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夫通对报纸的研究（特别是1940年）不应局限于关于罗马尼亚的新闻，还应该包括报道罗马尼亚反法西斯运动以及民主知识分子抗议活动的新闻。不应该把卡洛国王甚至安东内斯库与希特勒相提并论。[16]

·要注意不要造成罗马尼亚曾经到处是谋杀和放逐的印象（多米尼克不断想起的那一排排死人这一情节应该修改）。我们不应该忘记，罗马尼亚是唯一拒绝把犹太人放逐到纳粹灭绝集中营的国家。[17]

·建议减少对以动物为借口烧毁某个妇女公寓的描写和评论。文章不应暗示执法机关——军队——会容忍或“掩盖”这样的恶行（我们不是联邦德国）。

·修改小说的最后一章，结尾必须修改。不要过于强调孤独综合征和民族主义者的示威，这不是本书要探讨的唯一问题。本书现在的结尾会误导读者，并使读者对象受到限制。（以现在的面目出现，本书只适合少数特殊群体阅读。）书中关于孤独的心理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在任何社会（正常或非正常），外国人都会保留自己的独特的特征，“不应否认这些特征，也不能利用这些特征反对他们”，也就是说，“要接受这些差别”。

·人口众多的大民族不会对外国人平等视之。在一些情况下（“动荡、危机、忧虑、无助”），自负、邪恶和愚蠢就会在一些自私的行为和态度中“爆发释放”出来。即使是在日常条件下，一些现象也表明正常的交往是有限的：“你有平等的权利犯错，但不能与错误斗争”；“作为一个外国人，想要告诉周围的人什么是对的，是极为不妥的”；客人“无权过于参与。”……（亚努利在他工作的地方备感屈辱，因为当“他自己”表现出要改善工作环境的勇气时，周围的人都非常吃惊。）总的来说，要避免空谈民族问题。我们这里有法律和制度，民族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解决了。

·在讨论把流亡当作“移居”的另外一种形式时也要慎重，小说认为流亡的动机是因为渴望“自由”，寻求变化，摆脱可怕的常规和“束缚”。（“自由”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间接讨论贯穿全文。

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现象：

下列章节和场景应该删改：

·（关于飞机和国家元首的描写，与本书探讨的问题无关）。

·（缩减关于精神病院里少年酗酒者的章节）。

·（关于“由于经济原因”缩短残疾人受教育时间的法律）。

·（聋哑人报纸的摘录；聋哑人协会成立的原则，即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他们的法律等）。

·（我们国家对阿拉伯学生的侮辱和偏见）。

·（多米尼克眼中的世界）。

·（宾馆里为大人物“安排”房间）。对医生的片面概括。应该加上一些正面的次要角色（为什么不是重要角色？）。目前只有一个场景是积极正面的：一群幼儿园孩子。即使是他们也被表现得像一群悲伤守旧的机器人（第91页）。

小说的以下部分应做调整：

·关于街道、泥泞、垃圾、黑暗、队伍、商品紧缺、疲倦而野蛮的人和混乱的描写）。

·（重复提及拥挤的交通系统，“乘客们要么抗争要么接受事实。我们的历史学家教导我们，抗争就是接受事实”）。

·（关于生存条件的评论：“工人阶级除了不幸，其他的一无所有”）。

·（对政治语言的嘲弄）。

·（外国人的行李被盗），（“本世纪的暴君”，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做任何区分），（安全局），（关于狗的法律），（“残疾人年”），（“厌恶历史”），（玩笑、流言）。

读这样的报告我为什么会害怕？是因为第一次能够阅读一种我原本只能想象却从来看不见的“文字”吗？是因为它又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关于集中营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可怕回忆吗？还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流传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传言？我的作家朋友突然莫名地死去，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家被搜查，还有一个工程师的日记被偷看，在接受安全局调查的时候惨遭杀害。

