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跨越大西洋的旅行有了很大的改善，海上的危险也绝非虚无缥渺之事。1854年传来消息，美国最大的“漂浮宫殿”“北冰洋号”在航行返回纽约途中，由于大雾，与一艘船在纽芬兰的大浅滩附近相撞，乘客和船员的死亡人数达到了350~372人。两年之后，库纳德的汽船“太平洋号”冬天从利物浦驶往纽约，上面有186名乘客和船员，全部失踪了，后来再无消息。
不过，美国的渡洋旅行者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巴黎。1855年召开了巴黎博览会，来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数量。《纽约时报》报道说：“也许美国在欧洲的人数从未有过这么多。”这些人中间有纽约的詹姆斯一家，他们继承了遗产。他们一家有父亲、母亲、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父亲说，他们的目的是“让孩子们接受异域的教育”。大一些的两个孩子，威廉14岁，亨利12岁，被放到了巴黎。他们常常走过香榭丽舍大街，穿过杜勒里公园到卢浮宫。亨利记得他是如何“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画的，他对巴黎那“还在眼前的过去”是多么的感兴趣，还有那“五十种秘密”，他努力想象他会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
主要陈列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博览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有5000多件展品。在那一年，超过500万游客来到了巴黎。当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波特王子到来时，有80万人排列在了街道两旁，看他们的车驶过。（当时英法和土耳其联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战争中一起抗拒俄罗斯，英国君主的出现就超出了传统的象征意义。）
彩旗到处飘扬，各个旅馆都贴出了“客满”的标志，物价飞涨。对于皇帝和塞纳区的行政长官奥斯曼来说，这证明了他们原来的说法，花在城市建设方面的钱，会因更多的游客而完全收回来的。
虽然大规模的拆建还在进行，但人们已经惊讶地发现建成了那么多的东西。阿尔波特王子惊叹地写道：“巴黎完全改变了。”
法国的知识分子抱怨说，在策划博览会的时候对工业展馆的重视过分了，对工业技术的物质生产过于大惊小怪了。而美国的游客则欣喜地看到人们对这些技术的关注，金奖颁发给辛格的缝纫机、柯尔特的自动手枪、麦考密克的收割机和摩尔斯教授的电报机。
在美术馆的796幅法国画家的作品中，有40幅是安格尔的作品，这是法国政府最欣赏的画家；还有35幅是德拉克洛瓦的。而美国画家的作品少得可怜，一共只有12人的作品，几乎让人注意不到。这其中有威廉·莫里斯·亨特和乔治·希利的作品。希利的13幅作品入选，包括他最新的作品《本杰明·富兰克林寻求路易十六支持美国独立的事业》，这幅作品为他赢得了金奖。
如果皇帝和当权者从博览会中得出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下一次博览会要办得更大、更辉煌。
乔治·希利在其画肖像画的年月中，喜欢一边画画，一边和人交谈，但他从未遇到过来自于芝加哥的威廉·奥登这样的交谈者。奥登正是在博览会的那年夏天，来到了希利的画室画了几次像。他是地产开发商和铁路建设商，做过芝加哥的第一任市长，当时芝加哥只有4000人，他热衷于谈论这座城市“辉煌的未来”。奥登越谈，希利越感兴趣。42岁的希利在想，现在可能是他该改变一下的时候了。
我常想回到美国定居，但一大家子人很难迁移，同时也不知道该迁到什么地方去，害怕被我的同胞按照当时较为直接的说法，称为“该死的外国人”，我犹豫再三。
奥登热情地提出，让希利住在他芝加哥的家里，直到希利安顿下来为止，并允诺在他认识的人当中为希利拉生意，在佣金方面会“大丰收”的。于是，1855年秋天，希利加入到了成百上千的从博览会回国的美国人中。因为其妻路易·莎很快就要再生孩子了，所以决定她和孩子们以后回来。这距希利到巴黎学画已有21年了，他是否想过再回来，不得而知。
