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啮着骨头的东西不肯停顿下来……那只是时间问题。使我继续说下去的是这一点，我抓住了博多不肯放手。重要的是有博多——博多的肌肉，博多毛茸茸的前臂，博多我的“纯洁的莲花”……她很有些尴尬，命令我说：“够了，开始吧，现在开始吧！”

是的，必须从电报这件事上开始说。通灵术使我比别人技高一筹，而电信技术又将我拉了下来……

话说有一天……电报来的时候阿米娜·西奈正在剪脚上的鸡眼。不，那不行，日期是省不了的。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我母亲右脚踝搁在左边的膝盖上，正在用一把尖头的指甲锉刀挖脚底心的鸡眼。哪个时辰呢？时辰也很重要。嗯，那么，是在下午。不，要紧的是得更加……是三点钟刚刚敲过，即使是在北方，这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一个仆人托着银盘子，上面放了个信封送给她。几秒钟以后，在遥远的新德里，国防部长克利希那·梅农（尼赫鲁去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了，他主动提出由他代行总理事务）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在喜马拉雅边境对付中国军队。“必须将中国人赶出塔格拉山脊，”就在我母亲撕开电报的当儿梅农先生说道，“绝不示弱。”但是这一决定与我母亲接到的电报所蕴含的意义相比简直算不上一回事，因为那个代号为“来航”的驱赶行动注定要失败，最后把印度变成为一个最为恐怖的场地，即战场。而那份电报暗地里却毫无疑义地使我处在危机当中，这场危机最终将会使我从此告别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在印军第三十三兵团正在按照梅农给塔帕尔将军的命令行事时，我也被推入到巨大的危险之中。仿佛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已经决定我也越过了界限，做了或者知道了我不该做或者知道的事，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仿佛历史已经决定将我毫不留情地放到我应该待的地方。在这桩事情上我一点儿发言权都没有，我母亲看着电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说：“孩子们，我们要回家了！”……在那之后，正如我一开始说到另一件事时一样，一切只是时间问题了。

电报上写的是：“请速回西奈先生心靴患重病萨拉姆艾丽斯佩雷拉。”

“当然你们得赶回去，亲爱的，”艾姆拉尔德姨妈跟姐姐说，“可是，真主啊，‘心靴’是什么东西啊？”

我大概，甚至很有可能只是第一个把自己无可否认的独特的生活与时代的故事写下来的历史学家。将来那些追随我的人无可避免地会在本书中寻找指导和灵感，这本书就是他们的《圣训》或者《往世书》或者《手稿》。我要对未来的评注者说的是，在你们研究“心靴电报”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时，不要忘记在向我扑来的台风眼中——或者换个比喻的说法，在向我发出致命一击的大刀上——有个单一的整合的力量。我指的是电信。

电报，电报之后还有电话，是导致我失败的原因。不过，宽宏大量一些，我不会责怪别人对我耍阴谋。虽然，我不难相信电信的控制者决心要取得对全国电波的垄断……我必须回到（博多在皱眉头）因果关系的乏味的循环之中。我们是在九月十六日乘坐达科他型飞机抵达圣克鲁斯机场的。不过为了解释电报的事，必须再追溯到更早以前。

要是说，从前艾丽斯·佩雷拉把乔瑟夫·德哥斯塔从她姐姐那里夺走因而犯了罪，那么，近几年来，她已经做出了不小的努力来赎罪了。因为四年来，她一直是阿赫穆德·西奈身边唯一的人。原先是梅斯沃德山庄的小丘如今到处是尘土，成天孤零零地同暴躁的东家待在一起，这让她付出极大的耐心，她的脾气真是好得无以复加。他总要她陪他坐到半夜，看着他喝酒，听他哇里哇啦地抱怨人生对他的不公。他在忘记了许多年之后，又想到了对《古兰经》重新翻译校注的事，他责怪家里人耗尽了他的精力，使他再也无力着手这项工作了。除此以外，因为只要她在他面前，他的怒气就全发泄到她头上，长时间骂骂咧咧的，那些不入流的话和无用的诅咒全是他在苦思冥想中发明出来的。她尽力采取谅解的态度，因为他孤单单的也很可怜。从前他一刻也离不开电话，如今这经济上变幻无常的时代已经破坏了他和电话之间的那种关系，他在金钱事务上再也不行了……他也受到奇怪的恐惧心理的折磨。当中国人在阿克赛钦地区修路的事被发现时，他相信过不了几天，黄种人的大部队就会打到梅斯沃德山庄来。是艾丽斯用冰镇可口可乐来安慰他说：“不要担心，那些中国人全是小个子，哪里打得过我们的大兵。你喝你的可口可乐吧，不会有什么事的。”

