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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生平与创作</b></h3>
伊泰洛·卡尔维诺于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附近圣地亚哥的一个名叫拉斯维加斯的小镇。父亲原是意大利圣莱莫人，后定居古巴，是个出色的园艺师；母亲是撒丁岛人，植物学家，为了使出生在异国他乡的儿子不忘故土，母亲特意给儿子取名为伊泰洛（“意大利”的意思），以寄托他们对故乡的怀念。1925年卡尔维诺刚满2岁，全家就迁回到父亲的故乡圣莱莫。他们住的那幢别墅既是栽培花卉的试验站，又是热带植物的研究中心，因此，卡尔维诺自幼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从父母亲那里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熟知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以及树林里各种动物的习性，还经常随父亲去打猎垂钓。这种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给卡尔维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始终富有寓言式童话般的色彩而别具一格。
1942年高中毕业后，卡尔维诺在都灵大学上农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人占领的20个月的漫长时间里，卡尔维诺与他弟弟积极参加了当地游击队组织的抵抗运动，卡尔维诺的父母亲曾因此被德国人羁押作人质。发表于1947年的处女作《蛛巢小径》就是一部以作者自幼所熟悉的利古里亚地区的游击队活动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当时卡尔维诺年仅24岁。
1945年卡尔维诺全家迁居都灵。战后，他在都灵大学攻读文学，1947年大学毕业后，在都灵的艾依那乌迪出版社任文学顾问。
在此期间，他加人了意大利共产党，并经常为该党的中央机关报《团结报》撰写文章。1949年题材多样的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问世。所收作品既有童话和传奇色彩，又含有特定的现实意义；既有浓厚的抒情性，又有一定的哲理性。1952年卡尔维诺一鼓作气地完成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作品的主人公是17世纪奥、土战争期间被一颗炮弹炸成了两半的贵族军官，是现代社会中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炮”轰炸成两半的现代人的写照。作品既具有“寓言式的现实主义色彩”，又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这在新现实主义文学处于衰退的当时，为意大利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1954年卡尔维诺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进入战争》问世，作品反映了战争在步人而立之年的卡尔维诺身上所留下的难以医治的创伤。被人誉为“意大利式的格林童话”，“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的《意大利童话故事》发表于1956年，它是卡尔维诺花费两年的心血写成的，全书搜集了近200篇各地的传统民间故事和童话。卡尔维诺象是一位遨游在童话世界里的人，对战后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感到失望的卡尔维诺深信：“童话是真实的。”
1957年，题材与构思截然不同的两部小说《攀缘在树上的男爵》和《房产投机》同时问世。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都是“消极人物”。《攀缘在树上的男爵》的主人公是18、19世纪的贵族后裔，他栖居在树上，拒绝下到人世间生活；《房产投机》的主人公是深居闹市的文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因力图重新安排现实而处处碰壁。作品辛辣地讽刺和抨击了现实社会的罪恶，但卡尔维诺笔下的主人公虽然愤世嫉俗，毅然地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却无力改变它。