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过的是不稳定的生活，这对他和卢克利希亚来说都不易。再加上两个孩子，如何让收支平衡成了他们一个无法排除的忧虑。与此同时，摩尔斯的父母搬到了纽黑文，离耶鲁大学的校园很近。由于他父亲摩尔斯神父在地理研究上花的时间过多，被勒令离开了查尔斯顿的布道坛。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对于父亲，他曾坚决地提醒过儿子一段时间不专注于一件事情是危险的。

摩尔斯随后也把家安在了纽黑文。随着佣金和收入的增加，他在纽约百老汇96号设立了一个工作室。他终于在1824年12月向卢克利希亚报告，他可以“全日制”上班了，一边画肖像，一边指导几个学生。他告诉她，他决定工作上不匆忙，绘画上不赶时间。他不想创造“九天的奇迹，一时轰动，然后被人遗忘”。

就在新年前的几天，他写信给妻子：“我知道你会和我一起高兴的，我的成功在不断地持续和积累。”信中写道，他被从所有的画家中选出，为拉法耶特将军画一幅半身画像，画像将挂在纽约的市政厅，而他会得到1000美元。只要拉法耶特一有时间见他，他就得尽快去华盛顿。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得离开妻子更长时间了。

其间，在1月下旬，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时，他回纽黑文了几天。他们给孩子起名“芬利”。

1825年2月7日，他到达华盛顿，第二天见到了拉法耶特。“我激动不已”，他写信告诉卢克利希亚，将军同意画像。

有人告诉过摩尔斯，拉法耶特的形象“不好”，实际上，将军的头型奇特，眉毛斜立，耳朵和脸庞贴得很近，几乎看不见。随着年龄的增长（拉法耶特当时67岁），颧骨愈加突出。而在摩尔斯看来，这是“贵”像，是“脸型和性格一致”的典型，类型体现出了“坚定和执著”，这是这个人突出的个性特点。

2月9日晚，摩尔斯参加了总统招待会。他第一次见到了库柏。那是令华盛顿人较为兴奋的一天，最近的总统选举中，安德鲁·杰克逊赢得了多数，而约翰·昆西·亚当斯得到了选举团的投票。当天，众议院推选亚当斯为总统。

“大群的人聚集在白宫，有很多显赫的人物。”摩尔斯在给卢克利希亚的长信中报告说。

我向亚当斯先生表达了敬意，并祝贺他当选。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一贯的深沉……杰克逊将军走上前和他握手，衷心地祝贺他的当选。将军接受了失败的事实，像一个男人……

他在给拉法耶特画像上进展很快。“这封信无法让我表达我对亲爱的夫人和孩子的爱。”他在最后一页的底部写道，“盼望回音……”

然而，卢克利希亚再也没有读到这些文字。两天以后，他收到了父亲寄到宾馆的信得知，妻子已于2月7日辞世。

信的开始写道：“我亲爱的儿子，这一噩耗从严重的程度上来说是我们全家从未遭受过的……”卢克利希亚死于心脏病发作，去世时只有25岁。

“我的灵魂似乎被她所裹挟，”一个月之后，摩尔斯从纽约寄出的信中写道，“我几乎准备放弃。”

在我这里的朋友们看来，我是快乐和幸福的，但快乐的外表之下是一颗疼痛的心。我常常装出不一般的快乐，来掩盖自己不一般的痛苦。

摩尔斯全神贯注于工作，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他当时的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多。给拉法耶特画像之后，他一个接一个地为著名的人物画像。他喜欢和这些人交往，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和成就使得美国人闻名于世。这些人包括诗人、《纽约晚邮报》的主编威廉·卡伦·布赖恩特，词典编撰家、《美国英语词典》的编者诺亚·韦伯斯特，纽约州州长狄维特·克林顿，伊利运河的伟大支持者（伊利运河就是在那年——1825年完工的），还有耶鲁的本杰明·西利曼，他原来是摩尔斯的自然科学教授，后来当了校长。

摩尔斯率先在纽约创办了国家设计艺术研究院，和美国艺术研究院比肩。当时美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是约翰·杜鲁布尔，而摩尔斯认为这一机构有点儿专权而且平庸。摩尔斯是国家设计艺术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并在哥伦比亚学院组织了一系列的艺术讲座。这是美国艺术家首次开办这类讲座。

