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进行致命打击的是“抒情泵”的对手科尔内留。在一篇题为《判断力的价值》的文章中，他不仅批评《十月，八点钟》缺乏审美价值，政治立场危险，而且还批评了“抒情泵”的诗歌。这一次，科尔内留似乎对我在艺术性方面的缺陷比较宽容，但他不能不指出“小说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的缺陷”，小说嘲笑“党在方针政策方面的主要思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早期以及马克思主义某些久经考验的思想”被歪曲嘲讽，而且小说还怀疑“党对宗教的合理政策”，事实上，宗教信仰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自由的，理论上这样，实践中也是这样。

然而，科尔内留没有涉及那个最大的罪名，他也许是要把这个罪名留在我的档案上：在我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传》里，有一个职业政工的生日是1月26日，他建议党应该把“好运”（即赢得彩票的机会）秘密地透露给“可敬的工人阶级”。即使是科尔内留这种身份特殊的人，也不敢在他的文章中揭露我对人民最亲爱的儿子表现出来的大不敬，他的生日也是1月26日，每年的这一天，人们穷尽虚伪和奉承之能事，整个国家都要行使这样的义务。

科尔内留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从我的小说中引用了一句话：“让我们一起去愚弄那个在世界上徘徊的被称为‘厌倦’的幽灵吧。”他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他对《共产党宣言》开首句的阐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那个幽灵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而在诺曼·马内阿那里，共产主义变成了‘厌倦’。”

古板沉闷的独裁政权。在它表面的硬壳下，里面空空如也。当权者的话语策略就是通过不断滥用某些严肃的原则来获取利益。

在这样荒唐的世界里，人们怎么可能“反抗”？任何追求真实、重现真理的努力最终怎么能不成为操纵和伤害的牺牲品？

任何不愿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不仅要经受恐惧的痛苦，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用感。在和国家安全局官员进行谈话的时候，我尽量不把他当回事，但是不管是在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深深的忧虑感都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就像那次访谈发表之前和之后我的心中都充满恐惧一样。我知道，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太多的“严肃”会显得很可笑。我希望那种侵袭着我的无用感完全不同于空虚感，我努力用讽刺表达着我的哀伤，用嘲讽表达我的恐惧。

在一个一切都如此荒唐的世界里，在一个残缺畸形的假面舞会上，那些固执地要讲出真相的人显得多么可笑又可怜！直面荒唐能消灭荒唐吗？那个无处不在无恶不作的魔鬼仍然在威胁着人们：即使他不直接杀死他的敌人，他也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毁坏，让每个人都在这场闹剧中窒息而死。在这个肮脏的极权政权里，还有什么是可以幸免于难的？怎样才能幸免于难？那些挣扎着想要逃生的人不仅受到暴君和安全局势力的威胁，同时还要提防别人歪曲事实、造谣中伤以及讽刺挖苦，这些秘密武器同样可怕。暴君的面具审视着每个角落。在极权制度这个大马戏团的每面墙上，我们都能看到小丑的画像，他露出胜利者得意的笑容，嘲笑着那个拒绝和他保持一致的傻瓜奥古斯特。

门关上了。我等待着电梯的声音。那个安全局官员肯定是走下去了。我等待着。如果他回来怎么办？如果他的扣子又掉了怎么办？我知道线的质量不怎么样，可能禁不起他那么大踏步地下楼。如果他突然告诉我一些意想不到的话怎么办？如果他刚才忘了表明真正的目的怎么办？往往在猎物放松下来，以为已经轻松过关的时候，致命的打击就会从天而降。但是，他确实没有回来。

这是6月一个美丽的日子，我在城里四处溜达了好几个小时。也许我把那次愚蠢的会面想得过于复杂了？我无法忘记，有好几个月我每天买报纸，就是想看看到底还潜藏着什么新的危险。是我太夸大那些仇恨和肮脏的言辞了吗？

我不想待在当局用来孤立我的那个种族角落里。那个战争结束后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忘却记忆，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和别人一样地生活。四十年之后，难道我还要再当一次受害者吗？我不能容忍。我怀疑那些用自己的痛苦赚钱的人，我更讨厌那些造成这些痛苦的人。

瓦茨拉夫·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曾经写道：“有些时候，为了了解真相，我们必须沉到痛苦的最深处。”不论是在童年，还是在少年，或是成年以后，有很多次我都触摸到了痛苦的最深处。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英人物”，我不需要为了厘清思想重新再经历那些痛苦。但是安全局来的那个人把新老问题都放到了我面前。也许在集中营里（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十几年里，罗马尼亚不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中营吗？），所有人的境遇都非常糟糕，那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囚徒不应该抱怨他们受到的侮辱，但是……卫兵会把某个人的眼镜打落在地，然后追得眼神不济的囚徒四处乱跑。他可能会摔倒，会不知所措，而残忍的人群会在一旁大笑。在普遍的大灾难面前，我们不能忽视个体的痛苦（即使是在集体悲剧里，痛苦不是个体的，又能是怎样的呢？）。在那些已经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更加难以忍受？是的，那是在你察觉到还有更多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

1982年报纸上对我的造谣中伤、1985年安全局官员的拜访以及前前后后发生的一切都一再提醒我，我生活在一个畸形变态的社会里，一个方方面面都被不同程度污染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做到哈维尔所说的“生活在真理里”（虽然我一直在努力），也无法躲藏在他所说的“良心的隐蔽空间”里（在这里，我努力捍卫着自己的身份）。

为了理解在半个世纪里东欧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在公开场合表达普通正常的思想是多么困难，我们还应该知道，真正能够这样做的时间少之又少。虽然已经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危险，人们还是不能简单直接地说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与之相对的是，官方的谎言无耻地占尽了人们的视线。所以，对于未来的读者来说，这种明目张胆的谎言是更容易辨认的。现在，炸弹里的火药已经潮湿，禁令已经解除，人们已经几乎忘记了那些密码。事实上，许多作家不可否认地为此感到悲伤，因为若干年前他们冒险写下的那些充满爆发力的文字突然失去了力量。

