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不诚实的报纸都在用他们不变的语气毒害着我们的生活，所有的扬声器都在传送着相同的曲调：如果，有一天，他们激起了反抗，如果，他们找到了报复或嘲笑的方法——更改密码的次序，曲解某个句子，从他的伟大头衔中漏掉一个字母，或是让他经过精心加工的照片上出现一个污渍……在适当的时候，“大胆的扬声器”想方设法利用插科打诨来奚落暴君：“它包围着他、讥讽着他，它嘲笑白脸小丑说出的每一个字。这是一种交际方式的反叛——在法西斯统治的岁月里，用咆哮和更改过的新闻来对抗扬声器被迫传送的无稽之谈。”不仅仅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也有自己的白脸小丑，而且每个人都是他的奥古斯特。

我拒绝效劳于我们的暴君小丑，不是因为我鄙视他的恩宠，而是因为我想最大限度地忽视他。在最初那些动荡而混乱的日子里，也许只是“荒谬的其他”，然而，恐怖愈演愈烈，像雪崩一样积聚着力量，最后吞噬了它途经的一切。即使这样，即使它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巨大章鱼一样排出太多让我们窒息的污物，我也努力不让自己去恨他，因为恨他实在是太抬举他。既然大家都恨他，都希望他死掉，那就没有什么可做了。

只有当灾难逼近无法逆转时，仇恨才会迸发：人们仇恨希特勒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那时灾难已经摧毁了整个德意志民族；人们仇恨斯大林是在他死后，那时恶魔已不再危险，关于他的神话已经化为腐朽。

东西方的政府首脑都曾以最高级别接待过我们可笑的民族恶魔。但是，即使在他当权的最初时期，即使在他利用人们的错觉把自己装扮成真理的卫士时，他已经让我感到厌恶，就像他当权的最后阶段一样。在他开始在恐怖戏中露出狰狞的牙齿之前，我对他有一种来自直觉的怀疑和憎恶。我不可能把这整出闹剧视为“荒谬的其他”一笑置之。逐渐地，他变本加厉，露出了锋利的魔爪，狂吠的声音愈发嚣张。他的魔鬼般可怕的荒谬不是可以忽视的“其他”，而是全部，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

*　*　*

在小丑当政不久，一个有医学背景的作家向我出示了一份由一群德高望重的专家开出的有关其“精神状况”的报告。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担心最坏的结果：根据这份报告，早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领袖，人民最亲爱的儿子，就应该不容延误地被收入监狱。

很快他的偏执越发嚣张：通过制定劳动法，工人被禁锢在他们的岗位上，绝对服从监管；通过制定家庭法，人们无法离婚，无法堕胎，未婚的情侣受到歧视；通过制定学校法规，孩子们成为政治化和军事化的对象。在他向饥饿的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中，我们看到了马戏团的未来，这个未来是快乐的奴隶在严厉的幼儿园老师挥舞的皮鞭下建成的。小丑在他的马戏团里只保留了被催眠的侏儒，他们的任务是为他喝彩，还有一些肌肉发达的巨人，他们组成了他的国家安全系统。

那个时候，我就小心地计划离开那个“苦力营”，根本不需要再过十年，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片犀牛打滚的沼泽地，这些犀牛喜欢在粪便里游泳，还喜欢告发别人。

我们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想象那种可恶又可怕的状态，它让人精疲力竭，让人痛苦不堪，最终只能去找心理医生。当然，心理医生们都知道，这种病正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但是每个病人的病情都不相同，必须认真对待和治疗。

傻瓜奥古斯特不再是仅仅表演滑稽戏，他自己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幻觉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这真是一种危险的境况。起初只是稍稍地“模仿”，到最后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状。

在极权统治的马戏团里，不论医生还是病人都无法判断出谁在装病，于是心理诊所的候诊室就成了人们躲避、祈祷和伪装的避难所。这些候诊室成为“合法的”藏身之处，让人远离那肮脏的舞台，以及那些谎言和惩罚，还有每日的苦痛。

