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从三句话谈开去</h2>

……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

……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

<h3>一</h3>

“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虽然尤金·尤奈斯库[1]是在1946年写的这句话，他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在《现在过去，过去现在》（巴黎，1968）一书中对此进行阐述。

这句话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我思考着一个问题：要修改几个字，要修改哪几个字，这句话就可以适用于我们目前的情况了？

孩童时代的我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饱受了仇恨和战争的煎熬。后来，我看了很多书籍、文件、文学和艺术作品及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为的是要了解不仅存在于德国同时也存在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纳粹现象。我希望从中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社会和人的精神（也可以说，就是人本身）会出现这么可怕的出轨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陷入迷惘和绝望，为什么文明社会在恐怖中逐渐消亡，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陷囹圄，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

但是一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了解这个启动无穷灾难的装置。在最残酷、最黑暗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遭遇了日益恶化的经济、政治和道德侵蚀，它向我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崩溃，只是这一次我不像童年时一样充当着试验品，这一次我是一个观察者，甚至是一个尚未被解除怀疑的“嫌疑犯”。

不止一次我想到了伯格曼的电影《蛇蛋》，想到了魏玛共和国过去几年里荒谬的氛围，想到了人们妄想和迷茫混杂的情绪，想到了失望如何让人顺从并最终服从一切，想到了普遍的不满如何急于寻找发泄的目标，想到了在物质匮乏、恐怖盛行的情况下，愚昧和暴力随处可见。

但是，我还是要说，尽管有很多共同点，20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尼亚并不是战前或战争期间那个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2]

西方最近有关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相同点的争论忽略了这两种制度之间更为重要的差别，这种忽略也许并不完全是无意的。强调它们的相同点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简单化做法：如果能证明所有的独裁统治同样可怕，那么它们就应该同样得到惩罚。但是这就可能造成罪恶的相对化，最后导致免除罪责。

即使这两种制度时常被“互借”，但它们是不同的。那些想理解“真正社会主义”本质的人（还有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及其后果感兴趣的人）应该首先研究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重要差别。共产主义拥护一种高尚的被广为接受的人道主义理想，并采用更为微妙更具欺骗性的策略，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它可以长久地存在并无限地扩张。纳粹主义在它的所有行为，包括恶行中，始终遵从自己的纲领，那些追随者至少在最初阶段，都有意地“合法地”拥护这些纲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乌托邦幻想和现实之间自相矛盾，并将它的制度推及给民众。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具体需要之间存在矛盾，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但奇怪的是，这种矛盾也赋予了共产主义一种恢复、再生的相关能力，当然也赋予了它神秘化的能力。也正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下，人们的重要日程——日常存在的活动才可以进行。

两种制度的比较并非毫无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也并非微不足道。布加勒斯特昏暗的街道，寒冷没有暖气的居所，为等待食物排得像长龙一样的队伍，无处不在的警察和他们的帮手，对少数民族的牵制性打击，人际关系的日益恶化，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感受到的官僚强加的可怕压力——所有这些都一次次地让我想到伯格曼关于希特勒掌权前那些岁月的电影，想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一切都始终悬空在积聚和爆发之间不能动弹。生活里充满了拖延，怀疑和恐惧像肿瘤一样疯长，精神分裂症全面爆发。随着时间不断被国家占用以致最终被彻底剥夺，私人生活被一步步地缩减直至最后消失：除了工作时间、上下班在公共交通上的痛苦奔波、开会、购物，人们还要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排队、政治会议和集会上。等到你总算回到了鸟笼一般的家时，你发现自己迷失了，你一言不发，两眼茫然地盯着空气，在那里你看到的是无尽的绝望。

茫然的凝视、空虚的心灵，人们在迷惑不解：他们所经历的厄运只是一次不幸的事故，是历史自身的错误，因此不能怪罪于某个人的精神错乱；抑或是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暗藏着的某种邪恶力量现在爆发了，导致了这种可怕的集体命运？