我为之骄傲的那些文字震撼了人们的眼睛，这些人中显然包括审查者，他们被气得目瞪口呆。但是，对于那些毫无经验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我那篇访谈里“充满爆发力”的文字。

战后“人们被历史证词和伟大文学良知的呼吁震撼了”，是指索尔仁尼琴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吗？为了让“公众人物真正成为公众理想的代言人，首先要有真正的公众舆论”，说的是伟大的领袖吗？用报纸上的话来说，独裁者是“公众理想”的“代表”——即使是在他开明的独裁统治下（齐奥塞斯库时期被“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称为“开明时代”），这个国家的情况也是越来越糟。还有“观点的正面交锋”、“准确而广泛的信息”或“保护隐私和选择权”是在讽刺那个唯一的政党和万能的安全局吗？或是讽刺那些禁止和外国人接触、禁止堕胎的规定，讽刺强行的妇科检查和无所不在的安全局官员吗？

还有那句“现在的报纸上有很多浮夸的颂扬文字”，即使是小孩子也能猜出那些颂扬文字是为谁写的。这个时期的罗马尼亚报纸刊登这样的文字，只能说明一点，和斯大林时期相比，勇气在今天被贬值了，那些歪曲事实滥用文字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还有另外一种密码。即使是那些让马戏团中央委员会的文字专家们大为震惊的话也只有行内人才能明白：“一个还算年轻的诗人，曾经拿过赫德奖学金，写了一篇可怕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社论，叫什么？哦，叫《理想》，这样的文字在罗马尼亚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但是，这个急切想唤起人们对其他时代记忆的年轻人，竟然没有被解雇没有被降职，他还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仍然跻身于新闻界的领导阶层。”这个年轻的诗人当然就是科尔内留，那个想在独裁者那里取代“抒情泵”的人。我们应该说清楚一点，他得到的赫德奖学金不是赫德先生给的，而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文化杂志”——《星期》的“老板同志”提供的。“对其他时代的记忆”指的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罗马尼亚右翼提出的法西斯口号，那篇沙文主义的社论《理想》为法西斯口号重新注入了力量，他们这样做得到了官方的鼓励。

不了解密码的读者可能也不明白下面这句话：“……一个被批评家激怒的作家连续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恶毒的文章来猛烈攻击那些批评家。这个作家是在意大利发表的这些文章，而不是在罗马尼亚……”读者也许应该了解一下约瑟夫·康斯坦丁·德勒根给“杀手队”的帮助，他是一个移居意大利的罗马尼亚人，在战后的那些年里积累了大量财富：他是齐奥塞斯库的同伙，是罗马尼亚“新右翼”的支持者。

我的访谈之所以会激怒那些审查者，是因为他们都深谙这些密码。密码的存在会不会让这些文字丧失力量？也许不会，至少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官方已经把那次访谈定性为“国家问题”。我还讽刺了那些“统一规格打造的显赫人物”，即那些官方作家。我还提到了“老板”所说的那些“得到警察许可”发表的政治主题的书。重新读着这些文字，我笑了。事实上，我还应该多加一些注解。我也许应该说明清楚，那些新一代的权贵阶层也开始写“文学”了。根据这个国家的拜占庭传统，他们可以写那些别人做梦也不敢想的“大不韪”的东西。他们的文字确实是得到了警察的许可，但其他作家只要稍微涉及这个全国性假面舞会的真相就会受到“老板”的怀疑。

各种各样的注解、各种各样的密码，还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充斥着书籍的每个角落。“那里一切风平浪静，一切都至关重要——这里风起云涌，但一切都微不足道。”这是菲利普·罗思写的，把东欧和西方进行比较。确实，有关那次访谈的故事比那次访谈要长得多，每一句话背后的故事都可能和整篇文章一样长。

真理在破碎的密码文字中幸存了下来，只因为那些仍然执拗地相信真理的人。有人问一个拉比，“既然您知道迷失的灵魂无法被改变，您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布道？”他回答说：“为了我自己不被改变。”那些密码比整篇文章更重要，后台的活动比前台的表演更重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地下秘密进行着。

我在《家庭》上发表的访谈掀起轩然大波，这更加恶化了我和当权者之间原本就远不算和谐的关系。

狼群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任何有关那次访谈的文字都不许见报。那篇文字从《罗马尼亚访谈录》中被抽掉，编者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1984年出版的《在边缘》那里。《在边缘》是一本散文集，开始的时候受到审查者的阻挠（他们说这本书的精神和那次访谈完全一致），但后来在一位勇敢的编辑朋友的坚持下终于得以出版。

那个被派来告诉我政府有的时候会和它的仆人（如“杀手队”）划清界限，政府欣赏“欧洲类型”的官员显然对那次访谈的前因后果了如指掌，而且他也可能非常了解作家协会最近的风波，一个评委差一点把一个奖颁给了《十月，八点钟》（那个评委后来大胆地再次把奖颁给《在边缘》，但欣赏我“欧洲类型”的官员撤销了这个奖）。那个非常动情地说我“像他的父亲”的官员在问我为什么不移民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对我来说，要想再出版新书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1985年在我终于拿到那本等待已久的护照后，我把《黑信封》留给了我的出版人，这本书对独裁制度的批判比其他任何书都更加犀利。两个月以后，我从国外回到绝望的罗马尼亚，为争取让这本新书得以出版所经历的困难超出了我最悲观的想象。如果没有我那些编辑朋友的支持，这本书永远也不可能出版，即使是在做了大量删减和改动之后也无法出版。这个国家的局势越来越危险，我个人的境况也到了难以忍受的边缘。1986年，我再一次申请以“旅游者”的身份去西方国家——这一次和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妻子。在漫长的等待后，我们俩都拿到了护照。

这一次，安全局的官员没有来访。我准备好听到警告电话（从“少数民族部”还是“文学部”？）。在离开之前，我重读了我对那些攻击我的人的反击，他们攻击我是个“外国”罗马尼亚作家，不懂罗马尼亚语。当然，我的反击是间接的。我的文章发表在1982年3月15日的以色列杂志《文化马赛克》上。我还是利用了我的“少数民族”背景，否则我可能无法在别的地方发表这篇文章。这是一篇为乔尔乔·巴萨尼的短篇小说集《大墙内》写的书评：

