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和乌鸦都象征着邪恶，尽管绣在皮茄克上的老鹰是假的。残酷的战争磨炼了神枪少年，他无视翱翔在天空中的乌鸦，却无情地瞄准了德国兵。卡尔维诺笔下的山川丛林，展现了寓言式童话故事的意境，富有魔幻般神奇的色彩；少年神枪手没有为猎物所动而对敌人心慈手软，烘托出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的形象。故事构思奇妙，寓意深刻，语言质朴、浅近。
带有自传体色彩的短篇小说集《进入战争》共包括三个短篇：《进入战争》、《刁托内的青年先锋队队员》和《翁帕的夜晚》。都是以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参加战争的历史为背景的，三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同一位富家子弟，他当时虽然身穿法西斯青年先锋队的制服，但他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使他对法西斯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抱消极和怀疑的态度；主人公目睹在轰炸中惨死的孩子，面对被炸成废墟的城镇，深感战争的恐怖和残忍。当法西斯匪徒抢掠被法国人丢弃的门托内城时，别人都争抢金银财宝，他却偷了法西斯党部大门的一把钥匙，象征性地喻示了主人公反法西斯的意识：截断法西斯的生路。
第三卷《惶惑的爱情》中的名篇《夫妇的奇遇》描述了一对生活在城市的工人夫妇的生活悲剧。由于丈夫得上夜班，妻子却上白班，夫妇俩只能在倒班的空隙时间匆匆见上一面，是现代工业社会里紧张的劳动节奏把他们从精神和肉体上分割开了，他们无可奈．何，只能以坚强的毅力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一位诗人的奇遇》展示了人与大自然之间无法建立一种纯洁关系的痛苦。故事发生在南方海边的一个村庄，那儿尚未有观光游客的足迹，诗人和他的情人尽情地享受着大海和海峡的自然风光；面对奇妙的自然景色，诗人伤感满怀，一群为了生计饱经忧患的渔民的出现使诗人陷入了沉思，从这些世代终年劳苦奔波的人们身上，看到了“人类的痛苦”，“这是与大自然向人们展现的美妙景色截然不同的”。
第四卷《困苦的生活》是由《房产危机》（1957）、《阿根廷蚂蚁》（1958）和《烟尘》（]958）三篇小说组成的。《阿根廷蚂蚁》融寓意与现实于一体，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贫困的失业者家里，有一天发现蚂蚁成灾，甚至都钻进了孩子的耳朵里了。面对大群大群蚂蚁的侵入，一家人别无它法，只能弃家逃走。小说寓意深刻，说明了弱者面对痛苦和罪恶的态度只能是忍让。富有社会意义的《烟尘》以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描述了一个在取名为《净化》的杂志社工作的职员的见闻。该杂志的宗旨是抵制城市中尘埃的污染，防止因燃料的燃烧和化学气体的扩散而导致的空气污染；后来主人公却发现杂志社的主任本人就是制造尘埃污染城市环境的罪魁祸首，杂志对公众所进行的冠冕堂皇的宣传都是对不知内情的读者的一种欺骗，其目的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作者向人们指出了人类所面临的可怕前景，清醒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所处的绝望境地，描述了人们面对烟尘污染这一无所不在而又遗患无穷的现象所表现出的那种无可奈何而又无能为力的心态。
<b>3、《我们的祖先》（1960）</b>
《我们的祖先》一书由《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栖息在树上的男爵》（1956）和《不存在的骑士》（1959）三篇小说组成，有人把它称之为“纹章三部曲”。小说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象是想逃遁现实，或是干脆倒退到昔日古老的年代中去，以魔幻般的、寓言式的和完全超越现实社会的题材，揭示现代人变态的形象。采用了影射和暗喻的手法，极富有哲理性。
