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线盒。”他说着，头也没有抬。
“针线盒？给谁做的？”
“给莱诺拉·波莱佳。我妹妹要送给她做生日礼物。”
我从侧面看着他，脸上露出傲慢的微笑。“罗拉大概是你的宝贝吧，克里斯多夫？”
这位憨厚的好青年听到我的这个不讲情面的问话，刷地满脸通红，直红到耳根。他好像对他的狼狈相很气愤。“你们当初就不该把她拉到你们拉丁跳舞学校去！”他说，同时愤愤地把他的刀劈进那片桃花心木薄板里去。
“你大概嫉妒了吧，克里斯多夫？”我问。
他没有回答，他半似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除非她是我妹妹！”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胜利，因为以后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再单独跟罗拉会面。整个夏天，有几个星期天下午，她在花园背后的人行道上碰到过我，但由克里斯多夫和他的妹妹陪伴着，而那个好青年又那样骄傲地走在她身边，好像愿意为了她跟全体拉丁人作对似的。每当我跟他们攀谈起来时，她自己也显然在寻找各种理由催促他人快走。
后来，在米迦勒节集市开始时，又搭起了旋转木马，我又一次大胆地抱定希望。每天晚上，黄昏一到，我就到广场去。我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丢开我的朋友弗里茨，结果弄得他非常不高兴。但在偶尔出现的那些女骑者中，我始终没有找到那个细高个儿的褐姑娘，我跑到这儿来原本就是为了找到她呀。我一个人穿过宫殿花园的一条条黑暗的小道，无精打采地重寻第一次溜走了的幸福回忆。
当我冬初遵照父命离开家乡的拉丁语学校，到德国中部的一所文科中学去深造时，这一切便突然结束了。我的捕蝶网是不是还在荒原边的那棵茂盛的树上挂着？我不得而知。我再也没有到过那里。那种黑莓蝶，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捕到。
<h2>在大学里</h2>
从那时起，过去了好多年。
我离开那所隐修院式的学校的藩篱以后，才头一次回到家乡来消磨秋天的几个星期。我所有的同学中，只有克里斯多夫还留在家乡的小巢里。其余的人，包括弗里茨，都飞走了。有的去过快活的大学生生活，有的远涉重洋，有的坐在商人昏暗的写字间里，总之，都根据各人的志愿和情况决定了自己的去向。克里斯多夫已成长为一个粗壮的小伙子，他在准备外出。他已升为帮工了，正打算出去游历。但在此之前，我们又一起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做了一次工。一个送给我上大学的很大的烟盒，便是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那位精力充沛的波莱佳太太已于一年前暴病身亡，她的女儿不久后就迁到州立大学所在的小城一位未婚的老姑妈家里去，这位老太太已立遗嘱认她为一小笔财产的唯一继承人。那座窗前有菩提树的房子，母亲死后已卖出还债了。法国裁缝只好在另一家裁缝铺里当了一名伙计，日子过得倒也快活。一个星期天下午，我遇到他时，他正坐在教堂墓地一角的长凳上。他那突出的颧骨上的皮肤更黄了，他的黑头发几乎全白了，他有些咳嗽，但晒着太阳他好像感到很舒适。“喂，菲利普先生！”他认出了我，高声说着，把他那瘦长的手的两个手指伸给我，别的手指还握着那个老式的谁都熟悉的陶瓷烟壶。“当初——那是什么时代呀，菲利普先生！”他叹了口气继续说，“我的老伴，她已经带着她的五味瓶到那边的黑十字架底下去了。那孩子，那罗拉，”他吞咽了几次，又吸了一撮鼻烟——“您一定听说过了！——她不愿意，她不愿意丢下她可怜的父亲一个人不管，我不得不用力把她搂住我的小手掰开。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应该有孩子的幸福啊！”他低下头，双手懒洋洋地放在膝盖上。“我可以把她的信拿给您看！”接着他又说，“您会看见，菲利普先生，您是一位有学问的人！那字迹那么可爱，所有的话语都那么亲切美好，就是一位侯爵夫人也不能写得更好了！”
就这样，他又说了一阵子，直到我离开他。
我没有再见到这位法国裁缝，因为几天后我就动身先到别的州的一所大学里去学习法律了。过了半年，我母亲写信告诉我（我曾把我看到裁缝的情况告诉过她）：波莱佳先生，路易十六宫廷暖炉火夫的孙子，也在黑十字架下面找到了永恒的安宁。
三年以后，我来到我们的州立大学，以便考试前在这里修完法定一年的功课。前一学期我在海德堡曾和弗里茨住在一起，他也想在明年秋天回去。但我的朋友克里斯多夫已经读完了他的“大学”，现在他是一个大家具店的领班工人。一天下午，我在公园里遇到他，他坐在那里好像是在想什么心事，面前摆着一大杯淡啤酒，香烟的烟雾在他周围缭绕。他那很重的金黄色的络腮胡子和漂亮的市民服装，使我很靠近他时才认出他来。当我一声不响地把手放在他肩上的时候，他急忙骄傲地转过头来看我。我没戴有颜色的帽子，但显然可以看出我仍属于他所不喜欢的“拉丁人”之列。不过他一认出了我，眼睛一亮，显得无比惊喜。“菲利普，是你吗？”他说，同时像一个女孩子忸忸怩怩地拉起我伸过去的手紧紧地握着。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谈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父母和同龄人。当我后来回想起那次不幸的冰上滑行时，我也打听了一下我们小时候共同的恋爱对象。