就像贝娄是美国人，莫迪亚诺是法国人一样，巴萨尼当然应该是意大利人（在这里，我们努力克制着不去提及某些当代杰出的罗马尼亚作家的名字，他们不幸地由于语言上的隔离——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无法得到他们本应得到的国际声誉……）乔尔乔·巴萨尼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作家，这和所有其他伟大的作家一样，不论他叫萨巴、舒尔茨、布莱切、卡内蒂、契诃夫还是曼，或是今天或昨天的许多其他作家。他们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种族，但同时他们又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并且永远如此。

发表这篇文章的这本杂志发行量很小，但还是迅速有了反响，还是《星期》，还是那个已经越来越不年轻的诗人科尔内留。他提到这篇文章“刊登在布加勒斯特一本杂志的最近一期上”（他没有提杂志的名称），他写道：“那一串显然是随意列出的名字隐藏着我们可以理解的深意，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布莱切或舒尔茨和契诃夫以及托马斯·曼这样‘属于全人类’的作家相提并论。”对一个根本无视萨巴和卡内蒂的人解释谁是布莱切（被法国人视为罗马尼亚的卡夫卡）或谁是布鲁诺·舒尔茨（波兰诗人）显然毫无意义。关于其他“那些让人怀疑诺曼·马内阿‘思想意识’的文字”，科尔内留问道，“那句‘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是什么意思？”他接着写道，“我们倒想知道他到底想说谁，他们怎么被隔离了以致不能成为世界级的作家？！至于语言上的隔离，我们也许应该提醒诺曼·马内阿，既然他连罗马尼亚语都不懂，他永远也别想通过一门外语成为世界级的作家。”很明显，科尔内留不仅反对文学评论家对我的作品所做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质疑我，作为一名“外国人”，是否属于这个国家和这种语言。即使这只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或者说，也许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这样的话仍然刺痛了我的心。在我之前的许多不同国家的作家，都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语言就是他的祖国”。一个诗人补充说，“即使这种语言是德语，而这个作家是犹太人。”这个诗人就是流亡中的保罗·策兰。

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一期《星期》里，一篇题为《必要的意识形态》的文章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科尔内留是怎样展望“创造新的人类”的。为了创造新的人类，“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要贡献出他们最好的东西”。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要一一被剔除，首先就是那些从种族和文化上都不属于罗马尼亚的人（即使他们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不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要经过自然选择。从道义上来说，你不能一方面汲取着这个民族文学的营养，另一方面又对它表示蔑视，或者你一方面得到如此仁慈的共产党政权的报酬，另一方面却对它百般责难，再或者，你一方面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另一方面又嘲笑那些无名的民谣作者以及艾米内斯库、约尔加和高加。”他指的是那些伟大的罗马尼亚民谣作品，以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罗马尼亚经典作品。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嘲笑神圣的“传统价值”，这只是一个为了“自然选择”而强加的罪名，是一种暗示，暗示那些可能亵渎神圣的人，那些由于他们的出身而注定要亵渎神圣的人，事实上已经亵渎神圣了。

当初那个少数民族部的官员问我为什么不移民时，他曾虚伪地称赞我是“欧洲类型”。难道早在1985年，安全局就已经读到还在达尼罗·基斯的脑袋里并且不是用罗马尼亚语写作的文字了吗？我指的是达尼罗·基斯198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东欧作家逐渐发现他和当局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后果（边缘化和压迫感）都要归因于他潜在的“欧洲意识”，因为“认为自己属于中欧的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政见”。我是在罗马尼亚境外看到这篇文字的，“像那些想要证明自己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这个作家发现误解源于他自己的沉默，源于他几乎没有意识到的对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全面的欧洲的向往——他正是因为这而受到了谴责。他觉醒的结果是流亡，或者监狱。”我在这样的描写里找到了自己，非常地贴切。觉醒是个缓慢的过程，冲突无法消除，最终是痛苦的离别。

我的过去和现在远比我这里描写的要复杂得多。我1986年离开了罗马尼亚，时间上的距离现在也变成了空间上的距离。我并不热爱旅游，五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被驱逐出了罗马尼亚，五十岁的时候最后一次离开了这个国家。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我经历了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人生体验—大屠杀、极权统治和流亡。

1990年，我在一本德国杂志上看到一篇描写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情况的文章。文章的结尾写道：“他选择离开的时间已经太晚了。马内阿不愿同流合污也不愿被人忽视。当他最终心情沉重地决定离开时，他完全可能遭遇更加糟糕的命运：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安全局的地牢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伊娃·贝林，她是著名的罗马尼亚文学专家，对战后罗马尼亚的情况非常熟悉。

消失在安全局的地牢里这种危险只是一种假设。1988年，我有机会在美国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位教授在考虑是否给我资助时问我，如果我回到罗马尼亚情况会怎么样？会被监禁吗？会被杀吗？非常残忍的问题，但是他为了判断资助用得是否恰当有权这样问。当我回答说，我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时，评审委员会大为吃惊。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任何书或文章里没有任何向这个制度叩首称臣的文字，我极少使用“同志”这个词，就算用也都是为了讽刺。我也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一个狂热的反共产党分子，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生活在真理中”。用哈维尔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话来说，我与当局的冲突并不是“出自任何有意的目的”，而是出于我“思想、行为、工作”的“内在逻辑”。但我不愿被贴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标签，这个名称的定义已经越来越狭隘。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觉得达尼罗·基斯对欧洲人概念的描述最符合我的情况。

我给评审委员会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回到罗马尼亚，也许我会被逮捕，也许会受到审查，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也许我会在“事故中”被车子撞死，也许我会自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事实是，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充满仇恨和诡计的社会，我不可能做任何预测。但是，1987年我在柏林遇到一个罗马尼亚来的朋友，他警告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回去。

