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万圣节，沃什波恩在日记中写道，事情“大踏步地变化”。

一群工人和市民战士喊着口号来到了市政厅，对任何停火的谈判都表示愤怒，决心要拯救巴黎。沃什波恩整天都在使馆忙着，不过他的朋友南森·谢泼德挤进了人群，看发生了什么事。谢泼德写道：“人、人，到处是人，人们匆忙拥向了市政厅。……一万，一万五……都拥挤到了宫殿前面的广场上，万人空巷。”

身材高大、腿脚粗壮的妇女；戴着干净白帽的女仆；嬉闹的男孩们在人腿的森林中捉迷藏；小狗在大声地吠叫；颤颤巍巍的老人们……穿着制服和半制服的机动保安队和国民自卫军，有的全副武装，有的装备不全——他们都拥了进来，在这里聚集、呼喊、拥挤和摇摆……

横幅和标语上写着：“绝不停火！”“抵抗到底！”“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一个高个子、保养得很好的先生，穿着拆掉装饰的军官服，上前想制止这样的乱态，他傲慢地看着聚拢在他周围的暴民们。人们面带威胁，指指点点。而他抱起胳膊，坚定地看着周围的人，他们在躲闪着他那凌厉的目光……

代表团分开人群走进了（市政厅的）铁门……门口的钟报时音乐响起……音乐淹没在了愤怒的呼喊声中……门开了，人群拥了进去……有哨兵保卫的会议在进行，哨兵让开了路。枪响了，谁打的，朝谁打的，无人知晓……上万人跑来跑去，喊叫着：“武装起来！武装起来！他们袭击政府了。他们朝人民开枪了。”一片大乱，惊慌、乱窜、疯狂，只有巴黎才会有的景象。

市政厅内，起义的“红色巴黎”已经控制了政府。听到发生的事情，沃什波恩从使馆赶往市政厅。他约6点钟到了那里，从人群中挤了进去，发现大多数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倒提着枪，这是和平的标志。“他们似乎都认为革命已经成了既定事实，就等巴黎人民投票承认了。”沃什波恩离开了，“一个真正红色共和国”成立了。他当夜在日记中写道：“天知道这个不幸的国家的前途是什么样子的。”

起义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二天，特罗胥和国民自卫政府又回来就位了。“这是什么样的城市呀！”沃什波恩叹息道，“一会儿是革命，一会儿又是深深的平静！”

更让他头痛的是，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来找他了。他们听说通过他的努力那么多美国人逃出了巴黎，而他们却留了下来，“完全发狂了”。不过，这时俾斯麦已经告诉沃什波恩不要再给任何人护照了，离开的门堵死了。

<h3>三</h3>

远处大炮的轰鸣每天都能听见，伤兵不断送到城市的各家医院和美国急救站来。人们在说着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最后一个人”。总体上，平民的适应还是令人惊讶的顺畅。

大多数人相信，这座城市的城防是坚不可摧的。在沃什波恩看来，他们有理由决定安全。他去外面的城防转了转，感到震惊。南北战争时期，他见过堡垒和巨大的地堡，而这里的工程是“力量和神奇的奇观”。他写道：“的确，整个城防所呈现的奇观，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与之比肩。”整个防御圈都是正规部队在守卫，法国水兵们负责大炮。沃什波恩想象不出比这更“完善”的了，“我一辈子也不明白，这样的城市怎么会被攻占呢”。

虽然为了集中精力防御，城里个人的建筑工程停止了，但工作并没有减少。小工厂比以往更忙地在制造战备物资；百货商店、剧场、旅馆、公共建筑都变成了医院；大旅馆、法兰西喜剧院、王家公园、巴黎大法院的房顶上都飘扬着红十字旗。建筑师夏尔·加尼埃还没完工的歌剧院用作了军需站。奥尔良火车站被改造成了气球工厂。

特罗胥在卢浮宫建立了指挥部，窗户上都堵上了沙袋。为了安全起见，画和雕塑都装箱运走了。在大画廊，没有了画家在画架前安静的临摹，看到和听到的是枪械师在工作台上叮叮当当地把老滑膛枪改造成后膛枪。

在一个和外部完全断绝了消息的城市里，报纸比以往更多了，至少有36种，代表着各种政治见解。巴黎人急于得到各种消息，在街上走路时也看报纸，但同时也对发表的东西的准确性更加怀疑。

