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又回到了欧文斯公寓我的那间老房间，在那儿，随同时世的变迁，工业、经济以及科学上的发展，一起前进。作为个人，我自己已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坏消息，浪费的精力，噩梦，还有像野兽在傍晚的炽热中出现在沙漠中的圣人面前那种怪事。不过在我看来，我仍然可以欣慰地说，我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不论道学家们对我有何指责，警方对我并没有任何指控。我较大的罪过都是在梦想中犯的，它们都属于那个范畴；当我像一家竭力想把业务扩大到各个方面的繁忙大企业时，我也在用我的高级头脑细细思考我的人生道路。我也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有时是支离破碎的——例如，孤独的理由只能是重聚；或者是，啊，对一切都有自己的见解是很累的——可是其他的时间还是挺适意的，一到适当时候就会表现出来。我在芝加哥四处游荡，仍像从前一样爱好交际。只是墨西哥坎坷遭遇造成的心灵创伤余波尚在。西亚没有来信，永远消失在古海的蔚蓝海滨，也许正在追踪火烈鸟，跟她一起的是对她的了解决不会超过我的新情夫。现在，她可能正带着枪、套索、照相机和望远镜，露宿在一堵胸墙下，她会像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到老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自己也已不再年轻，我的朋友们老爱拿我的模样打趣，我看起来一脸的寒伧。我一笑便暴露出下排缺的那两颗门牙，实在有点难看，我这张被岩石敲打、亲吻过的脸，一看就知道饱经沧桑。我的头发长得又浓又密，朝上蓬松，盖住了我在山里打猎留下的疤痕。不可否认，我的眼珠子也有几分五产表兄的那种绿色。我整天叼着雪茄到处游荡，一点也没有要想认真做点事的样子，一切都抛在脑后，说话没头没脑，有时嘻嘻哈哈挺高兴，不过，唉，说起来现在总不及以前开心。当我陷入沉思时，常常会在街上拾起一些小东西，因为我把它们当成了硬币。如小金属块，金属瓶盖，埋在泥里的小片锡纸，显然是希望碰上个好运气。我还盼望着有个什么人死去，好给我留下一切。这种念头可要不得，我既不爱人家，还不想让人活在世上，谁还会把好处给了我呢？拾到几个硬币，哪怕个个都是二角五分的，对我一生的定型和最终的形态，又有什么用呢？啊，毫无用处，朋友，一点用都没有。

说起来也真有趣，我一直想弄到一张小学教师证书，我想，这是因为我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小学教师。然而我对此痴心不改。我喜欢教书这一行，上课会让我非常激动；跟孩子们在一起，我会感到很自如，一点都不成问题——嘿，我的天哪，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就该成问题呢？不过我们还是别问这些答案在全世界严守秘密的问题吧。在教室里，或者在运动场上的喧闹声中，闻着屋子里的尿臊味，耳边传来音乐室里咚咚的钢琴声，置身于半身塑像、地图、粉笔灰飞扬的阳光中，我感到自由自在，快乐无穷。我要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献给孩子们，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

在同一所学校里，教拉丁文和代数的是一度做过我的邻居的凯约·奥伯马克。他浑身多毛，肥胖、邋遢，在欧文斯公寓里住在我隔壁时，总爱穿着裤衩躺在床上，大腿上满是卷毛，一双脚丫臭气冲天，把烟蒂随手在身后揿灭时，两眼仍聚精会神地死盯着墙壁，也不看看是不是把烟蒂揿到了他煎萨拉米香肠[1]的旧煎锅里的黄油上。他在床边放着一只牛奶瓶，作小便之用，他懒得去厕所。

现在，他走在校园里，板着脸，俨然像一位国王，孩子们在他周围又蹦又跳的像群蝗虫。他的脸又大又白，带着忧郁，胡子刮得参差不齐，脸上还沾着纸巾屑。他像是感冒了，说话时鼻音很重。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忧郁不快，只不过想保持他的尊严，我很高兴他也在这儿当教师。

他说，“我看见你开着自己的车来的。”

“它一反常态，今天早上居然发动起来了。”我确实有一辆用过十年的旧别克，买这车时，我让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骗得够惨。寒冷的早上它就发动不起来，让我吃尽了苦头。我听从佩迪拉的话，装上了两个蓄电池，可是根本的问题是车杆弯了。不过只要推它一把，它还能走动，由于它有折叠加座[2]，车头又长，所以看上去好像马力很大。

“你结婚了吗？”凯约问。

“说来惭愧，还没有。”