在过去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矛盾性质推翻了以前斯大林时期的逻辑，虽然他们之间不乏共同点。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但它在拜占庭的根基上奇怪地加上了一些“新的”东西（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左翼或右翼独裁统治那里借用的）。这种两面派的统治任何时候都会出其不意地出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暧昧关系经常产生一些意外的积极效果。抛开一些主要的民族差别不谈，过去十年中在东欧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找到这种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特征。

我的那次访谈的发表和《十月，八点钟》的出版，以及其他“叛逆的奴隶”所出版的书都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因为当权者的模糊政策，要想出版和评论那些作品几乎不可能。我当然不是要低估当权者在意识到危险后可能做出的歇斯底里的反抗，在相对宽松的时期，政府似乎明白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不至于导致政权垮台，而会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一个短暂的调节期（1981年，罗马尼亚的形势比假冒“自由主义”的那个时期更加糟糕，但和后来相比，情况显然是好多了），但是，一旦游戏规则被打破，官方会迅速做出反应，急匆匆地要挽回面子，表现出愚蠢可笑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可笑的斗争——一会儿被夸大，一会儿被缩小，一会儿看上去像是在哈哈镜里，一会儿又像在噩梦里，你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有迷失感？玛丽·麦卡西说过，“在压迫和恐惧产生的静寂中，连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你怎么知道撞击马戏团棚顶的那声巨响不是针落地的声音？

在1982年或1992年，非罗马尼亚读者可能很难理解我的那次访谈里有什么颠覆性的东西，也许罗马尼亚读者也一样感到费解。这个体制在缓慢的侵蚀下渐渐地被削弱，直到有一天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幸运地促成了它的垮台。痛苦可能还要持续很久，因为这个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仍然存在。正如那次访谈中问到的一样，在这个体制下，人们的讽刺是不是“嘲弄者的顿悟”？

那个关于访谈的超长故事（就像在这个荒唐世界里有趣而无聊的生活一样）能为我们揭示什么？众人皆知的真理或谎言是否也能发人深省？上帝或者恶魔左右游戏的那些细节是否能揭示一点什么？例如，那篇访谈得以发表的细节。即使那次访谈只不过是“针落地的声音”，但它在官方层次产生的回音却不亚于炮弹的巨响。考虑到它产生的严重后果，人们应该首先严肃地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访谈会被发表？得到的答案很滑稽，活脱脱的一个“嘲弄者的顿悟”。那时，独裁者尝试进行新的卑鄙举措，通过把审查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来加强审查制度。那篇访谈之所以得以发表，是因为某个来自“工人阶级”的人喜欢去朝鲜旅行：他就是那本杂志的总编。杂志社的总编往往都是由党指派的，他们对出版过程中的一切负责。只有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其他人才可能做决定。在我的这件事里，正是其他人抓住了机会冒了一次险。《星期》谴责说，只是因为负责人“外出到朝鲜或中国半年”，《家庭》“才发表了已经发表的东西”。从朝鲜回来之后，《家庭》的总编发表了这些自我批评的文字：

虽然你们所说的这些事发生在我出国期间，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事情的严重后果。我们的杂志发表了大量方向正确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章，但不幸的是，正如你们注意到的，它也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倾向，无意中打击了我国文学的民族精神，并对它造成了伤害。

一直到1990年，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后，我才明白这些话背后的真正意图。

独裁者是在1989年12月被杀的。从那时起，罗马尼亚一直在经历着混乱而艰难的转折和过渡。旧的体制绝大多数都保留了下来（“统治者的儿子们统治着我们的孩子”是一句流行语）；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老的安全局仍然在暗处活跃地行动着（改名为罗马尼亚情报局）并且被分散到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除此以外，很多人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负疚、恐惧和仇恨之中。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也有很多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某个聪明的评论员所说的，我们至少可以希望改变一下“方向”。直到1989年，罗马尼亚都在逆潮流而行，变得越发闭塞压抑，而现在我们可以希望它顺流而行，走向民主，尽管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挫折，会走很多弯路甚至倒退。

报刊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大约有一千种新杂志面世，不同类型，不同导向，不同质量。有些非常出色，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本优秀杂志相媲美，有些则比世界上最粗制滥造的杂志还要糟糕。现在，报刊上有了表现诚实、智慧和创造力的空间，同时，也有了比独裁统治时期更多的表现丑陋和谎言的空间。

一些报刊开始讨论右翼和左翼极权统治的恶果，揭露阴谋，展望民主的蓝图。但在另外一些报刊上，安全局和权贵阶层的势力卷土重来，恐外症、反西方主义和假情报成为它们的重要内容，他们利用新的“自由”继续玩弄邪恶的把戏。

和1981年那次访谈相关的几个人就是这些潮流中的代表。不论是在独裁统治最为险恶的80年代初，还是在开始向民主迈进的现在，我的“案件”也许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总体的局势。也只有在历史的大背景里，这个有关那次访谈的故事才能够发人深省，我的这些文字才不至于枉费工夫。

我前面已经说过，一直到1990年春天我才从布加勒斯特一本杂志中了解到，当初为了发表那篇访谈而做过不懈努力的那些人受到了严重冲击。拉杜·艾涅斯库现在说出了当初为了我不能说的话，当时他不仅受到了领导的公开指责，而且还被开除了公职：

利用“决策者”出国的时机，我发表了诺曼·马内阿的一篇访谈。在这篇访谈里，他第一次公开地抗议首都一家周刊支持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家周刊和动力俱乐部，哦，对不起，是三色联盟直接相关。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后来发生在文化部的事情，在那里，也就是今天《民主》杂志专栏作家的办公室里，那次访谈被定性为“国家问题”。