起初，所有的剧场都关门了。不久之后，法兰西喜剧院又开门了，演出的剧目既无布景也没有服装。再之后有几个剧院也跟着开了。饭店和餐厅也都营业，不过只开到晚上10点。面包的供应还很充足，价格便宜，但肉食不足。据报道，不久会杀五万匹马供应肉食，不过马拉的车辆会显著减少。当然，吃猫肉和狗肉都只是笑谈。

巴黎在从容地应对，公开的抱怨少了，犯罪率明显下降。至于美国人，虽然他们只占总人口中微乎其微的比例，但他们的命运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沃什波恩在11月12日总结了一下情况，写道：“这里的情况很糟。普鲁士人进不来，法国人也出不去。”天气也跟着捣乱，变得潮湿阴冷。11月22日，他记道：“今天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外面下着雨——寒冷、无聊、忧郁……”他抽时间去照相，摄影师说他的表情“过于严肃”。

南森·谢泼德为了消磨时间，在城市里一直漫步：“唉，找一个出逃的机会！人非常想把自己的听觉、视觉和理解力增加一百倍，想去什么地方，一下子就能到，不错过一点儿值得感知的东西。”他对遇到的“鬼鬼祟祟的目光”感到烦恼——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成是间谍。一天傍晚，他和另外两个美国人在香榭丽舍大街被抓了起来，罪名是用外语谈话。

他写道，最糟的是这种神经过敏，没事儿找事儿。

就是这种难以容忍的紧张，和对未来的不确定让人窒息，这种情绪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人。人们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觉得会发生什么，而且随时都会发生，这给人的整个生命一种非现实感。

傍晚大街上的沉闷难以想象，伦敦《每日新闻》的记者拉伯奇尔写道。路灯只许亮三分之一，饭店也只允许使用一半的汽灯。很多人都患上了严重失眠。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名叫罗伯特·希贝特的美国医生，来巴黎本打算进医学院听课，但赶上医学院在紧急状态下关门。他发现自己患上了失眠症，而且听说许多人都有此病。最糟的是炮击，“炮击对人的神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许多夜晚他都无法入睡，连一个小时也睡不着。

美国医学生玛丽·普特南说，她的优势是有一些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她集中注意力在学业上，并在爱心医院照顾病人和伤员。越来越少的食品供应、不方便对她影响相对都不大，她也不想离开。

她住在一个法国人的家里，他们善解人意，有文化，有见地。她很喜欢有他们相伴。她把自己唯一的心事压在心底。她爱上了另一位医学生，是法国人，他们订婚了，但是他得去前线服役。她没有抱怨，也不多想，她得全身心投入到她的论文中去，年底得完成。她的论文题目是《天然脂肪与脂肪酸》。这是她要成为第一个从医学院毕业的美国女学生的最后一关。

她在围城的前夜写信给母亲说：“战争不可能会持续到12月。如果那时学校重新开放了，我就什么都有了。”她曾申请去美国急救站工作，但被告知志愿者太多了，职位不够。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疾病越来越多，特别是天花。在围城的第一周，有158人死于天花；到第四周这个数字上升到200人；第八周419人死于这种病。经过两个月的围城，让巴黎成为不夜城的汽灯没有燃料了，食品和木柴也缺乏。命令传来，原来亮三分之一的路灯，现在只能亮六分之一了。

随着夜幕降临得越来越早，而且黑暗也越来越重。沃什波恩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想起他在格里纳的家和童年时在缅因州表现出来的坚忍。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天是父亲86岁的生日，就在不久之前，父亲和利沃摩尔最后的居民都离开了。他写道：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呀，他们智慧、高尚、荣耀、节俭，他们身上有新英格兰最好的性格……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被包围的城市里，在这漫漫的忧郁的日子里，我想起了他们所有的人……

对于巴黎人来说，只要阳光灿烂，像11月20日这样的天气，他们就大批地到街上去散步。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他们好像什么也不在乎。南森·谢泼德注意到：“阳光刚好让人感到舒适，气氛很好。”他在人们的脸上没看到什么沮丧，“相反，在11月的阳光照射下，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满足和惬意。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幅自我欢乐的图画”。皮鞋擦得锃亮，孩子们活蹦乱跳。在一个广场音乐会上，一位年轻的女士表演得很不错。人们送给她的不是一束鲜花，而是一大块奶酪。这让她高兴得合不拢嘴。

