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两百周年，也是历史上两个人物诞辰一百周年，他们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懂得如何利用民众的欲望以及他们的脆弱和轻信。

“他是大都市里的流浪汉，常常以公园里的长凳为床。他戴着一顶破旧的圆顶高帽，礼服大衣斜搭在肩膀上——这种又滑稽又可怜的装束都只是为了看上去体面些。他没有家，每天在人行道上闲逛。他没有朋友，认识他的人看他时常表现出怪异滑稽的举止，都以为他是个小丑。他确实是个小丑，却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小丑——他成为舞台的中心，他不仅是主角，还是编剧、导演、制片人和布景设计师。他的黑色小胡子成为象征性的标志，他成为百万人的偶像，一个伟大的好莱坞演员把他称为‘最伟大的演员’。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距今正好一百年。”（费勒里克·莫顿，《卓别林、希特勒：作为演员的局外人》，《纽约时报》，1989年4月24日）

这个被希特勒的表演才能深深吸引的好莱坞演员就是卓别林，他也生于一百年前，比希特勒早到这个世界一百个小时。他同样是个边缘人，是社会的弃儿：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母亲从一个慈善医院被推到另一个慈善医院，他自己则以露营地和火车站为家。他不会交朋友，不会与人交流，但他还是吸引了无数的人。

卓别林在《独裁者》这部电影中成功扮演了独裁者的角色，其中有个人人皆知的镜头：在一阵胜利的狂喜中，独裁者托起了一个代表地球的气球。表演者刻意突出了独裁者分裂人格中幼稚可笑的一面，他把那种疯狂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难以确定那是否还是表演。最初，独裁者是作为一个幼稚的艺术形象出现的，突然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可怕而丑陋的暴君。“希特勒也许是历史上最残暴的天才，但他和卓别林的性格方面不乏相同点，他们俩都善于利用局外人渴望介入的需要”。（费勒里克·莫顿）

“您还从当代报纸上收集类似于《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的那些幽默剪报吗？”一位作家在采访时这样问我，这次采访曾让官方新闻界震惊长达几个月：在采访中，我说：“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在今天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被搅乱了，一切都被毁灭，艺术确实有被荒谬‘吞没’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对我而言，这个艺术家就是傻瓜奥古斯特，我与他休戚相关，而绝不是在表面上认同他的游戏，同情他的命运。

在世人眼里，艺术曾经是骄傲而浪漫的，这样的艺术哪里去了？如今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就和“傻瓜奥古斯特”一样，这是汉斯·哈同[2]的父亲对哈同的戏称，他以敏锐的直觉看到了艺术家内在的本质，这一点在画家的作品以及后来的生活中都没有如此明确地表现出来。老年时的托马斯·曼[3]，一个严肃正直的作家，把艺术家看作“荒谬古怪的精灵”、“荒谬而优秀的僧侣”、“嫌疑者”和“杂耍者”：对他来说，艺术家“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因此不是人”，他把艺术家叫作“鲁莽而严肃的天使”，在世界这个大马戏团的帐篷下，在高高的空中表演高空平衡。

在世界这个马戏团里，诗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堂吉诃德那样的“满面愁容的骑士”，一个被日常生活所不容的傻瓜奥古斯特。他周围的其他人以自己的努力、机会或诡计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而他却是个可笑的傻瓜，梦想着其他规则，梦想着其他评价标准和回报，他希望因为自己担任了这个被强加的角色而得到单独的补偿。

但是，他对同胞的了解常常深刻得令人惊奇，他和他们似乎只是最肤浅的交流，但他与他们之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似乎是精心计划的，又像是全无准备的，那里面有一些东西看上去很神秘，表面上很晦涩难懂，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但他的同胞仍然能够看懂。他的软弱也许可以看作一种非同寻常的暗藏的力量，他的孤独成为一种深层的凝聚力，他的想象成为接近现实的捷径。我们似乎看到围绕在他周围的所有马戏团里的人，个个脸上都反射出他的面容，这是让人震撼的一刻，在极其短暂的那一秒里，马戏团里的所有观众都惊呆了。

而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那个怯懦的流浪汉能认出这张新脸孔下的自己吗？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暴君是那个操纵的人，是那个发出命令强行执法的人，是那个根据充满邪恶、丑陋和谎言的法律进行奖惩的人。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一般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