莱诺拉还住在她的亲戚家里，那是一个年老的女裁缝，她跟着这个老太太到有钱人的家里去揽活。不过，克里斯多夫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越来越不爱开口，最后找了一个机会赶快转了话题。他似乎由于生性忠厚仍然没有摆脱那美丽姑娘的束缚，我则早已连同家乡的尘土都抖掉了。
我对他可能完全想错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和一些相识的小姐太太，渡到一个海滨城市所在的海湾对面，去参观一个当时的名胜。下午过去了，我们从海滩走下去，想寻找一艘返程的船。两只船几乎都坐满了人，正准备启动。在离我们大约三十步远的一只船旁，站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她身边是一个年老的跛足女裁缝，这个女裁缝我曾在我的房东的起居室里见到过。那姑娘已经把脚踏在船边，好像正想上船；但她忽然迟疑了一下，回过头来看我们。两只异国情调的黑眼睛，很像我好久没看见过但又似曾相识的眼睛，那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了。现在我知道，那是莱诺拉·波莱佳。她长高了，褐色面颊闪着成熟少女的红晕，但她的举止仍然是那样的优美、随意，我的小孩子的心不是曾不自觉地被那优雅的举止所迷惑吗。我不禁心潮澎湃，几乎把身边的那些小姐太太完全忘记了，因为那对黑色的眼睛好像恳求似的凝视着我。我听见那年老的女裁缝在劝她，船家在很不客气地催她上船，但这位身材苗条的少女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同做梦一样，眼睛总往我这边看。
好像冥冥中受了大自然威力的驱使，我朝渡船走了几步。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我想到了克里斯多夫，他那诚实的蓝眼睛好像突然望着我。“那里没有我们大家的位置了。”我对小姐太太们说。然后我就从侧面沿着水边向另一条船走去。但我还是禁不住又回头望了罗拉一眼。她使劲收着下颏低下头，慢慢地经过船沿走进船舱，那船在金黄色晚霞的映照下漂浮在一平如镜的水面上。
在返航行船中，我坐在船舵附近，内心很不平静，话也不多。前面的船离我们相当远，我的眼睛却不时地注视着那条船。那些小姐太太不论怎样逗我说笑，也没成功。
“您今天可真不中用！”她们当中的一位说，“我们的漂亮的女裁缝好像害你变成了一个哑巴！”
“罗拉是你们的女裁缝吗？”我半似默想地问。
“罗拉！您从哪儿知道她叫罗拉？”
“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在舞蹈学校里，我的第一个玛祖卡舞就是跟她一起跳的。”
“原来如此！怪不得她现在还愿意跟大学生一起跳舞哪。”
我们关于罗拉的谈话到此为止。我现在算知道克里斯多夫为什么不愿意谈她了。
然而，整个冬天，我还是在公共场所多次遇到克里斯多夫和罗拉在一起，不过大都由瘸玛丽或一个老太太陪着，这个老太太可能就是留遗产给她的那位姑妈，就是她在可怜的裁缝死前不久把他的心肝宝贝诱骗去了。
一天晚上，大概在新年后的几个星期，我在屋子里听到大街上的喧闹声。我打开窗，在底下经过的人群中看到不时出现的大学生的红帽子，最后，借着路灯的光我认出了我们的一个校役。
“出什么事了，杜泽？”我朝楼下喊。
“打架了，博士先生。”杜泽称我博士先生，那原因只有我们俩知道。
“这么回事呀！大概又是在舞厅里吧？”我问。
“喏，还能在哪儿呢？”
这个舞厅是一个公共的跳舞场所，大学生和青年工匠由来已久的冤仇常在这里引发殴斗。这一次好像斗得更凶，因为杜泽做了一个用力高举拳头的动作。
“是谁挨揍了？”我又问。
这位老人把手拢在嘴前边，小声对我说：“是一个该挨揍的人，博士先生。”一个经过这里的熟人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边走边说：“是野伯爵。那些粗人把他痛打了一顿。”
所谓“野伯爵”，是一个漂亮而又放荡的青年人。他很少听教授讲课，相反常常出没在决斗场，定期参加大学生酒会。他属于这一类人：他们在大学里大出风头，离开大学也就销声匿迹了。他总是离间青年工匠和他们的姑娘的关系，青年工匠恨透了他，那些年幼的大学生却又怕他又佩服他。他进过好几所大学，后来又都离开了，有几次是被学校开除的。现在他又选中了我们的大学来读，不久，便有各式各样的流言传播开来，有的说他有大笔的汇款，有的说他有更大的债务。他带来的“野伯爵”这个头衔，倒也很适合他，因为他使人想起“拳头即公理”的时代，旧时贵族子弟任意欺压弱者的行为，他好像完全继承了下来。
我既不认识这个野伯爵，也对他这个人不感兴趣，于是我就关窗睡觉去了，不再去想这件事。
第二天下午，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件事。我刚喝完咖啡，正坐在软椅里阅读《法学汇编》(4)中关于某问题的论辩，有人敲我房间的门。
听到我的一声“进来”，我的朋友——身材粗壮的克里斯多夫，小心翼翼地又略带迟疑地走进房间。
“你是一个人吗？”他问。
“正像你所看见的，克里斯多夫。”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要离开这里了，菲利普，”他说，“今天晚上就走。路很远，到莱茵河畔我舅舅那儿去。他身体衰弱，需要一个帮手替他照应一切。但我怕我的现钱旅途上不够用——一路乞讨，可不是我干得了的。”
我走到书桌前，数出一小笔钱放在桌子上。“够了吗，克里斯多夫？”
