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在我心目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我该如何为她争光添彩呢？

——塞缪尔·F.B.摩尔斯

<h3>一</h3>

在国外期间，没有哪个朋友和同胞像塞缪尔·摩尔斯那样，让詹姆斯·库柏在信中报告了那么多他的情况。库柏在一封信中写道，摩尔斯在卢浮宫里“用功”；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摩尔斯在卢浮宫里“让人感动”；“他正在画的一幅展品画，我觉得一定会出名的”；除此之外，摩尔斯是一个“品行上一等的好人”。

对库柏来说，生活中的“好人”是非常重要的。在《大草原》中，他通过西部主人公奈迪·班波的口说道：“在任何地方朋友都是稀有的。”那些被他看作是朋友的人了解他的善良，还有他是在真心关注朋友们的奋斗和思想。库柏是俱乐部活动的天才组织者，也是一个敬业的报社通讯员。

7年前，库柏和摩尔斯在白宫招待会上首次相遇。那是在拉法耶特访美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之间有那么多共同的东西。回到纽约之后，他们有了更多的交往。不过，他们的友谊发展最快的时候常常是在异国他乡一起度过的时间。先是在意大利，现在在法国，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塞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生长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镇的芬利家族。对于库柏来说，他是塞缪尔，或塞缪尔少爷，或者就是简单的摩尔斯。库柏无疑为摩尔斯感到骄傲。库柏写信给威廉·邓兰普说道：“人群聚集在画作周围，塞缪尔在卢浮宫引起了不小的关注。”邓兰普是纽约的画家，也是艺术批评家。库柏知道他会把消息传播到国内的“圈子里”。

那是在1832年的3月，这年后来证明是巴黎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正是这一年，温德尔·霍姆斯、乔治·希利和查尔斯·萨姆纳等美国人到了巴黎。纳撒尼尔·威利斯提到，当时的天气是“春天般和煦”。

塞缪尔·摩尔斯42岁了，在艺术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终于感到自己有了突破。他在欧洲度过的时光价值无限。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一年多，每天长时间在梵蒂冈美术馆和其他的博物馆用功，研究绘画，接受委托临摹画作，其中临摹拉斐尔的《雅典学派》他得到了100美元。他也画风景画，笔记本上记满了教堂、街景和游行人群的速写和评论。在罗马的科隆纳宫，16世纪韦罗内塞的一幅肖像画一下子唤醒了他的灵感。这幅画对他的影响超过了以前的其他任何一幅画，让他对颜色有了全新的认识。

摩尔斯在罗马和库柏还有家人在一起，其间还顺便去看了罗马椭圆形竞技场。除此之外，他在佛罗伦萨和一位美国年轻的雕塑家、库柏的朋友霍雷肖·格里诺建立了友谊。他把格里诺看作是“全身心”追求“艺术精湛”的知音。格里诺为摩尔斯塑像，作为他们友谊的见证。格里诺还不到30岁，相比之下，摩尔斯的年龄就要大得多了。格里诺总爱取笑摩尔斯刻板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称他为“可怜的摩尔斯”，并不断说摩尔斯该再婚了。虽说格里诺自己还是快乐的单身汉，但他坚持说一个人“没有真爱，就是一条没有压舱物的船，是一个齿的饭叉、单片的剪子”。

摩尔斯于1831年秋天返回了巴黎。库柏认为他的作品水平“大大地提高了”。摩尔斯刚放下行李，库柏就委托他临摹一幅伦勃朗的《托比特与天使》。库柏觉得这幅画的难度可以和卢浮宫里任何一幅画的难度相比。

库柏认为，自己既是作家也是艺术家。其小说的评论者也常常把他的描写视角和画家的视角联系起来。法国的巴尔扎克也说，库柏的写作之笔在艺术上比任何人都更接近于绘画之笔。库柏对绘画的兴趣是认真的，他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在纽约，他所组织的名为“面包与奶酪”聚餐会上，艺术家的数量是多于文学家的。

库柏特别喜爱那些超越了形似、能表现神似的肖像画。他是在看了托马斯·萨利画的杰斐逊的画像后，产生了这种全新的审美观的。虽然他的家庭是联邦党的坚定拥护者，但是看了杰斐逊的画像后，库柏还是说他在杰斐逊画像的神态上看到了“一种尊贵，一种安详”，这在别人的画像上他从未见过。“我只看到杰斐逊站立在我眼前，这是一位绅士……画布上的杰斐逊带着共和派人的质朴、优雅和静谧……”

从摩尔斯在卢浮宫开始了他那雄心勃勃的计划之日起，库柏就离不开他了。库柏每天都来，爬上那长长的石阶，一直到二楼，坐下来看摩尔斯绘画。

这是一幅巨大的卢浮宫内景图。摩尔斯准备的画布是6英尺乘9英尺的，比他10年前画的《众议院》画幅还要大。这将是对他艺术功力巨大的考验。这次他画的不是那些议员的眉眼，而是要摹绘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一共38幅画，有风景画、宗教主题作品，还有肖像画，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他要把每幅作品都微缩，还要表现出其中的美感及力度。

