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所以决心要与现行制度决裂是因为一时的愤怒。但是，他们会很快发现，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当一个人的绝望、痛苦和愤怒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时，他的勇气和尊严就会重新表现出来。但是对社会的不满往往局限于个人情绪的宣泄，很多年以来整个社会都缺少公开的讨论，很多年以来整个国家被简单的煽动性标语操纵着，被安全局这样的部门所控制。这难道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强烈的抗议也要临时改变措辞？
伟大的罗马尼亚剧作家卡拉迦利曾经描述过这种缺点：“我们都容易愤怒，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表达出来。”这句话说得很风趣，但却没有什么解释力。反对罗马尼亚政权的大多数努力为什么会消失在无计划、无组织的短时间爆发中，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即使在恢复到一种比较民主的生活状态后，未来的罗马尼亚也可能会因为这段黑暗的恐怖时期而遭受痛苦。
在所有自称属于中欧的国家里，罗马尼亚可能最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才能。正是因为缺乏革命传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罗马尼亚才会处于这种灾难性的“非欧洲”状态，这看上去很矛盾，但却是真的。
1945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不足一千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假面舞会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在共产党当权的四十多年后，已经很难在罗马尼亚找到一千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人数多达四百万。按人均比例算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了！
党员证只代表一种依附的证书，是众多个人档案中又一份可以证明一个人社会状态正常的东西，仅此而已。让一个党派如此迅速地扩充就相当于废除它。如果由党执掌的政权没有转入国家安全局手里，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壮大理解成是一种英明策略的果实。党员身份的好处完全是潜在的，这些好处取决于一个人利用机会的能力，也取决于他是否保全了自己的敏锐直觉。
这种情况可能会表现出怪异的悲喜交加的状态。例如，我们很难忘记1981年默塞·伊利亚德的《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在罗马尼亚出版引起的骚动。在一个官方宣扬无神主义的国家，在一个审查者们严格禁止出版任何与宗教相关文字的时期，这本书的标题让整个事件更加蹊跷。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让这个充满矛盾的事件变得近乎丑闻，那就是，伊利亚德在战前属于极端右翼，而战后他转向了“美帝国主义”。
这本书的发行量极小，这又增加了人们的兴奋：感兴趣的读者要抢着在书店里寻找“关系”，自然有很多人买不到这本书。事实上，这本书的发行量并不是那么小，后来甚至还有再版，但是绝大多数的书都通过统治集团的“特殊渠道”销售一空。获得一本《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成为那些自称是无神主义者、革命者和那些与所有叛徒及帝国主义者势不两立者的特权。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也许罗马尼亚人中就会少很多共产党员。近些年来，尽管申请入党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行为，尽管党一直坚持不懈地强调和证明自己在作家工会中的领导地位（就像在所有其他组织里一样），作家中的党员比例降低到全国的平均线以下。这个比例在货真价实的作家中更低，所谓货真价实的作家，我指的是那些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保持着自己身份的作家，虽然他们的作品也是用密码文字写成的，但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政府和警察。所以，人们都充满敬意和信任地注视着这些正直而富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即使是在他们沉默的时候。
1981年的最后一届作家工会会议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叛[17]。作家们直言批评罗马尼亚瘫痪的文化生活，如果那些演讲被公之于众，人们至少会对作家们的勇气和坦诚感到惊愕。
“流落的欧洲人”——一个当代罗马尼亚小说家这样定义他的同胞（这让人想到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人是被流放的欧洲人”）。但是罗马尼亚人一直有惊人的能力再生，找到在灾难之间不定的间隙里迅速复原的力量。在这种残酷野蛮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各种形式的生命、创造和反抗通过文化尽可能地保存了下来。
<h3>三</h3>
在不来梅接受文学奖的时候，保罗·策兰[18]强调他来自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策兰指的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布科维纳，但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罗马尼亚。