“谢谢你，菲利普。”他小心地把钱装进钱袋，里面已装有一些金币和银币。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黑色的礼拜日服装站在我面前。
“你穿着全套的礼服呀，”我问，“你究竟到哪儿去过？”
“喏，”他说，若有所思地摸着他的宽前额，“我刚从警察局来！”
“你拿到护照了吗？”
“是的。还拿到了我的解雇证书。”
我疑惑地注视他。
“这都是因为在跳舞厅里干的蠢事。”
我心里一亮，全明白了。“是这样！那么你也在场了，”我说，“当时我没想到有你！”
“我当然在场了，菲利普。”
“莱诺拉大概跟你在一起吧？”
他点点头。
“你把那个野伯爵痛打了一顿？”
他的嘴角露出雪了恨的微笑。“他们都说是我打的。”他应答道。
这个中学时的老冤家说话的语调那样得意，我再也不能怀疑这个事实了。
我不禁大笑起来：“那你就讲给我听听吧！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喏，菲利普——你知道我是跟罗拉一起去的。”
“你们俩见解相同吗？”
“可以说是这样吧，”他回答，“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一旦老姑妈去世，她还能得到一小笔财产。”
我微笑着凝视他：“喏，克里斯多夫，就是没有这样的优点和好处，她也是不错的。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坚决地狠狠揍他！”
他出神地直视片刻。“我也弄不清了，”他说，“罗拉和我，我们站在一个行列里准备跳舞——我去跳舞，纯属想讨她欢喜——这时，这时，那个瘦长的苍白脸的家伙走过来了，他一直在打量她，同时跟另一个人悄声说话，他要专门跟她跳舞。”
“他对你的舞伴很放肆吗？”
“放肆吗？——他的表情是够放肆的了！”
“罗拉呢？”我说，两眼紧盯着我的朋友，“她愿意跟那个花花公子跳舞吗？”
他皱起眉头，我看到一片乌云遮住了他的眼睛。
“我不知道，”他轻声说——“当初你就不该拉她到你们拉丁跳舞学校里去凑数。”
他把手伸给我。“再见了，菲利普，”他说，“钱我会寄还你的，此外你不会听到太多关于我的消息。一年以后，上帝保佑，我再到这儿来，或是在家乡相见。”
他走了。我想继续进行我中断了的工作，但没有成功。我心中暗暗地产生了一种对我幼时伙伴前途的莫名的忧虑。对他没说出来的心事，我一清二楚：他的幻想里只有那个姑娘，这个精明人使出全副力量，在想方设法把他的生命和她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不久，我下楼走进房东的居室，那时我是在房东家包午饭的。也许时间还早，其他房客都没有到。但在隔壁小屋里我遇见了那个矮小的女裁缝瘸玛丽，她正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大堆白色衣服里缝着什么。因为我常看见她跟我此刻特别关心的那两个人在一起，所以我就对她讲述了昨天的事件，希望了解到更贴切的原因。
“这种事，我早就料到了！”她说，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木匠固然是个好人，但对她太迁就了——他干吗要跟她到舞厅去！”
我详细地询问下去。
她从椅子上拿开一批衣料，腾出地方给我坐。“您也许知道教士巷的那所小房子，”当我照着她目光的示意坐下时，她又开口说，“施密登老太太，罗拉的姑妈，几年前从隔壁的赁马人手里买下了这所小房，但卖主保留了房后的院子，因为他的生意需要大的空间，于是他就把这个后院跟他的院子合为一处了。只有中间的一小块草地容许老太太浆洗和晾晒衣服，不过也算是够用了。她跟我已故母亲是堂姐妹，我行过坚信礼以后，就常常跟着她出门做针线活儿。
“我记得，那是去年圣马丁节前不久。我刚吃过午饭便到施密登家里去，因为有一大批绸缎衣服要我们一起洗。半路，我碰到了木匠，那时他已经和罗拉有交往了。我们寒暄了几句，离去时他又笑着对我说：‘晚上下班后，我来帮你们晾衣服！’我把这话告诉给罗拉，但她好像不怎么当回事。
“下午很晚的时候，在屋里干完了活儿，我们来到外面，想把绳子拴在圆形草地的木桩上。罗拉的裙子撩得高高的，半露着她的小靴子，黑发抹在耳后，利用一个小木梯，拴了这边，再拴那边。老姑妈坐在屋里靠背椅上打盹儿，我嘛——我个子太矮，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时，她站了起来，尽可能地伸直她那矮小的腰身让我看。
“我在一篮洗好的衣服旁边坐在一块路缘石上，看邻居的伙计在马厩前刷洗一匹金栗色的马——我是很喜欢马的，我跟您说，我父亲就是一个车夫——那是一匹标致的马。它把头从阴影里伸到阳光下，那皮毛像金属一样闪闪发光。但根据它腿上美丽的饰物我看出，那不是邻家用来出租的马。‘这匹马是谁的？’我问罗拉，这时她正好把小木梯移到我身边最后一个木桩前。‘这匹马？’她说，同时踮着脚把绳子缠在横木上，‘这是一个外地大学生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扬头朝她看，但她没有回头，还在缠那根绳子。我刚好有些不耐烦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行了，罗拉小姐！’
