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人是艺术家，是“思考的美国人”。这是她欣赏的一类人。她觉得自己和这类人有天然的联系。

（他）认识到了出生在新大陆的优势……但并不希望失去过去文化的种子。他如饥似渴地收集每一种能够适应新气候、新文化的植物……

很明显，有很多新来的人和以前来过的任何人都不同。他们为自己的同类人开道。玛格丽特·富勒就是这样的人。她是第一个到巴黎并描写巴黎的非常有天赋的美国职业女作家。她在波士顿出生和长大。在事业的开端，她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共事，编辑超验主义的刊物《日晷》，后来成了《纽约论坛》的成员。36岁时，她终于亲眼观察欧洲了，这是她的一个夙愿。她给《纽约论坛》写的“信函”有一部分被刊登在了首页，大部分都是关于巴黎的魅力的。她写了“姿色尚佳的女郎戴着特别漂亮的无边帽，用缤纷的色彩——鲜亮的绿色、桃粉色和淡黄色宣布着春天的到来”，而“手挽手漫步”的男人们则是另一回事了。

他们的神色有些像军队，又有些像浪荡子，有些自大又有些机智，不是特别有趣，也不是很呆滞，没有劣质雪茄的味道。他们是你跟着春天的气息敞开心扉时最想遇到的一类人……

她写道，肖邦在钢琴前的演奏是第一次听他的音乐；在国民议会的图书馆里，卢梭的原始手稿让她大饱眼福。

我看这些手稿，触摸它们，就像看他刚发表的东西一样，写在质地优良的白纸上，用丝带扎着——岁月在它们的身上留下了发黄的印迹。然而，触摸时我似乎感觉到了青春的激情，这种激情永远辐射开来，范围越来越大，就是这种辐射使得他的灵魂在整个世纪不灭。

她见到了乔治·桑，和她谈话，对她充满了敬意——她“由于自己的思想深度，像男人一样赢得了社会地位”，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离开她的丈夫——一个愚蠢粗鲁的男人”。巴黎的“五光十色”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让人眩目，不过对于整个法国来说，她不能确定。在给爱默生的一封信中她说：“我发现法国人有些狡猾。”她知道自己对法语的掌握还不足以“完全了解法国人”。

爱默生回信中说：“很明显，你应该先征服他们的语言，然后才能打开宝库。”

一位法语私人教师说，她说话和做派都像意大利人，她很高兴。她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意大利，可能会在那里感到很放松。

玛格丽特·富勒后来遇到了一个身无分文的意大利贵族——安格罗·奥索里，并嫁给了他。1850年，在去往纽约的航行中，船只在长岛附近遇到暴风雨沉没。眼望着已经进入视线的陆地，她和丈夫以及他们年幼的儿子却葬身大海。

另一个可以归入玛格丽特·富勒所说的第三类人的美国人，是理查德·莫里斯·亨特，也就是在2月的流血事件中被裹挟在骚乱人流中的那名学生。理查德是被艺术学院的建筑学院录取的第一个美国学生。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学院。后来，理查德对美国建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他也是第一批被美国富裕的家长带到巴黎接受教育的孩子。理查德出生于佛蒙特州的勃兰特伯洛，16岁时也就是1843年随寡居的母亲和4个兄弟姐妹到巴黎的。其家里的财产来源于在新英格兰的地产投机。他的父亲曾经是国会议员，1832年在华盛顿死于霍乱。

理查德立志要当一名建筑师，为了准备参加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他拜法国著名的建筑师海科特·马丁·勒弗艾尔为师。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是出了名的难。他第一次没被录取，于是加倍用功，第二次考试终于通过了。

他的哥哥威廉·莫里斯·亨特原来想成为一名雕塑家，但当他在一家艺术品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一幅画时，决定转学绘画。这是一幅乔治·希利的朋友托马斯·考图尔绘制的肖像画，叫做《法尔科内》。据说威廉宣称：“如果这就算是画作的话，我也可以当画家。”他成了考图尔的第一位美国学生，也是他最喜爱的学生。

亨特两兄弟都身材削瘦，一头黑发，相貌英俊，举止大方。威廉年长理查德3岁，更聪明，动作夸张，不过脾气也更急躁一些。两兄弟都真心爱着对方，喜欢和对方在一起。几年来，他们一直共住在雅各布街一号的五层公寓里。这里离艺术学院就几步远。

1846年，理查德开始在艺术学院学习，威廉也开始跟随考图尔学画。不久，理查德也报名到考图尔的画室来学习。威廉也是第一批对法国画家的作品感兴趣的美国人。他特别对有影响的农民画家让·佛朗索瓦·米勒感兴趣。米勒住在巴黎东南30英里处叫做巴比松的风景如画的小村庄里。