在一次国家设计艺术研究院的集会上，他给年轻的艺术家颁奖时讲道，如果期望一个画家的生活是轻松惬意的，那就大错了。画家的生活是“一生的努力和永远的艰辛”，他们必须准备面对“不断的困难和失望”，准备面对“狭隘、无知、卑微和贫穷”。只有“对艺术强烈永恒的热爱”，才能让他们坚持下去。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这种热爱，他们应当“乘有机会转向时，及时转向”。

1826年6月9日，他父亲翟迪加尔·摩尔斯神父在纽黑文去世，不久之后，摩尔斯就向母亲解释他为什么必须去巴黎。1828年母亲也离世了。就这样，他的妻子、父亲、母亲都离开了他。他那段时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摩尔斯把孩子们交给了在新罕布什尔的姑妈和在纽黑文的弟弟，收集起在欧洲绘画所得的2800美元，出发去了法国。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3月的下午，纳撒尼尔·威利斯看到摩尔斯和库柏走在杜勒里公园里。摩尔斯当时一定是完成了在卢浮宫的工作，像往常一样，朝着库柏家走去，要与库柏一起度过傍晚。

他们走过之后，威利斯仍然在公园里，手里拿着笔记本，坐在长椅上，品味着眼前的景色，宫殿的钟敲报了5点钟。他写道：

太阳隐没在了荣军院穹顶之后，人群渐渐散去。看着公园中的氛围，晚霞让一切变得柔和，雕像、人群、树木，还有长长的深巷，都在霞光的映照下披上了童话般的影子。人群涌向了大门……公园里日落后要清场。

威利斯写到，那是一个星期五，不过他没有记录下几号。根据他所描述的天气情况，可以判断是3月23日。

<h3>三</h3>

霍乱——亚洲霍乱或者叫印度霍乱，从18世纪80年代在加尔各答爆发。夺走了上万人的生命之后，50多年来一直是欧洲医学界关注的一件事情。不过，远在印度的灾难似乎让人认为这是“外国的产物”，不像是一种可以袭击“文明”的欧洲城市的东西。

1826年，霍乱开始沿着古老的贸易之路向欧洲蔓延。到1830年，它到达了莫斯科、波兰，1831年到了维也纳。这时，许多巴黎人开始担心。

1832年3月28日，星期三，在下午报以及晚报中，在发往伦敦和纽约的邮件中，巴黎出现了“霍乱”这个词。有10个人被送往了位于巴黎圣母院旁边的主恩医院，这是西岱岛主要的医院。有7个人死了。“38位医疗人员和公共事务部”观察了对5具尸体的解剖，这已经确定无疑。

这种疾病带来的恐怖在于其凶猛和残酷。染病之人先是感到强烈腹痛，接下去就是呕吐、痉挛和剧烈的腹泻。病人的脸色发紫，直出冷汗，眼球突出，嘴唇和指甲发青。纳撒尼尔·威利斯冒充医生进入主恩医院，他描述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士抽风的样子：“她的眼睛从眼眶中鼓出来，口吐白沫，脸色是吓人的青紫色。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样子。”

医学院的学生小詹姆斯·杰克逊见到了一个病人的死亡，这个人被人叫做“小衣橱”，是个收旧货的商人。他从笔记记录中抽取了一些情景，给他父亲描述了尸体解剖中的所见：

胃里有一夸脱红色的液体……小肠里有大量的红色液体……这些小肠中的红色液体有一股酸味，就像没有消化的蔬菜类食物的呕吐物一样……动脉中有大量的黑血……

4月2日，报告有735例病例，100人死亡。给《纽约晚邮报》的一个急件上写道：“大批的人开始离开巴黎。”而这个急件等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美国。

