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能平安回来，开始过一种幸福、平静的生活，我想几乎没有人有权责难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还没有支付定价格的人定的入场费。像在墨西哥山里那个穷困潦倒的哥萨克人那样的人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表人物，至少也得同意我应该有个喘息机会。可事实上，我几乎从来不曾有过。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奢求。

在我开始写自己的这段经历时，我就说过，我要直率坦白，留意敲门声。我还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不过显而易见，这个命运，或者说他感到满足的事情，也就是他的性格。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歇息的地方，其结果必然也就难以保持静止不动，而我的希望则全靠有这种平静，从而才能找到那些生命的轴线。一旦奋斗探索停止，真理便像礼物似的接踵前来——富足、和谐、爱等等。也许我没法得到这些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有一次，我和明托奇恩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曾对他说过，“无论我待在什么地方，总是寄人篱下受人客待。先是劳希奶奶，那实际上成了她的家。接着是埃文斯顿的那些人，伦林夫妇，然后是墨西哥的‘无忧无虑之家’，还有南斯拉夫人帕斯拉维奇先生。”

“有些人，要是不给自己找点苦吃，就会昏昏入睡的。”明托奇恩说，“就连人子[1]也要自找苦吃，以便和我们人类有足够的相同之处，从而成为人类的神。”

“我想办一个学校式的孤儿院之类的机构。”

“绝对行不通。对不起，这个主意太荒唐了。当然，有些荒唐的主意确实也行得通，不过你的这个主意恐怕不行。得照料那么多的孩子。你不是这块料，斯泰拉更不是。”

“啊，我居然还想教育孩子，我知道这是个蠢主意。我算老几，还想去教育别人？这与其说是教育，还不如说是爱。这是我的本意。我的想法是要求来个改变，让别人寄居在我这儿，而不是相反。”

我一向否认，像我这样的人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不过，两种抱负相吻合是非常罕见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宏伟远大的抱负。要是两者都能实现，那它们就一定吻合。

在考虑办学校式孤儿院这类事情上，我和斯泰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所憧憬的是一处像瓦尔登[2]或茵纳斯弗利[3]那样篱笆围绕的私人绿地，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周围是苍翠欲滴的丛林和五彩缤纷的花园，还有天堂乐园般的草坪，长着林肯公园的芳草。可是，我们往往受困于热闹繁华，听到简朴无华，便像罗兰和奥利佛[4]将遭撒拉森人歼灭时，罗兰那遥远的号角声。我跟斯泰拉说，我对养蜂有兴趣。管它呢，我心里想，我既然跟鹰打过交道，为什么不能跟别的有翅膀生物打交道，而且还能得到蜂蜜呢？为此她给我买了一本养蜂的书，在我第二次出航时便把它随身带着。不过我已知道她所设想的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一幢由烂醉如泥、偷工减料的营造商建造的破破烂烂的木板房，盖在满是灰尘、半死不活的大树下。院子里垃圾脏物热气腾腾。瘦弱胆怯的小丫头，胡闹捣蛋的野小子，双目失明的我妈穿着我的一双旧鞋，乔治在补鞋，我在林子里守着一箱蜜蜂。

斯泰拉开头说这是个好主意，但当时我正告诉他沉船的情况及以后的事，她正处在重逢的激动中，除了说这是个好主意之外，她还能说些别的什么呢？她一面哭一面紧搂着我，她的泪水滴落在我的胸口上，几乎如同泉涌。“啊，奥吉，”她说，“这种事竟会落到你头上！可怜的奥吉！”我们是在床上。我从挂在壁炉台上方那面意大利大圆镜中，看到了她那丰盈滑润的后背。“嗨，让这场战争还有落水什么的，全都见鬼去吧。”我说，“我只想搞到一块能让我们安居乐业的地方。”

“哦，你说得对。”她说，在那种时候，她还能说些别的什么呢？

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些人的一个想入非非的梦幻而已，这些人既没有认清自己算个什么，也没有认清自己想成为什么。