然而作者“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却旨在更好地从总体上观察、评价和衡量现实社会，并竭力从中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狮子的骨髓》，1955）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卡尔维诺于1957年在《团结报》上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国际形势的动荡和消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使很多文人在精神上产生了危机，痛苦地看到自身价值的瓦解，然而卡尔维诺却把作家的使命、文学的作用以及对社会的政治责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禁锢在“象牙塔”之中。此后不久，《烟云》（1958），《不存在的骑士》（1959）等深刻揭示现实社会弊病的作品相继问世。1962年，卡尔维诺在《梅那坡》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杂文，如《向迷宫挑战》、《惶惑的年代》、《物质世界的海洋》等，就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中知识分子和文人同现实社会之间所产生的新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那些向‘物质世界’投降的人们已经沦为商品化的人了，他们的思想也商品化了”，“战后出现的这种向物质世界投降的历史现象是由于人类无力诱导事物发展的进程所致。”（《物质世界的海洋》，1962）卡尔维诺还提示人们“不能向现存的条件投降，也不能蜗居斗室，而是要寻找一条出路，向物质世界的汪洋大海，即‘迷宫’挑战。”（《向迷宫挑战》，1962）
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1963）的问世，标志着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小说以寓言式的风格，揭示了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都业以蜕化的人类社会，描述了当代人孤寂、惶恐、陌生和不安的心态。这个社会之所以蜕化了，是因为它被淹没在表面繁荣的物质福利之中了，它只追求物质上的价值，并蒙上了一层市侩式庸俗的外表，看上去光怪陆离，实际上虚伪而又浮浅。正如卡尔维诺在1967年所论：“现代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说出了社会和个人本来想说而又没有意识到的一切，这就是文学所不断提出的挑战。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
小说《监票人的一天》（1963）就是记述了主人公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监票人于1953年大选中在都灵某一个残疾人之家投票站的一天经历，揭示了意大利社会蕴含的种种弊病。那些丧失理智的疯子，肢体残缺的人，没有说话能力的痴呆者都成了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尽管他们根本“无法辨认他们的投票对象是何许人。”
《宇宙奇趣》（1965）和《零点起始》（1967）可说是两部富有科幻色彩和符号学特点的姐妹篇。《宇宙奇趣》的主人公是个既年迈又年青的智者，他是个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人，既是我们的老祖宗，又是个现代人，可以说他既是世界起源、地球形成时的人，又是宇宙消亡毁灭时代的人，他的名字是qfwfq，是以未知数w为轴心的对称的字母qf—fq排列而成。“卡尔维诺好像因为愤怒、麻木乃至失重而在地球上消失了；他躲在大气层后面，用望远镜看着自己在人们之间消失。后来，他用成千个小记号，诸如一幅袖珍肖像画，一个形容词，一种有节奏的游戏，一阵突然的颤动，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凄凉的梦：一个50岁上下的男子，他茫然、困惑、忧心忡忡地环视着四周最细微的变化对他所产生的冲击，如房子四周的围墙、草坪上的阴影都能勾起他的心绪不宁；事物的偶然巧合，不协调和矛盾，反射和交叉，对他都构成一种诱惑。他徘徊在影子王国里寻觅自己，并消失在其中。”（《日报》，1972）有人说卡尔维诺是一位“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之中”的作家。在《宇宙奇趣》中，卡尔维诺幽默地讽刺现代人生活的虚无，“有一次我路过宇宙空间，我在某个地方故意作了个记号，想在两亿年之后，当我再转到那儿时重新再找到它……可就在我留过记号的那个点上，代之以一道不成形的线条，它在被捣碎了的破损的空间之中，象是一道划破的伤痕……我沮丧失望了，象失去知觉似的被人拽过去许多光年。”（《空间的一个记号》，1965）然而，作者痛苦地发现空间与记号毫不相干，空间根本不存在，也许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在空间中作记号也是徒劳枉然的。
