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台阶上遇到六个光彩照人的守门人，他们穿着猩红色的制服，戴着油光的假发，他们领我们进门，把我们交给国王的一个随从，由他把我们带到国王面前……

——乔治·坎特林

<h3>一</h3>

“事物变化越多，就越是保留着老样子。”这句话是法国作家阿方斯·卡尔所说，常常被人引用。但假如生活按部就班地过着，其发生的变化往往是深刻的、不可逆的。

变化来了——剧烈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按时间、班次发的汽船把横跨大西洋的时间缩减了一半；遥远的两个地方之间的通讯瞬间就可以完成，这是一个名叫路易·达盖尔的巴黎艺术家的发明，塞缪尔·摩尔斯第一次见到这一发明时就把其称为这个时代“最美丽”的东西；几个世纪的欧洲君主制被始于巴黎的政治动乱所推翻；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内，巴黎自身也发生了让人无法想象的变化。

1838年标志着变化的开始。4月份，“天狼星”号明轮汽船从科克出发来到纽约。随后而来的一艘汽船是来自布里斯托尔的“大西部”号。当然两艘船全部都带着帆，但是它们全程都有“永不停歇”的蒸汽机作为动力。

有了蒸汽发动机，汽船就可以在海上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作直线航行，当然由于风的缘故，或多或少可能有些小弯曲。现在可以按计划时间出发了，没风时也不用再等风了，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过去常常因为风的原因不能按时出发，造成延误，可能会一拖就是好几天。

5月1日，星期二，“天狼星”号从纽约起程，开始返航。这是汽船第一次从美国出发，开往欧洲。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码头来见证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乘坐这条船的有詹姆斯·戈登·班尼特，《纽约先驱报》的出版商。他抵达英国时宣称：“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是一次艰难的航行，伴随着狂风和巨浪，但还是仅仅花了17天时间。塞缪尔·摩尔斯乘随后出发的一艘帆船从纽约出发，但是直到6月中旬才到达伦敦，整整晚了一个月。

就好像他们有计划要进行比较和发现一样，摩尔斯和班尼特都是在去巴黎的路上。

那些19世纪30年代初冒险横渡大西洋来到巴黎的美国人中，只有两个人返回巴黎不是为了享乐和怀旧的，塞缪尔·摩尔斯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查尔斯·萨姆纳，他是直到1856年才回到巴黎的。和摩尔斯一样，萨姆纳此行的目的也与第一次完全不同。

这一批早期的先驱者中有一个再也没有回国，丝毫没有改变他最初的目标——乔治·彼得·亚里山大·希利。来自波士顿的“小希利”，一直乐此不疲、不遗余力地追求着最初来巴黎的梦想，使自己成为肖像艺术大师。

他21岁时到达巴黎，谁也不认识，也不会说法语。他去了卢浮宫，看了历代大师的作品。令他震惊的是，他觉得这些大师的成就被夸大了。他后来写道：“过去和现在或许都有很多年轻而大胆的无知者也有过这种想法，甚至有人这样说了出来。”但一次尝试临摹柯勒乔作品的经历让他开了眼，使他看到了大师的天才，看到了自己作品不小的差距。

他被安东尼·让·格罗男爵的画室所接受，成为一名学生。他开始第一次的正式训练，这表明他在卢浮宫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带着信念去努力”，抓紧一切时间补习法语，使自已取得进步。在画室学生中，他是唯一的美国人。从一开始他就很受欢迎，这不同寻常。在巴黎的工作室，欺负新同学是一贯的传统，更何况是对一个外国人呢。

素描是最初也是最首要的，是一切绘画的基础。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画人体素描。学生们在画架前一个紧挨一个地坐着。有一次，在早晨的时段，模特休息时，希利集中精神审视自己的作品。这时，一个学生，个子很矮，行为粗鲁，年龄比其他同学都大，突然走进来，把他推到一边，说：“把位置让给我，小子。”希利回忆道：

他冷冷地翻过我灰色的画纸，然后在画纸上勾勒着模特。那个模特正在休息，此时的姿势比我们刚才画的时候要好得多。白描的轮廓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生动，如此的简单，我从未上过这么好的一堂课。