这对于重读那篇访谈以及了解当前的情况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需要解释在这个荒唐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事情会成为“国家问题”，我们也不必吃惊会有怎样可笑的后果。向官方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公开抗议被安全局（艾涅斯库讽刺地称为“动力俱乐部”，这是安全局运动俱乐部的原名，1990年更名为“三色联盟”）视为反政府行为。为了毁坏抗议者的名声，他们可以无所不为：这是荒唐世界里最恰当的惩罚方式，因为含沙射影、侮辱谩骂这些手段在一个闹剧般的世界里法力无边。但那些显然和现在还有关系。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前任书记在1981年那篇访谈发表的时候几乎歇斯底里，而到了1990年，他却成了《民主》杂志的专栏作家。在独裁统治垮台之后（但它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垮台），两个当年最擅长妄自菲薄的能人：“无名”和这个前任书记依据“自由的”新闻法创办了一份新报纸，当然，他们取了一个合适的名字叫《民主》。这不是后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唯一奇怪的变化。本文中一直提到的《星期》更名为《伟大的罗马尼亚》，仍然由“老板”和科尔内留负责。这个杂志还设立了一个同名的基金会，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反罗马尼亚活动调查委员会。过去他们有党提供资金，现在他们也不缺少资金。和很多过去得到独裁者恩宠的人一样，“老板”一点不穷。总是寻求娱乐的大众使得他印刷的那些毁人名誉的文字不缺少读者。编辑们声称他们不需要国外的资金援助，他们讲的完全可能是实话。不管怎么样，承认现在的资金来源和过去一样从策略上来说是不明智的，这个来源就是在意大利的极端右翼罗马尼亚人约瑟夫·康斯坦丁·德勒根（1990年11月30日他被米兰的一个法庭判决为“法西斯分子、铁卫团成员、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帮凶”）。德勒根先生，一个前法西斯分子，《星期》的支持者，现在却成了现任总统扬·伊利埃斯库的座上宾，他在罗马尼亚的触角不仅伸向《伟大的罗马尼亚》，而且还伸向了罗马尼亚新闻媒体的其他各个渠道。

《伟大的罗马尼亚》不再属于布加勒斯特的党组织，它称自己是一份“完全独立的周刊”。旗帜上的标语不再是“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而是同样具有号召力的“我们将重现我们的过去，而且更多”，这个新的口号比旧口号更符合《伟大的罗马尼亚》的纲要，安全局势力的卷土重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恶意中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独裁统治的怀念以及发动反西方的运动，这些都是这本杂志关心的主要话题。从《星期》到《伟大的罗马尼亚》的转化过程中根本没有碰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困难。1989年11月，在齐奥塞斯库被杀后不久，《星期》就开始宣扬，说导致罗马尼亚政变的提密索拉示威行动是一群无事生非者在外国势力（特别是匈牙利）的煽动下组织的。独裁者死后不久，《伟大的罗马尼亚》也开始使用这样的论调。

这本杂志还有一些奇怪的事。它声称，西方一次次背叛了罗马尼亚（“一个被所有人觊觎的国家，处于国际阴谋的中心”），它在雅尔塔被出卖了，1989年它的“伟大爱国者”在雅尔塔被两个超级大国在一个秘密协定中出卖了。那个“伟大爱国者”指的不是别人，当然是指……独裁者。他们这样描述齐奥塞斯库（在1990年！）：“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正是他，作为罗马尼亚人民当之无愧的代表，以他的忠诚、勤劳和智慧为我们的历史增添了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赞扬罗马尼亚人民“不怕牺牲，准备好为他们的领袖建造一座比法国卢浮宫大四倍的宫殿”。这指的是罗马尼亚的“乌布王”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想要建造的那个宫殿，作为这个因他而处于恐怖和饥饿中的国家“感激”他的标志。在《伟大的罗马尼亚》的编辑们看来，齐奥塞斯库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西方让我们挨了十年的饿。”他们还有一些令人震惊的高论，同样独一无二：“齐奥塞斯库有一个很大的功劳，他让我们国家不受外债的困扰”，还有“他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东西，不管是重建的城市，还是地铁，或是全民教育”。安全局官员被视为“真正的爱国者”，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当前政权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复国主义者和右翼运动分子”（“恐怖的联盟”），他们都是“一些总是在密谋计划颠覆的人，如果你仔细审查他们的背景，你会吃惊地发现他们都有法西斯背景，或者他们有亲属在耶路撒冷。是他们在扼杀这个国家”。匈牙利人在他们口中是“在历史上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民族”。不知疲倦的科尔内留写了长篇系列文章《当心这些匈牙利人》，在这些文章里，他写道，齐奥塞斯库的倒台是苏联人和美国人共同策划由匈牙利人出面实施的（安全局是唯一奋力与这一阴谋进行斗争的组织），为了吞并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准备向罗马尼亚开战。

但是，毕竟罗马尼亚不再是独裁者及其家族的私有财产，因《伟大的罗马尼亚》而重获新生的“杀手队”只能对人民进行有限的压迫。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伟大的罗马尼亚》不止一次地受到民主杂志和那些再也不惧怕审查制度的人们的批评。

现在，人们可以凭借公众的力量来揭露“杀手队”的丑恶行径了。例如，1990年秋天，作家联合会决定把“老板”从联合会中清除出去，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能够为任何希望了解齐奥塞斯库时代以及当前转折期的人提供一个有益的指南：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金·巴尔布把他曾经担任总编的《星期》改造成为齐奥塞斯库的安全局服务的机构，污蔑诽谤罗马尼亚杰出作家和文化人士的作品和人格。欧金·巴尔布犯有抄袭罪，1979年，作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会议已经将此事实公之于众，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阻止公开这个抄袭者的档案。目前，欧金·巴尔布是《伟大的罗马尼亚》的总编，这本杂志本质上是一本法西斯的杂志，通过这本杂志，他肆无忌惮地坚持《星期》的一贯风格和思想，他的这种做法败坏了这个国家的道德和政治气候。

在这个新时代的初始阶段，“抒情泵”又让大家听到了他的声音，这一次是为欧金·巴尔布辩护。在他的赞助人死后，这个官方游吟诗人的生活就一直动荡不定。1989年他奇迹般地逃跑之后，为了有一天能够重现江湖，他开始进行思考和计划。终于有一天，他一派清白地重新出现了，下定决心要夺回过去的一切，甚至更多。因为有足够的资金，他创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哈！民主的好处！）并出版了大量自己的诗作，他要证明在独裁统治下，他的右手在写一种东西，而他的左手在写另一种东西。他参与编辑一些广为发行的杂志，同时还有他自己的一本杂志《还有爱》。现在，这个热情奔放的诗人为“老板”的蒙羞大声疾呼：就是这个“老板”，和他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有时会拥抱他，有时会唾弃他，有时会同时做这两件事。