不久我就明白，我多半对她言听计从，因为我最爱她。至于她想要什么，一时我还不太清楚，你知道，到处是一片在海上获救，回到家乡的欢呼声，还有巴斯特肖，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幸存者和脱逃者，即使用弗兰茨·海顿[5]谱写、由圣歌合唱学校[6]演唱的感恩颂歌来感恩等等，也不算过分。而且斯泰拉毕竟是爱我的。我们还要续度我们的蜜月。因此，要是我有时发现她专心致志，我认为大概她是专心致志于我，这样的想法是明智的。然而，真正最吸引她心神的并不是我。你看怎么办啊，把人们从他们专心致志的事务中，他们习以为常的劳苦中解脱出来吧！开始，你决不会把这跟这样一位女人联系起来，她是那样天生丽质，光彩照人，虽不轻盈，但很美妙，她的身子托起一颗灵巧的脑袋，留着轻柔的黑色刘海。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四周的空间就是他们的地盘，而你想要接近他们，那就得跨进他们的领地，你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主要都得受他们控制，然后你还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深受自己绝大多数想法的折磨，也许比别人更加厉害。现在看来，我那办学校式孤儿院的梦想，并不是一项使人专心致志的事业，而是一种对太平盛世的不切实际的憧憬罢了，就像夏日的蝴蝶。你可千万别用猪油去煎这种蝴蝶。这是打个比方。其他要专心致志的事是我的命运，它们占据了我的生活和思想。其中之一是得专心致志地照顾斯泰拉，她出了什么事，也必定是我的事。

有些人很可能会这样想，管它的！对命运发什么议论呀？而且还认为我的这种观念全是过去另一个错误的年代来的。当时世界上的人口稀少，人们之间的空间较大，所以他们的成长不像野草，而像公园里的树木，相互间保持着距离，在明媚的阳光下一年复一年地生长。现在看来，不像你所比喻的，甚至连野草也不像，而像一群粒子，一条宇宙间的粒子披巾，这些粒子也许有功能，但决没有命运。甚至在思想上还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做一个人而不是一种功能，简直令人厌恶。不管怎么说，我仍然坚持我的命运观点，从这种观点来说，功能只是代替了更深的绝望而已。

不久前，我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斯泰拉和我现在在欧洲，打从大战结束，我们就一直待在那儿。斯泰拉要去那儿是职业上的原因，而我是由于在做一种买卖，这我等会儿再告诉你。总之，我到了佛罗伦萨；我是到处都去的。就在几天前，我还在气候温暖的西西里，到了这儿则天气冷得结冰。我一走出车站，山头上空的星星仿佛都在尖叫，北风呼啸而来。早晨，我在阿尔诺河旁边的红门饭店醒来时，感到很冷。女招待送来咖啡，喝了后才有几分暖意。教堂钟楼上传出的钟声，在自由清新的山区空气中飞速回荡。我洗了个热水澡，把木地板溅湿了一大片。在一个冰冷的天气里，洗个澡穿上暖和的大衣出门，是很舒服的。

我问旅馆职员，“我只能外出逛一小时，有什么好东西可看的吗？我中午还有一个约会。”

我知道，这是个美国味十足的问题，不过这是实话。

我不想隐瞒这次约会的事。我正在替明托奇恩做一笔买卖，现在必须去见一个给我们搞意大利进口许可证的人，那样我们就可以把一批在德国廉价买进的军用物资运进意大利，尤其是维生素片和其他药品。明托奇恩对这一类投机买卖很内行，我们已经赚了不少钱。我不得不付钱给一位罗马大人物在佛罗伦萨的这位伯父，此人属于那类精通世故的社会名流，心里的鬼点子一个抵得上我五个。不过我现在已经懂得跟这班人打交道的窍门了。遇上疑难我还可以打越洋电话跟明托奇恩商量，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

红门饭店的职员说，“你可以去参观一下浸礼堂的金门，上面有吉贝尔蒂的雕镂。”