这个举止粗鲁的学生叫托马斯·库图尔，后来成为法国著名的画家，并作为一名教师深深地影响了许多美国的追随者。他和希利很快成了好朋友。“库图尔的天才中充满了活力、坦率，有那么多的生活和真实，我欣赏作为艺术家的他，也喜欢这个人。”

亲切自然，总是善良地对待别人，因此希利很容易交到朋友。这对他的事业也是有利的。希利喜欢和人交谈，因为他的法语提高得越快，他在绘画上也就能越快地赶上画室里的其他人。画室里还有一位可亲的年轻人，叫萨维宁·埃德马·杜布亚。他画微型肖像，也成了希利喜欢的朋友。

希利毫不隐瞒，他崇拜的大师是安东尼·格罗。格罗曾在著名的雅克·路易·大卫的指导下学习，由于为拿破仑画像而受到人们的赞誉。格罗在花甲之年仍受到尊敬，但他成了“一个悲伤的、几乎绝望的人”，整天对他自己已过时了这件事情闷闷不乐。在很多地方，人们直接拒绝了他。“格罗已经死了！”一个评论家宣称。“他受欢迎的时代过了，他的心碎了！”希利这样写道。

1835年6月25日，安东尼·格罗投入了塞纳河。希利对这一损失感到震惊，他在画室的学习快要结束了，他拒绝绝望。

我此时的生活非常有节制，工作努力。我非常珍惜我所带来的钱，我的午餐常常就是一小块面包和水果，没有水果就是奶酪。但我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且感觉到自己一天天在进步，这也带给我巨大的快乐。

他的外貌对他也很有利，身高约5.8英尺，很像当时的巴黎人。他还成功地蓄起了小胡子，深褐色的头发梳成中分，发梢搭在眉头，在眉间垂直分开一道印，这让人的注意力放在了他眼睛上，给本来只是英俊的一张脸添加了几分力度。所有这些特点都很好地被体现在他早期的自画像中。那时，他常戴着眼镜，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子。在后来几年的自画像中，他看起来很像欧仁·德拉克洛瓦。

他精力充沛，很少闲下来。1837年，他接受邀请去伦敦画像。一年后，他与两位年轻的法国画家一起从巴黎出发，开始了法国和瑞士的徒步绘画之旅，经常每天要走二三十英里。其后，他又回到伦敦，在画布上描绘更多的英国绅士的面孔。

关于他才华的传言逐渐扩散开来。1838年在巴黎，来法国的美国部长刘易斯·卡斯将军邀请希利为他画像，然后又为他太太画像。后来，希利凭借着这幅画，在巴黎画展中得到了他的第一块奖牌。将军为这个才华横溢的同胞感到特别的骄傲，更进一步传扬了他的名声。

1838年6月，希利回到伦敦，见证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仪式。后来，他决定自荐到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处，就像他曾经去灯塔山拜访美丽的奥提斯夫人一样。他知道奥杜邦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也曾画过肖像画。那时，奥杜邦正在伦敦监督他的第四卷和最后一卷里程碑式的作品《美洲鸟类》的制作，他和夫人住在维姆普尔大街。奥杜邦开始说他太忙，没有时间坐下来画肖像，不过后来还是同意了。刘易斯·卡斯是第一个为希利提供了画美国名人的机会，奥杜邦是第二个。然而，对于希利来说，画一位英雄要比画一位衣食无忧的将军更加生动。他画的奥杜邦身处荒野之地，手握鸟枪。

对希利来说，日子过得飞快，因为此时他遇到了一位羞涩的年轻英国女郎路易莎·费普斯。他说：“看她一眼，就足以决定我的命运。”希利工作时，喜欢交谈，他告诉奥杜邦，他恋爱了。奥杜邦是一个已经结婚30年的人，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变得活跃起来。他告诉年轻人，人生真正的幸福就是有美好的婚姻。

1839年春天，希利收到卡斯将军的一封信，得知他在巴黎有一个重要的雇主在等他。他立即向费普斯小姐求婚。他们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区教堂举行了一个简单仪式。路易莎穿着旅行的衣服，婚礼一结束，他们就起程去巴黎。当时，希利有100美元，而路易莎“身无分文”，也不会说法语。