《分成两半的子爵》的主人公梅达尔多·特拉尔巴子爵在土奥战争爆发后，跨上了战马，奔赴战场奋勇杀敌；奥地利国王接见了他，并授予他中尉军衔。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土耳其军队的一颗炮弹击中胸膛，把他从头到脚整整齐齐地劈成了两半，右半部分的躯体居然还活着，人们把他抬回了城堡。这个只剩下右半部分躯体的子爵在城堡里过了很长一段隐居生活后，开始外出游逛。无论走到哪儿都把伸手可及的物体分成两半，连苹果与蘑菇也都给掰成两半。他还放火焚烧农民的茅屋和干草堆，牲口和村民都被活活烧死，就连从小抚养他成人的奶妈也险些丧了命；次日，子爵硬说奶妈脸上的烧伤是麻风病症状，下令把她关进了麻风病院。因此人们称他为“邪恶的子爵”。后来，子爵追求一位放牧的姑娘，他把菊花和蝴蝶掰成两半向姑娘求爱，当他遭到拒绝后竟放火焚烧姑娘父母的茅屋，还蛮横无理地把他们捆绑起来，逼得姑娘不得不在山洞里隐蔽起来。这右半部分的子爵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过了不久，村里出现了另一个与梅达尔多子爵一模一样的怪人，那就是他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掉的左半边身躯，当时被埋在基督教徒与土耳其人的尸体下面了，后来又被当地的两位隐土用油膏和香料医治救活了；梅达尔多这左半部分躯体回到故乡后，到处行善，助人为乐，劫富济贫，帮助寡妇干活，还去麻风病院看望奶妈，所以人们称他为“善良的子爵”。放牧的姑娘与他不期而遇，他们相爱了。
“邪恶的子爵”对“善良的子爵”恼恨极了，竟派遣手下的卫兵去谋杀他。但由于“邪恶的子爵”的专横暴戾早已引起手下人的不满，卫兵们不仅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反而请求“善良的子爵”率领众人起义。善良和美德感化不了邪恶，于是一场决斗终于发生了，两半子爵各持一柄利剑，厮杀拼搏，较量了几个回合之后：他们先后被对方的利剑沿着原来被炮弹炸开的伤口从头部直劈脚跟，立时双方鲜血直流，扭作一团，当初那两半身躯劈开时的伤口又粘在一起了。
半个小时后，村民们抬着一副担架来到城堡，见躺着的是一个完整的梅达尔多子爵，他伤势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在护士和大夫们的日夜精心护理下终于苏醒过来了，“子爵重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好也不坏，是一个邪恶与善良的混合体，就是说，从外表看来，与没有被炸成两半之前的那个子爵一模一样。”
小说采用一个骑士式的寓言故事的形式，把当代社会在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当今社会中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炮”轰炸成两半的现代人的写照，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化社会使人异化、使人失去了自身的人格存在并造成人的本性退化和衰落的写照。目睹社会中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作者象是作出一副苦涩的怪相，露出一种讥讽的微笑；作品的格调郁闷、伤感，如小说的第一章就展现了横卧疆场剖腹开膛的战马，断肢残臂的官兵，还有因鼠疫蔓延而丧生的人们。这篇寓言式小说的结构是几何形的，把现代人兽性的“恶”和理性的“善”对称地一分为二，后又重合在“完整的人性”之中。作品所要表现的道德宗旨是理性制服兽性，善良战胜邪恶，教诲人们要克服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各种潜在的敌人，不做一时发作的兽性的俘虏，做一个真正的有完整人格的人。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在人世间犯下丁许多罪孽，在行善积德之后变得成熟了，从而重又理智地获得了完整的人性。
《栖息在树上的男爵》的故事发生在1767年6月15日，那天主人公科西摩·比奥瓦斯科在其父母特意邀来作客的达官贵人就餐席间，竟然厌恶地把仆人端上来的一盘蜗牛推开了，他父亲当即大发雷霆。科西摩一气之下走出餐厅，只见“他爬上了冬青树，身上穿着赴宴时穿的考究的礼服，这是他父亲严格规定的，尽管他只有12岁……”。原来科西摩早就忍受不了贵族家庭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了，他那对公爵的头衔垂涎三尺的父亲，一心考虑的是贵族家谱和继承先辈家业，热衷于同远近权贵的的争斗和倾轧；他那出身将军世家的母亲，终日厮守着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以编织度日。对于笃信旧式礼仪和家教的父母亲，“如果就餐时有谁从盘子上抬起眼睛或者喝汤时发出轻微的响声，那可就不得了”。科西摩还妒恨与父亲同父异母的那位当律师的骑土叔叔，他面容丑陋，又善于弄虚作假，可他是家父唯一信赖的人，既是庄园总管，又是水利工程师。他更讨厌那一直未嫁人的姐姐巴蒂斯塔，她整天冲人高声嚷嚷，以发泄自己积郁在内心的怨恨。“蜗牛事件”只是个导火线。有一天，那位当律师的叔叔带回家一篮子食用蜗牛，后来被放在地窖的一个木桶里，科西摩和弟弟（故事的叙述者）在桶底挖了一个洞，还为可怜的蜗牛铺了一条逃生之路。