我记起那个疯子巴斯特肖曾讲到过这个吉贝尔蒂，于是我就按照那饭店职员的指点，前往大教堂广场。

由于利如刀割的寒风，连马匹都在颤抖。沿着阴冷的小巷朝前走去，在岩石和大卵石墙的拐角处，远远有几个卖炒栗子的，他们的炉子中冒出火苗。因为天冷，浸礼堂附近的人不多，只有几个泪眼蒙眬的卖纪念品的人，拍拍打打地挥动着封成一叠叠的明信片。我走上前去观赏门上那些叙述着人类整个历史的金嵌板。我凝视着这些传说是我们共同祖先的金光闪闪的头像，他们嚗晒在阳光下，向人们彻底地展示了他们的一切，就在这时，一位老太太走上前来给我解释门上雕镂的是什么。她给我讲了约瑟的故事，雅各和天使摔跤的故事，还讲了逃出埃及，十二门徒的事。她把一切全搞乱了，因为在拉丁语国家里，人们对《圣经》是不太精通的。我想要独自清静一点，便走开了，可是她一直跟着我。她拄着一根手杖，挂在手柄上的钱包一直在往下滑。她还戴了一副面纱。最后我打量了一下她那面纱下的脸，这是一张极有教养的妇人饱经沧桑的脸，上面布满斑斑点点，嘴唇上也有一些黑点。她的皮大衣上的毛已经磨光，光秃的毛皮裂着一道道口子，像一张面包皮。她一个劲地对我嚷嚷道，“让我来告诉你这些门上的故事吧。你是美国人，是吗？我来帮你。因为没人帮助的话，你永远也看不懂这类故事的。大战期间，我认识了很多美国人。”

“你不是意大利人，是吧？”我说。她有德国人的口音。

“我是意大利的皮埃蒙特人，”她回答说，“许多人都说我讲起英语来不像个意大利人。我可不是纳粹分子，如果你是指那个意思的话。要是你对名门贵族有所了解的话，也许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姓名，不过你大概不太了解，所以我何必讲出来呢？”

“你说得完全对。你不该把自己的姓名告诉陌生人。”

我继续朝前走去，脸被北风刺得好疼，我重又全神贯注地观赏起门上的雕刻来。

她又以慌乱的脚步迅速地跟了上来。

“我不需要导游。”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钱，给了她一百里拉。

“这是什么？”她问。

“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是钱。”

“你给我一点什么？你知道吗？我得跟修女们待在山里的一座修道院里，她们把我跟十四个女人一起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各种各样的女人。我得跟十四个人睡在一起。我不得不走路进城，因为修女们不肯给我们公共汽车费。”

“她们要你留在那儿吗？”

“那班修女们实在不太聪明，”她说。她不能老待在那儿干那些乏味的苦活，所以就溜进城来。她倒真是充满反抗精神。不过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瘦得骨头毕露，牙齿参差不齐，她的面纱已遮不住她嘴上和颌上颤抖的汗毛，这对从前皮肤光洁的贵妇可不是好笑的玩笑。

我很想仔细观赏观赏那些金门，可为什么他们不肯让我在这个国家独自清静一会儿呢？

“这是以撒自己去献祭。”她说。

我朝那雕刻看了一番，拿不准她说的是否正确。我对她说，“我不需要向导。这上面刻的东西我全都明白，可你老跟着我想要我做什么呢？人们总是找到我的头上。你为什么不拿了这钱就……”我开始感到这事很伤脑筋。

“人们！我可不是别的人。你应该明白这一点。我是……”她气得连话都说不上来了，“碰上这种事的竟是我！”她说。她好像在用胳膊肘推揉心脏，同时朝我走得更近，又开始用那怪声怪气的乞求口吻对我讲了起来。

致命的规律啊！

这是怎么回事？事情不是过了很久了么？这样逐渐地变化难道还不够？我是说，皱纹越来越多，白发赶走黑发，皮肤逐渐松弛，肌肉日益萎缩。她是否对失去的别墅、丈夫或情夫、儿女、地毯、钢琴、仆人和钱财，依然记忆犹新？她仿佛仍然陷于她刚刚一落千丈时的悲痛之中，这是怎么回事？

我又给了她一百里拉。

“给我五百里拉，我就带你看大教堂，再带你去看新圣马利亚教堂[7]，它离这儿不远，要是没人给你讲解，你是什么也看不懂的。”

“不瞒你说，我马上得去见一个人谈生意。不过还是多谢你了。”

我走开了，我早该离开了，因为吉贝尔蒂当时对我还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这位老太太也对，碰上这种事的往往是我。死亡才能消除我们之间的界限，我们就不再是什么个人了。这就是死亡的作用。而当生存也想起这种作用时，除了反抗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是的，我在大战期间出航三次后，便和斯泰拉到了欧洲。

我撰写我的这些回忆录，是因为我是一个常年旅行的人，总是孑身一人外出，所以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去年我去罗马待了两个来月。当时正是夏季，到处鲜花怒放，天气炎热，令人昏昏欲睡。所有的南方城市，一到夏天都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大白天里，昏昏欲睡地弄得我脑袋沉重，索然无味。下午一觉醒来，去喝上一杯咖啡，抽上几支雪茄，待到午睡完全清醒时，天已将近黄昏。吃罢晚饭，温柔安谧的夜降临了，街上静静的煤气灯亮起了白光，在深沉的夜色中洒下了长长的跳动的光芒。又到了睡觉的时候，于是你又懒洋洋地倒在床上。

