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怎么能看清迷雾重重的法国未来呢？

——理查德·鲁什

<h3>一</h3>

美国新大使一到勒阿弗尔港，就听到人们对国王和他的政府不满意的议论。这是他没有料到的。据他报告中说，到了巴黎，人们的不满和指责更是“增加了百倍”。报纸对于各种公共政策“每天进行攻击”，包含着对路易·菲利普的不信任。他被指责为自私、狡猾、老迈昏庸、不守诺言、玩忽职守。这一切似乎都和前一任美国大使刘易斯·卡斯所说的，以及见过他的美国人对他的印象，完全不同。

出任驻法国大使对于理查德·鲁什来说既没有料到，也不是自己所愿。不过，他完全胜任这个职位。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31岁任宾夕法尼亚的首席检察官，33岁任美国总检察长、州政府秘书长，后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处理过各种各样的纷争，显示了坚定无私和刚正不阿的品质。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政府里，他担任财政部长，尽职尽责。1828年，他作为亚当斯的竞选伙伴和安德鲁·杰克逊竞选总统，结果失败了。他悄然离开了政治中心，但继续为公众服务，解决边界争端，保护了英国人史密森捐给美国的遗产，为成立史密森学会奠定了基础。

鲁什大使的家族也很有名。他的父亲本杰明·鲁什医生是费城的一名医生，曾是《独立宣言》起草者和签字人之一。鲁什和父亲一样兴趣广泛。他父亲虽然已经67岁了，但是仍然英俊，蓝眼睛炯炯有神，宽宽的前额高高突起。总之，他作为自杰斐逊以来的一名法国大使是很称职的，最明显的弱点是不会说法语。

鲁什于1847年6月中旬到巴黎，共有10个子女。这次带了其中的两个女儿，安娜·玛丽和萨拉·凯瑟琳，都二十几岁。孩子们的母亲身体不好，留在了费城。在找到租金合适的住所之前，他们就先住在里沃利大街的温莎旅馆。和他的前任卡斯不同，鲁什并不富裕。

7月31日，他第一次正式拜见国王，呈上詹姆斯·K.庖克总统的“国书”，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表示他很荣幸能代表他的国家来到法国。国王非常和善地以流利的英语作答。仪式结束后，国王邀请他参加晚上的非正式宴会。

9月，鲁什在圣日尔曼区的利勒街上找到了一所“足够大”的房子。他觉得因所担当的角色的需要，还得雇一辆马车和几个佣人。

我代表的是一个大国，我不能生活得像一个吝啬鬼，也不能像一个普通做工的人，必须得像一位绅士和外国大使……不过，我还是希望能用这700美元把一切办完……但会很难……

很快，他就和路易·菲利普以及令人生厌的外交大臣弗朗索瓦·基佐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基佐很谨慎，在涉及到法国政治时，总是不表明立场。鲁什常和国王见面，谈论的话题很广。他也常去拜访基佐，参加必不可少的外交招待会和宴会。在这些场合，他经常见到拜伦·凡·洪堡男爵。男爵快80岁了，善于交往。他愉快地回忆起理查德·鲁什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在费城鲁什家吃饭的情形。总之，从日记上看，鲁什很愉快，尽管他的法语不好、经济状况欠佳。

昨天晚上我们在王尔施先生家（王尔施是美国驻巴黎领事）。聚会人很多，尊敬的洪堡先生也出席了……德·托克维尔……德卡尔布家族的人也出席了，他们的法国祖先在我们独立战争时出力很大。还有其他很多法国社会的名流。许多我的同胞，有许多女士……大家谈着话，气氛轻松，不时传来轻松的音乐。

鲁什和许多人一样，对不断动荡的政局感到不安。所谓的“改革宴会”成了七嘴八舌声讨国王的非正式会议。在城外红城堡举行了一次宴会，有1000多人参加，包括了下议院的议员，会上唱起了古老的《马赛曲》，并对自1830年以来政府的一切行为都给予了抨击。

鲁什想知道会上人们的指控是否属实。1847年9月24日，他写信给国务卿詹姆斯·布齐南说，从“表面上看”，法国繁荣富足，生产到处在增长，气氛祥和。如果拿破仑复生的话，“他会认不出他离开时的巴黎，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商业上、美观上，特别是整洁度上，都有了很大变化”。

诚然，法国税赋很重，但也不比其他欧洲国家高。至于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生活俭朴。鲁什承认，国王和共和派同时当权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孕育着敌意和动荡的唯一原因就是法国人自己，他们总是太狂热了，“无论是否有原因，他们都能从统治者身上找到过错”。

鲁什强调说，这些都是“随意的想法”，是他“到目前为止的短期逗留期间，在原始消息很难得到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可靠的观察结果”。

路易·菲利普似乎还是那么活跃，喜好参加各种活动，但看上去比较疲惫，而且易怒。他喜爱的一个妹妹——阿黛莱德去世了，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鲁什没有提到，对国王下台的预言已经有好几年了，许多地方都有。詹姆斯·库柏早就认为国王该被“赶走”了。库柏那年秋天从库柏镇写信说，欧洲已经处于“严重危机”的边缘了，其时路易·菲利普完全有机会离开。