两兄弟的天赋和努力，使他们各自在法国学习的几年中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托马斯·阿博顿向父亲汇报说：“威廉·亨特先生是我们这里最有希望的画家。”

1849年春，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带着一点点儿钱，也没什么重要人物的引见”，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巴黎。她是第一个美国女医生。她和美国男同胞一样，来巴黎进修医学。（考虑到医学还被认为是艺术，她也应当属于玛格丽特·富勒所说的第三类人。）

她生在英国，从小移民至美国，最后她家在辛辛那提落户。年轻时，她教过书，后来决定要当医生，想当外科医生。当时如果女人有这样的想法，往往被认为是“疯了，或是坏女人”。一位医生在《波士顿医学杂志》上撰文，直截了当地说，妇女不“适合”这个职业，因为她们“神经质而且容易激动”，“不要让妇女自以为可以像男人一样进入到这个嘈杂的行业，她们毕竟不具有和男人一样的能力”。

伊丽莎白后来写道，要得到一个医学学位的想法慢慢发展成了“道德的挣扎，而这种和道德的抗争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她向一位知名的医生提起她的想法时，他被这一想法吓了一跳。不过，这位住在辛辛那提的邻居哈里耶特·比彻·斯托还是告诉她，这个想法虽然不大现实，但一旦实施的话，可能会很有用。

她后来写道，觉得自己还得学习，老师和朋友鼓励她去巴黎。当时她28岁，根据护照上的描述，个子不高，只有5.1英尺，圆脸，眼睛浅灰，淡黄色头发。

她见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巴黎医生都对她没什么兴趣，不愿伸出援助之手。最后，她遇到了皮埃尔·路易。他建议她去妇产医院，这是世界上顶尖的妇产医院。

在6月的最后一天，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穿过位于圣雅克街一面灰色高墙上的一扇小门，走进了妇产医院那与世隔绝的生活。这里，年轻的女士们在著名的妇产科主治医师玛德莱娜·艾德梅·克莱芒蒂娜·夏里埃夫人的指导下，学习做接生员。伊丽莎白第二天在家信中写道：“寄出一位志愿囚徒的问候。”

想象一下，原来是修道院的一大块建筑，坐落在一个大场地中央，后面有树林和公园，周围散布着一些独立的建筑，整个被高墙围了起来，越过高墙，可能会看到蓝蓝的天空和先贤祠（或者是）荣军院的穹顶……内院被回廊围着，这些回廊是穹顶的通道，连通着整个建筑。我猜测这些回廊以前是削发的修道士去往教堂所走的路……

她住在一个长长的宿舍里。这里住了20位姑娘，都是法国人，大多数都比她小10岁。她们都“漂亮可爱”，除了在这个机构学习之外，没受过别的教育。每人都有一张铁架的窄床、一张椅子和一个小台灯。砖铺的地面擦得锃亮，走在上面有打滑的感觉。她写信给母亲说，她应当穿着白大褂画张像，“还有法国的姑娘们确实能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5点半是一天的开端，整天都是讲课和在病房、诊所里的工作，几乎没有停顿。不允许有任何的干扰，没有报纸，除了医学书籍之外，没有其他的书。中午的钟声宣布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开始，有一片面包、一小瓶葡萄酒、汤、煮肉和蔬菜，大家吃饭都“匆匆忙忙”。

根据伊丽莎白的描述，夏里埃夫人是“一个有点儿畸形的女人，上了年纪，但肤色仍然润泽，有一双和善的蓝眼睛”，受到学生们的喜爱。考虑到伊丽莎白是外国人，夫人每次上课时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以便让她能够完全理解课堂内容。

每周都有几天“值班”的时间，每个学生白天或者晚上都要在病房值班。每天早晨都会有三个学生来到夏里埃夫人面前，进行口头测验，考察对前一天学的东西掌握得怎么样。夏里埃夫人那轻飘飘的高卢口音似乎在阐释着巴黎这个城市的氛围。伊丽莎白写道：“如果她们的回答迅捷而且准确……她的脸上就会绽开笑容。她的‘好！太好了！’确实对我有很大的鼓舞，听起来是那么的真诚。”但是如果学生吞吞吐吐、回答声音太小或者不知道她应当学会的东西，她就会发出吓人的斥责。

她的确发火了，一会儿挖苦，一会儿怒斥，从椅子上站起来，拍着手，看着天空。如果接下来出现了一个好的回答，那么一切都过去了，她表达起满意来，其程度也和生气的程度一样大……开始时，我对这种暴风雨般的指导有些惊讶，不过这看起来真是有必要，而且效果不错。

