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某个夏日，我接到安全局一位官员的电话，他自称是内务部的负责人，希望能见见我。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暗示道，会面是为了“某个申请……”
他允许我选择会面地点，我建议就在我的住所，这是在我一个作家朋友的启发下做的决定。最近，他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会面”，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当然会比在“客人”可能提议的任何地方更为自信。我幼稚地认为，从一开始，我就赢得了一点小小的尊严。会面定在第二天早晨九点。
几个月以前，我申请了去法国和德国旅行的护照，我想他指的就是那份申请。我1979年的第一次西欧之行是在经过了无数次拒绝之后才获批准的，那时我四十三岁，那次西方之行充满了未知数，无望的归途让我不安，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郁郁寡欢。我决定不再重复这样的经历，因为我知道在几个星期的喜悦之后，我会再一次陷入长长的冷漠和精神紧张状态。整整六年里，我没有再申请另一份护照。但到了1985年，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我急切地想逃出我的囚笼，不管时间多么短暂。
打完那个让我不安的电话之后，我努力安慰自己：如果那个安全局官员确实是来讨论我的旅游申请的，那么明天早晨的会面就只是一个程序，只是形式而已。因为在我的再三询问下，作家协会的主席已经告诉我，我的护照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对安全局的恐惧有着特殊的原因，除了和每个生活在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集中营的人一样总是心存紧张情绪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职业和民族背景使我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况。十年前，我的一个朋友被迫成为告密者，他的唯一责任就是监督揭发我。我记得那个潮湿、烟雾弥漫的秋天夜晚，他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我，提议我们出去走走。从他的声音我根本猜不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刚刚和安全局的人见过面，他们没有费太多口舌，他们只是暗示说，他可能会失去那份收入一般的工作，无法赡养他那生病的父亲。于是，他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我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
我无法忘却那种包围着我们两个人的焦虑和恐惧，还有我心中混杂的奇怪情绪，一方面他让我感到疏远；另一方面，他又让我有一种亲近感。
我们之间的见面越来越频繁，我对我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几乎着迷。他告诉我他与联系人之间的会面，他向我描述他们见面时的破旧房子，审问者的外貌和反应，我不断地要求他对一些他已经回答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因为这些问题会出现在多次谈话中）。我越来越希望见到他，希望了解他每次见面的细节，然而我越来越不愿意告诉他我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我变得越来越多疑，我对他总是很及时的汇报渐渐失去了信任，我开始认为，他向我隐瞒了某些东西，为了保护我——还有他自己。我的生活平淡无奇，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会面和严密的监督。我那普通不过的家庭、朋友、工作、海外关系、收入、健康、书籍甚至女人哪需要这么多时间去谈论？
在扮演了那个可怕角色两年后，我的朋友离开了罗马尼亚移居他国。他离开之后，我不知道是谁代替了他的位置，但毫无疑问的是，肯定有人代替了他，也许是一个我非常亲近的人……
见面前的那个晚上，混乱的记忆和疑虑使我久久不能入睡。他们知道多少？他们要问什么问题？在这样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回忆和朋友的每一次谈话、那些已经淡忘的事情、那些可能被“他们”利用的书信、电话或秘密。
九点不到，我开始竖起耳朵听电梯的声音，但是没有一点动静。九点整，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个棕色头发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站在面前，他穿着灰色西装和蓝色衬衫，打着领带。显然他是爬楼梯上来的。根据我原先想好的，我请他出示证件。他目光犀利地看了我一眼，对着我居高临下地笑了笑。他晃了晃他的证件，还没来得及让我看一眼上面的名字或照片，就又迅速地放回了口袋。
他已经在房间里了。他环视着书架、书桌，还有穿着汗衫和牛仔裤的满面倦容的主人。
“您有针线吗？”
