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是在一张表面上涂了银的金属板（铜）上产生的，基本的大小是7英寸乘5英寸，他们就像是用细点腐蚀制版法刻上去的一样，图像就是简单的明暗轮廓，没有颜色。但你想象不到这种绘制的细腻程度，没有任何的绘画或雕刻可以与之相比。例如，在大街的一幅图像中，可以看到远处的标志，人的眼睛只能看到标志上有字母，但太小了，肉眼看不清楚。不过有了透镜的帮忙，可以放大50倍，用来看图像，每一个字母都清晰可见，建筑物墙上以及路上的裂缝和细线也都看得清清楚楚。透镜在图片上的效果就和望远镜在自然中的效果一样。

银版照相标志着摄影的诞生。然而，见到达盖尔成就的艺术家，都不像摩尔斯那么充满热情。对于德拉克洛瓦来说，这标志着艺术的死亡。摩尔斯在达盖尔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满心欢喜地回去了。而达盖尔到讷夫德马修林大街的回访却中间被打断了。消息传来，迪奥拉玛剧院失火了，被烧成了一片瓦砾，现场的观众勉强逃生。

摩尔斯描写了拜访达盖尔的事情，被他弟弟刊登在了1839年4月20日的《纽约观察者》上。关于达盖尔银版的消息首次出现在了美国。这个消息很快被别的报纸转载，传遍了全国。摩尔斯第一次坐汽船横渡大西洋回到美国。他下了“大西部”号，就立即给达盖尔写信：“整个美国都把你的名字和那了不起的发明联系了起来，发明上打上了你的烙印。”他促成达盖尔被授予了全国研究院荣誉委员的称号。这是达盖尔在法国之外的第一个荣誉。

在纽约大学化学家约翰·威廉·德雷珀的帮助下，摩尔斯试验用达盖尔银版拍照。这是达盖尔本人没有去做的一件事情。他觉得这个不实用，因为要照的对象必须保持15~20分钟静止不动。到1840年，摩尔斯和德雷珀在大学楼的顶层开办了一个达盖尔银版肖像工作室，他们对此感到很满意。这样，肖像画家塞缪尔·摩尔斯就骄傲地成了肖像摄影师。

他还在坚持不懈地改进着他的电报。他一直以来要“闪光”的梦想没有停止过。

四年之后，也就是1844年6月，巴黎以及欧洲的其他地方传来消息：摩尔斯教授由国会拨款支持，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架设了电报线，这两座相距30英里的城市开始有了电报。摩尔斯从国会大厦的一个会议厅给在巴尔的摩的伙伴阿尔弗雷德·维尔发过去了《圣经》上的话：“看上帝做了什么！”随后，就让别人发送他们自己的问候。

几天之后，两个城市的人们对摩尔斯设备的兴趣越来越大。巴尔的摩的国家民主会议中心被挤得水泄不通。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华盛顿这边的电报机旁，等待从那边会议中心传来的即时消息。传来的消息中提道，马丁·范·布仁在提名中和前驻法国大使刘易斯·卡斯争得难解难分，在第八轮投票中，会议经过妥协挑选了一个不知名的参议员，田纳西的詹姆斯·K.庖克。

在巴黎，《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报道说，现在巴尔的摩的报纸可以从华盛顿得到最新的消息，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见报，“这是空间的消失”。

<h3>三</h3>

1845年春，就在摩尔斯于华盛顿成功后的第二年，巴黎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美国热潮。一股对美国好奇的浪潮，引起了很大的躁动。

开始是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一个很招摇的巡回演出团老板和他的侏儒“拇指汤姆”。尽管巴纳姆喜欢说大话，但他本人也没有料想到他们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画家乔治·坎特林，他的画以平原印第安人为对象。这次他带来了一大批作品，有500多幅，以及画中画到的活生生的“艾奥瓦人”。这是美国画家巴黎之行中最让人难忘的一次。

赶巧的是，来自新奥尔良的美国钢琴家路易斯·莫尔茹·高特肖克，也在巴黎罗什舒阿大街的珀莱雅音乐厅举行了首场音乐会。这应该是美国人在巴黎舞台上演出的第一个独奏音乐会。更令人瞩目的是，高特肖克只有15岁。

