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我的责任，所以我得坚守岗位。

——埃利胡·沃什波恩

<h3>一</h3>

美国驻法大使埃利胡·沃什波恩从他在皇后大道布洛涅森林入口处住所大厅的窗户看去，只见他的前门附近新架起了两门巨大的加农炮。远处阳光正在消失的地方，士兵们正在做晚饭。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晴朗宜人的傍晚，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炮声。

在大街上没有车辆经过，在喧嚣了数年的这条交通大动脉上，看不到了王公贵族，也没有了富裕、时尚和浮华，看不到了巴黎的堕落……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他想：“世界上有人见过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吗？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般。”

巴黎变成了一个兵营。到处是士兵，从凯旋门周围沿香榭丽舍大街一线驻扎。他被告知，有30多万人。戴着红色的军帽、穿着红色裤子的正规军，预备役的机动保安队和国民自卫军，还有穿蓝色制服的“民军”，手里拿着能找到的各式各样的武器。街上到处都是账篷、行李车、马匹和草料。杜勒里公园成了大炮公园；布洛涅森林成了牧场，里面有10万只羊、8万头牛。

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天，德国人切断了所有进城的路。1870年9月19日，星期一，下午1点钟，最后一趟火车离开了巴黎。德国人就在门口，近200万人，平民和士兵陷入了包围。

沃什波恩写道：“似乎很奇怪，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又和这个世界断绝了联系。”

他已经习惯和华盛顿经常进行可以说是即时的联系。在两周前新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报告了形势发展之后又发出了一封电报。华盛顿立即回电，指示毫不拖延地承认新政府。这和理查德·鲁什在1848年所经历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而现在电报线被切断了。

另外一个国家怎么会来故意伤害巴黎呢？这里是“光明和文明”之都，这让大多数巴黎人无法想象。维克多·雨果给德国人写了广为流传的呼吁书：“在巴黎可以感知欧洲的心跳，巴黎是城市中的城市。人类有过雅典，有过罗马，现在拥有的是巴黎……”雨果宣称巴黎是不会屈服于武力的：“如果逼急了，巴黎是有全法国的支持的，可以战斗，也决心战斗；你们的这次行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感，你们将一无所获。”

到那年夏天、战争爆发之前，沃什波恩一家非常喜欢他们在巴黎的生活。他们给孩子们找了法国女教师，还有高级厨师——弗朗西斯夫人和她的丈夫给她做助手，有女仆和保姆，一位法语家教除星期天之外的每天早晨都来教孩子们法语。孩子们在房子周围跑来跑去，这里更像一个家庭，而不像办公场所。

巴黎的美国人聚居区相对不大，沃什波恩很快就和许多人熟识了。他们来这里咨询和提建议，参加招待会。甚至还有人来这里结婚，让美国大使主持婚礼。女儿玛丽还记得他父亲的一秘——维克汉姆·霍夫曼上校说，如果新娘漂亮的话，大使就吻新娘；否则的话，就轮到他吻新娘了。

和沃什波恩在华盛顿的生活以及内战期间做议员的生活相比，在巴黎的工作最“惬意”。他的夫人阿黛乐是他很好的助手。他说的法语就够好了，但和夫人比，他就是“磕磕巴巴”。他自豪地给伊利诺伊的一个朋友写信说：“她的机敏、优雅、热忱和自然赢得了很多朋友。”

这年夏初的时候，他甚至都闲暇到了可以坐下来让乔治·希利给他画像了。希利是短期回巴黎来，并给沃什波恩的弟弟堪德沃拉德画了一幅像。希利告诉他，他们哥俩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配合的话，就是帮了自己一个大忙。沃什波恩很乐意配合。这样闲暇的日子现在恍如隔世了。

为了安全起见，他已经送走了阿黛乐和三个小孩子——苏西、玛丽和两岁的小埃利胡。他们的三个大孩子，海姆斯戴德在美国上学，威廉在英国上学，只有21岁的老大格雷蒂奥特留在了父亲身边。

隔壁现在已经住上了军队，这条街其他的房子都在由佣人看管。沃什波恩的朋友埃文斯医生帮皇后成功出逃之后，现在还在英国。用沃什波恩的话来说，其他的邻居们都“仓皇溜走了”。