卡斯将军与法国路易·菲利普国王关系密切。他对国王说，他非常希望巴黎市民们能有一幅非常好的国王肖像，这个任务可以委托年轻的希利来做。卡斯在1812年的战争中表现英勇，随后担任美国密歇根的州长，同时担任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战争部长。卡斯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人，而且相当有手腕。他来巴黎住在马提尼翁大街，像任何一个在巴黎的美国人一样喜欢摆谱。他把希利为他画的大幅画像给国王看了之后，国王同意了让希利为他画像。

在杜勒里宫开始的第一阶段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小插曲。希利写道：

在开始画像时，我朝国王走过去，为了测量他的脸，我使用了圆规。一个侍者看到我手里有一根铁器，突然冲过来，把我推到一边。路易·菲利普笑道：“希利先生确实是一个共和派人，但他是美国人，我和他在一起很安全。”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希利发现国王很健谈，尤其乐意回忆自己在美国的那几年。画画的过程中，国王对此越来越有兴趣。他告诉希利，他曾经看过吉尔伯特·斯图亚特为乔治·华盛顿画全身像。

希利从未这么开心过。他很满意这份工作，还有幸福的新婚生活。他和路易莎搬进了左岸卢森堡公园附近、阿萨斯街的一个小住所。这有两个房间，大一点的房间作为工作室，小房间作为卧室。

门房把这里打扫得很干净。我们出去吃饭。生活虽然简单，但是我感觉我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他们开始款待宾客。由于缺少银器，他们的朋友——微型肖像画家杜布亚来做客时，大衣口袋里总是装满刀叉，还装着几瓶葡萄酒。他喜欢开瓶和优雅地倒酒。托马斯·库图尔也来了，尽管他的大嗓门和幽默的想法很难让羞涩的路易莎适应。当杜布亚从口袋中拿出银器时，库图尔就会拿出一只活蜥，为了恶心人，他还生吞活蚝。

路易·菲利普国王不想在画像里穿着黑色的礼服拿着绿色雨伞，以杜勒里公园中常见的资产阶级绅士的形象示人。他身着笔挺军服，在金色绣花领的衬托下，高高昂起头，胸前挂满饰物，肩扛沉甸甸的金色肩章，右肩斜跨一条鲜红的肩带。

希利考虑的是胖胖国王的双下颌，不过把下巴微微抬起可以掩盖这一缺陷，也看不出头上的黑发是假发。在画好的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军人，完全符合其王家身份。这和路易·菲利普的梨形脸政治漫画相去甚远，不过，两者有着极强的神似，大家都很满意。

希利每天很早起床，工作一整天。在难得的休息时间，他常常去卢浮宫，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研究伦勃朗或提香的作品。

在给路易·菲利普国王画完像后，他便给外交大臣弗朗索瓦·基佐画像。这是一幅更大也更威严的全身肖像。基佐是国王的首席顾问。即使他不像许多人认为的，是法国真正的统治者，也可能是当时最大的议会操纵者。他以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历史学教授。他像国王一样，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愿意在希利工作时和他用英语交谈。他告诉希利，他年轻时曾翻译了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最近他又出版了一本乔治·华盛顿的传记。希利记得画家和被画人之间的谈兴从未降低。他发现基佐彬彬有礼，“相当有魅力”，但是隐藏在这一切下面的是“冷酷”。

在一张8英尺乘4.5英尺的画布上，基佐站在一张堆满了官方文件的桌子旁，右手拿着一份文件。他身着黑色礼服，站得笔直，眼睛盯着观众，目光中透出聪慧和务实的神情。一看他就是根本无暇考虑荒唐事情，以及一切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坚定”是希利用来形容基佐的另一个词。这幅画像是基佐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幅，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在波士顿，希利为托马斯·阿博顿的姐姐范妮画像。这之后希利和阿博顿就相识了。阿博顿对希利的作品很钦佩。他于1841年又一次来到巴黎，见到了希利，当时基佐的画像快要完工了。“希利是一个优秀的人。”阿博顿写道，并预言，“如果他坚持下去，有朝一日回到我们中间的话，他会赢得美国当代最好的肖像画家的称号。”

