意味着放弃婚姻和自己的家庭，那她也心甘情愿。她在这方面是固执的，有时甚至是强硬的。

她的外表一贯是一位淑女，身高接近5.6英尺（约1.7米），对女性来说偏高，头发淡褐色，下巴略尖，给她添加了几分可爱，面容显得坚毅聪慧，大大的灰眼睛透出机警的眼神，身材苗条，很匀称。

“卡萨特小姐的个子高，这是她父亲的遗传，优雅有特点，没有一些艺术家身上的懒散。”纽约的路易西娜·爱尔德写道，她更被卡萨特小姐的知识和活泼所打动。

你一旦见到她就忘不了她，从她引人注目的小脚到她那总是戴在头上的带羽毛的帽子，以及布鲁塞尔的绣花面纱，几乎总是戴着。她说起话来激情四溢，你即使忘了她说的内容，也忘不了她的手势。

路易西娜·爱尔德是1874年在巴黎遇到玛丽·卡萨特的。当时玛丽的工作进展顺利，在巴黎和纽约的艺术圈里已经小有名气了。（她现在作品的署名为玛丽·卡萨特。）她的一幅肖像《科蒂尔夫人》悬挂在了美术展会上。

19岁的路易西娜·爱尔德和她的母亲、两个妹妹在巴黎。她想尽可能多地观察和学习，对充满活力的玛丽·卡萨特的知识和成就着迷，佩服她走过那么多地方，而自己连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勇气都没有。

玛丽带她到歌剧院和话剧院看戏，长时间快语速给她讲科雷乔和委拉兹开塞。“我觉得卡萨特小姐是我所遇见的最有智慧的女人，我珍惜她所说的每一个字……”至此，她们开始了一段长达50年的友谊，其结果意义深远。

与此同时，玛丽的另一份友谊经历了坎坷。对于艾米莉·萨坦来说，玛丽的固执，有时甚至是专断让她受不了。她们在一些事情上发生了争执，产生了怨忿。“卡萨特小姐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而且敏感自私，如果你在国内听到她谈论我，就像最近在巴黎那样，你就会知道事情的原委了。”艾米莉告诉她父亲，“我不再和她好了……”艾米莉回到了费城，到女子设计学院教书，开始了一段很了不起的事业。

不久之后，1875年，玛丽发现了一群新的艺术家，他们自称为印象派，以后他们以此出名。他们中有克洛德·莫奈、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诺瓦、爱德华·马奈、卡米叶·皮萨罗和埃德加·德加。就像美国的画家威廉·莫里斯·亨特在巴黎的艺术品商店橱窗里看到了托马斯·库图尔的一幅肖像画后，改变了自己事业的方向一样；玛丽第一次在奥斯曼大街的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德加的彩色粉笔画之后，也开始想要改变自己的创作。

“我走过去，把鼻子紧贴在橱窗上，尽情地吸收他的艺术中的精髓。”她记得。后来她说“这幅画改变了我的生活”，她没有夸张。它改变了她的生活，因为它改变了她的创作。她从那时起，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观察和绘画。后来，她以此出名。

她带着路易西娜去看德加的彩色粉笔画《排练芭蕾》，并让她买下来。路易西娜写道：“这对我来说太新鲜和奇怪了！我不怎么知道如何来欣赏它，不能断定我是否喜欢……（但）她无疑让我下定了决心，根据她的建议买了下来。”

价格是500法郎，约100美元。而美国纺织品经理人A.T.斯图亚特最近花了6万美元买了法国大师厄奈斯特·梅索尼埃的一幅作品。

路易西娜买了这幅画后，又买了许多画。她和后来的丈夫亨利·欧·汉弗美尔继续在玛丽·卡萨特的指导下，成为一代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他们也是首次把印象派作品带回美国的人。

玛丽·卡萨特的第一幅印象派风格的作品，是她母亲的一幅肖像。

<h3>二</h3>

夏尔·艾米尔·奥古斯特·杜兰，他愿意被称为卡罗勒斯·杜兰，三十几岁，作为一个画家工作室的主人还显年轻。他之前是肖像画家，外表和神态很有派头，在教学上不拘一格。他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的工作室是巴黎最前卫的。

一头散乱的黑发，鼻子下面浓密上翘的小胡子，还有下巴上的山羊胡子，黑黝黝的面庞，再加上他经常引人注目的服装，一身黑色天鹅绒套装，配上了黄色的衬衣和绿色领带，有边饰的袖扣，再加上一大堆金首饰，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魔术师。对他的学生们来说，他就是魔术师。

他在西班牙待了两年，委拉兹开塞对他的影响显而易见。他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是《戴手套的女人》。这是他夫人的一幅全身像，尺寸是5英尺乘7英尺，上面有西班牙大师本人喜欢用浓重黑色的戏剧性风格。

作为教师，卡罗勒斯·杜兰和其他的教师不一样，他不怎么像长久以来人们认可的大师梅索尼埃和让·列昂·热罗姆那样强调画法。他强调的是形式和颜色。他希望学生们直接地画，拿起画笔就开始画。他说，要想学画，就得画，绘画不只是“模仿”的艺术。

和别的画家工作室的主人不同，卡罗勒斯·杜兰保持小班上课，10到15个学生。大部分学生都是“快乐的美国青年”，其中有人写到，他们把老师看成是“大哥”。课程早晨7点半开始，每周两次老师对画作进行评价，评价时有时他也演示，最多的是一两幅学生的作品，往往就几笔，好像是几分钟就画完的。学生的学费是一个月4美元，或每周1美元。

那些1874年春跟着卡罗勒斯·杜兰的美国年轻人中，有几个才能突出，而且之前也受过很多的训练。威尔·娄在纽约时是插图画家；J.奥登·威尔从小一直在他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素描、油画，他父亲是著名的艺术家，在西点军校教授绘画；詹姆斯·卡罗尔·贝克维斯在芝加哥设计学院学习了3年，在纽约的国家设计学院学习了一年。

不过，他们表现出来的才华没有一个人高于约翰·辛格·萨金特。这一点从他5月份第一次踏进工作室那天上午就明白无误了。几年之后，回忆起萨金特的“出现”，贝克维斯说，那不是一个周二就是周五，那天卡罗勒斯对作品进行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