同时，布洛涅森林里的牛羊基本见不到了，马肉成了巴黎人的主食。大家都知道情况还会更糟。“他们就要到在格里纳矿井里叫做硬底层的时候了。”沃什波恩指的是矿井无法钻下去的部分。

由于德军指挥官还给他特权，让他通过外交邮袋能收到外部的消息。因此，巴黎除了美国使馆之外，别的地方没有外面的报纸。他也送出写好的通讯，觉得有责任报告他所知道的尽可能准确的情况。如果时间允许，他会出去看看外面发生的事情，希望可以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判断。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巴黎能有什么反应呢？法国人似乎让人捉摸不透，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矛盾。他在11月的最后一周记录道：“一个贫穷的市政府，没有警察，没有组织，巴黎却从来没有过这么安祥，犯罪率如此之低……”

激进的政治党派又开始“兴奋起来”了。他写道：“饥饿和寒冷起作用了。”他向华盛顿汇报说，不管情况怎样，没人知道再有多久情况才会改变。

在战争开始时，托马斯·埃文斯和其他人建立起来的美国急救站很大，设备齐全。这被证明是很成功的。对于每一个知道它的美国人来说，这都是骄傲的。救护站的负责人是两位美国医生，外科主任约翰·斯维波恩医生和内科主任W.E.约翰逊医生，还有其他几位美国医生协助，有近40人的志愿者，包括格雷蒂奥特·沃什波恩。

在全城的许多家医院和急救站中，它是唯一的帐篷急救站，目的就是尽可能提供新鲜空气。“这里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威克汉姆·霍夫曼写道。这里的工作从不停歇，风雨无阻。在寒冷的冬天，为了给大帐篷供暖，挖了一条壕沟。壕沟贯通帐篷，一端在帐篷里的一边，另一端通过一个洞连接到帐篷外的一个煤火炉上。这样一来，地面就干燥温暖了，也让整个帐篷温暖了起来。这个办法在南北战争时用过，很有效。在美国急救站里，没有病人受冻。霍夫曼写道：“我知道外面的温度是华氏20度，帐篷里的温度是华氏55度。”

斯维波恩医生在南北战争期间是战地医生，普法战争爆发时正在法国旅行，于是就留在了巴黎服务。他法语说得很好，似乎从不休息，大家都很钦佩他。他和约翰逊医生都是无偿服务的。

《自由选举人报》的一篇社论提问道：“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这家急救站的干净卫生的环境，和我们的伤员在那里受到的治疗？”又说，看到这些外国人“为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工作毫无保留地奉献是很感人的”。法国军队的外科总长告诉埃利胡·沃什波恩，他认为美国医院比法国的任何一家医院都好。

12月1日，法军又对德军进行了一次无果的进攻。下午沃什波恩站在寒风中看着超过100名的伤员被拉到了帐篷里。格雷蒂奥特和志愿者们上了战场去救护，一个士兵就死在了格雷蒂奥特的怀里。

冬天寒冷的日子到了，沃什波恩继续在日记里记录着不断恶化的情况和不断逝去的希望。数着围城的天数，他记了一页又一页，字体清楚刚硬，两边都不留什么空白，很少删除或修改一个字。

12月2日。围城的第76天。寒冷……昨夜结的冰有半英寸厚。

12月3日。围城的第77天……今天没有战斗，昨晚下了小雪，今天傍晚下了一点小雨。这些日子，双方部队都忍受着可怕的痛苦。法军没有毯子，没有什么吃的，半冻僵，半饥饿，在这样阴冷的日子里……我刚从美国急救站回来，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可怜的正规军上尉咽了气，在他最后的时刻，我们照顾伤病员的美国女士安慰他。

12月4日。围城的第78天。早晨冰冷刺骨……在屋子里围着炉子几乎待了一天。傍晚像往常周日的傍晚一样和格雷蒂奥特去了穆尔顿先生处……没有谈别的，想别的，只谈了……围城和物资匮乏，还有我们“在远方那明亮幸福的家……”

12月6日。围城的第80天……又进行了一次突围未果，只是徒劳地增加了伤亡。我们听到上周战场上的消息越多，似乎越感到血腥。法军损失惨重，特别是军官。他们在生死面前表现出了勇气。

