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坐着标有“王家”字样的专列去的。

巴黎的金融界越来越多地谈论北美正在建造的横跨大陆的大铁路及其对世界贸易的影响，特别是再加上可以通行大船的新的苏伊士运河的开挖。法国投资了苏伊士运河，并由法国的外交官费尔南德·德·雷赛来主持工程。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着希望。

费城的医生斐兹威廉·萨金写道：“巴黎到处飘扬着美国国旗，似乎我的同胞在这里很受欢迎。”他来巴黎有几年了，本来是学医的，而现在带着妻子和孩子常住在欧洲。

“可以看到林肯的画像常常和其他名人画像一起挂在商店的橱窗里。总之，美国的地位在上升……”萨金医生12岁的儿子约翰尼也令他骄傲，“他素描画得很好，有不错的眼力。”

<h3>三</h3>

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在等待了9个月之后，终于等来了正式的录取通知书。他被美术学院录取了。他立刻报名参加弗朗索瓦·儒弗鲁瓦的工作室。而像托马斯·伊金斯那样的美术学院学画画的学生，都愿意找让·列昂·热罗姆这样经典风格的大师来指导，因为他特别强调人体素描。对于学习雕塑的学生来说，儒弗鲁瓦的工作室，用圣高登斯的话来说，就是“响当当的”。

儒弗鲁瓦62岁，是一个面包师的儿子。古斯记得他身材瘦高，脸膛偏黑，“有一双睿智的小眼睛，在点评学生作品时，他说话语调低沉，鼻音很重，习惯性地把目光从模特或学生的作品上移开”。

儒弗鲁瓦说古斯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儒弗鲁瓦的评价并没有让他泄气，他对自己的才华毫不怀疑。几年之后他承认，这就是年轻的虚荣。后来他才有了怀疑。

他进了班之后，有一个学生的聚会，有人让他唱《马赛曲》，这在第二帝国时期是禁止在公共场合唱的。他像在纽约的家里和朋友们一起那样用英语唱了起来。他的表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让他再唱，赞美他的声音，告诉他说他的声音很美，他相信了。那天和第二天，他唱了许多遍，结果意识到他们是在拿他开心。

“很快我就被他们完全接纳了，没人再取笑我，而我成了学生中最能吵嚷的。”他喜欢交朋友，交了几个终生的朋友。他的朋友多数都是来自法国南部的，说话的口音和他的一样。他从父亲那里学的法语就是这种口音。

后来回忆起来，古斯他没有什么“恋爱之类的事情”。他在纽约喜欢的一个女孩写信问他，是否还要和她“相伴”，他没有回信。他究竟是有多童贞，不得而知，他总是对自己认为的私事非常谨慎。不过后来朋友和同事都说他喜欢女人。

他下午去做雕塑的工作勉强够生活费。很久之后，他和朋友们走过拉丁区狭窄的后街，他总是指着那些破旧不堪的小饭店说，他学生时代为了生存，吃的是非常不堪的食物。不过，他的雄心“猛涨”，他后来说生活虽然“极其简朴”，但他有一种“斯巴达般的高傲”。

一位叫阿尔弗雷德·加尼埃的好朋友说，他“有那么强的品质，这种品质让人注定成功”。不过他还是“最快乐的人”。为了锻炼，古斯、加尼埃和其他人经常去体育馆。（古斯“酷爱摔跤”。）假日的远足，他们有时能走30英里，古斯来定快慢。有一次进行这样的探险，他们出发去诺曼底海滨的圣瓦莱里昂戈。加尼埃记得：“我们刚到海滨还不到五分钟就下水了，尽管浪很大，古斯是一个一见到水就非要下去不可的人……”还有一次在瑞士的长途跋涉，当他们爬上教堂的尖顶时，没有人像古斯那样对景色有那么高的热情，“没有人的钱像他花得那么值，他觉得一切都那么迷人，一切都那么美丽！”