70年代问世的三部具有后现代派创作风格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1972）、《命运交叉的古堡》（1973），以及《寒冬夜行人》（1979），则更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卡尔维诺的独特的创作风格：过去与现在相结合，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结合，幻想与现实相结合。对于卡尔维诺来说，支配客观世界的规律有它的随意性、破碎性和偶然性，所以他的小说的“每篇故事都是重新发掘一种逻辑的结构，而作者的每一种思想乃是每一篇故事的开端”。所以卡尔维诺曾说过：“我与一个哲学家截然不同，我只是一个遵循故事内在逻辑的作家。”（《世界报》，1970）
用日常生活中琐碎素材来展开作者的奇思遐想的最后一部小说《帕罗马尔》（1983），是卡尔维诺面对繁杂而又不可知的现代世界，苦苦地寻求宇宙与人类之间，自然与人的语言之间，单一的自我与多重性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全书流露出作者面对现实的彷徨和茫然的心态。
1985年9月，卡尔维诺在休假期间突患脑溢血（当时他正在准备去美国讲学的演讲报告），当即就被送到医院抢救。待动完手术麻醉药性过去之后，他望着那些塑料导管和静脉注射器，仍不乏想象力地风趣地说：“我觉得自己象一盏吊灯。”9月16日卡尔维诺终因医治无效在意大利佩斯卡拉逝世，终年62岁。
就这样，卡尔维诺带着他那一个个童话般“尽善尽美的梦”，离开了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他用小说创作向人们展示了人生哲理，孜孜不倦地启迪人们对人类的命运和现实社会予以深入的思考，为探索文艺创作的新天地而奉献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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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代表作品</b></h3>
<b>1、《蛛巢小径》（1947）</b>
卡尔维诺的《蛛巢小径》是一部以抵抗运动为题材的小说。它是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产物，是卡尔维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7年，当时作者年仅24岁。
小说体现了卡尔维诺“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之中”的独特创作风格。读着《蛛巢小径》，人们既觉得它象是当代抵抗运动的历史，又象是一篇发生在大森林里的童话故事。既是历史，又是童话，这就使其在新现实主义文学中独树一帜，并占有特殊的地位。
《蛛巢小径》的主人公是个名叫皮恩的少年，他生活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的一个小城市，自幼失去双亲，心灵蒙受了难以医治的创伤；他姐姐是当地有名的妓女，经常与德国兵鬼混，家乡的人们都鄙视她，憎恶她。皮恩是个缺乏教养的孩子，身上沾染了许多恶习，他满嘴的脏话，粗鲁蛮横，终日无所事事，在外面闲逛。但他却是个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的少年，并有着一颗纯洁的心。幼稚好奇的皮恩觉得大人们总不把他放在眼里，为了使他的大伙伴们看得起他·，就想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从而表明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有一次，他从在他姐姐那里鬼混的一个德国水兵那里偷来了一把手枪，并打算把它埋藏在山涧小路旁的一个蜘蛛用泥土筑成的巢穴里。但因手枪没上保险，慌手慌脚的皮恩对着蛛巢扣动了扳机，把枪打响了。皮恩既害怕，又高兴，他急忙埋好手枪，然后还撒盖上浮土隐蔽好。皮恩回来的时候，发现村子里戒严了，德国人在到处搜寻开枪的人。皮恩究竟还是个孩子，在德国兵追上他时，他拿出从德国水兵那里连同手枪一起偷来的皮带抽他们。这一下他被发现了，他们逮捕了他。他立即受到审问，但皮恩只是一个劲儿地骂人，就是不说出手枪的下落。后来那名德国水兵指控了他。在德国兵的司令部里，他遭到拷打。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皮恩，一口咬定皮带是捡来的，在德国兵的皮鞭下，他大喊大叫，又哭又闹。最后，德国人把他关进了监狱。后来，他同另一个外号叫“红狼”的十六岁的少年，乘抬着垃圾箱去外面倾倒的机会，干掉了哨兵，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逃出监狱后，“红狼”推说去探路，把皮恩一个人留在了作掩蔽的洞里。又困又饿的皮恩在洞里睡着了。后来，皮恩在路上遇见了在阿尔卑斯山当过七年狙击兵的库齐诺，他把皮恩带到了游击队。