“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他自豪地说，“你最好加把劲。连个对象都没有吗？女人是很容易搞到手的。生养子女是你的义务。有一位老哲学家跟一个女人在拱廊后面被自己的学生撞见了，他说，‘别见笑！我是在栽种一个人啊。’我一直听到你的种种传闻，说你跟着一个马戏团或一个流动游艺团去了墨西哥，还说你险些被暗杀。”

他很高兴，陪着我在校园里转了好几圈。他以他那高傲的方式对我表现得极为友好，还用他尖声的男高音吟诵了一些诗句。

要消除神之间、人之间的争端，还有那使平和的人变得凶残，像烟一般直冲人的胸膛的愤怒，结果味儿定会比蜜汁还要香甜。

真正的旅行者只是那些不断启程的人，他们心情轻松，如同漂浮的气球，可他们永远离不开自己的命运，而且不知为什么，总是说：走！[3]

后面这首诗大概是针对我的，责怪我心情太轻松，愚昧无知地老是向人道别。看来到处都有批评我的人。不过这个寒冷天阳光非常灿烂，一列列火车黑压压地在黄色混凝土路堤上驶过，孩子们围绕着旗杆在整个大操场上欢叫奔跑，从活动校舍里跑进跑出，我觉得心情特别激动。

“你应该结婚。”凯约说。

“我也想这样，常常想到这件事。老实说，昨天晚上我还梦见自己结婚了，不过不那么愉快。我弄得烦透了。开始一切都不错。我下班回到家里，窗前有美丽的小鸟，我还闻到烤肉的香味。我的妻子非常端庄文雅，可是她那漂亮的眼睛中含着泪水，比平时大了一倍。‘露，怎么啦？’我问道。她回答说，‘今天下午没想到孩子们都生下来了。我很难为情，把他们都给藏起来了。’‘可这是为什么？这有什么可难为情的？’‘他们中有一个是头小牛犊。’她说，‘另一个是个虫子一样的东西。’‘我不相信。他们在哪儿？’‘我不想让邻居们看到，所以把他们都放在钢琴后面了。’我感到难过极了。可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孩子呀，不该把他们放在钢琴后面，于是我便走过去看。可是，谁知坐在立式钢琴后面一张椅子上的竟是我妈——你知道，她是个瞎子。我说，‘妈，你干吗坐在这儿呀？孩子们在哪儿？’她以怜悯的神情望着我说，‘唉，我的儿子，你在干什么呢？你得干正事啊。’接着我开始抽泣起来。我觉得太惨了，便说，‘这不是我要做的吗？’”

“唉，你这可怜的家伙，”凯约为我感到惋惜说，“你决不比任何人差，这你都不知道吗？”

“我真该简化一下自己的生活了。一个人到底得有多少烦恼呢？我是说，难道这是我必须完成的苦差使吗？不可能是这样，因为我所知道的好事都是人在快乐的时候做的。不过不瞒你说，凯约，因为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我的自尊心总是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总是由于我听任别人摆布而受到伤害。真实性来自于自知之明，而最坏的莫过于不由自主。啊，我不是指像大海中的游泳者或坐在草地上的儿童，他们天真无邪地让命运掌握在造物主的巨手之中，但是你不能这样天真地躺在人造的物事上，”我对他说，“在自然界你可以放心，但在人造物界你得当心。在那儿，你必须心中有数，你不能心事重重而又轻松愉快。‘盖世英豪见了我的业绩，也将羞愧绝望！’[4]是啊，尽管奥西曼狄斯[5]现在只剩没有躯干的双腿，不必担心，可是在他不可一世的日子里，贱民们只能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正像我们也生活在阴影之下一样，必须对人类的发明充满信心，上至同温层，下至地铁，跨越大桥，穿过隧道，乘电梯上上下下，我们的安全全交在它们的手中。人造的东西就是笼罩着我们的阴影。桌子上的肉，管道里的暖气，纸上印的文字，空中传播的声音，一切无不如此。因而所有的事物全都一个样，相同的重量，相同的等级。第一页上是上帝沸腾的怒火，第二页上是威波特公司的大减价广告。全是外在的，雷同的。那么是什么使得你的生存成为必要，像它应该的那样呢？是那些想使你按照它们的方式存在的技术成就吗？”

凯约听了我的这番话并没有怎么惊诧，他说，“你所说的是‘莫哈’——这是个纳瓦霍[6]语，也是梵文，它的意思是和有限相反。它是对条件作用力的一种嘲讽。只有爱是对‘莫哈’的唯一回答，因为爱是无限的。我指的是一切形式的爱，性爱、博爱、欲爱、变态爱、狂爱。它们永远一个样，不过有时候这一种占支配地位，有时候是另一种占支配地位。哦，我很高兴你我有机会再次见面。你好像比过去严肃认真多了。你干吗不去见见我的太太呢？我的岳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她是个让人讨厌的老太太，对什么事都要挑剔唠叨，不过我们可以不理她。顺便说一句，她对照料孩子可帮了大忙。她老是在我耳边唠叨说，我的内弟如何如何有出息。他是个修理无线电的，是个十足的傻瓜。来我家吃晚饭吧，我们还可以一起再聊聊。我也想让你见见我的孩子。”

