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古斯所拥有的那么多让人注定会成功的品质印象深刻。

——阿尔弗雷德·加尼埃

<h3>一</h3>

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1867年第一次来巴黎。那一年似乎全世界都来到了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这是第二帝国辉煌的宏伟顶峰。

他是在2月份的一个傍晚坐火车到的，天已经黑了，他显然是一个人来的。他19岁，是一个红发的纽约市男孩，鞋匠的儿子，从13岁就开始工作。他并不是美国内战之后来巴黎的第一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虽然他比大多数人都要年轻，但是他有着和别人不同的背景以及为未来所进行的力量积蓄。这之前他从未离开过家。

我提着沉重的毛毡旅行袋从勒阿弗尔车站一直走到了协和广场，站在那里看着广场上和香榭丽舍大道上的灯光照在我的身上，不知所措。我体验着灯光的辉煌和旅行袋的沉重……我走上了没有尽头的香榭丽舍大道，来到了凯旋门……

他的法国父亲，第四大道上一个鞋店的老板，问他想不想去看万国博览会，并提出给他出路费。他上了“波士顿城市号”汽船，买了最低价舱位的票，一路上“晕船晕得比一大群狗都要厉害”。

这个年轻人想的不仅仅是博览会，他计划在美术学院报名，需要在巴黎留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和30多年前的乔治·希利，以及温德尔·霍姆斯、查尔斯·萨姆纳、伊丽莎白·布兰科威尔还有其他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理想，于是就下定决心，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说他注定会成为一个雕塑家。尽管美术学院之前从未在雕塑专业录取过美国学生，但这也没能阻止他。不过，首先他需要一份工作，他的口袋里只有100美元，这是他的父亲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给他节省下来的。

人们称他为古斯，1848年3月1日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他的父亲贝尔纳·保罗·厄尼斯特·圣高登斯来自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脚下的村庄阿斯佩，后来到都柏林，在制鞋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都柏林的鞋店里，他遇到了博利曼宏的玛丽·麦克基内斯，她给拖鞋上带。由于爱尔兰大饥荒，这两口子在古斯六个月大的时候移民到了美国。

在纽约，贝尔纳·圣高登斯经过奋斗，终于在里斯本纳德大街上开了自己的鞋店，标牌上写着“法式女靴女鞋”。所有法国流行的样子他都能做得差不多，他小店里的顾客有阿斯特和贝尔蒙特。

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儿子，安德鲁和路易斯。在家，父亲和孩子们说法语，带有法国南方的口音，孩子们也习惯和他说法语；母亲总是说英语，古斯说，她的英语带着“甜甜的爱尔兰土音”。古斯说他父亲个子不高，很结实，头发深红，有着红色的小胡子，“个性独特”；他的母亲有着波浪形黑色头发，“一张慷慨可爱的爱尔兰长脸”。

他们在杜安大街上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搬到了福西斯街、宝沃里，后来在二十一街一个杂货店上面的一所公寓住了下来。这个孩子在街上和附近的小流氓打过无数次架，在如雨的石块中“英勇地冲锋和反冲锋”。在墨尔百丽街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有星期天学校，学生总是在背诵一段祈祷词，结尾的词是：“我的错，我的错，我那令人伤心的错。”这总让他疑惑，他的错是什么。学校是“长期的监狱”，不过也有“乐趣”，比如他读过的第一本书《鲁滨逊漂流记》。他父亲的朋友考纳留斯·安格纽，一位眼科大夫，曾在巴黎学习过，在看了古斯画的几幅做工鞋匠之后，鼓励他继续画。

古斯13岁生日那天，父亲宣称，他到了该工作的年龄了，并问他想做什么。古斯说他想干点儿能有助于他成为艺术家的工作。父亲让他去跟一个名叫路易·阿威的徽章浮雕匠学徒，阿威也是法国人。

徽章浮雕雕刻品作为领带夹在男士中间很流行，有狗头、马头和狮头，狮头特别受欢迎，都是用紫水晶或其他石头刻的。路易·阿威在这项技艺上有着很高的造诣。他是一个严厉的师傅，发起火来，让古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悲惨的奴隶”。不过，这样的训练对古斯大有好处。他后来把工作习惯归功于阿威，比如干活时唱歌，阿威就是这样的，“他不责骂我的时候，就不停地唱”。