小杰克逊写道，这是“一种最吓人的疾病”。他和几乎每一个美国医生一样，从未见过霍乱。走进主恩医院的一间病房，他看到了50多个病人并排躺着，“几乎像走进了解剖室，许多人除了还有呼吸表示有生命特征之外，看不出还活着，情况很是糟糕”。杰克逊的同学阿士贝尔·史密斯在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的官方公告中说昨天发现了1020例新病例……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问讯父母的消息，结果发现他们……一起躺在了停尸间，一丝不挂，在一堆尸体之中。疾病迅速向各个方向扩散，人们惊恐万分，美国人几乎全都离开了这座城市。

几个月前，杰克逊的父亲告诉他，如果霍乱传到巴黎的话，他必须“立即逃离”。他回信问道：“如果这种疾病有一天传到我们国家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大，我何不乘此机会见识一下它的狰容呢？”杰克逊从未违背过他父亲的意愿，但现在写信说他要留下，希望父亲理解自己，其他几位美国学医的学生也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包括史密斯。杰克逊继续写道：

我们无论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医生，都一定得留下来看看这种疾病。作为医生，你懂得这种感觉；作为父亲，你害怕。而对我来说，我承认，至少在努力了解这种生命破坏者的本质及其最好的应对措施之前，我是不愿意回到美国的。

普遍的认识是瘴气——从腐烂的垃圾以及人类的污物中产生的污秽和毒气，是这种疾病的携带者，就像疟疾和黄热病的传播一样。就像海风有益健康一样，城市贫民窟中的毒气可能是致命的。这样霍乱就被认为是一种和贫穷联系在一起的疾病，那些生活在城市干净、空气新鲜地方的人们据说会远离这个灾祸。

实际上，当时没有人知道霍乱的病因，或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它。杰克逊承认：“医生也处于完全没有把握的状态，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

几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了这种病的真正起因，是由一种叫做霍乱病菌的微生物引起。这种微生物主要存在于污染的水中，有时在污染的食物中，通过口腔进入到人体，迅速攻击小肠。约有一半的死者经过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死于脱水。

巴黎的死亡人数在上升。有谣传说政府在秘密给穷人下毒。愤怒的人群冲上通往西岱岛的各座大桥，包围了主恩医院，发誓要报复。许多人不解，怎么会呢？像中世纪的瘟疫那样的东西竟然可以袭击如此大的现代文明和学识之都？

4月12日，詹姆斯·库柏判断这场流行病最可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他大大地错了。病魔还在肆虐，而且其带来的痛苦已经传遍了巴黎的各个角落，即便是库柏所在的、原来被认为是安全的圣日尔曼区也受到了影响。苏珊·库柏惊恐地写道：“瘟疫就在我们周围，我们的附近就有多起死亡。”

我亲眼见到了两个病例，一例是我们门房的妹妹，她来这儿看他时，据认为就已经染病了。还有一例是我们宾馆门口卖火柴的一个可怜的女人，库柏先生让人把她搀进院子，我们照料她，直到她被送到医院，恐怕她死在了医院……

其他人成群结队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库柏一家没有离开，只是因为他们病得走不了了。库柏写道，他和苏珊都“在医生手里”，苏珊由于严重的胆病卧床不起，而他在经受着最厉害的头痛的折磨。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留在巴黎是福还是祸。他们宁愿待在这个让他们有点儿水土不服的地方，也不愿去忍受旅行的不便和冒险到别的地方去，也许他们刚到，“恐怖”也会接踵而至的。苏珊写道：“它在全法国传播，它绝不会放过上层社会的……”她注意到她的同胞们几乎都逃了，除了医院里那些勇敢的美国医学学生。

摩尔斯也留下来了。库柏写道：“塞缪尔太紧张了，他以至于跑都跑不动了。”库柏推测已经有千余人进了坟墓，有人估计得是这个数的十倍，没人能确切地说个准数。

纳撒尼尔·威利斯向他在纽约的读者报道说：“教堂里挂着黑布，一个葬礼接着一个。在每一个转弯处，在城市的每一个地区，你都能看到棺材和手推车推着的病人匆忙赶往医院。”

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士，阿芒迪娜·奥萝尔·露西·杜邦，刚以乔治·桑的笔名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她的住所就和西岱岛停尸房隔塞纳河相对，从她家的窗户里就可以看到对面送走的一车车尸体。她和朋友们约定每天定点在卢森堡公园见面，以确定他们都还活着。