于是，我跟他一起来到他家。凯约很热情，可是他的妻子不太友好，满腹猜疑。那孩子很可爱，当然跟年龄有关，他很小。我在的时候，凯约的那位内弟也来了；他对我的别克车很感兴趣，那天晚上它碰巧跑得很顺当。他被车厢后面的折叠加座吸引住了，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开着它四下转了转，最后提出要买下它。我开了个适当的价，稍微赔了一点本，不过很惭愧，我没有告诉他车杆是弯的。

嘿，他要马上买下它，于是我们就去了他家，他给我开了一张一百八十元的伊利诺斯州银行的支票。但他还不肯放我走。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得留下来打一会扑克，好让他赢回一点自己的钱。他的太太也参加。他们俩显然想掏光我的口袋，凯约也只好坐下来陪着玩，以示友好。这实际上是存心诈我。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的一张圆桌旁，旁边放着一壶咖啡和一罐炼乳，一直玩到深夜。主人的工作台就在大厨房里，上面摆着一台台坏了待修的收音机。那做丈夫的很生他老婆的气，因为她老是输。要是她赢的话，他们就可赢双份，可她输了，他就臭骂起她来，她也对他尖声回敬。凯约也输了，我是惟一的赢家，其实我情愿不赢。事实上，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把赢自凯约的钱还给了他。没想到两天后他的内弟通知银行停止给我付款，我得去取回我的那辆车，因为它开不动了。那是个怒气冲冲的场面。凯约为此也很恼火，尽管后来他渐渐缓和下来，可有一阵子他在学校里都不大跟我讲话。我想，我在卖车时实在不应该不告诉人家车杆弯了的事。

索菲·杰拉狄思，即我做旅馆业工会组织员时的朋友，现在已经结婚了，可是她想跟丈夫离婚嫁给我。她对我说，她的丈夫一直在跟别的男人干下流事，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上。他给她开了赊购账户，还给了她一辆小车，但是他只是拿她做个粉饰门面的摆设。他的生意是销售一种暖房用的产品，这是一种专利产品，所以他的生活过得很适意，每天戴着他的霍姆堡呢帽[7]和手套，由司机开着车，在这个城市暖房温室多的地带转悠。所以索菲有很多时间跟我泡在一起，替我收拾在欧文斯公寓里的房间，因为它以前从来不曾收拾过。见我竟睡在没有枕套的枕头上，她感到惊讶，于是给我拿来了好几个。“你真会过日子，”她对我说，“你并不是真的爱邋遢，你喜欢好东西。”她说得对。索菲非常聪慧，不应想到她以前只是个旅馆里收拾房间的女工。在有些事情上，我是扣得很紧的。走进一家高级的酒吧或夜总会时，我总要摸摸口袋，对账单提心吊胆。她自然知道这一点。“不过我也知道，要是有人让你动心，你也就肯花钱。这也不见得好。还有你那辆车，那可真是干了一件大蠢事。你真是个大傻瓜，竟会买下它。”

索菲有一对褐色的大眼睛，缓缓地瞟来盼去，十分可爱动人。此外，我前面已说过，她还有一个聪慧的头脑，尽管她总爱以轻蔑的方式使用它。她不愿用她丈夫给她开的高档商店的赊购账户。她会戴着戈德勃拉公司买的波兰花帽，在我的洗涤槽里洗她的衣物，身上只穿一条背带衬裙，嘴里叼着一支烟卷。与此相矛盾的是，她其实是个非常温柔体贴的女人，她待我很好，这不仅是因为她需要我，而且恰恰相反，是因为我需要她。不过，我并不打算结婚。

“要是我能更符合你的志向，我们会相处得很融洽的。”她说，“跟我上床还可以，但结婚就不成了。那个姑娘一来找你，你就把我给甩了。你大概为我感到丢人。可在你感到软弱无力或情绪低落时，我对你就最有用了。我了解你。没有一个人是你满意的，使你愿意终身厮守，你的老爸一定是个贵族私生子。”

“我想不一定。我听我哥哥说，他是给马什菲尔德的一家洗衣店开卡车的。我从没想到他是个重要人物。而且他找上我妈时，我妈正在韦尔斯街的一家小工厂里干活。”

“你真的不想要我，是吗？”