既然精神压制曾经是国家用来对付“不良分子”的武器，把这种可以摧毁你的最简单的武器拱手交给国家似乎是不明智的。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眼中的“良民”，那时不是，以后也不是，所以……我在心理医生办公室里的耐心等待终于给我带来了“解放”和“胜利”：我被宣布不适合工作。每年一次体检的侮辱让我免受了生活中其他无数次的侮辱。如果那个真正有病的人（是他让整个国家处于病态之中）决定引退，不论是因为明显的“健康原因”还是年龄原因——这两点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就可以“康复”了。而事实是，我是那个遭受苦痛的人，小丑的照片从每个街道的角落盯着我，让我不得不一天天加大用药的剂量。于是，最后，我也染上了他的病症。从这种奇怪的角色颠倒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疯子是如何把他的精神分裂症强加给所有人民的。

在这种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唯一变得清晰的是角色阐释者和角色本身之间的本质区别，角色的阐释者可以表现所有疾病共同的病症，而角色只能是他自己。

白脸小丑代表的只是荒谬的权威，奥古斯特只代表对抗、嘲笑和痛苦吗？“一旦我们妥协，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白脸小丑（法西斯分子）就会把我们变成和他们类似的小丑。”费里尼这样说。

若干年前，在我发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后，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过于严肃，太拘泥于道德，你不够有趣，傻瓜奥古斯特的形象完全与你不相符。”我把傻瓜奥古斯特当作一种自传的表现，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因为我想远离现实，或是孤独和脆弱，也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我的反叛，我认同他是因为我对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那个丑恶的小丑渐渐将被奴役民族的仇恨变成了麻木和绝望。在这种悲哀的绝望中，奥古斯特的笑声和眼泪在他同样遭受痛苦的同伴那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恐怖状态下的生存会扭曲你的理解和感受力，经常让你做出危险而牵强的联想。不论过了多久，离得多远，你都无法让自己摆脱那种黑色的记忆。

1988年的夏天，在华盛顿，我目睹了总统大选的好戏，这让我想起了“那里”的小丑。演员当总统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又有其他的新“演员”来竞选总统。这种幼稚而庸俗的竞争只会让流亡的奥古斯特心里对人类产生非常悲观的看法。任何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摆脱对“另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虽然种种失望和不如意让人烦恼，虽然新的副总统奎尔奇怪地让我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地方小镇上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文书而不是上镜的罗伯特·雷福德[10]，我的恐惧仍然停留在很远的那个地方。

只有在那里，费里尼的文章才会让我产生那种孩子般的幸灾乐祸。即使我透过费里尼的视线审视美国的竞选，我心里想的仍然是很远的那个地方。这也许是因为容格尔的话只适用于民主制度，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在民主制度里，你仍然可以选择不去理睬那些政治闹剧，或者至少不让它们占据你生活的中心。但是，如果荒谬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永无休止地折磨着每个人，缓慢而无情地摧残着他们，那么容格尔的话就无法适用了。荒谬的不仅仅是“其他”，而是全部，你无法忽视它，因为它不放过你。

民主国家里的自由选举并不能让人变得乐观，在观看竞选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查理·卓别林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有1900页长，时间跨度从1922年到1978年（延伸到他去世后的一年），其中的荒诞不经让任何滑稽舞都望尘莫及。但是，看着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种种肤浅可笑的插曲，我想到的只是我们那位民族小丑天下无双的嘴脸。

独裁者和被压迫者是不是真的在各个方面水火不容，或者他们之间其实存在一种无意识的相互促进？劳动营和极权统治是否只在一个社会被扭曲、被窒息之后才会出现？独裁者仅仅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据说，著名的白脸小丑安托尼在舞台之外从来不和他的奥古斯特——贝比说话。”费里尼这样写道。小丑疯狂报复着那些无名百姓（他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当他的权威得不到尊重时他会对他们大发雷霆。我们的民族小丑是怎么对待他女儿平淡无奇的恋爱的？他又是怎么（多么可耻啊！）对待他儿子和一个犹太女人的婚姻的？没有人向那个大胆的男孩解释新婚姻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们直接把离婚判决寄给了他。

