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根本不存在，会怎样？如果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永远，如果不是时光从我们身边倏忽而过，而是我们从自己的经历旁走过，又会怎样？我常常这样问自己。这样一来，由于视角的变化，人们可能会疏远自己珍藏的记忆，但它们会一直在那儿。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就能永远在那儿找到它，就像往回翻阅一本书，很容易就能回到开头。这样，父亲就能永远在晚上陪我去公园散步，阿尔瓦和我之间的故事则将永远定格在那趟意大利之旅，停留在我们晚上坐在汽车里一起憧憬未来的那幅画面。我试着用这些想法来安慰自己，却毫无感觉。我只能相信自己能感觉到的东西。

丽兹过了好一阵子才知道我出车祸的事情。她去印度的时候没带手机，直到好几个星期之后才查阅自己的邮件。她回来那天，我们一起开车去了慕尼黑的北郊公墓。我拄着罗曼诺夫的拐杖，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一瘸一拐地穿过一座座墓碑。丽兹在我左边，马蒂在右边。因为车祸，举办葬礼时我不在场，这还是我第一次站在妻子的墓前。一块简朴的黑色大理石上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就像一串解锁她故事的密码：阿尔瓦·莫罗，1973年1月3日—2014年8月25日。

见到这一切，堵在我胸口的压抑感烟消云散。死亡就是虚幻的反义词。我想独自待一会儿，马蒂带走了孩子们，丽兹也走到一边。墓地里一片宁静，只能隐约听见沙沙的风声。突然之间，我为自己这几星期一直像个孩子一样躲进梦里感到羞愧不已。但只有在那儿，阿尔瓦还活着。只有在那儿，我才能找到我的父母。

回忆是逝者最后的避难所。

我又看到阿尔瓦出现在我面前，跟我说话；但这一次，这幅画面很快就消散于无形，被另一幅画面所取代：我驾驶着摩托车，沿着乡间小路行进。我戴着耳机听音乐，头盔没合上，其他的我想不起来了。这天早上，我预约了葬礼的时间，之后又跟孩子们说了会儿话，在这期间，我再次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我加大油门，车开得越来越快。托尼说得一点都没错，真有一种飞一般的感觉。但我相信，这种感觉还能再上升一个层级。耳朵里响起轻轻的吉他声，地下丝绒乐队的《海洛因》。接着，打击乐器和人声小心地进入，音乐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暴躁，歌声也越来越撕心裂肺。我把音量调到最大。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寒风吹得我不由自主地扭过头去。在那一瞬间，许多事情涌上心头。我想到了阿尔瓦的死，想到自己根本无法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我害怕失去一切。我看到罗曼诺夫一脸惊恐地站在我面前，说他没法放手，但这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于是，就在这一刻，我放手了。

摩托车没有沿着道路拐弯，而是径直冲出了马路。这一刻的感觉真的很像飞翔。有一秒钟，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脱。我的手上没有任何东西，一切都不再受我掌控，该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吧！

但在下一秒，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两个孩子。千钧一发之际，我往左拽了一把车把手，车子堪堪从树干旁擦过。后来，一切都成了空白，直到我在病房里醒来。

从墓地回来几天后，我被允许出院。丽兹暂时住在我家，哥哥和埃莱娜也经常过来。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就来照顾我的孩子。我出去遛狗的时候，埃莱娜负责做午饭；我瘫倒在床上呼叫阿尔瓦的语音信箱，只为再听听她的声音，马蒂则在院子里陪孩子们玩耍。这是段糟糕的日子，我根本无法站起来。阿尔瓦在去世前几年曾对我说，她不想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做某件事是在什么时候。现在，我却在思索她最后一次做某件事情的时间和地点。最后一个吻，在她的病床上。最后一次做爱，在家里匆匆完事，因为我们都坚信以后还有机会。最后一次陪孩子们玩是在她的病房里。我们玩了记忆力游戏，路易丝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四组之多。嗯，这些你都记得，我想，你就记得这些没用的东西。

孩子们知道我需要帮助，我叫他们上床睡觉时，他们都乖乖听话，有时候还叫我辅导他们写家庭作业。和我们姐弟三人当年一样，他们也将过上另一种人生。他们有母亲陪伴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在另一条全新的、更为坎坷的道路上，他们需要一个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而这个人就是我。我意识到，或许我真的就是那个正确的人选，因为毕竟我亲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

想到这儿，我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至少我得硬着头皮试试。如果有必要，我可以重新开始笑；如果孩子们要求，我也可以给他们讲故事、做饭，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回，广播里放了一首讲述八十年代的曲子，那会儿我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听着副歌简单的歌词，我不禁一阵恍惚：