我们不难相信，诗人小丑在噩梦中或是在流浪中已经认出了这张脸，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暴君的那种善变和仇恨已经附在了他身上。毫无疑问，这也是一张人的脸，虽然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浓妆和深深的皱纹。是的，是的，这个可怜的人——一个自负的疯子，痴迷于权力的幻想，只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孤独的受害者，他把软弱变成了权力，把恐惧变成了自负，把他的疾病变成了暴力和闹剧。

于是，在这个明亮的舞台上，傻瓜奥古斯特和权力小丑相遇了。他们四目相对。这短暂的对视难道不是人类所有悲喜剧的浓缩吗？这是相斥产生的吸引力，是对手相遇催化出来的强大反应吗？这两个在《地球上的生活》这出戏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是否势均力敌？如果不是因为离得太远，或是因为太近被遮住了视线，谁都能看出这个迅速变幻着的化装舞会上如此鲜明的对比。

一个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艺术家（还有那些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的）无法忽视这两个角色之间难以逾越的道德界限。他可以在无限遥远的地方旁观，但他要做好扮演其对手的准备，并且要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要越过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奇地、充满想象地、准确地研究他的对手，这是他的角色赋予他的任务。一对奇怪的对手：艺术家傻瓜和权力小丑，马戏团的历史难道就是历史本身？

艺术家就是傻瓜奥古斯特？暴君就是白脸小丑？希特勒是白脸小丑，而以孩子般的嘲弄模仿他的卓别林就是传统的傻瓜奥古斯特？他们重合的这一刻对于人类这个大型马戏团来说难道不是振聋发聩的一刻吗？

时至今日，我仍然痛苦地记得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以怎样不断扩张的杀伤力摧残了我的童年和青春。但是如果不是成年以后，我被迫忍受那个可耻暴君的妄想症——几乎到了窒息的地步，我还无法理解那种杀伤力的真正性质。他一步步地扩张，把他可怕的小马戏团扩展到了整个国家。

“安东尼奥尼[4]是一个沉默的傻瓜奥古斯特，默默不语，充满了忧郁。……毕加索？一个胜利的傻瓜奥古斯特，自尊自信，是个百事通，在与白脸小丑的较量中，他胜利了。”（费德里克·费里尼）

在《欧洲人》中，路吉·巴兹尼[5]写到他初次见到希特勒时的印象：“当时在我眼里，他看上去就是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一个阴险的小丑……我断定，他太可笑了，肯定撑不了多久，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墨索里尼试图重建罗马帝国是痴心妄想，他也一样。”

希特勒，一个白脸小丑！卓别林，他的模仿者（或者说是阐释者），是傻瓜奥古斯特。一个小丑，小小的黑帽子斜扣在耳朵上，肥大的裤子，花花公子优雅的手杖。

白脸小丑的面具完全符合我们从童话中了解到的善恶的形象，费里尼是这样向我们描述的：“白色的幽灵般的脸，眉毛傲慢地耸着；嘴巴抿成一条细线，严厉而冷漠，让人感觉不快。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更像那些穿着亮闪闪黑色丝绸衣服、戴着金色穗带的法西斯分子，手里扬着鞭子（典型的小丑装束），嘴里不停吆喝着军事口令。”

要区分奥古斯特和白脸小丑是不是很难？“白脸小丑可能先以奥古斯特的形象出现，却没有傻瓜奥古斯特脱胎于白脸小丑的。这也许是事实，因为让一个宽容者去模仿专制者容易，让一个专制者变成宽容者却很难。”（奥奈拉·沃他《小型小丑百科全书》）

我们身边这个可怜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夸张头衔，他用嘶哑、做作的声音没完没了地演讲，那些演讲充满陈词滥调，从头到尾都是单调的抨击和愚蠢的语法错误。恐惧让他变得更疯狂，尔后是拼命地掩饰疯狂。他说话结巴，举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近乎病态。面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是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

很多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是奥古斯特，如平庸的油漆工、谦卑的地方神学院学生和铜匠铺里的学徒。白脸小丑有一种“令人迷乱的黑夜般神秘的吸引力和鬼怪般的幽雅”。“对于孩子们来说，白脸小丑是个恶魔，因为它给人以负担，或者，用个时髦的词来说，使人压抑。”费里尼如是说。压抑——一个时髦的词？听到这样的话，我可以付之一笑，或是如生病的野兽一般痛苦地哀号：我们的现实整个就是压抑的，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个办公室和饭店里的气氛。孩子们嘲笑着独裁者，却不明白周围的大人为什么会任由他骑在他们头上。这也是我们这个小丑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不同之处，孩子们并不害怕他，他们只是觉得他滑稽可笑。