在游击队里，皮恩结识了各社会阶层的人，打倒法西斯纳粹的共同目标使他们聚集到一起。尚未成年的皮恩在游击队里接触到许多事物，都是他那幼稚单纯的心灵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他看不惯连长与厨师的老婆在火堆旁调情，更埋怨他们玩忽职守而引燃了营房。后来皮恩在与连长的一次磨擦冲突中，愤怒地咬伤了连长的手指，赌气离开了游击队。
皮恩重又孤寂地行走在山涧小径上，去寻找他早先藏在那儿的那支手枪，但手枪不见了，他颓然地回到家里。皮恩在他姐姐那儿意外地发现了与他丢失的那支一模一样的手枪，姐姐说那是一个法西斯党徒送给她自卫用的。皮恩从他姐姐那儿强行要走了那把手枪之后，又离开了家。
外面一片黑暗，皮恩重又朝山涧的小路走去。他虽然又得到了一支手枪，但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孤寂，他哭了，后来又大声地呜咽起来，但四周没有人听见他哭。在夜深人静时，皮恩又遇上了当初领他上山投奔游击队的大个子库齐诺。最后，他们一大一小手拉着手行走在蛛巢小径上，四周飞舞着亮晶晶的萤火虫。
小说抒情色彩浓厚，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通过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天真幼稚而又充满好奇的目光来展现人们在抵抗运动中所经历过的事。小说把皮恩从德国水兵那儿偷来的一支手枪作为贯串始终的一条主线，并使它与山涧小径旁的蛛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者的构思是从皮恩偷德国人手枪的个人行为发展到他上山参加游击队的集体行为，其层次从个人上升到群体。但皮恩毕竟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游击队的营地，他都念念不忘自己偷来的那支手枪，因为这是他显示自己力量的证据，也是他理解和接近对他来说是那么神秘的成人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当游击队连长对大家说“皮恩是个孩子，他在这儿帮厨师做饭，他的武器就是削土豆的刀和长柄勺”的时候，皮恩当即自豪地回答说：“我有一支德国手枪，是你们谁也没有的。”在小说末尾，皮恩找不到自己藏的那支手枪，却又从他姐姐那里弄到了同样的一支手枪；当他独自返回蛛巢小径时，自己却又感到那么孤寂。作品富有象征意义地揭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自己——以还未成熟的少年皮恩为象征——与这场抵抗运动之间的内在的关系，开初为了超脱那庸俗、堕落的现实世界——以没有教养的孤儿皮恩和他那个当妓女的姐姐作为象征——他们茫然地卷入了这场斗争的洪流，但后来又因面对发生的一系列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事情而沮丧地从斗争中游离出来，因为面对这难以捉摸的现实世界，他们跟皮恩一样永远感到孤寂。原来，这样对待战争，只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在精神上的一种超脱，对于那些生活在扑朔迷离的世界上的人们来说，战争象是一场梦。当一无所有的弃儿皮恩与一个被社会弃绝的成年人库齐诺手拉手地行走在山涧旁的蛛巢小径上时，他们才感到身上产生一种生命力，象在他们四周飞舞的萤火虫那样，以自己微弱的光亮照亮着漆黑的世界，使人们看到些许光明。
卡尔维诺在分析自己的创作思想时，曾这样说过：“在我感到人类生命里注定是那样沉重的时刻里，我想我应该象珀尔修斯那样飞到另一个空间去。我不是说要逃遁到梦中和非理性中去。我说的是，我得改变我与现实接触的方式，以另一种目光，另一种逻辑，另一些认识和验证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在《蛛巢小径》这部处女作中，当时年仅24岁的卡尔维诺，就是“以另一种目光，另一种逻辑，另一些认识和验证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并进行初步的尝试的。