夜里，当主管全家膳食的姐姐巴蒂斯塔发现蜗牛都逃跑了时，居然鸣猎枪报警，召唤众人举着火把四处围捕起蜗牛来。父亲发现了木桶底下的窟窿，猜出是科西摩兄弟俩所为，就用马鞭抽打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科西摩兄弟还在一个阴森的小屋里被囚禁了3天。当6月15日中午科西摩被第一次放出来与家人共进午餐时，姐姐却端出蜗牛当主菜，所以激怒了科西摩……栖息在树上的科西摩经受了生活的种种严峻考验，为了求得生存和摆脱险境，他不得不与大自然展开殊死的搏斗：他用弟弟给他的猎枪捕获野味，学会了用扦子烤炙野味的原始烹调方法，用吃剩的野味与农民换水果蔬菜；还学会了在洗衣盆里用肥皂洗衣服，然后在树杈上晾干；他与一只母山羊交上了朋友，学会了挤羊奶喝；他还与一只母鸡达成了协议，让它隔一天在树洞里给他生一个鸡蛋；后来他还从树上往水塘里撒下钩子钓鱼吃。他虽然离开了家庭在树上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但他仍然关注家庭成员的行踪，他爬到教堂旁的大树上聆听全家人做弥撒，还躲在梧桐树上旁观了姐姐的婚礼。他栖息在树上，居高临下，发现了骑土叔叔默默为全家人所做的一切：养蜂、指挥兴修水利等。从此他与叔叔之间产生了一种理解和默契。他还爱上了第一天爬上树时曾遇见过的姑娘维奥拉，后来她成了一位老公爵的遗孀。那位姑娘仰慕科西摩超凡的毅力，也使科西摩领略了爱情的甜蜜和失恋的痛苦。科西摩还目睹了拿破仑时代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和世事沧桑，……最后在树上栖息了长达65年的科西摩衰老了，他已向众人显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但他坚持不从树上下来；他的病情恶化了，人们把一把安乐椅和一张床抬上树，但他却骑在一个枝杈上，身上只穿一件衬衣，一动不动地坐在树上，身子已经呈半僵硬状态了。最后，科西摩从树梢上窥见从一个英国人驾驶的热气球上抛下一个带着长长的绳索的锚，当绳索从树旁擦过时，他轻捷地攀住绳索远离而去，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小说通过年幼的男爵在树上栖息的生活经历，隐喻了现代人要想获得真正的生活，就得脱离这个可恶的现实社会。
《不存在的骑士》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法国查理大帝的时代。一天，查理大帝检阅集合在红色城墙下的一支庞大的部队，他一一盘问了在眼前走过的士兵的姓名，一位骑士准确地向陛下报告了自己所率部下的人数和所建树的战功：“五千名骑兵，三千五百名步兵和一千八百名侍从，他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达五年之久。”查理大帝满意地听着那位骑士的禀报并加以褒奖。在队伍中有一位“穿着一身镶黑边的白色盔甲，盔甲上没有一丝碰坏弄脏的痕迹，全身洁白无瑕，各部位衔接紧密无缝，头盔上还插有一根顶翎羽饰，象公鸡的头冠一样五彩缤纷，光彩夺目。”查理大帝发现这位白盔白甲的骑士后，顿时惊愕不已，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全身装束得如此洁白严整的骑土。当查理大帝问他为何上下一身洁白时，骑士不作直接回答，只报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叫阿杰鲁尔福·埃摩·贝尔特朗迪诺。骑士不摘头盔，也不对‘陛下露出自己的面容，查理大帝“只听得从头盔底下传出来这样一个清晰的声音：‘因为我是不存在的，陛下。”
这位与身上佩戴的盔甲已合为一体的“不存在的骑士”，正是现代人“机器化”了的象征：人们与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所担负的职能已融合为一体，麻木地下意识地从事着社会为自己安排好的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自我的社会意识。小说语言幽默含蓄，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是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如种菜人古尔杜鲁，就是个“实实在在地在菜园子里干活的人，他与绿色的野生的自然界融为一体，而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全身套着盔甲的阿杰鲁尔福终日机械而又准确地做着各种动作，但他没有血肉，没有灵魂，尽管他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但他总不能如愿以偿；由于他所从事的又是一场荒谬而又残酷的战争，一场基督教与异教徒之间的战争，所以他总是竭力从自己的过去中去寻求自己生活的意义。