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塞·伊利亚德于1986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去世前他是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学者（神学院西威尔·L郾艾弗瑞杰出教授及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宗教史方面的专家，同时还是一位知名作家。
他写作了约五十本书，其中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戏剧、散文和其他数不清的文章。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哲学和宗教的作品，长达四卷的《宗教思想史》应该算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
从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学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对知识、阅读和写作的痴迷。1921年，十四岁的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是如何找到点金石的》。1928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他又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印度文化和哲学。他认为印度之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后来他在《迷宫的考验》（1978）中这样写道：“在印度，我发现了那种后来被我称为宇宙宗教情感的东西。”
1933年，伊利亚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以一篇关于瑜珈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被任命为当时著名的逻辑和玄学教授艾奈斯库的助手，并以教授“印度哲学中的罪恶问题”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伊利亚德被他的导师和朋友深深吸引住了，即使后来艾奈斯库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宣传家，成为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1]的狂热支持者，伊利亚德也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对他的敬仰。
在铁卫团被镇压之后，伊利亚德作为罗马尼亚当代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以及铁卫团的支持者，受到了当权者的责难。但是，1940年他还是被任命为罗马尼亚公使馆在伦敦的文化参赞。一年后，罗马尼亚作为德国的同盟军参战，伊利亚德不得不离开伦敦被派往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
战争结束后，他仍然留在国外。他去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书，直到195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安顿下来之前，他还曾经在欧洲的很多大学教过书。
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了自己的日志和自传，为我们了解他的生活和作品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并没有阐明他在法西斯时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在另一作品中，伊利亚德指出：“要想阐明事物的性质非常容易。”正如他在《迷宫的考验》中所写的，他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非神圣化的世界里神圣者采取的掩护手段”，“很久以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关于我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我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
1937年，伊利亚德在一本杂志上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这个人在十五年之内改变了意大利，把一个三流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的强国之一。”那个时候，他是墨索里尼和科德雷亚努[2]的忠实支持者，是铁卫团的“陆军上尉”。他从年轻时代就痴迷于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关系，但根本没有料想到自己的观点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我们很难知道，在战后的那些年里他的观点是朝什么方向演变的。但是，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民主的西方模式始终持着怀疑的态度。
他杰出的学术著作拓宽了人们对神话、理念范型和宗教史的理解（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应感到奇怪，虽然他一生坚持反共，作为学者的伊利亚德在一次访谈中还是欣然同意，“正确教义的卫士和阐释者，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为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的人”；“斯大林的神话揭示了人们对理念范型的怀念”。他还认为列宁墓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宗教性质，“实际上却发挥了宗教符号的作用。”在《迷宫的考验》中，他对上述这些话做了补充，他说，“任何一种‘堕落’都反映出一种迷乱的或者说盲目渴望的更高境界。”
伊利亚德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幽默感的人喜欢费德里克·费里尼的《小丑》其实并非偶然，他盛赞这部作品“再现了伟大的神话主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利用了某些重要的象征”。伊利亚德探寻着神圣性、魔法和神秘性，简直到了神秘化的地步。
