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的一天是忙碌的一天，得把旅行用的衣服准备好，选一些书来打发海上的时光，把所有的行李都装进一只黑色的大旅行箱里。以前去过巴黎的熟人建议要准备好足够的肥皂。

最后是登门和朋友们告别，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去欧洲，总有些朋友会刨根问底地追问这样冒险旅行的原因。时间都花在了写告别信、表达离情别意和给孩子或弟妹们留言上了。查尔斯·萨姆纳于航行的前夜，在纽约阿斯塔公寓自己的房间里给10岁的妹妹写道：“亲爱的，一想起你的笑脸，我就感到快乐。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上旅行，我都会把你的笑脸珍藏在心底……不要哭……当你情绪失控，要发脾气之前，先停下来，数到60，然后再说或做什么。”

在另一封信中，萨姆纳对一个年轻的弟弟说道：“亲爱的小伙子，要选择一种高尚的事业，贡献出你全部的时间，这项事业会带给你地位和荣誉。另外，要做一些对你周围的人有好处的事情，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琐事上。”

航海者的父母们会觉得这种离别是非常痛苦的，其中许多人还承担了儿女航行的全部费用。他们不停地提醒孩子花钱要有计划，要注意身体。他们特别关注的是孩子的健康，尤其担心国外那些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会流行天花、伤寒、霍乱，更别说梅毒了，唯恐稍不留神疾病就有可能降临到他们毫无防备的心肝宝贝身上。他们反复地提醒年轻人要谨慎交友，要清楚自己的身份，回来时不要沾染欧洲旧大陆的那些娇柔和堕落。

波士顿著名的医生约翰·柯林斯·沃伦给他学医的儿子写下的“出国指示”有40页之多，从他必须学习什么、如何整理笔记，到他应该或不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医生告诫儿子梅森要小心交友，特别要远离那些“喜欢去剧场和挥霍”的人。

离别的前夜是情感爆发的时刻，郁闷犹豫之中点缀着强烈的兴奋和激动是常见的情景。查尔斯·萨姆纳在日志中写道：“这是悲伤的时刻，充满着焦虑、怀疑和担忧，同时混杂着对未来的憧憬。”塞缪尔·摩尔斯一想到要离开孩子和祖国就有一种要发狂的感觉，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有人告诉我，他们都为我的身体甚至是神经担忧”。

不过一旦这些航海者上了船，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时，几乎所有人都强打起了精神。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所不熟悉的航船的移动开始影响他们的心情了。“我们离开了码头，旁边跟着一艘汽船（拖船）”，萨姆纳在乘坐着“奥尔巴尼”号船离开纽约时写道：

微风吹起，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驶向大西洋！再见了，我的朋友、我的事业、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每一个汹涌的海浪都带着我渐行渐远，摇晃的船舱让我的笔锋难下。现在我的大脑感到微微的眩晕，我的想象却把美好的前景展现……

从费城出发的纳撒尼尔·威利斯描绘了有10到15艘大船排在航道中，等待着领航艇的壮观景象：

当她顺河道而下时，他们都一起起锚，我们出发了。那是一片美丽的景观——那么多船帆紧密排列，在微风吹拂下猎猎作响……

威利斯写道：“我人生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踏上了去法国的航程。”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先驱者都到了西方。

<h3>二</h3>

他们在不同的年份从不同的港口起航，塞缪尔·摩尔斯于1829年11月从纽约出发，彼时的天空中正吹着他认为的“最美妙的风”。爱玛·薇拉德是在1830年的秋天出发的；医学院学生小詹姆斯·杰克逊是1831年春天上路的；纳撒尼尔·威利斯出发在1831年秋天；温德尔·霍姆斯在1833年出发；怀揣梦想的画家乔治·希利在1834年横渡大洋；费城的教师约翰·桑德逊是在1835年出海；查尔斯·萨姆纳则于1837年踏上了求学之路。

恰巧就在美国人纷纷来到法国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法国贵族，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却决定从相反的方向横渡大西洋，他1831年从勒阿弗尔港起航，出发去了美洲。托克维尔25岁，身材矮小，相貌并不出众。他说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美国“对一切进行探寻，看看这个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之前他从来没有和美国人说过话，也从未出过海。