用内景画的形式来展示欧洲艺术收藏大家所收藏的珍品，是17世纪以来确立的习俗。其中令人瞠目的例子是乔瓦尼·保罗·帕尼尼于1749年绘制的《西尔维亚·瓦伦蒂·贡匝伽主教的画廊》。这幅画绘制了摩尔斯在罗马的科隆纳宫里所见的藏品，尽管后面的背景看起来只是和科隆纳宫有几分相似。1831年，也就是比摩尔斯早一年，一位名叫约翰·斯加利特·戴维斯的英国画家刚绘制了一幅卢浮宫的内景图。摩尔斯很可能知道这件事，也许是由此得到的激励。不过，没几个美国人见过这样的画作。在那之前，还没有美国人绘制过卢浮宫的内景图。摩尔斯的内景图几乎是戴维斯画作的两倍大，摩尔斯从心底认为戴维斯的画作很一般，甚至有点儿老套。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画家中一直有人来巴黎。18世纪有名的人有本杰明·维斯特、约翰·辛格尔顿·考伯利和约翰·特鲁布尔，他们记录下了在这个城市的兴奋。特鲁布尔曾作为杰斐逊的客人，在杰斐逊位于香榭丽舍大道家中的书房里，第一次探讨了用绘画来纪念《独立宣言》的签署。在一张小纸片上，杰斐逊根据记忆画出了独立厅房间的布局。特鲁布尔就在这张纸片上素描出他想象中的情景的小型草图，就是这幅作品成为美国人所创作的最著名的作品。

伦勃朗·皮勒和约翰·范德林是后来到巴黎的画家。范德林在这里共度过了七年的时光。罗伯特·富尔顿既是画家又是发明家。在1797年到1804年间，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巴黎住一些日子。在这里，他作画，同时也做发明汽船和潜水艇的工作。

然而，在摩尔斯之前还没有美国人给自己定下一个如此之大、如此之难的、以巴黎为主题的创作计划。据摩尔斯估计，要完成这个计划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

实际上，他已经决定要重新布局优美的方厅，即卢浮宫画廊核心的墙壁。他从博物馆收藏中，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取经典画作安排在画布上。选取工作本身就是一项需要雄心的工作，因为这意味着画家得花数日在卢浮宫来回走动，仔细研究约1250幅绘画，然后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把哪些作品囊括进来，如何布置。

当时挂在方厅中的画是法国当代的作品，多数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包括泰奥多尔·热里柯高度戏剧化的《美杜莎之筏》。浪漫主义艺术强调戏剧效果、色彩和用笔的激情，当时正处于高峰期。前一年，也就是1831年，在一年一度的卢浮宫当代艺术展——法国学术沙龙艺术展上，欧仁·德拉克罗瓦展现了他向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献礼的英雄主义巨幅作品《自由引导人民》。画中的主体人物是神色坚毅的自由女神，她裸露着胸脯，高举三色旗，带领着人民向着胜利冲锋。画家自己也以自由女神身边一位手握步枪、英俊坚定的公民的身份出现在了画面中。才华横溢的年轻艺术家德拉克罗瓦，曾在浪漫主义向学院派艺术冲击中担当过领军人物。

不过，摩尔斯本人的艺术是以学院派艺术为基础的，他对浪漫主义者以及他们的造反运动不感兴趣。因此，他选择的作品净是十六七世纪欧洲的经典作品——主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作品，这些艺术家也是他最敬佩的。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些作品是他的同胞们应当认识、学会欣赏的作品。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就是人们称为文化福音派圣徒的人。他要把这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欧洲艺术珍宝的信息带回国，带给自己的同胞，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促进祖国的发展。

这种思想并不是新出现的，杰斐逊就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巴黎期间购买了63幅画作，大部分是临摹的。他相信，这些画作就像他从塞纳河边的书亭中选购的成百上千册的图书一样，有助于提高美国人对美术和思想界的了解和鉴赏水平。

摩尔斯创作工程的可贵之处在于可以把那么多的成名的经典之作汇聚在一起，这是他自己想象中的博物馆。他可以在国内举办展览，然而和卢浮宫不一样的是，他可以收费。他曾经对他的《众议院》画作也产生过同样的想法，但没有成功。不过，他觉得现在的主题和《众议院》有很大的不同，公众的反响会大不一样。他满腔热情，当时他从本质上就是满腔热情的人。