人们仍然很难把现在和过去区分开来，虽然人们努力要分清它们。过去和现在之间不可能很快协调起来。看到那些和访谈相关的人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既富讽刺意味又发人深省——这不是一个悲壮或非凡的事件，因此更富讽刺意味，更发人深省。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牵涉的人和事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谜，而不值得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

当这个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关心一下那个由于特殊使命和职业的缘故无法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官员：他现在在哪儿？现在用的是什么名字？他在三色联盟俱乐部工作吗，还是转到了别的什么新部门，民主部或自由市场部？或者他还在“少数民族部”这样一个永远重要的部门工作？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因为安全局的踪迹在这个国家仍然无处不在。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待1990年秋天发表的那两篇短文，这两篇文章都非常微妙地和1985年我们会面时他提到的访谈相关。

1990年9月7日，《伟大的罗马尼亚》公开庆祝“《理想》发表十周年”。1980年那篇社论发表的时候没有署名，现在他们公开了作者的名字——科尔内留，一个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通过这样的做法，由于“民主”而得到自由的作者终于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被作为坚守信念的勇士。这篇纪念文章解释说，“《理想》当时在主要的政治论坛以及国外掀起了轩然大波”，“反犹太情绪也被这些罗马尼亚的敌人煽动起来，这些人想方设法在根本不存在法西斯分子的情况下捏造出一些法西斯分子。”

这种歪曲事实和蓄意操纵的做法至今仍然存在。这些迫害者说自己是受到“重要政治论坛”、“海外人士”或“罗马尼亚的敌人”迫害的受害者，难道我们还会认为他们很幽默吗？我也许应该重读一下《理想》的片段：

……就像古老的编年史家所说的，最高荣誉应该属于那些有爱国行为的人，而不应属于那些贪婪的外来者，不属于那些穿着臭烘烘羊驼呢衣服的塔兰台拉舞教师，也不属于那些别有用心的骗子，这些人强按住内心的傲慢，用虚假的爱国主义愚弄人民。我们不需要懒惰的预言家，不需要犹大，罗马尼亚人英勇牺牲的传统不可能流淌在他们低劣腐败的血液里。

这段话不可抵挡的魔力足以证明我有必要费此笔墨来引用，我希望那位“猫长官”也会这样认为。如果我们1985年讨论这段话，我很难想象他会说什么；《伟大的罗马尼亚》在庆祝了《理想》发表十周年后宣布以后每年9月将庆祝它的发表，我也不知道他对这个重要的通告有何感想。通告还解释了为什么把《理想》的发表时间和庆祝它发表的时间都安排在这个可爱的秋天，因为“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9月1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纪念一个名叫科尔内留的人”的日子。这个科尔内留不是《理想》的作者，虽然他已经成为当今的典范，而是他显赫的前辈：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的头目——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他出生在1899年9月13日。

“猫长官”对这种不是巧合的巧合不会感兴趣，他也不会因为1990年12月30日阿德里安·艾奈斯库上校发表的那篇文章感到不安（《杨·伊利埃斯库的私人安全局》），从那篇文章中，我们知道“《伟大的罗马尼亚》是为罗马尼亚情报部门设立的机构”。罗马尼亚情报部门只是以前安全局的新名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能像艾奈斯库所说的那样，可以“像情报部门的其他任何雇员一样随意进入情报大楼”。

1991年，在那篇访谈发表十周年之际，在我现在居住的美国树林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的话：“你去看马戏团表演，如果你付的钱比别人更多，你应该感到很荣幸。”

巴德学院

1991年1月

<h3>诺曼·马内阿：“作家——他的同胞可以信任的良知”[1]</h3>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诺曼·马内阿，请允许我先引用一句查尔斯·狄更斯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能代表公共舆论，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想请问您，作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个公众人物？这中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诺曼·马内阿：成为作家，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就意味着要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在文学里，被转换成文字的往往是个人的痛苦和希望。这种存在于艺术家作品之中明显矛盾的双重条件，其实就界定了艺术家不同寻常的特征。“如果一个艺术家是深刻的，他就一定会表白自己，表明他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生存条件的看法。”说这话的是埃内斯托·萨巴托，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虽然作家除了通过作品表现自己之外，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永远是一个超敏感的传感器，一个灵敏的警告信号。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是最孤独的作家也不得不克服心中的疑虑去冒文字的风险，左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仅仅在战后这些年，我们就看到人们被历史证词和伟大文学良知的呼吁震撼了。我们不应该像某些人一样认为罗马尼亚作家“富有才华”却“摇摆不定”而且“华而不实”。最后一届作家会议也证明，通过关注祖国的进步和文化，文学价值和公民的良心可以在作家身上同时存在。

事实上，狄更斯的话可以成为政治家们的指南。如果一个公众人物想要真正成为公众理想的代言人，首先应该有真正的公众舆论。真正的公众舆论不可能来自对个性的否定，而是来自对个性的尊重。为了让公众舆论成为可能，我们需要准确而广泛的信息，鼓励观点正面交锋，保护隐私和选择权，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是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

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如果这条鸿沟确实存在的话。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虽然我意识到，神话这个概念的性质非常不确定（有人说它至少有五百种定义），我仍然希望问您，政治生活能否被看作一种神话？请告诉我您支持或反对这个观点的理由。鲁奇安·布拉卡[2]曾经告诉我，正如有些人写作纯粹的诗歌，列宁实践的是纯粹的政治……