保罗·策兰所生活的布科维纳是一个国际化地区，那里居住着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四处洋溢着一种特殊的精神氛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19]来自贫穷的奥尔泰尼亚，是一个有着“敏锐思想和精彩文字”的地方。乔治·艾奈斯库来自拥有田园景色的美丽的摩尔达维亚，那里被人们称为“罗马尼亚文化的摇篮”。反传统哲学家艾米尔·希奥兰出生在拉西纳里，那是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一个典型的罗马尼亚小村庄，离德国人建立的锡比乌小镇不远，在锡比乌，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中欧氛围。尤金·尤奈斯库是布加勒斯特人，在这个讽刺和优雅共存的大都市里，悲惨被乔装成怪事，讥讽被解释为热情的玩笑。帕奈·伊斯特拉提[20]来自多瑙河上的一个港口，在这条河上，闪烁着充满自由和空间的海市蜃楼。罗马尼亚——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混合体：来自炎热的杜布鲁亚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来自巴纳的能干的自耕农，斯瓦比亚人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地，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在这里与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进行了几百年的对话。
在写这些文字时，我的心头涌动着浓浓的乡愁。我想到了那个美丽的小渔村[21]，朋友们一起在那儿度假，与大海的亲密接触几乎让人忘却一年的伤悲；我想到了挪威的黑森林，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是它激起了我美妙的幻想；我想到了那个年轻的村妇，她冒着战火并顶着乌克兰大草原刺骨的寒风来拯救我们；我还想到了我的朋友们，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仍然是他们生活的支柱，是给他们指明方向的北极星；我也想到了那逝去的岁月，教给我很多东西的我的初恋和市图书馆，我母亲的新坟。我思念一切——人、书、痛苦、希望、叛逆——这一切为我们称为生活的那部分空间注入了活力。
过去十多年里，任何一个来到罗马尼亚的人都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日常生活中曾经拥有的好客和魅力，我指的并不只是两次战争之间追求民主的那个短暂和平时期，也不是战后那些转瞬即逝的缓和期。
在1965年到1975年这相对“自由”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并不繁荣，也不能说人们在日常生活里毫无约束。但是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里有一种振奋人心的东西：用轻快的拉丁语哼唱，动听而有趣；你可以更自由地四处走动，更自由地谈论别人和书。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人们和书籍一起死而复生了——和谐的交谈、快乐的聚会、忧郁的漫步、令人兴奋的探险，一切又都回到了生活中。这种变化，并不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是回应领导阶层政策的变化而重新出现的政治热情，而是把政府的政治日程抛在一边，短暂地回到简单的生活乐趣中，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一直喜欢的是歌声，而不是祈祷和庄严的宣誓。这个时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微乎其微，但它对艺术和文学的影响却延伸到了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接触西方的艺术和思想运动，在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我们可以保持比较独立的立场，可以用个人方式表达观点。
在近些年审查制度盛行之前，“开放”曾经是罗马尼亚形成共识的文学艺术纲领，可惜现在已经被扼杀了。文化界一片支离破碎、你争我斗的景象，很多罗马尼亚的书籍被禁止表达真正的思想，人们的批评意识被压制。当然，就像在其他极权国家一样，你也可以在身边发现最卑劣的愤世嫉俗和机会主义，特别是在那些“官方”（政府认可的）及正在为获得政府桂冠而奋斗的作家中。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国家真实的精神状况，我们只要比较一下那些官方作家向统治者表现效忠的说教文字，以及他们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憎恨和厌恶就清楚了。
这种双面人的状态导致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电视和媒体上欣赏某个诗人的精彩表演，他愤世嫉俗，但俸禄颇丰，他就像一个受国家赞助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要提供政府喜欢的各种音乐——民歌、爱国进行曲、唱给领袖的颂歌，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失宠，销声匿迹了。更让人费解的是某位年长的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为统治者的效劳，特别是在一个痛苦和绝望的时期。他曾经因为自己的极端右翼思想饱受监禁之苦，退隐山林多年，现在因为他的思想能为统治者提供新的合法性而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他竟欣欣然地接受了。
对于一些作家来说，时髦的口号和愚蠢的宣传套话“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对于另一些作家来说，这些活动则是导致他们堕落的方式。
一些知名作家竟然同意让自己手中的笔或杂志为安全局服务，他们败坏了文化氛围，不懈而残酷地迫害着他们上了黑名单的同事。未来关于眼前这段历史的编年史上会列出那些让这个国家永远蒙羞的人，其中就有这些“罗马尼亚艺术家”和“罗马尼亚作家”的名字。
其他人怎么样呢？那些骄傲地保持沉默或是在极端愤怒中爆发的人；那些坚持反抗的诚实而多才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还有那些鄙视政治、远离权力、孤芳自赏、不屑参与群众斗争的人。
那些诚实者和反抗者就如长期被压抑的休眠火山。在这样一个执迷于艺术远离道德约束的文化里，在被妥协和阴谋摧毁的罗马尼亚，书籍和人民都没有发言的权利，一个真正的作家最终不会容忍强加在他身上的平庸和胆怯。他应该有何作为呢？是坚信艺术的重要性永远高于道德精神吗？不！一个年青一代的作家在他新出版的小说里强烈表达了他的态度。痛苦、挫折感和羞辱感越来越强烈，知识分子如此，整个国家更是如此。
灵活的适应能力、怀疑一切的实用主义态度还有盲目的服从，这些在罗马尼亚存在了很长时间，大大削弱了政治斗争和反抗的力量及重新建设的能量。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也不仅仅是罗马尼亚人，美更多的是以个体形式而不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美往往是在幕后而不是在舞台中央，是一种含糊而间接的解决方式（常常可以起到保护人力资源的作用）而不是坚决明确的立场。说到底，善是以一种安静而谦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努力躲避着恶的喧闹和侵略。真理以残缺含糊的形式存在着，在隐蔽和机敏的符号中找到自己的避难所。