希利的收入有了多大的增长不得而知，不过他和路易莎从左岸那个两间屋子的住所搬到了河对岸圣拉扎尔大街的一个“要好得多的地方”，有了一个工作室，“可以接待有身份的顾客”。他们的地方也大了，空间足以容纳增加了人口的家庭。现在路易莎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亚瑟和艾格尼丝。

1842年，应国王之邀，希利八年间第一次出发去美国，去临摹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所作的华盛顿全身画像。这幅画挂在白宫。年底之前，他带着华盛顿的画像回到了巴黎。同时，他还给约翰·泰勒总统和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画了像。国王和其他人聚在王宫第一次看见韦伯斯特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人”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1845年春天，路易·菲利普再一次派希利尽快去美国。有消息传来，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病重。国王想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留下他一幅生前的肖像。另外，国王还希望希利给他画一系列当代美国政要的画像，挂在他凡尔赛宫的私人艺术馆里。这样的任务以前从没有美国画家接受过，斯图亚特、考普里、查尔斯·威尔森·珀勒没有过，褚姆布尔和萨利都没有过。

大约5月下旬，希利到了杰克逊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附近的家“隐士居”。据希利回忆这位憔悴的老总统用枕头支撑着堆坐在扶手椅中，告诉他太晚了。

“不能画——不能画！”杰克逊说。

“但是，将军，法国国王……”希利说。

“即使基督界的王都来了，我也坐不起来了，先生！”

希利从到纳什维尔所花费的时间和劳顿知道，这是一个距巴黎很远的地方。不过，他很欣喜地发现，这个据说很粗鲁的杰克逊家里贴着法国壁纸，挂着法国镜子，餐桌上是法国瓷器，酒窖里存放着法国葡萄酒。这让从巴黎来的客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将军宠爱的儿媳的劝说下，老总统改变了主意，同意画像。结果希利画了两幅，一幅给国王，另一幅给了杰克逊的儿媳。杰克逊6月8日逝世，希利也在他身边。

之后，希利从田纳西去了肯塔基给亨利·克里画像。后来又去了马萨诸塞，给老约翰·昆西·亚当斯画像。亚当斯当时担任国会议员。交谈的几天中，希利发现亚当斯和他遇到的其他的人一样有魅力，特别是亚当斯回忆起和父亲在法国度过童年的时候。希利回忆：

和一个在（法国）革命前曾住在法国的人谈话似乎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他的父亲曾如数家珍地和他谈起过伏尔泰、布封、百科全书编撰者、法国宫廷。他曾和富兰克林的孙子一起在巴黎附近上过学……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

亚当斯对他来画像显得很高兴，希利说并不是每一个名人都这样。他告诉亚当斯，韦伯斯特对待画家就像对待热天的马蝇一样。他会喊道：“你从这里赶走他们，他们会叮到那里。”

亚当斯不赞成这种做法，并说起吉尔伯特·斯图亚特为他画像的情况，还谈起了在卢浮宫看画度过的时光，以及拉法耶特和美丽的拉法耶特夫人。“我当时只是个孩子，不过我还是记住了可爱的侯爵夫人给年轻人留下的印象。”谈起他读的书以及他最喜欢的经典作家，亚当斯显然激动起来了，明显有些颤抖。希利几年后回忆说：“在那遥远的岁月不流行冷漠。”

<h3>二</h3>

1838年6月26日，塞缪尔·摩尔斯从勒阿弗尔给女儿苏珊写信说：“在英国耽搁了七个星期，想要申请一个专利。现在我们在去巴黎的路上，看我们能给法国政府干点儿什么。”

我承认我并不指望在欧洲有什么经济方面的收益，不过我们还是要试一试，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我的健康和精神都很好……

摩尔斯和詹姆斯·戈登·班尼特一起旅行，天气很理想，天空蔚蓝，塞纳河一路都是蓝蓝的，一直到巴黎。“塞纳河美极了。”班尼特给他《纽约先驱报》的读者报道说，“蜿蜒的两岸的平和的自然风光让我想起了奥尔巴尼的莫霍克……”

