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到处是疯狂的地方，我一点也说不清将会发生什么……

——埃利胡·沃什波恩

<h3>一</h3>

1871年1月的第二十九天，投降的条款公布了。巴黎的所有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城墙上的炮被扔进了护城河。德军同意过几天再进入巴黎，不过只等不长的时间，巴黎处于无人占领的状态。

对法国人来说，这是历史上最不明智的、灾难性的战争，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失败了。法国青年在战场上伤亡的是15万人，德意志帝国的伤亡是117000人；据报道巴黎的死亡数字是6.5591万人，其中10000人死在了医院，3000人是在战场上死的，城市里婴儿的死亡数在3000~4000人。

根据投降条款，法国要付出战争赔款50亿法郎，并被迫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割让给德国。这让法国人感到极端的耻辱和气愤。

巴黎人的情绪有克制忍受的，有忧郁悲凉的，也有不知所措的，还有怒火中烧的，特别是那些穷人和政治上的左派，他们想继续战斗，觉得自己被政府出卖了。

政府在自己的公告里说：“敌人是第一次向整个巴黎人民的道德力量和勇气表示敬意的。”保守派的报纸《晚报》宣布：“法兰西死了！法兰西万岁！”而自由派的《集合》表达了成千上万人的情绪：“巴黎在愤怒中颤抖。”

奥林·沃纳的心情代表了围城期间几乎所有在巴黎的美国人的感觉。他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一切结束了。他向父母保证说，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耽搁的时间不会超过“收拾一下必须的衣服”。

对玛丽·普特南来说，她拒绝放弃对一个共和国理想的信仰，投降是不符合人们愿望的，也没必要。她坚持说，巴黎至少还能坚持三个月，许多巴黎人也这么认为。“我们都很激愤。”她在从使馆写的一封信中告诉她父亲。她去使馆一方面是为了取暖，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知道从这里寄信，寄出的几率更大。

大街上日复一日被不肯散去的大雾所笼罩，悲凉的气氛久久不能退去。食品开始越来越多地运到巴黎，包括从美国运来的大批面粉。几周的时间，各种食品就变得非常丰富了，比围城之前还要便宜。火车又通了，人们可以来去自由了。别处的报纸和邮件开始流动起来了，天终于晴了。到2月末，随着一段“悦人的天气”，埃利胡·沃什波恩报告说巴黎又“很巴黎”了，“心情愉悦的人们”又开始充满大街小巷了。

他急于希望家人回来。由于他在危机时刻帮助了那么多困难中的人们，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大家都像他一样认为，最坏的时刻过去了。他的朋友穆尔顿夫妇问他，如果没有他，那些被围在巴黎的人该怎么办呢？他回答说：“噢，我只起了个邮局的作用。”国内对他一片赞扬声。《纽约论坛》写道：

沃什波恩先生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巴黎围城期间的行为，是那么具有判断力，那么有勇气。他的所为赢得了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尊重和敬佩……在我们的外交史上还没有过在如此严峻和微妙的时刻能把工作做得如此精彩和成功的。

国务卿费什传来了亲笔的感谢信：“还没有大使……能像您一样在艰难的非常时刻显示出了雄才大略的……”

沃什波恩只想平静和休息。他告诉一个朋友，他希望尽责，但又怕得到过多的赞誉：“太风光了往往是危险的……”

他看清了这一切之后，就带着阿黛乐和孩子们去布鲁塞尔待了几天。

3月1日，德国军队进入巴黎，沿香榭丽舍大道行进。整个城市看上去像在举行葬礼，都大门紧闭。不约而同，沿路的店铺都关门停业，街上没有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没有报纸出版，也没有告示贴出。

9点钟，征服者最先出现了，3个穿蓝制服的德国骑兵慢慢走上大街，马相距一步，荷枪实弹，手搭在枪的扳机上。后面跟着大队人马，有骑兵也有步兵。早晨天气阴沉，午后太阳出来了，明亮温暖。1点半时，普鲁士王家卫队刺刀闪亮，围在了凯旋门周围，然后大部队行进，走了有两个小时。