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里，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独裁者通过镇压证明自己的权力，人们在对独裁者的偶像崇拜中不断丧失自我。无尽的空虚。邪恶的能量在两极分化。他、她：“他人”。任人唯亲成为独裁的工具。权力、愚昧和堕落滋长泛滥着。可怕的集体病症。恐惧，无情，人性的丧失，人的动物化（借用伊奥内斯科的提法）。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人们能怎样自我保护？他们还能承受多少？他们准备接受怎样的转变——自愿或是被迫？恐惧、疲惫、厌恶——工作、排队、一遍遍地阅读愚蠢的报纸、每天看两个小时令人作呕的电视新闻。人们要到警察局登记自己的打字机，到设备不足、人满为患的诊所看病，感觉自己会在任何一个时刻死去，每小时的生存只是拖延了缓慢的垂死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会渐渐不再拜访朋友，因为公共汽车运行毫无规律而且拥挤不堪，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简直不可能。你一无所有，没有食物，没有饮料，甚至没有香烟，朋友来访你没有一点可以招待他们的东西。你厌倦了重复相同的悲伤，你不想看到别人的失败，每一次失败都会增加新的皱纹，你会意识到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失败。

谎言变得越来越猖狂。绝望伴随着疯狂，顺从夹杂着愤世嫉俗。这些只是一个多面社会中最明显的表现，任何符合逻辑的解释都不可能。那些用作传记素材的个人经历杂乱无章地构成了一幅社会全景。

1986年上半年我和审查者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他们禁止印刷我的小说《黑信封》。这些人不断地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或是某个单词和他们争执。

那年5月，我参加了在特兰西瓦尼亚镇举行的一个学术报告会（名为“当代罗马尼亚小说”）。由于和主办这次报告会的文学杂志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自1981年那次极具争议的作家会议召开之后，所有作家会议的官方程序是这样的：所有和公众的接触被取消（即使是有关会议的简要新闻报道都是隐晦而且虚假的），所有发言被录音，所有的要求都被否决，所有的提议都会受到安全部门的“检查”，每一个与会者的档案都要接受审查。

除了十五或二十个被邀请的作家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一些当地的文化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他们的外貌和举止一下子就暴露了和他们相关的组织。在会议桌上，自然还有一个录音机。

我下定决心不发言。但是，某个自觉才华横溢的同行大谈特谈艺术性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标准，听着他这种自作聪明的危险论点，我忍不住了。我不同意他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我告诉他，恰恰相反，这种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提到了博尔赫斯[3]和埃内斯托·萨巴托[4]。我小心地不直接提及阿根廷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相似点，其实那些天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我所说的相似点不光是指国家体系和民族性格，而且也指巨大的艺术潜力和险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在我写作《黑信封》时，我不仅一直在和埃内斯托·萨巴托的小说《英雄和坟墓》中那个隐秘而奇怪的盲人组织进行心灵的对话，也一直在和阿根廷独裁制度进行对话。）

第二天，就在我要飞回布加勒斯特之前，当地文学评论的一个编辑偷偷告诉我，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天早晨会见了他和另外一些同事，询问他们对我在报告会上所做发言的看法，而且还询问了有关我性格方面的问题。

那天和我一起去机场的共有四个人。在安检处，我们要出示机票和证件。这是常规检查，结果，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个人顺利地通过了，我却被单独留下做特别检查。值班的警官拿走了我的证件，他说：“只是检查一下。”我的那三个同事回过头来一起等着我把问题解决。入口处的士兵对我们解释说，那不过是穿制服的人对平民常见的恶意行为。