随着希利的离开，他这一代的美国艺术家从巴黎的舞台上谢幕了；而另一个人——詹姆斯·麦克内尔·韦斯勒就像排队一样，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走上了这个舞台。
他只有21岁，身材不高（5.4英尺），偏瘦，打扮得像一个花花公子——留着长长的黑色卷发和黑色的小胡子。他精力充沛，喜欢嬉闹，聪明外露，自信满满，很多人并没有把他当回事儿。
他的童年大部分是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度过的——父亲乔治·韦斯勒少校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毕业于西点军校，为沙皇尼古拉一世修建了连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第一条铁路。在那里，他显示出了绘画天才。16岁时，像父亲一样，他进了西点军校。而他马上就对那里感到不喜欢。他唯一优秀的课程就是绘画。三年级时，他由于化学不及格被勒令退学。他欢喜地说：“如果硅是气体的话，我就可能成为一名少将。”
像希利年轻时一样，韦斯勒也来巴黎的画室接受专业训练。不同的是，韦斯勒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还记住了最近的亨利·摩格写的法语小说《贝尔妲米亚生活场景》中描写的拉丁区的艺术家们过的那种放纵的生活。该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贾科莫·普西尼的歌剧《贝尔妲米亚人》。
当时在巴黎认识“吉米”韦斯勒的美国学生，都把他描绘成“精力旺盛”“古怪”“总抽自制香烟”而且“乐趣无穷”的人。他们忘不了他那顶“古怪”的帽子——一顶大的黄色草帽，带有宽宽的边和低低的冠，冠用黑色宽丝带包裹着，长长的两头垂下来。这就是他的“贝尔妲米亚生活”的标示。
他对新生活兴高采烈，并不确定是进画室还是找工作。他开始和一个名叫爱洛漪丝的年轻裁缝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一起搬进了雅科布街的一个小工作室兼卧室的房子里。他最终进了夏尔·格莱尔的画室。他在画室里花的时间似乎不多，但在那里所学的东西是有着长久的价值的——线条比色彩重要；在所有色彩当中，黑色最重要；黑色是“万能的和谐色”。
随后，他和爱洛漪丝从雅科布街搬到了一个廉价的地方，后来又搬家了。一个学生记得：“我觉得他在任何房间里都不会待长的。”他的钱总也不够，却总到卢艾特那样的价格昂贵的饭店中消费。那里有名的勃艮第葡萄酒1法郎一瓶，可以让艺术学生无限制地赊账。
他学生时代圈子里的另一个人说：“他虽然生性放纵，喜欢享乐，但他的才华得到了发挥。”实际上，韦斯勒比看起来的要用功。某种程度上说，他无时无刻不在工作。有人说：“他作为学生所享受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位画家的财富，晚上和他一起跳舞的女人，白天就是他的模特。他绘画，把铜版画做得活灵活现，在卢浮宫花很长的时间临摹。”
他在法国学生中交了很多朋友。有一个名叫亨利·芳丹·拉图尔，和他交往一生。他开始还往返伦敦，1959年和爱洛漪丝分手后，就搬到了伦敦，他做学生的日子结束了。不过，这绝不意味着韦斯勒和巴黎的关系，或巴黎和韦斯勒的关系结束了。
离开时，他欠饭店老板卢艾特先生的3000法郎，及时还清了。
<h3>三</h3>
在离开索邦学院不到20年的时间，查尔斯·萨姆纳成了美国政界一名最有辩才的人物。他身材高大，英语功底深厚，声音低沉有力，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鼓动起听众的演讲者。他一旦释放出对事业的热情，很少不会激起暴风雨般的批评，甚至是怒火的。他曾呼吁世界和平，无所畏惧地反对墨西哥战争和奴隶制，却很少关心得罪了什么人。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安全担忧，托马斯·阿博斯顿从英国给父亲写信说：“看在老天的份儿上，他帮助别人时千万别伤害了自己。”