如果他能在后期的自传中否定自己早年的立场，努力“阐明”他和极权意识形态的纠葛，无疑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出版于1990年的最后一卷《日志》[3]本来可以成为他最后一个机会，但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然，这样的惊喜可能会在他尚未出版的文字中找到。但是在最近东欧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在那些引发并领导这场政治变革的令人敬仰的作家和艺术家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文字，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些站在“错误”立场——极权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即使是现在，当东欧处于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声音在呼吁建立“正确教义”和“铁的纪律”，强调建立强大政权，树立神化的权威，等等。暴君小丑的幽灵再一次寻找着他的支持者们，时时纠缠着他的那些老仆人——那些随时为他荒唐的神性欢呼的凡夫俗子。
那些反对神化权威的斗争似乎一直都很艰难。当然，如果伊利亚德能够承认他作为思想家和信仰者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之间的关系，他对自己这些经历的反思无疑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
伊利亚德的第四卷《日志》，同时也是他最后一卷《日志》，和以前的作品风格完全一致。它的篇幅不长，涉及的时间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的结构：每天重要程度不等的事件被简洁地记录下来，这些事往往与他的学术和文学作品、教学、旅行、会议及所接触的人有关。拉里·麦克莫特里对其早期日志的观察也同样适用于这一卷：“在他的日志里，没有太多人物，更没有闲言碎语。伊利亚德并没有给人一种印象，认为他太高深了，不屑于记录人物和闲言碎语。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实在太忙了，完全沉浸在手头的工作中。”
他的日志甚至还包括一份记事表，正如作者本人承认的，这个记事表每天大致相同，但它也揭示了某些隐秘的忧伤甚至痛苦的时刻。随着年事的增长，伊利亚德有时也会丢开他一贯的谨慎、策略以及客观态度。在1983年11月19日的日志里，我们可以找到下列这些令人不安的话：“我无法从书架上取下厚重的书，我无力翻找文件夹……为什么要因为这些我一生钟爱的东西而惩罚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我爱的东西惩罚我：书和文字？”[4]总之，他的忧伤是和精力的丧失密切相关的。“和平时一样，我被必须马上做的这些事激怒，并因此而悲伤”。[5]（1979年3月31日）
在阅读第四卷《日志》时，读者们经常能感受到年龄和疾病的负荷，感受到伊利亚德一生中那种能够同时创作各种不同作品的非凡能力在逐渐削弱。生命终结的预兆因为谨慎和对往事的回忆而显得不那么突兀。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日志描写的那些狂热行为中找出一些本质的主题，我们也许能从伊利亚德的最后几年里总结出他最痴迷的两大主题，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书和罗马尼亚。正如温迪·多尼格在她为伊利亚德第四卷《日志》写的充满情感的后记里强调的，“他生活的中心是书，人是其次的。”[6]在终点日益临近的时候，他关注的是那些他不能完成的书，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离开的人。第四卷《日志》里有一些章节痛苦地讨论了不可避免的末日，而另一些，则表现了伊利亚德非常克制冷静的一面，例如关于他非常平静而小心地分隔藏书室的描写。这两个方面一起组成了一幅值得纪念的完整肖像。那些他最亲近的人似乎很难和他亲密相处的书籍竞争，那些书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激情，从少年时代永不疲倦的阅读（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写作，找到一种能最大程度缩短睡眠时间的方法）到失眠的老年，书籍的魔力始终能够让他焕发生机和活力。
从阅读中获得的广博知识使伊利亚德成为一个渊博如百科全书的人，这使他成为编辑《宗教百科全书》的理想人选。他在学术方面的创造力是不同寻常的。
既然在他看来，书和生活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那么他的死亡与书的被毁之间也有了奇怪的关系。他记录了1979年7月21日的一个梦，里面有很多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复印店里一位优雅的男士，被一群怪异的小动物围绕着，手稿被缩成了三明治，老鼠不停地吃着，作者惊恐万分。这个噩梦成了现实，或者说至少在1985年12月19日的那场神秘大火中得到了应验，在他去世前四个月，那场大火烧毁了他在芝加哥米德威尔·兰宝宗教学院办公室里的藏书。梦想和现实汇聚成一个沉重的警告：末日即将来临了。伊利亚德描写着刺耳的电话铃声、恐惧、消防员和淹没了他办公室的水。面对灾难，一个在寒夜里惊恐万状的老人，他的身体因为年迈和疾病变得非常瘦小，这就是他悲剧的结局。
正如多尼格所说的[7]，伊利亚德很可能认为他的作品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他认为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从他所发表的大量回忆录和日志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学者，用书籍围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把自己和真实的世界隔开。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伊利亚德坚持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他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他与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化以及那些生活在国内外的罗马尼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到了晚年，他还是与无数罗马尼亚人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志趣相投的思想家，有共产党官员，有喜欢他作品的崇拜者和学生，有朋友和亲属，甚至还有彻底的陌生人），这反映出他一种持久的兴趣，更反映出一种深深的眷念。