沃什波恩从一个朋友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公寓阳台上看着，记录说许多人在大街两旁的便道上。

部队开始进城时，人们发出了嘘声和猫叫的声音等侮辱性的喊叫，但随着部队越来越多……人群似乎害怕地安静了，除了士兵行进的声音和偶尔的口令声外没有其他的声音。

那天晚上，街上没有人群，没有饭店开门，只有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两家饭店，德国人命令它们不准关门。沃什波恩写道：“巴黎似乎真的停止了呼吸。”

汽灯还没亮，大街上有一种阴森和不祥……只能说巴黎人带着很大的尊严和克制，忍受着一切痛苦，这给他们赢得了声望。

他告诉阿黛乐，为了尽量多看，他“几乎整天整宿地走着，脚都起泡了”。

3月3日上午，在占领了48个小时多一点儿之后，占领者走了。商店、饭店和旅馆都开门了。香榭丽舍大道洗刷一新，协和广场的喷泉又开始喷水了。“下午3点（阳光明媚）……人们看上去比这几个月的任何时候都要高兴。”

汽灯又亮了，新奥尔良捐赠了20万法郎来救助法国伤员。对杜勒里公园和布洛涅森林的修复工作开始了，卢浮宫的一些画廊又重新开放了，逃出城的人们成千上万地又拥了回来。

如果认为就这样顺利地进入春天了，那就错了。3月17日，沃什波恩在给华盛顿的一封急件中提到，国民自卫军收集了100多门大炮，在蒙马特高地构筑了阵地。他后来说，没有料到第二天，也就是1871年3月18日早晨发生了事情。

政府突然派了一支正规军去收回大炮，大批愤怒的人群立刻武装了起来，立即加入到了蒙马特高地的国民自卫军中间。在对峙之时，一个团的正规军突然掉转了枪口加入到了反政府的队伍中。正规军的指挥官克洛德·勒贡特被拉下了马，和另一位将军雅克·克莱芒·托马斯一起被押到了附近玫瑰树街的一所房子里。托马斯在此之前就被抓了起来，尽管他身着平民服装。托马斯将军是一个老人，同情共和。他这次没干什么，只是在便道上看热闹，不过人们早就厌恶他曾参与1848年镇压革命了。抓起这两个人之后，人们喊着要处死他们。

经过了临时的模拟审判，举手表决，判决这两个人有罪。然后他们被带进了公园，绑在一起靠在墙上、枪决。据报道，这之后一些妇女往尸体上撒尿。

蒙马特的暴动标志着巴黎公社起义的开始。

<h3>二</h3>

公社实际上与共产主义没有关系，后来人们总是误把两者联系起来。公社这个词指的是大家共有的什么东西，用来指城市或城镇的政府时是区域自治的标志。因此，现在当政的巴黎公社理想的意思是政治上代表着巴黎人民的意志。

星期六下午，沃什波恩和朋友穆尔顿一家去了乡下，直到第二天才知道了蒙马特发生的事情。当时，也就是3月19日，星期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接管了市政厅。以阿道夫·梯也尔为首的政府已经逃到凡尔赛了。到处张贴着公告说，现在委员会当政。大家都知道，城里的国民自卫军有五万部队，都还没有解除武装，有不到2万人在市政厅外驻防，有四五十门大炮。

让沃什波恩“达到恐怖顶点”的是，这一天他的家人从布鲁塞尔回来了。

3月21日，几千名市民自称为“秩序之友”，进行抗议，沿和平街游行到市政厅，没带武器，平安无事。不过，第二天，更多的“秩序之友”沿同一路线在围观者的欢呼声中游行，一队国民自卫军在旺多姆广场拦截他们，有人开枪了，不知道是哪一边人打的。立刻，街上枪声、喊声一片，几十名“秩序之友”，还有至少一名卫兵倒下死了。