最后她再也受不了啦，她所以没走，是因为要求他增加工资，他也同意了。她把一大半的钱都寄回果阿给她姐姐玛丽。但是在九月一日时，她在电话中传来的甜言蜜语的引诱下也改变了主意。

这时候，她在电话上用去的时间已经同她的东家不相上下了，尤其在纳里卡尔女人打来电话时总是她接。令人生畏的纳里卡尔的女人这时缠住了我父亲，一天来两次电话，软磨硬劝地叫他卖房，告诉他说再顽固下去也毫无希望，就像秃鹫围绕着着火的库房那样围着他的脑袋扑打着翅膀……在九月一日，她们就像多年前的一只秃鹫那样，伸出巴掌打了他一个耳光，因为她们买通了艾丽斯·佩雷拉，使她抛弃了他。她再也受不了他了，大声嚷道：“我要走啦，你自己去接电话吧！”

那天夜里，阿赫穆德·西奈的心脏膨胀起来。憎恨、愤懑、自怜、悲伤等一起涌上心头，使他的心脏像吹气球一样胀大了，心动过速、心跳骤停，最后他像头牛一样倒了下来。在布里奇·坎迪医院里大夫们发现我父亲的心脏已经变了形——最近的一次扩大使他的左心室下部胀大了许多。用艾丽斯的话来说，就是“穿上了靴子”。

艾丽斯第二天无意中看见他倒在地上，她是忘了雨伞回来拿的。她就像个尽职的秘书那样，马上使用电信工具，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又给我们发了电报。不过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邮件检查，这份“心靴电报”到阿米娜·西奈手里时，已经是一个礼拜以后了。

“回孟买了！”我开心地高声嚷嚷，把机场上的搬运工也吓了一跳。“回孟买了！”我不顾一切地乐着，直到新近变得庄重起来的贾米拉发话才住口，她说：“哦，萨里姆，别闹了，真的！”艾丽斯·佩雷拉到机场来接我们（我们先给她发了电报）。接着我们便坐到黑黄相间的真正是孟买的出租车里，听着小贩“热豆子热”的叫卖声、骆驼、自行车、人群人群人群的喧闹，我快活得要命。心想，拉瓦尔品第同这个孟巴德维的城市一比，简直就像是乡下。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座城市的色彩竟然这样丰富，我忘记了凤凰木和三角梅的花竟然这样艳丽，而马哈拉克西米神庙的“水池”竟然那样深绿，交通警的阳伞黑白分明，他们身上的制服黄蓝相间。但所有一切中是大海的蓝色蓝色蓝色……只有我父亲发灰的面孔分散了我对五彩缤纷的城市的注意力，使我静下心来。

艾丽斯·佩雷拉领我们到了医院后，便去纳里卡尔女人那里上班了。这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母亲阿米娜·西奈一见到我父亲，立刻便来了精神，往日那种懒洋洋的灰心丧气的神态，隐隐约约的负疚感和鸡眼引起的疼痛都一扫而光，青春的活力又奇迹似的回到了她身上。她又像从前那样忙碌起来，以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要帮助阿赫穆德恢复健康。她把他带回家，住到二楼的卧室里，当年在资产被冻结时她就是在这地方护理他的；她白天黑夜陪他坐着，不辞劳苦地帮助他，给他以力量。她的爱也有了回报，因为阿赫穆德·西奈恢复得如此出色，就连布里奇·坎迪医院里的欧洲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此外，还发生了更为神奇的变化，那就是说，阿赫穆德在阿米娜的护理下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脾气都变了，他不再像原先那样整天骂骂咧咧、不住地酗酒，而是换了一个人。他痛悔过去的不是，变得宽厚大度，不住地哈哈大笑，最妙的奇迹是充满了爱。阿赫穆德·西奈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终于爱上了我的母亲。

而我呢就成为他们用爱情涂抹后祭献到圣坛上的羔羊。

他们甚至又睡到了一起，尽管我妹妹——在她犯猴儿脾气的一刹那间——说道：“睡同一张床，真主，呸，呸，多脏啊！”我却很为他们高兴。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更为自己高兴，因为我又回到了午夜之子大会的国土上。就在报纸上头条新闻朝战争迈进时，我又同我那些神通广大的伙伴恢复了联系，虽然对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一无所知。