摩尔斯想着他在里沃利大街的旅馆，及其窗外的杜勒里公园里的景色，和巴黎其他的地方都同样的宜人，回来感觉真好。夏季的人群挤满了大街小巷。巨大的凯旋门是已建造的凯旋门中最大的，现在早已完工。从它的顶上望出去，又让人看到了巴黎令人惊叹的美丽全景。

摩尔斯离开巴黎的六年中经历了无数的奋斗和失望，就在2月，他成功了。他47岁了，头发开始灰白。他没有再婚，仍然能感到失去妻子卢克利希亚的隐痛。他给女儿写信说：“你不知道我失去你母亲的伤痛有多深，而且这种伤痛一直没有弥合。”他也想再婚，但经过几次求婚，都没有什么结果。另外，让他窘迫的是，他到了贫困的边缘，在欧洲的那几年花光了他大部分的积蓄。

纽约大学美术教授的位置让他经济上稍微有所缓和。同时，在大学的华盛顿广场上新建的塔楼里面，他有了一间画室。他在里面工作、睡觉和吃饭。为了不让人看到他的窘境，他天黑之后买回柴米油盐。他的两个男孩由他的弟弟照顾，苏珊是最大的孩子，在新英格兰上学。

很长时间以来，摩尔斯希望自己能被选去华盛顿国会大厦，绘制圆形大厅里的历史画面。那将会满足他作为一位历史画家的愿望，同时给他带来一万美元的收入。他公开写信给国会议员自荐，包括丹尼尔·韦伯斯特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圆形大厅里已经设置了四面大型展板，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1834年，亚当斯在国会发言中质疑，美国画家能否担得起这项重任，后来他对自己的发言表示了后悔。詹姆斯·库柏在《纽约晚邮报》（现改名为《纽约邮报》）上回应说，新国会大厦注定是“历史性的建筑”，因此必须成为展示美国艺术的舞台。这个问题悬而未决，摩尔斯只能等待和盼望。

同一年，也是1834年，让很多人沮丧的是，摩尔斯参加了本土主义运动，反对移民、反对在纽约和全国大部分地方处于上升趋势的天主教。和其他人一样，他看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要被从爱尔兰、德国、意大利拥来的一批批贫穷移民给毁掉了，这些移民带来的是无知和他们“罗马式”的宗教。在摩尔斯的家乡，马萨诸塞的查尔斯顿，愤怒的人群洗劫并烧毁了一个乌尔苏拉会修道院。

摩尔斯以“布鲁图斯”的笔名在他弟弟的报纸《纽约观察者》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毒蛇已经开始缠绕在我们的肢体上，其毒液正在爬上我们的身体。”他警告人们。这些文章后来出版成书，书名是《反对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摩尔斯指出，君主制和天主教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要让民主生存下去，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所有那些古老恐怖的警告，再加上他在罗马被士兵用枪杆打掉帽子的记忆，都涌上了他的心头。有人游说他作为本土主义者的代表去参加1836年的市长竞选，他接受了。在朋友们和敬佩他的人看来，他昏了头。《纽约商务广告报》上的一篇社论表达了这些人的看法。

摩尔斯先生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绅士——一位有能力、有成就的艺术家。我们有99条理由拥护他，但有一点不让我们支持他，他在政治上走上了邪路……

在选举那天，他遭到了惨败，四个人竞选，他是最后一名。

他继续在大学教书、绘画，参与全国设计院的活动。他给托马斯·哈维·斯基纳神父画像时技艺依然娴熟，还给女儿苏珊画了一幅很大的美丽肖像，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从华盛顿传来消息，摩尔斯没被选去绘制国会的历史展板。他的世界坍塌了。朋友和同行们给他写信表达了他们的失望和同情，尽量鼓励他。“别想这件事了，继续努力，画出更好的作品来。”他以前的老师华盛顿·阿博斯顿给他写信说。