接下来的一周，沃什波恩一封又一封函件发往华盛顿，努力说明这里发生的情况。现在官方政府在凡尔赛，短期内没什么希望回到巴黎。他不得不几乎每天都坐车往返于这两个地方之间，来回有20英里。他很焦虑，担心家人的安全，筋疲力竭，大部分时间感觉不舒服。

他写道，情形要比围城时还糟得多。一个200万人口的城市里，“没有法律、没有保护、没有当局，只有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民”。公社刚成立的前几天，他还在朋友中为他们辩护，说他们的信仰是好的。但现在，他对他们“完全反感了”。

一如既往，他和围城的前夜一样，没有离开巴黎的打算。他又是唯一一个选择留下来的大国代表，其他人都搬到凡尔赛去了。他也在凡尔赛建立了一个临时办公室，由威克汉姆·霍夫曼负责，但只要有美国人在巴黎，他本人拒绝住在那里。

3月28日，公社大张旗鼓地正式在市政厅安顿了下来。军乐队奏起了音乐，自卫军的军官和中央委员会成员都戴着红领巾，到处飘扬着红旗。沃什波恩向国务卿费什报告说，聚集的人群超过10万人。公社委员讲话之后，一片欢呼，人们高喊“公社万岁！”

同时，沃什波恩还报告说，巴黎的报纸《新共和国》是公社半官方的喉舌，宣称对各种代表团体的审查不再进行，只颁布法令。

新印发的公告贴在了蒙马特的街上，指定了一些公民，他们将受理对任何人和凡尔赛政府“勾结”的告发。在城市其他地方进行了搜查，按照新的警察总长拉乌尔·里高——一名二十几岁的原记者的命令，几天工夫就逮捕了400多人。

沃什波恩对国务卿费什说，这样的“告发”制度，很快就会让巴黎的监狱人满为患。他的私人秘书，一位叫詹姆斯·麦克奇的年轻人去过警察署，发现大群的人聚集在那里，寻找被捕和被“偷走”的朋友。

沃什波恩不仅仅反感那些公社的人，而且开始觉得凡尔赛政府那边发的公告大多数都是“垃圾”。他私下里写道：“凡尔赛……无能而且无主见。”他钦佩的阿道夫·梯也尔告诉他，政府的指挥官帕特里克·德·麦克马洪元帅要集结足够的力量来镇压巴黎的起义，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沃什波恩儒勒·法夫尔认为，一旦这样一支力量就位，起义者马上就投降了。沃什波恩在日记中写道：“他错了。”

沃什波恩3月31日记录道：“公社运转起来了，而且是当真的。一切都很凶险，现在的巴黎是人间地狱。”

他通过各种方法要搞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要在这样狂躁的情况下得到“真相”是不可能的。他并不为自己担惊，而是为他的工作人员担忧，时时刻刻为他的家人担忧，希望在来得及的时候，让他们安全离开。

同一天，就是3月31日上午。沃什波恩朋友的漂亮儿媳，有着一副完美歌喉的莉莉·穆尔顿去了新任警察总长里高的办公室，去办一个离开巴黎的护照。警察总署设在西岱岛上法院旁边的一个监狱里，本身就很吓人。即使是在一切都好的时候，沃什波恩也把那里描述成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在大墙里有多少神秘，多少痛苦、折磨和罪恶……”

拉乌尔·里高曾说，他是左岸激情洋溢的激进分子的典型，半是记者，半是学生，想要摧毁一切现存的特权和权威。此刻他在巴黎的权力比任何人的都要大。他厌恶一切社会等级制度，上层阶级、中产阶级、教会，特别是神父。他早期曾宣称：“我想要没有约束的性乱交，不管什么法律的同居。”

莉莉·穆尔顿后来描述他“个矮，身材结实，有……浓密的黑胡子，很肉感的嘴唇，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笑容”。他极度近视，戴深度玳瑁眼镜。她说不过即使这样，“也掩盖不了他狡猾的眼睛中邪恶的眼神”。沃什波恩把里高称为历史上最“可怕的”人是有理由的，他“奇怪，险恶……还有一颗凶残的心”。

