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巴黎，有一件涉及老查尔斯·穆尔顿的事情让沃什波恩提起了精神，在巴黎的美国人听说了这件事后都感到有意思。

多年来，人们都知道穆尔顿说法语时，几乎没有什么能发音准确的。在巴黎生活了20多年，他说法语还是有浓重的美国口音，这也让家人很尴尬。他读法语没什么问题，常坐在客厅他喜欢的椅子上，给大家高声读巴黎报纸上的东西。他自己觉得这是很好的，可大家都跑出了屋子。

5月9日，公社的一群人来到了穆尔顿在库尔塞勒街上的房子里。全家人都知道，现在富人有很大的危险。莉莉·穆尔顿说：“我们觉得末日来了。”

无论是佣人还是家人，大家都不敢出去见这些人。穆尔顿决定亲自去，莉莉写道：“他是一位真正的美国人。”她也主动陪同他出去。

他个子矮小，瘦弱，戴着眼睛，本来就不魁梧，在高大的房屋的映衬下显得更矮小了。人群中一个长相凶恶的首领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一张盖有公社交通委员会大印的纸，以委员会的名义向他们索要家里的动物。莉莉写道：

穆尔顿先生拿过这张纸，故意整了整眼镜……开始随意地读了起来（不知道这些凶恶的家伙怎么会有耐心安静地等着，不过他们确实很安静，我想他们是受了我公公平静神态的影响）……

穆尔顿先生刚开口，众人就笑了起来，他的发音带来了魔力。他把声音提得很高说，他们可以牵走“瓦”（马），但不能牵走“留”（牛），“马”这个词前用阳性冠词“le”，“牛”前面本来要用阴性冠词，穆尔顿也用了“le”，这让大家实在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莉莉写道：“我们面前的人们笑得直不起腰来。”

穆尔顿的法语救了他们。她后来承认，虽然这帮人粗俗而且很凶，但他们“对这个站在那里平静地从眼镜里看着他们的老头的勇气很佩服”。

家里一匹可爱的马被牵走了，不过“留”（牛）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房子和人也都没有受到伤害。

公社颁布了法令，要拆除旺多姆广场上纪念拿破仑军队战绩的著名的旺多姆圆柱。随后又颁布了法令，要烧毁卢浮宫，因为里面的艺术品是宣扬神明、国王和神父的；另一条法令是要拆毁巴黎圣母院，因为它是迷信的根本象征。

几百人已经开始在旺多姆广场动手了，准备推倒这个155英尺高的圆柱，在可能砸到地面的地方，垫起了厚厚的马粪。在城市另外的一处地方，圣乔治广场，公社的社员们在忙着拆毁阿道夫·梯也尔的家，搬走他的财物，包括巴黎最好的私人图书馆。

好几天人们聚集在旺多姆广场，希望看到大圆柱随时的轰然倒地。乐队像过节一样奏着乐，有成千上万人观看，沃什波恩判断，5月16日下午得有2万人。工程师们切开了铜面，挖到了圆柱基座厚实的石头地基，就像砍伐一棵巨大的树一样。上面拴了绳子，就拴在拿破仑塑像的下面，安装了滑轮和绞盘，要柱子倒在固定的位置上。5点半，圆柱倒了，在砸到马粪堆之前就碎成了碎片。沃什波恩后来写道：“我没有看它的倒塌，不想看。”

对于站在那里欢呼这种破坏的大部分人来说，这象征着帝国主义的末日，象征着在公社领导下的新时代的开端。现在已经空了的基座上立即升起了一面红旗。一连几天，巨大的雕像躺在那里，身首异处，右胳膊也掉了。

埃德蒙·德·龚古尔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街上走着，“像疯了一样”大声自言自语。

全城的墙上都张贴了公社的大字公告。

公民们：

军国主义到头了，我们不要那些肩扛杠杠、处处耀眼的将军之流！人民要当家，普通的士兵要做主！革命战争的钟声敲响了……

如果你不想让过去六周那些忠烈的鲜血白流，如果你想生活在人人自由平等的法兰西，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免受你受过的苦难和悲伤，那就团结起来，万众一心……

公民们，你们的领袖会和你们一起战斗，如有必要，一起牺牲；以光荣的法兰西的名义，她是一切人民革命的母亲，是公正思想的源泉。我们一定要团结，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去迎敌。让你的革命意志告诉敌人，他们可以出卖巴黎，但是他们不能把她运走，不能征服她。