我的极度兴奋让我变得鲁莽起来。那天下午我打电话到出版社社长的家里表达了我的惊愕和愤怒：“就这个东西吗？这就是用来挽救我的小说的东西吗？这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人答应给我们的‘帮助’吗？审查报告应该是讨论文学的专业评论，而现在这个东西却像是‘新式’警察的‘新式’胡言乱语！”

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我意识到我太莽撞了。像我这样一个“可疑人物”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像出版社社长这样一个“官方”人物的电话也不例外。“这个读者的报告里提出一些建议，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接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他非常平静地说着这些话，但话语中听得出他的尴尬和紧张。“明天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打算。”他非常严肃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在场的还有这本书的编辑。社长的语气非常正式，他必须这样（我们三个人都认为房间的某个地方安装着安全局的窃听器），但是我还是按捺不住我的情绪。

在谈话的最后，社长还是表现出了瞬间的坦诚：“你要知道，任何一本书在出版之前，我们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报告甚至批评，有的时候比你看到的这些更加严重。如果我们每次都害怕会怎么样，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出版一本书……”

是的，我们都陷于同一困境中：如果不下定决心通过欺骗手段，如果不通过个人关系，什么也做不成，没有一本书可以逃过文字警察的魔爪出版。

和编辑一起，我又开始了迎合审查者的斗争，而内心却充满了不屑。

1986年4月，这本书又一次被转到审查办公室。我知道，这一次会有一个新的审查者来审读我的书。除了打印稿上用铅笔写的新按语外，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直接的指示（当然是由出版社口头转达的），要求我把有关聋哑人协会的细节删去，要求我修改亚努利这个人物（这个过去的革命者表现得像个聋哑人，在整部小说里没有说过一句话）和小说的结尾（结尾暗示，亚努利和女主角处于自杀的边缘）。这已经是我要进行的第三次修改。终于，最后一个审查者建议出版我的这本书。为了得到最终的批准，审查者要和文化部副部长进行一次半个小时的特殊面谈。这就是“问题”书稿出版必经的程序。

这本书终于在1986年的夏天面世了。出版社在审查办公室的压力下，要从他们出版的每本书上牟利，他们印刷了两万六千本。在我二十年的作家生涯里，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这么惊人的销量。人们很可能因为这本书被审查办公室延搁并且删改而萌生了好奇心。几天之后，这本书就销售一空。我的朋友安慰我，即使是以现在这种“替代品”的版本出现，这本书仍然保留了敏锐的批判和独特的文学性。1986年的秋天，一些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出现了一些书评，高度赞扬我的小说。1986年的12月，我离开了罗马尼亚。

这份审查报告帮助我让我的书得以出版。审查者帮了忙，好朋友和不知名的敌人帮了忙，而独裁者用含糊政策代替了过去界限分明的老政策，实际上也用他的方式帮了我的忙。

在斯大林时代我的书不可能出版，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新独裁统治下混乱而痛苦的时期（“开明时代”）。在黑暗中，在一个不断改变、可怕得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我们的书挣扎着面世了。

看见新出版的书我高兴吗？它就像一个难产之后意外诞生的婴儿。我的残疾的孩子，虽然和想象的不一样，但仍然是属于我的。我们挣扎着生存的这个时代和社会像一根牢固而伤痕累累的纽带，把我和我的作品绑在一起。