不过，巴黎大部分的生活还照旧进行，人们在公园和大街上散步，在饭店吃饭，好像无所忧虑一样。威利斯在游艺场参加了一次假面舞会，有两千来人参加，狂欢了一个通宵，一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狂欢是以死亡为主题的。

有霍乱华尔兹，和霍乱蹦蹦跳，还有一个人，个子非常高，化装成霍乱本身，穿着骷髅装，血红的眼睛，还有其他的病魔饰品。

一周又一周，天气不协调的阳光明媚，有了6月份的完美，却没有美国盛夏的炎热。詹姆斯·杰克逊写道，他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走在河边，河水静静、平缓地流淌着，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天空湛蓝，万里无云，一切都是那么清爽、美丽。

杰克逊也像其他人一样，相信霍乱在衰退。经过了一个月在医院的奋战，他累坏了，觉得是出发去伦敦的时候了。他觉得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已经见得、学得够直接的了，比他曾预测的要直接得多。

同时，塞缪尔·摩尔斯在卢浮宫劳作着。他每天早晨从那两扇大铜门一开就到了里面。朋友们都知道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没人见他耽误过一天，也没人见库柏不在旁边帮忙的。说起库柏的小说，他的主人公、他的“原型”，无论是丛林人、水手还是绅士，都总是“一心要做一些非凡的事情”。而就在卢浮宫，他的朋友摩尔斯，在一种没人能预测的压力下，正在集自己的全部力量，做一些非凡的事情。

摩尔斯吓坏了，他年轻时曾拿临死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作为主题；而现在，他肩负着大力神的任务，死神就在周围游荡。瘟疫已经流行五周了，5月6日，他给弟弟写信：“我急于完成我的画，回去，这种焦急驱使着我，给我巨大的压力……”

所有平日生活中的安全感都没有了，害怕和焦虑让最强大的心灵也开始颤抖。人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每当晚上躺下时，会想到也许天不亮自己就可能得病。

他的画必须在8月10日，卢浮宫夏季关门之前完成。他祈祷着9月可以回家。

大多数的日子，人们都会见到摩尔斯在博物馆把他的脚手架挪来挪去，把各种作品临摹到他的画作里面。在临摹作品时，他可能使用了暗箱，一个大黑盒子，物体的实像通过透镜接收，投射到一个表面上。这是画家使用了很长时间的设备，摩尔斯对其非常着迷。

他的画作里包括了22位大师的38幅作品，其中五位——委罗内塞、普桑、克洛德·洛林、鲁本斯和圭多·雷尼各选了两幅代表作；两位——穆里罗和范狄克选了三次；提香的作品出现了四次；达·芬奇唯一入选的作品就是《蒙娜丽莎》。

每幅画都要临摹得体现出原画的特点；每幅画都得有原画家的风格。这就像一个演员要在表演中扮演22个不同的角色，而且每个角色都得演得出色，不能混淆。

而他认为哪些作品和画家重要，是没有问题的。摩尔斯在通往大画廊开着的门上方和旁边，也就是他的作品最重要的地方安排了几幅画。他把提香画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画像，放在了画布最中心的位置，在门的右上方，并且把它画得比其余的作品实际比例稍微大了一些。摩尔斯认为，提香称得上是真正的画家之神，而弗朗索瓦一世是16世纪的法国国王。摩尔斯把提香的另一幅作品《以马忤斯的晚餐》直接放到了门的上方，左边他放了穆里罗的《神圣家族》。

摩尔斯第一个开始为卢浮宫收集画作在这些排列中最大的，也是卢浮宫中最大的画作，是16世纪威尼斯的保罗·委罗内塞描绘基督第一个奇迹的里程碑作品《迦拿的婚宴》。要把这些艺术精品都以缩略的形式汇于一幅作品之中，本身就是一种绝技。如果人们按从左到右的习惯观赏的话，那么最左边墙上的作品就排第一了。