公社依靠你们，你们也依靠公社。

似乎一天比一天糟，沃什波恩5月19日写道：“今天他们威胁要毁掉巴黎，把任何要投降的人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在官方言论中，他没有说过一句贬损公社的话，但在他的日记中，他们是“强盗”“凶手”“流氓”，“我现在没有时间表达对他们的厌恶……”

那些急切要离开的人占用着他的时间，他已经签发了4450张通行证，那天上午8点，200人在使馆外他的窗户下面等着。大主教吉凶未卜，营救他的工作要花费他很大的精力。公社想用他交换他们的一个英雄——奥古斯特·布朗基——一位理想主义的激进反叛者。他蹲过很多政治集团的监狱，在监狱的时间很长，被称为了“囚禁者”。沃什波恩理解为什么凡尔赛可能反对这项交易，不管有多大困难，他觉得政府同意了交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损失，而可救大主教的命。他亲自到凡尔赛去斡旋。他后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他对那位“值得敬重的优秀的人”非常感兴趣。梯也尔和政府固执地不同意交换布朗基。

又一次去玛扎监狱探望，他发现大主教非常“虚弱”，卧床不起。再一次去监狱的时候是星期天，5月21日下午，他发现“一切大不相同”了，看守换了新人，大多数都醉醺醺的，对他的到来很恼火。他们没有像以前一样让他去探监室，而是把虚弱的主教带出来到了走廊里，他们在一旁听着看着。主教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沃什波恩后来写道：“他失去了快乐，看上去悲伤抑郁，更换了看守预示着凶多吉少。”

<h3>三</h3>

像多数巴黎人一样，沃什波恩上床睡了一整夜，从5月21日到22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像多数巴黎人一样，他醒来后得到消息时惊呆了，三色旗飘扬在凯旋门上。一个兴奋的佣人天一亮就告诉他，凡尔赛的军队进入巴黎了。

他和格雷蒂奥特穿好衣服争先恐后地去亲眼看看。的确，其他人已经在大街上互相庆贺巴黎终于光复了。

正规军在前一天下午3点钟就行进到了圣克卢城堡，没遇到多大抵抗，沿塞纳河右岸连接巴黎和凡尔赛的大街上向公社在城市的核心堡垒协和广场稳步推进。

进攻前没有预兆，公社的指挥部完全没有准备。夜幕降临，凡尔赛部队在夜色中前进，凯旋门外把守着马约门路障和在大军街的国民自卫军的小队匆忙放弃了阵地，另一股正规军也拥进了那个城区。沃什波恩观察到，凯旋门附近花了大量人工修建的近30英尺高的巨大的街垒“没发挥什么作用”。

他和格雷蒂奥特跟着正规军朝协和广场走去，希望看到国民自卫军在那里的防线很快垮掉，但没有。在市政厅的中央委员会下了命令，部署了路障：简易路障，各个方向的路障。据《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后来报道：“每个路过的人都被迫搬运一块石头或一袋土，谁拒绝就会有危险，妇女和儿童和国民自卫军一样积极地劳动。”

大约9点钟，公社在蒙马特的排炮朝城市开火了，炮弹“密集快速”。

沃什波恩不愿傻等着，他骑上一匹马，去了解更多的情况，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他写道：“下午5点45分，骑马跑了很长路，混乱的情形很可怕——房屋被炸毁，大炮炸烂了，拼死反抗，等等。破坏令人难以置信。”

国民自卫军的紧急公告写着：“武装起来！”“到街垒中去！敌人就在街上，不要犹豫！前进，共和国！前进，公社和自由。”

这天晚些时候，八万多凡尔赛军队到了，西边三分之一的城市已经落入了他们之手。在协和广场和其他地方，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枪声、受伤人们的叫喊声响彻了夜空。

血腥的“流血周”开始了。

5月23日，一个200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全面战场，一连12个小时炮声就没有停歇。蒙马特，公社的象征要塞，落入了正规军之手。公社社员把12个战俘丢下跑了。这些战俘由于拒绝参加公社，被砍下了双手，情景悲惨。激烈的战斗让双方都损失惨重，公社这边更甚。大约4000名公社社员被俘，任何被怀疑是正规军的反叛者，立即枪毙。