哦，她的意思是为什么我还不打算走上一条生活道路，不再在旷野里左顾右盼。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我神往的呢！让它来吧！让它得以圆满实现！钟摆再往前摆一摆，把一切多余之物了结。让这种对生活中神秘伟大事物的急需获得满足吧！由于企求不得，它存在我们心头，已成了神秘痛苦之源。让它有机会亮相吧！表明自己并不是一个魔鬼。索菲真的以为我不想要妻子儿女，或者是只忙于每天的适当工作？于是我便站起身来，对她说，她把我完全看错了。

“那我们还等什么？”她高兴地说，“让我们开始吧！我会做你的好妻子，你知道我一定会的。我也得有个开头。”

这下我窘得满脸通红，舌头都不会动了。

“瞧，”她凄然地坦率说，她那抹着口红的嘴张得大大的，挂着忧伤，电灯光照在她白净光裸的肩膀上，“我不够好。那么谁够格呢？”

我暂时还不想结婚，我是这么说的，索菲所不得不对我说的，也正是我那位哥萨克老兄的意思，当时他伤了我的自尊心。他真正要对我说的意思，我立即就正确无误地明白了，我好像没被他人的命运伤害够似的。他应该知道，他东奔西跑，从莫斯科到土耳其斯坦[8]、阿拉伯半岛、巴黎、新加坡，到处跑来跑去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人能像朝圣香客那样摆脱掉这些痛苦，游寺庙，逛码头，抽着香烟走过历史的尸骨堆，踏遍备受煎熬的土地，当地人则都待在家里，受尽苦难。

因此索菲的脸上露出了伤心的神情，现在，这张俊俏的脸比我在工会办公处初次见到时更成熟了。但这次她没有像上回那样，西亚一敲门她就突然穿上衣服，离我而去。我想，现在她已经懂得，在人生的旅途中，得多少次品尝失望的滋味。可是我不想跟她结婚。我想，那样她会为着我好而没完没了地责怪我。这一来，我就又多了一个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而我却要摆脱的人。

“你在等那个姑娘，”她带着醋意说，可是说得不对。

我回答说，“不，我永远不想再见到她。”

不过，我还是有了一点进展，你可不能光看表面。我正在逐步得出一些特别重要的结论。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我躺在沙发上，沉浸在作出重大总结的冥想之中。当时我身上仍穿着睡衣，一时间灵感突然到来，从而打发掉做一切事情的念头。就在这时，克莱姆·丹波来了，带来了满脑子自己的想法。

我不相信克莱姆有这么多该骂的坏习气，不过他有的那些，在现在看来显然是坏习气——爱睡懒觉，狂妄自大，穿着邋遢的双排扣外套，就是拉布吕耶尔[9]老先生认为龌龊的那种，身上一股烟草臭味，衣服上粘满棉绒和猫毛，靠着廉价商店的货物和便宜的膳宿过日子，如剃须后搽的润肤露、斯塔康发膏、人造丝袜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有他那副神气活现、自暴自弃的模样。不过不管怎样，在芝加哥这昏暗阴沉的日子里，他也曾躺在床上制定过一个计划。

他打算走出家门步入职业生涯，他想到今年冬天一拿到心理学学位，便去杰克逊附近的迪尔本，在某幢较旧的大楼里弄间办公室，开业做个就业指导顾问。

“你？”我说，“你自己这辈子都从没做过一天事呢！”

“正是这，才使得我这么理想呢。”他早就为我准备好答案，“我不会受任何拘束，不会胡说骗人，奥吉。你还记得从前台球房里的那个本尼·弗赖伊吗？他现在赚大钱了。他也做了婚姻顾问，还用兔子做实验。”

“要是他就是我想起的那个人，就是穿一双男式高跟鞋的那个，他上个月不是因欺骗罪被人告上法庭了吗？”

“没错，不过我们可以合法地干同样的事情。”

“我不想泼冷水，”我说，心里念念不忘自己的经验教训，“不过你怎样才能招揽到顾客呢？”

“哦，那不成问题。人们上你这儿来是想知道他们得怎么做。他们求你告诉他们。所以我们是他们前来请教的专家。”

“啊，不，克莱姆，不是‘我们’。”

“奥吉，我很想要你跟我一起干。我不喜欢独自一个人干。我搞倾向测试，你来搞面谈。用罗杰斯的启发式方法，你由着他们信口说就行了。这一点都不难。你听好，你不能再这样乱七八糟地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地厮混下去了。”

“我知道，可是克莱姆，我今天刚刚有了点灵感。”

“瞧你，又来牛脾气了，”他说，“干这买卖，咱们能发大财。”

“不，克莱姆，我又能为那班男人、女人干点什么呢？我不好意思搞这种就业咨询所来赚他们的钱。”