库柏喜欢他所见到的情景，喜欢这样的“轰动”。他养成了习惯，上午伏案工作，然后去卢浮宫（从家里步行1.5英里多，越过塞纳河）和摩尔斯一起度过下午的时光。

我8点钟起床，读报，10点钟吃早餐，10点半拿起笔，一直工作到中午1点。然后脱下晨袍，穿上靴子，戴上手套，拿起手杖……去卢浮宫，看摩尔斯在高高的画架上工作……

摩尔斯在一个自制的高高的、可移动的脚手架上工作。他在画廊中一处处地移动脚手架，临摹他所选择的对象，有些作品挂在相当高的位置上。

他的作品画的是方厅的墙上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地挂满了的画作，这是法国画展的标准模式。只是把构图的中央留下，透过宽大的门廊，可以看见长长的穹顶大画廊，大画廊的天窗一直延伸出去，就像风景画上闪光的远景一样。在主墙画的左右是侧墙的部分，这里也挂满了画，不过就像舞台的侧墙一样，比例大大地缩小了。事实上，整个布局的安排效果也像舞台一样，好像摩尔斯要在舞台上安排六七个人物，以增加趣味并在屋子里增加人气。

他整天“不间断”地工作，包括星期天，从9点钟一直到下午4点前，直到警卫来喊博物馆要关门了。画廊里的游人不断，其他的画家和学生也在各自的画架前用功临摹。摩尔斯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画画使人们感到奇怪，也是大家关注的中心，不过没人去打扰他。库柏骑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比任何人都享受眼前的情景。偶尔地，为了放松一下，他给他的朋友提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建议：“塞缪尔，这里再加浓一些色彩——再黄些，这个鼻子太短了——眼睛太小了。唉，如果我要是画家的话，我会画出多好的作品呀。”

纳撒尼尔·威利斯对人的面部非常感兴趣，他想探究为什么在人群中他总能认出美国人的脸来。美国人的脸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在来巴黎之前他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他断定这些特别之处在于“不对任何人卑躬屈膝的独立平和的神态，加上我们民族性格中具有标记性的好奇、敏感和喜好交际”。

对于威利斯来说，库柏和摩尔斯就代表了“民族性格”的真谛。在这年3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杜勒里公园，威利斯注意到他们顺着一条宽阔的石子路走了过来。威利斯是一个追求时尚的人。他一直在观察着大街上的那些法国公子哥，他们的发型是“美发师的新作”，他们戴的白手套雪白雪白。这时他看到了库柏和摩尔斯，这两位美国人的脸对比鲜明！威利斯写道：

摩尔斯的神色和善豁达，透着文雅，是典型的真诚与善良的形象；而库柏面色黝黑，眉毛向下压住了眼睛，棱角分明的嘴边透着一种不苟言笑、郁郁寡欢的神色，看上去有些像海盗。

威利斯想，这两张脸并不能完全表现它们主人的性格，摩尔斯的脸完全可以表现出他的个性，但库柏绝不像他的面部表情表现的那样，是一个阴沉、郁郁寡欢的人。库柏自己把自己的脸称为“变色龙脸”。

10年前，约翰·韦斯利·加维斯在国内给库柏画过一张肖像画。画上的库柏满面严肃，黑亮的眼睛直视着观众，眉毛之下是一副紫红的面庞，中间的鼻子被太阳晒得通红，而特别宽阔的额头却是白色的。这副尊容标志着其人总在户外活动，而帽子常常压低到眉毛之上。

巴黎有一座库柏的大理石雕像，是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皮埃尔·让·大卫的作品。雕像上库柏的面部要瘦一些，也好看一些，似隐似现的眉毛较宽，下巴棱角分明。库柏的家人认为，像雕得很好、很像，而霍雷肖·格林纳夫雕的库柏的另一座雕像则“海盗像”太重。

库柏和摩尔斯的身高相仿。摩尔斯的护照上记录的身高是5.9英尺，护照上关于他面貌特征的描绘还有：

前额：高

眼睛：黑色

鼻子：高

嘴巴：大

下巴：端正

头发：灰黑

脸型：长

从摩尔斯大学时代起的几张自画像上可以看出，他面目和善。用纳撒尼尔·威利斯的话来说，面带坦诚、温顺，有点儿孩子气，几乎可以说是可爱。格林纳夫也给摩尔斯雕了像，突出了他高额头、高鼻梁和大嘴巴，不过从雕像上看不出什么孩子气。格林纳夫作品的脸型要消瘦些，头发很乱，大嘴的嘴角有皱褶，看上去像英俊的演员或诗人，脸上看上去温顺、浪漫、热情洋溢，不过明显地透出了一丝坚毅。

<h3>二</h3>

库柏在卢浮宫和摩尔斯度过的下午，对他来说是忙里偷闲。这正是他希望在海外生活中能找到的“一点儿藏在杯底的快乐”中的一部分。库柏已经小有名气，而且有着让人羡慕的家庭背景。在许多人眼里，他是在巴黎那一小部分美国人的核心。不过，对库柏来说，摩尔斯及其在卢浮宫的工作是他的兴趣和快乐所在。