还有重要的一点，摩尔斯挑选的38幅作品中的16幅，包括艺术巨匠委罗内塞的画，几乎占了一半，都是宗教主题的。这也表现了摩尔斯对宗教的虔诚。

许多天，当临摹挂在最高处的画作，用画家的话来说，就是挂在“天际处”的画作时，他都置身于离地面10~12英尺的高处劳作。更有意思的是，在从事这项他事业中最大的工程时，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使用小画笔在画布上进行微缩处理。

他非常在意能否及时完成，决定把主要精力花在临摹上，因为这项工作只能在卢浮宫进行。等回纽约之后他，再为里面的每幅画配上边框。

经过霍乱肆行的考验，库柏和摩尔斯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库柏能够敏感地感受到摩尔斯工作的巨大压力。他不断赞扬和鼓励摩尔斯，甚至还暗示，一旦作品完成，他会买下来。至少摩尔斯的印象是这样的。

有一段时间，库柏遭受了很尖刻的批评，摩尔斯觉得很不公平。麻烦始于库柏出版的名为《美国人的观念》一书，这是他在巴黎写的一本小说。小说是以一位当拉法耶特访美时在美国旅行的英国人的语气写的一系列书信。库柏写这部书部分原因是为了取悦拉法耶特，但主要还是为了纠正许多英国人和欧洲人对他的国家的一些误解。这本书不是库柏的上乘之作，文风僵化，说教意味明显，对自己的国家和“美国梦”过分赞誉。当真正的英国作家在美国旅行，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时，库柏的书在大西洋两岸都引发了争议。

最为尖刻和猛烈的讽刺也出现在多灾多难的1832年春天，而且在英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人的国内风度》描写了在新大陆欢闹的讽刺之旅，作者弗朗西斯·特罗洛普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情况。她对美国人的用餐方式大加嘲笑，说他们“完全没有别的国家的人吃饭时的礼仪，手抓牙啃，狼吞虎咽”。她在最后一章说她不喜欢美国人：“我不喜欢他们的原则，不喜欢他们的举止，不喜欢他们的看法。”她的书，以及像《爱丁堡评论》之类的出版物上经常发表的一些反美的势利言论，再加上美国本国的批评意见，让库柏无比恼火。为了反击，库柏就愈加吹嘘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自豪，甚至有些言过其实，而且还对欧洲人以及他们的弱点表示蔑视。

正如纳撒尼尔·威利斯观察到库柏粗俗的长相并不能代表这个人的个性一样，摩尔斯也觉得库柏及其观点应当有必要在国内和欧洲进行解释。他了解这个人，他了解库柏对巴黎怀有的敬意。“他的思想大胆、新颖、独立，完全是美国人的。”摩尔斯写信给他在纽约的弟弟们，他们创立了一家宗教报纸《纽约观察者》。

他热烈地爱着他的祖国及其原则……我非常钦佩他声称自己是美国人时候的自豪……我不知道美国人面对欧洲的那种人为的等级制度时，有什么理由不感到自豪呢？我们没有贵族阶层，没有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哄欧洲那些不成熟的人高兴的玩意儿……

摩尔斯又累又生气。

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什么“屈尊”，美国的绅士和欧洲任何的称号或头衔都是平等的，国王、皇帝也不例外……

库柏看到了这种分等级的荒谬性，他宣称自己的头衔是美国人，并坚持这个称谓。我相信他是纯粹出于爱国之心，这样的人值得得到他同胞的支持和尊重……

威利斯觉得自己被认为是库柏圈子里的人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他说，美国人“和这位天才相比，每天都会感觉自己的爱国热情不够高”。威利斯虽然不情愿，但他还是决定该离开巴黎，继续旅行了，下一站是意大利。他写道：“对我来说，巴黎是家，要离开这里，我心情沉重。”

摩尔斯一直在工作，瘟疫退去了，人们回来看这位美国画家和他的作品。世界著名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来观看，并和摩尔斯进行了交谈，这在整个欧洲这代表了最大的荣耀。

摩尔斯写道，他“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找到我”。

到了夏初，霍乱袭击了纽约，在巴黎的势头减弱了一些。不过，这绝不像某些人想的那样，危险过去了。巴黎已经有12000人死于霍乱。等到夏季结束，这6个月的时间里，死亡数字增加到18000人，比整个“恐怖时期”的死亡人数都要多。根据保存下来的记录，没有美国人死于巴黎的霍乱，而在纽约，这场流行病夺去了3515人的生命。