人和书籍……坚不可摧的享乐主义似乎一直在为罗马尼亚的人民和书籍注入活力。人们最关注的是事关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其他一切根本的乐趣，这些只有在友好的环境下才会产生。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根本的道德标准有时也会丧失。
最近我和一个非常了解罗马尼亚的美国知识分子交谈，我问他，罗马尼亚最让他吃惊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是人际关系。如果我可以用传统说法的话，就是‘好’和‘坏’之间的关系。好人和坏人之间的鸿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倾向于人性原则的人和那些自愿为邪恶服务的人之间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大。但他们之间却又是一种合作关系，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奇怪、更令人费解的合作了。”
很多罗马尼亚人认为这种矛盾源于那种著名的“善意”（bun simt），这经常被看作是罗马尼亚民族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但这种交流模式仅局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然而，当权者却利用了这种局限性，他们操纵着这种局限性。在一个只在私人领域允许不同观点存在的社会里，本来那些可以激发坦诚的争论或宽容的表达的冲动却带来了争执、虚伪、漠然，当权者在所谓的重大项目流产时对民众的漠然深恶痛绝，但在民众进行反抗时，这种漠然却帮了他们大忙。
确实，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罗马尼亚人也知道怎样开辟出一方领地来保留理性和常态。文化也许是这些领地中最重要的一角。不幸的是，在战后，语言和行动之间、虚伪的信仰和真正的信仰之间、政治舞台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特别是在充满危机、濒临崩溃的时候，这个“富有幽默的悲伤的国家”（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称呼她）出现了很多问题。
她所经历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就表面来看，邪恶压倒了正义。整个民族被奴役，她忍饥挨饿，蒙受羞辱，被迫不断地赞美着罪恶。一个推翻所有纪念碑的国家；一个抹去所有回忆的国家；一个进行着“种族清洗”的国家，最后的犹太人被迫离去，大批的德国人离开了家园，与马扎尔人的冲突不断升级；一个为有着两千年辉煌历史妄自尊大的国家——这和那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却濒临灭亡的其他伟大民族一样；一个不顾眼前不稳定的核时代，要将“多边发展”延续到下一世纪的国家；一个被独裁者和警察奴役的国家，所有人民变成闷头苦干、愚蠢顺从的奴隶，去重新经历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两千年，一个全面退化的两千年。
无数的人在这个时期结束了被殖民统治的生活，开始了他们崭新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时期，罗马尼亚似乎彻底地脱离了历史的轨迹。
于华盛顿特区
1988年10月
<h3>后记</h3>
1989年12月，最黑暗的独裁统治终于被推翻了，但是东欧这个变化的突然和伴随这个变化的困难却告诉我们对待预言要慎之又慎。只有在修复伤口的时候，记住这个国家曾经被或左或右的独裁统治窒息了半个世纪，经历过一段丧失道德标准的历史，我们才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十年前，莱兹卡·莫祖尔斯基，波兰团结工会的一个领导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给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他说：“我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侮辱了波兰的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是那些因为理想破灭而和共产党决裂的人。”但是，在把这个名称用于罗马尼亚时，我们可以理解得宽泛些，因为在这个国家残酷的极权统治下，任何生命的迹象都被看作是反抗和对抗，都暗示着政见不同。
波兰团结工会这样的运动在罗马尼亚是难以想象的，这里没有天主教堂，没有革命传统，只有极端暴虐的独裁统治。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对共产党失望的共产党员，有的甚至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但是绝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很多）在七八十年代入党的人，他们既无不同政见也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是那种代表了过去十年里“真正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
在最后的那几年里，日益加剧的恐怖、痛苦和绝望使得反对派的人数剧增。各种力量奇妙地汇集在一起，终于爆发了12月的叛乱，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特别是学生，表现出了长期被压抑的勇气。
但是，在12月之前，东欧国家还没有出现政治反抗的明显迹象，只有艺术家在通过文化对抗着罗马尼亚政权。很多罗马尼亚作家从未想过要加入共产党，他们认为自己作为艺术家，要和政权保持必要的距离。有人问一位著名的老一代罗马尼亚作家是否要成为党员，他回答说：“我不能入党。我已经属于一个团体，我是一名作家。”
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许除了阿尔巴尼亚）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压制。在一个连打字机也被控制的国家，地下文学也无法存在。但是态度暧昧的政党又常常会允许相对的文学自由，只要人们心照不宣地遵守既定的规则。