“我看见，她垂下胳膊，赶快把撩起的裙子拉下来。等我转过头来，那个脸色苍白的高贵的大学生已经站在我面前了。罗拉一句话也没说，跳下木梯，站在我身旁。那位少爷也站着不动，两眼死死地盯着罗拉，好像怎么看也看不够似的。‘见你的鬼去吧！’我想，碰巧可以开始谈论这匹栗色马，于是我就说呀说呀，一直说到他搭腔为止。转眼间，我们三个人不知不觉地走到那边的院子里去了。那马用蹄子刨着地，两只智慧的眼睛凝视着它的主人。罗拉站在旁边，她好像非常羡慕似的，用手掌从上到下抚摩那匹马光滑的脖颈。‘它像羔羊一样温顺，’那位少爷说，‘您想不想骑，罗拉小姐，马厩里还挂着一副女人用的马鞍哪！’她摇了摇头，但我听见她呼吸急促，因为高兴她两眼闪亮。这位伯爵大概是明白了她的心思，因为他示意备好马鞍，装上马勒。罗拉目不转睛地看着，两只眼睛像着了魔一般。当用人给她送来踏凳备她上马时，那位少爷一脚踢开了踏凳。‘嘿，不要，约翰！’他喊。好像不言自明似的，他一只手臂托住了罗拉的腰。‘踩稳了！’他说，把另一只手举到她面前，同时用锐利的目光往上边看着她。好像他想怎样，罗拉就得怎样，她把她的小脚放在他的手上。我看得很清楚，她本有点犹豫，不过只有那么一刹那工夫，然后他迅速一推就把她送上了马。
“看上去，她有些慌乱。她在上面坐好，垂下眼帘，让他耐心地把缰绳缠在她的手指间。这匹红棕色的马摇了摇头，深深地打了一个响鼻。它的主人在它那绸缎般的皮毛上爱抚地摸了几下，然后他把一只手放在罗拉身后的鞍子上，用另一只手抓着马勒，牵着马慢慢地绕着圆形草地转。
“我得承认，他们确实是天生的一对。看见他们的人，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美丽的姑娘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女裁缝，一个裁缝匠的女儿。
“不久，她就觉得马走得不够快了。她把手一抬，马就奔跑起来了。那位少爷退到圆形草地上去，但他的目光一分一秒也没离开她，马在跑，他也手拿鞭子跟着兜圈子。好像他给迷住了，他的目光跟着那姑娘飞来飞去，从她的飘摆着的黑发，一直到鞍镫上露在裙子外的小脚。他时而朝她，时而冲着马喊那么一句简短的话。那马越跑越快，喘着气，甩着尾巴。罗拉根本不管这些。她骑在马上，像飞起来了似的，微笑地瞅着那位少爷，仿佛他的目光把她固定在马鞍上了。
“就这样跑了一些时候。‘老太太出来了怎么办？’我想，‘那可要大闹一场了！’但她没有来。一群鸽子咕咕叫着从院落上空飞过去。马一惊，跳了一下。我想，罗拉可能掉下来了，但是没有，她还挂在马脖子上，只是她的脸色像死人一样的惨白。‘嗬，贞女呀！’那少爷喊着，立刻跑到那边，抱住罗拉，仔细看了她一会儿，才让她轻轻地滑到地上。我还没来得及想，就听见院门开了。‘是老太太来了！’我想，但回头看时，木匠已站在我面前。要是老太太来了，我还不至于这样慌张，因为他看上去简直像一尊石雕。‘已经下班了，韦尔纳？’我高声说，但他根本不理我。‘晚安，玛丽！’他声音沙哑地说，好像有话卡在喉咙里说不来似的。‘我们到屋里去吧？’我又说。‘我谢谢了，’他回答，‘你们这里有客。’于是，他看都没看姑娘一眼，也没跟她说一个字，便转身穿过大门走到街上去了。
“罗拉站在那喘着粗气的栗色马旁边，动也没动。‘这个人想干什么？’伯爵问。‘是我的一个同乡，’她小声回答，‘他是韦尔纳先生。’我说：‘是一个大家具商店的工人领班。’因为这位少爷目送木匠时那嘲弄的面孔惹怒了我。”
玛丽做完了一项工作。她站起来，把衣料收拢到一起。隔壁的起居室里，其他的房客都来吃午饭了。
“这事引起了什么后果？”我还问。“引出什么后果？”她重复说，“我花了不少时间两边劝解，最后——木匠是不能丢开她的，她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也一定知道，她是多么喜欢他。那些漂亮的高贵的少爷毕竟不是为她而生的。”
我们去吃饭了。但瘸玛丽讲的事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罗拉和克里斯多夫！我想象不出这两个人怎么会密不可分。
<h2>一次散步</h2>
复活节过后不久，母亲突然生病。到了八月，母亲复原，我放心地把她交给父亲照料，让温柔的空气增强她的体力，这才回到大学里去。当初我动身回家时，大学城城外宽阔的海湾上还有没融化的冰，如今所有的道路上都是夏日繁茂的绿叶沙沙作响了。
那是我到校后的上午，我还没跟一个熟人说过话。我心事重重地站在我的寂寥的小房间中央，书桌上干涸的墨水瓶和落满灰尘的书籍很不愉快地凝视着我，地板上半开的箱子也没能使这气氛改变分毫。但是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引诱我到大自然里去。很快我就走出去了，依着我少年时的爱好，我独自一人在宽广的榆树林荫道的阴影中游荡，林荫道有一段沿着海岸向前伸展的。
那些高大的树在我头顶上搭成阴暗的拱顶，而两旁的树叶和青草上，处处建在绿树丛中的花园别墅的窗子里，都闪烁着早晨明亮的阳光。透过树丛能看得见的地方，还有海平面的闪光映入我的眼帘。我慢悠悠地向前走，尽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路上只碰到几个不相识的人，因为散步的时间还没有到。
渐渐地，花园也看不见了。这里路旁不再是榆树，而是耸入云霄的细高的榉树。再经过一段路，我便走进一个凉爽宜人的树林，左边是一个小山冈蜿蜒向上，向右透过树林我可以俯瞰大海。我前边，从密林里传来花鸡银铃般的鸣啭和山鸟的诱鸟的叫声，我时时听到头顶树叶飒飒，脚下涛声澎湃，像音乐夹在其间。我突然想起一所破旧的房屋就位于这个树林之中。几年前，还在读中学二年级时，我到大学城来访问一个亲戚家的大学生，曾经跟他一起到过那里。就我当时所知，那所房屋是一个做投机生意的酒店老板建造的，但他的投机生意失败了，他又没能把大量的客人吸引到这个偏僻冷清的地方来。他只好把房子卖了，新的房主当时把生意交给一名堂倌经营。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身材细高、脸色苍白的堂倌，那所建在半腰上榉树林间的两层楼建筑现在又浮现在我眼前。在房子正面中央，那小的圆柱门廊下，我当时喝了我的第一杯啤酒。离开那里，我们从双扇大门走进高大阴暗的饭厅，这儿的窗户都是朝后对着树林开的。现在，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再去看看这个冷清的地方。同时我也担心，这所房子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我再也找不到了。