主要国家的大使只有他选择留了下来，还有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典和瑞士的外交代表。沃什波恩在私人日记里写道，其他人都“跑了”。（英国外交官理查德·比克顿·彭内尔·雷翁斯勋爵在解释他离开的原因时写道：“我认为无论什么理由，让自己陷在巴黎是不适宜的……”）

沃什波恩觉得无论发生什么，留下来为那些还留在巴黎的同胞尽可能地做些事情是他的职责。几乎所有人都想走，但有人由于有生意要照料，或有其他的事情，失去了走的机会。查尔斯·梅伊和另一个名叫威廉·瑞纳德的美国人是来明顿武器装备公司的销售员，他们就是等待的时间过长了；有几个像医学生玛丽·普特南那样的，是选择自愿留下来的；还有一个是纳山·塞帕德，芝加哥大学现代英国文学讲师，他留下来是作为《辛辛那提观察》的战地记者的；还有一些像穆尔顿老先生那样的银行家，他们早已经把巴黎当作自己的家，不愿离开。

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已经不再由个人的好恶来决定了，沃什波恩更没有什么选择。“无论我多么想离开，都觉得利用我外交官的有利条件离开，而让我的同胞们在这里无人理睬，是一种懦夫的行为。”

除此之外，他刚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他一生中了不起的工作。虽然精疲力尽，他却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在国内和欧洲赢得了无限的尊重。

在围城前几周的恐慌和混乱中，沃什波恩不仅仅负责几千个美国人安全迅速的撤离，而且还负责约3万德国人的撤离。这些德国人被勒令离开，很多德国人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有人被关入了监狱，有人被枪毙了。

有些在巴黎的德国人有长期建立起来的事业和财产，但大多数是受雇于人的做工者，有洗衣工、清洁工、垃圾清运工，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有很多孩子。作为一个留下来的中立国的代表，沃什波恩发现法国和普鲁士政府都来找自己，要保证在很紧的时间里让这些德国人安全离开。

一秘霍夫曼上校写道：“雇主解雇了他们的（德国）员工，有人想收留他们也不敢。”

他们在思想和身体上的痛苦都是很大的，应当想到，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巴黎定居多年了。他们在那里结婚生子……我们听过许多……西班牙驱逐摩尔人；法国驱逐胡格诺教徒；我们的同情心被深深地拨动了……我觉得驱逐德国人为什么不能像驱逐那些人那么做呢……

沃什波恩和使馆工作人员签署安全通行证，并安排专列每天晚上从北站出发，运送这些人。沃什波恩每天工作12~18个小时。他是如此努力，其他人员也觉得有责任跟上他的工作节奏。据一名叫做弗兰克·摩尔的助理秘书写道，他一旦决定了，没有什么可以“把他拉回来”的。

美国使馆在香榭丽舍附近夏约街95号一所七层楼里的一处寒酸的公寓里，有两段弯弯曲曲的楼梯。从沃什波恩的住所到使馆有近2英里的距离，要沿皇后大道到凯旋门，然后走香榭丽舍大街，从出门到进门得走约半个小时。

他的办公室不起眼，中等大小，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个黑色大理石壁炉台，上面放了一个钟，也是用这种深色的材料做成，有一块深绿色的地毯，经过了多年的使用都发黑了，这更增加了整体上阴郁的气氛。

每天早晨在使馆前门等待的人非常多，挤满了弯弯曲曲的楼梯，需要六个警察来维持秩序。日复一日，每天都有500~1000人等待着，许多是老人，很明显没有条件旅行，有些人没钱，有各个阶段的孕妇。有一天，就在门口外面的长椅上一个小孩出生了。

9月2日，沃什波恩给夫人阿黛乐的信中说：“看到悲凉、受难和苦恼的情形，我很郁闷伤心。”

昨天下午，一位可怜的妇女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使馆，怀里抱了一个婴儿，有一个约三岁，最大的五岁。前一天晚上正要离开时，她的丈夫被抓了，说是……间谍，被关进了监狱。她身无分文，留在了火车站……她在那里待了一整晚，昨天带着孩子来了使馆。她心碎地哭着，两个小孩跟着哭，只有婴儿对此一无所知。我立即给了她路费和买食物的钱，并派人去查看她丈夫的情况……