莫非独裁者也是一种艺术家，痴迷于做不可能成功的事？我们能否把卡里古拉[11]这样病态疯狂的人称为诗人，仅仅因为他把自己最钟爱的马推上了内阁的位置？那极度病态的人是否窥见了所有诗歌希冀到达的那无可言状的遥远世界？暴君是否就是乌托邦世界里的骑士？

两面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诗人和领导者也不例外，虽然后者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电影中的火车站站长是一个白脸小丑，于是我们所有的人就变成了奥古斯特。一站在白脸小丑面前，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奥古斯特的角色。”费里尼这样告诉我们，他紧接着又补充道：“但只有一个更为邪恶的小丑出现时，比如说法西斯，当他强迫我们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才能把我们变成白脸小丑。”

最后，作者试图定义自己在马戏团世界里的位置：“如果我把自己想象成小丑，我会发现自己是傻瓜奥古斯特。”在真实的世界里，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缺乏明确的定义是一件危险的事，费里尼接着说：“是的，我认为自己是傻瓜奥古斯特，但我同时也是白脸小丑。”最后他用一句话作为总结：“也许我是马戏团的指挥，是治疗精神病而最后也发了疯的医生。”一个局外人、一个流浪者、一个忧郁的梦幻者、一个坚定不移的探索者、一个犹豫不决的小丑、一个钻进牛角尖不知道如何出来的人。

难道对于现实的幻想会比现实更为真实？艺术家经历了种种人物的情感跌宕和是非对错，他可以“分配”给他们不同的灾难，也可以照亮他们难以脱身的深渊。在这些人物之外，他不应该忘记独裁者这一角色。孩子们中间有独裁者，专制的幼儿园老师中有独裁者，已婚夫妻、未婚的情侣、父母、祖父母、同事和雇工中都有独裁者。最显而易见的是，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操纵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他对此全然不知，他只是自然母亲生出的一个怪胎。不管你是否觉得奇怪，但确实只有艺术可以把这可怕、真实、周期出现的自然灾害变得可信又神秘。（阿尔弗雷德·雅里[12]临终前讲的话证明了作家和他创作的人物可以合二为一：“乌布爸爸现在要睡觉了。”）

这个可笑的喜剧演员，这个幻想成癖的英雄，他实现了把整个世界变成舞台的梦想，让世界充斥着狂妄、虚假和荒谬——有可能即使是他，独裁者，也会有某些顿悟的时刻，但他绝不可能拥有像对他进行阐释的艺术家一样的条理和才能。卓别林可以扮演希特勒，他也可以同样精彩地扮演其他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角色，但希特勒只能“扮演”他自己。

长期观察到权力的怪诞和虚夸，最终是否会让人对权力又怜悯又恐惧，或者产生一种漠视一切的清高与傲慢？

我在那儿的最后一年里，曾经近距离地看见过他。不是在电视上，身边没有外国元首相伴；也不是在国内的某些“工作访问”中。这些工作访问往往以人民的高声欢呼开场，然后是他给工厂、马厩、大学、火葬场里的受训奴隶发布指示，最后是没完没了的描绘未来前景的报告，这样的报告他在同样的观众面前已经作过上千次。

不，这一次，我在相当近的地方看见了他。那天，我把打字机交到警察分局接受一年一度的强行检查：在我们的民族小丑眼里，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有权拥有这样的机器。为了获得特别许可证，你必须到所住地区的警察分局填写一张表格，通过一个年度测试，这个测试涉及个人外貌和手中那危险的机器。填好的表必须经过审查，然后你要用打字机打一段规定的话，以防你改变了打字机上的字母，或者弄坏了上面的感叹号或逗号，或者—更糟糕的是，打字机的主人和打字机一起患上了某种传染病，这种病会通过打出的文字扩散成集体传染病。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病毒都是狡猾而顽固的，它们隐藏得很好，几乎让人察觉不到，但它们都很有进攻性，非常具有进攻性，一旦爆发就根本无法阻止。