诺曼·马内阿：从艺术角度来说，有些人在将政治生活神秘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绩。就我自己而言，我更喜欢非神秘化，我希望一切能够回到真实的、世俗的、人性的层面，能够热情地同时能更加清晰冷静地审视这个领域的生活。我不赞成忽视诗歌和政治之间的巨大差异，让它们融合在一起。但是至于纯粹……我在水质监测部门工作了很多年。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对某些人来说，它具有象征意义，但对所有人来说它都具有实实在在的重要性）。水如果污染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死亡的催化剂，而不是带来生命。另一方面，人工消毒的水也不能满足人类正常的日常需要：那种没有任何味道的味道让人恶心，营养元素也全部消失殆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包括头脑清醒、理智的政治家们，更愿意选择有生命力的、“有人性的”饮用水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政治因素是怎样介入您的作家身份的？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政治因素的介入是一种障碍还是一种促进？

诺曼·马内阿：文学当然也可以从政治角度来解释，但这是狭隘的、片面的，所以并非一直正确的。如果某部文学作品有明确的政治主题，但只要它是文学，它也应该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在罗马尼亚，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某些政治主题的书被迅速“制度化”，某些作家试图逃避严格的文学标准……这些作品只能僵死在文学殿堂之外某个森严的等级制度里，它们可以避开评论家的专业评论，但也因此渐渐远离了生动的文学世界。某些作家依附于一些统一规格打造的显赫人物，使自己与其他同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对于文学，尤其是那些专注于政治主题的作家，都是有害的，因为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怀疑会加深，这些作家会遭受更多的挫败感。在名为《圆形剧场》的期刊所做的一个调查中，一位作者针对一些畅销的政治小说指出：“最近出版的书籍暴露出一种不完全的勇气，他们得到了警察的许可。”这样的表述可真有意思，不仅仅因为别人以前没有这样写过，而是因为写这话的人自己就是靠写作时事主题的小说得到了很多好处。那些无法确认这种话是否可信的读者，开始对文学作品的出版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我认为，政治文学不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它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政治文学既要关注现实生活，又要努力达到一定审美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真正爱国主义的真实证词。我们要防止爱国主义这个词的庸俗化，使它不受到轻浮的、煽动性的操纵。当然，好的文学可以涉及任何题材。我刚才所说的也许可以间接地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想补充的是，政治生活可以丰富创作资源，当政治生活给人民带来恐惧和约束，偏离了国家的建设时，作家应该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些的人。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代的作家可以怎样参与到公共论坛中来？他怎样可以既发表自己对当代公众生活的意见，又可以继续做一个不把现实和创作混为一谈的作家？

诺曼·马内阿：不管艺术家的创作源泉和素材多么错综复杂，也不管有多少例外摆在我面前，我相信，作家必须在他的作品里实现其艺术使命，严肃对待自己，严肃对待他的职业。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都要在最大限度上对真理和社会负责，他应该成为他的同胞可以信任的诚实的良知。为了抓住人和宇宙难以言喻的本质，文学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法则，不受到任何外界权威的影响。艺术观念应该和一定的伦理观念取得一致，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要遵循如此高尚的精神准则并非易事……贫穷、孤独和缺乏别人的理解，这些是作家必须承受的命运。但最让他们难以承受的是他们无法走近公共论坛，没有人对他们的观点、他们美好的愿望和潜在的能力感兴趣。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讽刺和伦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重要的联系？作为一个对小丑主题进行过思考的人，我想您一定不会忽略，可笑的面具后面那个愤怒诗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面具作为“放弃”理想的标志却削弱了力量。在《小丑艺术家的画像》中，让-斯塔罗宾斯基把讽刺说成是“艺术和艺术家可笑的顿悟”，是“艺术对艺术创作本身的自我批评”。讽刺这一创作手法是否困扰过您？

诺曼·马内阿：我得承认，讽刺这个创作手法确实困扰过我。对我来说，它是我创作张力的一个中心。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让-斯塔罗宾斯基，我想指出的是，那本书的书名和主题都包含着讽刺的元素……[3]艺术家不是小丑，虽然别人可能这样看他，虽然社会逼迫他戴上闹剧里的面具。但是如果想到来自环境的压力——那个分裂扭曲的环境——艺术家戴着的可笑面具就不是屈从的标志，而是抗拒的标志，虽然这种抗拒是有所掩饰的，他只是在为报复做准备。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

“经典”的资产阶级社会竖起一道厚厚的围墙，坚不可摧，密不透风。那些“不识时务”的悲剧英雄试图打破这道没有灵魂的围墙，他们挥动的工具弹起来伤到了自己，但他们的心中仍然存有幻想。在今天这个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深陷于消费主义和恐惧之中，荒唐可笑的东西大有“吞没”艺术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被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您相信一个脱去面具的还原到本真状态的艺术家吗？还是认为脱去面具别无目的，只是为艺术致命的双重性提供一种氛围？

诺曼·马内阿：我只能再说一次，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的人充满痛苦，有的人充满贪欲，除非艺术家的性格里确实存在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不管他创作的“人物”脸上有多么不同的面具），否则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觉得没有其他从事写作的理由。我们不要把艺术这一崇高的“游戏”和社会中那些见不得人的“计谋”混淆起来……在这个紧张的世纪末，成就和堕落都已经达到了顶峰，金钱和谎言这两个人类发明来对付别人的武器已经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力，人类似乎毫不犹豫地行进在深渊的边缘，迈向最终的冲突。“艺术致命的双重性”也许是我们可以用来责难艺术的最后一个弱点。艺术的“游戏”里从来都只有幻想、美好、真理、智慧、圣洁、微笑、呐喊和希望，艺术是人类最高尚的表达方式，是灵魂里散发出来的喜悦。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英语里有一句谚语：“傻瓜喜欢漂亮的文字。”您认为一个知道这个道理的作家仍然会遭遇漂亮文字和真实性这一旧“冲突”吗？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据现代诗学的定义，作家往往被看作“语言操作工”而不是不顾文体去追求纯粹“真实性”的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应该遵守怎样的规范？