博尔赫斯曾说过：“审稿制度是隐喻之母。”事实上，罗马尼亚文学被迫在隐蔽而机敏的符号中寻找避难所，以含糊其词的形式生存下来。读者希望从文学中读到报纸、历史书或社会学中无法看到的东西。读者寻找着言外之意，而作家为了能够和读者站在一起，作为代价也只能接受读者对作品的扭曲。这个过程令人心力交瘁，颠沛流离，有时甚至更为严重。但是在秘密警察让人们难以进行真正对话的情况下，文化至少还能让某种地下生活继续存在，找回人们对思想、美好和理想的信任以及他们的创造力。
如果政治是有关权力，艺术是有关自由，那么在一个极权国家里，艺术代表的不仅是挑战——对于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一样，艺术其实就是他们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持诚实、保持道德和艺术的正义，是需要一点英雄主义的。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极端的情况，一些作家不畏险恶，勇敢地和机会主义决裂，抛开内心的疑虑，公然明确地反对暴政。
即使是在我们恢复到比较民主的生活状态之后，那些有关我们历史的问题都还有待我们来回答—关于谎言、反抗、阴谋，关于艺术和道德理想，关于诚实和妥协。
我们想知道，那些写于战后东欧的文学还能剩下什么，这些文学能否在没有约束的氛围里找到新生的力量。我们还想知道，西方的消费社会会不会很快把东欧变成世界闹剧的一部分。
电视会不会淹没所有的文化生活？金钱文化会不会比谎言的文化更难对付？明星的照片会不会取代这个国家农庄墙上贴着的罗马尼亚独裁者的照片？
在讨论他的国家所经历的变化时，瓦茨拉夫·哈维尔对美国国会说：“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明确地告诉我，意识先于存在，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并不同意这个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证明了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以为的复杂，所以我们的结论也应如此。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毁灭是因为它压制了自由，也因为它的经济失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也许应该对自己更具有批评态度，反思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哈维尔的话是正确的：“拯救人类世界依靠的是人心，是人们反思的能力，是人们的善良，是人们的责任心，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于巴德学院
1990年5月
[1]罗马尼亚荒诞剧剧作家，剧作主要描写人类经验及希望的荒诞、礼貌对话的空洞及艺术家和观众的无法沟通。——中译者注
[2]此处有删文。——编者
[3]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曾参加西班牙极端主义运动，作品基调孤独、迷惘、彷徨、失望，带有神秘色彩，代表作有诗集《面前的月亮》、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等。——中译者注
[4]阿根廷小说家、记者和散文家。他的有关政治和社会的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的阿根廷有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5]在罗马尼亚，外出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要得到国家科技委员会的许可，该委员会的领导是伊莉娜·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妻子，罗马尼亚的二号人物。
[6]1986年为1984年的图书颁奖只是反映罗马尼亚作家工会深受“高层机构”禁锢的一个例子，即使是最普通的活动也要经过他们批准。
[7]德国女作家，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家庭，获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8]生于波兰的犹太小说家，获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9]20世纪70年代末期，罗马尼亚的审查机构解体。但是，审查制度并没有终止，而是分散到期刊编辑的手中。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内重新设立了一个中央审查机构，其任务是监督编辑们的工作并给他们提供建议。这比原来的控制更为严格，现在存在的是双重审查——作家的自我审查，他们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还有管制委员会的审查，他们对作家进行检查。
[10]罗马尼亚民族诗人，政治观点保守，有一个时期倡导民族主义。
[11]英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12]捷克前总统，被誉为“哲学王”，剧作家出身，是对当代政治社会有影响的人物。——中译者注
[13]波兰持不同政见者，曾任波兰第一大报的总编。——中译者注
[14]匈牙利著名作家。——中译者注
[15]曾任捷克总统。——中译者注
[16]《火星报》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党报，也是罗马尼亚最大的报纸。
[17]虽然罗马尼亚作家工会应该每四年开一次会（根据党批准的条令），但1981年以后，此类作家会议被完全禁止了。
[18]1920年生于奥地利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全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并于战后定居巴黎。他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震动诗坛。1970年自杀。——中译者注
[19]罗马尼亚雕塑家。——中译者注
[20]罗马尼亚作家。——中译者注
[21]我指的是2Mai，这是保加利亚边界的一个渔村，简朴而美丽，是布加勒斯特知识分子喜欢的度假地。人们或在海边搭设帐篷，或在当地渔夫家借宿。1982年以来，由于附近建造了一个军港，政府限制野营，再加上一个2Mai的常客被捕后又不明原因地死去（他的私人日记被用来指证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小渔村失去了原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