可笑的东西有其秘密武器，那就是娱乐人心，但它同时也是具有报复心的。费里尼不止一次地提到那些无名的公民，在和母亲（国家、警察、当权者）的关系中，“这些孩子被迫扮演奥古斯特的角色”，她不停地发出禁令：“别碰这个！”“别做那个！”

渐渐地，我们的这个小丑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孩子个个经过了军事训练，人人勤劳肯干，但他根本容不得他自己的“孩子”或“子民”。如果他们服从，他唾弃他们，把他们痛打一顿；如果他们有所行动，他割下他们的一只耳朵；如果他们反叛，他把他们的嘴巴封住；如果他们病了，他给他们棺材和料理后事的钞票。“秩序和纪律”是他那些无名的臣民唯一能够拥有的美德。他和出身卑微的人们交流，他这个“人民最亲爱、最可敬、最革命的儿子”原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现在人民只能通过他的保镖和他交流。任何胆敢拦住他那豪华轿车请愿的人无一例外会立刻消失，再也不会出现。那披肩、那王杖、那宫殿、那国歌、那勋章……

还有他那捕猎队伍！

在捕猎之前，狗熊被注射了镇静剂，它嘴角冒着白沫，四肢被捆绑着，好几天不吃不喝。飞机在捕猎区上空巡逻，红色的总统直升机停在城堡面前，和他同行的还有来自党组织、新闻界和外国使馆的客人。秘密警察扮演着侍卫，小丑的保镖等候在沟渠里，隐蔽在灌木丛中。可移动的篱笆摆成一个漏斗的形状朝着总统的位置。被麻醉的狗熊慢慢醒过来，出现在舞台上，踉跄着，咆哮着。马戏团的“第一射手”瞄准目标，闭上右眼，再闭上左眼。他把手指放上扳机的那一刻，躲在灌木丛中的安全局狙击手也用装着消音器的枪开火，打中了猎物。在国歌声中，我们的超级小丑昂首挺胸地挂上金牌，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神枪手。

他最喜爱的黑色纽芬兰猎犬又是怎么回事呢？它出生在英国，那时它叫“格莱德斯通爵士”，后来为了我们的小丑改名为“渡鸦同志”。它每天吃着这个马戏团在英国的大使每周送来的专用英国狗饼干，这是那个大使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事实上就是如此。这条狗享有“马戏团”等级制度中的最高位置，它远比任何一个陆军上将、海军司令或是间谍组织头目更加重要。[6]

费里尼说：“白脸小丑们总是要攀比谁的服装更华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小丑叫西奥多，他“每天穿着新的衣服出现”。我们的民族小丑也是一样，但是，虚荣还不足以解释他为何如此费尽心机，恐惧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用餐的服装、到各地访问的服装、重要会议的服装、秘密会谈的服装——小丑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国家级的头等大事。小丑每天的服装和饮食专门由安全局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从袜子手帕到鞋子帽子，这一整套行头每天都要更换。每天，这些东西都由一个特殊的服装商提供；每天，一个专门的实验室要分析食物成分并制订完美的食谱，同时还要检查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的消化道排泄物。一些特种突击队员每天检查他的办公室、卧室、水笔和卫生间，以防某些颠覆分子为了拯救暴君的臣民，想方设法弄脏他的衣服、餐具和椅子。一天结束之后，所有的衣物都被盖上红色和绿色的印章（罗马尼亚极端左翼和右翼的颜色）被送到总统专用的焚化炉焚化，这和那些特殊的服装商、分析营养和排泄物的实验室一样，都是这个大型马戏团庞大复杂的安全机构中的一部分。

“白脸小丑总是喜欢打击侮辱别人。”费里尼这样说。我们这个残暴的民族小丑禁止了一切食物、照明、取暖和旅游，摧毁了所有教堂和档案。

父亲，母亲，校长？白脸小丑是理想的化身，一个乌托邦世界的骑士？一个不顾眼前的痛苦只专注于未来应该做什么的无情的幻想者？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