我差不多等了一个多小时，一切井然有序。有很多人在二十三号房间前等待，我的表格上也写着这个数字。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些老年人，他们颤巍巍地搬着沉重的旧式打字机来。三个穿着平民服装的年轻官员态度礼貌但一脸的百无聊赖，他们可能是国家安全局的，他们可能对这种马戏团的常规检查也有些不屑，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切进展得非常迅速。

首先是些常规问题：你有汽车吗？如果有，是什么牌子的？你有自己的房子还是住在国家公有的公寓里？谁和你一起住？配偶的工作？国外是否有亲戚？出国旅游过吗？国内有没有亲戚？有没有亲戚在党中央或内政部工作？当我知道这些问题都要书面回答，我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吃惊了。第一次面对这样荒诞不经而且毫无关联的问题，我确实还是害怕过。我迅速而潦草地填好表，按要求打了两篇规定的文章，把每一个键统统用了一遍，然后又一次得到了我的许可证。我感觉很好，拿着我那神奇的玩具回家了。

我还在电梯里的时候，就听到刺耳的警笛声。国民自卫队！我匆忙地打开房间的门，冲向阳台。警笛没有停止，它在向大家宣告：这个小小的车队包括他的豪华轿车、他的宠物狗的豪华轿车、急救医生的车、三辆警车，最后是三辆装着“技术”人员的普通汽车。确实，和平时那些工作访问的随行队伍相比，这样的护卫部队算是简单的了。这显然是民族小丑一次出其不意的出行，这让他的那些下属感到措手不及。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意外的出行，否则人行道上肯定会挤满鼓掌的市民，通常他们会为了这个特殊目的从别处运来妇女、儿童、士兵和雇员。

民族小丑想视察白宫施工的进展情况，他命令把这个城市最美的地区夷为平地，为建造白宫腾出地方。“马戏团大街”把整个城市一分为二——或者九部分，或者更多部分，这样，伟大的总统马戏团就可以最终控制这个城市的空中轮廓。

护卫队在城市运河上的一座小桥边停了下来，桥下的水发出恶臭的气味。他想展望一下未来的前景，他的身边簇拥着一群下属，他们手中挥动着图纸和地图，拎着公文包，急切地预测着他下一步的方向，敏捷地判断出他每一个手势的意思。他们都是西装革履的绅士、建筑工程师、雕塑家和装潢设计师，现在他们因为兴奋而涨红了脸，狂乱地四处跑动着，跌跌绊绊，结结巴巴。

四周的阳台上挤满了各种蠢人：公司职员、家庭妇女和孩子。这些都不是应警察的命令在预定地点集合的观众，有那么一会儿，人们不知道这样的一群人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他们开始鼓掌了。没有大叫，没有抱怨或诅咒—是的，他们确实是在鼓掌，虽然零零星星，仿佛是睡梦中的条件反射，这种无意识的反应已经在幼儿园老师严厉的鞭打下进入了他们的血液。这是一种习惯性的鼓掌，但确实是自发的，没有通常来自警察的压力，也许他们是因为害怕同事和邻居。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从他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套长袍中，特殊服装商为他挑选了合适的一套——暗黄色真丝面料的外套。一顶皱巴巴的伦敦帽戴在头上，低低地压在眉毛上。他的行动非常从容谨慎，他没有抬高嗓门，听上去非常冷静，很像一个谦虚的小店主人，他一边听别人说话一边在小本子上记笔记，他的每一个随从都在记笔记。这个小老板似乎特别注意那些专家对他说的话，按照那天事先的安排，他一言不发地听他们汇报。在一群慌乱的人中，他看上去像是其中唯一正常的人，唯一一个戴着正常面具的人。专家们近乎歇斯底里的溜须拍马和小丑略带疲倦的平静表现形成了可悲而可怕的对比。

