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附被审作者的评注</h2>

“自由是一种比约束力更为复杂微妙的东西。”[1]托马斯·曼这样写道。

当然更加微妙。但是约束力，这个让人产生种种不快联想的东西，难道就那么简单明了吗？1989年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快速崩溃难道就能证明这个庞大的政体原本就简单而脆弱，不堪一击吗？

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是过快地忘记了极权统治下那些混乱的地下势力走廊——我们不应该忘记，在那些黑暗的角落里，约束力或势力无处不在，甚至是在自由这个复杂而微妙的世界里。

在布加勒斯特之战中，安全局的秘密渠道展示在全世界面前，那种已经渗透到民众各个阶层的恐怖、愚蠢和腐化一览无余。和暴乱期间那些誓死保卫自己利益的极端分子相比，安全局的那套机制显然更加复杂、更加可怕。在一个拥有四百万执政党党员（投机分子）和庞大告发网络（每一个机构甚至每一幢居民楼）的国家里，我们很难相信媒体所说的，1989年年末发生在罗马尼亚的斗争只是安全局与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斗争。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军队和民众中有多少安全局的人……武器不仅仅是那些在为自由而战时让人看得到听得见的东西，还有更多其他的：数量更大，更为微妙，甚至更加残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更为隐蔽的武器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中，从而有着更为长久的效力。在通往民主和自由的曲折道路上，要解决众多行政、经济和物质问题固然很难，但要从当权者强加于人的那些如迷宫般漫长而复杂的堕落过程中解脱出来则是难上加难。

审查制度——文字的秘密警察，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是最可怕的权力武器之一。人们觉得审查者不过是一些头脑狭隘的官僚，在很多情况下，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多边发展”[2]的罗马尼亚改良了这个权力机构，不断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充满智慧、思想犀利的人加入这个行业中来。这个机构采用的办法也不断改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简而言之，变得更加阴险诡秘。

20世纪70年代末，审查制度在罗马尼亚一度被“废止”。独裁者本人一拍脑袋，要把在外交政策中“成功”实施的模糊政策也运用到国内事务中，以此来对付国外媒体对其镇压所表现出来的反对情绪，尽管这种情绪仍然表现得颇为胆怯。

罗马尼亚的反苏姿态被用来作为它采取所谓独立政策的证据，但同时也让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中汲取经验来建立并巩固一个拜占庭式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它和以色列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和阿拉伯恐怖分子也交往密切。“自由移民”政策正好满足了顽固民族主义分子“净化”人口的梦想，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硬通货，因为以色列和联邦德国要为每个获得自由的公民交付一定的费用，这样的政策还让罗马尼亚在美国议会那里赢得了高分。这种外交政策中的模糊策略为独裁统治在西方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同情率，这一点从很多外国元首的态度中都可以看出来：戴高乐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福特和尼克松对罗马尼亚的“自由”大唱赞歌，英国和瑞典的王室以高规格的礼节接待过我们的独裁者，联邦德国的政界要人频繁发出邀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是出于幼稚轻信或是讽刺挖苦，所有这些举动都不可饶恕地遏制了国内的反对力量。

于是，罗马尼亚的公众舆论声音微弱，受人操纵，没有国外援助，只能完全受制于领袖的“天才领导”。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综合体，再加上一些时髦做作的元素，就成为罗马尼亚的原创，美其名曰“新民主”。

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方面，监督和镇压的机制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看上去更为民主的政府机构，其主要目的是要将人们对共产党和安全局的不满转移到地方行政机关身上（当然这些地方行政机关是受上级机关领导的），或是转移给他们的工友或邻居、驾驶拥挤公交车的司机、在无货可卖的商店里工作的售货员，等等等等——这是一种被替代的因果关系，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让当权者可以接受的结果[3]。