伊利亚德一生中一大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并用其他语言写作，他晚年用母语写作的举动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从他前后各卷日志中与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主义[8]之间保持的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眷念，这个事实应该得到关注：他代表了一种典型个案，对于罗马尼亚文化生活甚至未来罗马尼亚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尤其是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伊利亚德不断地思考着他与那个虽已离开却从未忘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10日，伊利亚德以难得的坦诚这样写道：“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幸运的罪：我对艾奈斯库的崇拜以及因此带来的不幸后果（1935—1940），如果我作为一个教授和作家仍然留在祖国，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9]几乎完全相同的想法不断出现在日志的最后部分：“如果没有那幸运的罪（成为艾奈斯库的追随者），我可能会留在祖国。我最好的结局可能是在监狱里死于肺结核。”[10]（1985年8月29日）伊利亚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很可能引用的是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话：哦，幸运的罪，你是我伟大的救世主。
如果我们认为伊利亚德对铁卫团的支持者——艾奈斯库的崇拜会成为战后共产党逮捕他的唯一理由，尽管这可以成为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还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果需要一个借口（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被逮捕了），铁卫团上升时期关于伊利亚德的报道可以提供很多这样的借口，那时的左翼报纸把他叫作“法西斯分子”和“铁卫团卫士”。[11]其他很多严重的罪名也完全可以成立：他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攻击、他和左翼报纸的争执、他对西班牙内战中“烈士”的无比崇拜（当然是那些为佛朗哥而战的人）。[12]他对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的大加赞扬性质也非常严重，他把萨拉查看作独裁者安东内斯库的“榜样”[13]，伊利亚德于1942年写作并出版了关于萨拉查的书，当时他在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工作——这个职位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罪名。如果共产党政权想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他的档案会堆积成山。针对左翼报纸不断指责伊利亚德是法西斯主义，瑞克兹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虽然那些伊利亚德的批评者很不公平，他们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思想的方向。”[14]1940年包括艾内斯库在内的铁卫团运动领导人纷纷被逮捕，而伊利亚德逃过了这一劫，难以置信的是，同样的奇迹又在共产党政权那里发生了。
如果伊利亚德的身体能抵挡得住囚禁岁月的折磨，他会和另外一些与他思想接近的人们一样在60年代被释放。和他们一样，他可能会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他可能会被允许发表某些新书旧作，他可能会得到某些只有“有用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才会得到的尊敬和“宽容”，他甚至可能会得到政府官员别有用心的“鼓励”，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政治敌人的思想为他们现行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齐奥塞斯库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铁卫团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非常羡慕铁卫团曾经拥有的民心，并把铁卫团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强调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革命”取代了国际主义思想。极权主义的国家以领袖为中心，他们可耻地发动了反对民主、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批评的运动，他们压制自由[15]。对于齐奥塞斯库的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党派来说，他们的敌人是民主，而不是右翼极端分子。罗马尼亚思想中的民主和理性潮流（如1848年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罗马尼亚伟大作家卡拉迦列的讽刺幽默、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拉文内斯库留下的精神遗产等）[16]开始成为政治迫害的主要目标，当然在这些目标里还包括西方“颓废的影响”，万能的安全局千方百计在它的周围设好防线。康斯坦丁·诺怡卡——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学者，他曾经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早年和右翼组织关系密切，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摒弃齐奥塞斯库政权。伊利亚德是否会做出与他同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诺怡卡怀疑民主，痴迷于“罗马尼亚的灵魂”和“纯粹的”理智，他对西方“颓废”的批评比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批评要频繁严厉得多（毕竟这样做更加痛快）。伊利亚德去世后不久，诺怡卡也相继去世，这不仅让他的狂热崇拜者们为之扼腕（有趣的是，这里面有那些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正直人士，也有许多支持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卑鄙小人），整个罗马尼亚知识界都视之为无法弥补的损失。