昨天晚上要走的人太多了，我亲自去了车站。至少有两人，我们给他们发放了通行证，让他们可以买车票，人群拥挤……拉拽……呼喊，谩骂，你从未听过。铁路无法把他们都拉走，他们毁坏了铁轨，其中有一个人差点挤死。我直到半夜才离开。

等到城市被封锁起来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离开了。不过，由于法国官员和铁路方面的努力，更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大使无私的工作。大多数德国人，有两万多人已经安全地离开了。维克汉姆·霍夫曼写道：“我们的大使用尽了一切的精力和善心来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离开，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可以说，没有人可以把这份艰难的工作做得更好……”

如果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就有可能会犹豫，查找原来的先例，而这些根本没有先例，这样就会耽误宝贵的机会……还好大使是新人，他不纠缠于细节，在紧急时刻表现了无所畏惧的作风。

那年9月，埃利胡·沃什波恩54岁。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精力充沛地在国会工作了16年。在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任命他出任驻法大使时，有些人认为他不是合适的人选，他不适合担任任何外交工作，更别说是到巴黎这么重要的外交岗位了。

他在缅因州的一个农场长大，早年在伊利诺伊一个偏僻的煤矿小镇加利纳镇从事法律和政治事务。从外表和风度上看，他很普通，远没有外交官的风度。他身高5英尺10英寸半，穿着朴素，身着深蓝和黑色平绒衣服。当时男人都喜欢留各式各样的胡子，而他却很不时髦地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后面留得很长，盖住了衣领。他前额很高，眉毛浓密，最突出的是一双大大的蓝灰色眼睛，目光深邃。他说起话来热情洋溢，声音浑厚，让人感觉明白无误。

他以前没有外交工作经验，尽管他在国会很有影响，但从未担任过任何涉外委员会的工作，也没有表现出对这类工作的兴趣。他处事缺少圆滑，被认为是担任这一新工作的重大缺陷。在他被委任时，《民族报》的一篇评论被许多人接受：“他作为驻法大使，也许有些资格，但这些资格是什么，很难说。”

《纽约世界》曾把他称为“目光狭隘的人”，说他从不会有什么创意性的设想，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有过有影响的独特行动。更尖锐的指责来自于林肯总统的海军大臣吉登·威赖斯，他觉得沃什波恩“粗俗，没有教养”，没有“远大目光”，“他可能很合适代表委任他的人（格兰特），但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

沃什波恩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家非常非常穷。”他的父亲叫伊斯雷尔·本杰明·沃什波恩，母亲叫玛莎，有11个孩子，7个男孩，4个女孩，其中一个男婴就夭折了。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1816年9月23日，他出生在缅因州安德罗斯考金县一个叫做利沃摩尔的村庄。这个村庄地处一个多风的山区的十字路口。他父亲是从马萨诸塞迁移到北面来的，买了60英亩的农田和附近的一个小商店。这所复斜屋顶的房子面对着新罕布什尔州的西山界，在晴朗的日子可以看到远处50多英里之外的华盛顿山。

伊斯雷尔·沃什波恩喜欢站在商店的柜台后谈论政治，并慷慨地给人们赊账，很远地方的人都来这里买东西。1829年，商店倒闭，法官派来了几辆牛车，把商店里的货物拉走了。

一家人依靠着土地，挣扎地活着，种植土豆、玉米、苹果、小麦和燕麦。那确实是很艰难的生活。缅因州被称为“对于燕麦来说是个鬼地方”，多石的贫瘠土地“不愿”产出任何东西。据说，沃什波恩家的孩子从来不知什么是艰难，因为他们对奢侈一无所知；他们都有对付艰难劳动的能力，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劳动还有不艰难的。其实，他们永远也忘不了父母为他们树立的克服艰难的榜样。特别是他们的母亲玛莎，在面对逆境时的勇气和对家庭未来的雄心都影响着孩子们。从几个孩子后来的事业上看，她一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玛莎出生于利沃摩尔。她的父亲是她的骄傲，他参加了整个的美国独立战争，从莱克星顿到约克镇。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担心自己朴素的乡下作风会让孩子们尴尬。据埃利胡·沃什波恩说，她的头脑“灵活”，是报纸的热心读者（报纸由骑马的邮差每周送来），她也像她的丈夫那样对公共的事情很感兴趣。她为自己的孩子们骄傲，对他们在生活上的发展抱有无限的希望。她在埃利胡去了西部之后，给他写信说：“年轻时打下的基础会影响人的一辈子。”他一定记得母亲的话：“如果一个人连话都说不好，那他什么也干不成。”埃利胡回忆：