我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抬头便发现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从大道左边经过林木间蜿蜒而上。我站了一会儿，那时我走的就是这条小道，然后我就慢慢地上山。走了一阵子，我看见前面树木之间露出一个灰色的石板屋顶，一个小的圆柱廊道的柱头和那两边窗户的上半部分也显现出来。再走几步，是一道石阶从树荫通向一小块平坦的空场。
这时，在我面前出现了那所小房子，它立在树林的中央，沐浴着静静的阳光。时间在这里似乎是完全静止的。四壁原来的粉红色墙灰泥和那时一模一样，就是在靠近地面处也没有剥落，到处都长满了绿色的苔藓，木头柱子的裂缝里则丛生着大量的褐色菌类植物。就是现在，半开的双扇门的两侧也还各放着一条墨绿色板凳。我坐在一条板凳上，从小树林的缝隙望着山下的海，海上正好有一只渔船在阳光中飞快地划过去。山上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人居住，没有一点动静，我背后的房子里也没有任何声音。只有一只野蜂嗡鸣着急速飞过去，两只黑蝴蝶贴着石阶边缘的青草翩翩起舞。
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走进大厅。里边比我想象的还要阴暗，紧挨着窗户的那几棵大树好像把树枝伸到房顶上面去了。我用手杖敲击一张桌子，高高的天花板发出了回声，但没有一个人走来。我往左边一间侧室里看去，那里只有孤零零的一张台球桌。但对着大厅的另一面还有一扇门，我打开门，走进一个狭窄的过道里，穿过去又来到了空地。紧挨着房子有一个九柱戏的球道，我发现那旁边有一个中年以上的人，身上围着一条绿围裙，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实际上，那很像当时的那个堂倌！我用手杖一碰他，他就睁开眼睛，跳了起来。“请原谅，少爷，”他说，“夜里我睡得太少。”
我惊异地望着他。
“您不知道吗？”他继续说，同时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联谊会的大学生们，从复活节开始，就把团体酒会迁到这儿来举行。”
这我确实不知道，虽然我的大多数同学都属于这个团体。
我要了一杯啤酒，一片面包，我们同时也回到了大厅里。当白昼的阳光从打开的门照射进来时，才看见地面中央有一两块黑污渍，这使我毫不怀疑地想到，不仅大学生的晚上酒会，就连附属的“击剑场”也迁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了。“你们怎么不把这块血渍擦掉呢？”我问。
“请原谅，少爷，”那个脸色苍白的堂倌回答，“但那块血渍擦去后总又露出来，那还是从前发生的不幸事件留下的呢。那个慷慨激昂的少年中剑倒下，一动不动，脸色煞白，那情景可真惨啊。”
我立刻想起了那次事件，一个军官的贫穷的遗孀失去了她的独生子。那是我离开大学城不久之后发生的，它在短时间里激起了整个小州的同情。
我从大厅走出去，在一张绿板凳上坐下来，回想起那个可怜的热血少年，他的生命在这里留下了令人不快的痕迹。
过了一会儿，堂倌送来了我订的早餐。
“今天晚上，您可以吃到更好的饭菜，”他说，同时把酒杯和盘子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们有舞会。到时候，老板总要派他的厨娘到这儿来。”
“舞会？”我惊奇地问，“谁会到这森林里来跳舞呢？”
“喏，”他答道，多少有点轻蔑地望着我的不很时髦的服装，“这是那些高贵的大学生少爷安排的。”
我忽然想起一个朋友信中的一句话，那封信我是在家乡探亲时收到的。“我们把它叫做魔女之宴，一切简直发狂到了极点！”信里这样写道。我现在才明白那是指的什么，只是我忘记了地点。
不过，堂倌好像不怎么喜欢这个叫法。我正想再追问他几句，两个我不大认识的年轻大学生走到山上来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就坐在门那边那张凳子上，他们尖声高叫，凶相毕露地各要了一杯啤酒。然后，在堂倌离去的时间里，他们谈起了今晚的跳舞盛会，语句断断续续，因为时有口哨声和呵欠声穿插其间。其中的一个显然是刚入学的新生，他可能是通过另一个稍微年长的同学了解今晚的盛会。这个人给他简洁地描绘一个个舞伴的形象。先是舞蹈教师和醉鬼警官的女儿，这个舞会的筹办就是靠了教师和警官的帮助。她们之后，便是一群无亲无友的姑娘，她们都是白天靠自己的双手挣一点可怜的面包糊口。
我默默地吃我的早餐，不时地去喂一只花鸡，它在我旁边的瓷砖地面上转来转去，一点也不怕人，只是一口一口地啄食我扔过去的面包渣。
“你先得看一看伯爵夫人！”我邻座中那个年长的又开口说，一边捻着他的小胡子。
另一位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他的朋友嘿嘿一笑：“那不过是一个女裁缝罢了，路德维希。但如果她乌黑的眼睛那么冷冷地凝视你——你简直会把她当做天上下凡的仙女！”