伊利亚德再也没有回过罗马尼亚，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他的命运。在西方，他反共的立场也许能够使他避免回答那些令人不快的有关他与法西斯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终于还是来了。只是，提出这些问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一直深深怀疑的民主社会。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求一个答案。由于他的回答含糊暧昧无法满足要求，问题不断地被提出。虽然在极权统治下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但这样的穷追不舍实在令人反感。
伊利亚德最后一卷《日志》萦绕着愤怒的反抗声：“我得知，泽西在他新出版的《右派的文化》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诽谤侮辱我。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泽西认为我是一个反犹太分子、法西斯分子以及铁卫团成员等等。也许他还指责我参与布痕瓦尔德的大屠杀……对于我来说，他是否在他的书里辱骂我并不重要（我不会去读这本书，所以我也不会做出回应）。”[17]（1979年6月6日）他的愤怒显而易见，因为他一反冷静的学者口气来反驳一本他未曾读过而且不想去读的书，他还用非常不合适的挖苦口气提到布痕瓦尔德。即使在他重新戴上老于世故的面具之后，我们还是只能找到一个圆滑的回答：“巴巴尼格拉告诉我，让-赛尔维埃最近跟他说：他们从以色列得到明确指令，让他们批评攻击我是法西斯分子。巴巴尼格拉说让-赛尔维埃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我相信这是真的，但我无能为力。”[18]（1979年7月4日）
这样的恼怒——表现为讽刺或转变成一种令人厌烦的自怜——是否因为他的脆弱、负罪感或是出于远离烦琐问题的愿望？
对于那些在伊利亚德流亡期间认识他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移居者，有着细致的感悟力和程式化的礼貌（一个朋友说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着极权思想的人”），那些加在伊利亚德身上的罪名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如果不能证明这些罪名是错误的，那么也很难找到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些罪名。在人类愤怒的记忆里，纳粹代表的不仅仅是它的种族思想或好战性，人们记住的是希特勒疯狂宣传带来的灾难性结果——自大的残暴、毁灭性的战争和灭绝营。但是我们应该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看待这场人类的悲剧。在一个经济、政治、道德和知识各方面都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纳粹主义提供了一种简单化的、暴力的、“极端的”解决措施。纳粹主义虽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意识形态，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意味着焚化炉，它是慢慢地、偷偷地、残酷地演变到了罪恶的顶峰。从表面上来看，在它的另一端是共产主义，它来源于提倡平等和理性的乌托邦式人道主义——这一点区别不应该被忽视，即使是在苏联的劳改系统也不例外。
在我们努力理解那种由于支持纳粹主义而产生的集体罪恶感或个人罪恶感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从一开始就了解纳粹主义恐怖性质的人。他们在极权统治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前就深知其残暴的性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引用一段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某个人讲的话，她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作家，她是一名记者，她清楚地看到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希特勒德国日常现实之间的关系。她的名字叫多萝西·汤普森，是一名美国记者，因为写了反纳粹的文章被逐出德国，她认为纳粹主义“抛弃了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它毁灭了所有原来的标准，狂热地推崇‘意志的力量’，它认同东方那种把死亡当作生命的再生、把死亡的意愿看作是英雄主义的思想，它完全是虚无主义的。纳粹主义认为意志高于理性，思想高于现实，执拗地求助于图腾和禁忌，提倡种族崇拜。它压制并且破坏源于人类经验的常识，它与天底下一切光明的、理性的、实际的、合乎常理的、热爱自由和生命的、符合常规和传统的东西为敌。”
如果伊利亚德能够对多萝西·汤普森关于法西斯哲学和制度的理解做出评价，对我们无疑会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因为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是一场基督教正统派的运动，和基督教的伦理、“东方式”英雄主义色彩的死亡、“意志的力量”以及对首领盲目服从的种族习俗有着特殊的关系。谁能比伊利亚德更有资格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与他同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会卷入这场罪恶的运动，一个保守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变成一个极端主义的思想家？他的评论将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道主义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会演变成一个褊狭好战的共产主义者。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在危机时期一个尚无坚固民主基础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混乱状况吗？