我的一个屡遭此类挑衅行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这是常规程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们已经盯上你了。你自己应该早就有所感觉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申请到西方旅行。从非官方渠道，我已经知道我获得了第二年去西柏林做研究的基金。罗马尼亚的邮政“服务”确保了那封正式邀请信没有到达我的手上，有趣的是，这对我来说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如果我收到了那封信，我永远也不可能被获准在西柏林停留一年，因为这样的请求要经过国家统治集团最高层的批准，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请求是被拒绝的。[5]

那是6月的某一天，负责出境旅行的警察分局里人山人海，这使我有充足的时间看等候室里的公告栏。其中的一个公告栏里贴着一些少年犯的照片，下面写着他们所犯的罪行——这三个年轻人是一起打人和偷窃案件的同犯。他们照片下方的文字几乎是一样的：某某，生于某某地方，无业，无犯罪记录，伙同某某，殴打某某公民并实施偷窃行为，被拘留等候审理。这段充满语法错误的话在每一张眉头紧锁的光头照下重复着，只有一个例外：最后一个年纪最小的十六岁少年，他的照片下不是仅写着“无业”，而是特别指出“无业吉卜赛人”。在1986年的警察局里！就在满墙宪法引文的旁边！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多边发展”的国家里，种族歧视或煽动这种歧视都是可以定罪的。

10月中旬，我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封不可思议的通知，上面盖着内政部“特件”的印章——允许我旅行的许可证！然而，在兴奋之后，我开始备受焦虑不安的煎熬，我总感觉我的每一步都有人监视，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让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当权者寻开心的玩物，这些人随时可以取消他们已经发出的许可证。

如果说祸不单行，那么偶尔好事也会蜂拥而至。就在几天后，我得知我的小说《在边缘》获得了作家工会颁发的一个奖，他们评出的是1984年出版的最佳图书。[6]

几年前，我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一篇发表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委员会一本民族主义“文化”周刊上的新法西斯社论，结果遭到了恶毒的攻击。所以，这次得奖的喜悦被心头的怀疑冲淡了几分。

11月，我乘火车到北方的故乡——苏西瓦去向父母做出游前的告别。与我同一车厢，就在我预订座位的对面，坐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乘客，除了一个公文包外他没有带其他行李。一路上他专心致志地读着报纸——他要如影随形地陪我到达目的地，也许还要跟到更远（“只是让你知道他们盯上你了”）。

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巨型海报：苏西瓦文化节。第一天是音乐日，接着是雕塑日，然后是文学日、电影日、戏剧日等等。那些要和布加勒斯特来的明星进行对话的人是根据最近发明的“三明治制度”选出来的：为了故意造成混乱，把一个真正的作家和一个毫无才能的牛皮大王放在一组，把一个奉行机会主义的恶棍和一个广受尊敬的艺术家安排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合法的组合，顺利通过。

那是个寒冷阴沉的秋日，我想去杂货店看看有什么吃的可买。我一点不关心这个所谓的“文化”盛事。这是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城市，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出国前尽情地感受这里的生活。

可是，一个邻居拦住了我。他是当地的一名记者，他正要去参加那个文学活动，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去。我很尴尬，他态度谦恭但分明有些责备地说我漠不关心，不仅不关心文学和政治活动，也不关心我过去的老朋友老同事，很明显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土气。他一副受伤的模样，我不幸地让了步。

我来到当地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时，那里已经汇集了党员积极分子和当地的记者，我更加局促不安。我胡子拉碴，面容疲惫，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汗衫，我像一个入侵者一样站在一群盛装出席节日庆典的男女之中。但是局长对我的不期而至显然感到很高兴，因为专题小组讨论（“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传统和创新”）又增加了一个“著名小说家”。我表示反对，说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海报上，说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可谈的，说我衣冠不整不适合出现在这种场合。但是，局长根本不听这些。一切都已经晚了。