大约十五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医生。他在共产党还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时期（1923—1944）曾经和我们伟大的小丑同住过一个牢房。我很想听听他对小丑的看法，作为那个封闭的充满绝望的牢房中的一个小人物，他可以每天近距离地观察。这就是他的看法：“我根据最简单的标准来判断那些人，我试着想象如果他们在我的诊所里，我会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有一个人我可能会让他当管理人员，另一些人可以做司机、收银员或守夜人。还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成为实验室里的技工或设备维修工。但是这个人……唉，他好像做不了什么事。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的工作，没有任何手艺，好像也学不会任何东西。他能做的只是演讲，指使别人做这做那。我不能用他，即使是做守夜人也不行。”这个医生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那些人，他原先称为同志，现在成为“新阶级”的那些人，曾经可以成为他心心相印的伙伴？为什么他会容忍这个人成为他的政治领袖？这似乎不是一个聪明、诚实而且勇敢的医生在正常情况下会做的事。

穿着制服、别着徽章的小学生，少先队员敬礼，国歌奏起。我们的领袖……所有的家庭都被塞进单元房中，受到来自“秩序和监管部门”的“街区保安”的严格控制。原先漂亮的别墅和独门独院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变成了标准化的火柴盒，以便所有的居民都能得到更有效的监控。他们还启动了一个大型工程消灭一切村庄，把农业转换成“工农业综合体”，“消灭城乡差别”——把农民变成工资奴隶，让他们的家变成蜂箱，上下左右都挤满人。

所有女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必须例行妇科检查，以确保每个怀孕妇女都不能剥夺属于全民的未来臣民的生命。

老人被遣送到特殊的居留地，他们在那里种植蔬菜，清洗马厩。

狗儿猫儿都被彻底灭绝，为的是不影响“劳动人民”的睡眠。

在每个电话的听筒里，都装有一个小小的“电子虫”，以保证国家可以为所有受害者备案并科学地“照顾”他们。

最刻板的秩序，最严格的纪律，最彻底的监管（一个真正的世界纪录：一个全职警察负责十五个公民，每一个警察配有十五个“志愿”的告发者）。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这些人之外的任何一个不法分子逃过这张巨网，泄露国家机密：工厂的名称、腌菜坛子的尺寸、制造原子弹的配方、每个地区公共小便池的数目、小丑的绰号、疯人院可以容纳的人数、国家地图以及缝纫线的生产技术。还要确保不能让外国人发现我们这个天堂般马戏团的秘密：避免和他们的任何接触——这是一个光荣的责任，也是那些还希望活下去的人的天赋人权。

所有的一切都和他有关——他喜欢的就是一切。我们应该做一切，一切，一切，他用嘶哑的声音不断重复着。为了保证不断加强权威……保证权威不受到任何人的挑战……更加严格的纪律……不断地无情地加强权威。

几年前，我的一个住在郊区的朋友想搬到市中心来，她在维多利亚大街找到了一处正在出售的小公寓。等到要签买卖合同时，她发现她还需要一个特殊许可证，因为她的窗子正好朝着维多利亚大街，而这条大街是我们这位民族小丑每天早晨去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主要通道，他每天从早晨八点整到晚上八点整都在那里辛勤工作，然后途经另外一条干道回到总统府邸。这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街。

最刻板的秩序，最严格的警戒，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不让任何事情破坏他的心情，不让他生病。最重要的是，防止人们期待已久的那个致命性解放事件的发生。

最珍贵的资源是人，也就是：他。据他身边的占星家计算，像他这样的珍贵物种要每五百年才出现一个，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在他身上，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排泄物，他的武器，他三百六十五天的外裤、内裤、袜子、睡衣和睡帽，他的三百六十五双皮鞋和拖鞋。

还有他的摄影师、理发师、按摩师和美容师，他的保镖和替身，地球上三百六十四种语言的翻译，对于这些语言，他一窍不通。情报和假情报，辐射和反辐射，便携式马桶、隐形淋浴器、无声手枪，这一切都服务于这个国家唯一富有成效的制度：对小丑的顶礼膜拜。当然，还有他的“波斯猫”。

“唯一获得长久声名的女小丑是露露小姐。我电影中的吉尔索米娜和凯比瑞尔属于傻瓜奥古斯特这一类型。她们不是女人，她们是无性的。夏洛特，也是一个奥古斯特，她同样没有性别，她只是一只快乐的猫，舔洗着自己的皮毛，四处溜达。劳拉和哈迪，也属于这一类型，她们甚至像天真的孩子一样睡在一起，仿佛性别根本不存在。正是这些东西让人们发笑。”费里尼曾这样说。