伊利亚德总是回避他那段好战的时期，对于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他宁愿选择闪烁其词。（即使是在并无多少争议的领域，如一些有关宗教历史的学术问题，他也是回避直接冲突和公开辩论。）当被指责为“纳粹”或“反犹太分子”时，他对这种把他的一生无情地简单化的致命攻击置之不理。在他的沉默里，我们可以感觉到雄辩和尊严，他的逃避并不仅仅是狡猾，而是一种矜持。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沉默和逃避中，也有很多应该受到指责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公开抛弃自己过去的信仰，揭发恶行，揭露神秘的制度，并且承担罪责？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有这样的理智和勇气，这些极少数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有良知的人。要想远离过去的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错误。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不就是诚实吗？只有良知（能够在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才能让一个人远离腐败的势力、远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些势力既不简单也不直接，它们经常利用人类的脆弱通过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近出版的自传中，他坦白地承认，青年时代的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他能这样承认，是因为他本质上的诚实，正是这种诚实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深刻地了解了制度的性质并对它进行不懈的批评，尽管他为此受尽了折磨。他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鼓舞着我们这个痛苦年代里的所有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人不能扪心自问，别人就会向他提出问题。如果向伊利亚德发问的只是他的“敌人”，我们是否会感到意外？难道他的崇拜者们不更有资格成为他最严厉的判官吗？在1979年7月23日的日志里，伊利亚德再一次提到了泽西：“珀格赫克来看我……他也谈到了意大利针对我的运动，是由泽西发起的。他们的目的：把我从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名单中清除出去。”[19]
那些敢于诚实面对极权主义悲剧的人大多都是受害者，只有少数人是那些曾经犯下罪行的人。如果这些“有罪的”见证人能够揭露暴行，我们也许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但是人们总是喜欢谈论他们无辜的痛苦，却不敢直面自己对这些苦难应该承担的责任。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在他们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纳粹的迷宫》中这样写道：“在思想传统和滥用这些思想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个深渊。”[20]我们也许有理由质疑这个过于绝对的论断，尤其是要怀疑“深渊”这个词的合理性，但是下面这段发人深思的话却应该得到我们密切的关注。
纳粹主义的产生不是因为康德、费希特、荷尔德林，也不是因为尼采（他们都是被纳粹主义利用的思想家），甚至不是因为音乐家瓦格纳，这就像苏联的劳改系统并不是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恐怖主义简单化地归因于卢梭。同样，不论贝当主义多么平庸（臭名远扬确实是事实），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莫里斯·巴莱斯和保尔·克洛岱尔。唯一应该谴责的是那种有意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思想，这些人躲藏在意识形态的背后并且从中获利：如纳粹主义登台后前十个月的海德格尔、德军占领期间的法国小说家塞利纳，还有很多别的人，那个时期的，或者是之后的（还有别处的）。[21]
“还有很多别的人……还有别处的。”确实，罗马尼亚的纳粹，虽然可能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纳粹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特征还是相同的，正如威廉·赖希所说的，是“叛逆情绪和反动社会思想的混合物”[22]。
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好战思潮导致了铁卫团的产生（以及前后各种不同的变体），这些思想早在一战结束签订《凡尔赛条约》后出现的混乱状况中初见端倪了（那时人们还是满心欣喜）。那时，大罗马尼亚建立，把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等新省份添加进来，这不仅带来了大批占这些省份主要人口的罗马尼亚人，也带来了可观的少数民族人口（匈牙利人、犹太人、德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所以，是胜利把古老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变成了充满暴力、狂热而且不幸一度非常成功的极端主义，而不是德国那种失败后的挫折感，也不是意大利那种灰心丧气的惰性。疯狂反对犹太人的罗马尼亚纳粹以“基督教”和“道德”的名义，利用脆弱的、具有煽动性的议会民主，希望从农民们那里获得选举的支持。这些农民们在罗马尼亚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被忽视，尝尽了失败的滋味。这场运动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完全吻合：寻找身份（在那个混乱的时期，这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和制造神话（在罗马尼亚，指的就是把纯粹的理想、乌托邦式的同志关系等作为基督教的正统思想）。这些口号也为罗马尼亚人提供了寻找身份的机制。[23]今天我们把这些称为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基督教正统派的原教旨主义，因为它崇尚死亡和基督教的牺牲，疯狂排斥一切“外国人”，美化田园生活，拒绝民主、个性和现代的西方文明。
上述的这些思想在保守的罗马尼亚思想中已经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罗马尼亚作家在他们的新闻报道和哲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罗马尼亚文化的一些领军人物，如民族诗人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哈什迭乌、尼库莱·约尔加、奥克塔维恩·高加以及最近的伊利亚德和诺怡卡，都被称为右翼极端主义运动的旗手。他们的政治性文字没有直接引导他们的读者进行种族屠杀，但他们某些文章中充满仇恨的语言已经表现出了令人难以容忍的暴力程度。