“你们为什么称她伯爵夫人呀？”
“喏，你瞧——她有野伯爵为伴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句话时大吃一惊。我很想从那个大吹大擂的人口里打听到一些详细情况，这时我想起：我出门时，看见瘸玛丽在我女房东的后屋里。
我立刻踏上归途。半小时后，我已经站在瘸玛丽身旁，跟她攀谈起来。
“您很久没看见罗拉了吧？”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不再跟她来往了。”她说，看了一眼她做的活儿。
“你们不是很要好的朋友吗？！”
“以前是的！”她用手指甲在刚缝过的线缝上压了压，“自从她在外面跟大学生跳舞以来——她本来可以在她姑妈家里长时间住下去。如果有遗嘱，情况也就可能不同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想。克里斯多夫走后不久就把借去的钱寄还我了，简短的附言上说，他在舅舅家里受到了亲切的接待，两位老人和他们的已过中年的女儿对他都很热情，此外工作也忙得很。此后，我就没听到他和罗拉的消息了。
“但是，那是怎么开始的？”过了一阵子，我问，那个女裁缝正在细心地一针一线地继续做她的活儿。
“这个嘛！”她说，把针插在衣服上放了一会儿，“那是圣灵降临节前十四天，罗拉已经很长时间没好气了。起先我想，那是因为木匠一直没有写信来的缘故，但有时我又觉得，好像她的这个婚约使她很痛苦，又好像她心里左右为难似的。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她的高贵的女友，她都三言两语地顶撞，对这个她还毫不在意。最糟的是她听到舞厅里传来音乐的时候，因为她一定是答应木匠不去跳舞了。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我门前的板凳上，我的外甥，那个昨天刚从外地回来的裁缝，跟其他几个伙伴到我们这儿来了。他是从莱茵河上游来的，还在沿岸的两三个城市里做过工，他也说了说城市的名字。别的人问起来，他就讲述。‘那么说，你也见到克里斯多夫·韦尔纳了？’一个人说。‘那个木匠，我当然见到他了。他交好运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另一个人问。‘怎么回事？他娶了那个师傅的女儿，她有——你明白我的意思！’他用手指做数钱的动作。听到这话，我吓得要命。‘你不要头脑发昏呀，孩子，’我说，‘你倒是胡扯些什么呀！’‘嗬，姨妈，我理智得很！’他高声说，‘我亲眼看见，他把做新婚床的木板都刨好了！’罗拉听到这几句话，一声没吭，从板凳上站起来，拿起她的帽子，头也没回，就沿街走下去了。‘她怎么了？’我的外甥还问哩。‘我不知道，迪特里希。’我也真的不知道。她跟木匠之间的爱情，压根儿就不怎么热烈——因为他追了她很久，她慎重地考虑了两次，才答应他。我虽然知道她同那个高贵的大学生的事，但我万没想到他会使她那样神魂颠倒。
“我跟别人又坐了一会儿，听那个少年裁缝讲述他的游历。但我只是勉强听听而已，不一会儿，我就受不了啦，因为我很挂念她。
“于是，我随后跟着她沿街走下去。跟我想象的一点不差，我在她姑妈家里找到了她。她的东西都放在后面的小屋里。她站在屋中央，脸色惨白，咬得嘴唇往下巴上流了血。她把所有的抽屉和盒子都拉出来了，绢网和丝绦围着她撒了一地。‘罗拉！’我喊，‘你在干什么，罗拉？’但她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星期天舞厅里有跳舞吗？’‘舞厅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去跟人跳舞！’‘你？你的心上人会怎么说呢？’‘我的心上人跟我有什么相干！’说话间，她已经戴上帽子，从五斗橱里取出她的头巾，然后打开她平时收藏积蓄的那个小箱子，因为她虽然为买服装已经花了不少钱，但她很高傲，总不能这样寒酸地进她这个未婚夫的家门呀。她撕开缠着什么东西的纸，散开的钱落在她的桌子上。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她问，‘我必须去买东西。’我不知道她想买什么，但她引起了我的同情，我也就跟她一起去了，因为我还想劝劝她不要再去跳舞。对我的话她全然没有反应，她只在我身边匆匆地沿街走下去，既不回答我，也不看我。
“我们来到市场的绸缎商店，站在柜台前，她让店员给她拿来最厚的缎带和最时新的薄棉布，这些布料她过去只在为城里那些高贵夫人做衣服时见到过。那个店员另把一种衣料放在柜台上。‘要是那位定做衣服的太太不在乎价钱贵，可以买这种的！’他说着，把一只手放在透亮的布料下边。‘是的，’罗拉说，‘她不在乎价钱贵。’我私下里轻轻碰了碰她，我知道她是要为自己缝制最昂贵的服装。‘罗拉，’我悄悄地说，‘我请你好好想一想，你买这么好的衣料干什么？’但她不听我的。她让店员剪了布，她把贵重的银币边数边放在柜台上，好像不知道得做多少天苦工才能赚到这么一点钱。‘放开我，’当我拉她胳膊的时候，她说，‘我也要风光些了，我并不比那些高贵的小姐丑！’
“然后，她就回家了，整整缝了一夜又一白天，直到把那件贵重的衣裙做好。”
“下一个星期天，”玛丽继续讲述，开口前先把一根线穿在针鼻里，“晚上，已经很晚了，她挑了一朵白色百合花插在她的黑发上，就到跳舞厅去了。”
“下边的事我是听我外甥说的，”她补上一句，“那是一个不大会跳舞的人。开头，她在一边坐了很久，那些青年工匠压根儿不敢请她，那些大学生她又一个个地拒绝了，几乎又快因为她发生骚乱了。那个脸色苍白的高贵的大学生，他们叫他什么哩？”