对这份替代的审查报告也许不需多做评论。鉴于罗马尼亚过去和现在存在的欺骗性，我也许应该谈一谈我和安全局之间不多的接触。“作家处”一个优雅的年轻人给了我一支剑牌香烟（这种烟在罗马尼亚很少有人抽，它们经常在黑市上被当作一种货币）；他态度礼貌冷静，说话开诚布公。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讨论着……福克纳。我必须承认，他对福克纳非常了解。这证明，最近的几十年里安全局非常成功地雇用了一些最好的大学毕业生。他很快告诉我，他读过我所有的书，而且都“看懂”了，他这样强调当然不会让我感到高兴。（“你以为，我没有看出十年前你写的那本书里关于皮埃洛·迪·科西莫[18]和‘狂欢节’的影射吗？”）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不安地找着话题。我感到困惑，就像一个聋哑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为什么生活。而他，却是如此轻松、冷静、有礼貌，如此善意而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在快要结束这场令人不舒服的谈话时，他不经意地问我是怎样看待文学杂志上那些争论的，对某些“团体”和“思想路线”有何见解，等等。不，他没有强迫，没有质问，也没有逼我坦白：只是一场狡猾的谈话。当我拒绝接受他邀请我再一次“友好的”会面时，他给了我一个嘲讽的、居高临下的微笑……

要想对这份审查报告做一个深入的评论，我本应该首先评论一下长期以来（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混乱而晦涩的文学作品，但那差不多就需要一本书的篇幅。但是即使是对审查报告做一个简要的评论，我也不应该忽略这份报告“宝贵的指示”，它对改正错误的坚定信念以及让迷途者改邪归正的“道德心”。这些奇怪的文章，尽管过于莽撞，有时甚至语无伦次，但还是可以被同化的，精明的审查者—老师这样耐心而乐观地劝导着。教育的目标从来就是这样的，提供建议，批评责备，威胁恫吓，找出错误，给予奖赏。这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始终伴随着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军队里、在教堂里、在婚姻里、在党内——直到我们死去，也许还要延续到更远。来自权威的“理智建议”满足了众多民众对安全和秩序的渴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国家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希望。

艺术的功能不是为了肮脏而沉溺于表现肮脏，它的任务也不是仅仅表现人们的堕落，把白痴作为母亲们的象征，用驼背的傻子代表男人们的力量……艺术应该服务于一切崇高和美好的东西，鼓励自然和健康的东西。如果艺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用于它身上的钱都是浪费。

这些至真至诚的话不是我的审查者说的（虽然任何一个地方的审查者都可能有这样的观点，包括我的）；不是引用杰西·赫尔姆斯[19]参议员的话，他一直担心国家对艺术的扶持会让淫秽和亵渎的东西从中获利；也不是已故的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依·霍梅尼说的，他曾经判决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死刑；这也不是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国旗被当作展览会进口处的地毯时做出的合理反应。（确实，每个国家的人民从小就知道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可以烧毁或玷污敌国的国旗。）上面的这些话完全可能出自古今很多人之口，但实际上讲这些话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在1935年9月纽伦堡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发表了上述这些观点。

在我发现了希特勒的这段话之后，由于某个非常私人的原因，我着迷般地不断重复着。从纳粹统治的孩提时代开始，我就是一个“被禁”的人。在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噩梦后，紧接着是动荡不定的“缓和期”宣告失败，虽然自由对我来说非常迷茫，我对它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时至今日，我仍然要问，我还可以享受多少自由和权利？

那份审查报告在我离开罗马尼亚之后痛苦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我重读着小说的原稿，与已经发表的那个替代品进行比较。被制度同化了吗？不，不论是否被删减，是否被更改，“他们”无法同化我的作品：我似乎还是胜利了。

但是经过了增删改易，这本小说是否就能留存下去呢？我离开罗马尼亚之后，国内开始出现赞扬的声音，法国《世界报》也赞扬《黑信封》延续了卡夫卡的传统，但这些都不能减少我重读小说时心中的愤怒。我愤怒，不是因为出版的小说中删去了大量有关日常生活的负面描写，也不是因为很多章节的语气被“软化”。我愤怒，是因为那些密码式的文字所产生的歪曲作用，这些文字行文混乱，文体浮夸晦涩，通篇缺乏生气，而且表达拐弯抹角。即使我以为我愚弄并且打败了审查办公室的人们，他们还是通过拖延和遥控占了上风。结果，自以为注重艺术性的作家发现，书中的章节字句正是被他用来对付审查办公室（常常是带着胜利感）的那些伎俩糟蹋了。他问自己，这是不是就是作家面对自己尚未完成的大作时感受到的不满，或者，还不止这些……

