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来到了一个梦幻之地。

——哈莉特·比彻·斯托

<h3>一</h3>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可思议地成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有人喜欢称他为王子总统。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喜怒不形于色。他面色苍白，表情严肃，一只大鼻子占据了面部很大的空间，鼻子下面的小胡子一点也不小，因为胡子尖留得很多，下巴上还有上翘的山羊胡子。小小的浅蓝色眼睛很少露出生机，眼睑下垂，让人感觉他处于半睡眠状态。乔治·桑把他比作“梦游者”。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有一副灿烂的笑脸。虽然个子较矮，低于平均水准，还有点儿罗圈腿，但他骑马很好，骑在马背上很稳。

有些巴黎的政治精英把他看作“傻瓜”，认为他很好操纵。而维克多·雨果则相反，大家对他的印象不错。英国大使看到了他的“魅力”；里查德·鲁什觉得这位总统“谦和专注”；鲁什之后继任美国大使的弗吉尼亚的威廉·莱乌斯报告说，他受到了“最热忱和悦人”的接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路易·拿破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身上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他既纯真又会算计，既真诚也诡计多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写道：“考虑到他以前的生活和疯狂所为，他现在比人们预期的要好得多了。”托克维尔在过渡时期担任外交大臣，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总统。

作为个人，他有一些不错的品质——和善的气质、讲人情、温文尔雅、生活俭朴……他隐藏自己想法的能力是从过去阴谋活动中得来的，同时他的表情本身也不多……他的目光就像不透明玻璃那样那么呆滞。

另外，总统还是一个有名的好色之徒，善于对女性恭维奉承。有些人认为这是值得尊重的，也有人认为这不是什么好的品质。不过，这都可以作为解释他总是半睡半醒的表情的原因。托克维尔对此的评论是：“他那庸俗的乐趣消耗了精力。”

有一个美国人和总统建立了可以说是友谊的关系，这就是托马斯·W.埃文斯。他是一个善于社交的费城人，在巴黎是第一批牙医。他的技术不错，善于给人镶金牙，而路易·拿破仑是他的病人。在埃文斯看来，总统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有“超常的自制力”，看上去“泰然自若”。埃文斯觉得总统并不冷漠和诡计多端，而是很慷慨，令人喜爱。按照埃文斯的说法，那些说他坏话的人，或者是他的政敌，或者对他这个人不了解。

“我的力量在于我这个不朽的姓名。”总统常喜欢这样说。的确，除了姓名之外，他也没有什么让他能占据高位的素质或受公众欢迎的地方。除了婴儿时期在巴黎生活过之外，他一直不在巴黎。他是在瑞士和德国接受的教育，所以他的法语有点儿德国口音；又因为在伦敦流亡了好多年，他也染上了英国人爱喝茶的习惯。

他生于1808年，是拿破仑一世的弟弟路易·波拿巴的儿子。年轻时大部分时间随母亲在国外生活，1830年曾阴谋推翻路易·菲利普国王，以失败告终。他流亡美国，不久之后就去了伦敦。（和路易·菲利普一样，他说起英语来很流利。托马斯·埃文斯发现，如果不考虑身旁的人是否能听懂，他喜欢说英语。）

1840年，他又一次发动了策划不周的起义。这一次被判终生监禁，关押在巴黎东北的中世纪汉姆城堡里。这里到处是壕沟和吊桥。在这里，他找了一个年轻的伴侣——一个洗衣女工，生了两个儿子。他花了五年半的时间阅读历史、政治和军事理论。对于那些惊讶于他丰富的知识的人，他经常说：“你忘了我在汉姆大学学习了好几年。”

1846年，他剃掉了胡子，乔装成工人，扛起一块木板，走出了监狱，逃到伦敦，再一次去追寻他的“命运”。

1848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以绝对的优势获胜，支持他的力量主要在法国的农村地区。不过在巴黎，反对的声音也相对要少一些。选举之后，他一直很受欢迎。他喜欢说，自己的名字本身就是最完美的一个代表，“它代表着秩序、权威、宗教、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尊严……”经过了这么大的动荡和流血，人们最希望的就是——秩序。