巴纳姆颇具招摇的天分。他几年前在百老汇开了美国博物馆，这让他一举成名。这家博物馆立即成了纽约人气最旺的地方，他解释说：“人们喜欢被忽悠。”他偶然发现了查尔斯·斯特拉顿，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侏儒。这个孩子5岁，站起来只有2英尺，体重16磅。巴纳姆给他起名叫“拇指汤姆”或“拇指汤姆将军”，并给他制作了像拿破仑那样的小号军装，对外说他11岁了。巴纳姆后来写道：

他是长相不错，眼睛明亮的小家伙，浅黄色的头发，红红的脸膛……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教育和训练（他）……日日夜夜地训练，他是一个聪明的学生，我成功了……

巴纳姆坦率地说，他开博物馆就是想“利用这一机会快速赚钱”。他在小“将军”身上发现了金矿。他每周付给这个小孩3美元，让他在博物馆表演。他立即就深受人们喜爱，巴纳姆把他每周的工资提高到了20美元。为了“测试一下大西洋彼岸人们的好奇心”，巴纳姆带着“汤姆”、他的父母、教师，还有三四个其他人开始了欧洲之行，先到伦敦，又到巴黎。按照新合同，“汤姆”的工资涨到了每周50美元。

在伦敦的皮科迪利的舞台上，“小人国的神奇人物”一下子就火了。后来“汤姆”还穿着军装，到白金汉宫给维多利亚女王陛下表演。但伦敦不是巴黎，巴纳姆写道：“法国人特别情绪化，在伦敦是兴奋，到了巴黎就是狂热了。”

他把“汤姆”及其随行人员安排到了里沃利大街的贝得福德旅馆后，就立即行动。先是租用了一处能容纳3000人的崭新的礼堂——在维维恩大街上的音乐大厅，然后雇用了一个乐队。他还跑遍了巴黎的报社，大做广告。

巴黎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一直不见春天的迹象。杜勒里公园著名的栗子树一般到3月初就泛出了新绿，但这一年一直光秃秃的，像在隆冬一样。3月21日，春天正式来临。忽然间，太阳发出了绚丽的光芒，大街上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人群涌向了香榭丽舍大道。全巴黎的人都浓妆艳抹，为春天添色增彩。

这个春天“拇指汤姆”抢了风头。他头戴高帽，坐着小型彩车，由四匹灰色的马拉着，还有4个赶车的小侏儒。大街上的人们惊呼：“拇指汤姆将军。”

由于之前有了在白金汉宫的招待会，巴纳姆没费什么事就安排了“汤姆”于3月23日在杜勒里宫与路易·菲利普国王及其王室成员见面。“汤姆”打扮成了一个完美的资产阶级的绅士，身着合身的黑色礼服、白马甲，胸前别一枚闪亮的钻石胸针，立即就成了大家关注和欣喜的中心。巴纳姆把他“聪明的学生”教得很好。

一位女士用英语问“汤姆”是否有结婚的计划。汤姆回答：“当然有。”

“你和几个人订了婚？”

“八个，都算上。”

“但他们告诉我，你很薄情寡义。”

“确实如此。”

“在英国很多女士追你，你让她们吻你。”

“那是为了避免伤害她们的感情。”

“你被吻了多少次？”

"100万次。”

国王问他是否会说法语。

他回答说：“会一点儿。”

“你会用法语说什么？”国王问。

“国王万岁！”

“汤姆”表演了新奇的舞蹈，模仿了著名的雕塑——《大卫和歌利亚》《参孙》和《赫拉克勒斯》。恢复了绅士神态之后，他掏出了一块小怀表看了看，从一个珠光闪闪的小盒子里捏了一点儿鼻烟。最后，他戴起苏格兰高帽，穿着苏格兰裙子跳起了苏格兰舞蹈。

