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得出结论，那就是再也不能让我的敌手、我掉包的兄弟湿婆进入我心灵的论坛里面。我得承认，这样做的动机并不高尚。我怕他会发现那个我肯定无法隐瞒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出生的秘密。对湿婆来说，世界完全由物构成，历史只能看作是自己同人群的不息的斗争，他肯定会坚持讨还原本应该属于他的权利。一想到我那个膝外翻的对手取代我住在我幼年那个蓝色的房间里，而我呢，只好郁郁寡欢地离开这个两层楼高的小丘，回到北边的贫民窟里，我就吓坏了。我拒不承认拉姆拉姆·赛思原来是给温吉的儿子在算命，而总理的信本来是给湿婆的，渔夫也是为湿婆而指着远方的大海的……简而言之，我已经做了十一年的儿子，这要比仅仅是血缘上的关系重要得多，我决心从此再不让那个破坏成性、喜爱暴力的另一个我进入到那个越来越难以驾驭的午夜之子大会理事会当中。我要以我的生命来保护我的秘密——这秘密原先是玛丽的。
这一阶段，好些夜晚我都根本不召集大会——倒不是因为大会近来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而仅仅是因为我意识到，我需要在新近得知的这个问题周围竖起一道障碍，免得让其他孩子知情。这需要时间，需要静下心来思索。最后，我的信心恢复了，我觉得可以应付了……但我很害怕湿婆。所有这些孩子当中他最凶狠、能耐最大，别人探不出来的东西他可以刺探到……无论如何，我避免与其他的午夜之子接触。接着，我突然意识到没有时间了，因为将湿婆放逐出去之后，我发现自己也被放逐了，我给送到了一个再也无法与我的五百多个同伴接触的地方，我被送过了印巴分治形成的边界，来到了巴基斯坦。
一九五八年九月底，我舅舅哈尼夫的丧期即将结束时，老天大发慈悲下了一场大雨，将我们团团裹住的尘土奇迹般地一下子消失了。我们洗了澡，换上新近洗过的衣服，打开了吊扇，大家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从浴室里出来，心情也为之一振，以为事情就此有了转机，然而这种乐观心情只是幻想。我们看见阿赫穆德·西奈满身灰尘，根本没有洗澡，他手上拿着威士忌瓶子，眼眶充血，醉醺醺地狂躁不堪，摇摇晃晃地从办公室里走上楼来。他一直在自己隐秘的幻想世界里面反复思考玛丽坦白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事实，由于酒精的某种反常的作用，他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怒气。但怒气发泄的对象既不是离开了这个家的玛丽，也不是仍然在他面前的掉包孩子，而是我的母亲——我应该说是阿米娜·西奈。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他应该恳求她的宽恕，但他又不肯，阿赫穆德·西奈一连几个钟头痛骂她，听得家里的人毛骨悚然。我不想重复他骂的那些粗话，以及他叫她去死的那种种可恶的建议了。最后“母亲大人”出面干涉了。
“女儿呀，从前，”她说，对阿赫穆德接连不断的咒骂不理不睬，“你父亲和我，叫什么名字来着，曾经跟你说过，离开一个不称职的丈夫没有什么丢脸的。现在我又要说，你这个男人实在是，叫什么名字来着，下作得没法说。你走吧，今天就走，带上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来着，不要再听他那些脏话，他说那些话，叫什么名字来着，简直就像是阴沟里的畜生。带走你的孩子，我是说，叫什么名字来着——你的两个孩子。”她说，把我搂在她胸前。“母亲大人”一承认我的合法地位，就没人敢提出异议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她对这个拖鼻涕的十一岁孩子的支持甚至影响了我那个骂骂咧咧的父亲。