这就是日常的生活，是巴黎医学界里面的一个世界，和男性的“医学界”迥然不同而且完全隔绝。就像一个法国医生告诉伊丽莎白的，这提供了“见证奇迹的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短短的四个月，会见到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的婴儿，比有些医生行医一辈子见到的都多。

在妇产医院的学习临近结束，伊丽莎白的一只眼睛受到了感染。卧床几周后，一只眼睛失明了。不管她是多么的不情愿，但这使她成为外科医生的希望破灭了。

写到她受到的照顾，她说：“大家都是那么的友善。”

她总结道，妇产医院的培训是艰苦的，没有隐私，空气不好，食物不好，工作辛苦，缺少睡眠。“但是在那样一段的努力中，所得到的医疗经验是无价的。这段经验使得我后来能够充满信心地从事妇产科医学，没有任何一段学习可以比得上这段时间的努力”。

几年之后，她就创办了纽约女子医院与学院，一个完全由女性办的医院。

同一年，也就是1849年夏天，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专心于妇产科学习的时候，另一位美国的先驱者以不一样的方式，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中让世人感受到了他的影响。这位是威廉·威尔斯·布朗。他作为出席大会的800名代表之一，在圣拉扎尔街的圣塞茜尔会议厅，参加了由维克多·雨果主持的世界和平大会。他是一位演讲家和作家，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本人就是一名逃亡的奴隶。

他生于肯塔基。在1847年出版的《威廉·W.布朗——一位逃亡奴隶的自述》一书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的母亲是奴隶，父亲是奴隶主。10岁时，他听到了母亲被监工鞭打所发出的哭喊。他几次逃跑，最后终于成功。18岁时，他逃出俄亥俄的时候，一位名叫威尔斯·布朗的贵格派教徒给他提供了避难所。此后他就用了他的名字。以后的数年，他在伊利湖上的汽船上工作过，接受了教育。作为废奴主义演说家，他在宾夕法尼亚、纽约和马萨诸塞的废奴协会中有了一定的名气。他英俊、善于表达，讲的事情令听众的信服。

布朗那年夏天第一次申请护照时，在给国务卿约翰·M.克莱顿的一封信中说：“我是肯塔基州土生土长的人，我是有色人种。”他没有收到直接的答复，但后来被告知护照不会发给“有色人种”，只是通过马萨诸塞州政府，他得到了一个证书，允许他到英国去。他到了英国，成功地通过伦敦的美国使馆拿到了护照。

他既没有得到废奴协会的经济援助，也没有朋友出钱为他付旅费。他完全是自己来负担花费的。

在巴黎大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24日，在维克多·雨果的邀请下，布朗发表了拥护和平、反对奴隶制的演讲，被巴黎的各大报纸详细刊登。关于消灭战争，他说：“我们要打碎……所有的枷锁，解放所有被压迫者。”对此听众给予了经久不息的欢呼。他曾经做过近20年的奴隶，他知道自己要讲什么。在巴黎，他可以“自由地”谈自己的感受，而在美国，他提醒大家，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他对听众的反应非常满意，对后来他参加的法国外交大臣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盛大的招待会，表示更加满意。在国内，他只能在这种招待会上当佣人。托克维尔夫人对他很好奇，想了解更多的情况，让他坐在了自己身边的沙发上。从众多的目光中，他看到的唯一不友好的目光，就是来自美国领事罗伯特·沃尔什。

在离开巴黎之前，他步行走过了这个城市大部分的地方。从会议开始前的第一缕阳光出现时开始，他从贝德福德旅馆出发，看了塞纳河两岸大部分的主要景观。尽管他不会说法语，但他喜欢这一切。他在这里的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感受到了人们对他的欢迎。

威廉·威尔斯·布朗后来成了一位多产作家、历史学家、第一位美国黑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小说有《克朗苔尔》（或《总统的女儿》，1853年），戏剧有《逃亡》（或《奔向自由》，1863年）。他是30岁出头到的巴黎，之后又写作了30年。

1849年夏天，是乔治·希利和家人从美国回到巴黎、理查德·鲁什和女儿准备离开巴黎回国的时候。

华盛顿政府有所变动，令鲁什遗憾的是，他被召回了。他觉得他工作做得很好，自从到法国后，从未有一天放弃过自己的职责。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送来一封短信让他非常感动：“得知你要离开现在的职位，我很关心，你为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的利益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情。”鲁什和女儿于10月乘船离开。

希利在连拱廊街上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工作室，着手创作他事业中最雄心勃勃的作品《韦伯斯特对海恩的回答》。这幅画是15英尺乘27英尺的巨幅画作。（塞缪尔·摩尔斯的《卢浮宫画廊》是6英尺乘9英尺，相比之下要小。）