古斯每天工作10小时。学徒的第一步是给师傅做好的石头刻品抛光。他很快就被允许干更多的活了，包括给客户定做的贝壳刻品上染色画画。

刻制徽章据说应当算是雕塑的一种，而不是雕刻。工匠在一个小凳上干活，使用各种各样的钢铁工具，或刻刀，上面有各种形状的小点，由像缝纫机一样的脚踏板给力，来进行刻琢。徽章雕刻工干活时，把石头或者贝壳用胶固定到一个棍上面。《美国科学》上的一篇文章说：“塑像的头是研究的最好模型，雕像的身材是最好的教材。”至于徽章肖像，大多数的雕刻者都是看照片雕刻的。

关键是要以最大的细心去工作，这个过程中容不得半点儿匆忙。雕像的成功在于其设计，这样，古斯就学会了在任何工作中都认真地设计。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可以制作了不起的作品了，相当完美。

跟着阿威学徒三年，直到有一天，阿威发脾气解雇了他。因为他吃午饭时把食物的碎屑掉到地板上了。很可能，阿威发脾气是出于嫉妒，这么小的年纪能有如此的天赋，进步飞快。不管怎么说，阿威还是认识到自己错了，他去找贝尔纳·圣高登斯，要出更高的工资把古斯雇用回去，但古斯拒绝了。他后来说起这件事，认为是自己做过的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一辈子都会记住父亲脸上骄傲的表情。

他去给另外一个法国雕刻师儒勒·勒布来敦干活。勒布来敦制作大的贝壳雕像。除了也整天唱歌之外，他在脾气秉性上和阿威完全相反。

大贝壳雕像上刻着肖像，成了衣着时尚的女士喜爱的饰品。正是和新雇主学习、工作的这三年，决定了古斯选择了雕塑作为他的事业。他不仅仅喜欢给对象一个物理的维度，而且开始欣赏脸的重要性了。勒布来敦慷慨地允许他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用胶泥来雕塑自己。

在父亲的鼓励下，古斯开始晚上到库柏学院上绘画课。后来他又到国家设计院去上夜校。他记得：“我非常用功，每天下课之后，要干到11点，相信我的身上有另外一种天才。”

确实，我白天干了一天雕刻的工作，晚上绘画，是非常累的。早晨母亲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推到洗脸池跟前，我随便抹一把，然后扑餐桌前吃早餐，有茶和很多法式长面包及黄油，然后跌跌撞撞下了楼梯，到了大街上，我才真正醒来。

他在两个雕塑师那里学徒的几年，正是美国内战的时代。每天看见上演的悲喜剧，战争总也不会被抛到脑后。贝尔纳·圣高登斯成了一个直言不讳的废奴主义者。大街上满是士兵。有一次，还是在路易·阿威的作坊里，古斯从窗户上看到一大群新英格兰的志愿者从百老汇走过，边走还边唱着“约翰·布朗的身躯”。还有一天，他看到了“格兰特本人”，戴着宽边帽，骑马走过。最让他激动的是，他看到了林肯总统，他高高的个子，坐在车上，好像“完全不成比例”。

古斯不会忘记拥挤在报馆外面的人群，以及从战场回来的缺胳膊少腿的战士。有一天赶上了“征兵暴动”，为了他的安全，勒布来敦先生送他回家。

内战之后来到巴黎的美国艺术学生和艺术家，没什么人没有受到过战争的影响。有人在战争中服役，有人见证了军营生活和战争的残酷，这场战争有60多万人丧生。亨利·培根是一位风景画家，被征到马萨诸塞第十三军团服役，在布尔朗第二次战役中受重伤；温斯洛·赫马以《哈珀斯周报》的绘画记者身份参加了战争，到1866年来到巴黎时，他已经画了20多幅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包括《新战场上的老兵》，画上一个高大有力的人在金黄的麦田里挥舞着一把镰刀，就像死神在收割生命一样，让人们想起了葛底斯堡麦田里的屠杀。