莉莉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叫进了里高的办公室。她站在了他的桌前，他还在那里坐着写东西，根本无视她的存在。她继续等着，觉得自己就像是“犯人”一样。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就站在他的椅子后面，另一个人在屋子的另一头斜靠在一个小壁炉上。他是帕斯卡尔·格卢塞，委员会的外事代表，是沃什波恩得与之打交道的那类人。也许格卢塞出现在这个屋子里和沃什波恩有些关系，否则的话，他怎么会允许莉莉一个人来见里高呢？

她打破了沉默，告诉里高她是来办理护照的，并递上了沃什波恩的名片。

他问她，想离开巴黎吗？她说，是。她后来写道：“他带着一种自以为有诱惑性的微笑回答说：‘我觉得巴黎是一个对于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有魅力的地方。’”

是美国人吗？是的，很高兴是这样的，她回答说。

“美国大使本人认识你吗？”

“是的，很熟。”

他拉开了桌子的抽屉，拿出一个空白的护照表格，开始问一些标准的问题。不过，他是以一种很轻慢、含沙射影的语气问的。她觉得“厌恶”，都快晕了。直到帕斯卡尔·格卢塞走过来干预，事情才加快了速度。难熬的时间终于结束，她安全地出了门。

她后来写道：“埃尔莎欢迎她的罗亨格林（解救她的骑士）从云端出现的心情，也没有我希望我的罗亨格林从壁炉那里过来的急切。”

几天几夜炮声又响起来了，和围城时候一模一样。不过，这次是法国人打法国人。

4月4日这天，公社正式对凡尔赛政府的成员进行了宣判，没收他们在巴黎的全部财产。夜幕降临之后，警察总长里高秘密迅速行动，逮捕了巴黎大主教乔治·达尔布瓦先生，把他和二十几位神父投入了监狱。大主教没犯什么罪，也没有说因为什么理由抓他。他也像沃什波恩一样，拒绝离开这个城市，觉得在艰难时刻应当和他的人民在一起。

大主教被捕的消息让人吃惊，惹怒了许多人。报纸报道说，大主教被带到拉乌尔·里高面前，里高“冷冰冰地”审问着犯人。

起初，达尔布瓦先生还想用他神父惯用的态度来说话，抬起眼睛，把面前的人称作：“我的孩子！”然而，公民里高立即打断了他，说他不是在和小孩说话，而是和法官在说话。

炮击加重了，从巴黎出逃变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惊慌逃窜，每人能藏在身上多少钱，就尽可能带多少。在教会发现的所有金银都被公社没收了，建筑物上贴出的布告指责神父是贼。

到了4月的第二周，所有身体健康的男人都不允许离开城市。铁路停运了，炮弹打到了皇后大道上美国大使家的附近，有一颗炮弹就在50英尺的范围内炸响了。沃什波恩把家人转移到了城里安全的地方。

他在4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炮火猛烈，炮弹很快落下。”

我朝城里的使馆走去，炮弹呼啸而过，在马约门和凯旋门附近爆炸。我离凯旋门只有200码远，轰的一声，一颗炮弹打在凯旋门上爆炸，一片弹片落在大街上，一个国民自卫军员捡了起来，还发烫，冒着烟，他两法郎卖给了我。

4月17号……炮击一直在进行……很近，就像在窗户下面……每过一天，情况愈加糟糕……我们旁边的房子前天晚上有人进去堆砌了沙袋……我不知道要干什么。

4月19日……巴黎就是一条大破船。财富、生意、公私信誉、事业、劳作都在“底层的海洋里埋藏”（引自莎士比亚《查理三世》）。城市的面相一天比一天悲伤，香榭丽舍大街的北段由于害怕炮击，完全没有人迹。巨大的路障一直摆到协和广场，大的工厂和商店都关门了……我写日记的地方，75号（皇后大街），炮弹经常轰鸣着，耳边到处是炮弹的呼啸声和步枪的嗒嗒声。我那天晚上6点半回到家时，枪炮声震天……格雷蒂奥特到枫丹白露去给家人找地方住，但没找到。