“野伯爵！”我说。
“当然，他也在场。但他好像根本没有把她放在心上。最后，他才不得不走过来，因为她看上去实在太美了。她好像来自东方，他们都这么说。当他向她的位置走来时，她刷地满面绯红，全身发抖。她站起身来，伸手给他，他仔细地瞅着她。我的外甥说，他好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她还没有跟任何人跳舞呢。一直到乐师收起他们的小提琴时，他们都没有离开舞池。”
瘸玛丽不说话了，她只说了两声“是啊，是啊”！好像在心里总结她故事里的道德教训。随后，她便比此前更热心地埋头工作了。
知道了这一切，我便决心去亲眼看看今晚“魔女之宴”的情形了。
<h2>在郊外林中</h2>
天已经黑了。当我登上山坡想要找到穿过树林的那条小道时，一股闷热的空气正笼罩着整个树林。
我登上石阶，身不由己地停住了脚步。我看见身旁有两个穿白衣裙的姑娘的身影穿过树林，随后从侧面走进一座房子。好像刚刚跳了一场舞正在休息，我听见灯火通明的大厅里琴师们调琴的声音，大学生和姑娘们热烈地交谈着经过敞开的双扇门走进去。我恨不得立刻走进去，这时，在我内在的眼睛里浮现了那个姑娘的童年时可爱的形象——我又看见她两手搂住她可怜的父亲的脖子；我想起，她那时如何顽固地回避我孩子气的爱慕。我心里突然感到十分痛苦，我不知道那是同情还是嫉妒。
我终于登上了那个柱廊的两个台阶，不为人注意地站在敞开的门柱跟前。休息仍在继续，但热闹的气氛并不因此而稍减。大学生们坐在两旁的桌子前或侧室里闲谈，碰杯喝酒，姑娘们笑语不断地走来走去，时而一声纵情的叫喊响彻整个大厅。
姑娘们中有几张面孔相当妩媚可爱，虽然在无忧无虑的享乐之余也有短暂的烦恼，但仍不失诱人的魅力。尽管她们贫穷，但穿着都很漂亮，衣裙是浅色的、透明的，一朵花或一个鲜花花环插在精心梳理的头发上。
她们的男舞伴，却跟她们的考虑完全不同。尤其是那些比较年轻的学生和几个被称为联谊会“首领”的人，他们在小姐们面前，个个不知羞惭地把腿舒舒服服地伸在桌子上和板凳上。
我瞪着眼睛寻找罗拉，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她。她坐在台球室对面两个比她略微年轻的姑娘中间，她们热情地跟她说着什么，而她却不动声色地直视前方。
她头发里插了一支白玫瑰，那在这个季节里真是罕见之物。但她面孔上的玫瑰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温柔的苍白的面颊上再也没有红晕了。
野伯爵我也看见了。他好像很疲倦似的，跷着二郎腿，坐在大厅的另一边——我就站在他附近。乐师们一拿起乐器，一个低年级大学生就走到他面前。“让我请罗拉跳这个舞吧！”他怯生生地说。
“下一次吧，小同学！”野伯爵回答，把他的漂亮但苍白的头向后一仰，靠在墙上。
音乐开始了，只有他没有站起来去接他的舞伴。他懒洋洋地举起手，用手指做了一个招呼她的动作。我看见，她如何愤怒地瞥了他一眼，她没有站起来，而是把眼睛埋在支撑的手掌里。野伯爵皱了皱眉头，过了一会儿，他跳起来，大步流星穿过大厅，走到她面前站住。见她这时还不抬头，他就用手臂抱住她，一使劲把她拉起来搂在怀里。他好像很暴躁地甩出了几句话，我因为离得远，一点也听不清楚。然后，他便跟她一起走到其余各对跳舞者的前面，开始跳舞。
她已发育成一个丰满的大姑娘了，但个子不高，只到他的胸膛。我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们好长时间。她使劲向后仰着头，好像完全被他的胳膊架起来似的，只有脚尖接触地面。他从她上面低头长时间地盯着她看，就像猛禽的双眼盯住她一样，她合上眼睑把脸对着他。这一轮舞结束了，他把她送回她的座位，让她轻轻地从他的臂肘里滑到椅子上坐下。
这次休息，时间不长。不久，整个舞厅骚乱起来。音乐进入快速节奏，一对对跳舞的男女像冲锋似的排起队。
跳舞重新开始。哄笑声和无拘无束的喊叫贯穿整轮舞蹈。我看到那些纤巧轻盈的小脚越来越疯狂地从地板上那块暗黑污渍上滑过去。最后来了一个回旋舞，由于突然终止，那可怜的姑娘的整整一个行列都被带倒了。
随后，像有人暗示一样，音乐戛然而止。她们的男舞伴哈哈地笑着从她们身上跳过去，她们满脸通红地站起来，把头发从前额掠上去，或从她们精心缝制的华丽的跳舞衣裙上掸掉尘土。我不知道，这是孩子们破坏欲的残余呢，还是谁也无法摆脱其影响而要对之表示反抗的潜在冲动——好像是那些大学的青年人任意欺压妇女的勾当总也干不够似的。
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罗拉，她孤单地坐在野伯爵送她过去坐的那把椅子上。她好像故意装出一副样子，使谁也不敢请她去跳刚才的那种舞。
紧接着，也许是为了与刚才跳的那种舞相对照，极其庄重地跳起了四组舞。这时，我跟一个熟人走进侧室。我遇到了好几个老大学生，我们每人面前摆上了啤酒杯以后，就大谈特谈起眼前考试的种种事情。
旁边大厅里的音乐停奏以后，又有几对跳舞的男女走到我们桌边来，野伯爵和罗拉也在他们中间。她坐在他身旁，他则在仔细地看着菜谱。不久，堂倌就拿来几盘菜肴和一瓶香槟酒放在他们俩面前。软木塞被小心地拔出来——野伯爵从不让香槟酒开瓶时发出嘭的一声响——泛着泡沫的酒流进了酒杯。其他订了普通饭菜的姑娘们，暗中用胳膊肘去碰她们的男舞伴。我的注意力不久也只集中在这一对男女的身上了——罗拉用一只手托着苍白的脸，另一只手却冷漠地停在盛满酒的玻璃杯底座上。野伯爵则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云雀肉，默默地喝着他的酒。“你不想吃吗，罗拉？”他终于问了一声。