六个月前，也就是在9月，库柏的外甥威廉得了肺痨，10月不治身亡，死的时候只有22岁，而威廉之前差一点儿就成了库柏的养子。而冬季之初，库柏的妻子苏珊断断续续地发烧，让全家人担心。巴黎的冬天阴冷忧郁，是热病泛滥的季节。

库柏在给一位法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妻子病了……我请了大夫。”但库柏觉得他的巴黎家庭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好像在任疾病自然发展。“他们（法国）是医学和各种手术之都，但面对发烧这一症状及其病因他们好像束手无策。”

不过，他自己的健康，就像他很乐意告诉别人的那样，虽然不太稳定，但比起在纽约要好多了，发烧少了，胃病也好多了。42岁时，常有人说他像35岁。他的反应是：“当然，我相信。”苏珊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很有信心地写道：“库柏先生很好，就是有一个毛病，他一旦在拥挤的屋子里待一段时间，接下来的一天就会心情不好，发脾气。”这一点只有家人知道。

几个月来，一直有警告说可能流行霍乱。从8月开始，巴黎和伦敦的报纸上就有这样的报道，人们越来越担心。11月，老詹姆斯·杰克逊医生就写信给他在巴黎的儿子：“要是你得了霍乱该怎么办呢？”他的建议是“逃”——尽快离开巴黎。

库柏对霍乱的说法不屑一顾，怀疑“在这件事上夸大其词了”。

库柏在按部就班地写他的第十四部小说。除此之外，他还说要写一部欧洲游记。尽管他写作的质量参差不齐，但他已经写作了12年，他为自己的作品自豪，喜欢它们给他带来的荣耀，而且他喜欢金钱。他一开始就是为金钱而写作的，当时家族的衰败几乎让他穷困潦倒。根据他女儿苏所说，有一次库柏在给母亲朗读一本英国小说，读了一两章之后，他把书扔到了一旁，说他写的书会比这个好，他母亲嘲笑了他的想法。于是，他开始写作。这个故事后来流传很广。

在这之前他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对写作的兴趣，也没有想过以文学为伴。在耶鲁上学时，他是学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不过他学业很差，行为不端，16岁时就被开除了。他曾经把一头驴锁进了背诵室；在宿舍的门下引爆过自制炸弹。他父亲在家对他监管了一年。他们住在纽约以北的奥琪勾湖边，他父亲建立的一座村庄——库柏镇里。一年之后，父亲安排他坐一艘商船出海。他发现自己喜欢水手的生活，于是参加了海军。就是在那时，他遇到了他在巴黎一起步行的伙伴，沃尔希上校。他本来想把海军作为自己的职业，直到遇到了苏珊·奥古斯塔·德·兰西，她觉得他该安定下来了。

他们于1811年在纽约结婚，先是和她的父母在莫马洛奈克一起生活，后来搬到了奥琪勾湖边的农场上，开始盖一所石头房子。他的父亲1809年过世，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他预想着过一个北部乡绅的平静生活。孩子们出生了，债务越来越多，后来发现他父亲的房产是负债的，而且由于经济萧条，家里的土地财产也值不了多少钱，他面临着破产的命运。

他的第一部书《警惕》是一本言情小说，故事发生在英国，有点儿像简·奥斯丁的风格。这部书写得一般，成就不大，在英国被当作了英国人写的小说。不过，库柏发现他喜欢这个工作，喜欢想象作为一名作家可能造成的影响。书是不同凡响的东西，他没有耽搁，又拿起了笔。

他写道：“按照库柏夫人的建议，我又开始写另一个故事。”（他把妻子称做他“愿望的法官”，“对任何事情都有一流的判断力”。他把所写的都朗读给她听，她给他审看了每一页手稿。）这一次结果大不一样，《间谍》是一部完全的冒险小说，以美国独立战争为背景，库柏说小说的主题是爱国主义。这部小说一炮打响。

从此，成功对于他就成了家常便饭。下一部小说《拓荒者》在发行的当天中午就卖出了3500册，不到一年就有了法语译本。

《拓荒者》于1823年出版，那是库柏生活最困难的年代。他建的房子着了火，他两岁的儿子费尼莫尔死了，他有日射病和自称为严重的脾气暴躁症，还有可能是疟疾的发烧。

在《拓荒者》中，他描述的世界很像他的童年，主要是自己喜欢的情景。小说以库柏镇为背景（小说中称为泰普敦），故事的时间是1793年。在《拓荒者》中，他向读者推出了纳蒂·班波，一位消瘦的老西部人，他长年累月穿着鹿皮制成的护腿，因而获得了“皮袜子”的外号。这个人物很像几年前才去世的丹尼尔·布尼。