一个作家朋友1990年1月21日从布加勒斯特写信给我：“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你知道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这个痛苦的问题让我想起同一时期我遭遇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另一个朋友，一个住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在一篇关于战后罗马尼亚文学的文章末尾提出的：“为了战胜独裁统治，它（罗马尼亚文学）寻找着力量，在没有了约束之后，它还能找到不让自己枯竭的力量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问题是要提出的。”[20]

和暴君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通过文学的方式。那些曾经付出过代价的人为了适应在民主社会里的生活有时会再一次付出代价，而且是不小的代价。这两种情况说明，不管困难有多大，人类总是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

“自由是一种比约束力更为复杂微妙的东西。”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在这个伟大的德国作家写下这句话的半个世纪之后，那些流亡的人重新验证了这句话的真理。这会不会在被刚刚解放的东欧人民那里得到再一次的验证呢？

多样的选择、激烈的竞争、困难和危险、市场严酷的规则、冒险的刺激、富有成效的（也许是被夸大的）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无度和节制——这些只是自由社会的一些方面。

在汲取暴君的教训之后，我们开始汲取自由的教训。通过我们伤痕累累的命运，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自由的价值，虽然自由的声音是多么微弱，通向自由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也许，尤其是那个时候。

于巴德学院

1990年春天

[1]托马斯·曼写给埃瑞克和克劳斯的信，1938年12月，《托马斯·曼书信集1889—1955》，理查德、克拉拉·温斯顿编辑翻译，纽约：艾尔弗莱德·A.诺普特，1971年，第290页。

[2]这是齐奥塞斯库最喜欢用而且被滥用的一个词语。

[3]在《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终结》（《纽约书评》，1989年6月15日，第6页）中，提莫西·加顿·艾西在写到波兰时，也提到了“当权者”：“几乎没有人可以想象，‘当权者’和‘社会’之间、雅鲁泽尔斯基和瓦文萨之间的巨大鸿沟能够被抹平。”

[4]曼致艾杜亚德·克罗地，1936年2月3日，《书信集》，第247页。

[5]曼致卡尔·克兰伊，1934年8月4日，《书信集》，第247页。

[6]“军团”是指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如铁卫团。

[7]党的政治宣传用这个词来指斯大林时期。

[8]安东内斯库最初和铁卫团密切合作，后来由于铁卫团试图夺权，对其进行镇压。安东内斯库的右翼军事独裁持续到1944年，罗马尼亚签订了停战协定，站到了美英联军一边。

[9]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希腊内战。

[10]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当权者试图立法禁止在公寓里饲养家养动物。

[11]党的宣传部门拒绝承认“二战”前选民倾向右翼和法西斯运动。

[12]党的宣传部门经常夸大罗马尼亚战前和战争期间（实际上软弱无效）的反法西斯运动。

[13]在最后的十年中，为了赢得西方的同情，党确实努力美化罗马尼亚右派的形象，特别是它对少数民族的所谓人道主义态度。

[14]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和阿列克山德里均为罗马尼亚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些反犹太的文字。

[15]拉比·莫西斯是最后二十年中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他曾反对频繁发表一些古典及当代罗马尼亚作家的反犹太文章。

[16]卡洛国王二世最初同意和铁卫团结盟，后来镇压了他们的运动。1940年他被迫退位离开了罗马尼亚，把王位让给他的继承人迈克国王（当时只有十九岁）和安东内斯库将军。

[17]党的宣传机构用这个谎言来赢得西方的同情。

[18]意大利著名画家。——中译者注

[19]来自美国北卡罗莱那州的著名右派参议员。——中译者注

[20]米尔恰·约尔古列斯库，“诗歌的弹性”，《时代文学增刊》，1990年1月19—25日，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