萨姆纳不断地“质疑”奴隶制，让他在全国的政界越来越有名。他是自由之土党的创始人之一，1851年，40岁的时候，被选进了美国参议院。看到了黑人学生在索邦学院的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国内对黑人的态度是“违反自然的”。萨姆纳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奴隶制的憎恶，在这件事情上绝不让步。他写道：“我认为奴隶制是罪恶，是个人和国家的罪恶，停止实施奴隶制是每个人的责任。”
1856年6月9日，萨姆纳在美国参议院受到野蛮袭击的第一条消息传到了巴黎。几天之内，整个欧洲都知道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
袭击发生在5月22日，萨姆纳在这一周早些时候发表了他最长最尖锐的，同时也是观点最明确的演讲。他称之为“反对堪萨斯的罪恶”。和韦伯斯特对海恩的回答一样，这也是参议院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讲之一；这是在两天会期的会议上，对所有参议员进行的演讲，又是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站在了台中央。
但是和韦伯斯特不同，萨姆纳出于愤怒，进行了人身攻击，这在参议院的传统中是不能容忍的。这次演讲的效果以及随后萨姆纳所受到的袭击，都产生了比韦伯斯特演讲要大得多的影响。
萨姆纳事先告诉一个朋友，他要揭露奴隶制“全部的罪恶”，“毫不留情”，他做到了。这篇演讲印刷出来长达百页，他记住了每一个字。他不仅仅声讨了奴隶制这个“卑鄙的怪物”，揭露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欺骗性”（这是辩论的核心），而且还挑出了几位犯了永恒的“人性错误”的参议员进行了尖刻的挖苦。其中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安德鲁·P.巴特勒。萨姆纳把巴特勒比做了愚蠢的老堂吉诃德爱上了“奴隶制这个妓女”，“他张不开嘴，但是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不出意料，这个演讲立刻在南方引起了反对，在北方引发了欢呼。废奴主义者，特别是马萨诸塞的废奴主义者欣喜若狂。萨姆纳的朋友亨利·朗费罗写道：“你的演讲是有关这个最伟大主题上发出的迄今最伟大的声音。”
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名叫普莱斯顿·S.布鲁克的议员非常愤怒。他本人是奴隶主，也是参议员巴特勒的亲戚。他用了一天多时间考虑面对如此的侮辱该怎么做来捍卫南卡罗来纳州的荣誉。他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该在萨姆纳的背后使用马鞭，还是重重的胶木棍。他选择了胶木棍，他后来解释说，凭萨姆纳的块头和力气，完全可能从他手中夺过马鞭打他，那他该怎么办？
刚过中午，布鲁克溜进了参议院的会议厅，站在那里等着，只有几个人在场，萨姆纳独自一人在桌旁签署文件。
布鲁克走近，招呼道：“萨姆纳先生，我仔细地听了你的演讲，那是对南卡罗来纳和我亲戚巴特勒先生的诽谤……”等萨姆纳抬起头时，布鲁克朝着他的头部反手击出了第一棒。
萨姆纳的桌子和其他参议院的桌子一样，是螺丝固定到地板上的。由于腿长，他坐下时双膝紧紧地楔入了桌子下面。急于保护自己，他猛地立起，爆发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把桌子都从地板上拔了起来。
布鲁克不断打击着，从左到右，他后来吹嘘说："30下猛击。”直到那根认为是断不了的棍子断裂为止。“我完全打碎了我的棍子，但留下了那个金棍头。”
萨姆纳躺在地板上，昏迷不醒，满身是血。布鲁克悄悄地溜出了会议厅。几分钟之后，萨姆纳醒了过来，被抬回住处，放到床上。
在堪萨斯州，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和他的追随者听到了萨姆纳遭袭的消息后“发疯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回忆说，布朗冲到了街上，杀了五个无辜的人，制造了珀特瓦特密惨案。