我们对手戏的第一幕已经很不同寻常了：被审者严肃地要求审查者出示证件，但是还没等他扶正鼻翼上的眼镜，对方已经“唰”的一下把证件放好了，像变魔术一样。第二幕更有意思：我们活脱脱就是那出法国戏里的两个角色——又矮又胖的帕塔熊和又高又瘦的帕特。瞧瞧帕塔熊，穿着拖鞋，身体臃肿，是猎物；再看看帕特，幽雅的猎手——这是猎手队伍里的新生力量，数量稀少。一走进房间，他就看着那个面色苍白、有些古怪的老先生，非常和蔼地说：“您知道吗？您很像我父亲……”猎手巧妙地装作没有看见猎物的恐慌，他饶有兴趣地看着书架。我没有动。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裤子上的一个扣子掉了。”他把扣子给我看，又指了指扣眼，那里确实少了一粒扣子。是不是他为了能一个人在客厅里待一会儿故意把扣子扯下来的？他怎么知道客厅里没有针线，需要离开客厅去拿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想在客厅里安放一个窃听器来代替我那个已经离岗的朋友吗？我已经掉进了他们喜欢的那个陷阱——妄想症。如果他们真的想安装什么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做。我是不是应该将计就计把闹剧演下去？翻筋斗或走钢丝？我用父亲般慈爱的笑容来回应他孩子气的微笑。我们都很有教养地笑着，两个人都表现出虚伪的热情。
我在卧室里慢慢地找着针线盒，最后，像剧本所写的那样，我把针线盒递给他，让他挑选毒针和魔线。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开始小心翼翼地缝扣子，而我，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这出小戏在我们的合作下慢慢地展开了。
“您还生气吗？”他温和地问道。
这个突然的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回答，等着他缝好扣子，看看他能不能问得具体些。
“几年前的那次访谈，那次给您带来麻烦的访谈。您还生气吗？”
不，我得承认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我得承认我前一个晚上想象的剧情里不包括这一幕。我本应该慎重地想一想怎么回答，但是我脱口而出：“是的，非常生气。”
我并没有准备严肃地回答他的问题。在他提到的那次访谈里，我说过，我们不应该严肃地对待官僚，那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但是，我忍不住地想做出反击，我没有忘记那件事，那些监视我、在舞台侧面导演这出戏的人显然也没有忘记。
四年前，1981年的夏天，就在最后一届作家会议召开之后不久，我接受了一个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采访。在那次会议上，作家们对官方的文化政策及其他一切官方政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议。那些发言后来都没有公开发表，为了防止留下任何“证据”，代表们不能带录音机进入会议厅。整整三天，我们被关在一个陈设精美的大厅里，我们被允许畅所欲言，监察组记下那些最大胆者的名字，为国家安全局记录下所有一切：幼稚的口号、笑声和口哨声、激动、鲁莽还有我们孩子般的相聚带来的难忘快乐时光。
显然齐奥塞斯库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个扩音器，能够听到会议厅传来的发言。这是党的总书记第一次没有出席这样的会议。那天早晨，少先队员们站在大厅门口，准备为他欢呼并献上鲜花，结果仪式突然被取消了。
总统在最后时刻决定不参加作家会议的举措是明智的（很明显，国家安全局已经向他通报了与会代表的情绪）。在代读总统的长篇讲话时，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惊恐地发现，那些傲慢的作家们纷纷离开大厅到走廊上抽烟或是到餐台上拿东西吃，那上面摆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美味。“真的热狗！”我的一个朋友高兴地惊呼着。“真的热狗！它们吃上去就像真的热狗，一点都不像商店里买的那些假热狗那么难吃。热狗，热狗，难以想象，真是太棒了，现在这个时候！”我贪婪的朋友高兴得忘乎所以了，根本没有想到很快他不仅被剥夺了享用热狗的快乐，而且也将被剥夺自己的生命，他那曾经快乐或不快乐的生命。
作家们的愤怒情绪已经酝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但这只是造成那种会议气氛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这是那个时期东欧最激烈的反共示威），还有一个原因是与会代表的构成。这一次的代表是通过秘密投票选出的，结果那些民族主义派系的官方作家，那些受到当权者青睐的作家都未能出席。权威部门对此深感不满，紧接着出台了一系列报复手段：他们加强了审查制度，削减了资金，减少了刊物的发行量，使作家联合会处于瘫痪状态，禁止一切与外国人的接触，加紧了对“不听话”作家的迫害。
我的那次与文学评论家的谈话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不久进行的，但谈话内容直到六个月后才刊登出来。（本文后面附有那次谈话的文字稿。）刊登那次谈话的是《家庭》，一本在远离首都的奥雷迪亚限量发行的优秀文学刊物。在地方上发表一篇相对正常的文章似乎要容易些，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由于与之相邻的匈牙利拥有较为宽松的新闻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那里的审查制度。访谈内容以及访谈者的名字立刻引起了当权者的勃然大怒，他们发动了一场造谣中伤的运动，表面上是针对访谈的内容，但实际上却是要攻击访谈者。这种避开令人不快的观点把矛头对准表达观点的人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万无一失的辩论技巧。