“明天黄昏日落时，我将会怎么样呢?我能确认自己是个人了吗?能确认自己在行走过的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吗?”这位“不存在的骑士”向往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暗喻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焦虑不安的心态及其不稳定的地位。最后戴白盔穿白甲的骑士消失不见了，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寓言三部曲《我们的祖先》从不同层次上含蓄而又幽默地揭示了现代人体现自我存在和向往自我解放的心态：《子爵》篇抒发了被现实社会截肢解体了的现代人想完善自己和使自己变成完美的整体的愿望；《男爵》篇则是表现主人公企图以逃遁现实的自我抉择来达到封闭式的自我完善，揭示了人类与其共存的社会的无法相容；《骑士》篇的主人公则力图通过实际上“不存在”的“自我存在”，来赢得个人自我存在的意义。
《我们的祖先》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卡尔维诺作为寓言式作家的文学地位。作者似乎超脱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后退到古代社会，借助叙述先人的故事，以寓言式的魔幻般的题材，让主人公以"子爵”、“男爵”和“骑士”等贵族头衔出现，却又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政治、道德和社会关系。小说寓意深刻，内容丰富，幽默而又含蓄地阐明了人生的哲理，读后余味无穷。有人说卡尔维诺这部三部曲“婉如一片蔚蓝色的、温馨而又闪烁发光的海面；一旦投身于海水之中，潜入海底深处之后，却会发现无数黑洞洞的沟壑，阴暗的隧道，深邃的岩洞和可怖的鱼类、海藻，它们在海底不停地游动着，勾画出各种不同人的形象轮廓。”（《卡尔维诺作品欣赏》，1970，博努拉）作者笔下的那位残肢断臂的“子爵”乃是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的产物，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大胆地运用文学手法来隐喻现代人被社会异化成两半的现实；那栖息在树上的“男爵”爬到树上栖止的根源是深刻的，他能做出这一不可思议的疯狂的举动，说明他情愿象猴子似的攀缘在树杈绿叶之中，也不愿意与现实社会同流合污的心态；那位把盔甲变成了目己赖以生存的手段的“不存在的骑士”更是现代人已沦为“器械”因而完全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写照，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被现代大工业发展扭曲了的荒谬的现实世界。
卡尔维诺在分析自己的创作思想时说道：“由于原始人跟宇宙是一个整体，所以可以说他自身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跟任何其它有机物质的存在别无两样；而原始人进化到现代的人之后，由于他跟生产和经济发展进程紧密地连结成一个整体，所以他也同样是不存在的，因为现代人与一切都融为一体了，没有磨擦，而且他与四周围的一切（自然与历史）都不发生任何关系（与之进行斗争或通过斗争达到和谐）。”（《我们的祖先》出版前言，1960）
卡尔维诺的作品用寓言故事般的格调、寓言式的人物、寓言式的节律来表达现代社会中文人们的伤感心绪，抒发了对失去的美好岁月的惋惜和留恋，揭示了现代人存在价值的蜕化，阐明了处在一切都已商品化的消费社会中的现代人实际上都已沦为“一样东西”，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卡尔维诺以辛辣的笔触谆谆告诫读者，在工业化社会中生活的现代人有如工厂里的机器一般，被8小时工作制或7小时的坐班制所羁勒，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窒息并捆绑着人们，却又以不断丰富的物质享受赋予他们近似于“幸福”的幻觉。
<b>4、后现代派的代表作品</b>
卡尔维诺在70年代以其惊人的创作才能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后现代派风格的小说，为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园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他作为寓言式作家的创作风格。