议员布鲁克由于他的所为，只被罚了300美元。在南方，他成了英雄，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呼，并赠予他带金头的棍子。
萨姆纳再也没有从这次袭击中完全恢复过来。经过了长时间的恢复，他想返回到参议院的工作中，但做不到。他走路都有困难，从椅子上站起来很痛苦。他的情况被描绘为“重力压迫知觉，或大脑受阻”，如果用脑，病症就会加重，谈话也不行。
随着新年的到来，他想要恢复工作，但发现即使工作一天也受不了。医生建议他到国外旅行——在海上对病情会有好处，而且“完全远离了国内他所关心的事情和责任”。
和1837年乘坐的拥挤的“阿尔巴尼号”完全不同，萨姆纳这次离开纽约乘坐的是舒服的汽船“富尔顿号”，彩旗飘扬，三十一响礼炮为他送行。
萨姆纳来到船上，看上去十分虚弱，拄着手杖，46岁的他看上去有近70岁。前七天，他晕船，待在舱室里。那天上午，他出现了，很明显，航行，包括晕船，对他有好处。船上的一位新闻记者描写了参议员不费力气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用手杖，在甲板上走动。
现在看着萨姆纳先生，和他谈话，他坚定地站在摇晃的甲板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恶棍，一个恶棍打手，选择在他倒下时下手，而不是企图把他打倒。
很明显，他喜欢交往，几乎和每个乘客及船员都花时间谈了话。据说他在船上可以以绝对的优势被选举为他希望得到的任何职务。
“海上的空气，或者晕船，或是完全脱开了国内的政治，或是所有这一切的合力，让我恢复了许多从前的力量。”在勒阿弗尔登陆之后，他写道。在法国学习之后，他又开始写日记了。
这次去巴黎的陆地旅行是乘坐火车，而不是坐马车。在途中他又一次在鲁昂停了下来，和上次一样，花时间去参观了大教堂。从鲁昂到巴黎，天气晴朗。他写一路的景色时说：“文明无处不在。”他非常盼望着回到巴黎。他记得，歌剧院、话剧院、几家喜爱的饭店、和朋友们度过的时光。他知道，逍遥的托马斯·阿博顿已经在等他了。
一到巴黎，他立即“出发”，“震惊于我所见到的华美，出乎我所有的意料”。头一天晚上，他动身去了歌剧院，看了两个小时的《威廉·退尔》。第二天早晨他和阿博顿乘车游览了市容，他写道：“变化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精神一下子振作了，他连续七八个晚上看了法国歌剧、意大利歌剧和喜歌剧，还观看了话剧。他似乎做了想做的一切，到杜勒里公园散步，去了卢浮宫，在王宫“扮演了闲逛者”，在普罗旺斯三兄弟、威利和英格兰餐厅吃饭。萨姆纳和阿博顿至少一起吃了十几次饭。他到了塞纳河彼岸，“重温”了在索邦的日子，从他所住的和平街的和平旅馆，可以看到“整个巴黎的动静”。
不仅巴黎变了，他也变了。他在“富尔顿号”甲板上散步时显示出来的活力更加旺盛了，他的日程安排就连是他年龄一半的人也会感到累的。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来拜访，并坦诚地谈了法国的政治形势。（他没有掩饰他的反政府立场……说这是一个“杂种政府”。）另一天，他和托克维尔以及其他的几个法国政治家共进早餐，其中有弗朗索瓦·基佐，他告诉萨姆纳，他也反对奴隶制。当有人问法国人最不喜欢听到的外国口音是哪个国家，基佐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德国，并回忆了路易·菲利普，从一个人所说的语言上判断他的能力。几天之内，萨姆纳安排了一位不会说英语的法语私人教师，每天上午到他的旅馆中读法语、说法语。
他会见了诗人政治家阿尔封斯·德·拉马丁，并与他进行了长谈。拉马丁告诉他没有人能够预测法国的未来：“这是一个多变的民族，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只有变化。”
在晚餐会上，他见到了美国牙医托马斯·埃文斯。“他说起皇帝来，词语中带着热切的敬仰，”萨姆纳记录道，“把他描绘成一个勤劳快乐的人，每天早晨洗冷水浴，亲吻夫人。”