我想到她的操劳、担忧和谨慎，她对我们提出的有用又明智的建议，还有她对我们愿望的关注，都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这些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玛莎的四个儿子都是国会议员，从不同的州选举的——缅因、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有的还被连续地选举。曾有一段时间，三兄弟——伊斯雷尔、埃利胡和堪德沃拉德，同时进入了众议院。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伊斯雷尔是老大，后来当了缅因州的州长。堪德沃拉德比埃利胡年龄上小一点儿，是家里第一个去西部的，他在银行、铁路，特别是面粉业上发了财。他是通用面粉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让“金牌面粉”声名远扬。后来，在南北战争时他当了联邦军队的将军。最小的弟弟威廉在明尼苏达定居，也在铁路和面粉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帮助创办了《明尼苏达论坛》，后来成了美国参议院议员。

由于农场的粮食不够吃，埃利胡12岁就出去给人打短工。“我挖树桩，赶着牛耕田耙地，种土豆、锄地”，他一直盼望着能“轻松一些”。14岁时，他被迫自己谋生，穿着母亲做的衣服，到30英里外的伽蒂尼尔镇，在一家报社当了印刷工学徒。这是他喜欢的工作，提供食宿，每年还有24美元报酬。就是在那时，他决定在自己的姓沃什波恩后面加一个字母e。这个姓（Washburne）在英国开始时就是有字母e的。

伽蒂尼尔的报纸倒闭了，叔叔陆奥·沃什波恩接纳他进了在利沃摩尔的律师事务所，并教他拉丁文。

18岁时，埃利胡曾尝试教书，结果发现他这方面的兴趣还不如干农活呢。于是，他又开始成为奥古斯塔《肯纳贝克报》的“印刷学徒”。他在那里和以前一样快乐。“在印刷业里没有欺骗，一个人可以是假律师、假医生或假神父，但如果他没有学过印刷手艺的话，他是不会排字的。”他利用业余时间上公立学校得到教育，挣够食宿费后又在附近的雷德菲尔德的一所私立学校学习。他在公共图书馆尽量地多阅读，并培养了一生对莎士比亚、狄更斯的作品以及英国诗歌的喜爱。他又在汉露威尔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两年，后于1839年被录取到了哈佛法学院学习。

与此同时，弟弟堪德沃拉德已经去了西部。埃利胡在法学院学习了一年之后，即1840年，23岁时，他也跟着去了西部。后来有人问他们的母亲，为什么孩子们都离开了缅因州？母亲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州够大，可以容纳她的家人。

堪德沃拉德当时在伊利诺伊的罗克艾兰定居了。他建议埃利胡试试附近密西西比河支流格里纳河岸上的格里纳。愚人节这一天，埃利胡乘一叶小舟到了这里，举目无亲，在一个牛圈旁、年久失修的木屋找到了住处，很快扎下根来。那时格里纳的人口有4000人，街上是“没膝深的”烂泥。由于附近有铅矿——邦克汉姆矿、哈德斯克兰宝矿和烙林营矿，格里纳成了一个新兴城镇。那里的人们，用埃利胡的话来说，“爱打官司”。不到一个月，他就可以从他的律师费中往家里寄钱了。

在一个民风彪悍的小镇，其他的律师喝酒赌博，他立誓决不抽烟、喝酒、赌博。他坚持了下来。沃什波恩家信普救教，但格里纳只有为数不多的教会可以选择，他入了圣公会教。

他喜欢格里纳的生活。后来他把那个时期的生活叫做“黄金年代”，从他在第三大街上建造的漂亮的“希腊复兴”房可以看出，他在这里的成功和地位。1845年，29岁时，他和阿黛乐·格雷蒂奥特结婚。新娘比他小10岁，娇小、苗条，黑眼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法国人后裔。她像埃利胡的母亲一样，出生在西部，就在格里纳。确实，她可以骄傲地宣称，她是这里出生的第一个白种人孩子。她到圣路易斯的学校在法国修女的指导下学习，学会了法语。于是，埃利胡也决定学习这门语言，当时人口越来越多的家庭就说法语。