国王对他所听到的传言进行了判断，觉得巴黎人在那年冬天不会举行革命。新年将近，巴黎报纸上说全国的不满已经“深刻而普遍”了。不过，鲁什没感到什么威胁。他于1848年1月22日向华盛顿报告说：“尽管有‘改革宴会’，我看不到会出现什么变革。”

一周之后，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警告他下议院的同僚们说：“我们睡在火山口上。”

2月20日，由于害怕出现骚乱，代表会议和政府取消了一场原定于两天之后举行的改革宴会。结果，大规模的群众骚乱爆发了。鲁什给家人的信中私下里写道，整个事情都变得“让人厌烦”。

后来发生的事情以无人能预测的速度变化着。

2月22日，人群走上街头，设置路障，阻止军队前进。第二天，更多愤怒的人群开始抢劫商店，并到处设置路障。一支军队驻扎在外交大臣基佐住宅附近，人不断拥来。一个哨兵开了一枪，别的士兵也开枪了，打死打伤50多人。

一位名叫理查德·莫里斯的美国学生随人群冲到了基佐的住宅附近，他后来写到人群是如何从四面八方压向士兵的。

我们被挤得很不舒服，看到了闪光，听到了枪声。有一刻我们认为是烟花。我们被人群拥着……向前，向前，不时被阻止我们的士兵拦住，我们不相信他们的枪口会对准人民。

有几百名国家卫队的士兵也参加了起义，全城教堂的钟声整夜响个不停。在杜勒里宫，精疲力竭的路易·菲利普不停地说：“我见到的血已经够多了。”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2月24日，星期四，路易·菲利普由于受到所发生事情的震撼，而且不愿意因他的命令再让人民流血，他退位了。

他和妻子从杜勒里公园的一个边门逃了出去，上了一辆等候的马车。他们拼命赶路，从巴黎跑到了勒阿弗尔港。躲了一两天之后，路易·菲利普和玛丽·阿玫丽化名为“威廉·史密斯夫妇”，渡过了海峡，到英国去避难了。

这样，法国最后一位国王18年的统治就结束了。

他到了英国不久，维多利亚女王给老墨尔本勋爵写了一封信。

可怜的国王和他的政府在最后两年中犯了很多错误，而且固执己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最后逃亡的结果。不过在之前的16年，他做了很多事情，维护了法国的和平与繁荣，这不应该被人遗忘……

两年之后，也就是1850年，路易·菲利普客死于萨利的克莱尔蒙特，享年77岁。

2月24日，星期四，那是个重大的日子。理查德·鲁什早晨匆忙地给国务卿布齐南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动乱和前一天造成的伤亡情况，并说“大的混乱和不确定”依然不会停息。“即使现在……我也能听到军队在大街上匆匆跑过，用人们带来传言说国王已经退位了……”

他还不知道，造反的人们已经为胜利发狂。他们冲进了杜勒里宫，把里面全都毁了。衣服、家具从窗户扔了出来，在公园里焚烧。国王的王冠也被作为最终胜利的象征，拿出来游街，最后烧毁。

一周之后，鲁什有了很多的情况汇报。就在国王逃跑的那天夜里，新政府就像旧的王权倒台那样突然地成立了。共和派成立了临时政府，目前表现出来的是“谦逊和宽宏大量”。在他的汇报中“最重要的”是，作为美国大使，“在紧急情况下独立采取了行动”，他已自作主张，毫不迟疑地承认了新政府。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写道：“直到国内接受了这个决定，我才不会焦虑。我肩负使命，我的国家希望我怎么做呢？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我该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呢？”

他从未像法国的反对党那样评论过路易·菲利普及其政府，对自己能超脱政治纷争而感到骄傲。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不过只有法国人民自己才是政府行为的裁决者，只有他们能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政府。”

巴黎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这令人难以置信。商店和剧院又开门了，人们各自忙碌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似乎新政府权利行使得很恰当，没人反对。国王退位的消息传到华盛顿，鲁什接到回信，已经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他该做什么呢？“法国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似乎是落后了吧？”

2月28日，星期一，下午2点。他身着外交正装，出现在了新政府所在地市政厅，外面聚集着大批的人群。他进去被正式介绍之后，发表了演讲。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肩负着我们国家和在法美国公民的利益和权利，我没有时间等待指示，第一时间就向你们表达了祝贺，建议我们政府批准我所采取的行动。我相信法国和美国的联盟以及传统的友谊会继续发扬光大，充满活力。

里外的人群发出了呼喊：“美利坚合众国万岁！”

没有一个欧洲外交官采取这样的行动，美国是第一个，也是到当时为止唯一承认新的共和国的国家。其他的人还都在等待着指示。在华盛顿，鲁什的决定得到了顺利通过。总统对国会说，美国驻法大使得到了他“完全的、无条件的认可”。

巴黎还继续保持着“神奇的平静”。国民议会的选举按部就班地按计划完美地进行着。游客们又回到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四五月交接的日子和每年这时候的天气一样宜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又一次故地重游。他写了塞纳河沿岸永久的美景和巴黎人的“文明友好和礼貌好客”。