据报道，他带到巴黎的衣橱可以放到一个帽子盒里。在旅途中，他睡在桌子的抽屉里。

第二天，巴黎的报纸上幽默地报道，这场公共表演是“短小的时光”，在音乐厅看“袖珍美国人”。

他比任何婴儿都小，他活泼、聪明、身材匀称。他会讲述他的故事，唱各种各样的歌，跳舞……

一等座位的票是3法郎，二等座两法郎。据报道，开幕三天了，“场场爆满”。

这个神奇小人的优雅、敏捷和谈吐实际和他的身材尺寸一样的不同寻常。这赢得了时髦人士的喜爱，特别是女士们。

现在商场的橱窗里陈列的都是“拇指汤姆”的小型石膏或巧克力塑像，还有关于他的歌曲。还有一家饭店把名字改为“拇指汤姆”。

在音乐厅每周两天的表演，观众如此之多。接着几周，巴纳姆每天都得雇出租马车把钱袋拉回旅馆。

那位白皙、消瘦的美国人，于1845年4月2日、星期三的晚上，坐在了珀莱雅音乐厅的钢琴旁。他知道人们对他有多大的期望，称他为莫尔茹。他已经在巴黎学了4年音乐，在音乐界许多人在谈论他。观众里有他的母亲和5个年幼的弟妹，还有他的老师——门德尔松的学生卡米尔·斯坦莫蒂，还有两位当时最受人热爱的钢琴家——西格孟德·泰尔伯格和弗雷德里克·肖邦——他们也都曾在珀莱雅音乐厅演奏过。巴黎的音乐爱好者真多，座无虚席。大家看到了刊登的邀请，来听“新奥尔良的莫尔茹·高特肖克”的首场演出。

莫尔茹出生于1829年。他的母亲爱弥·布鲁莎·高特肖克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克利奥尔人，母语是法语。莫尔茹接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不过是用英语进行的。父亲爱德华·高特肖克是犹太人，靠土地和奴隶生活。据说莫尔茹3岁就显示出了对钢琴的兴趣，12岁在新奥尔良钢琴老师的鼓励下，就坐上帆船在船长的照顾下出发去了法国。

小莫尔茹报名进了一所私人寄宿学校，是迪塞尔夫妇在公寓里开办的。这个孩子本来法语就说得流利，而且好学，所有功课都不错，在钢琴方面特别突出，一下子就引人注目了。迪塞尔夫妇安排他见西格孟德·泰尔伯格。听了他的演奏后，泰尔伯格说：“这个孩子了不起。”同时，莫尔茹的父亲原来在给他提供学费方面一直麻烦不断，现在泰尔伯格说由他负担在巴黎的一切花费。这个孩子喜欢华美的衣服，13岁就让人给他画了像。这也说明巴黎生活的费用不是多得不可想象的。画像是叫做J.博韦尔的画家画的。画中的莫尔茹是一个长发青年，两只黑色的眼睛相距较远，目光中充满渴望，手里拿着羽毛笔和乐谱，在沉思。

莫尔茹在巴黎待了五年。1844年秋天，他母亲和五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过来长住。爱弥·高特肖克31岁，喜欢社交和优雅舒适，她要尽情享受巴黎的生活。

对于钢琴神童来说，巴黎具备了天时地利。它已经取代了维也纳，成为欧洲的音乐之都，钢琴和其他乐器从未像现在这么流行。据研究，巴黎当时有六万架钢琴，大约有10万人弹钢琴。如果数据无误的话，就是说巴黎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在弹，或者准备弹钢琴。泰尔伯格、肖邦、佛朗兹·李斯特和海科特·波里奥兹都正处于事业的高峰，像巴黎的夜空一样群星灿烂。特别是肖邦，他的音乐以及他与乔治·桑的爱情故事，已经让他成为艺术天才和浪漫精神的代表。对于莫尔茹来说，肖邦是一颗最亮的星。

音乐神童在巴黎并不稀奇，可以说是巴黎的传统，但莫尔茹是美国的神童，这是新鲜之处。

他在珀莱雅音乐厅的首场演出有全套的乐队。他以肖邦的E小调协奏曲开始，接下去是泰尔伯格和李斯特的乐章。最后爆发的掌声确定无疑地表明了，他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期望。