十月九日——“印度军队全力以赴”——我觉得能够召开大会了（过了这么长时间，再加上我的努力，玛丽的秘密四周必要的围栏已经构筑起来了）。他们又回到我的脑海里。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往日的不和已经抛到脑后，大家尽力和和美美地重新团聚在一起。我们翻来覆去地说着久别重逢有多幸福。大家没有想到更为深层的真相——也就是我们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盼望合家团圆的前景要比团圆的时刻更加幸福，过不多久家里人还是得分手，各奔东西。在十月十五日——“印度受到无端挑衅”——有人把我一直避而不谈的问题提出来了：湿婆干吗不来？还有：你干吗没有把心灵全部敞开？

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在塔格拉山脊被中国人打败了——打得落花流水。北京的官方声明宣布：“中国军队被迫坚决进行自卫还击。”但是，就在这一夜，当午夜之子一致对我发动攻击时，我却无法自卫。他们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从各个方向发动了攻击，指责我暗中搞鬼、背信弃义、专横跋扈、自私自利。我的心灵已经不再是议会讨论的殿堂，而成为他们对我狂斩乱杀的战场。我再也不是“萨里姆大哥”了，在他们对我狂轰滥炸的时候，我只好一筹莫展地洗耳恭听。因为，尽管他们怒气冲冲地又吵又闹，我还是没法将已经封闭起来的管道打开，我没有勇气把玛丽的秘密告诉他们。就连一向最最坚定站在我一边的女巫婆婆帝最后也失去了耐心，“噢，萨里姆，”她说，“天知道巴基斯坦在你身上做了些什么，不过你变得真是太糟糕了。”

多年之前，米安·阿布杜拉的死毁掉了另一个大会，那个大会纯粹是借助他的意志力才捏合在一起的。如今，随着午夜之子对我失去信心，他们对我为他们构筑的东西也失去了信心。在十月二十日和十一月二十日之间，我继续召开——或者说试图召开——我们午夜的大会。但是他们从我这里逃开了，不是一个一个逃开，而是一二十个。每天夜里，出席会议的人越来越少，每个星期都有一百多个人避不出席。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上，廓尔喀兵和拉其普特人在中国军队面前四处逃窜，溃不成军。而在我心灵的上部，另一支军队也被争吵、偏见、厌倦、自私自利这类事情给毁掉了，这种事情我本来以为太渺小、太琐碎，根本不值得多费心思。

（可是乐观就像治不好的老毛病一样，仍然缠住我不放。我仍然相信——我现在还是相信——我们的共同点最终一定会战胜促使我们分离的力量。不，我绝不会认为，午夜之子大会寿终正寝的事最后要我来负责，因为最后使大会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毁于一旦的是阿赫穆德和阿米娜·西奈夫妇的爱情。）

……还有湿婆呢？那个我狠心地篡夺了他天生的权利的湿婆怎样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次也没有让自己的思维去找过他。但是他这个人在世上某个地方，这件事总在我心底某个角落里折磨我。湿婆这个破坏者，这个大膝盖……起初他使我因内疚而感到心里像被刀剐一样隐隐作痛，后来他时刻困扰着我的心灵。最后，随着对他这个人的记忆逐渐淡化，他成了类似原则那样的东西，他在我心中渐渐代表了世上与复仇、暴力以及爱恨交织有关的一切。因此，甚至就是现在，每当我听到胡格利河上漂着落水人的尸体肿得像气球一样，经过的船只一碰就炸裂开来，或者有人纵火烧火车，或者有政客给杀死，或者在奥里萨邦或旁遮普邦发生动乱，我仿佛都觉得这一切的后面都有湿婆在操纵着，他注定要使我们陷入到无穷无尽的谋杀、强奸、贪婪和战争之中——简而言之，那个湿婆使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他也是在午夜钟声敲响时降生的，他就同我一样，同历史紧密相连。连接的模式——我认为这也适用于我，希望我没说错——使他也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

我这样说，仿佛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似的，事实并非如此。但是，那话题也得像其他的事情一样得挨个儿来。我现在身体还不够强壮，没法说那个故事。