那个官方民族主义派系的文学专栏作家写道，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对于这个评论家来说，他这点虚伪的谦虚真够奇怪的，他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在被我称为“杀手队”的队伍形成之前）的很多文章中曾提到我的名字，并把我列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虽然那时我只出版了两本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在那场造谣中伤运动的早期，官方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利用我写的“一个新的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新的亚历山德鲁·托马”大泄私愤，他写道：“一直到目前为止，诺曼·马内阿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他的作品也一样。”多年之后，一个和布加勒斯特文学圈关系密切的作家告诉我，那个“宫廷诗人”至少对我的一部小说非常熟悉，他在里面对号入座地认出了一个让人非常讨厌的小角色，和他确实非常相像。
那场运动对我进行了多方面的抨击：“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他们匆匆捏造出这些自相矛盾的罪名，没有人能够阻止或者抗议这个国家的第一机构支持和资助这些残暴的笔伐。
我和国家安全局那位官员的谈话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话题始终没有改变。
“如果您还在生气，这说明他们达到了目的。”在这场猫鼠之战中，我年轻的对手一直穷追不舍，已经从扣子插曲进入了热烈的尾声。
“‘他们’是谁？”我问他。
“那些攻击你的人。”他非常符合逻辑地回答我。
我非常幼稚地又开始扮演父亲的角色，“我不是生他们的气。攻击我是他们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工作。我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回应。我写信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他们从来不理会我，而法律要求他们应该在六天内回复人民的来信。”
那个聪明的官员笑了，“那种打印信件？你会满足于一封打印信件？”显然他很了解国家安全局那一套。其实他也承认，即使是收到一封千篇一律的打印信件，人民也应该感到心满意足。
“我没有那么傻，我根本没有指望收到别的东西。我要的是公正，或者说是在等待他们的道歉。天知道，是的，我等的就是打印信件！‘你的编号为××的挂号信已于某月某日收悉，我们将对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就这些，就这些！”我站起来，情绪很激动。我的客人再一次笑了。打印信件根本没有意义，一封具体有针对性的回复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一封回复在哪里？被激怒的受害者咆哮着，然后崩溃在野兽的面前。可是，我的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我的反应也都是情之所至。
悬念让房间的空气战栗起来，在长时间的紧张等待之后，那个官员重新戴上面具，非常庄严地说：“您得到了这个国家最高统帅的回复。我们的总统、党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在最近的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强烈地谴责了民族主义。”
哦，是的，当然，最高统帅！
在他说完这番话之后，猫和老鼠都不敢笑也不敢开玩笑，我们都静默着、思索着，仿佛这是仪式的一部分。过了一会儿，老鼠才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如果最高统帅……如果伟大的……那，为什么……为什么？
“那，为什么那些民族主义的、反知识分子的、反犹太和反西方的文章还在印行？”我问道，没有一丝笑容。
汤姆猫疲倦地叹了一口气，就像一个退休的警察。他仍然沉默着，等待着，等着小丑被压迫者的仁慈感动，感动的泪水冲坏他脸上的妆容。
那位官员来自少数民族部。这样的安排对我来说本是一种侮辱，但是想到上次文学部那个更加阴险狡诈的官员，我就不这样想了，上次那个人冷漠奸猾的样子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显然，在我那次让国家安全局惊恐万分的访谈里，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我提到的独裁政党的沙文主义，那是第一次有人公开地抗议《理想》，一篇1980年发表在《星期》上的新法西斯社论。
迈出那一步实在不容易。在20世纪80年代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整个民族都陷于贫困、道德沦丧和恐怖之中，单单把民族主义作为批评的靶子似乎“欠妥”。最后，我决定不再沉默，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人们注意力的做法证明灾难已经越来越逼近了。我本希望有别人能对那篇文章进行反击，而不是我这样一个有少数民族背景的人。
那位官员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回忆。我很容易地回想起了《理想》里那些语气强硬无耻的句子：“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们做的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大多数，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数百万忠实的儿子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罗马尼亚特色的共产主义。”（把“大多数”和“自由”、“主人”这样的字眼放在一起显然是无意识的。）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在这里得到了赤裸裸的表白：