“替代”这个概念使用得越来越普遍，它不仅是一种欺骗性政治策略，同时也运用于衣食住行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货真价实的产品逐渐被替代物所取代，这些替代物有的品质低下，有的干脆就是假货。在文化领域情况也一样，他们允许一些非常“敢讲话”的高层官方作家批评某些对于其他人来说纯属禁忌话题的负面现象，同时却攻击一些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孤立他们，使他们成为边缘人。这种对舆论的操纵——得到了当权者的许可——为大众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却是另一种欺骗：那些“批评”，无论多么严厉，都是“辩证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批评方法非常简单，就像被批评的对象一样），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要向领袖及其国家和意识形态表示效忠。所有的雇员都要交纳“特殊”的税，为了成为各种失败企业的“共同所有者”，他们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被扣留下来。工人们是一切产品的生产者、受益者和拥有者，我们的领袖反复地这样告诉人们。

“新民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替代策略。规模宏大的代表大会（工业、农业、教育和文化各个行业）定期召开来讨论通过领袖关于下一阶段在通往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上如何发展所做的“宝贵指示”。这样的做法把所有人都卷入了共同的阴谋中，让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要承担一定的罪责。每个官方举动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大谈特谈具有煽动性的可笑的“新民主”，另一方面又穷尽所能地挖掘更新、更高级的方法来误导和压迫民众。不论是在党这一层面还是群众这一层面，欺骗已经成为蔓延全国的疾病，人们通过它得以生存。罪恶感无处不在，但也分为很多层次。有些人自己萌生罪恶感，有些人的罪恶感是被强加的。

为了申请出国，首先要得到工人的许可，也就是说，要得到工友委员会的推荐，而这个委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都是根据安全局官员的指示（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

这个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权为了寻求一种模棱两可的合法性，将旧式极权主义口号和极端右派口号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富有弹性的语言，形成了一种更符合西方口味的新话语风格。

新一代的统治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形成气候，这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拥有博士文凭，有的还曾留学海外。他们的愤世嫉俗开始产生效果。党成功地用这些特权阶级的“精英分子”“替代”了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孤立，身心疲乏，甚至受到恐吓）。新型知识分子们甚至被允许向社会的负面现象提出“控诉”。各种各样的小说和诗歌得以大量出版，这些虚伪的“毫无掩饰”的控诉得到官方作家的许可，还收获了丰厚的稿费。有了对这些“控诉”的操纵，当权者才可能鼓励“辩证的”、激烈的“辩论”（这就像辩护律师不断重复起诉状里的言辞，企图把语句的意思变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一样）。

这些“替代”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们渴望任何一种面包、肉类、书籍、衣服、娱乐或信息，不管它们是好是坏。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即使是这些“替代物”也不是想要就有的，这还要取决于统治家庭的心情。

20世纪70年代末，一纸总统法令废除了新闻出版署（审查机关），这是少数几个办事效率较高的机构之一。党深信，在三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之后，自我审查和相互监督可以成功地取代专职人员。

审查的工作很自然地由“工人们”承担了。在实践中，和从前一样，如果没有得到工人指定代表的同意，讣告或广告也不能刊登。报纸、出版社、杂志和印刷厂要经过“专业的”内部顾问完成审查工作。

但是曾经成功实施了几十年的自我审查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党的期望了。人们对真理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人们的应变手段越发普遍而复杂（不仅仅是坏的方面，有时也有好的方面），让当权者不安的出版物数量在持续增长。

补救措施很快应运而生了。在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及其新成立的阅读服务部的领导下，审查制度通过众多中介措施得到了“加强”。审查制度不断壮大丰富，而对出版物的“清理”开始使用新的更具欺骗性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的人甚至认为，当权者“废除”审查制度的动机是为了引起强烈的不满，对新“民主”制度不满的作家们会要求（通过“控诉”、请愿和其他民主途径）回到原先有着明确目标和逻辑方法的旧制度。确实，在窘迫经济条件下日益恶化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被反映在愤怒的文字中。

这就是我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所处的情况。我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4]曼是在纳粹横行的时期写下这些话的，那时纳粹政治家们声称只有散文作家会选择移居他国，诗人不会（诗人是“高尚德国精神”的承载者）。我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