在那段时候，乐观的毛病又一次像传染病蔓延了开来。与此同时，我的鼻窦发起炎来。奇怪的是，塔格拉山脊的失利反而增加了人们对战争的信心，乐观的心情像充气过头的气球一样迅速地（也是危险地）膨胀起来。而我的鼻腔呢，一直过分充血，这时再也支撑不下去，终于完全阻塞了。就在议员们大谈特谈“中国侵略”和“我们英勇牺牲的战士的鲜血”之时，我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就在全国上下气壮如牛地鼓吹着，深信立刻就可以把那些小个子黄种人打得落花流水之时，我的鼻窦炎将我的面孔扭成一副怪相。这张面孔原先就怪，阿尤布汗看到了大吃一惊，瞪了好一会儿。乐观毛病一阵阵发作，学生们烧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人像。乐观得头脑发热的人群攻击制鞋的、卖古玩的和开饭馆的华人。政府也乐观得按捺不住，甚至将具有中国血统的印度公民（如今称为“敌侨”）拘禁到拉贾斯坦邦的集中营里。比尔拉工业集团向国家捐了一个小型步枪靶场，女中学生开始军训。但我，萨里姆，却觉得像是要窒息而死似的。乐观的心情将空气搞得沉闷不堪，它就是不肯进入到我的肺里来。

乐观的毛病旧病复发，在最严重的受害者当中就有阿赫穆德和阿米娜夫妇俩。有新生的爱情作为媒介，他们立刻就感染上了，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狂热的群众运动当中去。当莫拉尔吉·德赛这位喝尿的财政部长发出“捐献首饰买武器”的号召时，我母亲捐出了她的金手镯和翡翠耳环。当莫拉尔吉发行一期国防公债时，阿赫穆德·西奈认购了一大堆。仿佛战争给印度带来了新的黎明。《印度时报》上刊载了一幅漫画，题目是“与中国开战”，上面画着尼赫鲁望着一张分别标有“情感积分”“产业秩序”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曲线的图表，大声嚷道：“真是空前的好！”我们——整个国家、我的父母和我——在乐观的海洋中漂浮，盲目地朝暗礁漂去。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喜欢类比。每当我们发现在显然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件和那一件东西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我们总是高兴地拍巴掌。这是民族对形式的渴望——或者只是表明我们内心深信在现实的内部隐藏着形式，意义只是在一瞬间才表现出来。我们所以容易受到征兆的影响，其原因盖出于此……例如：当印度国旗第一次升起时，在德里那块田地上出现了一道彩虹，一道橘黄色和绿色的彩虹，我们觉得受到了上天的保佑。我就在这种类比中出生，发现这种心理时刻跟踪着我……就在印度人盲目地滑向军事上的灾难之时，我自己的一场大灾难（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也很快就要降临了。

《印度时报》上的漫画说到了“情感积分”，在梅斯沃德山庄存留下来的最后一幢房屋白金汉别墅里，情感积分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阿赫穆德和阿米娜就像两个整天在谈情说爱的年轻人一样。就在北京《人民日报》抱怨“尼赫鲁政府最后扔掉了不结盟的外衣”时，我和我妹妹都没有抱怨，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不用在父母亲的战争中假装不结盟。无论战争会使印度怎样，在我们这座二层楼高的小丘上已经停止了敌对行动。阿赫穆德·西奈甚至同瓶中精灵每夜进行的斗争也停止了。

到十一月一日——《印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我的鼻腔处在极大的危机状态中。虽然我母亲逼着我每天使用维克斯牌鼻通，并且将维克斯牌油膏溶化在水中加热，倒在碗里，再要我用毯子蒙住头吸蒸汽，我只好照办，但这对我的鼻窦完全无效。也就是这一天，我父亲朝我伸出双臂，说道：“过来，儿子，过来，让我亲亲你。”我快乐得几乎发晕（也许乐观的毛病最后也传染到我身上），让自己被他按在他松软的肚皮上。但是，在他放开我时，我的鼻涕弄脏了他的丛林夹克衫。我想就是这件事最后导致了我的垮台，因为那天下午我母亲开始出击了。她打了个电话，骗我说这是打给一个朋友的。正当印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攻势的时候，阿米娜·西奈在谎言的掩护下策划着让我垮台。