一年多的时间里，古斯都是儒弗鲁瓦学生中唯一的美国人，直到1869年奥林·沃纳加入到这个班级。沃纳比古斯大4岁，来自佛蒙特，以前是电报操作员。在给“家里亲爱的人们”的一封信中，他以非常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各种各样美国学生的共同情感。

巴黎是我见过的最辉煌之地……

葡萄酒比牛奶还便宜……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宜学习……

我口袋里身无分文……

越往前走感到越吃力

不过成功的愿望让我一直坚持下去……

在儒弗鲁瓦的工作室里，古斯可以说是最有定力的，同时也是最能喧闹的学生，“以震耳欲聋的声音唱歌、吹口哨”。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他是如何“嚎”出贝多芬舒缓的第七交响曲，或莫扎特《堂乔瓦尼》中的小夜曲。尽管在朋友面前他非常活跃，但在不认识的人面前他则特别羞涩。他对于穿着、时尚一点儿也不关心，对任何的矫揉造作都十分讨厌，一生如此。

三年来日复一日地画模特和素描，让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儒弗鲁瓦虽然不是最好的雕塑家，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他的工作室是法国雕塑新运动的核心，这个新运动是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得来的灵感。从这个方面说，古斯来巴黎学习赶的正是好时候。

就是在巴黎学习的时候，他对工作得出了一些结论，这后来成为他的指导原则。在后来指导自己的学生时，他总是反复强调。

孕育一个想法，然后抓住不放。只有不懈坚持的人才能有所成就。

你做什么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做事的方法。

一有好事，尽快实施，绝不拖延。

1869年，苏伊士运河带着其光环开通了，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了起来。皇后欧也妮出席了庆祝仪式。她站在王家游艇的甲板上，戴着大草帽，挥舞着白手帕。她记得：“这是真正埃及的天空，光线迷人，像梦幻一样绚烂……”运河的建成是一个胜利，它给法国带来了荣誉，其建造者费尔南德成了欧洲当政者的英雄。运河建成的时机绝佳，初夏，美国的跨大陆铁路完工。就像法国流行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所假设的那样，现在从理论上说完全有可能仅用80天就环游地球了。在法国有几千人投资了雷赛的工程，他们大赚了一笔。

同时，第二帝国首都的恢宏建设还在继续，博览会来了又去了，但巴黎的展示从未结束。灯火辉煌，最新的、最时尚的商品陈列在各种商店和百货商场的柜台里，充满了诱惑。古诺和奥芬巴赫的音乐、康康舞、新开的“疯狂的牧羊女”音乐厅、通宵营业的饭店；白天可以看见戴着高帽和无边帽的贵族，男男女女在公园里斑驳陆离的阳光和林荫间徜徉；富足的美国人也不断流入巴黎。

1869年，在显赫的美国富足家族中，有两个家庭特别引人瞩目，都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孩子：西奥多·罗斯福，他们家的大儿子小西奥多或叫做“梯迪”身体虚弱，患有哮喘病，11岁；乔治·佛莱德里克·乔尼斯（据说他的生活方式催生了“跟上乔尼斯”这种说法）有一个勤学的红发女儿伊迪丝，也就是未来的伊迪丝·沃顿，在巴黎居住了两年，伊迪丝11岁的时候在巴黎画了她的第一幅肖像。

不过，这一切都离想成为雕塑家的贫穷的年轻纽约朋友甚远，古斯太穷了。出于自尊，他对一切的“普通娱乐”活动都抱着一种“深深的嘲讽态度”。他喜爱歌剧，一旦雕刻品的销售略有增加时，就犒劳自己，去看歌剧。

1870年7月15日夜，古斯和几个朋友在看歌剧。消息传来，法国和普鲁士宣战了，这是每个巴黎人都忘不了的一个夜晚。

达尼埃尔·弗朗索瓦·奥柏的《波尔蒂奇的哑女》接近尾声，一个指挥——玛丽·赛丝夫人，拿着一面三色旗走上舞台，让观众们和他们一起唱《马赛曲》。阿尔弗雷德·加尼埃记得：“大家都疯狂了。”