伊利亚德在1984年3月5—8日的日志中提到，“麦克·瑞克兹来了三天了……有两个晚上我们一起用餐，他一直问我问题。他对某些阶段还不完全了解：例如，关于我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的‘纳粹罪名’（反犹太主义）。我努力向他解释那些年间的某些文章、对话和事件。”[24]瑞克兹是伊利亚德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用厚厚的两大本书深入地记载了导师的生平资料。
虽然他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罗马尼亚拜占庭式政治氛围的意义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民族主义，针对当前混合民族以及身份危机的问题，瑞克兹提供了大量经过审慎研究得出的材料，并且提供了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他详细地列出了与伊利亚德毫无关系的铁卫团暴行或疯狂的镇压策略，最后，瑞克兹接受了一个从他研究的资料中揭示出来的事实：“铁卫团的很多思想与伊利亚德长期以来提倡的思想非常接近。”[25]“他最喜欢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罗马尼亚的使命，他发现铁卫团的纲领体现了这样的使命。”[26]“很多年以来伊利亚德只是把铁卫团看作一个右翼极端主义政治团体，但现在他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忽视了铁卫团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缺陷。”[27]“伊利亚德认为铁卫团创造了‘新贵族’。”[28]“伊利亚德否认自己曾经写过那篇署着他名字的支持铁卫团的长篇大论……事实上，那篇匿名的文章里没有包含任何伊利亚德当时可能会不赞成的观点，和他近年来写的文章非常相近……毫无疑问，他确实希望并且相信铁卫团运动能够胜利。”[29]最后，瑞克兹总结了伊利亚德的观点：
“民主无法在人们心中燃起狂热民族主义的热情——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稳健、乐观的民族，让他们心里充满神圣的使命感。作为一种舶来品，民主关心的问题不符合罗马尼亚的国情：如个人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政治意识的自由这些‘抽象的概念’，伊利亚德认为这些都不能解决罗马尼亚的根本问题。”[30]
瑞克兹还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伊利亚德在报刊文章里的一些重要片段：
“我们知道，有好几个暴君把落后愚昧的国家变成了强国：恺撒大帝、奥古斯都大帝和墨索里尼。”[31]“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们不知道废除民主之后罗马尼亚会怎样。如果通过废除民主，罗马尼亚成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强大国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命运，那么历史是会记住这一壮举的。”[32]“铁卫团成员是一种新生的人，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意志，了解自己的命运。纪律和服从使他们拥有一种新的尊严，他们对自己、领袖和这个民族的神圣使命充满无穷的信心。”[33]“人们的心中充满了革命的冲动，他们等待行动的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几千年。这就是人子降生的使命：教会我们进行永恒的斗争。”[34]
伊利亚德当时在罗马尼亚报刊发表的其他文章本也应该包括在内，例如下面这段：
为了有着千年历史并将生生不息的罗马尼亚，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进行社会改革，每个外族肆扰的角落都应该重新成为我们的殖民地，所有的叛徒都应受到惩罚，我们民族的神话将传遍全国的每寸土地，我们的力量将延伸到国土之外。[35]
还有下面这段：
从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匈牙利人（他们是继保加利亚人之后这些地球上最最愚蠢的人）折磨和侮辱的人身上，从那些英勇的特兰西瓦尼亚政治领导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罗马尼亚，它像一只暴怒的雄师，目空一切，时刻武装着，充满了力量和仇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36]
还有一些文章中写到了弱小、腐败、幼稚的罗马尼亚民主犯下的“可怕罪行”（“多瑙河和比萨拉比亚地区斯拉夫人的入侵”、“犹太人遍布马拉暮莱斯和布科维纳的每个村落，并在比萨拉比亚的所有城市里占据了人口的绝对优势”[37]）。还有很多类似的文字，有的甚至更加荒唐令人生厌。这些文字今天在我们看来幼稚得可笑而且过于具有侵略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人们希望通过简单化的、自相矛盾的“逻辑”寻找一种速效措施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社会矛盾，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在那时显然是合法的。正如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在他们关于纳粹的文章中提到的，极端主义运动在危机时期经常使用这样的“逻辑”。在战争之前那些混乱而压抑的日子里，民主制度摇摇欲坠，这种极端主义的冲动不幸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罗马尼亚有着肥沃的土壤可以让极端主义植根，在这里，脆弱的民主由于内部纷争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我们还必须记住一点，在这个民族饱受苦难的历史上，身份危机和对乌托邦理想的轻易认同也为新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罗马尼亚及国外的许多评论家一直强调伊利亚德文学作品中的人文主义价值：他文章中那种激动人心的神秘的模棱两可、他那神奇的幻想、他如谜般的现实生活、他文字里表现出来的自由洒脱和梦幻般的激情。
但这些并不能帮助他摆脱与法西斯主义的干系，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文学必须首先达到一定审美标准，就像学术作品要达到学术标准一样。在最近一篇关于保罗·德·曼的文章里，丹尼斯·唐纳休这样写道：“如果因为德·曼战争期间的那些日志而连累了解构主义，那就太不公平了。”但话要说回来，日记、回忆录和自传不应该一直逃避良心的拷问，它们要经得起道德的检验，模棱两可的话语和狭隘的、传统的日常记录都会削弱这类文字的力量。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鲁西安·瑞库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一本日志“出于过分的个人尊严或谦虚，或是作者试图在道义上使自己合法化，或为了其他任何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隐藏了太多东西，那么它自然就失去了价值”。