12月8日。围城的第82天……从未有过这么寂寞的一天……

12月11日。围城的第85天。我的感冒比以往更严重了，不能出去……来的人说外面的天气糟透了。这是第一次（说）面包的供应短缺……

12月15日。围城的第89天……下午2点去了使馆。候见室满是等候着救助的可怜的德国妇女。我给600多名妇女和儿童发放了援助……

他在给家里一个弟弟的信中说，他手中救济难民的钱来自于德国政府，但钱买不到食品和木柴的日子快要到了。

有10天了，每天的阳光不足10分钟。这是人们记忆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普鲁士指挥官开始用轰炸来威胁巴黎，但人们没有惊慌，士气没有明显的低落。

在美国，到处可以听到对巴黎人同情和钦佩的声音。《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写道：“巴黎人在这些日子所受的煎熬和物资贫乏之苦面前的行为，怎么赞扬也不过分。”

没有任何人在同样的环境中表现出更大的耐心、秩序和英雄主义。普鲁士人想他们开始威胁轰炸的时候，巴黎人的意志就会崩溃，他们错了。巴黎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什么，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

华盛顿，国务卿汉密尔顿·费什尽一切努力给沃什波恩鼓劲，说他的努力会得到人们的赞赏的。“你的工作得到了美国人的一致赞誉。”他写道，“该做的你一点儿也没有漏掉，而且你所做的都那么好。我想你已经赢得了‘守护神’的美誉。”

全城都排着长队，主要是妇女，在寒冷的天气里站在肉店和面包房的外面，有时队伍的长度有上千人。从凌晨4点人们就开始排队，有时会等五六个小时，只是买一些马蹄子和已经严重变色了的面包。在克里希大街的一家珠宝店，通常用来摆放银器的橱窗里，摆出了用棉花包裹着的鸡蛋。

随着木柴告罄，晚上有几千人到大街上去砍树、拆木头栅栏来做燃料。许多贫穷的家庭烧家具取暖。圣诞节是最冷的一天，南森·谢泼德把其称为“凄凉的高潮”，“温度计已经到了零下，飘着雪，阴着天，路上很滑，到处一片死寂……为了节约食物和燃料，人们在床上躺着”。

“这是一个最为凄凉的圣诞节。”沃什波恩写道，“痛苦……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时候。”在这么多悲凉的事情中，不断地杀马让他特别郁闷。

政府在抓任何一匹能抓的马来制作食物。马任劳任怨地干着活，拉公共马车、出租马车，那些用来干活的马、娱乐的马，在屠宰场都一样地被宰杀，让人于心不忍……

他决定圣诞节不能这样无声息地过去，杀了两只下蛋的母鸡，摆了家宴。除了格雷蒂奥特之外，他还叫了威克汉姆·霍夫曼、约翰逊医生、南森·谢泼德和其他几个美国朋友。菜单包括牡蛎汤、沙丁鱼、烤鸡、腌牛肉和土豆、西红柿、蔓越橘、青玉米和青豆。除了鸡之外，全都是沃什波恩储存的罐头食品。

据霍夫曼解释，法国人习惯每天都买新鲜食品，但并不是他们喜欢新鲜食品，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住在很小的公寓里，没有存放食品的地方。而美国人喜欢储存罐头食品，结果许多巴黎的杂货店进口了大量的美国居民吃的罐头。围城时大批的美国人走了，大量的罐头水果、蔬菜、牡蛎甚至大虾就都剩在了市场的货架上。霍夫曼写道：“法国人不了解这些食品，等到围城后期他们才发现了这些食品的好处。与此同时，美国人把附近能买到的都买了。”

沃什波恩挑选了一些罐头水果来作为甜点，再加上巧克力，巴黎的巧克力还不缺货。的确，法国巧克力、芥末和葡萄酒似乎是没有穷尽的。

圣诞节过后第二天，他记录了一场完全没想到的“木头骚乱”，就发生在他的前门。

离我们的房子不远，街对面的大广场上堆放着从布洛涅森林砍来的木头，准备烧成木炭。大约下午1点钟，有两三千名妇女和儿童聚集起来……就在我们附近，“直奔”这些木头……几乎所有的木头都被搬完了。

这似乎只是开始，他想：“人们不能冻死、饿死。”

两天之后，12月28日，他出现了一种消沉的感觉，对一切都感到绝望，包括他自己。“形势越来越危急……我完全失去信心了。”

我不适合做任何事情。这种被围的生活让人无法忍受。我没有心情读任何东西……我做什么事情的心情也没有，每周一次的邮件都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