《看不见的城市》（1972）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元代的故事。元代皇帝忽必烈采纳了其宠臣马可·波罗的建议，在他用武力征服而获得的疆土上开始兴建大城市，因为疆域辽阔，皇帝本人无法亲自去各地视察，就全凭马可·波罗每次巡察回来的述职报告来了解各地的情况。整部小说就是描述皇帝所“看不见的城市”的概貌。全书共分九章，头尾两章各写了10个城市，其它七章各写5个城市。马可·波罗共描述了55个城市，但实际上只有11个城市，因为每个城市他都视察了5次。那11个城市的名字分别是：“记忆中的城市”，“理想中的城市”，“有标记的城市”，“冷清的城市”，“贸易的城市”，“亲眼目睹的城市”，“有名称的城市”，“死亡的城市”，“天国里的城市”，“连绵不断的城市”，“隐秘的城市”。
全书的九章代表了人体的9个部位（头、双臂、胸腔、生殖器、双腿和双脚），每个城市各视察五次，则象征着人体的五个感觉器官（双眼、双耳和嘴）。卡尔维诺把故事的历史环境后退到马可·波罗所处的年代，是为了使自己与历史拉开距离，以能更好地观察现代社会的今天与明天，即赋予人们以更多的“空间”，让人们能在“历史”中体现自己的价值；面对现代人地狱般的生活，马可·波罗默默思考；“有两种超脱的方式：一种是接受地狱，成为地狱的一部分而麻木不仁，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容易做到的；另一种方式比较冒险，即是在地狱中寻觅并善于识别人和事物，这需要专心致志地学习。”
鉴于作者对当今社会各种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全书所展示的魔幻般的世界中充满了奸诈和善德，深刻地揭露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卡尔维诺用这些“看不见的城市”中的各种摩擦和冲突，来影射现代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那些“看得见的城市”——一个物质化了和商品化了的世界，一个活在其中而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世界。这些矛盾、摩擦和冲突，构成了卡尔维诺作品的非凡的魅力：以对过去童年时代和已失去的年华的“回忆”开始，以展望未来城市的轮廓的“隐秘”结束，把正义与邪恶、死亡与希望、永恒与不变、老与少、美与丑融于一体的社会现实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作品超越时空的界限，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揉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作品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各个层面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是胜利者也并非失败者，他们往往在理想与现实、神话与历史、善与恶之间徘徊，不断地自相矛盾，从反面提出论证而对自我加以嘲弄。
作者使用的语言简洁而又凝练，用隐喻的手法奥妙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小说最后一章中所描述的城市酷似我们生活的现代大城市，它可怕得简直无法居住，但是由于习惯，人们仍然居住在其中，甚至对于恐怖也习惯了。
有人把此书称作是“一种魔术游戏”，用寓言形式描述的每个城市都犹如一种语言符号，所以读者不仅须用文学的尺度去欣赏，还须用科学的尺度去发掘其中的“联系”。小说以马可·波罗的一段声明结束，他声明要除掉这个社会文明的地狱。
《命运交叉的古堡》（1969）的结构象是一副塔罗纸牌。塔罗纸牌是15世纪时一个名叫博尼法乔·贝博的艺人为米兰大公爵精心设计并配上图饰的—种由78张牌组成的纸牌，纸牌的花色有梅花、奖杯、草花和心，图案的人物有国王、王后、骑土和步兵等角色。
故事发生在一个座落在树林旁的孤零的古堡里，附近有一家小饭馆接待过往的旅客。故事中的人物彼此素不相识，也不知各自的来历，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过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都想把各自的遭遇同偶然相遇的旅伴们诉说，这就启示他们本能地把塔罗纸牌当作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言，以它来倾诉各自的遭遇：印在纸牌上的各种图象就象是一个字本身有多种意思，要得知这个字的确切含义就需要从说故事的人所叙述的历史背景去推论，而故事的背景又是由说故事的人按照各自的经历用纸牌象拼镶嵌画一样拼出来的。