随后又有两部历史小说：《舵手》是一部航海小说；《莱昂内尔·林肯》的背景是独立战争时期邦克山战役时的波士顿。

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纳蒂·班波又出现了，背景还是纽约以北，不过这次是60年前纽约的荒野，法国人正和印第安人进行战争，当时的班波正值壮年，是侦察员。库柏写出《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速度极快，只用了三四个月。这部小说气氛紧张浪漫，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讲述了当时被称为鹰眼的纳蒂和一个莫希干朋友卿格古柯，在战斗中护送英军将军的两个女儿穿越森林的故事。大段的美国荒野景色的描述——河流、瀑布，还有“遮天蔽日的大森林”，打动了美国读者。其他的美国作家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描写。小说一发行就在大西洋两岸都获得了成功。

这部小说是1826年出版的，那年库柏出发去法国，而另一部关于纳蒂·班波的小说《大草原》的创作已经开始。库柏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拓荒者》《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和这部书会构成一个连续的系列。我承认就目前发展而言，我最喜欢《大草原》……”

等他和家人在巴黎安顿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作家。摩尔斯后来写道，他在巴黎的各家书店的橱窗中都能看到库柏的书。自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还没有哪位美国人受到如此的欢迎和喜爱。库柏喜欢受到关注，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他的祖国。

他和苏珊经常是拉法耶特位于圣奥诺雷郊道官邸宴会上的贵宾，得到款待，可以通宵参观城南的谷仓、将军塔和15世纪的城堡。在外交宴会和许多奢华的场合，他们都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库柏在事后会用满满几页的信纸来描绘那种“富丽堂皇”——布置的场景、食品以及华丽的礼品。他被称为“美国的沃尔特·司各特”，这是对他很高的恭维，但他私下里并不喜欢这个称呼。画家要为他作画，雕刻家要为他塑像。

库柏虽然享受人们对他的关注和欢呼，但他远没有沉醉于巴黎社会的“浮华”。拉法耶特把他引见给路易·菲利普国王。他发现国王是那么得平易近人，他很乐意听国王饶有兴趣地讲述其在美国的日子。不过，对于他遇到的其他人，库柏倒不大佩服。他私下里写道：“害怕有失身份或架子，让许多傻瓜举止不爽。”

不过，库柏还是喜爱巴黎，这一点无可置疑。他喜欢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觉得在巴黎要比在纽约干扰少一些，特别满意孩子们在那里受到的教育。

作家的豪宅及其生活方式和他的作品《大草原》中背景的质朴之间的反差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次，在《大草原》中纳蒂·班波已经是一个老人。他冲在了西进浪潮的前沿，一直向西，就像丹尼尔·布尼晚年所做的那样，穿越了森林，跨过了密西西比河。以前还没有人这样演绎过美国的历史。库柏通过纳蒂之口说道：“这的确是一条让人精疲力竭的道路，我一路上看到了许多，路途中也饱受苦难。”纳蒂发现即便是辽阔的大草原也变得越来越“拥挤”了。

对于有些读者来说，在巴黎这样的环境中创作这样背景的故事，描写那些空旷的、没有人迹的荒野，有点儿不可思议。而对库柏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严格地奉行自己是美国作家的原则是一种荣誉”。

与此同时，他正在得到美国作家从未获得过的回报，法文版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不断“攻城拔寨”，影响越来越大。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在赚钱和攒钱，到1832年，他估算了一下未来一年的财产收入，大约有2万美元，而在欧洲2万美元是一大笔财富。

对于其他在巴黎的美国人来说，他的出现、他的成功和声望是一种令人骄傲的事情，他是“我们的同胞库柏”。更让他们骄傲的是，他是那么明显地以美国人的方式处事，比如，从不掩饰自己的财富。库柏交的一位朋友是北卡罗来纳的学医的学生，名叫安什贝尔。他写道，库柏是“最优秀的美国人”。他还写道：“重要的是，他在巴黎潇洒地生活着。”

的确，库柏和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再加上三四个佣人——在路易十六大厦占用了两层宽敞的、设备齐全的房间。这是位于巴黎第七区的圣日尔曼区的圣铎米尼克大街59号的宾馆。苏珊在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第七区是“这个城市很出名的地方”。库柏的故事是美国人成功故事的全新版本。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库柏写道：

客厅有30英尺长，17英尺宽。木质装饰上雕刻着各种图案，特别是门上的雕刻更是千姿百态……门窗的框上都绘制着各种精美的图案。四面固定在墙上的大镜子把大厅照得一片明亮，高大雅致的落地窗让大厅显得更加宽敞。

根据苏珊的描述，客厅长长的法式窗户在第二层，“挨着库柏先生的书房”；一层是餐厅，窗外对着公园。“我们非常舒服、安静地俯瞰着我们公园周围的五六个公园，非常宜人，这让我们心旷神怡。”

孩子们的音乐课和艺术课也上得非常好。五个孩子可以像“本族人那样”使用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闲聊。即使是最小的、只有7岁的保罗也可以轻松地讲这三种语言，并用这三种语言阅读。这使得他的父亲十分骄傲，到处炫耀。