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在与周围和内心的困难斗争着。每天我都下定决心不再写作。曼在那些恐怖的黑暗岁月里这样写道：“我的道德心和批判力在不断受着煎熬，我越来越难继续小说创作这一崇高的游戏，除非我‘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让我的心停止忧虑、感悟和痛苦，不再仇恨和鄙视。”[5]我的“游戏”也是在一个恐怖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我也强烈地希望摆脱心灵的负担，这样的负担已经让我难以忍受，但是奇怪的是，在对它的抗拒中，竟然也产生了激励我的力量。我还在写作！我的担忧集中在一点上：我的书决不能被统治制度同化！

我让聋哑人协会组织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精神，并把它放在小说的中心位置，我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不是埃内斯托·萨巴托的小说《英雄和坟墓》中地下瞎子组织的“社会主义”版本？是的，但还有更多。

我在努力寻找一个隐喻，表现我们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我自己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1985年春天，我激动地把《黑信封》的数百页痛苦文字汇总起来，因为我的书被列入下个年度的国家出版计划。我觉得有机会还是应该试一试。

11月底，出版社还没有从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阅读服务部得到任何答复。12月，答复来了。从编辑尴尬的表情我就知道，情况肯定不乐观。我没有看见审查者的报告。三十多年来，这些报告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密。既然审查制度已经被“废除”了，那他们就更成为国家机密了。审查者的报告？新审查办公室的报告上没有任何签名，上面只记录着读者的身份证号码——当然，这是为了上级领导使用的方便。这些报告被小心地保管在“真理档案室”里。报告的结果被转达给（我猜想是口头地）出版社社长，作者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他也不可能和（不存在的）机构或（隐形的）审查者进行对话。

终于我收到了毛条校样，内容欠妥的章节和段落上被小心翼翼地做了一些记号，这些有问题的部分占了全文的百分之八十。我决定解读审查者的反对意见，但问题实在太多了，要想把文章做如此之大的变动简直不可能。被指出的问题从个别字眼（“购买食物的队伍”、“告密者”、“肉食”、“寒冷”、“咖啡”、“胸部”、“上帝”、“反犹太”、“独裁者”、“黑暗”、“同性恋”）到整个句子甚至整个段落。我只好放弃：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一个如此顽固而且充满恶意的审查者斗争。那部书稿被搁置在一边，作者和出版社都无能为力。

现在我感受到了写禁书的副作用，这部小说的一些节选本来已经被几家文学杂志选用，现在却突然被取消了，介绍我的文章也被删除。报刊杂志开始回避我这个越来越有嫌疑的名字。

我又重新通读我的毛条校样。我对文章进行“修改”，我这里改掉一段，那里删去一节。但这都是无用功！送“上去”，文稿又原封不动地退回到编辑和作者手上。我想，审查者大概是觉得我的“修改”过于肤浅虚伪。

在这样一个十字关口，作家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是继续一步步顽强地斗争，尽量少让步但要通过必要的妥协让书得以出版；要么干脆放弃。

放弃的前提是心存别的希望：希望政局改变，希望书稿能在国外出版，希望书稿能由子孙后代出版。但是在1985年到1986年这个期间，政界改变的唯一希望是一个“生物方法”：等待得太久、拖延得太久的领袖之死。在一个戒备森严、任何与外国人的接触都被视为非法的时期，怎么可能把书稿送到国外去？谁又会出版这样一部冗长晦涩的小说，何况又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族？至于子孙后代，那不仅仅是个未知数，同时还是“国家财产”。你根本无法为这样一部审查办公室（还有安全局）已经了解得太多的文稿找到一个好的藏身之所。有些罗马尼亚人甚至相信，这个黑暗时期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悄然躺在安全局的保险柜里。这个恐怖时期（官方媒体称之为“开明时期”）的历史学家非常有必要到浩大的秘密国家图书馆里搜寻被没收的文稿，这里所谓的图书馆其实就是安全局的储藏室、保险柜和地下室。

1986年年初，我的出版人踏出了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一步，他们用的是当权者用来对付人民的那一套：替代。