公社在旺多姆广场、协和广场、杜勒里宫和市政厅的阵地还在坚守着。巴黎的人们都尽量远离伤害，闭门不出。沃什波恩决定再做一次营救大主教的努力。他坐车去了凡尔赛部队在帕西的总部，要求麦克马洪元帅尽快占领玛扎监狱，救出大主教和其他囚犯。他的努力得到的最终结果就是：“他（麦克马洪）希望他们一两天就到那里。”沃什波恩晚上在日记中写道。

1点钟（5月24日，星期三）他再次被从床上叫醒，这次他被告知杜勒里宫起火了。他赶快出发，从使馆上面的一个窗户，上去六段楼梯到达顶层，可以看到城市的大部分。

这是可怕的、让人无法想象的景象，宫殿那边的大火映红了天空。荣誉团和财政部也着火了，一时间好像荣军院也着火了，后来证明不是。“城市其他的地方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使馆的窗户颤动着。”

像一连许多天一样，5月24日的早晨也是非常美丽的，沃什波恩写道，只是城市里浓烟遮住了太阳。他大约11点钟去了“市中心”，起义者被从旺多姆广场和协和广场赶走了。据说，火是拿着汽油或煤油的“纵火女”放的，她们有上千人，威克汉姆·霍夫曼写道：“几乎每一个拿着瓶子的妇女都被怀疑为‘纵火女’。”他觉得难以置信。

沃什波恩写道：“我无法把我的所见完全描述出来。”

和星期天以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相比，巴黎发生过的所有革命都不过是儿戏……你无法想象街上的样子……到了燃烧的杜勒里宫跟前看到前面的都倒塌了，火焰又从建筑的另一处冒了出来……火焰从各个方向飞窜，由于很多地方在起义者的射程内，无法扑灭。

广场着了火，卢浮宫十分危险。就在沃什波恩给费什国务卿发出一个长长的函件的那天晚上，博物馆得救了。

两天前，警察总长里高和几个极端的公社社员秘密开会，命令处死大主教和另外五个神父。人质从玛扎转移到贝尔维尔区的芝麻菜监狱，那里还在公社的控制中。5月24日傍晚约6点钟，巴黎正在燃烧的时候，大主教和其他人被命令出去，到监狱的院子里。他们下了楼梯，在一层停了下来，互相拥抱，说了最后的话。有一些国民自卫军队员出口辱骂时，一位军官让他们安静，说：“这几个人今天的命运，谁保证说不是我们明天的命运呢？”黑暗降临了，六位囚犯被领到院子里，在灯光下靠近墙，大主教排在队伍的第一个。一个信号，行刑队立即开枪射杀了这六个人。

这天晚上晚些时候，尸体被堆到了车上，拉到了附近拉雪兹神父公墓，扔在了一个沟里。在玛扎监狱，另外53名神父也被残酷地杀害了。

直到第二天晚些时候，这些暴行才被报道。人们多数还不知道，就在5月24日下午，在大主教被处死之前，凡尔赛的士兵们在盖吕撒克大街的一家旅馆里发现了隐藏在那里的拉乌尔·里高。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士兵们把他带到大街上对着他的脑袋开了枪，其尸体在排水沟里躺了两天。

大火着了一夜，市政厅也被放火烧了，还有法院和警察署都着火了，王宫以及里沃利大街沿线的房子也在燃烧。已经有一个月没有下雨了，一切都干燥得见火就着。

对任何被抓住或是怀疑是纵火者的惩罚是无情的，外国记者写了凡尔赛部队里的“野蛮情绪”。沃什波恩在另一封紧急函件中强调，这种仇恨发泄在巴黎，其可怕程度是无法描述的。受害者满大街都是。那天下午，一位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当丹街数到有8具儿童的尸体，都不超过14岁。他们被抓住正在投放燃烧盒，被当场打死了。

起义者像“魔鬼”一样战斗着，星期四和星期五杀戮在继续，下了第一场雨——暴雨。成百上千被捕的起义者在大街上、监狱里、卢森堡公园和卢浮宫外面被草率地处决了。几千名被捕的人在雨中游街，愤怒的人群喊着要打死他们。

“他们被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什么样子，大部分人没戴帽子，头发贴在前额和脸上。”埃德蒙·德·龚古尔看到几百名被俘的人从他面前走过，去凡尔赛。

他们中有普通人，用蓝格手帕盖着头，还有人在雨中都湿透了，把单薄的上衣拉起到胸前，在下面，一块面包露了出来。这是一群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板着脸的工人、身着宽松夹克的工匠、戴着社会主义者帽子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队员……两个步兵团的人，面色苍白得像死人……你可以看到中产阶级的妇女、工人妇女、妓女，其中一个穿着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她们都面带怒气，有的人眼里还满含着疯狂。