作为一个领袖，路易·拿破仑还有一个特别的才能，就是表现他的和善。这是这个国家已经缺失了很久的东西。总统在爱丽舍宫举办的舞会规模很大也很铺张，用爵位称呼客人，尽管宪法已经废除了爵位。他知道巴黎特别喜欢出风头，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经常有人喊：“帝国万岁！皇帝万岁！”

《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写道，1851年的秋天特别的美丽，就像美国国内的印第安的秋天一样。空气中弥漫着“温和与朦胧，阳光丰润而醇美”。许多人的痛苦“慢慢地爬出了视野”，消失在了狭窄弯曲的小巷中，通常出了视野，人们就“眼不见，心不烦”。衣着鲜亮、面色滋润的人们来到了大街上，香榭丽舍大道时尚的人群可以和春天最美的景致媲美。

当然，还有人在议论政治动荡、阴谋和政变，而这似乎和巴黎人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吃喝享乐，尽情地享受每一天。未来无论可能发生什么，都不会干扰现在的快乐。这种生活态度是明智的——记住，这是法国的生活方式。

1851年12月的第一天，路易·拿破仑派人去把他的美国牙医朋友托马斯·埃文斯请了来。埃文斯来到爱丽舍宫后发现，总统对他不同寻常的热情。埃文斯后来写道，就像总统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一样，然而却没说。

在那天晚上宫里的正式招待会上，他以常见的平静招呼着客人，没表现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想法。10点的时候，他道歉离开客人，到了后面，和他的心腹开起了秘密会议。他们聚集到他的桌前，他打开了一捆秘密文件，上面就一个词：“破釜沉舟。”

1851年12月2日的第一个小时，午夜刚过，突然的政变开始了。

拂晓前，有70多位政治人物、将军和记者从睡眠中被唤醒、被捕。黎明时分，大街上到处是军队。他们占领了国民议会、火车站和其他战略要地。建筑物的墙上贴上了告示，宣布国民议会解散。路易·拿破仑曾宣誓要维护的宪法被废除了，要制定新宪法。

一切计划得是那么周密。报馆的门前站上了士兵，不让他们发行。甚至连教堂大钟的绳子也割断了，以防用它来召集人们抗议。

就是几个小时的光景，路易·拿破仑成了独裁者。第二天早晨，他骑马穿过巴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不到两天的时间，确实有抗议发生，但很快就被坚决地镇压了下去，有上百人死去了。两周之后，举行了全民公决，全国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路易·拿破仑的政变。

许多人愤怒了，美国大使威廉·莱乌斯很气愤，拒绝参加总统的外交招待会，直到受到了来自华盛顿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温和的批评。维克多·雨果开始时对总统的印象不错，现在逃到了比利时。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说出他对“拿破仑这个小人”的看法，他写道："12月2日，一个史无前例的可恶、恶心、臭名昭著的阴谋实施了。”

这场罪恶的制造者是一个最卑鄙无耻的恶人，他的同谋与海盗无异……法兰西从睡梦中醒来时，她会对如此的暴行感到战栗。

雨果后来又流落到了英吉利群岛的盖西岛，过了15年的流亡生活。

巴黎又恢复了其一贯的繁华。大街上的人群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情，追寻着各自的欢娱。许多被捕的人被释放了，报纸又恢复了发行。不过，有了一条新的规定：任何人如果宣传虚假信息，一旦发现就会被立即逮捕。这实际上意味着新闻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似乎政治的异端和暴力都被镇压下去了。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巴黎人来说，现在这已经够了。当“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字从公共建筑的表面上抹去的时候，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声音。

第二年10月份，路易·拿破仑44岁时宣布为拿破仑三世皇帝，1852年底标志着第二帝国的正式开端。对于法国大部分地区来说，第二帝国是从1853年1月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路易·拿破仑与漂亮的西班牙女伯爵欧也妮·玛丽·德·蒙迪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婚礼之后开始的——法国从此又有了皇帝和皇后。

<h3>二</h3>

至于新皇帝要用权力做什么，有一点非常清楚，他要把巴黎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美丽，解决原来城市建设方面难以解决的许多问题。

巴黎的魅力长久以来就是人工的建筑，其自然景色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群山环绕，也没有海滨的迤逦。就像爱玛·薇拉德和其他的美国人所注意到的那样，塞纳河几乎无法和哈德孙河相提并论，更别说与俄亥俄河或密西西比河相媲美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那空间和建筑的布局，是整个巴黎的全景。现在要大规模建设了，几乎是全面的建设，巴黎的全景图变得无限的长了。