伊利亚德的小说和他的报刊文章风格截然相反，这就像作为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伊利亚德和晚年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伊利亚德之间截然不同一样。朋友们都记得，在他美国那个温馨的家里，伊利亚德对任何种族任何信仰的同事和熟人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热情和友善。他对东方精神价值的忠诚以及他对西方越来越深刻的怀疑，似乎并没有妨碍他进行坦诚的对话或影响他营造一种和谐的学术氛围。没有人能感觉到，也许伊利亚德本人也在努力忘却另一个时代、另一个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他生命中的耻辱。他日志里始终回避的那些问题也因此一直困扰着他的读者。
和他的那些伟大的前辈们相比，如艾米内斯库、哈什迭乌和约尔加，伊利亚德“得天独厚地”见证了二战期间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恐怖的右翼和左翼独裁统治的危险行径。伊利亚德的大半生都是在西方度过的，他知道，尽管民主制度存在很多缺点，但它绝对是唯一允许右派和左派进行对话的制度，甚至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
我们常常会充满同情地看待某个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矛盾，我们也希望在他的日记里找到这种矛盾，但不幸的是，我们找到的是令人吃惊的始终如一。他的“幸运的罪”不仅仅是他对艾奈斯库的崇拜。
我们很难理解伊利亚德的“幸运的罪”，更难理解的是他自传里的这段话：“我不知道历史将如何评判科德雷亚努。我只知道，在铁卫团运动令人瞩目的选举成功四个月后，它的首领被判十年苦役，五个月后他被处决——这些事情都使我更加相信，我们这一代没有政治前途。”[38]科德雷亚努是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中一个极富魅力的领袖，他强烈地反对犹太人和民主，他被控犯下了谋杀罪及推行政治恐怖主义。然而，二战爆发四十年之后，伊利亚德似乎还不知晓历史对科德雷亚努的审判，仍然沉迷于科德雷亚努的选举“成功”。伊利亚德没有提到这个“烈士”犯下的谋杀罪，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于“那一代”，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一代”的政治命运密切相连。他对科德雷亚努的部下也是同样的态度，例如像伊翁·莫塔和瓦西里·马林这样在1937年1月和佛朗哥的部队作战时死去的“烈士”。当时伊利亚德对他们的死大书特书，并把他们作为自我牺牲的“典范”。[39]
随着年事渐高，伊利亚德慢慢适应了新的学术和政治环境，虽然我们很难说他从本质上改变了社会立场，但也许他不再激进地反对民主。西摩·凯恩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伊利亚德的自传里，他从未摒弃过铁卫团运动的意识形态，他不把铁卫团的衰落和失败看作一件好事，反而视之为罗马尼亚的悲剧，是政治幼稚导致的必然结果。他更像那些苏联共产党的同情者，虽然在形式上划清了界限，但内心却从未否定过他们曾经倾注了整个青春热情的思想。[40]
伊利亚德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他心目中解决罗马尼亚（也许不仅仅是那个地理情况和政治情况都非常复杂的地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措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视角是传统的、保守的，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和文化价值紧密相连，他对民主和现代性充满了怀疑。
支持国家独立的“独立主义分子”和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主义”的“联合派”之间的旧冲突最近再度萌芽，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呼吁建立一个斯拉夫的俄罗斯国家。可悲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这样的争论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被操纵的。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那些希望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人和那些希望加强本民族特征的人之间重新展开了争论。
右派并不比左派聪明，他们既没有从自己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吸取敌人的教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凯瑟琳·维达里曾提及，据康斯坦丁·诺怡卡[41]透露，远在美国的伊利亚德曾鼓励爱德加·帕普在罗马尼亚开展关于“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辩论。[42]帕普教授是另一个杰出罗马尼亚人的悲剧，他学养深厚，但不幸地和一个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组织搅和在一起。这场辩论的初衷是要强调罗马尼亚对世界文化所做的贡献，但却逐渐演变成一场丑陋的思想讨伐（我曾经在当时发表在罗马尼亚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过这一点[43]），这和斯大林时期要求苏联媒体不断发掘苏联文化超越西方文化的新证据非常接近。这场扭曲了罗马尼亚文化界的运动持续了十五年，最终导致了齐奥塞斯库政权对知识分子最险恶的操纵和恐吓。政治阴谋家们很快在伊利亚德的思想和他们的眼前利益之间架起了桥梁，考虑到伊利亚德过去的类似经历，他的这次似乎并不经意的举动也难逃罪责。
伊利亚德在他的第四卷《日志》及前几卷的《日志》里提到，他不但被控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罪名，而且还被指责“反犹太”。事实可以证明，尤其是在早期，伊利亚德和某些犹太知识分子关系甚密，而和铁卫团的罪恶行径却毫无瓜葛。但是，另一方面，在他的日志里，有很多地方表明他和铁卫团的思想完全一致。
伊利亚德日志里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反匈牙利和反斯拉夫，而不是反犹太人——这根本不是他赞成的，而是他反对的。