萨姆纳从未结婚，他对女人的兴趣很大，一张漂亮的女人脸蛋可以让他深深地感动，但他和女人在一起总感到不自在。他的工作和朋友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有许多亲密的朋友，对他很忠实，像朗费罗、阿博顿和塞缪尔·格里德里·豪——一位积极的废奴主义领袖和盲人教育的先驱。
4月23日，萨姆纳从巴黎给豪写了一封信。他说，他的时间的确“安排得很满”，不过他确实感到疲劳，走路之后，一旦停下来，他的腿就感到酸困。他当时感冒了——“他们说是流感。”不管是不是流感，他现在在巴黎了，他报道说，巴黎“非常让人愉快，非常美丽，到处是有趣的人”。
他开始感到一种要回华盛顿的欲望；“我为堪萨斯感到战栗……一想到那里有些可恶的人把那个地区人民的福祉视同儿戏我就感到恶心！一想到这些我就热血沸腾，我渴望在我的位置上再度谴责他们。”
小亨利·詹姆斯通过他的父亲见到了萨姆纳，他惊讶地发现这位斗士的精神很好，他的伤恢复的情况“有些令人失望”。
观光，还有和“有意思的人”社交的节奏没有放慢。一天晚上，萨姆纳和俄罗斯的小说家伊万·屠格涅夫交谈，屠格涅夫预言说俄罗斯的农奴制十年之内就会废除。在另外的聚会中他有机会见到了哈莉特·比彻·斯托，她又回到了巴黎，在努力学习法语。
他参观了王家图书馆，在战神广场他观看了阅兵式，这让他震惊，有6万军队列队走过，他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过能看见这么多军队。他又对医学院旧地重游，甚至“冲进了散发着尸体恶臭的解剖室”。
阿博顿陪同他购物，准备带回家一些礼物，包括给阿博顿妹妹范妮的一套甜点餐具，她现在已经成了亨利·朗费罗夫人。他们只要有可能，就几个小时、几小时地谈话。
他们两个都是地道的波士顿人，年龄相仿，萨姆纳年长一岁。自从在哈佛相识之后，他们相交了20多年。和萨姆纳不同，阿博顿选择了一种为自己的喜好活着的生活。（阿博顿早期在巴黎给他父亲写信说：“我经常出去吃饭，随意地吃喝，之后香甜地睡觉，用彩笔绘画，很风雅地畅谈……”）不过，还是很难找到两个美国人有他们这么多共同爱好的——歌剧、话剧、艺术、书籍、旅游和思想的喜爱以及这些方面的知识。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话题上深谈下去，兴致勃勃。
也许，他们的友谊有点儿同性恋的味道，但没有证据。阿博顿的性取向可能有些模糊，但除此之外不得而知。另外，萨姆纳的政敌利用能抓住的一切机会诋毁他，对任何丑闻都不会放过，但没有这方面的流言。
有时他们在巴黎一起吃饭时还有另外的客人。一天晚上，是一位美国的海军军官威廉·林奇，他最近写了一本畅销书，是有关在约旦河和死海探险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是他们两个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记录下那些情况。很容易想象他们一起在诸如三兄弟之类的饭店，点了饭店的特色菜蒜拌腌鳕鱼、一瓶或更多的波尔多酒堡的干红或干白葡萄酒，在谈论莫扎特、威尔第或他们最近看的、让他们喜爱的多尼采蒂的《玛丽·斯图亚特》，或者谈论济慈、大仲马或鲁昂或巴黎本身，一个傍晚很快就过去了。萨姆纳的谈吐中没有许多的幽默，而阿博顿则是妙语连珠。
谈论最喜欢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华盛顿的政界是很难得到的，对于萨姆纳来说，这是能得到的最好的药物。他的老朋友阿博顿曾说过：“当美国的好人要死的时候，他们去巴黎。”
5月24日，萨姆纳在巴黎住了两个月之后，出发去外省旅行。接下去的两个月，他有点儿头脑发热，又到了伦敦、德国、荷兰、布鲁塞尔和苏格兰观光。他又有点儿感觉不太好了，他咨询了一位伦敦的骨相学专家。专家告诉萨姆纳他的大脑“虽然看起来运转很好”，但受不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压力。
到1857年12月初，他返回了华盛顿，及时赶上了议会的新一届会议。结果，他发现自己坐在那里听就很累。他既不能工作，也受不了首都的“卑劣和庸俗”。12月底他又离开了，几乎一下子就好多了。之后，他又试过几次要回到华盛顿，但结果都不行。
他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参加参议院会议，不过马萨诸塞人没有抛弃他。没有什么认真的声音要求他辞职的，没什么人谈起取代他，他知道，在这方面他非常幸运。