“哼，你胡扯！又不是要你给他们安排工作，你只是告诉他们适合做什么工作，这是一项现代活动。现代活动是完全不同的。”

“别争论了，”我认真地说，“你难道没有看出我今天也有了某种灵感吗？”他这才看出我是真的激动了。接着我发表了长篇大论，我记得我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我说，“人生的轴线必须是直的，要不你的一生只是一场丑角的表演，或者是见不得人的悲剧。我一定是从小便有这种在轴线上生存的感觉，所以我像一个执迷不悟的人一样，对所有想要说服我的人都回答一个‘不’字。这只是凭着我对这些轴线的顽强记忆，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但是最近我又感觉到了这些令人激动的轴线。当奋斗停止时，这些轴线仍会像一种天赋一样存在着。刚才我躺在这张长沙发上，这些轴线突然一下子笔直贯穿我的全身。真理、爱情、和平、慷慨、有益、和谐！而一切杂念、隔阂、歪曲、饶舌、困惑、勉力、奢望，全都像虚幻的东西似的烟消云散了。我相信，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这些轴线上来，即使是一个不幸的私生子，只要他能静静地等待它的出现。我一直怀着的某种特别突出的雄心，只不过是一种自负自夸而已，它把这种比幼发拉底河还要古老，比恒河还要悠久的最古老悠久的认识，从根本上给歪曲了。任何时候生命都能重振，人都能获得新生，不一定非得是神或者像奥西里斯[10]那样为共同繁荣每年裂身一次的公仆。人自身虽然生命有限，可以度量，但仍可以回到轴线上来。他会被带到中心点上。他会活得真正快乐，就连他的痛苦，只要它们是真的，也会化为欢乐，即使无依无助，也夺不走他的力量，就是四处流浪，也不会使他彷徨迷茫，哪怕社会对他开个大玩笑，搞个大骗局，也未必能使他变得荒谬可笑，纵令一再失意，也不见得能剥夺他的爱情。如果生活没有使他觉得可怕，那么死亡也就吓不倒他。别人真情实意的拥抱会使他消除对风云骤变和生命短促的恐惧。这并不是我想像出来的东西，克莱姆，因为我是在用整个生命做试验。”

“你真是个既坚定不移又顽固不化的家伙。”克莱姆说。

“我原以为，要是我懂得愈多，我的问题就会愈简单，因而也许我应该完成我的正规学业。可是我自从为罗贝工作以来，得出了一个结论：我所学到的知识，就连十分之一也没能利用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读过有关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的传奇故事[11]，可是我究竟该怎样来把它派上用场呢？我的心被牺牲精神和真诚的奋斗所感动，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呢？再拿四福音书[12]来说吧，你该怎样把它们付诸实践呢？哦，它们是无法利用的。可你还要在这上面堆砌更多的劝告和资料。任何只是增加你所不能使用的资料的事都是非常危险的。然而这类事一件件太多了，都已深入我的心中。太多的历史和文化得跟上进展，太多的细节，太多的新闻，太多的样板，太多的影响，太多的人告诉你要像他们那样生活，还有所有这一切庞大、大量、动荡、尼亚加拉瀑布般的激流。该由谁来解释这一切呢？是我吗？我可没有那么多的头脑来掌握这一切。我会被搞得头昏眼花。即使我不得不把我所吸收的贮藏起来，变得像部百科全书，这也不会使我感到有足够的希望。哦，为走向生活作准备所花的时间就是一个问题，瞧！一个人可以就这样在自己个人的围墙里花去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的时间。一切重大的经历只发生在他个人的围墙里。所有高谈阔论都在这个围墙内进行。一切成就也都停留在这围墙之内。人的魅力也是如此。甚至连仇恨、恐怖、妒忌、谋杀也都发生在围墙之内。这只会是一个有关生存的噩梦。倒不如挖掘出壕沟，用你的铲子敲打别人，也要比死在这围墙里强。”

“唔，接着说呀，你想要证明什么呢？”

“我一件事也不想证明，什么也不。你认为我有这种挺身而出要想证明什么的雄心吗？我所认识的人几乎个个都想用某种方式表明他是如何使世界不至于分崩离析的。这只是由于他感到使自己不至于崩溃是多么劳累，由于自己做出了艰苦的劳动，所以要把它夸大到整个世界。可是这并不需要艰苦的劳动，或者至少说不应该作艰苦的劳动。你不必那么做。这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所以我不想成为我们这一代的代表、模范、带头人，也不想做任何男子气概的楷模。我所要的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所要考虑的也只是自己。这就是我现在大讲特讲、如此慷慨激昂的原因。我需要有我自己的地盘。哪怕它是在格陵兰冰天雪地的山中，我也要到格陵兰去，我再也不会把自己借出去为别人的计划效劳了。”