据有人描述，肖邦本人来到了后台，和莫尔茹打招呼，用法语说：“好，孩子，好，非常好。让我再握握你的手。”莫尔茹的妹妹克拉拉后来说，肖邦把手放到了莫尔茹的头上，像在祝福，说：“我预言你会成为钢琴之王的。”

《音乐周刊》上赞扬这个美国青年，“弹奏得利索优雅”，并预言说将来他的名字会位于大师之列。美国国内，《新奥尔良快报》在头版报道说，有1200名“主要是上流社会”的人出席了音乐会，“这位路易斯安那年轻有趣的孩子将前途无限”。莫尔茹耀眼的事业以这样有纪念意义的方式开始了。

4月中旬，在“拇指汤姆将军”出现在音乐厅之后的大约三周、莫尔茹首场演奏会两周之后，乔治·坎特林带着他的“艾奥瓦”印第安人，进驻了马德琳教堂后面肖沃·拉伽日大街的维多利亚旅馆。除了500多幅印第安的绘画之外，坎特林还带来了大量的印第安器物——印第安战斧、剥皮刀、摇鼓、手鼓、头骨、厨具，还有四个完整的棚屋——画和器物加起来共重八吨，用巨大的柳条箱装着。

坎特林和别的美国艺术家不一样，粗壮结实，中等身材，下巴铁青，胡子刮得很干净，看上去不苟言笑。他可以算是画家、学者、探险家、梦想家、企业家和巡回演出团老板。他生于宾夕法尼亚，开始当律师，后来辞职画画，专攻小型肖像。和摩尔斯一样，他也渴望成为历史画家。在费城时，他见到了一个身着盛装的西印第安参观团，他说这足以刺激起他“毕生的热情”。

1832年，霍乱袭击巴黎，摩尔斯在库柏的陪同下绘制《卢浮宫大画廊》的时候，36岁的乔治·坎特林正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他一定是受了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特别是《大草原》的影响，鼓起勇气出发到西部，要用画笔记录“居住着红色人种的辽阔的绿色国土”。他花了近8年的时间，坐汽船、独木舟、骑马旅行，研究了45个平原上的印第安部落，画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他沿着密苏里河逆流而上到了联合港，又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一直到新奥尔良。没有艺术家曾进行这么大规模的主题，花这么长的时间，用了这么大的努力。他画肖像、风景、捕猎野水牛的场面、狂野的印第安游戏和宗教仪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野蛮社会的骄傲和英雄气概，在文明之外的纯粹原始的自然”。他知道，过不了多久，这种生活方式就会消失，被腐蚀掉或被完全毁掉。他决定用画笔来把它从人们“即将的忘却中拯救”和保存下来。他也希望以此来出名，并赚取足够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的妻子克拉拉和孩子们。

坎特林从未从政府和个人那里得到过任何的赞助。1839年他表示愿意把所有的收藏卖给美国政府，但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带着自己的收藏航行去英国，希望有好运气。克拉拉和孩子们随后跟了过来。

绘画在伦敦皮科迪利的埃及厅展出，坎特林做了演讲。为了增强效果，他经常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他也带着绘画到其他城市展出，但同时陷入了越来越多的债务中。正好有两三个奥吉布瓦和艾奥瓦印第安人代表团来伦敦展示他们自己的文化，坎特林就邀请他们一起巡回展出。他对于他剥削印第安人的说法，他深恶痛绝。

“真正”的印第安人给展出添了很大的彩。他们的翻译杰佛瑞·道尔维也成为这队人中的一员。坎特林又给他们中的每一个艾奥瓦人画了像，从而增加了他的作品数量。奥吉布瓦人说在伦敦待够了，要航行回家，而坎特林也已经在英国待了几年。于是，他决定把整个队伍移往巴黎。他的家人也都加入到了队伍中来。他料想会在巴黎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却不得而知。他们到旅馆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直到第二天早晨，艾奥瓦人才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这个城市第一眼。看到那么多画着脸、戴着羽毛的红色脑袋在高处招呼着新的一天，下面街上的人群被很快吸引了。坎特林写道：

旅馆的侍者开始吓了一跳。好脾气的女店主看到他们出人意料的面目，微笑着。当她被告知床被挪出了房间，他们铺上自己的衣服，睡在地板上时，她大笑了起来。旅馆里所有的人，几天就和他们熟悉了起来。