根据沃什波恩家的历史，“他只受到了他妻子的影响，她给予了他很多事业上的支持”。另外，也和他的母亲一样，“她从不怀疑他能做成立志要做的任何事情”。

他在1848年的议会选举中失败了，而1852年再次参加选举，他成功了。不久，他就成了议会商务委员会的主席。人们赞扬他“独立”“无畏”“一丝不苟地诚实”“工作和讲话热情洋溢”。不过，他也有生硬不耐烦的时候，有时甚至粗鲁。一位俄亥俄州记者从旁听席上观察，描述了埃利胡代表是如何没耐心听别人讲话，甚至他弟弟的讲话也没耐心听，只几分钟就低头干自己桌子上的文字工作，或者跑到旁听席上去和别人说话，再不就向后斜靠在座位上，双手紧扣在脑后，“发出汽船般的鼾声”。在当拨款委员会主席时，他以说”no（不）”的坚决而出名，好像“no”这个词尾有两个字母“o”一样。

他和他的兄弟们都投身于反奴隶制的事业，成为新共和派的积极支持者。（据报道，是伊斯雷尔·沃什波恩在缅因州的一次讲话中，首次使用了“共和派”这个名字来指他们的政党。）随着国会有关奴隶制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沃什波恩兄弟在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1858年2月6日，约凌晨2点，议会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争论着奴隶制的问题。突然两个代表，一个北方的，一个南方的，开始拳脚相向。据报道，很多人也都冲了上去，加入混战。“伊利诺伊州的沃什波恩先生明显地站在共和派一方，招架着拳打。”这时，弟弟堪德沃拉德看到密西西比的代表威廉·巴克斯德尔扑向了埃利胡，便跳过去抓住了巴克斯德尔的头发。结果那是假发套，被他一下子抓到手里。这一惊，让人们停止了打架，笑了起来。堪德沃拉德交还了假发，巴克斯德尔却戴反了，让大家更是捧腹大笑不止。这两兄弟回到中西部后，人们对他们的敬意大涨。

回到伊利诺伊，埃利胡和一位前国会议员的政治前途连到了一起。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非常喜欢和林肯在一起。1843年，他们第一次见面。1860年，林肯竞选总统时，埃利胡给他写了竞选简介。就职之前，林肯坐火车去华盛顿，临时化了装，因为有传言说有人要刺杀他，埃利胡一个人去车站接他，并驱车把他送到旅馆。

在内战严酷的岁月里，埃利胡一直和国会里的其他人一样，是总统坚定的支持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支持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上台。格兰特从军队退休后，当农场主和房地产商都以失败告终。之后，他来到他父亲在格里纳的皮货店做店员，此时埃利胡“发现”了他。林肯亲口所说，埃利胡·沃什波恩“总是说，是他发现了格兰特”。

战争年月，在给阿黛乐写的长信中，埃利胡·沃什波恩详细地描述了华盛顿的人和事，以及战场上激烈的战斗；并说他也经常到战场上去，对格兰特绝对信任。1864年5月，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他从格兰特的斯伯茨瓦尼亚附近的军营给妻子写信，说：“我可以绝对公正地说，如果没有他，我完全相信这支军队早就溃败了。”1865年4月9日，他和格兰特在阿波马托克斯一起见证了南方军队的投降。1868年11月，格兰特就是在格里纳沃什波恩的家中书房得到他被选为总统的消息。

沃什波恩信任格兰特，格兰特也同样回报，任命沃什波恩做国务卿。沃什波恩在这个位置上几天就退下来了，因为突然得了当时叫做“充血型恶疟”的疾病，大病了一些日子。他的女儿玛丽写道：“他生命垂危，我在家里为他祈祷。”身体恢复之后，他觉得精疲力竭，没有精力担当起国务卿的责任，决定离开华盛顿。格兰特给他去巴黎的机会，在阿黛乐的怂恿下，他接受了，希望最后能享受一点儿“安静和悠闲”。

尽管有人怀疑这一任命，还有吉登·威赖斯之类人的讥讽，但那些了解沃什波恩的人，包括格兰特本人，都完全相信他会为国家做出贡献的。

<h3>二</h3>

在巴黎悠久的历史上，曾经历过15次围城。最早的一次是在公元前53年，罗马人围攻西岱岛上的“巴黎西”土著；最近的一次是1814年，北欧联军大约20万人包围了这个城市6个多月。当时的巴黎也就是现在规模的一半大，其防御根本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大多数巴黎人对守住巴黎非常有信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心情还很不错。