塞缪尔·摩尔斯对自己的跨洋之行评论不多，此行历时26天，包括五天五夜的大风暴。这五天五夜，船在风浪中颠簸，无人能够入眠。纳撒尼尔·威利斯乘坐的是新的“太平洋”号双桅船，由法国船长掌控，海上风平浪静。不过，在度过了对他来说极为难熬的一周之后，晚餐上的所见终于让他笑逐颜开。

“在风浪大的情况下，一个人要在桌子旁坐稳都很难；而要护住菜盘、瓶子和调料瓶，让它们不至于随船体的颠簸一起倾倒，则需要水手的技巧和冷静。”在《纽约镜报》娱乐读者的一篇生动的描述中，威利斯写道：

风浪来袭，船长大喊一声：“小心！”眨眼之间，所有的东西尽在掌握之中，只待船体倾斜，其动作之干净利落就是著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的笔触也难以企及。船长一手抓住汤盘，另一只手扶住汤碗边，一口咬住葡萄酒瓶，胳膊肘压住倾斜的桌角，坐在横板上稳如泰山，一脸严肃，同时眼睛还警惕地盯着盛着面条的碗在晃动。久经风浪的老大副以魔术师般的灵敏，伸腿支撑在了后面仪表舱的舱壁上，同时胸脯顶住了桌子，抓住了自己的盘子和调料瓶，并控制了一两个小盘子。船员们，能站稳的人看住了菜，站不稳的人单膝跪下，尽可能接住从餐桌上滑落的东西。

风平浪静之后，威利斯心情愉快极了，他沐浴着海风，享受着平稳的航行。“这是让人热爱生活的一天，”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写道，“成百上千的海鸟在我们周围飞翔……水手们赤着脚光着头，散布在各处的索具旁，做着‘好天气’的工作……”

威利斯是这艘船上唯一的乘客，他的处境和温德尔·霍姆斯完全不同。霍姆斯乘坐的是“费城”号邮轮，从纽约出发，和他同船的还有30名其他乘客在普通舱，15名乘客在下等舱里。“费城”号被认为是这条航线上最好的船。广告上说：“为旅客提供的食宿条件优越，丰富多样”，床、卧具、葡萄酒还有“质量上乘的日用品”是不缺的。乘客中大部分都来自波士顿，其中有几个是霍姆斯的朋友，包括一个喜爱交际的哈佛毕业生托马斯·古尔德·阿博顿。他是灯塔山阿博顿兄弟中的一个（范妮的弟弟）。他正在成为作家还是艺术家之间进行抉择，同时也过着快乐的生活。

他们四月航行，几乎一路上都风平浪静，这是旅行者梦寐以求的情况。阿博顿的日志证实，每天的日子都很平静无波：

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预想中那种无所事事的无聊。我变着花样找乐趣，并发现我的活动都很有意思。我和霍姆斯博士谈一些感想，然后用半生不熟的法语和维克托琳（一位女乘客的女佣）调情，很快就又和克提斯先生以及我们的两位医生一起打嘴仗。

大家情绪都很高。一天晚饭后，大家在夜色中唱起歌来，“下等舱传来的一个人的歌声让我们感觉到了民歌的激动人心”，这让那个夜晚尤其难忘。

然而，第二天早晨，“前几天的平静生活开始随着大海的节奏改变了”。阿博顿挣扎着从铺位上下来，差一点儿从船舱的窗户上一头栽下去。“连摔带擦”，他总算穿上了衣服，朝上面走去。船上的活鸡活鸭都“惊恐地叫着”，船长用喇叭朝着那些“以难以置信的精妙的角度站在甲板上的”船员们喊着“精练的口令”。

那天早晨没几个人去吃早饭，去吃晚饭的人更少。然而不久，平静又恢复了，阿博顿有了一种要画画的冲动。他研究着“深沉美丽蔚蓝”的大海，“那种蓝色我听说过，但是以前从来没见过。当我们的航船劈开水波的时候，海水地从船体的两边散开，形成长长的带着泡沫的波纹，显现出最完美的蓝宝石般的色彩”。

在另一篇日志中他写道：“这是一个让人神清气爽的傍晚，像白盘子一般的月亮发出一点儿淡淡的光，就是这点儿光也很快隐没到了乌云编织的、长长的、深褐色的帘子后面了。我们周围一片黑暗，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水。这是多么奇妙的情形呀！”几天后，他心情愉快地回味着：