不过，他们第一年在巴黎社交界的风光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几乎隐居起来，不怎么出去，不怎么见人”，苏珊写道。她的健康是他们避人的习惯借口，他们都不喜欢上层社会的浮华。除了苏珊时好时坏的健康状况以外，库柏一到人多的地方就不舒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不去参与社交，而是尽量躲开，我的健康和追求都让我不得不这样做。”他对法国人对他的大惊小怪感到越来越厌倦了。

“人们似乎认为美国人会写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对美国人出版的图书一无所知，“除了他们称为美国的富兰克林博士和库柏先生的之外”。

尽管他们很少接受请柬，库柏和苏珊却经常宴请“美国圈子”里要好的朋友，摩尔斯、纳撒尼尔·威利斯、霍雷肖·格里诺（只要他在巴黎就请），还有阿什贝尔·史密斯以及那些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只要是拥护波兰解放的朋友。波兰的解放一直是库柏热切支持的事业。威利斯常描述库柏家早餐会上波兰人和美国人大方和好客的气氛。也许在大西洋东岸再没有其他地方用荞麦煎饼来待客的了。

似乎每一位受邀请到库柏领地的美国人都非常珍视这次经历。爱玛·薇拉德写道：“和库柏先生及其家人度过了几小时极其愉快的时光，我在他身上发现了并不是所有被称为美国人的人身上都有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美国精神。”

摩尔斯总是出现在这里，好像他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一样。每天在卢浮宫的工作一结束，他就会和库柏一起步行到圣日尔曼区，和库柏的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并一直谈论到夜间。摩尔斯开始教库柏的女儿苏画画，这自然使得一些人觉得他对苏的感情超过了一时的兴趣。这些传言很快传到了纽约，也可能包含了几分真实。苏珊·库柏在1832年给她姐姐的信中特意强调：“我们真诚的朋友摩尔斯先生，对父亲的兴趣远大于对女儿的兴趣。”库柏坚持认为，虽然摩尔斯是一个“优秀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对20岁的年轻女士有魅力的人”。

摩尔斯生活俭朴，住在塞纳河右岸苏莱纳大街的偏僻街道的一间小屋里。为了节约费用，他和另一个名叫理查德·哈伯山姆的美国画家合租了这间小屋。除了晚上和库柏一家在一起，白天在卢浮宫画画以外，他在巴黎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不去剧院看戏，不参加饭店的社交晚宴，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他记录到，在1831到1832年那“多事之秋”，他和库柏几乎“每天，甚至时刻”见面。

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父亲都曾显赫一时；他们都上过耶鲁大学；年龄相仿；两人都富有才华，雄心勃勃，而且很优秀；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历史的记录者，虽然各自的方法不同；他们都是新教的虔诚教徒，摩尔斯比库柏更甚，作为神父之子，摩尔斯希望库柏在宗教方面再虔诚些。摩尔斯每天祈祷，而且以宗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前景、责任和奋斗，以及所做出的决定。在这一点上，库柏只是每天吃饭时的感恩和每晚为家人读祈祷词，显然是不够的。

他们两个都喜欢音乐，库柏吹长笛，摩尔斯弹钢琴。两人都很在乎自己的绅士身份，用库柏的话来说，他们是“有着共和国俭朴习惯的绅士”。他们就是这样被培养和教育的。如果有人问，他们就会说，对于在国外的美国人来说，绅士举止更加重要，因为他们代表着他们的国家。

至于绅士需要具备什么素质的问题，其他那些来到巴黎的美国人曾认真地考虑过。温德尔·霍姆斯在卢浮宫看了提香的画作，画上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只手套，看后他认为，提香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理解“绅士是什么样子的”。

库柏的父亲威廉被认为是“地产投机的天才”，曾在奥琪勾镇任第一法官，并两次入选议会。他和乔治·华盛顿相识，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曾为他画像。后来，他那成了名人的儿子带着感情回忆说，“我那相貌堂堂、热心助人的父亲”会“用他的轶事和趣闻让人一路心情愉快”。

摩尔斯的父亲，翟迪加尔·摩尔斯神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是公理教会的神父和学者，并以“美国地理之父”的称谓闻名国内外。他著有《轻松学地理》和《美国地理》等著作，他为孩子们写的《地理入门》几乎在每个学校都是标准教材。当小塞缪尔成为耶鲁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立即就自然地获得了“地理摩尔斯”的绰号。

摩尔斯14岁时，库柏就被耶鲁开除了。库柏承认在他之后进入到耶鲁的弟弟是一个“踏实的好学者”而且“受人尊敬”。而他总是缺钱，不断向父母伸手，这样的情形和他父亲在耶鲁大学上学时的情况如出一辙。