一切由“母亲大人”做主，我母亲就像油灰——就像制陶用的黏土——一样，捏在她那双无所不能的手里任她摆布。那时候我外婆（我必须继续这样称呼她）仍然相信，过不了多久她和阿达姆·阿齐兹就会迁往巴基斯坦，因此她关照艾姆拉尔德姨妈把我们，即阿米娜、“铜猴儿”、我甚至还有皮雅舅妈一起带走，在那里等她去。“在困难的时候，叫什么名字来着，”“母亲大人”说，“姐妹之间必须互相照应。”艾姆拉尔德姨妈显得很不乐意，但她和佐勒非卡尔将军都默默地同意了。由于我父亲疯疯癫癫地胡来，我们都很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而佐勒非卡尔一家已经订好了这天夜里的船票，于是就在那一天我离开了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家，家里剩下的只有阿赫穆德·西奈和艾丽斯·佩雷拉两个人。因为在我母亲离开她第二个丈夫时，家里其他的仆人也都走掉了。
在巴基斯坦，我第二个飞速成长的时期结束了。也是在巴基斯坦，我发现不知是什么原因，国界“干扰”了我对其他五百多个孩子思想上的发送。因此，在我第二次被从家中赶出来的同时，我也被剥夺了作为我最真实的生而有之的权利的法力，那就是午夜之子的法力。
我们的船在一个热得像蒸笼样的下午停靠在卡奇沼泽地。我半聋的左耳热得嗡嗡响，但我还是宁愿待在甲板上观望，那些隐隐约约给人以不祥预感的小划子和渔民的三角帆船在我们的船和沼泽地之间摆渡，不断地来来回回，运送用帆布蒙起来的货物。大人在主甲板下面玩“好西”游戏，我不知道“铜猴儿”跑到哪儿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坐真正的船（不算有时到孟买港美国军舰上去，那只是去玩儿。叫人尴尬的是军舰上总会遇到几十个马上就要临盆的妇女，她们跟着一起来，巴不得能在船上分娩，这样孩子生在美国船上，天生就有美国国籍）。我透过热烘烘的薄雾朝沼泽地看去，卡奇沼泽地……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很有几分神奇，既渴望又害怕去这地方看看。这块地方变来变去，半年是陆地半年是海洋。据说在海水退去时，常常会留下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例如：百宝箱、惨白的海蜇，偶尔还会有传说中的怪模怪样的男性人鱼在喘气。平生第一回看到这片半干半湿的地方，这一片噩梦似的沼泽地，我本应十分激动。但天气那么热，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切使我心事重重。我的上唇仍然像小孩一样拖着鼻涕，我心中却觉得异常压抑，我感到自己仿佛从一个拖得过分长的流着口水的童年一步跨入到提早降临（尽管仍然漏洞百出）的老年。我的嗓音变得深沉了，家里人要我修面，我的脸上东一处西一处的血迹，那是剃刀把酒刺刮破了……船上的事务长走过我身边，说道：“最好还是到下面去，孩子，现在这个时间最热了。”我问起摆渡船的事。“只不过是补给罢了。”他说着走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待在那里想心事，我将来有什么好指望的呢？佐勒非卡尔将军很勉强地把我们接受下来，艾姆拉尔德姨妈呢得意扬扬，她一定很高兴有机会在不幸的姐姐和守寡的嫂嫂面前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财产，还有他们骄横霸道的儿子扎法尔……“巴基斯坦，”我大声说道，“完全是个堆废物的地方！”我们甚至还没有到达那里呢……我看着小划子，它们仿佛穿过令人头晕目眩的薄雾在游泳。甲板也仿佛在剧烈地摆动，尽管这时其实并没有刮风。尽管我努力想要抓住船栏，船舷晃动得太快了，船栏向上翘起，砸到我的鼻子上。
我就是这样来到巴基斯坦的，除了两手抓空以及得知了我出生的真相以外，还有点儿中暑。那艘船叫什么名字呢？那时候在孟买和卡拉奇之间有两艘轮船对开，直到后来由于政治原因才告结束。那两艘一模一样的船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坐的船是“萨巴尔马提号”，另一艘船在我们抵达卡拉奇港前恰巧从旁边驶过，它名叫“萨拉斯瓦提号”。我们离开印度时坐的船与司令同名，这又一次证明了无法摆脱事物的反复出现。