摩尔斯觉得肯定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和他作对，但没有证据。当然，很可能是摩尔斯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辞激烈的反天主教文章，以及政治上的失足毁了他。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这个打击之下站立不稳”，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彻底失败。病由心生，他卧床不起。詹姆斯·库柏说摩尔斯“病得厉害”，他很担心。纳撒尼尔·威利斯回忆说，摩尔斯告诉他，他非常厌倦生活了，如果他有“神圣的权利”的话，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摩尔斯完全放弃了绘画，永远地抛弃了成为有成就和名望的艺术家的梦想，抛弃了从大学就开始醉心的事业。没人能劝他改变主意。

他心怀怨愤地写信给库柏：“绘画对许多人来说是面带笑容的情妇，但她却对我冷酷。我没有抛弃她，是她抛弃了我。”

他父亲曾教导他，一次就做一件事情。从此，这“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电报。后来，人们在他纽约大学的工作室里发现了这种设备的雏形。人们猜测，如果他没有停止绘画的话，就不会有电磁式电报的发明。起码没有摩尔斯电磁式电报。

在1832年的笔记中，摩尔斯写道，这个想法的核心就是通过电路的开合发送信号，接收设备通过电磁用点和线在纸上记录信号，然后把这些点线译成数字和字母。

他设计的设备很怪、很滑稽。木制钟盘、木鼓、控制杆、曲柄、卷在圆滚上的纸、三角形木摆、电磁器、电池、各种铜线和一个原本支画布的木头支架——所有的都那么“原始”，就像一些孩子胡乱的发明一样。他不好意思让人见到他的设备。

他主要的困难是电磁的电压不高，不能把信号送出超过40英尺之外。不过有一个同事，纽约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列奥纳多·戈尔帮他克服了这一难题。通过增强电池和磁铁的电力，可以把信号通过电线传出三分之一英里，并在戈尔的教室可以来回传递信号。摩尔斯后来设计了电磁接力系统，把信号传递的距离延伸到了无限远。

而波士顿的一位医生查尔斯·杰克逊控告摩尔斯，说他窃取了他的想法。杰克逊是小詹姆斯·杰克逊的亲戚，1832年从法国回国航行中，曾是摩尔斯的旅伴。他说，他们在船上一起研究，电报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发明”。摩尔斯大发雷霆，给杰克逊回信，否认了他的一切指控。他私下里写信说：“真想象不出此人被什么冲昏了头脑。”对此，库柏和理查德·哈伯山姆都毫不含糊地为摩尔斯辩护，证明他回国之前在巴黎就常和他们谈起他的电报。

摩尔斯向国家专利委员会首席委员他的耶鲁同学亨利·埃尔斯沃思递交了专利的初步申请。1837年国家正处于经济萧条的最糟糕时期，摩尔斯又找了一个伙伴，年轻的阿尔弗雷德·维尔。维尔正好要给父亲的一笔钱找一个投资渠道。摩尔斯的弟弟们也提供了经济援助。可喜的是，摩尔斯编制出了自己的点线的字母传输系统，后来被称为“摩尔斯电码”。

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排列电线，把设备安装到了新泽西。他和维尔很快就可以在距离10英里的两地传输信号了。在新泽西和费城的其他地方的演示也成功了。

同时不断有报道说，在美国和国外，也有别人在进行类似的发明。不过，到1838年，摩尔斯和维尔已经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准备演示能够“远程书写”的机器了。他们架起了设备，把10英里长的电线放在商务委员会开会的屋子里。好几天的时间，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挤在这个屋子里看“教授”演示。2月21日，马丁·范布伦总统和他的内阁也来观看了演示。

就这样，摩尔斯发明的奇迹几乎一夜之间就在华盛顿建立起来了。商务委员会迅速建议进行50英里的电报试验。

不过，摩尔斯觉得他必须获得欧洲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很快就渡过大西洋。结果正碰上伦敦和华盛顿官方在一些事情上产生矛盾，他申请英国专利的事情就被一次次地耽搁了下来，令人恼火。终于，7周之后，他被批准召开一个听证会，结果申请还是被否决了。

“否决的理由，”他告诉苏珊，“不是我的发明不是原创，也不是不比别人的好，而是因为已经用英语发表在美国的期刊上了。因此，它属于公众的了。”