诺曼·马内阿：我永远也不希望成为“语言操作工”。虽说设好陷阱悄悄等待，等待收集真实的“证据”是“猎人”的本分（例如所谓的纪实文学，与其说它是文学倒不如叫它文献，它的价值也仅仅在于此），我仍然不认为艺术可以存在于创作之外。我们应该说的是创作这一行为的真实性以及作品的价值。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是“操作工”还是“猎人”？写作意味着文字，文字的艺术。在艺术里，真理不可能存在于文字之外。卡米尔·彼特雷斯库[4]不喜欢“漂亮的文字”，但他的“风格”却让很多人艳羡……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不应该追求漂亮的文字（或者也可能是丑陋的文字）或是文体上的成功，优秀的作家应该同时关注真实性和语言，他应该厌恶空洞虚伪的文字。我从不怀疑，伟大的文学来源于语言和真实性的交融，同时也来源于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无数未知的东西。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现在，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个问题：您还从当代报纸上收集类似于《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的那些幽默剪报来记录一个逝去的时代吗？如果您仍然这样做，能否给我举几个例子？

诺曼·马内阿：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我从一本文化期刊中摘录了一些章节，时间从1945年持续到1965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书中年轻人生活的环境，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年轻人，有点忧郁，非常聪明，渴望文化、艺术和一切超越日常生活约束的东西。他所生活的环境也许塑造了他的性格，也可能扭曲了他的性格。有些摘录的章节非常幽默，我想让大家知道，那个时代也是生动而复杂的。

至于傻瓜奥古斯特的成熟期，书中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事件发展的连贯性，但也能看出和前一时期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现在的报纸上有很多浮夸的颂扬文字，勇气在今天被贬值了，那些歪曲事实滥用文字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为了和我们的傻瓜奥古斯特保持一致，我们还是把视线局限在文化报刊。例如，我们可以学习那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每周把报刊上剪下来的讽刺幽默放在《学生生活》的文化栏目里。我手头没有这样的剪报，但我们可以回想起其他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情况。对于一个不仅仅阅读，而且还生活在某种现实中的人来说，不应该忽视这些幽默中存在的严肃意义，也许这样的思考对我们是有益的。很多年以来，一些“同事”（我们还能怎么称呼他们呢？），特别是那些得到各种新闻媒体推崇的人，那些名利双收的作家，一直在痛苦愤怒地抱怨着。最后，他们让人们相信，作家不过是一群无用、不道德、愚蠢庸俗而且混乱无知的人，他们总在搬弄是非、欺骗他人。真正的作家——不断受伤又不断张开翅膀飞向艺术最高峰的信天翁——绝不属于他们的行列。

在布加勒斯特一本因为发表反文化言论而声名狼藉的文化期刊上，一个被批评家激怒的作家连续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恶毒的文章来猛烈攻击那些批评家。这个作家后来在意大利以书的形式发表了这些文章，而不是在罗马尼亚，为自己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富有创造性的传播（通过诽谤）罗马尼亚文学的方法。在同一本周刊上，一个还算年轻的诗人，曾经拿过赫德奖学金，写了一篇可怕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社论，叫什么？哦，叫《理想》，这样的文字在罗马尼亚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但是，这个急切想唤起人们对其他时代记忆的年轻人，竟然没有被解雇没有被降职，他还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仍然跻身于新闻界的领导阶层。

一本为年轻读者服务的文学杂志（这样的宗旨在他们建立了新秩序之后就被改变了，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重新设置了一个新的编辑委员会，并且一下子就存在了七年）发表了一篇充满抨击谩骂之词的文章，文章对普雷达的死因[5]颇有微词，嘲笑他所谓的体弱多病和日渐削弱的能力，甚至嘲笑他需要护士帮助他锻炼体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我们很难因此就说他们是多么残酷或可笑。几个月前，在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上，一个记者——其实是一名大学文学教授——用难以恭维的语言把那些与他的文化观点不同的人（可能是他大学里的同事）称作“没有祖国的动物”。这让我们想到了米哈伊·拉里[6]说过的一件事，两个学物理的女学生为一个技术问题进行争论，最后，其中一个无话可说了，对着另一个大叫：“你是个结核病人！”

这种挑衅的反文化言论虽然令人担忧，但一些文学杂志上没有任何讨论，一些人仿佛被包在保护层中，那样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一个著名诗人用所谓的政治诗体要求取消雕塑家们的一个暑期疗养，一个作家攻击“精英阶层”和“人才至上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对于那些被围在保护墙内的书和作家，我们能相信什么？对于那些“新”托尔斯泰、“新”莎士比亚、“新”马雅可夫斯基或“新”亚历山德鲁·托马[7]，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我们与那些玩弄卑鄙阴谋、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的人存在很大分歧，我认为这样的分歧应该得到明确的讨论，至少是在文学杂志上。

歌德曾说过：“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我想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谈话。为了进行正常的思想活动，为了正常自由地从事任何职业，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没有了这些条件，任何创作冲动、任何对价值的接受和尊重都是难以想象的。

<h3>后记</h3>

在独裁者被处死之后，他的仆人们又拿起了武器。他们不知疲倦地来势汹汹地重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加大了恐外症和反西方的宣传力度。齐奥塞斯库倒台后，那些一直关注罗马尼亚政坛的人会惊讶地发现，他的支持者巴尔布、保恩内斯库和帝舵都成功地被选进了新的罗马尼亚议会，那位科尔内留同志甚至还当上了新“民主”议会的副主席，“抒情泵”（保恩内斯库）还将在最近与欧洲共同体的会谈中代表罗马尼亚。确实，正如一个伟大的诗人所说的，“这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悲伤的国家”。

[1]这次访谈发生在1981年7月，以下的这篇文字稿作为《家庭》杂志“与世纪对话”系列的一部分于1981年12月发表在《家庭》上。

[2]鲁奇安·布拉卡（1895—1961），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剧作家，科学院院士。

[3]这本书就是《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

[4]卡米尔·彼特雷斯库（1894—1957），罗马尼亚小说家、诗人和哲学家。

[5]M.普雷达（1922—1980），有人称其为罗马尼亚战后最伟大的作家。这里指的是普雷达的酗酒成性。

[6]米哈伊·拉里（1896—1964），罗马尼亚散文家、社会学家，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大学当过教授，科学院院士。

[7]亚历山德鲁·托马（1875—1954），罗马尼亚二流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于“革命”诗歌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