观众们冲到意大利人林荫大道上，人群高呼：“冲向柏林！”对古斯和加尼埃来说，这完全是发疯了。他们发现自己正用拳头砸那些喊得最响亮的人。

在古斯看来，帝国已经“失去理智”并且“腐化”。他和朋友们都是激进的共和派人，把战争看成是皇帝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唱《马赛曲》更无厘头的了。《马赛曲》是法国革命的歌曲，和拿破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现在居然成了皇帝的战歌！

从那天起疯狂升级了，巴黎到处响起《马赛曲》，人群走上街头高喊着支持战争，政府控制的报纸毫无例外地叫嚣着战争。

美国驻法大使埃利胡·沃什波恩在给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一封电报中写道：“一切都停滞了，普通人惊呆了，但人群疯狂地激动着，事态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法国的国防大臣向人们保证说，和普鲁士的任何战争都似“闲庭信步，手杖在掌中”。

皇帝病了，突然衰老了。他私下里反对这场战争。他知道法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1867年奥托·冯·俾斯麦访问巴黎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事实上，德国有40万训练有素、装备齐整的部队，而法国只有25万军队，而且装备很差。战争的缘由很荒唐，就是西班牙王权的继承问题。但人们似乎并不关心这些，皇帝被身边的人裹挟着，这些人的狂妄让他们失去了理智。

7月28日，皇帝脸色苍白，面带倦容，身着整齐的将军服，坐私人专列从圣克卢出发去了前线。他看上去没有一点儿信心，膀胱结石让他疼痛难当，不能骑马。他以前从未当过将军，连上校也没当过，现在让他指挥军队。到达前线梅斯的时候，他向皇后欧也妮报告说一切都没准备好，“我感觉我们已经败了”。

8月的前几周，法国经历了一连串可耻的失败，维森堡、福尔巴巴和沃埃斯。一位和德国军队在一起的美国观察员菲利普·谢里丹将军说，德国步兵团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克虏伯大炮的射程是法国炮火的二倍。

消息传到巴黎，效果是毁灭性的，许多人不相信。美国大使沃什波恩写道：“没在巴黎的人想象不到前线传来的惊人消息给人们造成了什么样的感觉。”

美国驻法新闻记者通过电报发回的消息，也让美国人对这场战争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战争开始没几天，纽约、波士顿、辛辛那提的报纸就刊登了战场的现场报导。为了让《辛辛那提商报》的一位记者能够跟随法国军队采访，沃什波恩发行了特别护照，“上面盖满了大印”。

9月2日，传来了法国最终全面战败的消息，这是在一个小的边界要塞色当。在那里拿破仑三世尽管疼痛难忍，还是坚持骑马到了战场上，好像宁愿被杀死也不愿意面对即将到来的耻辱。

色当之战是法国历史上最突然的、灾难性的失败，皇帝的104000名士兵投降，皇帝本人也被俘。

9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巴黎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帝国立即崩溃了。这距7月那天晚上刚宣战时，情绪激昂的人群冲上街头高喊“冲向柏林！”，只有7个星期。

9月4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在灾难到来之际，人们预测德国军队很快就会行进在巴黎的大街上。这时新任的内政部长，精力旺盛的雷翁·甘必大爬上了市政府大厦的一扇开着巨大窗户的窗台，对着下面的人群宣布，第三共和国诞生了。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及其王朝不再统治法国了。”他喊道。突然间，这一天成了欢庆的日子。对于埃利胡·沃什波恩来说，他和任何在巴黎的“外国人”的心情一样。他私下里写道：“我看到这个可悲的王朝的倒台和共和国的建立，喜悦之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一个小丑及其帝国就像气球上扎了一针一样，一下子就消失了。”一位美国医学生玛丽·普特南怀着同样喜悦的心情写道。

法国，至少是巴黎，没有惊慌，而是欢欣鼓舞，像庆祝节日一样。人们给斯特拉斯堡的雕像戴上了花冠，到协和广场、里沃利大街游行，到了市政厅大厦前，像在欢迎凯旋之师一样。他们忘了普鲁士，甚至忘了皇帝，只是在兴奋地狂喊：“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我们有共和国了！”