我们坐在闷热而灰尘扑面的火车里抵达拉瓦尔品第。（将军和艾姆拉尔德坐的是空调车厢，他们给我们其他人买的都是普通的头等车票。）但我们到达拉瓦尔品第时觉得很凉爽，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涉足于一座北方城市……在我的记忆中，它是一个没有特色的低矮的城市。军营、水果店、运动物品制造业，街上的高个子军人、吉普车、在家具上雕花的工人、马球。在这座城市里可能会很冷很冷。在一个昂贵的新住宅区里，有一幢用高墙围住的大房子，墙头上竖着铁丝网，还有哨兵在四周巡逻，这就是佐勒非卡尔将军的府第。在将军卧室里的双人床旁边有个浴盆。家里有条口号：“让我们拿出干劲来！”仆人们身穿绿色军用套衫，头戴贝雷帽，晚上从他们的住房里飘来了印度大麻和大麻脂的气味。家具都很昂贵，漂亮得难以置信，艾姆拉尔德的鉴赏力真是无懈可击。尽管这所宅子完全带有军队的气息，但它死气沉沉的，就连镶嵌在餐厅墙壁上的鱼缸里的金鱼也像是有气无力地在吐气泡，这里最有趣的居民或许并不是人。你让我停一停，先把将军的狗邦佐描述一番。对不起，那是条母的小猎兔狗，很有些年纪了。
这条甲状腺肿大、皮肤薄得像纸一样的老古董一辈子都懒洋洋的，没有什么用。但在我中暑还没有痊愈时，它却大大出了一次风头。这场轰动在我们抵达之后还是第一次——可以说成为“胡椒瓶革命”的前奏。一天，佐勒非卡尔将军带它去训练场，他要在那儿视察工兵在专门布置好的雷场上扫雷。（将军急煎煎地想在整个印巴边界布雷。“让我们拿出干劲来！”他常常高喊。“让我们叫那些印度教徒不得安生！我们要把入侵者炸成碎片，叫他们剩不下什么东西可以转世。”不过，他对东巴基斯坦的边界并不过于关心，他认为“那些黑鬼是会把自己照管好的”。）……这会儿邦佐从皮带里挣脱出来，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急着去抓，不知怎么的还是没抓到，邦佐蹒跚地闯到雷区里面。
人人大惊失色。扫雷兵进入雷区，一步一探往前走，动作慢得叫人发疯。大看台上佐勒非卡尔将军和其他军官马上蹲下身子找掩护，等着爆炸……可是没有声音。巴基斯坦陆军的精英人物从垃圾桶里面或者板凳后面朝外张望，只见邦佐鼻子在地上闻着，一边不慌不忙地在满布致命的地雷的场地中间走着，逍遥自在得很。佐勒非卡尔将军把他的鸭舌帽抛到了空中。“见鬼！真是妙极了！”他嚷嚷道，尖细的声音从他鼻子和下巴之间给挤了出来，“这老家伙能够嗅得出地雷！”于是邦佐立即被征入伍，成为四条腿的扫雷兵，并享受准尉副官的待遇。
我所以要提到邦佐的事，是因为从此以后将军就有了一个对我们旁敲侧击的话头。在佐勒非卡尔这一大家子里，我们西奈家来的几个人，还有皮雅·阿齐兹只会吃饭不会干事。将军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就连这条混账老母狗都能挣钱养活自己，”我们听见他低声咕哝，“可我家里挤满了根本没有干劲、什么鬼事情也干不了的人。”不过到十月底之前他（至少）会对我的在场而感激不尽了……而离“铜猴儿”的变化也为时不远了。
我们同扎法尔表弟一起上学，如今我们家庭破裂，他似乎不急着想要娶我妹妹为妻了。但他最糟糕的毛病是在一个周末给我发现的，那天我们被带到将军在纳齐亚·加里的山间别墅去，那地方在穆里再过去。我兴奋得不得了（大夫刚说我的病好了），大山！有可能看见豹子！冷得刺骨的空气！因此，在将军问我同扎法尔合睡一床好不好时我一点都没有在意，就连别人在我们床垫上铺橡胶垫子时我也没有起疑……半夜里，我睡梦中只觉得身子底下热烘烘的，醒来一摸原来是一大泡臊气的液体，我吓得大声喊叫起来。将军赶到我们床边上，把他的儿子揍得半死。“你是个大人了！见你的鬼去！还干这种事情！叫你拿出干劲来！屁用也没有！谁会这样出丑呀？孬种，一点不错！活见鬼，生个儿子是孬种……”我表弟的遗尿毛病一直没好，成为家里的丢人事儿。打骂完全无用，尿液还是从两腿之间流出来。有一天甚至在他醒着时也出了洋相，不过这是胡椒瓶在我的协助下进行了某些行动之后的事了。这证明虽然在这个国家心灵感应的气波受到了干扰，但这种联系的方式似乎仍然有效。既是在主动-字面意义又是在比喻意义上面，我为改变这个圣洁的国土的命运也出了一把力。