事情的开头总是更好

八十年代就这样让我心碎

几个月后，我们的生活尽可能地回归了正轨。我带着孩子们搬进了马蒂和埃莱娜在英国花园附近的家，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恢复原貌了。反正他们家有很多空房间，这样一来，他们不会孤单，我和孩子们也不会。

我们原来住的房子已经被腾空了，离开的那天，我望着空荡荡的房间，想着要是阿尔瓦依旧在世，她和我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想象着儿童房变成了青少年房，在想象里拆掉了一堵墙，又把厨房重新刷了一遍。

马蒂站在外面的搬家车旁朝我喊道：

“尤勒斯，你下来了吗？”

我最后扫了一眼房间，看了看内院的秋千和树屋。之后，我转过身，朝马蒂走去。

路易丝起初反对搬家，但文森特很喜欢自己的大伯，非常高兴能搬到他那儿住。他经常和马蒂一起待在儿童房里，马蒂就像从前那样，能花上好几个小时研究烧汽油的玩具汽车，或是把少量液体滴到玻璃片上。他把自己的玩具车和显微镜都送给了文森特，当然他自己也会一起玩。所有愿望似乎都得到了满足，我们每两周带孩子们去一次足球场或动物园，一起去逛德意志博物馆，或是看船展。每到星期天，我就会把电视搬到他们的房间里，给他们做奶油热可可和熏肉烤面包，然后陪他们一起看他们最爱的动画。

路易丝常常为母亲的死感到悲痛，却又在下一秒笑逐颜开。而文森特则把自己的感受埋藏在心底。他从不在别人面前露出笑容，这是件憾事，因为我儿子的笑容十分甜美，可以将所有迷惑不解驱逐出他的脸庞。他曾对画画痴迷数月之久，现在又放弃了，而且从不久前开始，他突然变得怕黑了。现在，我们必须在儿童房的门上留一道缝，好让走廊的灯光给他带去一丝慰藉。

有一次，他睡不着，抱着被子来到了客厅。每天晚上，我都坐在那儿看电视。一切就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了。文森特看了我一眼，像是在问我是否允许他那样做，我摸了摸他的头，他明白过来，依偎到我身旁。电视里正在放一部关于水晶的纪录片。有些水晶只能在黑暗和阴影中生长。这就是结晶。

突然，文森特流下了眼泪。他没有哭出声，只是一直盯着电视，似乎极力想要在我面前掩饰自己的泪水。我拥抱了他，直到这时，他才真正开始哭泣。

“我也想她。”我不断重复这句话。

过了一会儿，他安静下来，进入了梦乡。有好一会儿，我没有看电视，只是望着他。从前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父母去世后，我孤身一人坐在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头发上残留着雪花。课间的时候，我不知所措地站在操场上，看着其他孩子在一旁追逐打闹。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离开，离开。

我把文森特抱上床，给他盖好被子，感受着我们之间的骨肉亲情。在这个男孩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令我感到痛苦。

深秋，我去柏林看望丽兹。她辞去了教师的工作，专职写儿童书，并且自己给它们配上插图。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在看到她的第一批手稿和插图之后，我更坚定了这个看法。无论如何，马蒂和我都答应给她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你后悔辞职吗？”我问她。

“一秒钟都没后悔过。学生们都不给我写情书了。所以我知道我该走人了。”

丽兹搬到了克罗伊茨贝格区的一间公寓里，从前那些装满玩偶、小人、亚洲茶杯和非洲陶罐的箱子和橱柜大多被她送了人。她的新家整洁空旷，窗明几净，只有厨房里还挂着一幅寄宿学校时代的老照片。当时的我将满十四岁，个子矮小，耽于幻想；马蒂十六岁，是一个穿着皮衣、留着长发的巨人；丽兹那年十七岁，穿着绿色的连帽大衣，一双眼睛从帽檐底下叛逆地看向相机，嘴角还叼着根烟。这毫无疑问是属于她的青春。

“对不起，当年我就这么一走了之了。”我听见她说，“我也想做一个照顾弟弟的大姐姐，可我却抛弃了你两次，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就是搞不定自己。”

我把目光从那张照片上移开，说：“已经没事了。”

“你总是说：已经没事了。这是在跟你自己过不去。其实仔细想想，没有什么是无所谓的。”

“也许吧，反正说这些也没用了。”

她点了点头。“对了，我跟他上床了。”

“跟谁？”

“还能有谁。”

我真的想不出来。

“跟托尼。”