在当时极端恐怖的情况下，很少有出版社不顾审查制度的高压出版好书，尤其是让当权者不安的好书，我的出版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这些本身就是著名作家的编辑们在坚持着进行无望的思想抵制。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6年1月的那个早晨，我先陪着出版社社长来到花店。然后我们捧着一盆花到了某个人的家里，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寻求这个人的帮助，因为这样也许就可以挽救这本书，挽救书的作者。这是一个在审查行业阅历丰富又德高望重的人，他经常充当着“局外”读者的角色（顾问）。我的出版人想找一个精通审查制度的“替代”审查者。作为一个过去的审查者，他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提供一份让审查办公室可以接受的报告，但又不需要把（不存在的）审查办公室牵扯进来，而且由这个人签署的替代报告还可以让作者本人过目，这为摆脱僵局提供了机会。（这个专家的作用更加凸显了审查制度的欺骗性，这份报告通过一些花招和必要的修辞让作者和审查者可以共谋把书出版。）

1986年3月，我收到了审查报告的“工作副本”。我兴奋万分地读着，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审查报告，每次都只能得到结果——把一些句子和段落从手稿或有关评论文章中删去，就连一本已经付印的书也没有幸免，发行被中断，由于一些文章被从中抽去，整本书的结构必须重新调整。

这份审查报告让我知道，“真理档案室”里的“原始”诉状会是个什么样子。看到这份报告书，我既不感到意外，也没觉得放心。我肯定，早先审查者使用的言辞一定更加微妙。

我害怕了，是的，真的害怕了。小说中，我用来影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同出一辙的语句被“解密”了——噢，我害怕了。我有一种感觉，门会随时被撞开，这份报告足以让我成为阶下囚。我想象着我的档案出现在“真理档案室”里！

而这是一份用来帮助我的报告。欺骗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作者欺骗，读者欺骗？编辑欺骗，甚至审查者也欺骗？欺骗是日常生活中交际的社会惯例，甚至在创作的世界里也一样。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受到约束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又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

艰难的日日夜夜，充满了疑虑、恐惧和厌恶，努力寻找模棱两可的解决方案，巧妙地和审查者抗衡。

<h3>审查者的报告</h3>

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小说新作以当代布加勒斯特为背景，虽然文中特别指出故事发生在1980年（“地震后三年”），但从细节可以判断故事的背景就是近两年。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之后，春天来了，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状态日益恶化，同时，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春天里，又能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生命和爱的渴望。人们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在报亭等待，在街道和公园里急匆匆地行走，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以及其他各种工作场所谈论着他们的需要和困难。

小说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在一系列场景中展开，文中有大量哲学、历史、道德和文化的注释，还有一些重要的传记性数据。文中所指这个春天发生的新事件为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划出一条界限。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出现的频率最高：他原来是名教授，现在是一个普通宾馆的接待员，他通晓数门外语，所以他的同事和上司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少年时代的多米尼克聪明有教养，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作为学生的他彬彬有礼，胆怯而严肃，但现在，他变得缺乏办事能力，心浮气躁，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他讨厌所有人，嘲笑所有人，他说话刻薄，着装怪异，他经常夸夸其谈，羞辱他那些没有文化、思想简单的同事。

五十岁的多米尼克内心孤独痛苦，身心疲惫。因为对生活不满和失望，他试图以默然和嘲弄来抗拒和别人一样的生活。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40年其家人一连串不幸遭遇的影响：他们被无辜地卷入一场官司，紧接着他父亲在收到一封军团[6]宣言式的恐吓信后失踪（谋杀或自杀？），家庭破裂（妹妹移民到以色列，哥哥去了阿根廷，母亲在贫困中死去）。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春天里，多米尼克正进行一项调查，这个调查揭开了他的家庭之谜：那封装在黑信封里的恐吓信是一个年轻人寄来的，他在战争时期爱上了多米尼克的妹妹，后来在一个聋哑人协会躲藏了将近四十年。不论多米尼克的调查进展如何，他都无法理解过去，无法理解自己的罪恶感以及造成这些罪恶感的原因。通过他的调查，作者警告人们，在一个充满暴力和恐怖的时代，一些小事件也会对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中心人物是加夫通，一个退休的记者。他是教条主义时期的忠实信徒[7]，现在他通过写匿名请愿书来为他曾经写下的那些“谎言”赎罪。作为一个身处“事件中心”、“直接了解普通民众所思所想”的“自愿者编辑”，他希望当权者能注意到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揭露“真相”，伸张“正义”。同时，他在图书馆里认真研究法西斯时期和安东内斯库[8]独裁统治时期的报纸，希望写一篇专题研究报告，讨论“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愤怒以及战后的热情”。这个人物代表了虚伪人生的另一个版本：由于他是犹太人，他在战争期间改名换姓，随了他妻子的姓氏，那时他的妻弟在铁卫团里供职，战后被通缉。加夫通“不断受到迫害，拒绝迫害别人”。

