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伊利亚德的作品是否畅销，也不是他在西方是否知名，他那长长的作品清单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关于他生平中的一些问题早就该在罗马尼亚进行讨论了，这对于罗马尼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是在后齐奥塞斯库时代，我们还是很难说是否存在一种足够客观的氛围让这样的讨论得以展开。

佩特里斯库接着写道：“如果某一天，人们开始讨论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当今绝对算不上左倾的政权之间进行勾结的事实，我们就有希望了！”他说得没错，不仅齐奥塞斯库政权不是左倾的，那四百万根本不能被称为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左倾的，在罗马尼亚，政治的风向标仍然向右倾斜。佩特里斯库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时刻写下了上面这些话。

现在这出戏上演了，而且更加光怪陆离。每个人都在叫喊着自己的清白、自己的痛苦。最响的声音来自那些过去为独裁统治效力的“知识分子”……民主进程中的问题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身份危机和对某种思想的轻易认同再一次共同延续了后极权统治的僵局。

多么糟糕的一出戏！在新机会主义的潮流里，揭露真相的运动带上了强烈的反共色彩。可笑的是，虽然有那么多的人曾经满腔热情地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现在却似乎没有一个人承认和那场悲剧有任何干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现象。齐奥塞斯库倒台不到两个月，年轻勇敢的评论家丹·米哈伊列斯库在文学评论杂志《罗马尼亚文学》里发表了以下这段话：

几十年以来，人们总是带着各种偏见的眼光看待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坚决而谨慎地抛开这些偏见。在伊利亚德头上、在1927年的那整整一代人头上，笼罩着右翼铁卫团的乌云。现在是我们奋力和这些乌云斗争的时候了，我们不是要消灭这些乌云（从逻辑和实践上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暂时把它拨开，这样我们就可以重见光明了。对于30年代，不论是对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缺乏正确而全面的了解……

他建议人们对伊利亚德的作品和人品进行客观的研究，“不要受到任何偏见的影响”。他非常公正而清醒地补充说，“和他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样，伊利亚德只能属于他那个时代。”[49]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冷静地分析铁卫团时期和共产党时期了。如果今天的罗马尼亚可以公开地谈论米哈伊尔·索陀威奴、乔治·卡林内斯库、帝舵·阿吉兹和卡米尔·彼特雷斯库这些伟大的作家以及他们对共产党政权所做的妥协（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不容反对的独裁政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分析一下伊利亚德和其他作家、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参加右翼运动（“幸运的罪”）产生的后果呢？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已经不再形成威胁的罗马尼亚来说尤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共产党从来就不是罗马尼亚真正的威胁。齐奥塞斯库的斯大林主义渐渐演变成了伪装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根本不可能妥协，他们真正的动机不是思想上的，而是行动上的。

后极权主义时代出现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在华盛顿特区天主教大学执教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维吉尔·内莫阿努写的《远离艾米内斯库主义》。[50]他精当地分析了米哈伊·艾米内斯库思想在上个世纪对罗马尼亚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他提出应该冷静、批判地看待“历史的破坏”、对西方民主和现代性的排斥以及体现在帕尔旺、高加、哈什迭乌、约尔加、瓦尔卡内斯库、伊利亚德和诺怡卡等人哲学中的民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思想。内莫阿努特别指出，在罗马尼亚，“哲学讨论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化非常可怕，有时会成为民族主义的右派，有时会成为极权主义的左派，或者甚至成为轻浮贪婪的中间派。”内莫阿努接着写道，“罗马尼亚文化中的拜占庭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它们都强调理想和行动之间的分离）”只能导致停滞不前，所以他呼吁“告别艾米内斯库”，“告别后艾米内斯库主义”，对于社会变革要采取一种现实的、客观的、理性的态度。

我们希望有益的呼吁会产生积极的回应。不论右派伪装成愤世嫉俗的保守主义或是爆发为残酷的民族主义运动，极权主义左派的倒台对于他们来说都应该是前车之鉴。

代表罗马尼亚的不仅仅是齐奥塞斯库或科德雷亚努，更不是铁卫团的绿衣恐怖主义分子或是穿着制服的安全局工作人员。罗马尼亚同样有着民主思想的传统，尽管这样的传统几十年来被右翼或左翼独裁者的统治削弱窒息了。在罗马尼亚，人们有着一种罗马尼亚式的幽默、罗马尼亚式的常理，还有一种和欧洲文化不可分割的深厚联系。当然，这里也存在着罗马尼亚式的矛盾和暧昧，但这并没有一直对它的命运造成危害。我们应该记住一个事实，在一个有着反犹太传统的国家里，二战期间仍然有很多犹太人生存了下来。