因此我渐渐养成了习惯，每天下午到平西奥山顶博盖塞花园[8]里的瓦拉第尔咖啡馆去喝咖啡。整个罗马城尽收眼底。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叙说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以及其他的种种事情和看法。说这些倒不是因为有什么深远意义，大概是由于人有说话的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加以利用。当你最后把话都说尽了，那以后你便永远成了一个哑巴了。经过了动荡，你便趋向于静止。可是并没有理由拒绝讲话、活动，或者拒不做你现在这样的人。

我尽量使自己大部分时间待在巴黎，因为斯泰拉在那儿，她在一家专拍国际影片的电影公司里工作。我们在弗朗索瓦第一大街有一套房子，靠近乔治五世饭店的繁华地带。这是个豪华住宅区。可是我跟斯泰拉租住的房子却是糟糕透了。它属于一个英国老头和他的法国妻子。他们向我们收取高租，利用这笔租金去了美国，侨居在门通。这儿，整个冬天雨和雾从未停过。我花了很多天，想使自己习惯这套潮湿发霉但装潢花哨的房子，因为不管有多固执，这现在毕竟是我的房子了。可是我怎么也住不惯，不论是地毯、椅子、像生长在康尼岛上的植物似的电灯、妓院的画、有电光眼珠的雪花石膏猫头鹰，还有那皮面精装带着唾沫味的韦达[9]和玛丽·科里利[10]的作品。这个英国佬是个老骗子，其实他是个二房东，他说的有一间什么书房，实际上只是一个铺了块脏地毯的小间，里面有一套多年以前的拉鲁斯百科全书[11]，还有一张绿绒台面的桌子。这张绿绒台面桌子的抽屉里，塞满了写有各国货币兑换率的纸片，有英镑、法郎、美元、比塞塔[12]、奥地利先令、马克、埃斯库多[13]、皮阿斯特[14]，甚至还有卢布。这个赖赫斯特老头，人已经半死不活，穿一套像下葬穿的衣服，紫红色法兰绒上装既没有翻领，也没有纽扣和纽眼，坐在那儿在钱上精打细算。他还给报纸写函稿，讲法国的堕落、怎样把农民藏的金子弄出来，或者是汽车驾驶者去意大利的最佳路线等等。他年轻时曾打破过从都灵到伦敦汽车速度赛的记录。有一幅他坐在自己赛车上的照片，和他一起在驾驶座里的还有一只小小的爱尔兰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08/1-20040Q54503U1.jpg" />犬。

客厅、起居室已经够糟的了，餐室则更让我受不了。斯泰拉每天一早就得赶往电影摄制场，虽然有个打杂的女佣为我准备早餐，可我还是没法老让自己在那铺有绣着红色图案的黄色土耳其台布的桌子旁喝咖啡。

因此我常常出去到一家小咖啡馆吃早点。没想到，有一天我竟在这儿遇见了我的老朋友胡克·弗雷泽。这家叫玫瑰园的咖啡馆，是个颇为轻松活泼的场所，有圆桌子，柳条椅，栽种在铜盆里的棕榈树，下有条纹图案的纤维地毯，上有红白两色的天篷，一台机构复杂的巨大咖啡机冒着蒸气，还有玻璃纸包着的饼干糕点等等，一应俱全。每天早上，我生好煤炉之后——我家这位女佣雅克琳，人倒挺不错，就是不会生炉子，而我，多年以前就是个行家了——便去吃早点。有一天早上，我正在玫瑰园里喝咖啡。上了年纪的人，就像在他们自己家的客厅里一样，脚上穿着拖鞋走在街上，他们手上提着马肉、草莓之类的东西，从爱尔玛广场的集市上来。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弗雷泽走了过来。打从我结婚那天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

“嗨，弗雷泽！”

“奥吉！”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巴黎来的，老兄？”

“你好吗？你的气色还是跟往常一样好，笑眯眯的！哦，我现在在世界教育基金会工作。我还以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凡是在这儿的我认识的人，我都见到了。可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人的天堂’里碰见你！”