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的政治色彩，但作者不是简单地歌颂抵抗运动，他笔下的人物也不是人们心目中那些品德高尚的英雄形象，恰恰相反，主人公皮恩所在的、由德里托指挥的那个连队中的战士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譬如，随军厨师原来是个焊铁匠，战争和轰炸使他无处谋生，他参加游击队是为了能“有葡萄酒和鸡蛋，为了过没有人抓他们和听不到警报的安宁生活”。连队里有当过宪兵的，也有以偷窃德国军火为癖好的盗贼（后来他成了叛徒，被游击队秘密处死）。皮恩从监狱里出去遇见的那个库齐诺是为报复背叛自己的妻子才上山打游击的。总之，他们都不是有阶级觉悟的成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的渣滓，有的当过歹徒，有的做过黑市买卖，有的曾沦落为流浪汉，但他们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中的活生生的构成整个社会的分子。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心灵带有创伤和隐痛的，他们参加抵抗运动的确并没有什么崇高的思想作指导，只是为了医治心灵的创伤而去打仗，而这种救赎人类（包括自己）的要求正构成了他们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的动力，使他们有一种起码的精神力量，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
卡尔维诺以他自己对抵抗运动的独特的认识方式，从一种截然不同的角度和逻辑去揭示抵抗运动的实质含义。正象游击队政委基姆对司令员的一席谈话中所说：“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既没有真实的祖国，也没有臆造出来的祖国。但他们有勇气，因为他们身上有一股子怒气。他们的生存受到触犯和伤害，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看不到光明，他们的家又黑又脏，他们之中有人从小就学坏，满嘴脏话。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只要走错一步或心血来潮，一气之下就会站在法西斯那一边去，并以同样的疯狂，怀着同样的仇恨去开枪扫射。对他们来说，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他们那边都没有什么两样。”
作者亲身参加过利古里亚地区的抵抗运动。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也是令人感到亲切的。在战争年代中，卡尔维诺曾与这些人朝夕相处，出生入死，他曾与战友共同分享过盛在一个饭盒中的栗子。当时，他曾为他们的命运而感到痛苦，也赞赏他们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毫不利己的处世态度。可是，作者在小说中却给他们抹上了古怪可笑的色彩，画出了令人悱侧而又令人恐怖的脸谱，还赋予他们明暗交替的性格和各种恶习。主人公皮恩满脸雀斑，整天哼唱淫秽的黄色小调；厨师曼奇尼纹身；连队政委身上长满虱子；连长因与厨师的妻子调情而受处分后，竟然在激烈的战斗时刻与那女人躲在杜鹃花丛中做爱。这些都是“非英雄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即“扭曲”了的人物。卡尔维诺正是透过表现主义的镜头捕捉并反映出“反面”人物的真实形象，正是从这种“反面”的角度寻觅到独特的节奏和脉络，渲染了一种既反映历史现实而又超越历史现实的创作意境。
著名作家帕维塞（1908—1950）在1947年介绍这本小说时曾这样说：“笔下生辉的卡尔维诺，在此书创作中表现得象松鼠一样的机敏，他善于把游击队员的生活写成象在森林里发生的童话故事一般，是那样的五彩缤纷，那样的引人人胜，那样的‘非同寻常’。”
故事发生在意大利西部利古里亚海沿岸的圣莱莫，那里终年长满棕榈，到处是别墅、旅馆和赌场，古城的小巷，山涧的潺潺流水，葡萄园和橄榄园四周的古老墙垣，山间盘旋而上通往松林的小径，满山遍野的栗子树，还有阿尔卑斯山脚下蜿蜒曲折的山谷，这些对自幼生长在这里的卡尔维诺来说就很熟悉和感到亲切的自然景色，在作者的笔下显得那么浪漫和非同一般，使其故乡的山山水水既带有童话般的色彩，又蕴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战争期间，在那长满栗子的树林中，携带各种武器的人们相互追踪和躲藏；那开满杜鹃花的田野也变成了危机四伏的陷井，人们经过那儿时，成串的子弹在头上嗖嗖飞过……
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人物的感情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把主人公皮恩对外部现实世界的感受寄寓在一种童话般的幻想之中，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的社会的向往。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皮恩受命去埋葬那只被厨师活活弄死的小鹰的那段描写当中：“死鹰在他的脚边。起风了，空中飞过云彩，大片大片的乌云在他头顶上飞过。皮恩给鹰挖了一个坑。鸟跟人不一样，挖个小坑就行。皮恩手里拿着那只死鹰，见它闭着眼睛，翻着白眼皮，跟人死的时候一样。皮恩掀开鹰的眼皮，下面是圆圆的黄眼睛。他真想把死鹰扔进空荡的山谷中，看着它张开翅膀飞起来，在他头上盘旋而过，然后朝远处飞去。而他，就象有仙女的童话故事中一样，跟在它后面追，越过山冈和平原，到一个人人都那么善良可亲的富有魅力的国度里去。