很快“布加勒斯特作家”露面了。原来宣布的是七个人，到场的只有三人。实际上只有两个，听介绍，三个人中有一个是一家共青团报纸的记者。

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一个小说家——小组讨论的理想组合。我们走上台坐下。观众有五十人，其中大部分是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还有大约十个当地学校的老师。事先已经说好，为了方便讨论，采用听众提问我们回答的方式。好几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这给了我时间来观察那些在座位上坐立不安的孩子。他们穿着冬衣戴着皮帽，他们的老师也是同样的装束，因为会堂里显然没有暖气——其实这比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状况更适合作为讨论的话题。

有个看上去像是奥地利女佣的老年妇女，穿着厚厚的军装式灰色大衣，一顶猎帽卖弄风情地斜戴在头上。她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诺贝尔奖怎么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个罗马尼亚作家得过诺贝尔奖？”

那个优秀的诗人仿佛是被这个幼稚的问题唤醒了，他大大展示了一番自我挖苦的才能之后，把这个未作回答的问题抛给了他的朋友。当仁不让地，那位教授先生告诉大家他担任了很多年诺贝尔奖的顾问（这一点他过去从未当众透露过），接着他提到了他频繁的西方之行，以及他和很多世界级文学大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批评了西方文化的商业化，指责他们对非西方国家文化，特别是罗马尼亚文化的不公正待遇。在这一番东拉西扯之后，他终于言归正传：“几年前，索尔·贝娄来访问。见面时我问他：‘请告诉我，先生，你的背后是谁？是谁在支持你？是谁给了你诺贝尔奖？’”听到这里，那些被包裹在厚重大衣之下，皮帽紧紧扣住耳朵的小听众和面无表情的老师们突然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生命迹象。

发言者有意延长了他的停顿，然后又重新开讲：“这是事实。有人在操纵，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为什么不敢面对被撕开的伤口？奈莉·萨克斯[7]是一个绝对平庸的诗人。这些犹太人……所有这些犹太人都用一种无人能懂的古老文字写作。”他转向诗人寻求帮助，“那个几年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叫什么名字？”

诗人非常积极地响应：“巴谢维斯·辛格[8]。”

得到启发之后，教授又自信起来。“没错，辛格，就是他。我看过几本这个辛格的作品的译本。我仔细地读过，我告诉你们：毫无价值。他根本不能算是个作家。”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心情为奈莉·萨克斯这样雄辩的历史证人或辛格这样有趣的作家辩护，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修正一下教授过于绝对的观点。我指出，体育运动方面的成绩是通过精确的长度和时间来衡量的，而艺术品却很难以完全客观的标准来评价，这两者是不同的。我说，文学奖项很少是完美的裁决，罗马尼亚作家工会是如此，诺贝尔奖也是如此。奖项的裁决只需要合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得奖作品要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在任何情况下，对获奖的渴望是灰心丧气的迹象，灰心丧气丝毫不能刺激艺术创造，进行艺术创造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发挥创新精神，而不是靠荣誉和宣传。

我提醒教授我们几年前见过面，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次文学会议上，我们的东道主向我们展示了大量被翻译成外文的南斯拉夫作家的作品，还有用世界主要交流语言介绍南斯拉夫作家生平及其著作的长篇文字。我说，这是罗马尼亚做不到的。教授点头表示同意，但是我不敢确定他是否还记得在贝尔格莱德的那些日子，因为那时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和他在做有关言论自由和终结罗马尼亚审查制度的演讲时戴着的那副和善面具完全不同[9]。

在回答了另外几个问题之后，教授向听众通报了他领导下的出版社所进行的工作。他唠唠叨叨地抱怨着罗马尼亚编辑所面临的困难，但是他特别强调这个国家的总统、党的总书记对文化表现出父亲般的关怀和支持。他说，他曾有幸见过总统几次，并且当面赞美过他对文化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然后，他再一次语出惊人。

“但是，”他说，“新的困难不断出现，我们要面对现实。为什么要伪装呢？几年前，两个以色列的教授来拜访我。我认识他们，他们原来也是罗马尼亚人。他们问我：‘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艾米内斯库[10]的全集？出版了吗？’我说：‘没有，这都是因为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我告诉你们，是你们的大拉比阻碍了出版。’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应该直言不讳！”