他们爬上了公共马车，周游了这个城市，参观了杜勒里公园、卢浮宫，从新桥上过了塞纳河，到了市政厅。那里聚集了几千人等待着一睹他们的风采。“他们一下车，进入大厅，人们欢呼起来。他们进到里面的时候，人们的数量也不见减少。”坎特林写道，他对这个欢迎的场面激动不已。在市政厅里面，打开了香槟酒，警务总监授予了艾奥瓦人代表团的首领“白云”一枚银质奖章。

“白云”作了一个简短讲话：“父亲呀！我们到过了伦敦，看到了城市的一切，不过我们认为还是您的村庄最美。”

代表团还有其他成员，包括“白云”的妻子“骄傲的鸽子”，武士“小狼”和他的妻子“在别的熊背上行走的母熊”，还有他们的婴儿女儿，用布包裹着。总共有七个男人和一个男孩，四个女人和两个女婴。他们每天的活动、名字、相貌是人们的谈资。

《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报道，艾奥瓦人“身材好，招人喜爱，态度和蔼”，推断说人们不必害怕他们。

从面相学的角度看，他们都智力上乘。他们的皮肤呈古铜色，偏红，有许多让欧洲人羡慕的特征。他们的服装色彩艳丽，堪称优雅。他们似乎都很忠实于首领，以他们的方式恪守自己的宗教，在分享食物之前总会祈祷，祈求神的保佑，并感谢他们所受的恩惠。

印第安人继续观光，所到之处都吸引着大批的人群。坎特林把他的展览移进了圣奥诺雷街上的像洞穴似的瓦伦蒂诺展厅。绘画作品并排摆放，布满了墙壁。一幅肖像生动地描绘了最强壮的“小狼”——他的脸画成了亮红色，眼睛鼻子和嘴用桔黄色和绿色的线条装饰；他的肩膀上挂着一个用大灰熊爪做成的沉重的项链；在项链的旁边，他佩戴的金质奖章给他更加增色添彩。另一幅画像上是曼丹人的首领——“四熊”——他骄傲地站立着，有着王者风范，头饰上雄鹰的羽毛拖到了地上，长长的鹿皮衣上装饰着战争中英勇的标志。坎特林在描述“四熊”头一天坐下画像的情景时，说：“任何悲剧作家走上舞台，或角斗士走上罗马竞技场，都没有他那么优雅庄重的雄风……”

还有一幅肖像上画的是一个帅气的夏延族妇女“洗膝女”，她穿着山羊皮衣服，插着漂亮的蓝色羽毛。有的绘画画的是让人不寒而栗的自虐情景，战争舞蹈，剥头皮舞；愤怒的临死的水牛，鲜血从伤口中喷出；着火的高秆草草原，上面黑烟滚滚，坎特林恰当地给天空涂抹上了火气冲天的色彩。

为了衬托景物，坎特林在画廊中央搭起了克劳族人的棚屋。他后来说，巴黎人从未见过如此表现偏僻地域文化的展览。他一点儿也没有夸张。

当时许多名人——国王身边的人、著名的科学家、作家、画家、报纸出版商，都对坎特林的绘画和艾奥瓦代表团着迷。国王是对此最感兴趣、最欣喜的人。路易·菲利普、玛丽·阿美莉王后和王室成员，于1845年4月22日在杜勒里公园接见了坎特林一行。坎特林骄傲地注意到艾奥瓦人“都兴高采烈”……

他们都戴了贝壳串珠和奖章、熊爪项链，拿着弓、盾和箭、标枪和战棒、战斧和剥皮刀……他们身着画了水牛的衣服……

路易·菲利普“非常平易近人”，立刻用英语和他们交谈起来——由杰佛瑞·道尔维翻译。他谈起了他在美国的经历，比以往兴致更高，也让这些从大平原来的客人很高兴。

“告诉这些朋友，我见到他们很高兴。”他一边招呼一边说，“我年轻时到过很多美国印第安人的棚屋。他们非常友善地招待我，我喜欢他们。”