在某种程度上，巴黎对他的态度要好得多。科学家、学者、工程师，巴黎整个学术界和新闻界都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他意识到，他以前对自己画作成就的渴望现在以另一种成就替代了，法国人知道这样的场合该如何对待。

由于经济的原因，摩尔斯从里沃利大街搬到了偏僻一点儿的讷夫德马修林大街。在那里他和一个新相识，一位经济上也不宽裕的美国神父住在一起。这个神父的名字叫爱德华·科克。摩尔斯的法语仅能进行勉强的交流，根本达不到在严肃的场合详细介绍自己发明的水准。而科克神父的法语纯熟，他自愿做摩尔斯的发言人。另外，他还经常给情绪低落的摩尔斯打气，提醒他：“伟大的发明家往往生前挨饿，死后得到褒奖。”

他们把摩尔斯的电线和设备安置在拥挤的屋子里，每个周二是“招待会”日，给任何有兴趣爬上楼来观看的人演示。科克对科学和发明不怎么了解，不过很快就学会了，成了“大演示家”。越来越多的贵宾和陌生人来看演示。科克回忆说：

我给解释原理，操作电报。参观者他们统一说出一个词，我听不到，然后教授在电线的一端收到这个词，发给我在电线的另一端记录下来。我译出，再说出是什么词。他们能看到我仅从电线中得到消息，觉得很神奇。

科克后来对他当时听到的话没做笔记，感到很遗憾：“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一句话，说摩尔斯先生的结果不新奇、不神奇、没有应用前途。”

工作间隙，摩尔斯在城市里作长时间的漫步。至少有一次，也许好几次，他走上了原来的路，过了河，到了库柏住过的圣铎米尼克大街。

有人想知道，这段在巴黎的时间或后来，摩尔斯是否遇到过乔治·希利。他应当听说过希利的成功——希利后来成了全国设计研究院的荣誉研究员。有人想知道放弃了绘画的摩尔斯，对于希利这么年轻就有如此成就怎么想。

前些年，摩尔斯在卢浮宫的工作结束后回到纽约，而希利刚要出发去巴黎。到了纽约，希利发现自己乘坐的船出发的日子延后了，便去拜访了摩尔斯。“你想做一名画家？”摩尔斯说，“你不会挣到盐（钱）的！”希利的奶奶曾几乎用同样的话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希利回答说：“那么，先生。我吃饭就不放盐。”

在9月的第一周，法国科学界的大师、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多米尼克·弗朗索瓦·让·阿喇戈，来到讷夫德马修林大街，看给他个人演示的“神奇发明”。爱德华·科克写道：“他仔细察看了设备，非常详细地询问了发明家，然后宣称他对结果很满意，这种设备可以做到所宣称的事情。”

阿喇戈要立即把摩尔斯和他的发明，放在9月10日召开的科学院会议上作介绍。为了准备介绍，摩尔斯开始准备在会上应该怎么说：“我现在的仪器在机械方面还不完备，只是为说明我的发明的工作原理而设计的……”

科学院的学者们在法兰西学院的大厅开会。这是一座位于左岸，面对塞纳河和艺术桥的17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河对面就是卢浮宫，六年前摩尔斯就是在那里绘画，几乎把自己累死。现在，他站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中间”，在给弟弟西德尼的信中他说。里面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除了阿喇戈教授和另外一位，亚历山大·冯·洪堡。他曾在卢浮宫看摩尔斯辛苦地绘画。

应摩尔斯之请，阿喇戈给听众们介绍了这个发明的工作原理，以及它与别的同类设备的不同和高明之处。摩尔斯在旁边操作机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可以说，这是摩尔斯迄今为止事业上最骄傲的胜利。他给阿尔弗雷德·维尔写道：“大厅里响起了一阵嘈杂的赞许之声和惊叹声。我听到人们到处在说：‘神奇！’‘太好了！’‘令人惊叹！’”

巴黎和伦敦的报纸，还有法兰西学院办的周报《报道》都为这个发明而欢呼。摩尔斯的朋友、美国专利委员会委员亨利·埃尔斯沃思碰巧当时也在巴黎。两天之后，他写了一封长信，对这一发明的前景进行了预测。他说，在法兰西学院鉴定这件事表明，摩尔斯的电报“超越了所有已知的此类发明”，显然“又一场革命就要发生了”。