结束辩论离开礼堂之后，我向诗人表达了对教授那种不负责任行为的愤慨。在一屋子孩子面前那样说话，和当地文化官员秘密勾结散布无耻的谎言！这是反西方反犹太人的宣传！他应该很清楚西方的文化机构并不都受政治利益控制，西方文化并非都是颠倒黑白，也并不都是商业化的。他也应该知道艾米内斯库的全集出版受阻并不是因为其中反犹太的章节，而是因为其中反苏的文字还有其他更加复杂的原因。多么阴险！这样利用孩子们的信任！他应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他们的家以及今天的礼堂如此寒冷！

那位年轻的诗人，其实已经不那么年轻了，看到我如此幼稚的愤慨情绪，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做了一个让我冷静的手势，提醒我那位教授已经在某个更高级别的机构中获得了提升。我知道他所指的“机构”是什么，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因刚刚发生的这些就可以忽略不提了呢？

“只是小事情，微不足道，”他说，“不值得一提，真的不值得一提。”

当我告诉在布加勒斯特的朋友我的这次遭遇时，他们和我一样气愤。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却完全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苏西瓦事件：他们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是谁僭越委员会的权威，给了我在会上发言的非法权利。

多年来，我已经非常了解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党的干部，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愚蠢的胆怯，另一方面又极其残暴。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这一点。苏西瓦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我已经到了国外。当我得知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取消了作家工会最近颁发给我的作品《在边缘》的奖项，我仍然非常震惊。我经历的那些事又重新涌现在脑海里：和审查者的艰难斗争、对我进行恶意攻击的新闻宣传活动、飞机场的遭遇、苏西瓦的文化局，还有尤金·尤奈斯库回忆录里的那句话：“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

这句话描写的情况仍然存在，只不过前几个字应该改一改。不是军团组织的罗马尼亚，而是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恶魔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国家安全局。

<h3>二</h3>

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中欧的问题。人们讨论这样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地域观念，而是要寻找一种彼此相容、互相合作的解决措施，从这一点上来说，欧洲这一地区的长远前景可能会非常令人瞩目。即使是在主题词尚未明确定义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在兴趣盎然地讨论着了。

在提摩西·加顿·阿什[11]的精彩之作《中欧存在吗？》（《纽约书评》，1986年10月9日）中，阿什分析了哈维尔[12]、米奇尼克[13]和康纳德[14]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他发现他们的定义标准都是基于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而不是地理位置。（托马斯·马萨瑞克[15]对中欧的定义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但他把德国和奥地利排除在外，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认为欧洲的中心在柏林和维也纳。）

如果中欧的“成员资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精神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把那种“特别的怀疑主义”作为定义中欧的出发点——哈维尔在《对沉默的解剖》中所提到的“有一点神秘主义，有一点怀旧，常常是悲剧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对于康纳德来说，中欧精神属于“理性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怀疑主义的、宽容的”西方。哈维尔和康纳德的共同观点是要建立米奇尼克所呼吁的“文明社会”。

如果以上观点成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罗马尼亚属于中欧。不幸的是，罗马尼亚所奉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亵渎了欧洲标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国家不禁让人联想到北美的右翼独裁，还让人联想到影响至今的那个很久以前被称为巴尔干“落后时代”的暴虐和野蛮。

我痛苦地回想起音乐家乔治·艾奈斯库的话：“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我们将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怀疑主义一直是罗马尼亚人的特征，尤其表现在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态度上，特别是听到政治斗争这种字眼时更是表示怀疑。

当代大小国家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平庸，以及他们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只能增加人们的怀疑。最终，这种怀疑就会变成默然和鄙视。