“那就快告诉我吧，我都急死了，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的打算是为自己弄一份地产，然后安顿下来。在伊利诺斯州对我就挺合适，不过在印第安纳州或威斯康星州，我也不会反对。别担心，我不想成为一个农民，尽管我也许会干点农活，不过我最希望的是结婚，建一个家，再教教书。我要结婚成家——我太太在这一点上当然非同意我不可——然后我还要从盲人之家接回我妈，把弟弟乔治也从南方接回来。我想西蒙会给我一些钱，帮助我开始创业。哦，我并不是想建立一座‘幸福岛’，我可没把自己当成什么普洛斯彼罗[13]。我没有他那副体魄，也没有女儿。比方说，我也从来没有做过国君。不，不，我不是在寻求品达[14]笔下极北居民[15]的那种乐土仙境，与神人共岁月，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长生不老……”

“这是我从你这儿听到的最富想像力的事了。这个计划值得你费心思，我可以说因此为你感到骄傲，尽管我一想到你必须考虑这些事时，表现得竟这般安然自若，这使我大为吃惊。可是你打算从哪儿为你的学校招收学生呢？”

“我想，也许我可以向州或县，或者管它什么地方申请，得到批准做一个养父，从福利院领些孩子来。吃住都可以照顾到了，我们会有这样一些孩子的。”

“加上你自己的孩子？”

“那当然。我喜欢有自己的孩子。我很想孩子。还有那些福利院来的孩子，他们在那儿的生活很艰难——”

“可他们也有可能变成小约翰·迪林杰、小巴兹耳·班哈特或者是小汤米·奥康纳[16]。不过我知道你希望什么。你想你会爱他们，所以他们会成为小米开朗基罗和小托尔斯泰。你会给他们生活中的机会，拯救他们，因此你会成为他们的守护神和教父。可是你把他们都培养得那么规规矩矩，叫他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呀？他们也只好离群索居，孤孤单单地度过自己整个一生。”

“不，真的，我可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会感到很幸福的。我要建个木工作坊，也许我还能学会修理自己的汽车。我弟弟乔治可以担任制鞋指导。可能我还要学几门外语，以便可以教他们。我妈会坐在门廊里，鸡呀，猫呀，各种小动物围绕在她的脚边。也许我还可以办一个苗圃。”

“你也太想当国王了，”克莱姆说，“你这家伙，你这是想做统治这班妇女、儿童和你那傻瓜弟弟的国王。你爸抛弃了这个家，你也有弃家的份儿，所以现在你在做点补偿吧。”

“你总能找出不良动机，”我说，“不良动机总是会有的。所以我想要申明的是我不想跟这沾上边。我不太清楚我那不幸的老爸的情况——他做的似乎也跟大多数人一样——他来了，接着便又走了。看来像是为了自由。最有可能还是为了另寻烦恼和痛苦。可是，当我在寻找永恒持久的东西，竭力想回到轴线上来的时候，我干吗要在这件事情上搞骗人的勾当呢？我知道，在很多人听来，这也许不像个伟大的计划。但是我清楚，我要在生活最复杂、最疯狂、力量最强大处战胜它，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我想我只能从低微处、简单处做起。”

“祝你走运，”他说，“不过我不相信这能实现。”

好了，现在我有了这个好主意，我的行动方案。我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上。有一阵子，我认真考虑不妨跟索菲结婚，不过当时主要是我急于想有个开始。可是突然——轰！在那个可怕的星期天下午，战争爆发了[17]，于是，除了战争之外，你什么也不能考虑了。我立刻被卷了进去，一夜之间，个人的一切打算都无影无踪了。它们哪儿去了？全都藏进了心底深处的某个地方。我所关心的只有战争，全身的热血在沸腾。这样的大事件发生了，你该怎样来关心呢？我呀，我对一切都关心。一开始，我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恨透了敌人，迫不及待地要去参加战斗。在电影院里，我简直像个疯子，看新闻纪录片时大喊大叫，拍手喝彩。是啊，我想，对你所迫切需要的东西，一有机会，你肯定会抓住不放的。过了一阵子，每当我想到我的宏伟计划时，我便对自己说，等战争一结束，我便要正式开始。可是当整个地球都忙于这项制造苦难的工程，吃人的萨图恩[18]一直在夺走我周围的小伙子时，我是没法干这件事的。我四处奔走，对我的朋友们宣讲，这使他们大为惊诧。我说要是敌人得胜了，会把全世界建成一堆蚂蚁堆，到那时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种厄运，人类会处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人类沙漠中将堆积起许多巨大的权力金字塔。几个世纪后，在这同一个地球表面，在同一个太阳和月亮的照映下，在这曾经生活着像神一样的人的地方，只有这种像虫子一样的人了。他们使地球变得像险恶的外太空一样诡秘可怕，并且仿效外太空，创造出一种像物理定律一般，永恒不变的人类机械规律性。服从是上帝，自由即魔鬼。再也不会有个新摩西出来率领民众大迁移[19]，因为在新金字塔之间养育不出新摩西这样的人来。啊，是的，我像演说家那样站起来，向每个人大声呼吁。