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对巴黎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坐火车离开了巴黎，去里摩日，去看他的弟弟安德鲁。安德鲁在一个陶瓷厂找到了工作。他觉得需要离开一下，思考一下该做什么了。

就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下午，杜勒里宫外的喧嚣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吓人。皇后欧也妮决定是该试着逃跑的时候了。她从未相信过，这种事情会落到她头上，会像路易·菲利普国王和玛丽·阿玫丽王后一样耻辱地离去。几天来，她看上去面色苍白、憔悴，但勇敢地坚持着。别人劝她在能走的时候离开。现在佣人们跑了，把制服丢在了门外的路上。

“我听从命运。”她最后平静地说，把一切都丢在了身后——钱、首饰。她是通过宫殿和卢浮宫相连的屋子走的，只有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大使以及几个忠实的随从跟着她，事先没有什么安排，也没有化妆。她离开时穿着那身穿了好几天的简单的黑色羊绒衣，加了一块深色披肩和一顶带面纱的黑色女帽。

她匆忙地沿着卢浮宫的大画廊，穿过方厅，进入到七壁炉大厅，在那里她一下子看到了热里柯的《美杜莎之筏》。她后来说，这幅画是个凶兆，也是她在卢浮宫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了。

一旦出去，到了里沃利大街，她和一个宫廷侍妇阿得莱德·夏洛特·勒波莱顿夫人上了一辆普通的出租马车，顺着香榭丽舍大道很快来到了皇后大道，想看看埃文斯医生能否帮忙。

他们大约5点钟到的，发现埃文斯不在家。一个小时左右，埃文斯回来了，跟着一个多年的美国同事，爱德华·克瑞恩医生。他被告知有两个不认识的女士，非常“焦急”地在书房等着见他。

近20年了，托马斯·埃文斯在巴黎无论是职业上还是社会上都很成功。他来法国时谁都不认识，也不会说法语，没有什么积蓄。而现在住的是皇后大道，根据1867年的《巴黎指南》，那里“到处是微笑，人们穿着完美……典雅，是华丽之所”。他和妻子安格尼丝住的房子，被人们称为“美丽玫瑰”。除了书房之外，还有白色和金色的舞厅，带有大大的磨砂玻璃窗，宏大的比利牛斯大理石铺成的台阶由新歌剧院的建筑师夏尔·加尼埃设计，有宽阔的院落、喷泉、能放20匹马的马厩。埃文斯认识在巴黎的所有有点名气和有点财产的美国人，还和大使沃什波恩相识。大使就住在这条街的前面。他和安格尼丝过着豪华的生活，习惯到最时尚的海滨去度假。安格尼丝现在正在诺曼底海滨的多维尔度假。

埃文斯英俊、风度翩翩，就是生活有点过于优越，在职业上有着最高的荣誉，包括法国荣誉勋章。对于牙医来说，这样的荣誉在美国和法国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巴黎，他刚来的时候发现，那些治疗牙病的医生的地位和理发师一样。医生们看不起牙医，觉得他们的职业和医疗职业无法相比。有钱的病人请牙医，牙医得从后门走，像小商贩一样。

尽管适应了巴黎的生活，埃文斯从来没有放弃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最为明显的是，在内战期间，他公开支持北方，一有机会就游说皇帝，尽管他的病人中有很多南方的同情者，更别说皇帝本人了。

另外，法国进入战争的那年夏天，埃文斯领导了医疗急救的准备工作。他立即成立了叫做美国国际卫生委员会的组织，由他和在巴黎的几个美国朋友出资。他们在“美丽玫瑰”对面一条街的开阔地上搭起了账篷，准备建立战地医院或“急救所”。他在那里插上了美国国旗。埃文斯和他的朋友克里恩在那里准备了牛肉罐头、饼干、蜡烛、麻药、床上用品和衣服。将要照顾的伤者和病人会超过巴黎医院的承受能力，那么给养充足、设备完善的露天医疗所要比空气污浊的教堂和公共大楼好。如果是真正关心紧急情况的人，都会欣赏埃文斯医生所做的一切的。