到新年了，巴黎人快要冻死、饿死了。人们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骡子肉、狗、猫、乌鸦、麻雀、老鼠，还有又黑又硬的面包。沃什波恩说，这样的面包就像格里纳矿井中的铅块。南森·谢泼德说，这种面包尝起来有“锯末、泥土和土豆皮的味道”。

谢泼德几乎什么都尝过，既是好奇，也是出于需要。他发现狗肉比马肉好吃，但不能说他喜欢狗肉。他觉得猫肉“十分好吃”，许多人也喜欢吃。猫肉的价格在市场上是狗肉的四倍。对于穷人来说，什么也买不起。到了12月下旬，一只鸡蛋的价格是三法郎，是国民卫队一个士兵日工资的两倍。一只麻雀1法郎。几周来沿香榭丽舍大街，在杜勒里和卢森堡公园、塞纳河的码头，人们一直在忙着打麻雀，以至于有人经过那里都觉得危险。

一只老鼠的价格只比麻雀便宜一点儿，谢泼德惊讶地发现，老鼠的味道吃起来特别像鸟的味道。人们也都同意，由于其吃的东西不一样，酿酒厂的老鼠要比下水道的老鼠味道好。鼠肉松被认为是美味，不过据谢泼德所知，只有一家商店有卖。

食物成了一个主要话题。他说：“糟糕的是，我们越谈论，越想吃。”许多巴黎人由于长期喜爱狗，把狗藏了起来。一位老太太告诉他，她快饿死了，但不会吃自己的猫。

没有饲料来喂养动物园的动物了。政府开始宰杀这些动物，直到几乎所有的动物都用来填饱人们的肚子——熊、袋鼠、驯鹿、骆驼、牦牛，甚至豪猪，还有两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人喜爱的大象卡斯特和庖鲁克斯。

情况还在恶化。不久，用钱即便是黄金也将买不到好的食品了。巴黎人都不怀疑，在敌军防线之后，敌军有他们想要的一切，面包、德国香肠。

人人都在梦想着白面包、加奶咖啡和绿色的蔬菜。玛丽·普特南写道：“但，呸！这些都不值得说。”

“这种特别寒冷的天气一直持续，这座城市的苦难还在不断增加。”沃什波恩在一封邮件中向国务卿强调，在1月的第一周，他怀疑在华盛顿舒服地生活着的人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巴黎的痛苦，无论是军队的还是平民的。几百名法军士兵冻残疾了，有的冻死了。

贫穷的德国人的苦难太严重了。他们仍然绝望地来找沃什波恩，请求他的帮助。沃什波恩把整个使馆的一层变成了宿舍，解决了100多位男女老少的食宿和取暖。

穷人受罪最大。城市的死亡人数，不算那些死在军队医院里的，已经达到了每周4000人，是平时的五倍。死得最多的是穷人家的孩子和老人。沃什波恩写道：“贫穷的阶级现在普遍不满，不过似乎有一种精神让他们坚持着，等到最后的极端情况。”

<h3>四</h3>

地冻得像大理石那样坚硬，冻土层有一英尺半，普鲁士人能够把他们最大的克虏伯大炮架起来了。1871年1月5日，围城的第109天，他们开始轰炸巴黎了。许多人预言普鲁士不会轰炸巴黎的，俾斯麦不会允许这么做的。事实上，俾斯麦早在10月份就想轰炸了，他相信“两三发炮弹”就能把巴黎人吓得投降了。

沃什波恩写道：“下午2点，我沿香榭丽舍大道走着，听说炮火很激烈，我没有多想。我觉得是在炸堡垒，我没想到炮弹打进城了。”

开始，密集的炮弹打在了左岸，第一发炮弹在拉兰德大街爆炸。奥林·沃纳没有像他原来想的那样去参军打仗，而是还住在左岸。他写道，德军的炮弹整夜在他的附近“到处开花”，“有时他们打到很近的地方爆炸，我都能闻到爆炸的火药味。一次，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

对左岸的炮击持续了一天一夜，一个老太太被炸没了脑袋；在卢森堡公园附近，一位要去上学的小姑娘被炸成了两截；一位从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来的美国学生查尔斯·斯威格的一只脚被炸烂了，一发炮弹炸到了他在左岸的房间。他被送进了美国急救站，把腿截了肢。沃什波恩适时地注意到，他的手术是斯维波恩医生和约翰逊医生做的，但一个月之后，这位年轻人死了。