多年来，在巴黎的美国人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当7月4号独立日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国庆宴会，每次拉法耶特将军都是特邀嘉宾。1832年夏天，虽然有霍乱肆行，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取消庆祝宴会的打算。对于摩尔斯和库柏来说，这是特别的时刻，是他们在巴黎的最后一个独立日，也是最后一次招待拉法耶特。

宴会是在黎世留大街鲁万蒂埃饭店举行的，这是美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饭店。摩尔斯这一天主持了仪式，库柏协助主持，包括拉法耶特和美国驻法大使威廉·莱乌斯在内的80位来宾，在晚宴结束前共同起立举杯向乔治·华盛顿、美国新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路易·菲利普国王，还有巴黎市等共20多人和地方表示敬意。

摩尔斯向拉法耶特敬酒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几乎每排人都热烈鼓掌。他讲到了他给将军画的肖像、将军的领袖才能，暗示他就要踏上回国的航程了。而海上的狂风巨浪还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所讲的桩桩件件都让人群起立欢呼。

有些人“就像潮汐中的浮标一样，随波逐流”。摩尔斯说道。

如果你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目标，我们说不出。我们得先看历书，我们得知道月亮的圆缺、风吹过的路径和潮汐的时间……

但是，先生们，我们的客人……是水中的灯塔……他矗立在那里。风从他身旁吹过，波涛在他的周围激荡，冬天的雪给他披上银装，他巍然不动。

先生们，我请你们和我一起举杯向拉法耶特将军表示敬意。

在接下来的几周，卢浮宫夏季关门之前，摩尔斯抓紧时间作画。看着巨大的画布，他发现自己很兴奋，以至于开始向他的弟弟炫耀了，把它称为“一幅华美的有价值的”作品。“我肯定它是同类作品中最正确的，因为大家都在说我抓住了每一位大师的风格特点。”

最后在卢浮宫的日子，他是在给场景中添加人物，还是把他们留到了以后？无从考证。不过，他很可能是在纽约把人物加进去的。不管什么时候加的，他们都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添加进画中的人是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摩尔斯完成的题为《卢浮宫画廊》的作品中有10个人物，虽然在画中他给了观众提示，但一个也没有明确指出是谁。不过有4个人，对于熟悉他们的人来说，很明显就能认出来。最明显的就是摩尔斯本人，站在前排中间，俯身在一个漂亮的艺术生右肩，指导她画画。她画的，也正是摩尔斯在帮她理解的，是左面墙上的委罗内塞的巨幅《迦拿的婚宴》。这位学生是谁无从知晓。还有一位年轻女士不知是谁，她在画的右面，在桌子上画小幅临摹。而左边戴着红头巾坐在那里的画家，据说是摩尔斯的美国朋友，也是合租房子的室友，理查德·哈伯山姆。

画中，门口的台阶上，一个人戴着布列塔尼妇女的传统白色尖顶帽，手里牵着一个小孩，是画中唯一面朝着大画廊光彩的人。作为重点，她的帽子尖正好是一个标示，把观众的注意力指向上面穆里罗的《神圣家族》。同时，布列塔尼妇女和孩子也是一种提醒，告诉观众，博物馆和其艺术珍宝不仅仅是艺术家和鉴赏家的，而是所有人的，不分种类和年龄。

画中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正穿过门廊，进入方厅，手里拿着黑色高冠礼帽，看上去像雕塑家霍雷肖·格里诺。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展室中远处唯一的一件雕塑作品《狩猎女神戴安娜》。

在画中的摩尔斯后面左边的角上，有一组三人的组合，没错，正是库柏夫妇在看着女儿苏临摹。据后来人们猜想，可能摩尔斯希望库柏买下这幅画，所以把他们画了进来。不过摩尔斯本人从未这样说过。很有可能，摩尔斯把库柏一家画到画中，其理由就像他在《众议院》作品中加入父亲摩尔斯神父和耶鲁教授本杰明·西利曼一样，能给他很大的乐趣。