在那段日子里，“铜猴儿”和我眼见我母亲一天天消沉下去，却无能为力。她在炎热的天气里一向总是忙个不停的，但在北方寒冷的气候中却萎靡不振了。接连失去了两个丈夫，在她自己眼里她也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同时，还需要把母子之间的亲情重新建立起来。有一天夜里，她紧紧搂住我说道：“孩子，每个母亲对孩子的爱都是慢慢形成的。并不是婴儿一出生就有了，而是渐渐形成的。十一年来，你一直是我的儿子，我爱你。”但在她温柔的态度之中也掺杂着一种生分感，仿佛她是在努力劝说自己一样……“铜猴儿”半夜在对我说悄悄话时也显得有点儿生分。“嘿，哥哥，我们干脆把水泼到扎法尔身上去，他们一定会以为他尿床了呢！”我感到我们之间有了距离，这使我看出，尽管她们使用了儿子和哥哥这两种称呼，但在她们内心一定会想到玛丽坦白的秘密，努力想要克服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当时我并不知道她们并没有办法将我自然而然地看成是真正的儿子和哥哥，我心中还时刻害怕湿婆，因此心中越发幻想能够证明自己配得上做她们的亲人。尽管“母亲大人”承认了我的合法地位，但我一直没法真正安心，这种情况直到三年之后才有了改变。那天在阳台上，我父亲说：“过来，儿子，过来，让我亲亲你。”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夜间才会表现得那么好。
……博多，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对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所知甚少。但是在十月份的那一天，他可以看出正在准备一个非同寻常的宴会。十一岁的萨里姆根本不知道一九五六年的宪法以及宪法日益受到了破坏。但他的眼睛不会不注意到，下午来了不少陆军的安全人员和宪兵，他们暗暗地在花园里所有的树丛后面设下了岗哨。他对派别斗争和古拉姆·穆罕默德先生的种种无能的表现一无所知，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艾姆拉尔德姨妈戴上了最好的珠宝。两年之间连换了四任总理的闹剧并没有使他发笑，但他可以从笼罩在将军府第的戏剧性气氛中，感到类似最后一幕的场面即将来临。他对共和党的兴起毫无知觉，但对出席佐勒非卡尔宴会的来宾名单很感兴趣。尽管他对这个国家里那些名字一无所知——乔杜里·穆罕默德·阿利是谁呀？还有苏赫拉瓦迪呢？冲德里加呢？诺翁呢？他姨父和姨妈小心翼翼地对来宾名单保密，使他莫名其妙。尽管他曾经在报纸上剪下过有关巴基斯坦新闻的标题“猛掷家具将东巴副议长砸死”，他一点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下午六点钟时一长列黑色豪华轿车来到了警卫森严的佐勒非卡尔府第。汽车车头上为什么插着旗帜？汽车里坐的人为什么一笑都不笑？还有就是艾姆拉尔德和皮雅和我母亲站在佐勒非卡尔将军身后，为什么大家脸上的表情仿佛不是准备宴会而是准备丧事一样？究竟是谁或者什么东西快要去世了？坐在豪华轿车里来这里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这儿做什么？——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踮着脚尖站在我母亲后面，望着那些神秘的汽车的染色玻璃。
车门开了，侍从、副官从车子里跳了出来，打开后面的车门，站得笔直地行礼。我姨妈艾姆拉尔德脸上一小块肌肉抽动起来。接着，从插着旗帜的汽车里钻出来的是些什么人？留着八字胡子、拿着轻便手杖、目光炯炯、胸前挂满勋章、肩上缀着星星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究竟姓甚名谁？萨里姆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编号，但军阶是认得的。神气地佩戴在胸前的勋章和缀在肩上的星星表明来宾确实是军队中的顶尖人物。从最后一辆汽车中走出来的是个高个子，他的脑袋圆得令人吃惊，就像是那个铁皮地球仪一样，只不过上面没有画经纬线罢了。尽管他脑袋像地球，但他可没有像“铜猴儿”踩破那个地球仪那样上面贴着标记，不是“英国制造”（尽管肯定是桑赫斯特出身）。他在一长列敬礼的勋章和星星中间穿过，来到艾姆拉尔德姨妈前面，同时朝其他军官还礼。
“总司令，”我姨妈说，“欢迎大驾光临。”
“艾姆拉尔德，艾姆拉尔德，”地球形状的脑袋开口说道——嘴上整整齐齐地留着八字胡子，“干吗这样郑重其事，这样客气呀？”听了这话，她一边拥抱他一边说道：“啊，阿尤布，您真帅极了！”
他当时还是将军，不过不用多久就会是元帅了。……我们跟在他身后走进屋子。我们看着他喝（水），笑（声音很大）。在宴会上我们又看着他，看见他吃起东西来就像个农民，八字胡上沾满了肉汁……“听着，艾姆，”他说，“每回我来你总是这样张罗！我只是个普通军人，你给我简单些，煮点木豆和米饭就是一顿盛宴了。”