又有几个医生劝他返回欧洲，他又一次踏上了驶往勒阿弗尔的航程，于1858年5月22日出发，这是他在参议院遭袭的两周年。
萨姆纳落下的病痛到1858年时不用担心再复发了，一些在巴黎的美国朋友推荐他去见一位名叫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加德的法籍美国医生。这位医生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大胆，敢于在动物和人身上做试验”而闻名。
布朗·塞加德来到了萨姆纳的旅馆，经过了3个小时的检查，最后肯定地断定：布鲁克议员打的伤，由于当时萨姆纳的坐姿，严重地伤害了脊髓中的一些关键点。这位医生建议的治疗方法是“火疗”，用蘸了燃烧物的药棉在萨姆纳背上的关键点的皮肤上烧。布朗·塞加德提醒说，这样的治疗可能会很痛苦。萨姆纳要求立即开始，并选择了不用麻药，以免减弱治疗效果。
在旅馆的房间里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萨姆纳咬牙忍受着痛苦，紧紧地抓着椅子背，最后把椅子背都掰断了。
在接下来的五周中，他又经受了五次这样的“治疗”，都没有使用麻药。他在给朗费罗的一封信中说：“医生很清楚，没有这样痛苦的治疗，我将永远是一个残废，总会突然或者严重地复发。当然，生命有时要经受磨难。”
显然他对治疗过程以及布朗·塞加德没有丝毫的怀疑。不过，国内的一些朋友和医生认为他成了“毫无理论根据”的庸医试验的牺牲品，除受罪之外，还得花钱。
布朗·塞加德似乎毫不怀疑他的方法的准确性，况且这个治疗是在巴黎，世界先进医疗之都，由一个成名的医生进行的。这给了治疗以让人信任的成分，特别是对于一个特别渴望能治好病的病人来说。
从留存下来的记录看，布鲁克的袭击既没有打裂颅骨，也没有形成脑震荡，这些，再加上后来的证据充分地表明，袭击给他造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心理创伤。他的痛苦是完全真实的，但引起症状的原因更多的是心理创伤，而不是神经方面的原因。
萨姆纳几乎忍受不了再回到参议院，回到他遭袭的现场。他离华盛顿越远，情况就越好，这也是证明。当时有几个医生持这种观点。只要变换一下地点，不管是哪里，都会对他有好处的。即便没有布朗·塞加德的“残忍疗法”，1858年的巴黎本身也会像前一年那样对他有治疗作用的。
进行了最后一次治疗的六周之后，8月份，萨姆纳收到了参加一个盛大宴会的请柬。这是巴黎的一些美国人为了庆贺塞缪尔·摩尔斯的成功而举办的。他写了一封短信给摩尔斯说他仍然很虚弱，还在经受病痛的折磨，不能参加。
摩尔斯在67岁时终于成功地得到了他所希望的认可，他的电报成了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几年前，他在给第一个承认他的发明的法国学者多米尼克·阿喇戈的一封信里自豪地写道：“现在我的电报系统在这片大陆上已经部署了15000英里的线路。”电报到达欧洲要多少英里，他不知道。
在经济上，他有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他的财富已经可以让他建立自己第一个真正的家了。他在哈德孙河东岸的鲍甫吉普希下面盖起了一所意大利式的豪华住所，叫做洋槐林。他和萨拉·格里斯沃德结了婚，又有了四个孩子。他还面临着别人和他争抢发明权的一些诉讼，不过现在看来这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最大的电报工程就要完工了，大西洋电缆把美国和英国连接了起来。随时都会传来成功的消息，这使得宴会上的气氛更加让人激动。
摩尔斯到了巴黎，几乎带来了他整个一大家子人——他的妻子、三个小儿子、他的岳母等，共有15个人，住进了卢浮宫旅馆。
8月17日，非常完美，就在宴会举行的那天傍晚，传来了大西洋电缆铺设完成的消息，维多利亚女王和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加南通过越洋电报互致问候。据后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对巴黎宴会的报道说，这激起了“极大的热情”。