这两个人物的对手是亚努利，一个典型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者，一个完美的形象。他出身于希腊一个富裕的家庭，放弃了家庭和大学教授的职业，在希腊的深山里奋战[9]。战后，他来到罗马尼亚，他自始至终坚持着青年时代的信念，他的真诚的“信念”。由于长期缺乏和人沟通，不能适应罗马尼亚的新环境，远离故乡和家人，又不愿回到一切已经改变的故土，亚努利感觉越来越游离于社会之外，成为一个“边缘人”。现在，妻子背叛了他，所有人都抛弃了他，他贫病交困，在孤独中接受着煎熬。

要想理解这本小说，另外两个人物也至关重要。

一个是马尔加医生，他是个心理医生，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总是倾听别人的苦恼并为他们排忧解难。

另一个是伊里娜·拉多维奇，作者通过她讨论了爱的问题。伊里娜是个建筑师，能干敏感，她所经历的一切把她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她在大学里的课程不断被中止，她被剥夺了参加期末考试的权利，她经过了两次失败的婚姻。现在她为聋哑人协会的报纸工作，正寻找力量试图从一段无望的爱情中逃出来。她寻找着一种平衡，在书的结尾她似乎找到了这种平衡，但为此她要不断疏远她周围的人，这样的状态耗尽了她的所有精力。她焦躁不安，远离社会，生活在疑虑和担忧的痛苦之中。

所有这些人物类型其实都可以在敏西尔的小说中找到，他是一个性格怪异的作家，现在正处于绝境之中。他希望找到灵感，希望工作，却又非常孤独，缺乏热情。他痴迷地想写出完全真实的生活和人物，但同时又充满了无助、疑虑和恐惧。书中的人物是敏西尔的“替身”，表达了作者在自己生活中的不同态度、心情和生存状态。小说中有大量篇幅描写了敏西尔在布加勒斯特街头的彷徨，记录了他和各种不同人的对话，特别是和托马的谈话（一个难以定义的人物，一个管理者和审查者），还有他对社会、道德、文化和艺术的思考。这些描写的目的是阐明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和主题：必须做出明确选择（在“对”和“错”之间选择）；真诚而真实地生活，谴责社会、爱情和艺术中存在的虚伪；讨论真与美之间、理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

为了阐明某些主题和问题的思想性，使主要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使他们具有融入社会及其生活环境的能力，本书在出版前有必要对结构进行调整。

<h4>一些建议：</h4>

1.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警告人们，法西斯时期的恶势力在当今社会有复苏的危险，关于这一点需要更加明确的解释。

以小说现在的面目，这一警告可以被理解为影射我国目前的情况。加夫通研究法西斯时期和安东内斯库的独裁统治，是为了唤起那些“容易忘却”的人的记忆。他担心“饶恕或淡忘罪恶”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他看穿了那些“掩盖”或“歪曲”自己在法西斯时期所作所为真相的人，觉察到他们的“错误”和“倒退思想”。

小说重复提到，由于在公寓里饲养动物，一个妇女的公寓被抢劫烧毁[10]，媒体对此完全知晓。这样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军方却漠然相对毫无作为，小说夸大了事件的严重性。在书的结尾处，我们知道受害者维娜拉的整个家庭都葬身在希特勒的焚化炉里。加夫通从当时的报纸上只搜集了那些有关安东内斯库独裁时期建立镇压机制的标题，寻找证据证明当时的社会气候有利于法西斯制度的建立[11]。