画中出现了库柏和他的妻子、女儿，格里诺和年轻的哈伯山姆，这不仅仅是老欧洲艺术精品的陈列，还可以看作是一种大家庭画像——摩尔斯和他的巴黎家人。

不过，没有几幅家庭画像中的家庭成员像摩尔斯那样抢风头。他把自己毫不谦虚地摆放在正中央，而且画得比别人大。他在作品中的自画像目的是希望人们记住他，不仅仅因为这幅巨大的内景图是他自己努力和能力的表现。最明显的是，在指导学生的场景中，他不仅仅把自己展示为一位艺术家，同时展示为教师——一位有着本杰明·韦斯特和华盛顿·阿尔斯顿精神的教师，他是国家设计艺术研究院的一位创建者和第一任院长。这样，方厅就成了大师们的教室，这样奢华的教室盛满了宝物。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画的角上是他的朋友库柏。他高高的个子，就像那顶布列塔尼尖顶帽一样起着标示的作用。他标示的是文明的绅士，他在谈论着他所见到的和欣赏的伟大艺术品。另外，作为一位崭露头角的美国名人，库柏也给作者提供了民族自豪感。

将正在侧脸听着父亲评论的苏·库柏画在画上，摩尔斯也许在暗示，他和苏有罗曼蒂克的关系，即使没有的话，也本应该有。

摩尔斯场景中的十个人物中，有六个，也就是一大半，是美国人——他生活中最常接触的在巴黎的美国人。其中，包括那个孩子，有六个人是女性，这表明了摩尔斯鼓励妇女发挥她们的艺术天赋。

可以说，在所有的画作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每一个因素都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艺术家选择省去了什么，也是理解其完成作品的重要依据。在摩尔斯的方厅里，没有法国贵族、士兵、神父。这是摩尔斯有意为之，因为当时这些人到处都有，他们会出现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和聚会上，在卢浮宫也一样常见。

和库柏一样，摩尔斯对巴黎社会的“华而不实”不感兴趣。他和查尔斯·萨姆纳一样不喜欢到处都见到士兵。摩尔斯的欧洲之旅强化了他从小受加尔文教的影响，对任何和天主教会相关的东西，包括对天主教的神父都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在罗马，他在笔记本上写道，这些天主教神父“在赌博消磨时光”，他们“衣冠不整，有辱风景”，他参加的天主教仪式里有“无数的鞠躬屈膝和香烟缭绕”。他在进入天主教堂时愿意脱帽，但在大街上遇到宗教活动游行时，他不愿意脱帽。他写道：“如果只是一种礼节的话，我不反对。但在我看来是偶像崇拜的活动，在大街上，我当然不会赞成的……没人有权干涉我拥有良知的权利。”

一次，在罗马的大街上，宗教游行队伍经过时，摩尔斯没有脱帽。当时，一个士兵——红衣主教的卫兵，用枪杆打掉了摩尔斯的帽子，并辱骂了他。后来想起这件事，摩尔斯觉得他不怪那位士兵——一种宗教会驱使人做出无法理喻的事情。

除了贵族、士兵和神父以外，他还选择了忽略巴黎中上层社会的人，也就是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或众多的欧洲游客，他们是常规人流中的主力。正如他在内景图里从博物馆的一千多幅作品中挑选出了自己喜爱的作品一样，他也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了画上的游客。

画中也没有一点儿迹象显示当时在博物馆之外死神正大发淫威，没有显示画里中间台阶上的人内心正备受煎熬。相反，作品给人一种安全、舒适的感觉。没有冷酷和威胁，画作在方厅的深红色墙壁上洋溢着热情，从画廊的穹顶洒下了一缕阳光来看，充满着希望。

库柏在整个的工作过程中都在场，陪伴着摩尔斯。“他每天都在画廊陪我度过两三个小时（这是他放松的时间），一直这样。”摩尔斯在7月中旬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当时一天就有二百多人死于霍乱。

不久之后，库柏和家人出发去德国和瑞士短期旅行，终于松了一口气，把巴黎抛在了身后。库柏常常给摩尔斯写信，描述他和家人的所见，还有苏珊·库柏健康状况的好转。他希望摩尔斯能留在巴黎，等到来年春天，他们可以一起乘船回国。