我们，这个英勇时代的罗马尼亚作家和艺术家，热爱共产党，不仅是因为它给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新鲜的视野，不仅是因为它以惊人的速度带领人民迈向正义、迈向最理想的境界，还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告诉人们，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只能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建设，这些人民千百年前就降生在这里，他们在艰难的岁月里从未停止过斗争。
党当然知道这些，知道得更多，但它很少表露，即使表露，也只是向那些忠实的仆人！文章接着写道：
党知道这一切，还有更多的……这些是选拔和提拔党员的前提。它知道，就像古老的编年史家所说的，最高荣誉应该属于那些有爱国行为的人，而不应属于那些贪婪的外来者，不属于那些穿着臭烘烘羊驼呢衣服的塔兰台拉舞教师，也不属于那些别有用心的骗子，这些人强按住内心的傲慢，用虚假的爱国主义愚弄人民。我们不需要懒惰的预言家，不需要犹大，罗马尼亚人英勇牺牲的传统不可能流淌在他们低劣腐败的血液里。
“预言家和犹大”、“塔兰台拉舞者”、“别有用心的骗子”、“腐败的血液”，在回答那次危险访谈中的问题时，我心里不断重复着这些字眼……长久以来，党已经把“外国人”从它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已经把那些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千百年”的公民清除出去。使用“塔兰台拉舞教师”、“懒惰的预言家”和“犹大”这些字眼说明，对于他们来说，驱逐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那些黑名单最上方的人不仅不能得到“最高荣誉”，而且应该被驱逐出境。这样一来，领袖的两个伟大目标就可以实现了：“净化人口”和换取硬通货。那些肮脏的外国人必须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分隔开来，犹太人被卖给了以色列，德国人被卖给了联邦德国。
社论深刻理解了“党员选拔的政策”，也就是齐奥塞斯库政党的政策，在国家安全局的“文化器官”——《星期》的这篇社论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大胆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毋庸置疑，攻击这样的刊物就是亵渎，访谈中的其他言论与这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抬起头，我的客人非常放松地微笑着。这是不是意味着谈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安全局的官员是不是要换成忏悔的语气？他是不是在计划这出戏的第二幕？哦，当然……他因为这个在他掌控中的社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而痛苦。是的，是的，他也有他的烦恼。但是，那些在伟大领袖已经给出伟大答案之后仍然公开攻击我的人呢？他们啊，他们只是一伙挑拨是非的人，那个官员用的就是这个词：挑拨是非的人？中央委员会过去和现在的成员、罗马尼亚现在和未来的院士、头上顶着各种荣誉和头衔的人——挑拨是非的人？是的，一伙挑拨是非的人，我的那位能干的客人满脸痛苦地说着。我们总算有相同的观点了！
“我们都知道他们肮脏的交易，他们搜刮钱财。他们是一群恶棍、废物，一群无事生非的人，不要理睬他们。让我来告诉您，他们不代表党的路线。党和这些丑恶勾当之间毫无关系。”
但事实上，他们为党唱着赞歌，党也在为他们唱赞歌，他们的出版物是经过党审批的！《星期》是布加勒斯特市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内部刊物，它不代表党？如果《星期》不代表党，如果党和它的卑鄙行径毫无关系，那么党为什么不把它的编辑们开除，让那些代表党的“真正”路线的人取而代之？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这个猫鼠大战里的老鼠，连党员都不是，甚至被指控反党，他们认为，我甚至连这个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国家的语言都不懂！
国家安全局官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情况比您想象的复杂得多。您不应该卷到这些事里，您是那种欧洲类型的……”
我瞪大了眼睛竖直了耳朵：他在讽刺我吗？听上去就好像汤姆猫想学它刚吞下的那只鸟啼叫。我突然想起了一位经常来罗马尼亚的苏联作家，他告诉我，每次他回到莫斯科，他都要向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罗马尼亚事务的部门汇报党员知识分子的情况。当得知党员知识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时，听取汇报的职业政工松了一口气，“很好，这样一来，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就永远不可能结成同盟。我担心他们也主张欧洲共同体，现在到处都是赞同欧洲共同体的人，我以为罗马尼亚也有这样的人。主张欧洲共同体的人是真正危险的人……”
“是的，您是一个出色的受人尊重的作家，是那种欧洲类型的人，是一个文明人。您不应该为那些蠢人烦恼。那些攻击您的人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真的很多麻烦。我不知道您看不看国外的报纸，这些不负责任的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很大伤害，他们破坏了罗马尼亚在国际上的声誉。”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做。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付给他们薪水，还要继续多久？我差一点要问出这些问题，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打断这种微妙的忏悔未免有些鲁莽。紧接着又是长长的暧昧的沉默，最后他终于讲到了关键问题。