希望不可能依存于矛盾和暧昧中，而是存在于未来，一个坚定而明确地迈向文明社会的未来。

巴德学院

1990年9月

<h3>后记</h3>

在这篇文章写成之后，很多被公之于世的丑闻证明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非常深厚的根基。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报纸上，默塞·伊利亚德、艾奈斯库和其他右翼罗马尼亚思想家被视为典范。如果这还不够令人震惊，那么官方为希特勒的同盟安东内斯库恢复名誉则足以骇人听闻了。

和这些丑闻相对的是，一些民主报刊对右翼法西斯知识分子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德鲁·乔治名为《白色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

在这个令人悲伤的转折点，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希望，甚至幻想，如果伊利亚德活着并知道这些事情，他会选择和天使站在一边，献身于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

于巴德学院

1991年7月

[1]要想准确地描述艾奈斯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艾奈斯库时期美国学者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和目前在华盛顿特区天主教大学执教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维吉尔·内莫阿努对他的概括结合起来。“艾内斯库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宣传家，但他的理论和活动使他被归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反民主哲学和运动之流，即人们所通称的法西斯主义。”（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1907—1945》第一卷［波德：东欧季刊，1988］，第114页。）“艾奈斯库是一个二流的但非常活跃的苏格拉底式思想家，他倡导一种生机论的存在主义（这种非理性主义与从东正教里借用的概念非常吻合），宣扬口头魅力相对于书面哲学交流的优越性，积极从事政治新闻报道，最后成为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的狂热支持者。”（维吉尔·内莫阿努，“米哈伊·索拉和罗马尼亚哲学的传统”，《玄学评论》［美国天主教大学］，第42卷［1990年3月］，第596页。）在铁卫团犯下的众多罪行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们1941年1月22日在布加勒斯特屠宰场对两百名犹太人的屠杀，其中包括儿童（那些“不可思议的”凶手唱着基督教圣歌），这样残忍的行为即使是在大屠杀的历史上也许也是独一无二的。安东内斯库，他们原先的同盟者，后来解散了铁卫团，但是在他的军事独裁下，反犹太人的谋杀并没有停止。例如1941年6月雅西的大屠杀，当时几千名犹太人被杀害，另外数千犹太人被关在“死亡列车”上窒息而死。1941年和1942年，罗马尼亚东北部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被驱逐到乌克兰西部的灭绝集中营，这个地区当时被与希特勒德国结为同盟的罗马尼亚军队占领。

[2]科德雷亚努（1899—1938），反犹分子，极右鼓动家，铁卫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38年成为卡洛二世国王的阶下囚，“因企图逃跑”被处以绞刑并射杀。

[3]默塞·伊利亚德，《日志4：1979—1985》，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

[4]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75页。

[5]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10页。

[6]温迪·多尼格，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后记，第149页。

[7]温迪·多尼格，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后记，第153页。

[8]在公众心目中，“罗马尼亚主义”是一个与极右政治哲学和纲领相关的名称。所有极右党派——库扎民族主义、铁卫团等都在他们的宣传中借助它的名义。在一般情况下，它意味着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思想、限制少数民族的政策、反共产主义以及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狂热拥戴。伊利亚德相信，他在那些他崇拜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如克戈尔尼兹努、艾米内斯库和哈什迭乌等人作品中找到的那些文字最初表达了某种“超越政治的东西，但却被20世纪的政治党派贬低了价值”（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04页）。

[9]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0]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1]“已故的著名共产主义诗人M.R.帕拉奇维斯库（1911—1971）认为《恶棍》（伊利亚德的小说——注）是在‘希特勒主义的官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写成的。他发现小说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这明显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33页）瑞克兹还引用了康斯坦丁诺维奇（第1034页）、安德列·塞布莱斯库（第694、894页）、帕拉奇维斯库（第895—897页）和亚历山大·萨黑（第694、1334页）。读者也应该记住帕特拉斯卡努在《三种独裁统治之下》中的观点（布加勒斯特，1970，第54页）。1971年，另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康斯坦丁内斯库称伊利亚德为铁卫团的“意识形态旗手”（《历史杂志》，布加勒斯特，1971年1月，第75页）。

[12]默塞·伊利亚德，《伊翁·莫塔和瓦西尔·马林》，布加勒斯特，1937年1月24日；默塞·伊利亚德，《关于一个誓言的评论》，布加勒斯特，1937年2月21日。