他的“波斯猫”是不是也是如此？那个一口坏牙的情侣，渊博的文盲，穿裙子的首长，那个女巫，歇斯底里的女巫，迷恋色情的老女人？白脸小丑的伴侣：她也是一个白脸小丑吗？

人们偷笑着，不仅仅是在私底下，他们嘲笑着这个国家的第一夫妻，他们似乎永远以不变的形象出现：第一夫妻。这对新贵处处显示自己的王者风范，他们那种对王权的陶醉在这个马戏团之外的任何地方都闻所未闻。他，身佩腰带，手执王杖；她，穿着王后的长袍，常常提醒着人们她的科学家身份以及手中各种接种疫苗的资格证书。他和各国志同道合者举行秘密会谈，商讨下一步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肃清他的敌人，把剩下的幸存者监禁在地下墓穴里。

他举止拘谨而害羞，他不断重复那些充满抨击之词的长篇大论来发泄这种压抑，在家里或者工作时都一样。他的小露露，则每晚连看几部色情电影，然后根本不需要什么安眠药，她会以同样色情的姿势入睡，睡袍和嘴巴都敞开着。

露露小姐、小露露——一个恶毒的白脸小丑，她控制着她的丈夫，威慑着他的随从。是变态吗？还是缺乏安全感？或是因为失意？这些全都是，但更有他们彼此的忠诚。和他相比，希特勒只不过是个无家可归者。人们叫希特勒“阴阳人”，其实即使是可以被配偶利用来生儿育女的人也还可能是“阴阳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小丑在这种处境下是什么样子，但她的样子却不难想象——无所顾忌、龇牙咧嘴、不停催促着、尖叫着。最崇高的一对夫妻：一个阴阳人和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黄牙上牙龈裸露着，张着嘴，口水流淌下来；而那个臃肿的阴阳人，身穿点缀着穗带和徽章的红色睡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压在她的身上。荣誉博士小姐，无耻的荡妇。

一个从未经历过任何战役的司令官，一个从未完成过学业的高级学者。在她富丽堂皇的桌子上，摆着他镶在金色镜框里的照片，这照片经过了国际刑警组织顶级图像专家的修描。在他的桌上，放着一个缀有小花和星星的铂金镜框，我们看到了她难得一见的丑陋笑容：露露小姐，即使有珠宝、勋章和假证书的点缀，仍然一无是处，仍然不过是只骗人的波斯猫。

即使是在最庄重的正式场合，她也总是张着双腿，总是把小小的手提包放在她的腿中间，那个无法表达的隐秘处。

我在读费里尼的文章时有一种幼稚的充满报复心的快感，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是从相同的视角，每次心里都涌现出这样的念头——让我们可笑的民族小丑和所有其他白脸小丑排成一行。是的，确实是的，“嘴巴抿成一条细线，严厉而冷漠”，一张丑陋的脸，满脸的雀斑和皱纹让一张难看的脸变得近乎可怕。“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没错！“他们更像那些穿着亮闪闪黑色丝绸衣服，戴着金色穗带的法西斯分子，手里扬着鞭子”——确实如此！一个“为爬得更高而努力”的白脸小丑，小镇滑稽低俗的品位，没有风度没有思想，呆板得就像一个卡通片中的杜瓦利埃和阿明[7]。

我读完了费里尼的文章，心里一直有一种偷偷的快意，我无法不带任何偏见地读这篇文章。在一个极权统治的国家里，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和动作都被赋予了扭曲的秘密含义，只有那些聪明的人才能够明白，只有那些生活在多少还有些正常状态的社会中的人才会发现这些符号是多么奇妙。那个可怜又可笑的怪物！一个无知的暴发户！口吃者！大猩猩！魔鬼！蟊贼！吸血鬼！

白脸小丑？这样叫他实在是太抬举他了……他太渺小、太粗陋、太愚蠢。但是，要把他归为傻瓜奥古斯特更不可能，奥古斯特看似更为卑微，实际上却更为出色。绝不能把他归为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就是奥古斯特，一个失意者。

我在那儿的最后几年里，曾无数次地读过蒙塔莱[8]的精彩诗篇《诗人》。在那些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的日子里，他诗歌中绝妙的讽刺让我挨过了独裁者无处不在的痛苦。我把这首诗熟记在心，充满快意地一遍遍诵读，仔细地感受诗人在其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仇恨。

“我已虚弱得气若游丝/但我仍希望/把卑微的歌声献给下一个暴君。”蒙塔莱这样开始了一个“诗人”的忏悔。看来我不是唯一感觉气若游丝的人：那些年里，那个暴君已经把我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他每日出现在我们的噩梦里，我知道，即使我可以设法拯救自己，但那段可怕的日子已经在我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