接着我就去志愿从军，可是那匹老马比兹科乔弄得我得了疝气。陆军和海军的医生都要我咳嗽给他们听，并且一致认为我患有腹股沟疝。他们建议我动手术，手术是免费的。

于是我便去县医院动手术。这事我没跟妈说。这类事情我从来都不告诉她。索菲说，“你是个蠢到家的大傻瓜，人好好的，又可免除兵役，你却去吃这一刀。”她这是为自己着想。她的丈夫正要应征入伍，这就更有理由要我留在她身边，而要是我去医院开了刀，这就意味着我不要她。不过她已看透了我。克莱姆也到医院来看过我，西蒙也来过，而索菲则在所有允许探视时间都来病房陪伴我。

这次手术搞得我够戗，手术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立不直身子，走起路来总是多少有点弯腰弓背的。

医院里乱哄哄的全是人，就像四旬节[20]嘉年华会[21]的拥挤场面。医院在哈里森街，我曾陪我妈来这儿配过眼镜，有一次我去辨认那个铲煤工尸体的地方就离这儿不远。这儿像雷雨天似的阴沉，到处是光秃秃的褐色石头建筑，红色的汽车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每张病床，每个窗口，每个隔开的可以住人的地方，每一个角落，全都挤满了人，就像特洛伊城内或者隐士彼得[22]布道时的克莱蒙街头一样。抬臂耸肩的，一瘸一拐的，扎着托带和吊带的，拄拐杖跳着走的，躺着不能动的，头裹绷带坐轮椅的，从病人的纱布里，从可怕的五颜六色中，从那深深的洗涤槽内，都发出一股伤口的气息和药味。不远处，精神病院里发出种种声音，有尖叫，有歌声，还有叽叽喳喳像养在林肯公园里热带小鸟似的叫声。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我就爬上屋顶，俯瞰这座城市。四周都是芝加哥。它的一再重复，使你耗尽了对各个细节、各个单元的想像力，那些单元比脑细胞和巴别塔[23]的砖还要多。这是使以西结发怒的大锅，里面煮着骨头，早晚有一天，这大锅也会熔化掉[24]。一阵神秘的震颤，灰尘，烟雾，庞然大物的放射物在空中飘散，弥漫在站在这座大楼屋顶上的我的头顶，它遍布四方，笼罩在诊所、监狱、工厂、下等旅馆、停尸房和贫民区的上空。就像在埃及和亚述的巨大工程面前，就像在汪洋大海面前，这时你实在太渺小了，太渺小了。

西蒙来看我时，把一袋橘子朝床上一扔。他因为我没有去一家私人医院把我臭骂了一顿。他的脾气坏透了，对每件事每个人都要吹胡子瞪眼。

既然他们这就让我出院，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我还是直不起腰来，好像是缝错了地方似的，不过他们说这只是暂时的。行了，我就这样回到了南区，可是发现佩迪拉让一个姑娘住进了我的房间，是他的客人。他把我搬到他自己的屋子里。这位年轻女士占据我的房间只是形式，完全是摆个样子，因为他也是这样做的。他从不住在家里，而是住在他从事铀研究的大学里。

他住的是一座公寓里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小套间。灰泥所以能粘在板条上主要靠的是油漆。邻居大都是靠领救济金度日的家庭，都是些下午四点才起床，穿着内衣走到窗口，好奇地看看白天的夜猫子，有干净利落的菲律宾少妇，醉醺醺的老妪和愁眉苦脸的小伙子。向下走许多座楼梯后，走出这幢楼房，穿过一个结构奇特、平坦的、长长的门廊，是一座中国式的暖房，朱红色的屋架子，什么也没有长，只有枯枝、废报、杂物和垃圾。在街上，顺着一排圆形垃圾桶，再往前走几步便是那个原先是教堂，现在是佛教徒拜佛的地方。再过去是家杂碎店。然后是个赌场，如通常一样，后面是一家摆摆样子的雪茄烟店。这儿的顾客几乎个个都拿着赛马消息报，有退休的或者是区里的头头，有脚步沉重、含着雪茄的人，还有警察。住在这幢公寓大楼里，我的精神一直不太好，过了漫长的几个月才感到好一点。我的身体依然很虚弱。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西亚的一封信，是从旧金山的军邮局寄来的，告诉我说她已跟一个空军上尉结了婚。她觉得这事应该告诉我，可她也许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一伤心的消息又害得我卧床不起。我的两眼比以前凹陷得更深了，手脚发冷，我躺在佩迪拉肮脏的床上，人既不舒服，心情又颓唐。