没有花时间进行长期的论证，皇帝不喜欢论证。他委任了一个塞纳区行政长官，一个职业公务员和规划大师，名叫乔治·欧仁·奥斯曼。在奥斯曼宣誓就职那天，皇帝给了他一张地图，上面用蓝红黄绿彩笔标示了他想建什么，是“按紧急程度”标示的。

工程进行了近20年的时间，奥斯曼喜欢把自己叫做“拆迁艺术家”，大规模地、整区地进行改建。大片的建筑，不管其有什么样的历史，现在的住户是谁，都被夷为了平地。许多人觉得他的目的似乎就是轻率地破坏。在巴黎有历史意义的西岱岛上，巴黎圣母院周围古老的贫民窟被拆除。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描写的街道完全消失了；主恩医院被毫不犹豫地拆掉了。奥斯曼写道：“我永远也忘不了流经两所医院的这段河流上带篷顶的天桥通道和那里污浊的空气，这是800多病人散发出来的气味，污染着这个地区。”西岱岛上原有的约15000多人口减少到了5000人。

宽阔的大道从凯旋门辐射开来，就像是一个巨轮上的辐条。北起西岱的是赛瓦斯托波尔林荫大道；南面是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在左岸，靠着河边，是一条长长的东西向大道——新的圣日尔曼林荫大道，横穿旧拉丁区的中心。

奥斯曼精力充沛，很有主见，肩宽背厚，身高6.2英尺。他对阻碍他行动的人或事毫不留情，是人们常说的，正适宜担当如此巨大艰难工作的那种人。

这个城市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百万，还在不断增加，急需进行现代化改造。即便只考虑人们的健康，那个中世纪的旧巴黎，拥挤肮脏，空气和水污秽不堪，这些问题也不能再熟视无睹了。近年来并不是没有什么进展，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进行了一些改造，但远跟不上需要。

计划是要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减少犯罪，改善交通和商业；建立新的污水排放系统，以改善卫生状况；改进城市的供水系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活动场地和清洁的空气。同时，这些年的改建也为数十万的工人们提供了就业岗位。正如批评者们所说，笔直宽阔的街道不再适宜设置路障，而是有利于快速部署军队和炮火。不过，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交通顺畅和宏大的感觉实际更加重要。把城市建设得更加辉煌总是首要的目标，规划的最长大道——拉法耶特大道，长3英里，笔管条直。到最后共修建了71英里的新大道。

沿着新的大道盖起了新的公寓——一律白色石灰建筑的街区，都不超过6层高，统一的美术馆的建筑风格，高高的法式窗户，铸铁阳台。人行便道都拓宽了，街道两旁都栽上了树。晚上，32000盏汽灯把大街照得通明。明亮的汽灯到处都有，把巴黎变成了真正的不夜城。

有了大街，一些新鲜的东西也随之出现了，报亭、公厕小便处、人行道上摆着桌椅的饭店。

皇帝指示要把布洛涅森林，也就是城西的大片森林，建成超过任何其他城市的公园，还要修一条通往那里的大道——皇后大道。规划里还有许多英里的人行道、花坛、人工湖和瀑布，还要建很多小公园，比如美丽的蒙梭公园。

奥斯曼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每走一步都会感受到改善和进步。”奥斯曼也承认，贫富差距扩大了，巴黎有超过一半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卢浮宫的改建终于完工了，建了新的图书馆；西岱岛上修建了新的法院；还有全新的主恩医院。对于西岱岛的整体规划是保持其城市中心的地位，但是很多历史遗迹的保护忽略了。随着大部分贫民窟的搬迁，巴黎圣母院的正面完全沐浴在了阳光之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气象。

一座新的市场——中央菜市场出现了，用钢铁支架搭起了带天窗的顶棚；作为建筑的高潮，象征第二帝国实力的最庄重、最豪华的建筑，位于新的歌剧院大街顶头的歌剧院，成了新巴黎的中心。