说故事的人有农民、水手和工匠，他们都是远古时代的人，通过纸牌的拼搭勾画出自己所要讲述的故事的视觉形象。小说的页边印有纸牌拼出来的图象，以便读者能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对着文字去解释纸牌上的图象。作者就这样以奇特的假想能力，借助几何图形的魔力，通过人物的口述，采用复制情节的手法，描述了他们各自的遭遇。他们有的讲爱情故事，有的讲人的死亡，有的描绘坟墓的恐怖，还有的讲述魔幻般的奇遇。故事中的人物有众叛亲离的国王，有十恶不赦的刁妇，展现了发生在中世纪古堡里和文艺复兴时期宫廷里的种种轶事奇闻。
作者按照塔罗纸牌错综复杂的图案来展现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但作者“并不是真的在玩纸牌，而是通过书中人物相互探索各自的命运，似乎作者也在敲击自己的命运之门：探索自己的命运。所以，与其说作者在探求小说的文学结构，不如说他是在探索现实生活的结构。由于作者是在深人地探索自身存在的实质意义，所以也把读者引导在其中去进行自身价值的探索；作者笔下的人物并非出于好奇心而投入那种毫无意义的纸牌游戏从而预卜未来，而是一种深入的探求，以寻觅一把钥匙，用它来解释我们为什么活着，又是怎样地活着。”（《晚报》，达拉马诺，1973）
在当时法国文坛盛行的符号学的影响之下，卡尔维诺不再象以往那样以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方式从事创作，而使自己沦为一种能把口头的素材转化为故事形式的装置，一种能把言语转化为故事的工具。作者把整个文学看成是自我封闭式的“符号系统”，它与社会现实、社会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联系而是一种无限的调和关系。正如卡尔维诺本人所说：“文学只不过是一组数量有限的成分和功能的反复的转换变化而已。”（卡尔维诺，1970）作者象是代表整个人类用文学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把自己在人世上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怖、忧伤和欢乐传达给后人，予人以智慧，使人得到启迪，引以为戒，并且代代相传。总之，卡尔维诺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指出了面对大干世界所要采取的态度，这是他对于善恶并兼的“完整”的世人不断探索的结果，他这种反对善恶二元论的处世哲学，引导人们对人生采取正确的态度，即孜孜不倦地寻觅、追求、探索自身存在的价值。
《寒冬夜行人》（1979）是卡尔维诺后现代派的代表作。作者采用了时空交错、人物互换等超理性和超现实的手法，这在小说表现技巧上无疑是一种创新。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部小说的读者。一位读者，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卡尔维诺的新作《寒冬夜行人》。
一个严寒的冬夜，一位神秘的旅行者从巴黎乘火车来到意大利的某个小车站。按原定的计划，他本该把一只行李箱交给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他们有接头的暗语；可是前来接应的人却没有露面，原来是有人向警方告发了。警察局长告诫神秘的旅行者尽快离开站台，否则……
读到这里，已经是30来页了；“读者”突然发现小说的页码错乱，他看过的三十来页又重复出现，于是他就去书店换书。书店老板翻阅之后，深表歉意地解释说，小说装订时出了差错，把卡尔维诺的小说跟波兰作家巴察克巴尔的小说《马尔堡市郊外》装订混了。这样，小说的第二章不再是前一章故事的继续，却是另一篇小说的开头。出版社居然出现如此严重的差错，当然得给退换，不过“读者”却又不想换回一本完好的《寒冬夜行人》，而是想换一本那位波兰作家的小说看下去。因同样原因来书店换书的还有一位名叫柳德米拉的“女读者”。
然而，他们换回去的根本不是那位波兰作家的小说，因为书上的地名和人名都与波兰这个国家毫不相干。“读者”心里纳闷儿，就打电话询问在书店结识的那位“女读者”柳德米拉，方知读的是一个人口只有34万的辛梅里亚民族的一位年青作家的小说《昂立枉峭壁上》。于是这第三章又成为这后面一篇小说的开头。满以为可以惬意地欣赏一部完整小说的“读者”与“女读者”，却又因为小说内容的阴差阳错而又不得不拜读另一部题为《迎着寒风不怕眩晕》的小说了。于是，10篇小说就在这两位男女“读者”不断寻求确切答案的过程中一环套一环地依次展开了，他们俩人也在苦苦的寻觅中，在不断地阅读这10篇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知己，对文学的笃信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在寻书的风波中萌生了爱情，最后还喜结了良缘。在洞房花烛之夜，当“女读者”提出要熄灯就寝时，“读者”却说：“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了。”