他感到异常高兴，这地方使他的思维大大活跃起来。他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堆有关巴黎的话——让人十分惊叹！——说它是世上绝无仅有，是希望之都，人可以不依仗神的帮助而获得自由，人会变得心地纯洁，文雅有礼，聪慧明智，舒畅愉快，如此等等。他问我在这儿做什么，我说了之后他竟哈哈大笑，一时间，我觉得他这是对我的侮辱。说起来也许自相矛盾，既然这地方是适合人住的，那为什么它就不应该也适合我呢？要是不适合，那大概不能说百分之百是我的错吧。那么它是什么人的天堂呢？又是一管之见。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管之见。

可谁会抱怨这时髦雅致、优美秀丽的巴黎呢？它像个旋转木马似的令人眼花缭乱——金色的桥架，希腊式的杜伊勒利花园[15]中的英雄和石雕美女，拥挤的歌剧院，漂亮诱人的橱窗和色彩斑斓的服装，五朔节花柱般的方尖碑，各色俱全的冰淇淋，人世华而不实的包装盒。

我想弗雷泽并非有意要伤害我的感情，他只是在这儿见到我感到十分意外罢了。

“打从大战结束后，我就来欧洲了。”我说。

“是吗？在干什么？”

“我跟你在我结婚那天见过的那位亚美尼亚律师有生意上的联系，你还记得吗？”

“啊，当然，你结婚了。你太太跟你一起在这儿吗？”

“当然，她在拍电影。也许你在影片《孤儿》中看见过她。那是部描写流离失所的人的片子。”

“没有，说实话，我没有看过几部电影。不过听你说她是个女演员，我倒不感到奇怪。她非常漂亮，你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爱她。”我说。

仿佛这就是回答！可是，要是我不愿跟弗雷泽多说，你能责怪我吗？如果我一开口就解释说她也爱我，不过爱我的方式像巴黎是人的天堂一样，或者说考虑到她专心致志的事业，她只能做到这样——爱情就是对专心致志事物的爱的胜利。也就是那天下午在土耳其浴室里明托奇恩说的主导思想。我可不打算跟弗雷泽讲这些。每当我跟斯泰拉提起这事——我只是偶尔提起，或者是试图提起——我听起来简直像个狂热分子，也许在她听来是如此，就像别人在我听来那样，把他们极力想兜售给你或者招募你去卖命的观点吹得天花乱坠。这仿佛使她成了一面镜子，从中我可以看到自己昔日的固执，以及犹豫不决时会是什么模样。我们在阿卡特拉躲在那日本人别墅的花园里时她讲得对，她发现我们俩很相似。我们俩确实如此。

不过，尽管我不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但也不想撒谎撒得比一般人多，可是斯泰拉却不是这样。当然，你可以把它称之为谎言，也可以美其名为幻想的保护伞。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二种说法。斯泰拉让人看起来既愉快又坚定，她要我也显出同样的神情。她坐在客厅里鸟胸式的火炉旁，坐在那张英国老绅士赖赫斯特警告过我——使我不快——说那是张真正的奇彭代尔[16]椅子上。她镇静、聪明、有魄力、生气勃勃、非常漂亮，这就是她要给人们的印象。这是个幻象。这自然往往就得让我花点工夫才能弄明白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着摄影棚里所发生的事，对当天的笑料发出出自肺腑的清脆笑声。那么这一天我又干点什么呢？哦，我大概跟一个曾在达豪待过的人会了面，跟他就销售德国牙科器材谈了谈生意。这大约花掉一两个小时。事完之后，我也许去了卢浮宫[17]，在那些冷冰冰的大厅里参观了荷兰画派的作品，或者还注意到塞纳河的河水散发出一股药味，要不还去了一家咖啡馆，在那儿写了一封信。一天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她坐在那儿听着，两条腿盘在身穿的那件蜡染的家居便袍下面，浓密的头发梳成三层波浪式，嘴里叼着烟卷，还拒绝了我不过只是暂时有求于她的最要紧的事。