旁观者的迷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他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小丑破坏了他的生活，毒害了他的日子，他的，还有所有人的——这个可怜的流浪者，这个下流的煽动家！他的白色面具——和他的头盖骨一样苍白。这么多年被一个小丑奴役着，难道不可悲吗？这难道不是全人类的痛苦吗？

在某个瞬间，旁观者心中感到一种傲视这场闹剧的优越感，感觉自己变得崇高起来——他成为一个贵族：他，一个弃儿，“艺术家”，已经知道他要在别的地方安营扎寨，远远地离开这个浸透了鲜血的舞台。（“他不能说：‘我要等到暴君被推翻的那一天！’因为那也许需要等上十年，而这期间他的创作力却日渐衰退。”）

这最后的对峙只持续了一秒钟，然后他抖落了满身的疲倦，仿佛要把那曾经侵入到他身体中每一根纤维的毒物彻底清除掉。

无法逆转的时间，时间无法带回我们想要的一切：房子、书籍、放弃了的工程或是失去了的朋友。

邪恶难道会依附在如此可怜可笑的人身上？地狱的印记难道就表现在这些可笑的（甚至可怕的）哑剧中？

他不值得我们诅咒！他一无是处，他将死无葬身之处——这是对这场可怕灾难的总结。

他的漫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面墙上笑着，这是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国家，生命的希望，不论是好是坏，总算还有生命：青春的光彩、衰落的悲伤、爱情的陶醉、叛逆的梦想，还有痛苦的失望。变好还是变坏？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

那儿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等待，永远在准备面对未知的不断被推延的东西，这是傻瓜奥古斯特在昨天之前一直过的生活，永远充满悬念的生活。现在，这一切已经被他抛在身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但是它曾经像无法愈合的伤口一样伴随着他，伴随着他的每一个脚步。曾经有人说过：“生活的道路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边是地狱，另一边也是地狱，生活的道路从它们中间穿过。”

等待流浪者的是什么？是在空地上翻筋斗，还是又一个化装舞会的麻木不仁？或是失落的陌生人在陌生人中间的孤独和脆弱？那些孩子老人珍藏在心，诗人视为至高无上的字眼：自由、良心、尊严、勇敢和牺牲呢？它们只能成为墓碑上的装饰。

“诗人的孤独——什么是诗人的孤独？”这是一群喜欢格言和妙语的作家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写在一份问卷中的问题。

“是没有被宣布的马戏团常规。”这是四十年前年轻的诗人策兰在流亡到西方前所做的回答。

于巴德学院

1989年夏

[1]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曾五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他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费里尼更是以他强烈的个人标记——“费里尼风格”，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的精神进程。——中译者注

[2]德裔法籍画家，欧洲抽象表现主义创始人。——中译者注

[3]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是德国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4]意大利著名导演，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的先驱。——中译者注

[5]意大利著名记者。——中译者注

[6]虽然前面几段里的材料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已是家喻户晓，但据我所知，这些内容真正公开发表是在1989年或1990年后。可参看约翰·斯威尼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生活和罪恶岁月》（伦敦：哈金森，1991）和伊茨凡·瓦哈基在德国《时代周报》上的文章（1990年5月）。

[7]前者为海地的独裁者，后者为乌干达暴君，食人者。——中译者注

[8]意大利诗人，隐逸派诗歌的重要代表，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译者注

[9]德国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就因写战争题材而闻名于世，二战之后又因其战争小说成为德国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中译者注

[10]美国著名演员和导演，曾获奥斯卡奖。——中译者注

[11]罗马皇帝，自称为神，是一个以荒淫无度著称的暴君。——中译者注

[12]法国著名作家，他创作于1888年的《乌布王》因其滑稽怪诞而被文学史家视为20世纪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先驱。——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