飞扬的尘土和堆积成山的瓦砾成了巴黎景象的一部分。在里沃利大街，一条主水管的爆裂造成了交通的停滞；在刨起雅典娜神庙铺的石板时发现了一处古老的地下洞穴，非常像墓穴；在拆一个古老的修道院时，发掘出了11具修女的遗骨，有的身上还有羊毛衣服的残片；一次事故造成了工人严重的死伤。

肯定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改建。当时爱德华·布尔沃里顿写的一部英文小说《巴黎人》，其中的一个人物问道：“这样连绵不断的景色难道不会使人感到乏味吗？”很多读者都点头同意。

还是这个人物，一位法国的子爵，说：“大路在人的眼前延伸出去那么长，多么可怕呀！”

在旧巴黎那弯弯曲曲的路上，人可能会免去一眼望出去就感到从一点到另一点得走那么远路的那种愁绪。每条曲里拐弯的街道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各有不同，那是多么有意思的集合呀，现在全消失了！天呀！这是为什么？

改建的花费超过了过去最铺张时期的花费，得用政府资金和借来的钱补上。到1869年，花费了约25亿法郎，是路易·菲利普改建城市花费的40倍。这些投资希望能通过不断的繁荣补偿回来。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巴黎的建筑兴，万事兴。”有了秩序和繁荣，人民可能会忘记他们失去了根本的自由。

和许多人假想的正相反，皇帝和奥斯曼都没有从工程中谋私利，尽管皇帝身边的人这样做了，有些人还得到了不少，包括美国牙医托马斯·埃文斯。由于得到了“内部”消息，埃文斯买的地增值了30倍。他也在从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延伸出来、通往布洛涅森林入口的大道边上买了豪宅。

无可置疑，改建所取得的辉煌让巴黎更加迷人。

在19世纪50年代初，来巴黎的游客已经明显增加了。往来于巴黎与欧洲及法国其他地方的铁路服务，还有法国的港口服务都已经很不错了，干净、快捷。海上，更大更好的汽船整年都按时往来于美法两国之间，为旅客提供了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舒适。变化是眩目的。

美国的科林斯公司的汽船“大西洋号”“太平洋号”和“北冰洋号”，可以称为“漂浮着的宫殿”。例如，“北冰洋号”就给乘客提供200个一等舱的住宿和膳食，有很大的饭厅，男士吸烟室、理发馆。内壁是用着色木装饰的，屋顶贴了一层金光闪闪的材料，有长毛绒的扶手椅、巨大的镜子、大理石桌面。“太平洋号”上，同样装饰得金碧辉煌，有五个很大的特等舱，设计成了新婚套间，藏酒舱里带了3000多瓶葡萄酒。

这种船冬天航行时用蒸汽取暖，舱房里有暖气管道。冰房里存放着40吨冰，主食有新鲜的鱼、水果和蔬菜，烹饪水平赶得上最好的饭店。这样的船没有下等舱，头等舱的船票正如人们预测的那样，价格很高，单程150美元。（再加24美元可以带一条狗。）“上帝已经答应人类，他们在旅途中会得到和在家一样的照顾的。”一位纽约的记者描述在“北冰洋号”上的生活时这样说。

大多数横渡大西洋的人还是乘坐帆船的。其中为数很多的人不是从美国出发到法国的，而是坐着下等舱驶往美国。他们是逃难的，有的要逃避爱尔兰的饥荒，也有的要逃避欧洲的革命。在1851年的高峰期，超过20万爱尔兰人逃往美国；1853年和1854年，从欧洲来的人更多，超过了35万人。

总的来说，能付得起船票，进行一次豪华的汽船航行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了。更多的人开始认真考虑进行这样的旅行了。1851年伦敦的水晶宫举办了大博览会，从纽约出发的“太平洋号”上乘坐了238名乘客，创造了汽船单程载客的新纪录。

出发去伦敦的人中有很多人也去了巴黎。逐渐地，富裕一些的人带上了他们的家人。丈夫带着妻子和三四个小孩再加上一两个佣人一起乘船，再也不像詹姆斯·库柏时代那么稀奇了。

早期旅行的夫妻中有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和凯瑟琳·卡萨特夫妇。他们于1851年带着三个孩子亚历山大、莉迪亚和玛丽出发到国外旅行，先是到了伦敦，后来又去了巴黎。在巴黎他们住在大陆旅馆，7岁的玛丽一生也忘不了路易·拿破仑政变的那一天。据说她绘画的兴趣也是从那天开始的，她似乎是被巴黎艺术魅力所迷倒的年龄最小的美国人了。