“他总是希望/由衷的赞美从我感恩的心里/汹涌而出。”我重复着，一边做着鬼脸，想着那个渴望得到“由衷的赞美”近乎发疯的魔鬼，他不仅仅对一大批诗人发号施令，他还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

“不管怎样我仍能够/留下永远的印记。”我安慰着自己，想到我的那些著名或不著名的前辈和同辈人，他们觉得自己唯一的责任是留给后代一些东西。

最后一行，我要轻轻、轻轻地读，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享受真理在艺术中升华的方式，“在诗歌里/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

这给了我满足感，我已经许多次成功地找到了秘密表达对暴君愤怒的巧妙形式。而且，在我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传》中，我让作品中邪恶的主角出生在1月26日——这是举行大型活动庆祝暴君出生的日子，在这里，充满挑衅意味的“内容”采用了高风险的形式。朋友们对此大胆行为表现出惊恐的反应，这既让我高兴又让我害怕，但这也让我意识到，其他读者也会感受到我表达出来的厌恶，并意识到这种厌恶被形神合一地表现在艺术作品中。

“要做一个自由人，不为任何问题困扰，不要做一个追随拙劣小丑的小丑。”在小丑的生日前后，一个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那个朋友在信封里附了一大叠歌颂这一盛事的剪报。每年，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这个国家都会组织盛大的活动，那种盛况既庄严又庸俗，就连那些组成千米长“人链”维持秩序，以防快乐人群拥挤失控的警察也忍不住在窃笑。

对于我来说，这种丑恶的狂欢节早已是过眼云烟，我来到了柏林墙另一边的西柏林，一个会让我联想到滑稽和残暴的城市。

我看着那一堆报纸，它们好像是印在卫生纸上一样，一翻就会撕破。油墨弄得我的手指满是红色、绿色和黑色的污渍。那些文章简直难以卒读：永无休止的重复，套话一句接一句，无聊得让人窒息。所有那些生活在恐怖之中，语言被严重扭曲的日子，所有那些精神折磨和噩梦，再一次翻腾起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旧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恢复期。那时我看到一本令人厌恶但颇为有用的畅销书，它真是满足西方媒体猎奇心理的天赐之物。说它令人厌恶是因为它的内容（关于我们有口吃毛病的独裁者）和它的作者（一个曾经掌控着独裁者秘密政策的将军，现在已经效忠于“自由”和新的主人）。说它有用是因为这个作者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贵们的百丑图，揭露了这些庸俗、卑鄙而阴险的马戏团小丑如何篡夺权力，如何用手中的权力将其庸才和卑鄙发挥到极致：他们用犹太人和德国人来换取可兑换货币，还美其名曰“家庭团圆”；满世界的间谍和假情报；与阿拉伯恐怖分子和克格勃的密切交往；种种让我们的“领袖”头疼的事情——比如，在他访问纽约期间，美国当局没有听从他的让“官方”禁止示威游行的要求，还比如，他最忠诚的仆人背叛了他，再比如，他第一次见到新的美国大使，发现是个黑人时歇斯底里地发作。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他那个有着很多荣誉头衔的老婆的坏脾气，如果他们的总管忘记了从巴黎或伦敦订购特制的毛巾，她会大发雷霆。我还发现了她的一个极富刺激的“爱好”，那就是观看国家上层人物通奸的电影，这些都是安全部门的专家为了满足她这个特殊爱好秘密拍摄的。

在这段处于地狱和炼狱（暴政和流亡）之间的时期，我在一本巴黎的杂志上看到恩斯特·容格尔[9]写给朱莉安·赫维尔的几句话：“艺术家应专心于他的绘画、诗歌和雕塑，其他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所以我从不批评那些从暴君那里得到好处的艺术家。他不能说：‘我要等到暴君被推翻的那一天！’因为那也许需要等上十年，而这期间他的创作力却日渐衰退。”

我同意“其他的一切都是荒谬的”，但是，其他的一切不仅荒谬，而且更是恐怖的，生活中一切正常的东西都被摧毁，人们每天面临肉体和精神双重死亡的危险。我们无法从“其他的一切”中逃脱出来，因为那“其他的一切”已经变成了无所不在的所有，可怕而且荒唐，压抑得让人窒息。

追随拙劣小丑的小丑？我一直在努力躲开那魔鬼的面具和陷阱。我从来不会向他邀宠，也不会给他一句赞美的话。我冷漠地盯着那些无聊报纸上的无聊文章。突然，我想到了费里尼的“大胆的扬声器”：“奥古斯特这样的扬声器，拒绝传送白脸小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