教皇的大使启哥尼阁下强烈要求，美国大使作为还在巴黎的唯一的高级外交人员来干预大主教被捕之事，强调说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危险。沃什波恩同意尽力而为。

4月23日，星期天的早晨，由年轻的麦克奇陪同，沃什波恩正式拜访了公社的战争事务秘书古斯塔夫·保罗·克吕斯莱将军。他有着法国军人特别的经历，曾在美国内战时的联邦军队中服过役。在参议院查尔斯·萨姆纳的帮助下，他成了联邦军队的一名上校，并在谢南道峡谷指挥过部队。沃什波恩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克吕斯莱现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表示了对大主教的同情。但他说，不幸的是，考虑到“巴黎人的情绪，如果有人建议释放他，这个人就会非常危险”。

沃什波恩就像法庭上的律师一样，“抗议”了抓捕这么一个无罪的人，把他投入监狱，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谈话是“不人道的、野蛮的”。如果克吕斯莱无权释放大主教，那么就得允许沃什波恩去监狱里探望他。

克吕斯莱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同意立即带沃什波恩去见警察总长里高。

“于是我们出发了（麦克奇先生跟着我），朝警察总署走去。”沃什波恩记录道。他们大约11点到的，被告知里高还没起床。克吕斯莱自己去见他，很快拿了一张通行证回来。沃什波恩然后和麦克奇径直去了臭名昭著的里昂站对过玛扎大街上的玛扎监狱，大主教就被关在那里。

他们惊讶的是，没有一丝耽搁，就让他们进去了，并把他们带到了探望室。几分钟之后，囚徒出来了。

乔治·达尔布瓦58岁，出生于上马思省的费尔比约。他30年前就来到了巴黎，作为城市教区大学的宗教督察，1863年任大主教。沃什波恩从未见过他，看到他，被他的外貌惊呆了：

他身材消瘦，有些驼背，长长的胡子，他被囚禁之后显然就没有刮过胡子，病容满面，这些就是让心肠最硬的人见了也动容。

大主教说，见到他们很高兴，因为迄今为止，他还没被允许见过外面的任何人，他也不被允许看报纸。

他似乎明白他危险的处境，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没有诉苦，和谴责自己所受的迫害，相反，他说世人把他们想得过于坏了，实际不是这样。他耐心地等待着事情的发展，并祈祷上帝能找到一种不流血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可怕的问题。

他对来看他的人说，他被关在一间10英尺乘6英尺的小牢房里，有一个小窗户，一把木头椅子、一张小桌子和一张监狱的床，同一家监狱现在关了40名其他的教士。沃什波恩问他需要什么，可以帮忙，他说他没有什么需要的。

沃什波恩是一个新教徒、一个外国人，不过走的时候他下决心尽一切可能争取大主教获释。他还要做一个自由使者，就像在围城期间和在国内反对奴隶制时救出过那么多人一样。两天之后，他又来到了监狱，给大主教带来了一堆报纸和一瓶马德拉白葡萄酒。

4月25日，阿黛乐和家人在麦克奇的护送下离开了巴黎，去了30英里外的志教堂村，过了凡尔赛。沃什波恩在晚上察看地方时给格里纳的一位朋友写道：“这是一个有400年历史的法国村庄。我们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附近占了一个小屋，有非常好的院子和公园等，非常宜人、舒适。夫人和孩子们都很好，很高兴、很满意。”

不过，他本人却不大好：“我的身体不大好，有那么多的事情得去想，有那么多的责任……”他没有说他瘦了许多，身上的衣服都显肥大了。他说：“孩子们在长大，他们说起法语来就像小鸟一样唧唧喳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