“您为什么不移民？”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建议我移民吗？”我用一个问题回答了他的问题，这正是他们那些人的惯用伎俩。
“当然不是。”他很快地回答。他再一次告诉我，我是多么受人尊重，等等，等等。他站起来，非常高大。
在走廊上，帕特和帕塔熊像刚开始那样互相微笑着。
“您会很快拿到护照的。”那位官员总结性地说了一句，一面扣好夹克衫的扣子，检查一下它们是否都还在。
他是被派来安抚我的吗，好让我带着美好的印象离开这个我不愿抛弃的国家？“我知道，几个月前，作家协会的主席已经告诉我了。”我疲倦地插了一句，准备结束对话。
“你们协会的主席不能颁发签证，颁发签证的是我们。”他轻蔑而生硬地回答我，把手放在门把上准备开门。
国家安全局官员试图“安慰”我的幼稚举动丝毫没让我安心。我现在知道国家安全局对我的那次访谈耿耿于怀，我的档案已经堆得越来越高。但是直到1990年，我才知道官方对我在《家庭》上登出的那次访谈做出了什么反应。我的同犯，那次访谈发表时的《家庭》助理编辑拉杜·艾涅斯库，1990年春天在一本杂志上透露，当时，那次访谈已经被定性为“国家问题”。作为罗马尼亚文化界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勇敢地刊登了那次访谈，并谨慎而不失尊严地承担了后果。
那个国家安全局官员对“挑拨是非者”虚伪的批判连孩子都糊弄不了。没错，正如他所说的，他对他们“肮脏的交易”了如指掌，但是国家安全局文化杀手队的问题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好处或某些豁免权，他们的问题是那些真正的肮脏交易：抄袭、代人捉笔、纵容恶行、滥用职权……政府对这些问题听之任之绝不是偶然，很多事情到今天还是遮遮掩掩。
就在安全局官员来访前不久，命运之神——这是安全局无法控制的——揭开了一个罪恶的秘密。离布加勒斯特不远，在普洛耶什蒂的一个体育馆里，在摇滚音乐的伴奏下，人们朗诵着献给敬爱领袖的诗歌。这个被称为火焰俱乐部的活动是以官方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编辑的杂志《火焰》命名的。在一次表演过程中，观众席的一部分突然倒塌了。数千个歇斯底里的少年惊慌地逃离他们的位置，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在这些法西斯狂欢活动中象征爱国主义精神的东西：胸罩和短裤；伏特加、红酒、啤酒和香槟酒瓶；更多的短裤、胸罩和避孕套。这让组织者——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大为尴尬，他一直在利用火焰俱乐部积累政治和经济资本。很显然，这个丑闻照亮了他对手的幸运之星，那就是年轻的爱国诗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
1990年，在独裁者死后，一封被公之于世的信揭开了国家安全局“文化”特务的真面目。这封信是在普洛耶什蒂事件之后保恩内斯库被解除《火焰》编辑一职那天写给齐奥塞斯库总统的，日期是1985年7月8日，星期一，和那个扣子掉了的官员拜访我是同一个星期。这封信值得我们好好拜读：
罗马尼亚人敬爱的领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我写下这些话，再一次地打扰您，是因为和从前一样，我觉得我写下的是公道和正义。在几个星期的痛苦之后，他们把我叫去告诉我，我被解聘了。我不知所措地离开了党组织。
我不想反复唠叨发生在普洛耶什蒂的不幸事件来让您生气，但是我会永远感到遗憾，有人利用这个事件迫使一个“齐奥塞斯库主义”的忠诚卫士离开了战场。我甚至不会说自己是完全无辜的，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是我可以承认并感到后悔的那些错误、罪过和他们指责我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能成为让我离开《火焰》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您，如果这是您的决定，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英明的决定。我相信您的能力和公正。我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停下已经开动的要剥夺我一切东西的机器。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向您表达我深深的谢意，谢谢您给了我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的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机会，我要用这封信为我的生命篇章画上句号，也许就是为我的生命画个句号。我热切地希望您能相信，所有我做过的好事都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祖国，相信您，所有我可能做过的坏事都绝没有恶意。
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践踏我的生命，践踏我曾经做的工作，践踏我的名字。我已经毁了。我知道有许多敌人都在等待这一刻。