两年之后，1853年春天，另一个著名的，同时又是很特别的美国家庭开始了海外的生活。

前一年，也就是1852年，一位不出名的作家写了一本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以来的又一次风波。这本书在英国也颇受关注，其作者哈莉特·比彻·斯托不再默默无名。她出发去英国，告诉她的朋友马萨诸塞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希望为反对奴隶制的事业“做点儿事”。

据称，在英国，《汤姆叔叔的小屋》对发掘人性的贡献比任何小说都大，超过50万的英国妇女签名请愿反对奴隶制。在斯托正前往的巴黎，出版商正在抢时间翻译此书。乔治·桑在《出版》上发表文章，把斯托夫人称为：“一个圣人，是的，一个圣人！”

和她一起旅行的有她的丈夫——传教士学者加尔文·斯托、她的弟弟查尔斯·比彻传教士，还有丈夫家的三个人，他们的孩子没有一起来。他们乘坐着汽船“加拿大号”渡过大洋。对于哈娣（斯托夫人家人对她的称呼）来说，这是41岁的她第一次在海上航行。

这位作家的英国之行时间很长，也很累人。她在写书之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奴隶制运动，现在却代表着美国被奴役着的人们说话，而且她的话很有影响。自从她坐的船驶入利物浦码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每到之处都有人群在等待着她。她的丈夫对此实在无法忍受，最后放弃旅行，回家了。

等哈娣在6月的第一周到达巴黎的时候，她盼望能有些平静和私人空间，想尽量低调地出现在这座城市里。她没有住时尚的旅店，而是搬到了圣日尔曼区凡尔纳伊街的一所民宅里，成了一位美国的朋友玛丽亚·查普曼的客人。查普曼是波士顿妇女废奴协会的“灵魂”人物。

哈娣写道：“我终于来到了一个梦幻之地。离开了人们的关注，不为人知，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

现在的时间是自己的了，她尽量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多看看。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天，她去曼德雷恩的教堂去做礼拜。这是她第一次的天主教礼拜。通常，她的弟弟查尔斯会陪伴着她。查尔斯精力旺盛，脾气温和，她喜欢有他陪伴。她在巴黎游览了近三周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她看上去是一个小个子的憔悴女人，不引人注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就像一撮鼻烟一样，又少又干。即使是在青春年少时，也没有引人注目之处。”

她不知疲倦，看了那些在她之前许多美国人看过了的东西。不过，她花了时间去仔细思考她所看到的东西。查尔斯写道，哈娣是一个天生的“观察者”，“总是观察周围的一切”。对于别人说过的话题，她总能写出新意。

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巴黎。她不需要别人指点，和这座城市没有一点儿隔阂。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一样，她立刻就有了很自如的感觉，在人们当中这种感觉更好。“我到了法国人中间，总是精神很振奋。”

天气不知为什么很温暖，她在日记中写道，在阴凉里的温度也有80华氏度。她描述了坐在杜勒里公园观看人流：

全家人来了，锁了门，带上孩子，工作、吃饭，坐在几把椅子上，度过一天。放眼望去，很多人坐着，像在教堂一样；还有很多人走来走去，孩子们在嬉闹着，有的在比赛什么，有的在玩球、滚铁环等，不过他们自己活动，不大喊大叫。

法国的孩子们学会了自己游戏而不打扰别人。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一个谜。

有头发灰白的老人和残疾人；有美丽的少女在编织刺绣做针线；男人们在看报；实际上人们在干着各自在自己的庭院里干的事情。一切是那么优雅、安详和亲切，没有一点儿的粗鲁和不得体。

她想，难怪法国人热爱巴黎呢！

长长一天的游览之后，她在王宫的一个小公园餐厅停了下来，吃了一点儿冰。她很高兴地发现许多人也在这样做。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没有人注意这个其貌不扬的美国小妇人。

另一天，和查尔斯一起爬上了凯旋门的旋梯，到了顶层，她没有提及那近300级的台阶，只是对这里的景色惊叹。不管看到的风光多么绮丽，她也不会忽略那些看不到的东西：“一切都是那么令人赏心悦目，不过下面孕育着火山。”