他谈起半个世纪之前在美国荒野的冒险经历，就像发生在不久前一样。“告诉他们，我到过布法罗附近的塞内卡部落……在首领的棚屋里，和俄亥俄的肖尼人和特立华人在一起。”

1797年冬天到1798年，路易·菲利普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从匹兹堡开始，沿俄亥俄河坐小船一路顺流而下，到了密西西比河。然后继续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下去，到了新奥尔良。路线和坎特林走过的一样。他也成为过切罗基人、奇克索人和乔克托人的客人，抽过他们表示友好的烟袋，并学习了一些他们的语言。

坎特林写道：“这使得印第安人瞪大了眼睛，让那些女人习惯性地用手捂住嘴，发出了惊叹。”

“请告诉他们，杰佛瑞，我很高兴见到他们把妻子和孩子带到这里，也很高兴让他们见见我的家人，他们现在基本都在我身边。”路易·菲利普说着，把他的妻子、姐妹、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两个孙子，都一一作了介绍。

作为国家元首，国王接着授予了头领“白云”一枚金质勋章，给他的每一个武士一枚银质勋章。后来大家都移到了大舞厅，印第安人坐在地板中央，开始打鼓和唱歌，后来挥动起武器，跳起了鹰舞。

舞蹈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艾奥瓦人坐了下来；鼓声又起，比上次更高昂激越。“小狼”把水牛皮大氅甩到一边，从地板上跳起来，拿起了战斧和盾牌。“发出了吓人的战斗呼号，把武士都召唤到了他的周围。”坎特林写道：

没有什么比此刻这个身材高大、面目狰狞的武士所表现的场面更加激动人心和别具一格的了。他挥舞起战斗的武器，紧皱的眉头和额头上现出杀气，他跳跃蹦窜，似乎要立即杀敌！宫殿的地板和屋顶随着他脚步的重量颤动，大厅里回荡着武士战斗呼号的激动人心的音符。

“小狼”突然停了下来，把战斧举过头顶，让大家停了下来。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我伟大的父亲，我把我的战斧献给您，我用它杀过一个敌人……你看上面还有血留在斧刃上……我的父亲，自从我们来到了白人中间，我看到和平比战争要好，我把战斧交到你的手中——我再不战斗了。

坎特林在旁边看着，想象着这位国王沿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看到了美国的大西部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经历在美国人当中顶多有千分之一的人有过。（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35年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中，把密西西比描绘成“上帝给人类预备的最好的居住地方”，不过告诉他的读者们那里还是“大片的荒野”。）

坎特林对国王产生了钦佩，甚至是敬畏之情，没有多少美国人能产生这种感觉。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冒险需要什么样的“意志和技巧方面的力量”。这里，他贵为法国国王，“在他的宫殿拉着贫穷的森林印第安人的手，向他们表达他永远也忘不了的感激之情……”

坎特林写道，这种想法一闪而过，但在巴黎独自散步时又经常出现。

我经常带着这样的想法，边想边走过大街小巷。在冥想中穿过中央大街和十字路口，这是世界流通的大动脉，而我的感觉像是走在荒野中。我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从我身旁经过，各自都在专心于自己忙碌的事情。心中比较着我的流浪生活中到过的各种安静偏僻地方的情形。

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几乎感到自己就是在荒漠之中，没人来打扰我的冥想，我就像乘一叶独木舟顺着波光粼粼的密苏里河漂流而下一样……

艾奥瓦人在杜勒里宫的长篇报道出现在了巴黎的报纸上。不过，当坎特林几天之后在瓦伦蒂诺展厅开始了印第安画展时，来的人却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多，“拇指汤姆”时的耀眼场面没有出现。“拇指汤姆”现在在沃德维尔剧场夜间演出。不久，《加里格兰尼新巴黎指南》报道，展览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到了5月下旬，画展和艾奥瓦人的舞蹈在下午和晚上“吸引着很多的时尚观众”。

坎特林作品的内涵、原始的色彩、接近纯真的形式，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画作和詹姆斯·库柏的印第安故事一样，对法国人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这是他们想象中“荒野的美国”，他们对此种诱惑是无法抵御的。《争鸣周刊》说，这些艾奥瓦人来到巴黎，似乎就是“为库柏著名的小说提供活生生的例证的”。