我所剩下的只有我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对儿女和刚刚经受中风痛苦的可怜的父亲的责任……能够让我在这条漫长空旷的路上走下去的是我对您无限的信任，您是正义的守护神。我将永远热爱您为领导民族命运所做的一切，我将永远忠诚于您。我对您的情感将伴随我的一生。我担任总编的时候热爱您，但那并不是因为我是个人物，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了，我仍然热爱您。如果您任何时候需要我，只要我还活着，还有力气从绝望和痛苦中爬出来，我都将用我最后的力量向您跪拜，只要这能够使您登上自由、尊严和生命的宝座。我将弯下我的身体将您高高举起，我随时准备作战，因为您是一个正义、无畏、伟大的人！
罗马尼亚万岁！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万岁！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万岁！罗马尼亚现代史上一个伟大的名字，一颗勇敢的灵魂，一部壮美的篇章！那些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勇敢的战士和伪装的叛徒的人万岁！
感谢您的一切，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不能做得更好、更有效。
祝您万寿无疆！虽然我已经一文不值，但我还是要说，如果哪个混蛋威胁到您的生命，我随时准备好挡在您的胸前。只有在这些时刻，您才能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品质。我宁愿作为一个勇士死去，也不愿作为懦夫活着。
尽管这封信的作者穷尽赞美和奉承之辞，但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用自己的胸膛去保护独裁者。1989年12月，在布加勒斯特发生骚乱的时候，由于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这个诗人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据说随身带了满满一箱珠宝。之后，他消失了一段时间，现在又重新回到了罗马尼亚公众生活的中心。
我费此笔墨引用的这封信不仅象征着一个时代，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职业，妄自菲薄的职业：人们自觉自愿地从事这样的职业（不像斯大林时代是被迫的），并且用不同的方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去。不论他们是否熟练，他们始终狡猾无耻地做着这件事情，而且总是有利可图。在这个荒唐的闹剧里，演员们用灵魂换取小小的奖赏。但这些不能见光的计谋总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这些职业演员们富有创造性的领悟力和整个被压迫得麻木不仁的民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我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所说的“厌恶综合征”）。
“杀手队”和“党员知识分子”并不相同，它是一支特殊的警卫队。它的成员无条件地效忠于领袖和他的安全局，而不是共产党。它和权贵阶层也不同，虽然它从心里鄙视权贵阶层，但有时还是会和它合作（和其他恐怖组织一样）。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党内各阶层不能拥有的“自由”，并经常享受特权。他们在很多场合戴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具无法掩饰他们真正的面目，民族主义的恶魔常常不耐烦地从面具下露出狰狞的面目。
“杀手队”惯用的武器是揭发、造谣以及各种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有各种打击目标，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构的，但是“外国人”、“自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或“欧洲类型”是他们最喜欢的打击目标。有时，如果那些穿制服的“导演”觉得合适，对某些官方组织进行攻击也是许可的：例如，作家协会被指责奉行“精英主义”、“工联主义”甚至“职业作风不当”，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党的作家协会。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那类被称为“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证明这个后斯大林、后纳粹（也许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独裁统治错综复杂，充满了阴谋诡计。
“杀手队”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下的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官方发动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声称罗马尼亚的文化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反对把民族文化的价值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独裁政权把这场辩论作为威胁知识分子的武器。（在我的访谈中也提到了这场辩论。）
也许我应该着重介绍一下“杀手队”的四个成员，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缩影，而且不幸的是，也可以看到后齐奥塞斯库时期的情况：
●欧金·巴尔布——科学院院士，数届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星期》的“社会主义老板”；擅长写作短小有趣的散文（被控抄袭他人）；民族主义分子、传播丑闻的记者。我们称他为“老板”。