在普罗旺斯三兄弟餐厅，80名绅士身着正装，参加了宴会。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似乎有话对摩尔斯说。《纽约时报》报道“大电报节”说：“对摩尔斯的赞誉把修辞的词格都用尽了。”轮到摩尔斯发言了，他很谦虚，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人应当感到自豪。他的发言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最重要的事情是新任美国驻法大使约翰·Y.梅森站起来宣布，欧洲的政府，由法国带头，授予了摩尔斯教授“人类贡献奖”，他将会得到40万法郎的（大约8万美元）、法国出了大部分的奖金。
对摩尔斯来说，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查尔斯·萨姆纳的雄辩的语言也为此添彩。在他给摩尔斯，谢绝邀请的短信中，用了一段话说出了许多人想说的话，说得那么郑重、恰到好处。
我要借此机会，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表达我微不足道的谢意。感谢这项和您的名字密切相连的伟大发明。通过您，人类文明取得了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我毫不为过地加上一句，如果人类要感谢为其文明的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对如此发明的人的感谢应当高于对于一个元帅的规格。
摩尔斯立即写了回信表示感谢。
到9月初的时候，人们得知大西洋越洋电缆突然讯息中断了，没人特别在意，只当作了暂时的不便。《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上说：“暂时的中断不会让人对伟大的事业感到失望，而是让人看到需要铺设更多的电缆……”
萨姆纳觉得身体恢复得可以四处走动了，出发去了布列塔尼，然后去了法国的阿尔卑斯，到了艾克斯温泉，据说那里的温泉从罗马时期就有治疗作用。健康大为好转后，他去了意大利，后来又去了维也纳、布拉格和德累斯顿，以后又到了慕尼黑，顺莱茵河往下，到了科隆，然后回到巴黎。整个旅程，他一直和国内的老朋友保持联系，还抽出时间和路上新相识的朋友联系。他决定一直旅行，并让他的大脑完全被占满，以度过健康的“转折点”。到了巴黎，布朗·塞加德医生提醒他，他还没有恢复到可以返回美国的时候。他立刻动身去了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1859年春，又到了意大利，然后回到法国，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观光，中途在圣米歇尔山、圣马洛和雷恩停歇。他给弟弟写信说：“如果有人关心问起我的健康，就可以说，越来越好了。”
1859年秋，他回到巴黎，终于准备永远离开。回国，回到他参议院的工作中去。在巴黎最后的日子里，他用疯狂购物来款待自己。他像真正的美国旅游者那样，购买了瓷器、铜器、旧文稿、雕刻和稀有图书。他对书情有独钟，所有这一切都要带回去。他还去了拉格朗日，向拉法耶特表达最后的怀念。
从波士顿来的一位朋友，颇受争议的一神教神父西奥多·帕克也因健康原因来到欧洲。他惊讶地发现了“亲爱的老萨姆纳”奇迹般的变化。
他的长腿走起路来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四五英里，面色像常人一样健康，走路和坐着都腰板挺直。病痛完全从他大脑中消失了……他的信息很多——关于事实、人、思想等……我从未见过他像现在这样精神抖擞，充满希望。看着他是一种享受。
1860年秋，乔治·希利和他的家人在伊利诺伊州安顿了下来，又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第六个女儿，这样一共就有七个孩子了。就像芝加哥的朋友威廉·奥登许诺的那样，他的佣金丰厚。又一个让他画像的人是约翰·贝尔纳·费兹帕特里克大主教。他和希利用法语交谈，劝说他重回天主教信仰，他已经离开天主教多年了。