一开始，我着实吃了一惊，嘲弄地看了她一眼。“为什么现在要跟他上床？”

“因为我想生个孩子。”

“那别的呢……”

“哪有什么别的，还不是为了繁殖下一代。我知道这听上去有多么不可思议，因为我从前最不吃怀孕生子这一套，坚持认为性是狂野的，一定要能给人带来快乐才行。但现在或许真的到了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

我想说些什么，但她做了个让我闭嘴的手势。

托尼这些天异常兴奋，对此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当我警告他不要指望太多时，他摆了摆手。

“你不能在热恋的同时又很聪明。”

“这是谁说的？”

“鲍勃·迪伦。”他咧开嘴笑道。

“可你明知道她不爱你。”

“有了孩子可能就不一样了。”托尼撞了我一下，“对了，你们大家都搬到一块儿住，我觉得挺好！”

“说实话，这有点让我想起了寄宿学校的生活。我慢慢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在某个时刻重现。”

“寄宿学校……我们经常去打台球的那家小酒吧叫什么名字来着？”

“头彩。”

“没错，头彩。你怎么什么都记得呢？我感觉你简直是过目不忘啊！”托尼指了指我的额头，“一切都被关在这里。”

你做不了别的，只是一个回忆者和收藏者。若干年前，阿尔瓦曾这样对我说。这句话或许没错。她的姐姐约瑟菲娜、她们睡前翻的跟斗、海伦妮阿姨、身心憔悴的奶奶、从前的老同学、远房亲戚、唱片公司的老板，当然还有诺拉——在我的脑海里住着一大帮这样常常被我遗忘的人。他们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旅途，我不想让他们就此消失，那感觉就像他们从未出现过一样。

我开始改写我的小说。虽然有时候，我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写得太过阴郁，而且我也知道，要想把所有人都写得恰到好处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她。但这毕竟是我一直想为阿尔瓦做的事：我要让她成为一个不朽的小说人物。虽然这个故事我一直没有写完，但我绝对不会停止写作。我已经明白：只有在小说中，一切可能的事物才能同时存在。

我既可以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男孩，也可以是一个骑车从山坡上疾驰而下、摔断了胳膊依然不肯放弃的孩子；我可以是一个父母双亡后生活在梦里的孤僻男孩，也可以是一个父母健在、意气风发、深受女孩欢迎的学生；我可以是一个不敢表明心迹、遁入孤独的青年，也可以是一个乐观自信、紧紧掌控着自己生活方向的大学生；我可以是一个不知何去何从、中断学业进入一家柏林厂牌工作的失意者，也可以是一个与此无关、远渡重洋并一直生活在国外的男人。我可以做一个意志坚定的成功的摄影师，满足父亲的期待；也可以做一个作家，用另一种方式与自己的父亲和解。我在阿尔瓦那儿根本没有机会，因为她的姐姐没有失踪，她后来也不需要我。阿尔瓦在我这儿也没有任何机会，因为中学毕业后，我过得很好，根本就不需要她。我终于找到了此生的挚爱，却又过早地失去了她。我本可以在年轻时便将她留下，好好利用所有时光。或者我再也没有和她重逢，而是留在了诺拉身边，跟她生了一个儿子。或者我在蒙彼利埃长大，婚后膝下无子，根本就不认识阿尔瓦。

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在这千万种可能中，有一种成了现实。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只是巧合。从年轻时我就感觉到，自从父母死后，我的生活就走上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相比我的哥哥姐姐，我更爱不停地追问自己，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事情到底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只有我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无论我任凭过去对我施加影响，还是将它反驳得一无是处，我都还是我自己。一想到和阿尔瓦及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我就明白：这已经被我刻下许多明显痕迹的另一种人生，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错误。

因为，这就是我的一生。

像从前一样，马蒂依旧会在吃早餐时给我们念一些有趣的报刊文章，我们的地下室里甚至有了一张台球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我们两个竟然会成为朋友。”晚上打台球时，我问他，“小时候，我还觉得我会恨你。”

马蒂把一颗绿球打入球袋，算是回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漫不经心地跟我聊起了一个特别有天赋的学生。但我看得出，他其实有些尴尬。

“说说吧，”我说，“当年他们拿淋浴头喷我的时候，你真的没听见我的叫喊吗？”

“那是什么时候？”

“在寄宿学校的时候。我就在你宿舍门口叫着你的名字。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马蒂耸了耸肩：“我不记得了。”

我笑了。“你这个坏蛋，你肯定记得。”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略带愧疚的笑容。接着，他又漂亮地把一颗球射落袋中。