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奇怪，无所事事！早晨的懒觉、笑话……甲板上转一转，随便聊几句，拿起一本书看上一两个小时，再到甲板上转一转；铃响了，我们冲进餐厅，三道菜、笑声、蜡烛、茶，还有月亮……

只有第二天晚上，船长提到可能会遭遇大片的冰川时，船上的气氛变了。“这个消息让大家确实感到惊恐。”阿博顿写道，“我不能入睡，在想象中听到了我们的船体和冰山碰撞的破裂声……”到了早晨，危险过去了，船上的生活又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基调。

像这样的轻松和惬意横渡大洋是个别的例子。其他几乎所有的航海者都遭遇了多日怒号的狂风和凶暴的大海，此时死神就在身旁徘徊。对于乘坐“查理大帝”号轮船从纽约出发的爱玛·薇拉德来说，这的确是一次“艰难的航行”。她出国的重要原因是出于对其健康的考虑，她没有解释说自己究竟有什么病。她不断听人谈起天气，她写道：“有些老的旅行者吓唬捉弄那些新的胆小旅行者。”因此，她并没有在意。可后来真的变天了，和白天的狂风相比，风力减小后大海的狂怒更加可怕，“海水迅速集聚，海面不断升高，有时好像要把船推到天国一般，然后又像要把船一下子摔向地狱；有时海水吐着泡沫冲向轮船，然后迎头砸下来，以骇人的力量狠砸甲板”。最让人害怕的是晚上排山倒海般的浪头袭击轮船。

我们的上面、下面和周围都是大自然的暴怒，没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和这种暴怒隔开，只有一条帆船，它的桅杆在发抖，它的船板吱呀作响，就像要解体了一般；当时的感觉就是一条船在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方面不起什么作用，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上帝。当时人们脑子里自然地产生了会葬身大海的念头。

让薇拉德夫人惊奇的是，她一点儿也没有晕船。相反，天气的暴虐、“在船上的摇晃和摔打”、把宝贵的生命寄托在“某个固定的物体上……紧紧抓住，以免被甩出船舱，晚上抓牢床铺，害怕滚落下来”，这一切似乎对她的健康有益。

面对如此凶险的航行，她开始认真地考虑，如果她能活着完成这次航行，留在法兰西是否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约翰·桑德逊在回忆他在船上的经历时写道：“如果你们村里有哪位女士有一位不尽责的丈夫，或者有哪个儿子殴打他的母亲，就让她送他出海吧。”

查尔斯·萨姆纳在出海的头几天晕船晕得一塌糊涂，他甚至不能忍受想象食物的味道，更别说把他拉上餐桌了。“我的的确确被‘关、困和固定在’了我的铺位上，什么也不能吃，什么也不能做……”到了第四天，他虚弱得连一本书也拿不动了。不能阅读对萨姆纳来说是不幸的最高程度了。后来，让人惊讶的是，他的胃口恢复得像“饿狼一样”，他既回到了饭桌也回到了书桌旁边。

圣诞节是在英吉利海峡度过的，长长的旅程也临近结束，萨姆纳在私人日记中表达了他的种种感想：

以我现在的年龄和状况出国，我感觉是大胆或者说是冒险的一步……不过我的目的是接受教育，以满足思想深处存在已久的渴望……有人曾提醒过我不要被欧洲所诱惑……我谨祈祷能够平安地完成这一切……但愿我回国之时对我的朋友和祖国的热爱不减，思想不受欧洲老大陆堕落观念的腐蚀，举止上不沾染矫揉造作之风，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担当起一个美国人的责任！

<h3>三</h3>

他们会几个小时地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出现的大陆的轮廓，观察着陆地上的景物慢慢变大，变得清晰。在家时那片陆地被称为“旧大陆”，对此时的他们来说，这是一片全新的土地。

无论他们是到达塞纳河口的巴黎大港——勒阿弗尔港，还是从英国渡海，在加来或布伦港登陆，上岸后的前几个小时，他们的情绪中既有轻松又有兴奋，还不免夹杂着要面对如此多的新鲜和陌生而产生的困惑。这些情绪混杂在一起，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心情平静。