索菲自然安慰不了我。接受他的慰藉，而又不告诉她内心的痛苦，这甚至是不应该的事。我把自己的内心痛苦全都告诉了克莱姆。

“我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我曾跟一个警察的女儿相好，去年她也把我给甩了，”他说，“她嫁给了一个赌棍，跟着去了佛罗里达。不过，你早就对我说过，这事已经过去了。”

“是这样。”我说。

“不过，我看你们马奇家是个浪漫的家庭。我经常看到你哥哥跟一个金发小妞泡在一起。就连艾洪也见过他们。那天他穿着黑斗篷正让人背着从东方剧院出来，去看另一场戏《朱诺和孔雀》——他不常出门，不过你也知道，他一出门便喜欢在外面待一整天。那天背他的是前次轻量级拳手路易·埃里麦列克。他撞见的正是西蒙和那个女人。根据他的描述来看，是同一个女人。也是个身段漂亮的女人，脖子上裹着貂皮围领。”

“可怜的夏洛特，”我说，立刻想到了我的嫂子。

“夏洛特又怎么了？你的意思是说夏洛特不懂得过双重生活？一个有钱的女人会不懂得这个？至少是双重，或许还不止吧？这几乎已成了这个国家的法则了呢？”

因此我在养病时期又多了一桩伤脑筋的事。当时我想，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离开芝加哥算了，到充满世界大事件的地方去。

有一天，我去了西区。我领了我妈到道格拉斯公园散步。这对我们俩都有好处，我走路时多少还有些不顺当。公园里阳光带着寒意，地上长满青苔，由于在战争期间，长椅没有好好维护，上面坐着几个老人，还有报纸、动物的毛，还有灰泥墙。小湖的水面上杂乱地漂浮着纸片。妈已开始出现老年人的僵硬，腿已经有些弯曲。尽管如此，她还是喜欢这种清冷的空气，仍然有着她那健康的安详红润气色。

我送她回盲人之家时，西蒙的车突然在我们身旁停下。车上有个女人，但不是夏洛特，我看到了毛皮围领和一头金发。西蒙满脸微笑，立刻打着手势，示意别让妈注意到那个女人。接着他来到人行道上，西区这儿的人行道对他来说似乎太差劲了，路面的混凝土龟裂得很厉害，遍地是杂货店和肉铺里清出来的碎屑。他看上去挺好，从脚上那双西班牙科尔多瓦革软壳皮鞋，到袖扣的红宝石扣饰，雪白的白衬衫，扎的可能是条苏尔卡牌领带，穿的是斯楚克牌外套，件件全是手工缝制，而不是像鲁宾逊披的小羊皮，只是图个遮盖。我得承认，他这般打扮而来，看了是让人眼红的。

他是为看妈来这儿的吗？还是为了把妈指给那小妞看？他为使她知道我是谁，很高兴地说，“啊，我的弟弟！真是太巧了，遇见了你！我怎么老见不到你呀？啊，妈妈，你好吗？”他两只胳臂分搂着我们，把我们转过去面对汽车，车上的姑娘友好地朝我们打了招呼。“一家人团聚，真是好极了。”他说。

我不知道妈是否感觉到他是在冲着另一个人演戏，也许她感觉到了。然而，对这两个受到特殊照顾，衣着华贵，娇生惯养的躯体坐在凯迪拉克车的高椅垫上四处兜风，像一对狂欢节中逛意大利大街的罗马人，这乳房高耸的姑娘和西蒙，忠厚纯朴的妈又怎么会懂得如何来看待呢？

西蒙现在真是赚大钱了。他投资的一家公司正在为军方生产一种新设备。每当他告诉我钱如何滚滚而来时，他总是大笑起来，仿佛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还说他希望能赶上我的那位百万富翁罗贝，自己也写一本书。到时候他会要我做他的助手。这个玩笑我可不喜欢。顺便说一句，罗贝正准备去华盛顿。他似乎解释不清为什么他非去不可。

西蒙说，“妈，我只是停下来看看你是否一切都好。我不能多耽搁，我要带奥吉一起走。”

“去吧，孩子们，”她说。她要我们兄弟俩一块做事。

我们送她上了石头台阶，看她走进盲人之家。只剩下我们俩时，西蒙说，字字都很中肯，“在你开始有别的想法之前，我要你知道，我爱这姑娘。”

“是吗？从什么时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