小说不断重复多米尼克想象遇见了过去的鬼魂，那些曾经惨遭杀害或者失踪的人，包括他的父亲。这样的做法过于片面，因为我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运动[12]，我们有思想民主的知识分子，政府[13]曾采取措施挽救那些被放逐到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民。小说结尾马加医生和亚努利讨论孤独的心理特征，讨论在困境中不同民族人民所受到的不同待遇，这些都削弱了小说的重要性。

本书如果能让书中人物融入一个稳定可靠的社会，使他们沿着这个方向积极地发展，本书的主题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启示，将会更加丰满充实。

2.本书在描写影响人物命运发展的社会和道德环境时表现得过于片面消极，以下是一些例子：

（1）除了几个孤独无法融入社会的中心人物外，文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小角色：一个缺乏道德准则和良心、愤世嫉俗、唯利是图的技术管理人员，在社会等级制度中谋求空间；和他相反的是一个出色的工程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后，为了避免同流合污，拒绝了中央政府里的职位，一直在一个地方小企业里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工程师。还有两个没有生活目标的少年，毫无道德心，令人讨厌：其中的男孩话语粗俗，酗酒成性，只能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另一个是女孩，在地铁里和酒鬼勾搭上，接受了他的挑逗。

（2）道德水准、人际关系、工作场所的气氛——这些在小说里都是完全负面的。宾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的人，他们是懒汉、造谣诽谤者、告密者和受贿者，他们为各种大人物安排幽会的房间并以此谋取利益。文中每次提到医生、护士或医院，总会影射某些特别的交易、贿赂和堕落（“一段时间以来，敲竹杠成为这个曾经高尚的职业的一部分”）。

伊里娜在公园里不小心听到的两个官员之间的谈话揭露了工厂里党代表选举是如何操纵的，这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的道德沦丧。

（3）通过书中人物在城市中每日的彷徨以及其他场景，小说展示给我们的布加勒斯特现状是完全消极、压抑和丑陋的：又脏又臭的街道、疲倦好斗的人们、拥挤的电车和公共汽车、杂货店门口的长队、泥泞、黑暗……

小说应该在上述各方面以及影响和决定人物精神状态的环境方面进行调整。美丽的春日里，布加勒斯特可以为故事和人物提供一个明媚而充满生机的背景。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小说就会失于片面。建议删去部分章节，删去某些过于嘲弄怪诞的评论，加入一些正面肯定的文字，这样将有利于整本书的平衡和表达。

<h4>必须对人物和小说主旨的重要性进行说明。</h4>

·多米尼克：他最终必须明白，漠然和虚伪不是解决办法。他必须至少找到一个融入社会的办法（毕竟他是小说的主角）。

·亚努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他出现的频率并不很高），但他的出现带出了很多问题（外国人的问题、孤独心理的问题，以及为理想而奋斗的职业革命者的命运问题）。小说应该说明，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被推向社会边缘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问题和新要求。这一点应该明确。小说末尾的对话以及贯穿全文关于亚努利境遇的描写应该调整，因为以小说现在的情况，他的失败可能被理解成影射社会主义斗争的失败，影射革命理想和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敏西尔：他应该把“说教者”的角色发挥得更好，他可以帮助阐明某些理论性辩论以及小说中哲学、社会和道德反思的意义。他应该主张重返自然生活状态，重新营造社会稳定，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行为方式。

“替代”的主题在无数场合反复出现，这个概念不仅用于书中人物和作者之间，或是人物与现实生活中原型之间的关系，对此应该有更明确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虚伪的生活被错误地延伸到全社会。例如，“在一个充满替身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找到某种替身，成为另一个人，逃离自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别的东西，甚至是我们真实存在的对立面”。“什么样的替代物将产生更多的替代物”。“替代物发挥着作用，取代了真理”。

关于当前情况下“恶势力”及某些法西斯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现象的重现。关于小说中的“警告”。

·这个现象不应被理解为单指向我国，如果要保留，应该说明这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媒体经常报道西方暴力示威的场景，新法西斯主义、新纳粹主义等……还有和平游行，这些都可以通过人物的眼睛和评论表现出来）。

·文学和书籍不应只关心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例如，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和阿列克山德里[14]是不是要受到究诘？还有拉比·莫西斯[15]？这些都可能引起强烈公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