在意大利人大道上，她看到了皇帝和皇后坐马车走过。她觉得皇帝看上去很僵硬，相貌平平，而皇后很漂亮，却面带悲伤。

那天傍晚，主人玛丽亚·查普曼在凡尔纳伊街举办了一次沙龙，摆出了茶点招待巴黎朋友，哈娣和查尔斯都不会说多少法语。查尔斯决定抛开谨慎，开始“滔滔不绝地东拉西扯，谈是论非”。他写道：“这是一个完美的障碍赛，越过壕沟篱笆，什么性、格……名词、形容词、各种各样的词尾变化。”客人们和他的姐姐对此都很惊奇，也很高兴。他写道：“可怜的哈娣！她除了说‘是的，夫人。不，先生’之外别的法语都不会说。”

查尔斯觉得，这种小聚会里那些知道她身份的人对她的关注是“感人的”，“她感到很自如，……人们对她的关注以一种……那么周到的方式表达出来，她不感到疲惫，只感到振奋。”

她想，巴黎的神秘魅力在哪里呢？其对人的心灵和想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天，她走在奥斯特里兹桥上想到，的确，“生命动脉”塞纳河在不断流淌。她生活在辛辛那提，看着俄亥俄河，在书中描写这条河流，这让她对河产生了一种认识。她觉得河流是分界线，是开放的道路，是度量季节变换、度量生命的尺度。不过，像塞纳河这样的河流，有着这么多美丽桥梁的装饰，周围有那么多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和她原来见过的河流都不一样。“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我朝着上、下游放眼望去，一眼就看到了艺术和建筑构建的广大全景——生命、运动、事业、欢愉、壮丽和力量。”

就像真正的巴黎本能地教会了她如何用衣物的美丽来衬托人的优雅一样，这个国家本能地用建筑和装饰的美丽来映衬出了这个城市的迷人之处。

爱玛·薇拉德和其他的新英格兰有着清教背景的人，因见到了鲁昂大教堂而激动。同样，哈娣在巴黎圣母院凝望着那高大的建筑，感到了一种“崇高”，这种感觉是无法分析和表达的。这离缅因州布朗斯维克的餐桌太远了，而她就是在那个餐桌上写出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当时脚边还有一个婴儿在布篮里。

她对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在卢浮宫度过了许多时光。据她所说，她不知道任何“绘画的规则”，但对文学她自信自己有着深刻的理解，她把那些对她最具吸引力的画家和她所喜爱的文学家相比较。比如，伦勃朗的作品打动了她，那种感觉就和霍桑的小说对她的影响几乎一样。

他选择了简单常见的对象，把他们放到光和影之中，赋予他们富丽和神秘的光辉。《七个尖角顶的房子》是对伦勃朗的继承，不是用油彩，而是用语言继承了伦勃朗的风格。这让我们欣喜，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确实是一个谜，最简单的东西之中包含着神秘，看不见的世界就在我们周围，如影相随……

博物馆中没有别的作品能像伦勃朗的作品那样，让她流连忘返。

鲁本斯——“伟大、快乐、灵魂高尚、充满力量的鲁本斯！”——也是她的最爱。她觉得鲁本斯就像是莎士比亚。不过，鲁本斯也让她感到不安，他那“充满豪情的丰富生活既喜人又让人接受不了，他让我笑，让我生气，让我不能不喜欢他”。

像莎士比亚一样，他迫使你接受并原谅他的放肆，把自己的错误当作了音乐家对不和谐音符的使用，只是为了增加和谐的完美。即使是缺陷也当然有其用处，没有缺陷的完美会让人倦怠。缺陷引起人激动，让人追求并欣赏优秀的东西。

在大画廊中来回走动，停下来从远处欣赏画作，然后仔细赏析，她发现没有多少作品“魅力巨大能够让她全神灌注地欣赏”。她觉得太多的画家的画作“没有激情”，“他们只想着色彩和艺术技巧，没有想到主人公、信念、爱和永恒”。

对于雅克·路易·大卫和其他法国画家的作品一起挂在方厅中的大型画作，她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大卫的问题在于没有灵魂和思想，他的画仅仅是对经典作品“干巴巴的临摹”。