刚一上岸，他们的美国护照就被法国当局收走了，说要送到巴黎。他们被告知，到巴黎后到就近的警察局去领取，并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一种票据。同时，大批推推搡搡、吵吵嚷嚷、混乱不堪的搬运工和拉人拉货的马车夫都争相拉客人。行李箱、行李袋都运到海关去通关。除了衣服之外，其他的个人物品都得检查和上税。任何人携带密封的信件都有可能遭到罚款，如果有人觉得他们有可疑迹象，他们就会遭到检查。许多人对当局这样搜查他们的行李，甚至对人进行检查的“无礼”行为感到不能接受。急于避开搬运工那“一串串不知所云的法语”，纳撒尼尔·威利斯和别人一样多付给了他三倍的钱数。

即使没有这些“无礼”，办理护照的整个过程——花费、“让人烦恼的程序”等的繁琐就足以让这些美国人反感了。约翰·桑德逊在和一个说英语的法国人聊天时提到，在美国没人随身携带护照，外国游客也不用。法国人不明白：那样怎么能保证人身安全呢？桑德逊解释说，一个人如果习惯了看到某事的做法，就很难想象变换成其他做法的可能性。

最后终于办完了要进入法国的各种手续，桑德逊径直去了最近的教堂，“去向圣母玛利亚进献一磅蜡烛，来表达对于保佑我平安渡海的谢意”。

大多数旅行者愿意在勒阿弗尔待上一两天，休息一下再赶路。虽然这里的一切和他们习惯了的东西都大不一样，但是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许多人不喜欢这种景象，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查尔斯·萨姆纳是个例外，对历史的热爱让他一下子就对周围充溢着的历史感产生了激情。“一切都很古老……我路过的每一栋建筑似乎都有其历史。”他看到只有一条街边上铺着人行道，大部分的街道都很泥泞，非常难走。男男女女都穿着走起路来嘎嗒嘎嗒响的木鞋，和其祖辈穿的没什么两样儿。萨姆纳觉得，这里所有经历了时间检验的东西都是最好的，而在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超越了变革和试验的阶段”，美国的任何东西都“没有那种岁月的荣耀”。

从勒阿弗尔到巴黎是一段朝东南走的、距离有110英里的路程。他们乘坐一种公共马车旅行。那是一种看上去巨大笨重的马车，每辆车有普通公共马车的两辆半那么大，据说为了使用方便，也就不管什么好看不好看了。车上有15个乘客的小房间，分为三“栋”，车前部有三个房间，中间有六个房间，后部有六个房间。每部分和其他部分都是分隔开的，这样就把乘客分为了上中下三等。桑德逊写道：“如果你感觉自己是贵族，你可以包下整个前部，这样你和女眷一起，就有了足够私密的空间。”在车的顶上还有三个位子，这里是堆放行李的地方，车夫也就是“驾驶员”在这里是绝对的权威。

这样一个笨重的家伙可以载三吨重的乘客和行李，由五匹马拉着，三匹套在前，两匹紧跟在后。后面两匹马其中的一匹背上，骑坐着穿着黑马靴、甩着鞭子的“副驾驶”。这种车上路的正常速度是每小时7英里，这就意味着到达巴黎的旅程，再加上路上停下来休息的时间，差不多是24小时。

车在黎明前出发了。上路后，这些美国人发现，路况出乎意料的好——宽阔、平坦、结实，没有石头，车的摇晃让人感觉出奇得舒服。从出发时看到的第一处灯光开始，他们大部分人都对一路的景色欣赏有加。他们顺着塞纳河河谷，走过平整的农田，大部分路段上都能望得到宽阔的河流，蜿蜒流淌，连绵不绝，河道中间不时还有小岛点缀。

离大海越来越远，又一次浸没在美丽的景色中，听着鸦鸣，这时人人都感到欣喜的变化。一切都是那么诱人，大地平静又富足。每片田野都得到了很好的开垦，河边的山坡都用白色石灰石垒成的防护墙加固。每个村庄和城堡看上去都古色古香，别具一格。纳撒尼尔·威利斯写道：

我看着不断出现的老修道院的废墟，还有现在仍在使用的宏伟教堂，看到了门口石头台阶上一处处的凹坑，那是千年来修士们和穿着铁甲的骑士们踩踏出来的；还有那悬在门槛之上的石制十字架，它凝聚了上百代的人的目光，千百年来人们从它的下面走过。看到这一切，我血管中的血液开始沸腾了。