不过，摩尔斯已经做出了决定。等库柏一家10月中旬返回巴黎时，摩尔斯已经走了。他在卢浮宫的工作收尾了，他的事情做完了，他和拉法耶特深情告别。10月6日，他从勒阿弗尔港乘坐美国小邮轮“萨丽”号启航，而《卢浮宫画廊》被安全地放在了甲板下面。

<h3>四</h3>

摩尔斯带回去了更重要的东西——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受巴黎之外人们传递信息系统的启发，类似于旗语，即使用机器操纵的装置在相距6英里的高塔顶上摆动，用望远镜来读取信息。这种方法在晴朗的天气里效果很好，但雾天、雨天和晚上不能用。人们第一次用“telegraph”这个词来指这个法国通讯系统。

摩尔斯后来说，他第一次提到可能用电来进行远程通讯是在“萨丽”号回国的旅途中。他回忆道“使用电线作为通讯手段的想法”产生的方式、地点和时刻，仿佛是“一下子进入了我的头脑”。据库柏和家人的说法，摩尔斯在1832年春天，离开巴黎之前的好几个月就经常在晚间的聊天中提到这个想法。“我承认我当时认为这种想法是空想。”库柏后来告诉摩尔斯：“我一直认为你是头脑清楚、具有常识的人，认为一个画家有时会胡思乱想放松一下头脑。”

理查德·哈伯山姆也记得他们一起在屋子里度过的时光，听摩尔斯说起法国的远程通讯太慢了，还有摩尔斯曾邀请一位法国专家，向他请教法国这种通讯系统的细节。哈伯山姆写道：

我还记得我们经常去费尼莫尔·库柏先生在圣铎米尼克大街的家，经常谈起美国人感兴趣的话题，摩尔斯似乎总在讲……

不管摩尔斯是什么时候说起的“电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想法的核心是他在法国产生的。

1833年的夏天，摩尔斯在纽约完成了《卢浮宫画廊》的最后一笔。8月9日，他在写给库柏的信中说：“我的画画完了。”这幅作品在百老汇和派恩大街著名的书店卡维尔公司的二楼画廊展出，门票是25美分。

评论中充满了敬意、赞誉甚至是热情，评论家威廉·邓兰普写道：“每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其魅力。”《纽约镜报》上的评论写道：“那些伟大的名字组成了一个大的星座，只要绘画艺术不灭，他们的光辉就会闪耀。”

看到这幅伟大的画作，我们不知道该更敬佩哪种精神，是敢于承担这么浩大工程的勇气呢，还是完成它所需要的毅力呢？

在这个国家，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它给我们的感受迥异于其他的画作……

我们真的得祝贺国家，能拥有这样的珍宝。我们和一位从未去过欧洲的艺术家朋友说起，在看到摩尔斯先生卢浮宫的画作之前，我们对历史上的大师没有任何概念。

然而，公众对此兴趣不大。从商业利润上说，这幅画并不比摩尔斯的《众议院》成功。

后来，它被一个名字叫做乔治·海德·克拉克的人买走了。他住在库柏在奥琪勾湖的老家不远，摩尔斯在去法国之前曾给他画过像。画卖了1300美元，摩尔斯原来想卖2500美元。

《卢浮宫画廊》后来在1982年被芝加哥的一家博物馆以325万美元的价格收藏。那是到当时为止，美国艺术家作品的最高价，这在摩尔斯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库柏和家人在1833年春离开了巴黎。他们在国外逗留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对于他们岁数小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国外的，不过没有人对在巴黎的时间感到遗憾。库柏离开美国之后写了8本书，他私下说现在该把写作停下来了。不过后来还是有更多的作品问世，包括《欧洲拾萃》，描述了他在法国的经历和观察思考。还有两部更受欢迎的纳蒂·班波的故事——《寻路人》和《猎鹿者》。后一部书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距库柏和家人从纽约出发踏上去法国的航程已经七年了，当时路过船上的人喊的话充满了凶兆：“你永远不会回来了。”而现在他踏上了归途。不过和摩尔斯不一样，他再也没有回到过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