“是军人，先生，”我姨妈回答，“但是简单——那可不成！绝对不成！”
我已经穿上长裤了，因此有资格挨在表弟扎法尔身边坐在席上，在我们身边全是些勋章和星星。不过，由于我们年龄幼小，我们没有说话的分儿。（佐勒非卡尔将军以军人的口气尖声警告我：“只要咕噜一声，就把你拉出去关禁闭。要是你想待下来，就不要则声。明白了吗？”扎法尔和我不则声，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又看又听。不过扎法尔不像我，他并没有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他这个姓……）
十一岁的孩子在席上听到了些什么呢？人们快快活活地说到“那个苏拉瓦底一向反对巴基斯坦的观念”——或者说诺翁时问“什么，那么谁又该叫黄昏呢？”对这些话，他们懂什么呢？人们在谈论选举舞弊和黑钱，是什么危险的潜流透过他们的皮肤，使得他们手臂上软软的茸毛竖了起来呢？当总司令引用《古兰经》时，十一岁孩子听到了又理解多少呢？
“《古兰经》上写着，”圆脑袋的人一开口，“勋章”和“星星”们都安静下来，“我们也毁掉了阿德和赛莫德。尽管他们眼力尖锐，恶魔使他们把自己做的坏事看作是善行。”
话一出口，就像是个信号。我姨妈挥挥手，命令仆人全部退下。她自己也站起身来，我母亲和皮雅也跟着一起走开了。扎法尔和我也从座位上站起身，但是他，他本人从布置豪华的桌子另一头吩咐道：“小伙子应该留下来，归根到底，将来是他们的。”小伙子又怕又骄傲，遵命坐了下来，大气不出。
现在完全剩下了男子汉。圆脑袋的脸色有了改变，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掠过一阵阴影，显得不顾一切了……“一年之前，”他说道，“我对你们大家讲过，给政客们一年时间——这话我有没有说过？”大家点着头，低声附和。“先生们，我们给了他们一年时间，但局势发展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我再也没法容忍下去了！”“勋章”和“星星”们脸上都现出一副严肃的政治家的表情，下巴一沉，目光炯炯地展望未来。“因此，就在今夜，”——不错！我就在场！离他只有几码远！——阿尤布将军和我，我自己和老阿尤布汗！——“我将接管整个国家！”
两个十一岁的孩子对宣布发动政变的消息有什么反应呢？在听到“……全国财政情况混乱得令人震惊，到处是贪污腐化的现象……”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绷紧下巴呢？他们的目光会不会集中注视那光明的未来呢？两个十一岁的孩子听到一位将军高喊：“从现在起废除宪法！中央和各省议会全部解散！立即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你想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
在阿尤布汗将军说“现在实行军管”时，扎法尔表弟和我都知道他的声音——这声音中充满了权力和决心，并且带有我姨妈丰盛的菜肴的余味——意味着一件事，对那件事我们只是知道一个词儿，那就是背叛。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仍然昂着头，但是扎法尔却失去了对一个更加尴尬的器官的控制。他裤子前面湿了开来，因为害怕，黄色的液体从他两腿之间滴滴答答往下直流，弄脏了波斯地毯。“勋章”和“星星”们嗅到了一点儿怪味，大家满面憎厌地朝他望去。接着（最为糟糕的是）哄堂大笑起来。
佐勒非卡尔将军刚刚开始讲话：“对不起，长官，请允许我演示一下今夜将要采取的行动……”就在这时，他儿子尿湿了裤子。狂怒之中，我姨父揪住他儿子拉出房间去：“龟子儿！婆娘！”随着扎法尔被拖出餐厅，传来了他父亲又尖又细的吼声，“胆小鬼！同性恋！印度教徒！”面孔像潘趣乃乐的将军嘴里咒骂着，把他的儿子赶上楼去……佐勒非卡尔的眼睛紧紧盯住了我，其中带着恳求的意味，拯救家庭的荣誉吧，我儿子太丢脸，给我挣点面子吧。“孩子，你！”我姨父说，“你跟我来，帮我个忙，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