我毫不怀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你会见到大西洋两岸的各个大大小小的商业点之间都会使用电力来进行通讯的。人们可以以闪电的速度把指令、新闻从一个地点发送到另一地点……遥远的各国会真正地用电线连接起来……比如在美国，不久的将来行政指令和国会投票的结果一下子就可以传到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波特兰，消息一到巴尔的摩或另一端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新奥尔良、辛辛那提等地也就知道了！……抽象的想象再不能和科学在大西洋两岸发展的现实相提并论。

埃尔斯沃思承认，人在巴黎让他比平时对此更感自豪：“身处国外，在陌生人和外国人中间，人对自己民族的感情比在国内有时还要强烈。”

学者和报纸上的欢呼是一回事，而和法国政府洽谈的进展是另一回事。刘易斯·卡斯部长给摩尔斯写了一封“非常恭维”的介绍信，让他去各个部门游说，但没什么效果。向内务部办公室通报了八九次之后，摩尔斯只见到了比秘书级别稍高一点儿的人，只是让他留下名片。

在经过了科学院的成功整整两个月之后，摩尔斯感叹道：“这里每件事情的进展就像蜗牛的速度一样。”刘易斯·卡斯告诉他，“拖延”是意料之中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摩尔斯在夏季时原本计划在巴黎待不到一个月，结果等到了1839年初，他还在巴黎。在爱德华·科克的帮助下，每周二他还在讷夫德马修林大街的楼上举行“招待会”。公众对他发明的兴趣不减，这使得“拖延”更让人恼火。

摩尔斯想，也许在美国国内，他的发明的运气会好得多。“我们的性格中有更多的‘进取’精神……而这里古老的制度已经建立了很久，要有什么新的东西，即便很有前途，他们至少也会谨慎行事的，他们的铁路系统的运作就是一例。（法国的铁路建设要比美国晚，而且进展非常缓慢。）”

到了3月，摩尔斯对法国的官僚作风感到厌倦了。同时，几个月的等待让他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他决定回国了。在走之前，他去拜访了路易·达盖尔，一位戏剧布景画家。摩尔斯稍带夸张地说：“我时刻都在听人说起，目前的巴黎有两大奇迹，一个是达盖尔专注的暗箱，一个是摩尔斯的电磁电报。”就这样，摩尔斯又要从法国带回美国一个想法，其结果会产生他和其他人都无法预料的影响。

摩尔斯和达盖尔年龄相仿，摩尔斯处世谨慎，达盖尔则充满活力。他们两人说起对方的语言都不熟练，但一见如故。他们原来都是画家，现在都在搞发明。

达盖尔熟悉戏剧照明和布景效果，便发明了技术，把景画在巨大的舞台垂幕或纱幕上，可以画到71英尺乘45英尺大——也许是瑞士的山谷，或者英国城堡的内景，从后面点亮灯光，或用几个摆放合适的架子一支撑，比以前见过的任何舞台景观都有真实感。他自己建起了大剧院——迪奥拉玛剧院，在里面上演自己的剧目。从其自1822年开业以来，巴黎人“蜂拥而至”。

达盖尔证明自己是光影魔幻大师。观众们坐在旋转看台上，看起来好像是景物在从他们眼前飘过。他们几乎不相信看到的东西不是真的。一位评论家在《巴黎周刊》上发表文章说，迪奥拉玛标志着“绘画史上的一个时代”，“我们真切地希望喜好娱乐的巴黎人去那里作不离开首都的瑞士或英国之旅”。

看了达盖尔最新发明的效果，摩尔斯感到震惊。几年前，他曾试图把用黑箱生成的图像用一张蘸了硝酸银的纸给固定下来，最终无望地放弃了。

达盖尔一直在进行试验，想要产生图像。他和一个名叫约瑟夫·尼塞弗尔·尼埃普斯的老同事合作，后来这位老同事过世了。达盖尔最后用他的小银板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摩尔斯见到了，一刻也没有耽误地写信告诉了弟弟——“这是当代最美丽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