只有作者才能揭开自己的谜底，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杰出的学者会这样强烈地排斥异族，特别是他这样一个青年时代就远涉重洋到印度求学、欣然接受文化多样性的人。
伊利亚德对自己那段奇怪而声名狼藉的历史始终保持沉默，除了表示遗憾，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希望，他的朋友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发表的日志将填补某些空白。和我一样，任何一个读过塞巴斯蒂安日志的人都会知道，这本日志对了解一个大屠杀前的罗马尼亚和东欧至关重要。塞巴斯蒂安敏锐清醒但也令人忧伤的智慧照亮了人类那段充满仇恨和堕落的悲惨一幕。
在日常生活中，“极权”制度，都远比这些名称传达的东西更为复杂。在现实中，这些名称，有时甚至是这些名称依托的基础都更为复杂。诚实和良心要求那些坚持所谓战后“真正社会主义”的人们抛开简单化的偏见，因为这种偏见不但无助于了解事实的真相，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数百万前共产党员疯狂背诵反共口号的场面震撼人心，这让我们不得不三思。他们怎么会如此健忘？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罪，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承受的痛苦，甚至忘记了他们当年在同谋时感受到的“快乐”时光？罪恶的快乐，快乐的罪恶？对于那些新老投机分子来说，要承认这种暧昧的快乐非常困难，这就像要那些纳粹分子——真正的、“坚定的”纳粹分子谈论他们快乐的青春，谈论曾经的那些游行示威、舞会、演讲和令人陶醉的爱情一样困难，这些是他们幸运的罪，他们只在自己灾难性的罪行被公之于众之后进行反思的时候才不得不承认，纳粹和反犹太是一些可怕字眼。
伊利亚德的最后一卷《日志》缺少这类作品应有的深刻反思。有的时候，这个缺陷是由于他渐高的年事造成的，他的语气变得像个君王而不是教授（例如那些长长的会议、宴会、观众名单以及那些为他举行的庆祝活动），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可笑的自恋口气（例如，他炮制了一封芝加哥大学校长宣布让默塞·伊利亚德担任宗教历史教授的信），这些难免会让人觉得他有些幼稚。
对伊利亚德充满争议的生平进行诚实的、批判性的分析是出版他日志的充分理由，这对罗马尼亚文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伊利亚德的作品在战后几十年里一度被禁，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被挖掘出来。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因为一方面，齐奥塞斯库的“民族斯大林主义”政权努力想获得铁卫团曾经拥有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些共产党幸存下来的领导人对于他们过去敌人的政治倾向仍然耿耿于怀。我们且以高古·拉杜莱斯库为例。1937年，当得知左翼学生拉杜莱斯库被扣留在铁卫团总部并且被他们用湿绳子鞭打的时候，伊利亚德不仅对这种野蛮的惩罚表示满意，而且还说他要把拉杜莱斯库的眼睛抠出来。[44]在考虑伊利亚德的书是否能出版时，拉杜莱斯库正担任着国家副主席的重要职务。
不管怎么样，伊利亚德的文学作品开始被重新发行，他的一些学术作品也逐渐出版了。有趣的是，同时也是最能代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模糊政策的一个事实是，在一个大张旗鼓宣传无神论的时代，尽管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存在非议，他的《宗教思想史》还是被发行给了少数一些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官员。
伊利亚德开始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接见各种人，这里面不仅有罗马尼亚作家，还有罗马尼亚的“官员”，甚至还有政府的代表。[45]他在日志里提到这些会面的时候时常会使用一些符号，这在一个一直喜欢魔术和宗教仪式的人身上是很可理解的。例如，在写到把他的部分图书捐赠给罗马尼亚时，他提到了罗马尼亚大使默塞·马尼塔、罗马尼亚大使馆商务参赞格奥尔基·佛莱斯库、佛莱斯库的妻子，还有一个叫阿德里安的人。但另一方面，那个在罗马尼亚联合会（这是罗马尼亚政府与海外侨民保持“文化接触”的组织）的协助下，帮助伊利亚德的妹妹从他们父母的家里找回圣像的人在他的日志里只是用名字的首字母V.C.来表示。难道这是为了保护那个冒此“非法”之险的人吗？如果是，为什么要给出其名字的首字母呢？罗马尼亚读者很容易就能猜出这是弗吉尔·坎迪（Virgil Candea）的名字，他是罗马尼亚联合会里的“党代表”，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官方的“文化间谍”，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曾被逼完成过几次秘密的使命。
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在罗马尼亚是个禁区，但他的作品却受到广泛尊重，他独特的性格使他的名字逐渐出现在许多出版物上，并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他的名字也被一些新民族主义者用在一些受到政府保护和鼓励的杂志上。
1982年，这是齐奥塞斯库左翼—右翼独裁统治最黑暗的一年，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国家剧院观看了《依菲琴尼亚》。伊利亚德的这出戏于1941年（另一个法西斯猖獗的黑暗之年）首次上演，1951年再次由一个移居阿根廷的右翼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上演。[46]毫无疑问，就像1941年一样，剧场外的紧张局势和观众的情绪——恐惧、厌恶、疲倦和绝望，不幸地和剧情交织在一起，演出变成了一首歌颂为光辉“事业”而死的赞歌，一种快乐的、超越一切的牺牲。我想起了塞巴斯蒂安日志里有关1941年这场演出的一句话：“喊叫着的声音，情绪激昂的手势……”[47]
在罗马尼亚，经过了五十年左派和右派的独裁统治，有关伊利亚德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在齐奥塞斯库倒台前的最后几年里，在一篇流传到西方的文章里，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丹·佩特里斯库写道：“西方开始了揭开默塞·伊利亚德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与极端右翼关系之谜的运动。这至少会提高其书的畅销度，就像海德格尔的遭遇一样。”[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