场景是1830年1月26日的美国参议院，内容是美国历史性辩论的高潮，辩论的题目是“一起创立了宪法的各个州是否有权不支持联邦政府的政策”。韦伯斯特是一位积极的“国家主义者”，他的立场是各州共同建立了政府，任何一个或几个州都无权不听从联邦政府的指令。“自由和统一，现在和永远，一个且永不分离”是他的演讲中响当当的声明，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和引用的名言。

希利把韦伯斯特画在了突出的位置。他以演讲人的经典姿势，坚定地站着，背部略弓，左手按着桌角，在对着满满一会场的议员们讲话。韦伯斯特戴着白色领结，身着浅黄色西服背心、一件带有铜钮扣的蓝色大衣，他的身上加了光彩，就像阳光照在身上一样，增添了戏剧效果。

除了韦伯斯特之外，希利在画中添加了不下120个可以辨认出来的人物面孔，包括参议员约瑟夫·Y.海恩、詹姆斯·K.庖克、约翰·C.卡尔豪恩和刘易斯·卡斯将军。人们可以看到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观众席上看着，实际上，韦伯斯特演讲时他并不在场。还有几个人实际不在场，希利也把他们画在了画上，比如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希利甚至还把他喜欢的两个法国人——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和托马斯·库图尔画在了画上，安排在了亚当斯的身旁。

根据证明画面真实性的小册子上说，有111个人是从实际生活中“仔细描绘”的，这也显示了希利部分地依赖了达盖尔银版照相。其中，参议会里总统椅子上雕刻的鹰，还有桌子细长的储物格中塞满的文件都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模一样。

希利在他称之为“我的大画”的作品上花了两年的工夫，没有收入保障。1850年，他和妻子路易莎经历了丧失两个儿子的痛苦——他们的小儿子小乔治得了猩红热，10岁的老大亚瑟在学校游戏时摔倒在石头台阶上，不久就死了。

1851年夏天，希利在巴黎的工作室里完成了《韦伯斯特对海恩的回答》的最后一笔。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带着这幅画去了波士顿，9月在灯塔山的雅典娜神庙首次展出。成百上千的人来看了画展，入场费是每人25美分。星期六，由希利相陪，韦伯斯特本人来了。据报道：“这对于我们年轻的美国画家来说，这是骄傲的时刻……”

亨利·朗费罗写道：“请接受我对你伟大作品的真挚赞美，你用一个极其难画的主题创造了奇迹，我高兴地看到你的努力取得了如此圆满的成功。”

这幅画后来到了纽约的国家设计院展出。和在波士顿一样，公众的反应热烈，但同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大部分的赞扬都集中于希利对韦伯斯特的处理，也就是画卷的主体部分。《纽约时报》说：

面部——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这位政治家的神态，及其被演讲的激情所激起的光彩。人物……表现出了庄严、自立，映射出了内心对该历史性时刻的强烈意识，以及为此所做的努力。眼睛由于激动而放出光彩，浓密的眉毛抬起，目光中流露了演讲者那胜利的兴奋……

这幅画的艺术价值如何？《纽约晚邮报》问道。一位评论者说：“我们必须说，它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不管画家的技巧怎样，一个人在演讲，不适合作为一个艺术王国的主题。

至于商业收入，每张票25美分，也是让人失望的。后来，这幅画又走了几个地方后，回到了波士顿，在这个国家的最具历史意义的凡讷尔厅免费展出。最终，随着1852年韦伯斯特的逝世，波士顿市以25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幅画，在这个厅里永久悬挂。这个价钱还不到希利所希望的一半。

希利没有后悔在这幅画上所花费的时间：“对于画家来说，其创作都是费神的，这幅画对我来说尤其如此。”他说画了那么多卓越的同胞是一种荣誉，画韦伯斯特尤其是荣誉。

1851年9月14日，詹姆斯·库柏在其库柏镇的家中逝世，差一天就是他62岁的生日。他是第一个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

不久前，在纽约见过他的老朋友都觉得他的健康状况不错。“结实得像城堡一样。”华盛顿·欧文说。其实，他患肠胃病和肾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欧文是在纽约悼念会上发言的名人之一。一本出版了的《追念》收录了爱默生、朗费罗、查尔斯·萨姆纳、塞缪尔·摩尔斯和理查德·鲁什的书信。摩尔斯选择了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哀思，他回忆了他和库柏20年前在巴黎度过的“多事的时光”：“我从未遇到过他那样真挚、热心、永恒的朋友。”

这些话如果库柏听了会比任何话都让他感动的。可能让他更感动的是理查德·鲁什的话，他说国家的名望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文学和科学上取得成就的美国人。他说这话的时候，也许脑子里也想着摩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