晴朗的天气日复一日，即使大街上士兵在训练，巴黎也似乎和往常一样。沃什波恩于9月28日，围城的第10天，在给阿黛乐的信中写道：“天气迷人，巴黎看上去很宜人。”为了让美国大使的联系保持畅通，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允许外交邮件通过封锁线。

每周二上午进行正式的邮件交换，交换地点在巴黎西南两英里的塞夫勒。这是塞纳河边的一个村庄，以其瓷器厂而闻名。整10点钟的时候，听到号声，看到白旗，一位身着正装的德国军官就会正步走到塞夫勒桥的一个炸断的桥洞处，向前来迎接他的法国军官敬军礼，说：“先生，有幸向您表达敬意。”

回答是：“先生，有幸向您致意。”

“先生，有幸能告诉您，我的任务是把沃什波恩先生的邮件交到您手中。”

“先生，我们会送达的。”

两个军官互相敬礼之后，回到自己的桥那面，走下河堤。然后，法国人就会派小船过河从德国军官的手中接收邮件和包裹。互致敬礼之后，军官立即各自返回自己的战壕，降下白旗，两边再次开火。

巴黎的其他人开始使用“气球通信”。9月21日，勇敢的气球驾驶员从城市出发，成功地证明气球可以把巴黎的事情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从此之后，不断飞行的气球成了美国公众感兴趣的新闻话题。最后计算，从巴黎飞出了约65个气球，携带出了200多万件邮件。人们要往巴黎送信，就使用信鸽。

沃什波恩写信给阿黛乐：“我从未感到像现在这样，想要你还有亲爱的孩子们在眼前。不过我每天也有很多事情要做，闲不下来。”她知道，他是在轻描淡写。

在给他缅因州的哥哥伊斯雷尔的信中，沃什波恩强调说，城里算上国民自卫军法国军队有50万人，士气高昂，防御坚固。巴黎周围有30英尺高的城墙、护城河，有16个堡垒，绕城6英里。不过，法国军队似乎也没有希望突破强大的德国防线。

9月30日早晨，经过了通常的重炮轰击之后，法国军队对德军的两处阵地发动了全线出击。沃什波恩描述说他们“勇气极佳，士气高涨”，但力量悬殊。最后损失惨重，死500人，伤1500人，一无所获。

早晨，使馆门外的人群少多了。现在美国人想方设法要出城，沃什波恩好像也帮不了什么。10月初，美国武器装备销售商查尔斯·梅伊觉得自己在这里的事情已经圆满结束，问沃什波恩能否给他搞一个德国护照，沃什波恩说无能为力。10月7日早晨，法国内政部长雷翁·甘必大，坐了轰动一时的气球逃跑。大胆的梅伊和他的生意伙伴瑞纳德也作为甘必大的客人，乘坐另一气球相伴。

他们从蒙马特山顶，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起飞。甘必大裹着皮毛大氅，看上去面色特别苍白，非常不安。他从巨大的黄色气球下摇摇摆摆的柳条筐里向人们挥手。

乘坐着两个美国人的气球是雪白的。巴黎其他的美国人多年来进行过各式各样的冒险，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乘坐气球逃跑过。

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我们缓慢起飞时看到那里的朋友们挥动着帽子和手帕，这是很美的情景。”查尔斯·梅伊写道：

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气温也非常适宜，很温暖，风也刚好能让我们飞起来。

甘必大的气球正好在我们上面一点的西北方向。很快我们飞过了巴黎的郊区，到了圣德尼附近。我听到了下面的马蹄声，看到了德国炮兵的演练，炮轰隆轰隆地响着。我们意识到他们看见了我们，像要把我们打下来。炮火越来越猛了，炮弹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我们还在上升。

甘必大气球上的一位驾驶员用手放在嘴前做喇叭状呼喊着：“快！快！”梅伊继续写道：

我们打开了沙袋，加快了上升速度，向远处飞去。20分钟之后，射击停止了。我们的前面只有天空，没有什么干扰和让我们害怕的东西了。

梅伊接着写道：“没有动的感觉，没有噪音，没有摩擦，没有刺耳的声音——完美的旅行。”他带了一篮子的饼干、巧克力、罐装牡蛎和葡萄酒。“我们非常惬意。”