美国人很久之前就阅读了《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上面说巴黎流动人口多，容易导致“犯罪频发”，不过容易从创伤中恢复，让人及时行乐。“巴黎人完全生活在现在，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烦恼，用现在的乐趣来安慰自己，陶醉在目前的快乐中，不去考虑未来。”唯一干扰爱默生兴致的事情，是2月人们制作路障时砍掉了大量的树木。

不过，表面现象和指南手册是一种误导，情况其实不好。政府为失业者提供面包和工作的项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鲁什在长长的报告中解释说：

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雇用所有的人……工作做得不好，救济变成了交易，多年累积起来、找不到任何工作的失业人员被当作慈善救助对象甩给了政府……这使得政府的开支大增，但也满足不了工人们的期望，结果是所有的人都不满意。

失业越来越严重，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忍饥挨饿，甚至有人要饿死了。孩子们更是饿得厉害。同时，革命的热潮和暴力活动迅速在整个欧洲扩散，扩散到了德国、意大利和波兰。

爱默生于6月3日离开。6月23日，巴黎的骚乱燃烧成了全面、大规模的起义。

根据法令，国会有权授予国防部长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将军最高的权力——无限制的权力。巴黎宣布进入戒严状态，有3万军队从城外冲进来。战斗很激烈，卡芬雅克将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命令使用大炮和刺刀，对起义者毫不留情。

巴黎的大主教德尼·阿弗尔要求去战斗最激烈的现场进行调解。鲁什写道：“他路过我的门口，身着全套的主教服。当他爬上一个显眼的路障时，双方的射击暂停了一下，接着他中弹了，第二天就辞世了。”

这后来被称作”1848年的六月革命”的革命，共持续了4天。纽约和伦敦的报纸上报道：“这是世人从未见过的出现在一个城市中心的凄凉，这是出自其自己公民之手的。”可能共有5000人死于这场暴乱，包括1200名士兵；有11000人被捕，成千上万的人乘船逃往阿尔及利亚。相比之下，2月所发生的只是一场小小的骚乱。

一位年轻的德国作家，也是共产主义者的卡尔·马克思曾一直住在巴黎，直到几年前被勒令离开。他写道，二月革命是“美丽的革命”，六月发生的是“丑陋的革命，可恶的革命”。

等战斗结束后，鲁什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去看“战场”。他们发现，整个巴黎都是战场，死者和伤者都被抬走了，只有路障和被炮弹炸毁的、弹痕累累的房屋是这场浩劫和屠杀的证明。大街上看起来像废弃的营地，“散落在路上的干草和骑兵乱扔的垃圾、拴在栅栏上的马匹、零零散散的吊着胳膊的步兵，躺在干草上的人看上去疲惫不堪，有人睡着……这就是大街上现在的情景。”鲁什写道。

他不可能预测以后会发生什么，来这里之后没多少事情是预测对了的。

没人能够透彻地了解一个国家到可以完全说出其未来的程度，不过那个国家的人，或者在那里生活的时间足够长，可以知道其特点的人……陌生人怎么能看出法国那朦胧的前景呢？

虽然戒严令直到10月才正式解除，成千上万的部队随处可见，但日常生活还是迅速恢复着。国民大会召开了，鲁什又恢复了外交官的生活，出席外交招待会和国民大会主席和内阁成员举行的宴会。

11月，下了第一场雪，给巴黎披上了银装。12月10日，开始选举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的是路易·拿破仑亲王。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他只是一个名字，不过仅这个名字就够了。他的对手是卡芬雅克将军和诗人兼政治家的阿尔封斯·德·拉马丁。在总共的700多万张选票中，路易·拿破仑赢得了500多万张。

1849年元旦这天，新总统搬进了圣奥诺雷街上的爱丽舍宫。虽然爱丽舍宫和杜勒里宫相比要逊色很多，甚至有点儿寒酸，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曾经是拿破仑皇帝最喜欢的住所。2月，爱丽舍宫举办了第一场大型舞会。这个舞会颇受重视，佣人们都穿上了皇帝时期的绿色和金色的制服。

<h3>二</h3>

美国人继续源源不断地涌向巴黎。各种年龄、职业、爱好、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人都有，怀揣着不同的梦想。他们中有学生、记者、作家、社会改革者、销售员、商人、游客、老人、雄心勃勃者、失意者、无所事事的富人。不过，来的人群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美国妇女越来越多了。其中一个是纽约文学评论家，也是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名叫玛格丽特·富勒。她把来巴黎的同胞分为3个各有特点的类别。

她把第一类称为“奴性的”美国人。他们是“彻底的浅薄”，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他出国就是为了花钱和放纵，他来欧洲的目标就是穿时尚衣服，品尝外国厨艺，认识一些名人，听一些咖啡厅里的小道消息……

还有一类就是自以为是的美国人。他们“本能地咋咋呼呼，对自己知道一点浮皮潦草的东西骄傲不已”，其实“深切地无知”。不过她认为这类人也不是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