法国知识阶层那种对原始和异国风情的向往、从卢梭开始的那种对不受污染的“自然人”的浪漫理想都加剧了人们对展出的反应，特别是在作家和艺术家中的反响很大。19世纪30年代初，坎特林出发去大平原的时候，欧仁·德拉克洛瓦已经去摩洛哥画过阿拉伯酋长和猎取狮子的情形了。现在德拉克洛瓦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起赞誉坎特林这个“能吃苦的美国人”。乔治·桑描述了这些绘画、物品和舞蹈混合起来的效果，说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体验。

开始时我感觉到最强烈最不愉快的情绪，这是看别的展览没有过的。我刚看了坎特林博物馆的所有吓人的物品，原始的战斧……拍扁了的、变形的头骨骷髅摊在桌子上，其中有几个明显有剥了头皮的、血腥的战争痕迹，令人生厌的面具、表现神秘场景的绘画、极端的肉刑、折磨、宏大的狩猎场景、杀戮的战争……雪橇铃声响起，好像一群牲畜要冲过来了，我赶紧跑到座位上，准备看到惊人的场面。这时，我看到了画像上的面孔活生生地来到我面前，有的血红，就像透过火焰看见的一样……半裸的躯体，简直就像美丽的雕像，上面画着各种颜色……熊爪项链好像把他们穿的衣服撕得乱七八糟……我承认我开始害怕了，我的想象力把我带到了《最后的莫西干人》悲惨的场景中。更糟的是，野性的音乐响起，战争舞蹈就要开始了。

随着呐喊和喧嚣，“发狂”舞蹈开始了，她完全吓坏了。“我冷汗下来了，觉得我可能会看到一场真的剥战俘头皮的场面，或者一场更加吓人的肉刑。”

那些无忧无虑的巴黎观众喜欢被惊吓，在我的周围笑着。这种笑声在我看来是魔鬼般的。一直等到舞蹈停了下来，印第安人神奇地恢复了他们纯朴善良和真诚的表情，这使得他们看上去比我们都好。

她被整个表演激动着，第二天又带了几个人去看表演。她相信坎特林的绘画要比公众意识到的意义深远得多，应当与维克多·雨果和夏尔·波德莱尔的作品同属一类。

法国重要的批评家波德莱尔特别喜欢坎特林给“小狼”和黑脚族首领“肥背公水牛”的画像。他觉得坎特林抓住了这些优秀人物“骄傲和自由的个性，以及其崇高的表现”。至于坎特林的色彩，其中的神秘让他感到欣喜。红色，“血的颜色、生命的颜色”到处都是，还有覆盖着绿色森林的山峰和无边的绿色大草原。“我发现这两个主角在轮换着坐庄。”

《宪章报》上的一篇评论说，“由于其画风的纯真和其所表现主题的原始”，坎特林的印第安画廊是“在巴黎所见的最让人好奇的收藏”；还评论说，这位美国画家表现出来对技巧和雕琢的轻视使得其作品更加魅力四射。

坎特林先生从开头就静静地绘画，把一种正确纯粹的颜色排列到另一种颜色旁边，好像他从不回顾自己的作品，不上光也不涂抹。但是他的情感是那么深厚，那么真挚，他的处理那么纯真、那么自然，效果是那么恰到好处，表达是那么合适。

另一家杂志《观察者》说，看了这个收藏之后，很难相信这些作品都出自一个人之手。坎特林被比作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努力记录着偏远民族的历史，赞扬他作为一个演讲者的“了不起的力量”，他不怎么懂法语，只说英语，他的态度被描述成“冰冷有礼，脸上严肃的表情中透出思考，就像一个见过很多世面的人”。

这些赞扬和坎特林在伦敦受到的接待相比要热烈得多。另外，在英国最后的日子，死亡为艾奥瓦人蒙上了阴影——“小狼”和“在别的熊背上行走的母熊”的女儿在一次全体去苏格兰的旅行中去世了。这样，巴黎对他们的态度就愈加重要了。