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的几周，满火车的伤兵抵达了绘画学生托马斯·伊金斯的家乡费城。伊金斯的父亲没有多少财产，但他还是交了要求的25美元，以免托马斯被征入伍。这对于父子来说都是很艰难的决定。

后代很难想象，或会忘记，像费城这样的城市，有一半多的年龄在18~45岁的男性人口都在联邦军队上服役。

让古斯揪心的是看到亚伯拉罕·林肯安静地躺在纽约市政厅里。他在“没有尽头的”队伍里等了几个小时，看到了林肯的脸之后，又跑到了队尾，再次排队从林肯脸前走过。

他和刚到法国的美国人很快知道了，在法国，人们是以冷漠的态度来评价美国内战的。更有甚者，人们同情战败的南方邦联，而且从战争开始时情况就是如此。这有点儿奇怪，因为法国人是反对奴隶制的，更别说从美国独立战争起，两国政府就有着传统的友谊了。1863年，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美国政府在进行战争，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扶植了他的傀儡皇帝——年轻的奥地利人费迪南·约瑟夫·马克西米兰。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明显地冒犯了门罗主义，这更增长了法国对南方的同情。

伊利诺伊的议员埃利胡·B.沃什波恩很快就要成为美国驻法大使了。他后来确认路易·拿破仑“完全同情造反方”，而且“在他敢于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

在巴黎，大家都明白，南方邦联的人到处都是，他们受到吹捧和招待，不仅仅在杜勒里宫，而是整个城市都这样。对我们政府忠诚的人在任何场合都往后放。

南方邦联在巴黎当丹街25号建立了代表处，南方妇女组织了邦联妇女援助协会为邦联的军队收集药品和服装，并举办募捐音乐会和义卖活动。

有一次，内战的“波动”来到了法国的门口，那是在1864年6月19日。那天邦联的捣乱者“阿拉巴马号”和美国军舰汽船“奇尔萨日号”争着要占瑟堡港，好几千人在海岸旁的山顶上观战。“阿拉巴马号”一直在和联邦的船只摩擦，开到了瑟堡港修理。等“奇尔萨日号”到了这个地方时，“阿拉巴马号”出来迎击，战斗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最后“阿拉巴马号”起火沉没。法国的各家报纸和杂志都刊登出了对这场戏剧性事件的描绘，画家爱德华·马奈画了这个场景的漫画，巴黎报纸上的社论都对“阿拉巴马号”及其勇敢的船员表示同情。根据一本名叫《宪法》的期刊所说，“阿拉巴马号”的沉没引起了“全法国深深的遗憾”。

对于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来说，他的成长过程没有什么是轻松的。纽约大街上的生活、工作和战争使他过早地成熟了。他到达巴黎的时候，身体已经长成了，站起来5.8英尺。他有父亲的那满头硬直的深红色头发，长而白的脸像他的母亲，一双深陷的小眼睛是浅灰蓝色的，还有一个朋友们经常取笑他的长鼻子。他自己在卡通和漫画中也常拿自己的鼻子取乐。

人们喜欢他的幽默和精力充沛，还有他的“凯尔特精神”。一个朋友写道：“在他那瘦高结实的身材上，他有力温暖的手上，他的神态和姿势上，都能让人感到他充沛的能量，几乎是全身都充满了旺盛的精力。”他似乎天生乐观，有一副浑厚的男高音的嗓子。一位叫托马斯·莫尔的朋友记得，在库柏学院周六晚上课程结束之后，他、古斯还有另外两个名叫何佐戈和格罗特米耶的人“挽着臂膀走很长的路到中央公园去，一路高歌《玛莎》《马赛曲》等歌。古斯的声音总是最高最有磁性”。

古斯总是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并以此出名。他后来在生活上经历了一段很厉害的抑郁。他坚持认为“在我灵魂深处总有抑郁的低音，这是来自于我亲爱的爱尔兰母亲的”。

他在浮雕雕刻和自由绘画方面显示了不一般的天才。在出发来巴黎之前，他为父亲塑了一个半身像，塑得特别结实、自信。他特别珍爱给母亲画的一幅铅笔肖像画。他知道，他的天才能让他走多远，在激烈的竞赛中究竟有多大分量都是未知数。当然还有许多的因素，不过他知道，他的才华是他来巴黎的主要原因。