1860年11月的第二周，在总统选举之后，希利被请去给当选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画像。11月15日，希利坐火车去了斯普林菲尔德，画了在伊利诺伊州议会画像中的第一张。一位碰巧在场的政客描述了林肯“面对画家坐在那里，右脚搭在左脚上，两脚都向里弯曲——像鸽子一样”，他一直讲着故事，“不时被自己的妙语逗乐……让几个小时愉快地度过”。
在一次画像期间，林肯在看信，看着不知谁的信大声笑了起来。他告诉希利：“她抱怨我丑陋。”她建议他留大胡子，以挡住“难看的灯笼下巴”。他问希利他是否要给他画上大胡子，希利说不，林肯又笑了，“心情非常愉快”。
这幅肖像画是希利最主要、最在意也很重要的作品，因为他用彩色记录了林肯，没有胡子。这是侧面像，林肯的脸上还没有日后操劳和重担刻上去的痕迹，是年轻、还未受磨炼的亚伯拉罕·林肯。林肯有几幅这样的画像。
不到五个月之后，1861年4月，希利来到了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给皮埃尔·古斯塔夫·图腾特·布尔伽德将军画了像。这正好是在布尔伽德加入邦联之前，4月12日布尔伽德下令萨姆特港进行了炮击。查尔斯顿发狂了。希利从未卷入政治，不过他说：“我是北方人，有北方人的感情，反对奴隶制。”查尔斯顿的一家报纸宣称，如果北方佬画家“在日落前还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他就应当被涂上焦油和插上羽毛”。希利听到这个消息笑了起来。不过，主人告诉他，这可不是笑话，一辆车在一小时之后来门口接他，他确实必须离开。
听到了萨姆特开火的消息，回到华盛顿的查尔斯·萨姆纳就直接去了白宫，向林肯总统保证他全力支持。他告诉总统要“全身心地投入”，“战时权力让总统完全有权解放奴隶”。
巴黎的4月就像想象的那样，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气温达到了70华氏度，接连几日万里无云。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时尚的人们按照传统的习俗在秀自己。他们愉快地在春光中展示自己的春装，让自己成为春光的一部分。
瓦格纳的《唐豪瑟》首次公演（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还需要加工）；书店中新的翻译作品中有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在杜勒里公园和卢森堡公园，漫步者在慢慢停下来欣赏长长的花圃上盛开的鲜花。
在庄严的仪仗队护卫下，拿破仑的遗骨被从他安息了20年的荣军院的圣杰罗姆小教堂移到了大教堂的大殿之下。拿破仑三世皇帝和欧也妮皇后身着“深色葬礼服”下到了地宫，在棺材上洒了圣水。
皇帝的帝国之都的伟大计划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不免噪音四起，尘土飞扬，瓦砾堆到处可见。“延长”宽阔大道的拆迁还在继续，马勒塞尔伯大道计划这年夏天竣工。据宣布，法国建筑师夏尔·加尼埃在竞标中胜出，赢得了设计完成歌剧院的工程。这是标志性建筑，计划要成为第二帝国辉煌的缩影。与哈莉特·比彻·斯托、纳撒尼尔·霍桑和查尔斯·萨姆纳一样，大多数美国人喜欢他们见到的新巴黎。
4月27日，星期六，萨姆特港口爆发战争的消息通过跨越大西洋的“电报”传来。第二天《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的标题上登出“美国爆发内战”，说华盛顿市“处于兴奋混乱之中”。
随着消息越来越吓人，巴黎的许多美国人匆忙准备离开。一位《纽约世界》的记者写道，成群的美国人一天天聚集在加里格兰尼和其他消息中心门口，等待着发布消息。虽然有一些人兴奋，并且“有些气愤的议论”，大多数人的感觉是郁闷和悲伤。
我们居住在国外，远离行动现场，也许更能深刻感受到国内分裂的情形造成的恶果。这里的人来自美国的各个地区……无论来自联邦的哪个地方，拉住一位美国人的手就感到了骄傲和欣喜。但这种感情现在被仇恨所替代，在欧洲的北方人和南方人现在把彼此看作敌人。最新的消息让现在这里的人们急于回国，他们觉得在这危急关头应当出现在需要他们的地方。
对于美国人来说，在巴黎的美好时光暂停一个段落，谁也不知道会是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