埃文斯一进入到书房看到等他的人是谁时，马上就明白了她们希望他做什么。他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尽管一旦事情败露，他会冒很大风险，这些不用说她们也都明白。他后来写道：“我们对要做的事情的风险是很清楚的，要成功需要极其准确的判断力。”

她们同意在这里待到第二天早晨再离开。皇后几天来都没怎么睡，埃文斯亲自在妻子的房间里给她铺了床，他不敢相信佣人。

5点钟，他们在天亮前上路了，都穿着昨天晚上的衣服。他们一共四个人，埃文斯、克里恩、皇后和她的侍妇。他们坐着埃文斯个人的封闭的马车，由一个信得过的车夫赶着，径直向多维尔赶去。在检查点由埃文斯说话，换了一次马，一路顺利，没人认出皇后来，在多维尔也没有人认出来。

埃文斯让一个英国游艇驾驶员约翰·布格英先生和他的妻子把皇后带过海峡，去到英国的收容所。布格英夫人回答说：“好，可以。”

经过了非常艰难的横渡海峡，皇后安全地到达了彼岸。

在巴黎，无人知晓这一切，只有传言。最普遍的说法是皇后设法跑到比利时去了。就在她和埃文斯逃出巴黎，也就是9月5日这一天，维克多·雨果经过了多年的流亡，返回了巴黎，引发了人们的欢呼。

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到了里摩日后才知道新共和国的事情。“我全身心支持法国的事业。”他宣称，接着坐下一趟能赶上的车回巴黎。

在火车上，他周围都是为了前线的丈夫和儿子哭泣的妇女。在巴黎，他看到了来自于布列塔尼的志愿者，他们没穿制服，只穿着白衬衣。和他们一起的“乱哄哄、尘土飞扬的”是羊群和牲口，都赶往植物园，为即将到来的围城做准备。他在给一个在康涅狄格的美国人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无辜的人，现在却走向死亡。”这个美国人名叫艾尔米拉·威托尔赛，她在巴黎时曾订过他的雕塑。从信的长度和坦率度上来看，她是他很信任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吻了几个从我前面走过的可怜的人。我相信，他们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死了，成为几个恶棍的野心的牺牲者。”

他接到了他母亲的来信，信有8页长，“非常伤心”，请求他远离法国的政治，不管花什么代价，赶快回家。他从未觉得情绪如此低落，感觉到了他天性中的“抑郁的低音”。他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法国的事业中，但他不是法国人，而是美国人。

那年初夏，巴黎大约有13000名美国人，大部分是游客。自从7月宣战以来，有几千人离开了。在巴黎4500人以上的聚集点消失了，别的美国艺术家和艺术学生已经走了。托马斯·埃文斯7月份离开了，另外一个费城人玛丽·卡塞特也离开了。古斯在巴黎的亲戚都让他走，甚至他的弟弟安德鲁也打算离开。到9月份，似乎每一个有美国护照的人，如有可能都走了。一位去送家人的美国人记录，火车站拥挤得“可怕”。古斯知道，去往勒阿弗尔和法国南部的火车挤到了极限。

他的法国朋友要去战斗，阿尔弗雷德毫不犹豫地应征入伍。奥林·沃纳虽然是美国人，也签名要在法国朋友的队伍里服役，作为正规军的后备队。

古斯又回到了里摩日，悲伤地给加尼埃写信：“我觉得你肯定认为我是一个懦夫，我不怪你。”

如果他的父母在法国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会毫不犹豫地应征入伍。“但是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爱我。他们一生都在劳作，一直穷困，他们还在劳作，他们如果现在失去了我，会怎么样？”

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追求他来时的目标，继续努力当一个雕塑家。他在创作上还没有达到可以回家的水平。如果不能继续在巴黎学习，他就去另外的地方。现在，他要去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