作品正是通过一个贫穷的孩子皮恩的奇遇和具有神奇色彩的童话般的魅力，反映了战后生活在充满危机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人的孤寂，表达了作者对必将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的信心。而寓意深刻并富有象征意义的结尾，则体现了卡尔维诺“非同寻常”的、别具一格的表现力：
“库齐诺重又把机枪扛在肩上，把手枪还给了皮恩。现在他们行走在乡间，皮恩把手放在库齐诺那只象面包一样又柔软又暖和的大手中。黑暗中有星星点点的亮光，那是盘旋飞舞在篱笆四周的萤火虫……”
<b>2、《短篇小说》（1960）</b>
卡尔维诺于1960年把他发表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共分四卷，标题分别为《艰辛的田园生活》，《困惑的回忆》，《惶惑的爱情》和《困苦的生活》。这部短篇小说汇编集中反映了卡尔维诺多向性的创作成果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第一卷《艰辛的田园生活》中收有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又名《城市四季》），它不仅是意大利青少年喜爱的读物，也深为成年读者所称赏。《马可瓦多》最早曾于1952年发表在都灵的《团结报》上，全书共包括20则短篇故事，都是以大都市都灵为背景。主人公马可瓦多是个在一家公司当小工的穷人，他维持着一个数口之家的生计。他善良纯朴，天真幼稚得象个孩子，他身居闹市，却整天流浪在大千世界之中，想入非非地象幽灵似的寻觅着大自然的足迹，但马可瓦多却目睹当代社会中的人们都已被淹没在钢筋水泥之下，浸泡在泡沫四起的洗涤剂的汪洋大海中了。《逛超级市场》一文中的马可瓦多，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因身无分文无力购物而痛苦和茫然，最后他推着购物小车冲进正在施工的电梯门而掉落在脚手架下，幽默地讽刺了资本主义高消费社会中的贫富悬殊现象；《高速公路上的树林》维妙维肖地讽刺了现代社会中为追求利润用广告等手段来刺激消费而造成的不平衡现象，马可瓦多一家人在寒冬腊月中围着行将熄灭的炉火，与耸立在高速公路两旁的广告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黄蜂疗法》一文则描述了陷于失业境地的马可瓦多以黄蜂的针螫来治疗风湿病人的传奇式的故事，揭示了工业化社会中穷人们绝望的心态。在这些篇章中，卡尔维诺带着某种苦涩的笑，同情而又怜悯马可瓦多的遭遇，揭示了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背后的阴暗画面，在马可瓦多“这些千奇百怪的形象中隐藏着卡尔维诺那忧郁、伤感的自画像”。（《日报》，1963，切塔蒂）
《马可瓦多》一书富有政治思想性和社会性，具有一种朦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迪陶醉在消费社会中思想变得迟钝的人们，引导他们去设想和创建一个更正确、更合理的世界；马可瓦多的处境正是社会上普通的人们共同的处境，这也正是作品引起全社会共鸣的原因之所在。全书文笔简洁、流畅，并具有：—种独特的幽默感；作者奇特的想象力赋予小说一种寓言式的风格，使他笔下的主人公似乎成了现代童话故事中的奇特的人物。
第二卷《困惑的回忆》中收有《最后飞来的是乌鸦》（1949）和《进入战争》（1954）两部短篇小说集。故事大都以抵抗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渲染了战争的残酷。风格明快，语言简洁，笔触辛辣。名篇《最后飞来的是乌鸦》描述的是一位偶然加入游击队的少年神枪手，他能百发百中地射中飞鸟、松塔儿、睡鼠和野兔。有一次正当他全神贯注地狩猎时，发现树林里的一块岩石后面躲着一个德国兵。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只乌鸦，德国兵企望神枪少年把注意力转向那只乌鸦，枪声响了，但乌鸦并未坠落。德国兵以为神枪少年没看见乌鸦，就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向少年指点空中的乌鸦，就在那一刹那间，“猎枪的子弹不偏不倚地正好打中了那德国兵穿的皮茄克上绣的那只展翅的飞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