充满灾难的民族历史，东西方交界处的地理位置，被比自己强大的利益团体所支配：这些也许都教会了罗马尼亚人谨小慎微。又能怎样呢？你必须生存下去。是成为一个宿命论者，还是训练出高度警觉的耳朵？或是赌博游戏？你的火暴脾气因为幽默变得有趣，由于善意变得温和。罗马尼亚人的善意是有名的，这种善意源于一种古老的来自天性的智慧，而不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不论它是崇尚宗教的或是宣扬无神的。罗马尼亚人常常会后悔地甚至是负疚地说：“我们没有出过圣人。”或者他们会自我解嘲地说：“罗马尼亚人天生就是诗人。”

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谨小慎微及对政治的怀疑态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稳定的道德观。事不关己的态度不只会产生正面的后果，很不幸，最常见的后果往往是妥协和串通。重大原则如果不能切实落实，就会让人们对它丧失信心。神不知鬼不觉地，社会机制开始以那种古老“自然”的方法运作，官官相护、贪污腐败、阴谋诡计、妖言惑众、滥用职权、任人唯亲，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正常的生活被推到了角落里，尘封在密码和符号之中。

1986年曾有过一个报道，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个公园里，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自发聚集的人群面前用哑剧做了一个抗议演讲（为了避免被控违反法律）。在场的观众似乎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他的意思。在罗马尼亚，这种为了应付国家机器残酷镇压的密码式沟通方式盛行一时，不仅仅是在私人关系中。只有内行才能懂得的符号系统——要暗示而不是明确表达——在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交流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被24小时的监督下，整个社会被分裂成虚伪的服从和虚伪的反抗。

审查制度残暴的不断干涉使得我的书也变成了影射的密码，除了那些明显描写日常平庸生活的文字外（虽然也还是用的密码），其他的恐怕只有最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看懂。同胞的脸上开始出现的神秘标记，即眉毛旁边的那道疤痕，指的是各级统治集团使用过多的眨眼动作，这是他们相互约定的暗号。当然，在书里，这疤痕可以指各种隐蔽的习惯性的暗号——遍及全国的特征。

我参观过布加勒斯特的聋哑人协会。这个国家残疾人的悲惨境遇让我震惊：这是整个民族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和道德危机。当权者的不负责任也让我震惊，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和道德，竟然连这些受苦受难的少数人也不放过。布加勒斯特聋哑人的报纸在语言和版面安排上和《火星报》[16]或任何地方党报如出一辙。也许这份聋哑人的报纸叫《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偶然。

在过去的十年间，对当权者由来已久的不信任越来越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沟壑也日渐扩大。政治和政治家被视为愚蠢和卑劣的化身，一直被荒谬可笑的氛围笼罩着。

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都是肮脏的，不仅是那些当权者，有时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反对者。那些从事任何一个帮派政治工作的人总是被人们怀疑在以所谓重要原则为名满足自己的个人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头脑的人都会远离政治，甚至远离有关政治的讨论。由于人们不会公开表明自己远离政治的立场，他们只在特别的情况下表现积极，所以他们的这种非政治性姿态成为一种避难所，成为一种安全的逃避。

罗马尼亚经常被指责过于被动，这并不完全正确。当然，我们不能说罗马尼亚有革命的传统，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她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

在近代罗马尼亚历史上，很少有令人瞩目的起义和反叛，这足以证明罗马尼亚缺乏革命传统。1907年的农民起义，二三十年代的工人罢工，都是因为人民难以忍受压迫而爆发的小暴动。大的叛乱也是有的。1977年的矿工罢工，1987年布拉索夫的抗议游行（原本是官方组织的大选游行，突然失去控制变成了针对官方的集体抗议），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一些小型的冲突如果没有国外的支持或回应，也往往不了了之，它们很少有成功的机会。

集体暴动的自发性也同样出现在个人情绪的爆发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相对较少的罗马尼亚持异议者中，很多都是党员——这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间，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愿意接受现行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