他先找到了父亲的弟弟、他的叔叔弗朗索瓦，搬进了大军大道，并且“马上”就找到了临时工作，在蒙马特给意大利徽章浮雕师工作。得知申请美术学院的事情要几个月之后才有结果，他在一个“小学校”培训班报名参加了模特课程，上午和晚上都有课。培训班在医学院，从蒙马特到拉丁区的医学院要走2英里，他每天就来回走。

弗朗索瓦叔叔的工作是拆迁专家。在乔治·奥斯曼把巴黎拆得七零八落的日子里，他的工作还不错。但随着皇帝的城市规划即将完成，拆迁基本结束了，弗朗索瓦叔叔的日子“不大好过”。古斯被迫找另外的住所，“越来越找便宜的住所”，很快生活就成了问题。他几年之后写道，那时“贫穷得凄凉”。不过，当时他什么也没说，他“拒绝想事情糟糕的一面”。

“小学校”培训班的课程对他来说是一种快乐，上课的条件不好也不会让他精神沮丧。

我们在一个憋闷、拥挤、完全不通风的剧场上课，有两排学生，也许每排25人，呈半圆围在靠墙站着的模特周围。在画画的人后面有大约15个雕塑者，我回头钦佩地看着年轻有力的人们在几乎是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生活、工作和快乐着。

<h3>二</h3>

1867年，辉煌的万国博览会就像之前承诺的那样，比世界上任何的盛会规模都大，让人眼花缭乱。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玻璃和钢铁建成的展览“宫殿”，还有100多座小一点的建筑占满了左岸的战神广场。有5万多个团体和个人参展，博览会的主题是“提高大众的物质和道德状况”。在10月11日，博览会的结束日，有110万人，涌过了耶拿桥，到了张灯结彩的凯道赛主入口。

人们来自于世界各地，拿破仑三世皇帝举行了盛宴，隆重招待俄国沙皇、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葡萄牙国王、埃及的帕夏和戴着毡帽的土耳其苏丹。一夜一夜地举行晚会、宴会。在新装修的富丽堂皇的杜勒里宫举办盛大的舞会，可以见到普鲁士的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伯爵穿着白色的制服和大家一样纵情欢乐。在奥地利使馆，在彩灯鲜花摆成的山、洞穴和搭建的真水瀑布旁，从维也纳来的乐队奏起了施特劳斯的交响曲，客人们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跳起了华尔兹。施特劳斯也来到了巴黎，并亲自指挥了第一场《蓝色多瑙河》的表演，舞会一直持续到近拂晓时分。

为了给各种游客增添在城市中游览的乐趣，一排称为“飞蝇小舟”的观光汽船撒满了塞纳河河面。

令人尴尬的是，由于3月的天气不好，博览会的准备工作进展缓慢。等到4月2日正式开始的时候，有近一半的展品还没有开箱，人们把这戏称为“万国包装箱国际展览会”。不过到5月的时候，一切就绪，巴黎比任何时候都要耀眼。没人见过那么多彩旗飘扬，那么多灯光缤纷闪耀，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人。

《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大宾馆里，餐厅都搭上床铺住人了。”夏季开始，人更多了。“美国人终于来了，登记册上填满了他们的名字，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一直到旧金山的人都来了。”在庞大的美国游客群之中，作家马克·吐温也来了。他来欧洲和圣地旅行，抽出时间来到了巴黎，入住卢浮宫旅馆。

塞缪尔·摩尔斯写道：“巴黎现在是世界的中心。”摩尔斯现在已经78岁了，带着他的夫人和4个孩子来了。（在美国，电报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西联公司的电报线已经铺设了5万英里，每年发送电报200多万份，包括1867年从巴黎博览会最新发送的电报。）

新鲜的东西真不少，大大小小地陈列了一大片，有许多东西是人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宏伟的火车机车、蒸汽机、一种叫做铝的轻如鸿毛的金属、德国制炮专家研制的大型攻城炮、拿破仑三世官方的乐器制造人阿尔多芬·萨克斯发明的一种新的铜号——萨克斯管。从人群的反应看，最受欢迎的美国进口货是汽水。费城的艺术学生托马斯·伊金斯给家人写信说，他排了比一个街区长的长队，等着喝一喝汽水。