她把法国绘画看成是“有巨大困难和危机”的法国生活的总代表。

对于外在的和看得见的东西充满激情，这使得他们的教育、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都不断地孕育和发展。这样他们在我可以称为小的艺术中，也就是能把生活装饰得更加美丽的艺术方面，在世界领先。这样，法国就有了世界上最精致最招人喜爱的绘画和印刷品，但很难产生最为深刻、称得起是巅峰的艺术。

不过，她很快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她说有一幅作品例外，那就是泰奥多尔·热里柯的《美杜莎之筏》。这幅巨型（16英尺乘23.5英尺）的深色画作表现了1816年“美杜莎号”船在塞内加尔海岸发生的悲剧。在热里柯那狂野、黑暗、无情的大海上，没有英雄，前景中至少有两个人已经死亡，那些活着的人互相抱在一起；在画的右上角形成了人的身体堆成的一个金字塔，活人中最壮的一个人是个黑人，在挥着衬衫或者是一片破布，朝着象征着希望的、遥远的地平线上一条船的轮廓挥舞着。

她写道，如果说全卢浮宫的伟大作品中能有什么全身心地吸引她，那么就是这幅画。她在这幅画前站了整整一个小时。

凝望着它，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我独自在辽阔的大西洋上。那些透明的碧浪不再是虚幻的，它们疯狂地跳跃着，饥饿地扑向猎物。那面鼓满风的大帆让人害怕，死人的脚悬在沸腾的海水中，让人看到了凄凉的现实。那个老人的眼神是那么的绝望，没有生气！一群绝望至极的人围在脆弱的桅杆周围，一个充满渴望的人在向远不可及的船只挥动着信号。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吟》也没有如此骇人如此真实地反映了这样的主题……没有什么声音可以呼唤到远处那飘扬的风帆！

这幅作品的作者“绝不是一个只看到人生苦痛的外表的人，他从灵魂深处感觉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所蕴含的神秘激情和苦痛的颤动”。她相信这是最有力量的作品，好像这一幅作品就完全让她不虚此行。

不到三周的时间，她和随行人员就去往了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和德国，后不久又回到巴黎长时间地逗留。

她一直在思考人类对美的需求，想着小时候她是如何为了理想忍饥挨饿的，她觉得自己被无情残忍地欺骗了：“有着新英格兰人所有的认真和实干，而灵魂中最具精神价值的那部分，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被粉碎了，这是可怕的。”

儿童与生俱来有一种对美的感受，但受到被压抑的欲望和无休止的饥饿的折磨而慢慢消失了。我知道，是因为我有过这种感受。

这是对她自己受到的教育的控诉，也是对美国生活的批评。直到来到巴黎，让她有了如此强烈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巴黎的美不仅仅在于其增加了这个城市本身的魅力，而是在于其拥有的魔力，能唤醒人们思想中对美的感觉。“人的美感被长期压抑着，来到巴黎后，这种感觉在他的心中被唤醒了，好像灵魂要展开翅膀，大声疾呼一样。”她觉得，美国人不应当笑话法国人的爱美和愉悦，而是应当认识到要向他们学习。

那些出色的新英格兰人中，著名的文人很多都曾在19世纪50年代到巴黎朝圣——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亨利·朗费罗、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现在是哈莉特·比彻·斯托。1858年，又一个作家，纳撒尼尔·霍桑来了。1849年，赫尔曼·麦尔维尔曾路经巴黎，不过他来去匆匆，巴黎之行似乎对他的影响不大。新英格兰唯一一位没有来过巴黎的“不朽”的人物就是亨利·梭罗，不过他什么地方都没怎么去。

霍桑、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在寒冷的1月来到巴黎游览了一周。他们从英国来，霍桑在利物浦做美国的领事。在巴黎，他们住在新建成的卢浮宫旅馆，就在博物馆里沃利大街的对面。

在第一天结束时，霍桑记录道：“我迄今所看到的巴黎的风采让我吃惊。”相比之下，伦敦就不算什么了。他觉得在如此短的时间，巴黎发生了如此的改变，皇帝功不可没，每一个来巴黎游览的人如果从自私的角度想，都应当希望他的统治长久。至于卢浮宫的艺术品，霍桑觉得它们“无味”，他宁愿看星期天大街上成群结队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