“别这样。”我说。

后来，我们一起到楼上的厨房，哥哥做了鸡肉三明治和蛋黄酱沙拉，这是他的拿手菜。他把盘子递给我，又把一罐牛奶放到灶台上。

他只是笑了笑。我们端着盘子，坐在电视机前。

“不得不说，这三明治做得真的很棒。”我舒服地躺在沙发上，又咬了一口。电视里正在放一部黑白电影，查尔斯·福斯特·凯恩走进纽约《问事报》编辑部，把办公室搅得天翻地覆。[32]

“尤勒斯，还记得那次我们一起躺在你们原来的卧室里吗？当时，你得知阿尔瓦撑不下去了。我想说几句宽慰你的话，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点点头。这一幕，我当然不会忘记。

“我当时真的很生自己的气。”马蒂说，“我是你哥哥，虽然这在我们这个年纪不算什么，但好歹我也是你哥哥。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想当时我可以说点什么。去看船展的时候，我总算想明白了。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当然这可能有点扯。”

我喝了一口热可可：“说吧！”

“就是……我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泰坦尼克号上。”哥哥摇了摇头，显然不是很习惯说这样的话，“我想说的是，我们注定要沉沦，不可能一直活在人世，这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面对这一切，究竟是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还是像那些音乐家那样，即便巨轮即将倾覆，依然勇敢地、有尊严地继续弹奏。这就像……”他低着头说，“就像阿尔瓦那样。”哥哥还想再说什么，但后来又摇了摇头，“不好意思，我实在不擅长这个。”

我已经慢慢习惯了阿尔瓦的离世。现在，我在大学里完成了注册，旁听哲学和英语文学的课程，晚上经常去散步。近来，我常常彻夜难眠，午夜过后独自在附近的街区游荡。我漫步的最后一站总是附近一家少有的这个时候还在营业的咖啡馆。它装修别致，却并不引人注目，一位老先生在钢琴前即兴演奏。“啊，喜欢格什温的人来了。”见我进来，他这样说。因为上次来这儿的时候，我曾经请他弹过乔治·格什温的曲子。我冲他点点头，又打量了一番仅有的几个顾客。他们都是这儿晚间的常客，我有些好奇，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儿，而不是待在自己家里。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原因，而我只想静静地猜测。

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不怎么去埃莱娜的诊所了。相反，我经常去英国花园散步。

“你还经常想她吗？”有一天，她问我。

“当然。”我脱口而出，想了想又说，“但没有几个月前那么频繁了。有时候，我会忘记她，那让我感觉很不好。”

“别这样，”她说，“现在你得开始朝前看了，这很重要。接下来这些年，文森特和路易丝都需要你。他们会交朋友，进入青春期，与人相恋，也会遇到各种困难，需要帮助。这些都摆在你面前，你一定会是个好父亲的。”

还没等她说完，我就意识到她说的没错。过去渐渐消散，而未来就在不远的前方。我能预见孩子们在学校里将会碰到的烦恼，也明白自己肩负着将他俩抚养成人的重任。他们的需求就像两座高山摆在我面前，以至于我几乎都没有发觉，他们的长大也意味着我的衰老。不知为何，我这么想着居然安心了不少。

我站在原地，抓住埃莱娜的手，说：“我可能没跟你说过，但有你在，我真的很高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感激你，感激你所做的一切。你拯救了我的哥哥，而我的孩子还这么喜欢你。”

埃莱娜伸手捋了捋额头的黑发：“当年我听说自己生不了孩子，心碎了一地。我当然只得接受这一点，但我一直觉得生命里永远缺少了些东西，这是一种永久的、沉默的遗憾。是你和你的孩子让这种感觉慢慢消失了。”

我欣喜地发现，这次交流有一种莫名的仪式感，就像我们相互递给对方一本重要的证书。我朝她点了点头，然后我们一道往前走去。我发现自己似乎感觉好了一些。

圣诞节我们在慕尼黑度过。除了丽兹和托尼，阿尔瓦的父亲也来了。见到自己的孙辈，他也振作了起来。他陪他们装饰圣诞树，还兴致勃勃地给他们讲起了自己在攀爬勃朗峰时的惊险事迹。但没过多久，我就看见他沉默地坐在沙发上出神。就在我想过去看看他的时候，埃莱娜坐到他身旁，跟他攀谈起来。

我自告奋勇给大家做饭，这天剩下的时间都待在厨房里，孩子们陪着我。文森特很快就觉得无聊了，跑了出去，路易丝则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你在干吗呢？”

“我在填火鸡，往里面加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