不过，在我描述进入到我后半生的荒漠中之前，我得承认我极大地错怪了我的父母亲。就我所知，自从玛丽·佩雷拉坦白了她的罪行之后，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我在这篇故事中好几处地方，把这一点归结为在某些方面缺乏想象力——我大概说过，他们一直还把我看成是自己的儿子，就因为他们没法不这样想象。不过，也可以做出比较糟糕的解释来——例如，他们不愿意认一个已经在贫民窟里生活了十一年的顽童为子。但是我希望能提出更为高尚一些的动机来，也许，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尽管我是黄瓜鼻子、花面孔、没下巴、太阳穴上长角、罗圈腿、缺掉手指尖、像和尚样的头上秃了一块、左耳又听不清（应该承认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尽管玛丽·佩雷拉在半夜三更时将新生儿掉了包……我要说的是，尽管有这些那些令人不快的地方，我的父母亲也许仍然爱我。我从他们那里缩回到自己的秘密世界里，我怕他们会讨厌我，我无法承认他们的爱竟然会有可能克服我的丑陋，甚至比骨肉之情更强。当然，很有可能的是，经电话安排最后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的那件事，完全是出于最为良好的动机，我父母亲出于爱把我给毁了。

十一月二十日真是个可怕的日子，那个夜晚也是个可怕的夜晚……六天以前，就在尼赫鲁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冲突开始了。印度军队——“印军全面出击”——攻击了瓦龙的中国人。瓦龙失利，以及卡乌尔将军的四个营全线溃败的消息是在十八日星期六那天传到尼赫鲁手中的。在二十日星期一那天，电台和报纸上全是这方面的消息，它也传到了梅斯沃德山庄。“新德里魂飞魄散！印度军队一败涂地！”那一天——也就是我保持原来生活方式的最后一天——我蜷缩着身子和妹妹和父母坐在我们的德国收音机旁边，无线电波使我们心中对真主和中国人充满了恐惧。我父亲这时候说了一句预言：“老婆，”他的口气很是严肃，而贾米拉和我呢吓得直发抖，“太太，这个国家完了，破产了，垮掉啦！”晚报宣布了乐观毛病的终结：“群众的士气消耗殆尽”。在那之后，还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东西也消耗殆尽了。

我上床时，脑子里满是中国人的面孔、枪炮和坦克……但到了午夜，我的头脑变得又空又静，因为午夜的大会也同样消耗殆尽了。在那些法力超常的儿童中唯一愿意同我说话的就剩下女巫婆婆帝，这个准会被“鸭子”纳西埃称为“世界末日”的现实把我们弄得垂头丧气，我们只是默不作声地面面相对，什么也不能干。

消耗殆尽的还有其他与这个物质世界有关的东西：在巴克拉·南伽尔水电厂的大坝上出现了一条裂缝，结果大坝后面大水库的水便从裂缝里一泻千里……纳里卡尔的女人的“垦拓财团”除去一心一意地聚敛钱财之外，无论对乐观毛病还是战败还是其他任何事情一律不闻不问，她们继续从大海里捞取田地……但是最后撤退，也就是本章题名真正的由来，发生在第二天一早，那时我已经松了口气，以为事情毕竟会出现转机……因为就在早上我们收听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也就是中国人突然毫无必要地停止前进了。在控制了喜马拉雅高原之后，他们显然心满意足了。“停火！”报纸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我母亲欣慰得几乎晕倒。（有消息说卡乌尔将军被俘，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发表评论说：“不幸的是，这一传闻完全不正确。”）

尽管我眼里泪水涟涟，鼻窦肿胀，但我很高兴。尽管午夜之子大会寿终正寝了，我沐浴在洋溢在白金汉别墅里的欢乐阳光之中。因此在我母亲提出：“我们去庆祝一下吧！孩子们，去野餐，好不好？”我自然立刻就表示赞成。那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我们帮着做三明治和千层饼，我们在卖汽水的铺子前停下来，把装冰的洋铁桶和成箱的可口可乐搬到我家的罗孚车的后备厢里去。父母亲坐在前面，我们两个孩子坐在后座。汽车驶了出去，一路上歌手贾米拉给大家唱歌。

我塞着鼻子，瓮声瓮气地问：“我们到哪儿去呀？去居胡？还是艾里分塔？还是马尔维？是哪儿呀？”我母亲尴尬地微笑着：“叫你想不到，等会儿就知道了。”大街上全是一群群心头如释重负的欢乐的人，我们的车在其中穿行……“开错方向了，”我嚷道，“这条路哪里会通到海边去啊？”我父亲和母亲同时开了口，以安慰的态度满面笑容地说：“我们先要停一下，然后就去，说定了，好吗？”

电报把我召了回来，无线电波把我吓坏了，但预订下我完蛋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的却是电话……我的父母亲对我撒了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