说起来实在让人吃惊，一切竟都这么过去了。你决不可能想到这耗费了多少劳力。只是在不久之前我才领悟到这劳动量有多大。她从摄影场回来先去洗个澡。她从浴缸里对我喊道，“亲爱的，请给我拿条浴巾来。”于是我便取了一件廉价百货商店买的毛巾浴衣，送去给她。小小的浴室里光线朦胧。在热水器里，铜盒子中的煤气火舌直蹿，在千支烛光的烈火下，绿色的金属掉下颗颗碎屑。她那散发出女性香气的躯体沉浸在水中，一条平静的水线没及她的乳房。小药箱的玻璃闪烁着，像墙上一片蓝色的凹处，宛如一个窗口，可以眺望暮色中的海洋，而不是灰雾迷漫的巴黎。我把浴衣搭在肩上，在一旁坐下，心中感到万分平静。这套房子似乎也变得洁净温馨，原来那股厌恶之感已经悄悄隐去。炉子很旺，火光熊熊，雅克琳正在做晚饭，飘来肉汁的香味。我感到宁静安详，悠闲自在，心旷神怡，手指舒展，现在情况就是如此。也只有度过这样的时光，你才能发觉自己的心灵曾经多么悲痛；而且，在你一直以为自己闲暇无事、东游西荡之际，其实正有异常艰苦的工作在进行。非常非常艰苦的工作，挖坑道，打山洞，开矿井，掘隧道，抬石头，推石头，运石头，干啊，干啊，干啊，干啊！干啊，喘口气，拉上来，吊上去。所有这些工作没有一项是从外面看得见的，全都在内部进行。这种情况之发生，是因为你没有力量，无可奈何，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和补偿。因此你只好在自己内心苦干，你展开斗争，进行搏斗，清算旧账，牢记屈辱，争论，反驳，否认，胡说，痛斥，成功，智胜，克服，辩解，呐喊，坚持，宽恕，死而复生。全靠你自己！别人都到哪儿去了？在你心中，在你体内，全班人马都在。

躺在浴缸中的斯泰拉也正在从事劳动。这我一目了然。我通常也都在干着艰苦的工作。可为的是什么？

人人都对我讲巴黎是个安逸舒适的地方，说什么“宁静、安定、豪华，还有快乐”[18]，可是还有这类艰苦的工作得做。每个得到珍视的人物，都在引人注目地追求发展，做着责无旁贷的工作。要是斯泰拉不尽力去做她艰苦的工作，我们就不可能住在这个所谓的宁静豪华的城市里。服装打扮、夜总会、娱乐消遣，摄影场里的排演、艺术家们的友谊——他们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志趣高雅的人物，像我们的好朋友阿兰·杜尼沃——毫无安逸可言。我给你讲讲这位杜尼沃的事。他是巴黎人所说的那种“花天酒地的人”，意思是说，对他来说全是新婚之夜，或者说性生活放荡。最起码是这样。

不论如何，我还是喜欢待在美国，生儿育女。可是我却一时仍被困在这异国他乡。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会冲出去。

我说过，斯泰拉撒谎超过一般人，实在令人遗憾。她告诉我的许多事情，都不是真的，而真有的事情，她却忘记告诉我。举例说，她说她从住在牙买加的父亲那儿收到钱。其实牙买加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她也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她压根儿不曾爱过奥立弗。他并不是个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一个叫坎伯兰的大投机商。有关此人的情况，并不是她第一个告诉我，是我从另一个人那儿打听到有这么一个人的。后来她对我说这个坎伯兰是个无赖。从道德的角度看，确实如此，但在生意场上，他不仅名声很好，而且生意做得很大。实际上他是那种有权有势的人物之一，他们的照片甚至不必上报，因为他们的势力已大得家喻户晓。这个人，斯泰拉早在读中学时就跟他有密切交往，他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成了朱庇特[19]、阿蒙神[20]似的人物，目光如同帕洛马山天文台[21]那架新望远镜，邪恶得就像提比略[22]，是个权威人物和策划者。说实话，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自从挨了巴斯特肖的揍之后，我发誓决不再受任何人摆布。不过这种誓约也许只是一种骗骗人的把戏，因为现在仍有一个这类人物的幽灵盘踞在我头上。老兄啊，你永远也摆脱不了，你只是自以为摆脱掉了而已。

我最初是从阿兰·杜尼沃嘴里听说这位坎伯兰的，大战期间杜尼沃在纽约从事电影业。明托奇恩和阿格尼丝都认识他。他原先是阿格尼丝的朋友。我们认识时，他告诉我说他是圣西门公爵[23]的后裔。我对世袭门第一向很入迷，不过这位杜尼沃其貌实在不扬。在他那一脸横肉的面孔上，生着一对醉醺醺的蓝眼睛，已经不大有健康的气色。虽然他也许无意伤人，可是神情傲慢无礼。稀疏沙黄的头发梳得像一个英国军官，虽然平滑整齐，但遮不住秃顶。他的鞋子有羊毛衬里，他的长大衣全由漂亮的麂皮制成，一直拖到脚踝；他身材粗壮。他像只恶狼似的在地铁里追猎姑娘们。他会告诉你他是怎样把女人勾引到手的，按他自己的叙述，一当他把这些可怜懦弱的姑娘弄到无人之境，她们就会像遇到欲火中烧的凶神似的，如此等等。