最让人难忘的是这次远途旅行中的一站——鲁昂，它位于到巴黎的半路上。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大教堂。这些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哪怕是一点儿可以和它相媲美的建筑物。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哥特式经典建筑，也是法国人引以为荣的建筑之一，是用石灰石建造的。这比起这些美国人见过的任何建筑都要壮观，更别说它那几百年的历史了。

当时美国规模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了。国内从北到南即使是最古老的房子和教堂的历史，也只能追溯到18世纪中叶。就像费城的独立厅，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标式建筑也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

仅看1822年鲁昂大教堂加的一个铁尖顶就高达440英尺，比华盛顿的国会大厦足足高300英尺。大教堂的原始部分是13世纪初建造的，比哥伦布出发去美洲要早200多年，光建造时间就花了3个世纪。

仅主门廊外表的装饰雕刻和无数雕像本身就让人倍感新鲜。当时美国全国的建筑物，无论新旧，也没有用石头雕刻来装饰外表的。接着往里走，长长的教堂中殿一下子升起到了高出石头地板90英尺的空间。

这是他们首次见到雄伟的天主教圣殿，它的宏大气势和对圣徒及古代法典精致的表现，对于这些全都是新教教徒的美国人来说，是一种心灵的震撼。爱玛·薇拉德在她的日记中，努力寻找一些词句来表达她所感受到的那种“无以言表的魅力”和“崇高”：

我曾经听说过有的建筑要花费50甚至100年的时间来建造，我常常不明白怎么会这样；但当我看到这座庄严神圣的圣殿时，我的怀疑烟消云散了。这些奇妙雅致的石头雕刻，现在呈暗灰色，就像你在我们最古老的墓地中所见的一些古老的墓碑一样。成千上万的圣徒和天使默默地站立着，弹奏着无音的竖琴，或者永远展开着那不动的翅膀——翅膀上有一半是刻着云朵的石头浮雕。我进入到了圣殿里面，凭借着黯淡朦胧的灯光，我看到了长长的长廊、高高升起的穹顶，还有支撑起穹顶的巨大石柱……我的心灵充溢着圣洁的情感，这种情感太强烈了，几乎让一个尘世的生命难以承受。我站立着，凝视着。随着灯光的逐渐明亮，我的观察也越来越仔细，我的眼前似乎呈现出了一幅新的图景——画家和雕刻家所塑造的圣徒和殉教者——常披着修士和修女的庄严的圣带，有时身着丧服。圣婴和圣母、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周围围着敬慕的天使和殉道的圣徒，来自天国的光从许多七彩玻璃的窗户上透过，随着外面的天色越来越亮，为眼前的景象披上了一层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肃穆的神圣。

查尔斯·萨姆纳几乎按捺不住他的欣喜之情，还没有哪座建筑给过他如此的震撼。这个大教堂是“法兰西北方的一头巨大的雄狮……超出了我全部的想象”。他以前读过许多有关这座教堂历史的资料，他知道，在这里埋葬着第一代诺曼底公爵的遗骸，他的儿子威廉·朗斯武德、狮心王的父亲亨利二世，甚至狮心王理查本人的心脏都安葬在这里。

我，一个美国人，来到了这里。在这个教堂建造之时，我们的大陆还没有被发现。和这座教堂建造的历史相比，我们国家的建立只能算得上就在昨天。来自于新世界的我现在被引到了历史的遗骸面前，踏着大主教以及红衣主教的尘埃，站在各朝国王的纪念碑前……

他过去经常怀疑，历史上的这些伟人以及传说中他们的伟业是否真的存在过，现在这些疑问一下子就消散了。

詹姆斯·库柏在描写他第一次来到鲁昂，感受到大教堂对他以及别的同行美国人的震撼时说，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哪怕只是来看看大教堂，横渡大西洋的路途艰辛也是值得的。

离巴黎还有80英里的路程，大多数旅行者选择在鲁昂停下来休息。像纳撒尼尔·威利斯等人则渴望早一点儿见到巴黎。于是，他们爬上了一辆夜间公共马车，朝巴黎进发了。

他们有一种预感：虽然他们的海上历程已算伟大，但一个更加伟大的历程才刚刚开始，他们将会从这一历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带回去更多的东西，这次历程将给他们自己及其祖国带来的益处是无法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