她摇了摇头。
他凝视她一会儿。“你不想吃吗？喏，”他心安理得地加了一句，“那是你的事！”然后就自己斟满酒，继续吃喝。
姑娘把她的酒杯举到唇边，像渴了似的一口把酒灌了下去。她仍然疲倦地用手托着她的头，现在她头也不抬地抓起酒瓶，让酒瓶悬在空酒杯上，让酒慢慢地往里流，渐渐地高脚杯里升起子泡沫。她的眼睛带着无望的表情，注视着杯里的泡沫，好像她在看她的生命从酒瓶里往外流。泡沫从酒杯溢到桌子上，再从桌子向地面流淌，她都没有注意到。只是她的另一只手仿佛越来越用力地往那乌黑发亮的头发里抓挠。
“漂亮的小姐！”一个漂亮的乳臭未干的少年小声说，同时像乞求似的把他的空杯子伸到她面前，“从您那过剩的酒里赏一滴给我吧！”
罗拉没有抬眼看他，但我看见她的嘴唇在急速地抽动。
“怎么回事，小同学，你想干什么？”一个老学生问，这个人原本只顾喝他的酒。“嗬，真够挥霍浪费的！”他突然大声说，把他的手放在姑娘的胳膊上。
当香槟酒在野伯爵身旁往地上滴的时候，他稍微往一旁移了移。“由她去吧，”他说，“那是她的天性。是不是，罗拉？”他转过脸对她微微一笑，补充说：“我们俩，我们在豪华挥霍上也是心心相通的！”
她把酒瓶放在桌子上，深恶痛绝地瞥了他一眼。随后，她站起来，朝通向大厅的门走去。他也跳了起来，跟着她。由于切齿的愤怒，他那一向漂亮的面孔都扭曲了。“你想起了什么！”他小声说，使劲抓住她的胳膊。她站住了，没有露出要挣脱他的表情；唯有她的闪闪发光的黑眼睛疑惑地轻蔑地凝视着他。他容忍了，抽回他的手，同时勉强地一笑，回到桌旁，慢慢地从酒瓶里往外倒剩下的酒。我看见罗拉穿过大厅的门消失在跳舞的人群里。
我心里痛苦极了。我从我坐着的那个角落里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过了一会儿，我就起身走进大厅找她去了。
她不在跳舞的人群当中。等我从不停旋转的一对对舞伴中挤过去以后，我看见她站在一个窗龛里，似乎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乱纷纷的人群。她的脸色白得像她头发上的白玫瑰。
“您大概不记得我了吧？”我问，一边朝她走去。
她脸上泛起了红晕，红得发紫，但一现即逝。
“哦，记得！”她悄声说。
“我们跳舞吧，罗拉？”
她伸手给我，同时把头低下去，我连她的眼睛都看不见。但我看见她那雪白的牙齿怎样深深地咬着她的嘴唇。
我们就这样一起跳起舞来，但只跳了两三圈，因为她可能也感觉到我所关心的并不是跳舞。很快我们便并排站在出口处的大门前，两扇门全都敞着。我不自觉地往外看了一眼，外面漆黑一片，只能看见室内灯光照射得到的最近的几棵榉树的树干。阵阵夜风吹来，我们都觉得很凉爽。从那边轰轰然传来提琴的吱嘎声和跳舞者的嗡嗡声，同时我听到外面的树叶梦幻般的簌簌声响。
姑娘站在我身边，一声不响，两眼盯着地面——我鼓起勇气。“克里斯多夫怎么样了？”我问。
她全身一震，嘟囔了句什么，我一点也没听懂。但可以清楚地看见她苍白的双颊上有两块殷红的污渍。
“如果他在这里，”我继续说，“他会怎么说呢？”
我看见她呼吸有些急促，垂下的手痉挛地摸着裙子。“哦，请你，”她轻声地挤出一句，“别在这儿说，千万别在这儿说！”
“那么在哪儿呢？您愿意听我说吗，罗拉？”
她抬眼看了看我。“外边，”她低声说，“我就出来，让我们跳完这一圈再下去！我刚才看见您坐在侧室里，就想请您过来说几句话。”
我们又跳了一圈。跳完，我把她送到座位上，才穿过通向小柱廊的那扇门走了出去。远方雷声隆隆，我从通向空场的两个台阶走到下边去，在电闪雷鸣中，我一阵一阵地能够分辨出每一棵树干乃至海岸，还能看清下边海面的闪光。
我绕过这座房子，一直走到九柱戏球道，在那儿等她。不大工夫，我就看见一件白色衣裙映出的微光，听到那姑娘的轻盈的脚步声，她随即气喘吁吁地站到我面前——这样，我终于又单独和她待在一起了，在黑暗中，在夏夜里。但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她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闪电的光一照过来，我立即认出一封信的邮戳和封漆。
“这是克里斯多夫写来的信。”罗拉说，一边把那张纸塞到我下意识地伸过去的手里。
“克里斯多夫写来的！”我高声说，“您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今天！”她小声回答。
“可您还是到这儿来了，是不是？”
她沉默不语。
“我可以看看这封信吗，罗拉？”
“我正是想请您看一看。”
我走到房后大厅的一扇有灯光的窗前——罗拉慢腾腾地跟着我，我觉得，在我读信时她的眼睛始终直勾勾地望着我。
这是一封长信；克里斯多夫说明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写信。他已经接管了他舅父的买卖，但事情长久地悬而不决，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表姐是否与一位富有的烟道清洁工结婚。从家乡来的一个好奇的裁缝访问他的时候，他正忙着为她打结婚用的家具，这时整个事情又一次出了问题。现在，一切终于安排就绪了，表姐已经举行了婚礼，他本人最近几天就要在外城市获得师傅的身份。然后，他邀请她去，因为他不能来接她。“我一接到你的回音，”信在结尾时写道，“我就把路费寄给你，钱已经如数封好了。那所房子你不费吹灰之力就会认出来，在房门前那条绿色板凳旁边有一棵菩提树，跟家乡你父母家房前一个样——一间我为帮工们盖的小房子，完全被遮在树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