●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一个不能说没有天赋的诗人，因过于多产而自贬身价，笔下不断涌出赞美、绝望、后悔和恐惧之辞；一个冲动具有煽动性的记者；《火焰》的总编（火焰俱乐部的主任）；忠于领袖并因此得到丰厚的俸禄。我们暂且给他一个代号叫“抒情泵”。
●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爱国诗人、报社的雇佣枪手、“老板”的门生，和“抒情泵”竞争齐奥塞斯库王朝宫廷诗人的位置。因写作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文章而出名（包括他在《星期》上发表的未署名社论《理想》）。我们就用他的名字“科尔内留”来称呼他。
●伊尔·普尔卡路——一个痴迷于民族主义的黑手党式记者；他完美地执行过几次任务，用真实的脸孔做面具干掉了他的敌人。我们给他一个微妙的名字，叫“无名”。
他们可能显得可笑，但他们绝不是等闲之辈。过去几十年里，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统治着罗马尼亚，而他们就是这个政权的轴心。他们在那次访谈之后的造谣中伤运动中也扮演了角色——有人也许会说，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一个小插曲。其实不然，这个小插曲让人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事件中他们是怎么运作的（这里没有逮捕、折磨或谋杀），揭露了这个政权以及效忠于这个政权的人的本质。妄自菲薄的职业对于维持独裁政权至关重要。不幸的是，这种危险的情况在独裁者死去之后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一次小小的访谈其实反映了历史本身。
1981年夏天的那次访谈直到12月才发表。官方的第一反应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发表在“老板”的杂志《星期》上的一篇文章，当然这都是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也就是说，在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星期》经常发表一些“特殊的文章”：国家安全局没收的私人日记、政府档案里的政治情报、对外国“敌人”和“帝国主义”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电台等）的猛烈攻击。
首先，政府的“专业作家”以《困惑》为题于1982年1月中旬发表了一篇语气严肃、内容精练的文章。
《家庭》发表诺曼·马内阿的访谈，其中一些言论还涉及我们的杂志，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们要提醒《家庭》和诺曼·马内阿，关于诺曼·马内阿事隔这么久之后又提到的那篇文章，《星期》已经两次承认了文中的过激言辞。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攻击，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访谈。那些在《家庭》上发表的文字，向我们的文化政策无端发难。这些文字还含沙射影地诽谤那些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星期》要再一次郑重声明，我们致力于倡导拥护共产党的、体现爱国主义的文学，反对上述提到的那些令人遗憾的态度，他们完全无视我们当前的文化价值以及共产党鼓励艺术创作的政策。
“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和政府因为我提到那篇名为《理想》的文章而深感不安。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星期》虽然承认文中存在反犹太的“过激言辞”，但他们的陈腐措辞使他们听上去不像在承认错误，倒像是在强调他们的观点。
“杀手队”很快加入到攻击中来，1月，在《火焰》的第22期中，“无名”攻击了我的“自由主义姿态”，他说我低估了“那些与我职业相同，但信仰不同的人”。2月5日，还是这个“无名”暗示说我不懂罗马尼亚语，我有很多“外国人”的习惯和行为。同时，“抒情泵”在1月的第29期上写道：“即使你在小酒店里和这个诺曼·马内阿同桌共饮（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都不熟悉，但是这个人却在一次访谈中侮辱了我），你仍然可以和莎士比亚一起坐在文学殿堂里。”这句话让我大为不解。考虑到保恩内斯库的远大志向，提到莎士比亚还勉强可以理解。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提到小酒店。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至少读过我的一本小说，而且对其中发生在小酒店里的一个场景感到非常恼火，因为他似乎认出了自己。不管保恩内斯库的这些“话”能不能让人看懂，他除了用声势压倒我，来回避我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外，再无别的目的。（在文章末尾，保恩内斯库全部用小写字母来写我的名字，这种特殊的语法到1990年被大量使用，那时，独裁者在他自己的权贵阶层手上丧生，“勇敢者”开始用小写字母来写他的名字。）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星期》《火焰》或《北极星》一会儿叫我“斯大林主义分子”，一会儿叫我“自由主义者”，他们批评我的出身，批评我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保持“同步”，指控我梦想成为“罗马尼亚语言的特别公诉人”，甚至指责我只为“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那些人”写作。这样的围攻对于其他被列在安全局黑名单上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也不陌生。