摩尔斯思想活跃，不过除了某些自然科学课程以外，他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在本科学生中，他唯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绘画才能。他当时已经在以一美元一幅的价格给人画小幅肖像了。

不过，库柏和摩尔斯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库柏已经出名，而摩尔斯没有；库柏已经可以说流利的法语了，而摩尔斯还得继续努力学语言；摩尔斯没有家庭，没有一丝库柏享有的经济保障；摩尔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今后以什么为生的问题。在耶鲁大学时，他表现出了不俗的绘画才能。他早就知道，自己必须成为艺术家。19岁时他就告诉父母：“我就是为绘画而生的”，并且向父母要钱，因为他要师从当时一个很出名的年轻画家——波士顿的华盛顿·阿尔斯顿。

多年来，塞缪尔·摩尔斯的父母担心他“不踏实”，摩尔斯神父反复强调：“一次只做一件事”“踏踏实实专注于一个目标”是“超级天才的成功之道”。然而，当塞缪尔·摩尔斯宣布要把绘画作为他“专注”的“目标”时，他的父母对此不能接受。他最好没有自己的计划，他的父亲在信中说：“你母亲和我一直在为你计划。”

从查尔斯顿第一公理教会的讲坛，翟迪加尔·摩尔斯就拥护不妥协的、经典的加尔文教义，并把儿子们送到了自己的母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耶鲁大学还没有受到如哈佛大学所受到的宣扬新自由唯一神教派的腐蚀。翟迪加尔·摩尔斯有一张苍白的清教徒长脸，面容严肃，一本正经，同时又很博学。在家里，他主张努力和节俭，对父母孝顺、听话，对上天的赐福心存感恩。塞缪尔·摩尔斯的母亲伊丽莎白·摩尔斯和父亲的思想一致，说话更加直截了当。她是新泽西一个法官的女儿，是普林斯顿学院院长的孙女。在儿子大学时代，她提醒他，说她自己“从没有尝试过雪茄、白兰地或葡萄酒诸如此类的东西”。她告诉儿子：“生命中最大的事就是为死亡做准备。”

塞缪尔·摩尔斯知道，母亲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太多的死亡。她生了11个孩子，仅有3人活了下来，就是他和两个弟弟。

翟迪加尔·摩尔斯和伊丽莎白·摩尔斯都是尽心尽职的父母，深爱着三个儿子，关心他们的利益。这三个儿子对此感受颇深。就在塞缪尔·摩尔斯从耶鲁大学回家后的几个月，他们亲眼见到了儿子确实是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他们默许了他的选择。他不但可以跟着阿尔斯顿学画画，而且在阿尔斯顿的强烈要求下，还和他们夫妇一起去了伦敦，在那里学习。

摩尔斯的父亲在给他伦敦的熟人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儿子，这封信很多也谈到了自己。

作为父母，我们为他设计了别的职业，不过他对自己的选择是如此执著。根据一些专业人士的判断，他在这方面的天分很高，我们认为阻止他的选择不合适。

这个国家的艺术还处于年轻的时期，让人提高的空间不大。只有在古老的国家里才能发现艺术精品，这在你们那里是最合适不过了。

詹姆斯·库柏30岁拿起了笔，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任何的学徒，一鼓作气，成了成功的作家。和库柏不同，摩尔斯在伦敦待了四年，在要“闪光”的欲望驱使下，付出了从未有过的努力。

在阿尔斯顿的辅导下，摩尔斯的进步是惊人的。阿尔斯顿自己刚三十出头，也很努力，在绘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让摩尔斯看了兴奋不已。阿尔斯顿作为老师是很挑剔的，他的批评让人“心痛”。摩尔斯写道：“我一直努力地在画，画了一整天，开始欣赏自己的作品……他沉默良久，说道：‘先生，非常糟糕，这不是肌肉，而是泥土。简直是用砖灰和泥画的！’”这时候，摩尔斯只想用调色刀把画布划烂。他很生气，感觉受到了伤害。不过仔细想来，他意识到阿尔斯顿不是阿谀奉承之人，而是朋友。“要取得真正的提高，就得看到自己的错误”。

阿尔斯顿也会从摩尔斯手中拿过调色刀和画笔，灵巧地画上几笔，让摩尔斯看该怎么画。

阿尔斯顿把摩尔斯介绍给了神话般的本杰明·韦斯特。阿尔斯顿就是跟他学的画。韦斯特在费城附近长大，当时七十多岁了，但精神矍铄，和其他活着的历史画家截然不同。他是1763年来到伦敦的，本来是到国外临时学习一段时间，结果再也没离开。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他成了国王乔治三世最喜欢的画家，也是一名最伟大的教师。多年来，韦斯特指导过的美国人有约翰·杜鲁布尔、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查尔斯·威尔逊·皮勒和托马斯·萨利。他对年轻画家的兴趣丝毫不减当年。