马克·吐温和几个旅伴在巴黎没待几天就继续旅行了。后来他写出了令人捧腹的《傻子国外旅行记》，此书在他的有生之年都是他最畅销的书。他和他的伙伴以前没出过国，对他们来说旅行是“极其新鲜的”。他写道：巴黎“在我们面前闪耀着一颗光辉四射的流星”。不过他没怎么想到他们，他的幽默是以牺牲巴黎人为代价的。他常说，他不是反法国的美国人，但却是一个反巴黎的美国人。他还讨厌巴黎的导游，说他们“欺骗每一个第一次来巴黎的美国人，无论是单独来观光的还是几个和他一样没有经验的人一起来的”。

巴黎的妇女给他的印象也不好，“灰衣小女工”是最让人失望的，“我从她们的神态上看就知道她们满身都是葱蒜味……我现在为那些拉丁区漂泊不定的学生感到难过，其程度比我从前妒忌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第一次看著名的康康舞时，他用手捂住了脸，“从手指缝中看”。

其核心是尽量跳得狂野、高噪音和兴奋；如果是女人的话，尽量多暴露些，腿踢得高些……天啊！

对于因博览会而明显出现在城市的妓女，他没有说什么。不过他承认，他短暂的逗留结束时，他“遗憾地告别了这座美丽的城市”。

参展的当代绘画和雕塑的数量和重要性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展会。尽管美国的艺术展区和法国的相比要小得多，但是也要比1855年博览会上宏大了不少，其中有些展品可以算得上是美国当时的代表作了。许多人围在两幅巨大的风景画前称奇。这两幅画都是以美国的景物为主题的，一幅是阿尔波特·比尔斯达特的《落基山脉》；还有一幅是佛莱德里克·丘奇的《尼亚加拉瀑布》，这是美国绘画唯一被授予银奖的作品。美国还有几幅作品是从北方人的视角反映内战主题的，有约翰·佛古森·威尔的《铸炮厂》，表现了西点军校附近的兵工厂；还有温斯洛·赫马的《前线战俘》，画的是三个邦联战俘被押到了北方将军面前的情形。

詹姆斯·麦克内尔·韦斯勒的《白人姑娘》是一幅真人大小的全身画像，画的是他的红头发的爱尔兰模特兼情妇乔安娜·西佛南，她穿着白色的衣服，靠在白色的背景上。这幅画在伦敦王家学院以前的展览中曾遭拒。因为这个年轻的女人头发纷乱，站在狼皮上，即使是在巴黎，人们也觉得画的诱惑性太重。

许多观光者觉得美国的艺术展品令人失望。法国批评家给予的两个刻薄的评价是“幼稚傲慢”和“稚气无知”。尽管有一个人认为：“赫马先生还可以，公正地说，他被忽略了。”另一个人则看到了希望。

考虑到美国的美术一旦开端，其发展速度会很快，要向前看。向前！向前！

赫马1866年12月到达巴黎，1867年在巴黎待了近一年。他在8月份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在努力，有很大的进步。”不过他不经常写信，也没有详细描述他的情况。他和一位法国艺术家弗莱德里克·荣德尔共用位于蒙马特的一个画室，并向他学习，还在瑟内拉维尔的艺术家聚集地画风景画。

赫马的一幅画叫做《画室》，好像是在巴黎的作品，亨利·詹姆斯说：“里面有很多的巴黎味。”两位画家在坐着，用大提琴和小提琴演奏着室内乐，乐谱架在画架上，他们都留着胡子。那年在巴黎照的一张照片上，赫马也像拿破仑三世那样把他浓密的小胡子尖用蜡粘成了尖尖的形状。和其他美国学生一样，他也到了博览会上，但花了多长时间，不得而知。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记录说明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来博览会上看了什么，也许他的钱不够，只来过一两次。他的信念是“钱花得要值”。他肯定会看很多东西的，他确实也看到了一些对他终生有益的东西。那是一个小铜像，是法国雕塑家保罗·杜布瓦的作品《圣洗者约翰的童年》。古斯多年后写道：“这对我来说是太异乎寻常了。”杜布瓦的作品和杜布瓦本人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巴黎的美国人太多了，他们自己很高兴，但却让其他国家的人不快，特别是英国人。旅馆经理、商店店主、职员、豪华的新百货商场的楼层经理，比如春天商场和撒玛利亚商场，都非常欢迎美国人。《纽约时报》的记者写道：“他们花钱大方，不怎么砍价而且不做作。”