他对我提起坎伯兰时，我们正在派拉蒙剧院的休息厅里等着斯泰拉。偶尔讲到奥立弗时，杜尼沃说，“他还在监狱里。”

“你认识那家伙？”我问。

“是的。跟了坎伯兰后跟他，她也太掉分了。那人我也认识。”

“谁？”

他没有意识到刚才他说了什么。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堆突然落下的污物打进一个深坑。极度的失望、愤怒、妒忌，全都从我的心中迸发出来。

“谁？哪个坎伯兰？”

于是他看着我，发现我不知怎的两眼冒火，而且万分痛苦。我看他非常吃惊，极力想不失身份地摆脱这一困境。

其实，一段时间来我就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些事早晚得弄个明白。有人不断地向斯泰拉讨债，还有什么一辆汽车的事，可她并没有汽车；除此之外，还有住宅区一套公寓房的官司。她在住宅区有套怎么样的房子呢？我觉得，不提这件事就太不近人情了。她曾告诉过我，她不得不卖掉一件价值七千五百美元的貂皮大衣，还有一串钻石项链。有些邮寄来的商务信件，她从不拆阅。那些信封上有透明的长方块露出地址部分的商业信函，肯定有问题，这弄得我心神不安。

在这个时候，我怎么会把明托奇恩在土耳其浴室里对我说过的话忘记呢？我怎么会呢？

“这个坎伯兰是什么人？”我问道。

就在这时，斯泰拉从女士休息室里走了出来，我二话没说，上前抓住她的手臂，拥着她出了剧院，坐进一辆出租车。我们急驶回住所后，我立即大发雷霆。“我本该早就知道这当中有骗人的花样！”我对她大吼，“那个坎伯兰是谁？”

“奥吉，别生气，”她说，脸色煞白，“我本该告诉你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证明我爱你，生怕告诉你后失去你。”

“皮大衣是他送给你的吗？”

“是的，亲爱的。可是我嫁的是你，不是他。”

“还有那辆汽车呢？”

“那是礼物，心爱的。可是，宝贝，我爱的是你。”

“还有这屋子里的全部东西？”

“家具？嗨，这不过是些东西，只有你才是最要紧的。”

她渐渐地使我平静了下来。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我已经有两年没跟他来往了。”

“我不能容忍提起这些家伙，”我说，“我受不了。不该冒出这么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来。”

“可是，到头来，”她哭着说，“更不好受的是我。我才是那个真正受他欺凌的人。你只不过听到这事后心里难受罢了。”

由于这事已经挑明，结果倒变得难以收场了。她老想要讲讲清楚。为了证明我没有妒忌的理由，她非要把事情的全部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不可。我怎么也拦她不住——你知道，像她这样一个爽快、活跃、直性子的人，可不是轻易管得住的。

“是个没用的东西！”她说，“胆小鬼！他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主要是要我替他招待一下他那些商界的朋友，借这炫耀一番，因为他怕他老婆丢人现眼。”

这些话跟她享受那些东西的态度，可完全格格不入，比如对新泽西的那幢避暑别墅，赊购账户和梅塞德斯–奔驰轿车，态度就非常实际。她对于税收、保险等等之类的事非常精通，当然，一个女人懂得这些事也无可厚非。她为什么不该懂得这些事情呢？不过，我怕我得放弃我对她过去的生活那种理想的解释了。啊，算了，也不是非有一个解释不可。

“他不肯让我独立自主。要是他发现我有存款，他就逼着我把那笔钱花掉。他认为我应该无援无助。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位采伐公司的董事长打算在长岛开一家大赌场，出一万五千年薪聘我当女老板。坎伯兰听到这事后大发雷霆。”

“他什么全知道？”

“他雇了私家侦探。有关这家伙的作为，你还得好好学习哩。要是他用得着的话，月亮也会租下来。”

“我已经学会了我所要学的一切。”

“啊，奥吉！心爱的，别忘了你也犯过错。你参与过从加拿大偷运非法移民，你偷过东西，也有许多人引你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