这是一部立意巧妙、结构奇特的小说，它一反传统旧小说的模式，打破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传统关系，可以说这是对故事情节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的旧小说模式的一种挑战。
书中的“读者”与“女读者”是作者艺术思想的体现，他们在作品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表面上各不相干、内容各自独立的10篇小说贯串成一部完整的文艺作品。整部作品里的每一篇故事的开头与前一篇故事的结局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象连环套似的一环扣一环，首尾遥相呼应。每篇故事的结尾对于读者来说是结局，而对于作者来说却又是下一篇故事的开头。这样，作者不仅把“读者”置于作品之中，还与“读者”有着思想上的沟通，使其成为小说的参与者，并成为贯串作品始终的主要人物。卡尔维诺曾自称这部小说是按照《一千零一夜》童话故事的模式创作构思的。作者运用魔术般的语言技巧，采用夸张而又富有挑战性的文学手段，引导读者去透视现实社会。如那个妨碍主人公安安稳稳阅读小说的人物，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诸神中最无信义的埃尔梅斯·马拉那，他用七弦竖琴和六孔竖笛迷惑阿波罗神，在卡尔维诺笔下，他是奸诈狡黠、诡计多端的代名词。书中所讲的寓言故事，表面看来都象是一些情节曲折离奇的奇遇，但实际上它们都带有警告世人的信息，蕴含着现代人惊恐不安的心态。
卡尔维诺驾驭着幻想的车轮，怀着对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揭示了人世间在虚伪表象掩盖下的种种事物的实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述：“你们别被我的表达技巧迷惑住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模仿了许多作家和符号学家。我的功劳就在于把现代小说所给予的启示和激情揉合在一起，并把它们改写成故事讲述出来。”
卡尔维诺采用的是情节的“复制”和“增殖”的创作手法。故事是用10个各不相同的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在开始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小说时，都有一段“穿插进去的故事”，而每一段“穿插进去的故事”又都与头一天的故事全然没有任何逻辑的联系，它们主题不同，情节不同，人物不同，背景也不同；而且这些“穿插进去的故事”属于不同国家的文学，属于不同的文学类型和文学形式。这每一篇故事都在情节发展进入高潮时猝然中止，似乎都是下面要叙述的另一篇故事的“引言”，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我很想写一部实质上只不过是‘引言’的小说，它自始自终保持着作品开始部分所具有的那种潜力，以及始终未能落到实处的那种期待。”（卡尔维诺，1982）小说的头九篇故事的标题是：《寒冬夜行人》，《在马尔博克城外》，《昂立在峭壁上》，《迎着狂风不怕晕眩》，《向阴影里俯瞰》，《在环行网中》，《在交叉网中》，《在月光下照耀的落叶上》，《空坟四周》，而第十篇以《最后结局如何?》为标题的故事意味深长地道明了作者已经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故事能够继续下去，或者能够开始一个新的故事，尽管故事的叙述者认为“我正在同时创作太多的故事，为的是让你们感到围绕着这个故事我还有许多可以讲的或者将要讲的故事，谁知道这些故事是不是已经在什么地方讲过了——这是一个塞满了故事的空间。”人们依赖语言来排遣自身的空虚和无聊，来叙述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作者强调的是阅读故事的过程，强调的是信息的发出者——作者笔下的“读者”——和信息接收者——小说的实际读者——之间的关系，创建了一个故事发生在其中的虚构世界，接着再用另一个故事可能发生在其中的虚构世界来代替它，整部小说就是一个重建、摧毁、再重建、再摧毁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最后叙述故事者除了找到一座“空坟”之外，一无所获，似乎“世界缩小成了一张纸，在这张纸上，除了写些抽象的言词之外，什么也没法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