这两个气球装的都是煤气，只需几颗流弹，气球就会变成火球。结果是，甘必大最后在德军的防线之外南面150英里的图尔附近安全着陆，梅伊和瑞纳德在巴黎以北70英里的罗瓦下了气球。

第二天，这个月第一次下了雨。据沃什波恩记录是“瓢泼大雨”。这是围城的第24天，食物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他写道：“时间流逝，给养也在下降。”政府开始定量供应肉食，确定价格。发行了定量卡，士兵们在肉店站岗，检查定量卡。沃什波恩给家人报告，他事先已经“储存”够了充足的食品。

他精力旺盛、头脑冷静处理问题的声望在欧洲和国内广为传播：“要不是沃什波恩先生有在大西部艰苦生活的经历，换一个一直在政府和法庭办事的人的话，那些还留在这里的人会感到很无助。”一位名叫亨利·拉伯奇尔的记者给伦敦的《每日新闻》写道：“他的作用比他所有的同事加起来也大。”一天下午，拉伯奇尔在美国大使馆惊讶地看到，沃什波恩走来走去在“同每个人亲切地握手，告诉他们别拘束”。

美国大使和那些在海外代表我们的面目狰狞的老妇女是多不一样啊，我们在海外的代表就雇用几个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他们把所有找他们办事的人都看成是天然的敌人。

《芝加哥报》写道：“世人不会忘记他在危险之际坚守岗位的坚定。”

10月中旬，沃什波恩病了。他得了被他叫做“格里纳老疟疾”的病，剧烈地头晕恶心。两天之后，10月15日，他仍然“很难受……浑身酸痛，几乎不能动……手脚冰凉，关节疼痛……”，但他没有屈服。10月17日，他就回到了办公室，“很放松”而且“忙了一天”。

许多人来访。中午去监狱（圣拉扎尔）看了可怜的德国妇女。我发现其中有74人并没有犯什么罪，只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才被关入监狱的……我作了安排，第二天让她们获释，并照料她们，直到围城结束。

把人从巴黎弄出去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巴黎新政府——国防政府中，首脑是路易·特罗胥将军，外交部长是儒勒·法弗尔。特罗胥怕影响士气，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出城。

“不过沃什波恩不是面对这种拒绝就安静地坐下来的。”威克汉姆·霍夫曼写道，他直接去了特罗胥在卢浮宫的总部。在儒勒·法弗尔也在场的情况下，经过了三个小时“不间断的喋喋不休”，特罗胥让步了。10月27日，一队19辆车的车队，装满了行李，由军队护送，把48位美国人和21位持有沃什波恩大使签发的护照的人，都送出了城。这其中有男女老少。

沃什波恩想随他们一起坐车到德军防线，看他们安全过关，但“疟疾”仍然折磨着他。他承认，和家人分开这么久，他“精神有点儿抑郁”。他派去了霍夫曼和他自己的儿子格雷蒂奥特。

霍夫曼写道：“我们驶过了法军前哨，并从那里派出了特罗胥的一个军官，带着旗子。”

我们等待着的时候，德国警戒哨的六个人朝我们过来了，躲在树后，端着步枪，手指紧扣扳机。我承认我对这些德国卫兵没有多少印象，他们太像在表演的北美印第安人了……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我们继续朝德军前哨走去。在这里，普鲁士军官核实了名单，一个个地按名字叫，谨慎地辨认每一个人。不过我后来得知，一位法国要人扮作车夫逃走了。

现在滞留在巴黎的美国人还有不到150人。

10月31日，特罗胥的部队又对德军发动了进攻。这一次是在拉布尔日村，为了扩大巴黎的防区。进攻刚开始好像是成功了，巴黎立即掀起了庆祝胜利的热潮，但随后证明是一场可怕的失败。

同一天，和这一令人失望的信息相随的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在巴黎以东，法国人一直守着的梅斯要塞，一支17万人的法国军队投降了。让事情更加糟糕的是，有传言说，那天上午，在市政厅大厦，特罗胥和其国防政府在秘密商讨巴黎投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