[13]默塞·伊利亚德，《萨拉查和葡萄牙革命》（布加勒斯特：1942年）。

[14]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897页。

[15]“铁卫团的试验和推广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并最终成为共产党获得灵感的合法源泉。铁卫团在30年代广泛使用的传统民族主义套语重返舞台……铁卫团的基本原则和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同：颂扬民族革命和极权国家、盲目服从最亲爱的“领袖”、诅咒民主制度、反对批评和自由的言论、镇压知识界的自由思想”（伊丽娜·乌兰塞，《陷阱》，联邦德国，戴尔特曾巴奇，1989年9月，第19页）。

[16]“两次战争间歇的那些年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提倡思想自由，反对阴谋破坏，他们那种激进的反极权主义思想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独裁统治的真正敌人和主要威胁，而极端右翼提倡阴谋破坏和盲目的集体服从，他们反对民主、反对个人，他们才是独裁统治最大的同盟。”（乌兰塞，《陷阱》，第23页）。

[17]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17页。

[18]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0页。

[19]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2页。

[20]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3页。

[21]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5页。

[22]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纽约：法拉，施特劳斯和吉鲁克斯，1970），第14页。

[23]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第296页。

[24]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79页。

[25]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0页。

[26]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4页。

[27]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5页。

[28]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6页。

[29]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9页。

[30]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00页。

[31]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布加勒斯特，1936年12月18日。

[32]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布加勒斯特，1936年12月18日。

[33]伊利亚德，《新铁卫团贵族》，布加勒斯特，1938年1月23日。

[34]伊利亚德，《几句大话》，布加勒斯特，1934年6月10日。

[35]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

[36]伊利亚德，《唱给特兰西瓦尼亚的赞歌》，1936年11月29日。

[37]伊利亚德，《盲目的舵手》，布加勒斯特，1937年9月19日。

[38]伊利亚德，《自传》，第二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39]伊利亚德，《自传》，第65页。瑞克兹告诉我们，在西班牙的马哈达恩达，人们每年都在这两个铁卫团典范人物的忌日举行纪念活动。1985年，在他们去世48年的忌日里，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个铁卫团成员和其他130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399页。

[40]西摩·凯恩，《默塞·伊利亚德、铁卫团和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中流》，1989年11月。

[41]“《晨星》的评论家亚瑟·席维斯崔……成为一个狂热的罗马尼亚文化主义论者，用他的笔声讨那些移居巴黎和慕尼黑的‘叛徒’，对这些‘伪文化’的宣传者所代表的文化深表怀疑，从而使他们丧失了文化权威性，把他们作为‘文化恐怖主义者’和叛徒划为异类……但对另外某些移居国外的作家，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认为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罗马尼亚民族特征，‘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产生于我们当中的作品……’这些被刮目相看的作家中最瞩目的是世界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的默塞·伊利亚德，他不仅以他的聪明才智著称，而且也因为他与前共产党时期右翼组织的密切关系而广为人知，据伊利亚德的好朋友哲学家康斯坦丁·诺怡卡告诉我，他还鼓励帕普大胆推行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反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者往往把席维斯崔当作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的直接代言人，因为他的文章里透露了只有情报机构才可能接触的信息（自由欧洲电台广播塔的确切位置等），并且经常提到出版物中通常不会出现的移居海外的作家名字。”［黑体字用于强调——作者注。］（凯瑟琳·维达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思想：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罗马尼亚的身份和文化政治》［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第5章，第47页］）

[42]“1974年，罗马尼亚文化刊物《二十世纪》上发表了年过花甲的文学评论家爱德加·帕普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认为，和原来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罗马尼亚的民族文学传统不是依靠对西方文学的模仿，而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罗马尼亚的文学创作常常领先于西方的发展（如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虽然这样的成就因为在国外鲜为人知而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最初讨论建立、传播和丰富文学价值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变成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爱国主义、背叛和反犹太主义的辩论。“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参加了罗马尼亚文化中心论的讨论，他声称，早在苏联和匈牙利之前，他就已经萌发了建立合资企业的想法。”（维达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思想》，关于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的章节）

[43]诺曼·马内阿，《紧急求助》，布加勒斯特，1980。

[44]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日志节选》，以色列，1972年1—3月；瑞克兹在其专题研究报告中引用的节选。

[45]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48、77、80、81、86页。

[46]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

[47]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日志节选》。

[48]丹·佩特里斯库、利维·坎吉奥坡，《你还能说什么？一个被占领国里的自由对话》，1990年2月，外交政策研究所，费城，第213页。

[49]丹·米哈伊列斯库，《“美国制造的”默塞·伊利亚德》，《罗马尼亚文学》，1990年2月15日。

[50]维吉尔·内莫阿努，《远离艾米内斯库主义》，1990年5月，第1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