越临近结束，双方残暴越加剧。星期五，50名公社战俘被从芝麻菜监狱拉出去枪毙了；那天晚上，又有38人被带到拉雪兹神父公墓处决了；第二天又有4个，一共就是92人。

5月28日，星期天，最后还在战斗的公社社员被冲散后，麦克马洪元帅宣布巴黎“光复”。但暴行还在继续，变本加厉。一次臭名昭著的暴行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147名公社社员被绑在了一起，在一面墙下被杀害。这面墙从此之后被称为“公社墙”。

“没有别的，只有大屠杀。”沃什波恩在日记中写道。

士兵和人们的怒火没有边际，对于有罪者，任何惩罚都不为过，都不够快，这一点是一视同仁的。有谁发出同情的声音，甚至是被人从人群中指出是同情者，他的命就没了……一个穿着很好，看上去令人尊敬的人被撕成了碎块……就因为他为一个快要被打死的囚徒说了一句同情的话。

“和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这个伟大的文明中心的恐怖的罪恶相比，黑暗时期的肆意破坏简直不算什么。”他在一封给国务卿费什的函件中激愤地说。

公社的罪行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杀害了巴黎的大主教和其他的人质，他们杀害了无数拒绝加入他们罪恶行动的人，他们可怕地、有组织地放火要毁灭整个城市……这些都是不能被遗忘的罪恶。我遗憾地说，凡尔赛部队的所为和公社这些史无前例的暴行并无二致……杀戮、撕碎、刀刺、毒打、火烧那些男女老少，不管是有罪还是清白，这些政府军的所作所为将会玷污法国近代的历史，对这些行为负责的那些人的名字会被记录到人类暴行的清单上，让人性蒙羞……

虽然对被政府军屠杀的人数的估计数字各异，但是似乎无可置疑的是，他们屠杀了20000到25000人。没人知道确切的总数，不过巴黎历史上每次大批死亡的数字都不确切——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1832年霍乱肆行。有一段时间，流淌着的塞纳河水确实被染成了红色。

地标性建筑和其他珍宝损失的价值不计其数。

奥林·沃纳和沃什波恩一样，也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他后来为公社写了长篇的材料进行辩护，在材料中他把他们最初的理想主义比作了1776年美国的造反时的那种理想主义。不过，同时在给“亲爱的家人”的一封信中他说，他见到的太多了。“我希望不要让我见到再流一滴血了，我只要活着就不想听到大炮的再一次轰鸣……我厌恶和战争有关的一切。”

6月1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埃利胡·沃什波恩去了芝麻菜监狱原来关押大主教的牢房，去了监狱院子大主教和另外五个神父被杀害的地点进行了吊唁，可以清楚地看到墙上的弹痕。

大主教的遗体腐烂之前已经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找到了，安放在格莱奈尔街127号的主教宫里。几天来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悼念，沃什波恩也在其中。6月7日，更多的人列在街的两旁观看了送葬队伍走向了巴黎圣母院，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对沃什波恩来说，这是一次他参加过的“最让人动情、印象最深的”仪式。

<h3>四</h3>

烧成炭的房梁、动物的尸体、破碎的门窗、残缺的街灯柱、马车、堆积如山的物品残骸，还有街垒路障都被清除了。人们日夜不停地忙碌着，生活逐步地恢复。公共马车开始运营了，饭店开门了。恐怖造成的痕迹不能完全从人们视线中消失，更不能从人们的心头抹去。杜勒里公园黑色的废墟在那里站立了十多年，无声地诉说着一切。

6月3日，《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转载了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宣称：“巴黎，文明的巴黎已经不再……烟尘和灰烬……余下的只有浓烟和恶臭……”伦敦库克旅游公司在销售去看大火废墟的专门之旅。不过，有一种全民普遍的热情要尽快恢复巴黎的秩序。7月杜勒里公园再度开放的时候，大约有六万名石匠在进行修复重建工作。石匠的人数相当于当时缅因州的波特兰或佐治亚的萨凡纳全部的人口。