除了大批的美国游客之外，在巴黎居住的美国人也稳定增长，当时已经有4000多美国人在这个城市居住了。这个数字虽然远远低于英国和德国居民的人数，但和上一代人相比，已经是他们的四倍了。

内战期间，法国人对美国北方人的恶感很快就消失了。7月2日，消息传来，墨西哥的皇帝马克西米兰被叛军首领本尼图·胡亚雷斯派出的枪手队给处决了。拿破仑三世第一次从递过来的一个字条上看到这个噩耗时，他正在博览会上2万人面前颁奖。

显然，他在墨西哥的打算落空了，这也对巴黎人对那年夏天来的大批美国游客的态度产生了影响。《时报》的记者写道：

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发自内心地高兴，皇帝的计划结束了，现在似乎通过诚心地对待北方人，有望修复南北战争期间产生的敌意和恶感。如此迅速地恢复了传统友好的感情，我们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博览会。

欧洲人惊叹于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整合起来的工业力量和战争以来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用很快就要成为美国驻法大使的前伊利诺伊议员埃利胡·沃什波恩的话来说：“美国通过成功地镇压了世界上最惊人的叛乱而震撼了整个欧洲。经过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美国的地位提高到了世界的前列。”

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也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空前的富裕。他们手头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那么多的钱，有什么地方是比巴黎更好的花钱之地呢？富裕的美国妇女现在可以每年都来巴黎一次，用沃斯品牌来充实她们的衣橱了。著名服装设计师查尔斯·佛莱德里克·沃斯是在法国的英国人，在巴黎的和平街7号开了自己的企业。他的名字在纽约和旧金山也是高品位的象征，不比在巴黎和伦敦名气小。如果沃斯还不够的话，还有其他高端的制衣商，像博堡福和费利克斯。

一位年轻的美国土木工程师华盛顿·罗伯林写道，带一个女士来巴黎，花费是两个男士的数。他和妻子艾米莉来欧洲收集技术信息，准备建造美国最大的、连接布鲁克林和纽约的大桥。在巴黎，他们的钱花得很快，不得不比计划提前离开。

美国的另一位名人、波士顿的亨利·亚当斯只想尽快离开巴黎，但让他和夫人克拉沃烦恼的是，他们被耽搁了好几天，“等着女士服装和女帽销售商的账单”。很讲究的亚当斯夫妇说，巴黎的东西贵得“吓人”，而且到处是人。他从未想象到这个城市有“一群群的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下层社会的人，他们盯着人看，发呆而且散发着气味，挤满了每一家商店和每一条大街。在他们中间我看不到一个看上去还算体面的人……”

平均每个月都有100个在巴黎的美国人向美国大使申请，想要被引荐到宫廷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有必要这样做，这是最时髦的事情了。托马斯·埃文斯医生经常给皇帝提供“拿得出手的”美国人的名单，让皇帝会见他们，或请他们参加在杜勒里宫的舞会，或在圣克卢宫、枫丹白露及贡比涅举行的节日庆祝活动。

还有一位像埃文斯一样经常，出现在王家客人的名单上的美国人是莉丽·格林纳夫·穆尔顿。她是富有的美国人叫查尔斯·穆尔顿的夫人。她二十几岁，歌喉甜美，长相漂亮，赢得了皇帝和皇后的喜爱。她的日记中除了描述宫廷的鲜花、钻石王冠、耀眼的制服和其他的奢侈之外，还记述了为去皇帝的贡比涅宫住一周所做的准备。

我得带20件左右的衣服，8件白天的衣服（算上旅行的服装），绿色的打猎服，我被告知这是绝对必需的。还有7套跳舞的服装，5套喝茶的礼服……

一个职业的打包工来给我打包，我有7件行李，查（尔斯）有两件，女佣和男仆每人一件，加起来有相当多的一大堆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