“有没有其他作家试图保护您，或者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那位猫特工带着狡猾的微笑问道，一边拉了拉他那条笔挺裤子的裤缝。
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我确实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和关爱，在那之前他们关心着我，在那之后他们仍然关心着我。但是公开的支持？没有。我不是唯一受到“杀手队”公开指责的人（但是在对我的攻击中他们特别加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任何公开表示支持的努力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作家朋友从外省打电话给我，开玩笑地问我，但明显带着忧虑：“他们有没有砸坏你的窗子？”另一个也在外省的朋友让我写下有关那次访谈的文字寄给他来宣泄心中的愤怒。我尤其特别感动地记得，一个老一辈的优秀作家在布加勒斯特作家联合会的一次辩论中赞扬了我的《十月，八点钟》，这本书正是在我因为那次访谈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出版的。（1990年春天，我有幸在巴黎再一次见到了他，他曾经担任过几个月的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但那些新的权贵阶层害怕他的独立意识，又把他召回了。我给了他一本刚刚出版的《十月，八点钟》的法译本，那时距离原著出版差不多已经十年了。）
我确实受到了保护……
在那次访谈的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981年秋天，我的《十月，八点钟》得以出版，在那些有关这本书的书评里，我得到了间接的保护。（发表这些书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作者的名字就足以让人紧张了。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后来我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好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几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对这篇书评大加赞赏，他们嘲笑那些针对我和那次访谈的攻击，他们还评论了我早期的作品，把这些作品放在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于是，讨论的重心从伦理转向了审美，继而转向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在极权主义政权下很难回避的话题。
《星期》很快做出反应。年轻诗人科尔内留猛烈地抨击《十月，八点钟》，宣称这部作品毫无文学价值，里面“到处是呕吐物”，“情欲横流”，“过于关注丑恶的东西”，他说那些深感厌恶的读者难以忍受其中“低级的插科打诨”，已经发出了抗议。“谁需要这样的书？我们要给年青一代什么样的教育？如果我们摒弃了健康的罗马尼亚文化原则，谁还能成为公正的评判者？……”
在同一时间，从那些诽谤者的阵营里意外地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抒情泵”不再产出令人恶心的垃圾，而是开始转换了方向。这有些意外，但并不完全出人意料。“抒情泵”比其他人更有天赋，更聪明，也更懂得操纵。他是要表现真诚还是为了和那位年轻诗人竞争统治家庭的恩宠别有用心？他们之间出现的裂痕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这种“保护”我的方式和攻击我的方式一样奇怪，他这篇题为《尊重新来者》的文章似乎暗示，有必要给予我文学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要接受我这个“外国人”并使我归化。
但是诗人的突然反叛只是他们内部短暂的策略性不和：
欧金·巴尔布主管的杂志对作家诺曼·马内阿的文学和道德声誉（一个必须存在而且确实存在的作家）进行污蔑中伤，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反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写这篇批评文章的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他应该为他的很多失言承担责任（其中有些已经对整个文化界尤其是对欧金·巴尔布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
科尔内留最严重的“失言”无疑就是他发表了《理想》。把这样的一篇文章叫作“失言”，而不是“恶行”是有特殊意义的，“抒情泵”为掩饰自己对“老板”和“杀手队”的敬意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也是别有深意的：
我当然不是要把巴尔布和马内阿相提并论，但是我也不否认诺曼·马内阿应该被视为一位重要的作家，如果他现在还不是的话。
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在“抒情泵”的那些同志们那里没有发挥作用，他们很快在一份报纸上“揭开”了叛徒的面目，而这正是“抒情泵”极力想避免的：“如果不是因为在《家庭》上制造了那个新闻，根本没有人知道诺曼·马内阿，而有人却把欧金·巴尔布与之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