市政厅还要重建，旺多姆广场的圆柱又合在了一起，恢复到其旧基座上去了。

《米洛的维纳斯》从秘密的藏匿地点被找了出来，放回了卢浮宫。这座无与伦比的希腊雕像的历史要追溯到公元前，在围城的时候被埋藏在了警察署的地窖里。它被装在了巨大的橡木箱里，箱里垫了填料，在夜深人静时被运到了警察署的一条秘密通道的尽头。这条通道只有几个人知道，还建了一道墙来隐藏它，成捆的重要文件靠墙堆着，外面又建了一道墙，这样就让人以为这里是隐藏文件的地方了。警察署着火、巴黎一片火海的那天晚上，那几个知道维纳斯秘密的人心急如焚。好像是一个破裂的水管“奇迹般地”救了这座雕像。等冒着烟的废墟清理完毕之后，发现橡木箱完好无损，搬回了卢浮宫开箱。8月底的《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上写道：

大家都围着急切地看一看。她躺在软床上……似乎对保管她的人面露感激之色……她的肢体完好无损……

对许多人来说，她从灰烬中的复归象征着巴黎文化和艺术的复活，这是不死的巴黎。

那些为了安全而逃离巴黎的人又潮水般涌了回来。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外国的学生、商人、外交官及其家属，包括阿黛乐·沃什波恩和孩子们。那些没有离开的美国人重新复苏了只剩下的半条命。

莉莉·穆尔顿订做了好几身沃斯的衣服，准备9月到美国举办音乐会。她写道：“如果观众不喜欢我，他们可以安慰一下自己说，看了我的衣服，票钱也没白花。”

玛丽·普特南像她的许多法国朋友一样，原来对共和国的热情消失了，一方面是由于公社的过分行为，更是由于凡尔赛政府野蛮的复仇行动。她的婚约也解除了，她未婚夫回来后和她有了“疏远感”。原因之一是，她是一个女人，要在法国行医有着不可避免的困难，而他又不想离开法国。不过，她的论文完成了，并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就像她在5次考试中每次都能得到最高分数一样。7月29日她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通过了最后的考试……论文也通过了，现在是巴黎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了。”她是第一位获得这样职业资格的美国女性。她的成绩引起了纽约和巴黎报纸的关注，这对她来说很重要。学术期刊《医学档案》上说，一位女性得到了法律许可的行医资格，“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美国驻法大使埃利胡·沃什波恩在贝尔妲米亚著名的疗养温泉卡尔斯巴德，经过了几周的疗养之后决定，如果需要的话，他很高兴留在巴黎。

报纸上对沃什波恩的所为大加赞誉，在国内都有传言说他可能是总统候选人了。在巴黎也举行了多次褒奖他的宴会，对在外交界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毅力赞誉有加。“说起外交，我们在巴黎的大使做得不是很棒吗？”使馆的助理秘书弗兰克·摩尔写道，他在整个围城期间和公社恐怖期间一直在使馆工作，现在也和沃什波恩一起工作。

他有丰富的常识、善良慷慨的品性和对正义的追求。在过去这几年他为政府和人民所赢得的尊敬他们是无法报答他的。他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以他的名字命名，就像其他的伟人一样……将来的美国人读到历史时看到在1870-1871年巴黎围城期间和公社暴动的可怕情形下，只有美国使馆是唯一一直坚持在巴黎的，他们会感到欣喜的。

别人欣赏不到，只有沃什波恩本人才能了解的，是他那些日记。这些日记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在整个艰难的日子里，他日复一日地记录了那么多他的所见和所参加的活动。那些很多都是在经历了精疲力竭的一天的恐怖之后，他提醒自己作为大使的责任，记下来的。他本可以完全不用这样做的，记录也可以是简单的几句，就像电报体那样，或者“工作到深夜”之类的备忘录。然而，沃什波恩不是那样的人，他得当时当地地记录下来。神奇的是，他所写的不仅仅在数量上一直连续着，而且他写得那么好，层次清晰，包含了真知灼见，对身边发生的人间戏剧是那么动情入神。

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起，外交界他的许多著名前任，都曾写下过有见地、通常很生动的在巴黎的经历和所见。更有许多美国有名的作家——库柏、朗费罗、爱默生、霍桑、马克·吐温、哈莉特·比彻·斯托，也都在沃什波恩之前写下过他们在巴黎的岁月。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来到巴黎，记录下更多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人，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会写下像沃什波恩日记那样的东西。即使他决定留下来面对未知的命运，最后没干别的，只写下了这些日记，他也做出了巨大的、无可比拟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