美国医生罗伯特·希贝写道，穷人特别可怜。

他们抱着他们的孩子和被褥，走过深深的雪地，挤到剧院、教堂和其他建筑的地下室去，在那里可以不受严寒和炮弹的袭击。

炮弹在玛丽·普特南在左岸所住的房子周围爆炸。她被迫搬了出去。一天晚上，她和四五百人睡在了先贤祠的地宫里，这里埋葬着法国民主的英雄和伟人们。她写道：“简直是戏剧性的，伏尔泰和卢梭的坟墓为普鲁士野兽的受害者提供庇护……”

轰炸仍在激烈地进行，炮弹每天雨点般落下，有三四百枚，都炸在左岸。（先贤祠和荣军院的穹顶一直是德军喜爱的目标。）根据城市的人口，伤亡人数出奇的少。“将近12天猛烈的轰击，不过收效甚微，”沃什波恩1月16日写道，“炸死炸伤了为数不多的人，炸毁了城市里的几百所房子，这对一个200万人的城市来说，不算什么……”同一天，他向国务卿费什报告说：“轰炸迄今为止并没有让这座城市加快投降的步伐，相反，似乎更加坚定了人们的决心和信心。”

在1月18日的私人日记里，沃什波恩写道：“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只能饿死。”从来没有这么绝望，“围城四个月了，最后会怎么样？我似乎被活埋了，什么事情也没做成，不能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和外部切断了联系。这些阴郁的日子最好能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大约10万军队在调动，巴黎国民自卫军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他们要在城西发动最后一次拼命的突围。“所有的急救所都得到了通知，我为未来的恐怖战栗。”有些部队只经过几天的训练。

法国小说家爱德蒙·德·龚古尔写了看到的“宏大的令人震撼的场面”，民军“朝着远处炮声的轰鸣处前进——”

队伍中有胡子灰白的人之父，也有嘴上没毛的小伙子，他们是人之子；在队伍的旁边，女人们拉着丈夫或是恋人横背在背后的枪，依依不舍。

第二天，战斗在圣克卢附近激烈地进行。沃什波恩和威克汉姆·霍夫曼去了帕西，到了有历史意义的古老猎舍城堡，和儒勒·法弗尔以及其他法国官员们一起观察。他们从最高的炮塔上，用望远镜观察。沃什波恩写道：

10万人冲锋要突破那火与铁铸起的包围圈，这个圈已经困了他们长长的四个月了。由于这里的地势，我们看不到战场……远处大炮在低沉地轰鸣，还有升起的烟尘在诉说着战斗的残酷。炮塔上的法国人确实很悲伤，我们也不禁为他们焦虑。

沃什波恩从城堡回到美国急救站，从战场上来的车辆一辆接一辆，都“满载着多处受伤的伤员”。

他们已经运来了65名伤员……助手们在给伤员们剥去全都湿透了、凝结着血块的衣服，医生们在给他们包扎可怕的伤口。

约翰逊医生和格雷蒂奥特告诉他，法军的伤亡惊人，“全城到处是尸体和伤员”。

这天结束时，他写道：“全巴黎都在警戒，惊人的报道到处传播着。街上都是人，男女老幼都有，谁能来测量一下此刻人们的激愤！”起雾了，传言说“城里出问题了”，特罗胥像“热锅上的蚂蚁”。1月22日，星期日上午，爆炸声似乎比以往更激烈了。

那天下午，国民自卫军和愤怒的人群又一次冲向了市政厅。这次遭到了机动保安队部队的阻挡。他们开了枪，打死了5人，打伤了十几个。沃什波恩写道：“人们四散奔逃，这些不幸的人跑往各个方向……20分钟，一切结束了。”这是法军第一次朝自己的同胞开枪。

他又和霍夫曼奔往香榭丽舍，想看一看情况，但没有结果。人群和部队太多了，什么也看不到。

“要出事了。”沃什波恩当晚在日记中猜测，他从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中引了一句：“第一滴血已经洒下，没人会知道快要饿死的……巴黎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一连四天的雾天，传言和爆炸连续不断。1月24日他写道，他从未见过到处如此凄凉。街上除去那些被砍倒的树之外，几乎看不到一个人。“这座城市即将崩溃……”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了。1871年1月27日，星期五，围城的第131天上午，巴黎宣布投降——战争结束。

沃什波恩写道：“天呢！今天没有枪炮声了，一切都沉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