在巴黎的一切都似乎很顺利的时候，“小狼”的妻子出人意料地死于结核病，被葬在蒙马特公墓。“小狼”“心碎了”，每天都到她的墓旁边坐着。这件事在所有的报纸上都作了报道，人们到处谈论。肖邦在那年夏天的一封家信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艾奥瓦人受够了打击，他们很快就收拾行装踏上了归程。

坎特林和家人刚搬到了拜伦男爵街的新住所，克拉拉·坎特林就病了。开始似乎就是平常的嗓子痛，但很快，“她瘦弱的身体垮了。”坎特林写道。1845年6月28日，克拉拉死于肺炎。

坎特林强忍悲痛，安排将她的遗骨运回家安葬，并尽可能安慰孩子们。他曾和克拉拉谈过离开巴黎的事情，现在他只想等瓦伦蒂诺展厅租期到期就离开。他的花费很高，债务不断增加。一队加拿大的奥吉布瓦人听说了艾奥瓦人的成功，来到了这里，想要代替他们。坎特林决定留下来。

接着有了更多的好事，路易·菲利普安排坎特林所有的藏品进入到卢浮宫的一个画廊，这样他和他的家人就可以自己也欣赏一下了。在别人眼里这就是最终的赏识，这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都是少有的荣誉，更别提是从美国来的了。另外，路易·菲利普还让坎特林给他在凡尔赛宫的画廊复制15幅作品。

1845年秋天，不管是巴纳姆、“拇指汤姆”、莫尔茹·高特肖克，还是乔治·坎特林，都不急着离开巴黎回家。巴纳姆作为一个巡回演出团老板，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在巴黎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喜欢法国大餐、话剧、歌剧和在大街上散步。巴纳姆后来说，在巴黎逗留的那些日子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候。

莫尔茹·高特肖克长得越来越英俊，是一个完美的青年绅士，一直受到音乐界的欢迎。他在时尚界小有名气，并开始演出自己根据童年听到的克利奥尔音乐写的曲子。特别是其中的两首——《班布拉》和《拉撒瓦纳》，几年之后第一次在巴黎演出就让他名扬大西洋两岸，并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三年里，他在美国和加拿大举行了1100场音乐会。他去了加利福尼亚和中美洲旅行。1869年，他突然病了，40岁就去世了。

乔治·坎特林沉浸在失去妻子的痛苦中，他“退休”了。他在巴黎的公寓里创作，并照顾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年龄从3岁到10岁。他写道：“我继续画画，把时间花在了画架和孩子身上……下定决心把余生献给艺术……”

坎特林的印第安展览从卢浮宫搬到了好消息大街的美术馆，到6月份结束。坎特林不断创作，画了一幅又一幅的印第安肖像。在离开巴黎之前，他创作了50多幅画，主要是出于经济需要。如果说他的主题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画了一些巴黎的景色，或考虑过画一幅卢浮宫，但没见动静。

1846年夏天，悲剧又一次发生了，坎特林的四个孩子都得了伤寒。“我主要的工作转到了他们的床边，他们都在疾病的袭击下精神不振。”三个小女孩活了下来，但是他最小的儿子乔治没逃过这场劫难。坎特林依然在巴黎待了将近一年时间，没有停止工作。

一直坚持不懈的塞缪尔·摩尔斯，现在被称为“电讯人”，于1845年秋天又一次来到巴黎，仍希望能申请到法国的专利。不过，他又一次失望了。他的朋友和热切的支持者多米尼克·阿喇戈把他引荐给了下议院。展示了电报之后，他得到了热烈的反响。不过就像他所说的，他带着荣誉离开，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846年，乔治·希利才回到巴黎。不到半年，他又踏上了回到美国的旅途。这次他想多待一些时候，带了妻子路易莎，把孩子们留给路易莎的母亲照看，这次他们又添了个女儿玛丽。他这次的任务是收集素材，准备趁丹尼尔·韦伯斯特事业的高峰期给他画像。他于1830年发表了著名的回应参议员罗伯特·Y.海纳的演讲。等希利返回巴黎时，他那慷慨的雇主——法国国王——已经离开了，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