摩尔斯惊讶地了解到，韦斯特画过600多幅画，当时就在同时创作9到10幅不同的作品。韦斯特详细询问了美国艺术的现状，并且“显示出他们应当在那里发展的热情”。

摩尔斯见到韦斯特的时候，正是1812年英美两国爆发战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生活在敌国，这就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韦斯特的情形一模一样。

“画得不错！”摩尔斯完成了历史画作——60英尺乘80英尺的《临死的赫拉克勒斯》，韦斯特立即来看，连声称赞。“韦斯特先生……告诉我，如果我能活到他的年龄，成绩会超过他。”摩尔斯自豪地说。之后，这幅画被选挂在了王家学院的一个画展上。摩尔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铅印并受到了赞扬。

摩尔斯强调说，是阿尔斯顿把他带到了今天的地步。他对阿尔斯顿赞不绝口。通过阿尔斯顿，他认识了其他的画家，还有受到观众喜爱的美国青年演员约翰·霍尔德·佩纳和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拉律治。摩尔斯当时还在读乔叟和但丁的作品。他跟他的父母解释说：“对于画家来说这都是必要的。”除此，他开始学习演奏大键琴；不遵从古老的家训，开始抽雪茄、喝葡萄酒；去戏院，还看了一场伟大的悲剧女演员萨拉·西登斯的最后表演，甚至试着写了一出滑稽剧。

“你提到认识了年轻的戏剧演员佩纳，”他的母亲在信中透露出了明显的忧虑，“我反对你和这类人往来，因为迟早你会在道德上受到腐蚀的。”

摩尔斯很忙，喜欢社交，放弃了以前强加给他的约束，他和以前一样快乐。根据他几年后写的一封信可知，他差一点儿就恋爱了，不过他从没提是和谁，只是后来又提到他发现恋爱和绘画是“吵闹不休的伙伴”。

他在耶鲁时就经常缺钱，到了伦敦，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他没钱“吃像样的饭”，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父母：“我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没有买过新衣服，我最好的衣服也已经磨破，我的鞋露出了脚趾。”

在1814年5月2日的另一封信中，他宣称，不能“只做一个肖像画家”就可以了，如果不能达到艺术上“高水平阶段”，只是成为历史画家，他是不会满足的。

我不需要告诉你们我从事的是一种多么艰难的事业，其艰难程度足以让那些没有下定决心要付出努力、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人望而却步。我对其研究得越深，就越着迷，我的进步也就越大，我就越发地追求其中的美……

他想到了他的祖国：“我的祖国在我心目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我该如何为她争光添彩呢？”

他希望到法国去学习，但又遇到了钱的问题。他提醒父母，巴黎就两天的路程，“我向往着把自己埋在卢浮宫”。在卢浮宫立起可移动脚手架之前的17年，摩尔斯就这样写道。

23岁时，他在伦敦写下，他的野心就是要重现文艺复兴时候的光芒，要和拉斐尔或提香比肩。现在1832年，他42岁了，已经身在巴黎，而且确实也画得不错。他要在那巨大的画布上进行一次文艺复兴之旅，里面包括了拉斐尔和提香，还有许多其他人。

摩尔斯的伦敦之旅止于1815年，他的父母告诉他该回来谋生了。回到美国后，他几乎完全专注于画肖像，希望能够赚足钱，到法国继续他的艺术教育。他把时间花在了新英格兰、查尔斯顿、南卡罗来纳、华盛顿和纽约。毫无疑问，他的肖像画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美国肖像画家的作品。伦敦的岁月已经把他从一名有才华的学生变成了一流的画家。

1816年，他遇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的卢克利希亚·皮克琳·沃尔克。他告诉父母：“她非常美……而且善良。我想向她敞开心扉……”

“她会做家务吗？”注重实际的母亲希望知道，“她尊重且热爱宗教吗？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的年龄多大了？她身体健康吗？她父母年龄几何？他们以后会为她做些什么，比如说她20岁时？你的下一封信至少要能回答这些问题中的几个。你知道你的母亲在新英格兰生活了27年，无时不在学习提出问题。”

摩尔斯当时的目标是赚够钱，将来组织一个“家庭”。有一段时间，他8天画了五幅肖像，15美元一幅。他计算，他的这个“职业”一年可能平均赚到2000~3000美元。

但这不够，在画肖像之余，他想搞点儿发明。他和弟弟一起发明了一种用在救火车上的可移动（皮革）活塞水泵，或可以用到船舱底作为抽水水泵，他因此得到了专利。他自己制造了一台机器，可以在大理石上进行雕刻，快速复制雕塑。

1818年，塞缪尔·摩尔斯和卢克利希亚·沃尔克在康科德市结婚了。当时他的一幅肖像画的价格涨到了60美元。1819年，他挣了一笔大钱——给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绘制詹姆斯·门罗总统的画像，价格是他不敢想象的75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