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火气很大，全身颤抖，非常急躁，满眶晶莹的泪珠，使她的眼睛显得格外大，就像有时候伤心时那样。我以为她会失声痛哭，可是她只是浑身颤抖。

“前天晚上，我一直盼着你回来，”我说，她没有搭腔。我们俩心里都有股子气，但并不准备真正吵架。她浑身颤抖不是怒气更大，而是压住怒气。

“下面那帮人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好呀？”她质问道，“我认为，自从卡利古拉失败后，他们一定弄得你为我害臊。一定拿我开玩笑。”

“你想我会让他们那么做吗？”

“对他们，我比你清楚。那个莫尔顿，坏得很。”

接着，她便骂起威利·莫尔顿和别的居民来。我只是听着，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真正分歧便被搁置到一旁。当时我们还不忍心吵架。

有时，我几乎说服了自己，准备带上套蛇索、照相机和猎枪，跟她一起上山。活动活动对我有好处，一是因为我心神不定，过度紧张，二是因为我极想把她和我的关系，恢复到在芝加哥时的样子。可是，我到底还是一直没能完全说服自己，采取行动。

我似乎觉得我还得继续打牌度日，我是赢家，不能罢手。莫尔顿一直叫嚷说，我赢了所有人的钱，我得给他们报仇的机会。因此，我仍像人们最常见的那样，手里握着一副纸牌。我真的成了发牌高手，技术娴熟，手法精妙。不久，甚至不认识我的人也都慕名而来，仿佛我已在那家中国饭馆里开了赌场，就连穿着运动衣的饭店老板傅路易也都认为这样。对于坐下来赌的观光生客来说，我是博林布鲁克或者是驯鹰人，莫尔顿管那些观光客叫世界游民。我口袋里塞满了各种外币。我自己也弄不清我有多少钱，不过我确实有钱，不是史密狄的。现在已经不再有钞票和食品菜肴混放在一起的冰箱了；西亚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要给我零用钱。要是我身上没有伤痛的话，我会觉得日子过得很好，手头挺宽裕。口袋里，英镑、美钞、比索、瑞士法郎全有。不过我只是表面上走运，我心里闷得慌，头上裹着脏绷带，面色憔悴，整个小镇疯狂得简直要把自己炸成碎片。西亚一直在收集珊瑚蛇和响尾蛇，我则不得不赢得一场场的耐力战，让焦急的屁股坐在路易的饭店里，或者坐在别的旅馆房间里，有时候甚至坐在妓院里，那儿的赌场生意有时很兴隆。妓女们待在后院，前堂有个小酒吧，在游客们拥来之前，是大兵们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儿看连环画，吃豆子，喝龙舌兰酒。老鼠在梁上乱窜。姑娘们有的在烧饭，有的在打扫房间，有的在看书，有的在院子里洗头。一个半裸的男孩头戴军帽在敲木琴，黑橡皮头的木棒敲得飞快，我觉得我也得把牌打好，不应该满盘皆输，因此我便聚精会神地看着手中的牌。

当我说待我身体好了就跟她一起上山时，西亚听了并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她对我做出的姿态。她答应陪我在镇上待几个晚上。我很高兴再见到她的腿露在裙子外面，而不是让裤子罩住。可是，她的离婚书到达的那天，我的热情又上来了，我照先前的打算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她只是摇了摇头。我突然想起，有一次她讲到怕怀孕时，不慎说出她怕向家里人解释我是孩子的父亲。起初，这件事令我失望，后来我感到气恼，现在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当然，我也总算看清了她的观点。在谈情说爱的美好岁月里，有个年轻小伙子做愉快的朋友是一回事，而在实际生活中面对一个有缺点的人则是另一回事。我心里明白，在她那个鼻子里有白毛、抽定制古巴雪茄、有钱有势的百万富翁叔叔眼里，我算个什么呀。没错，西亚看不起他，盼望在经济上能独立自主。可是，由于她不能依靠我，因而她不能为了我而跟家里人一刀两断。要是我对鹰呀，蛇呀，马呀，猎枪呀，摄影呀，也像她那样着迷的话，我们俩也许还能相爱下去。可是，你就是给我金子，我也不会看曝光表，我也不愿捕蛇，我一想到这就恼火。我盼着西亚有一天会对此感到厌倦；而她呢，我推测，也正在等着我对莫尔顿那帮人厌倦哩。

在此期间，节日一个接着一个而来。乐队在教堂广场不停地吹吹打打，一片嘈杂。烟花林立，成串飞向天空，光辉四射。高举圣像的队伍在小镇的四处游行。在一个连续五天狂饮酒会上，一位妇女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丑闻怪事层出不穷。一对年轻情侣为一只狗发生口角，结果其中一人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吉普森把外套遗留在妓院里，老鸨尼格拉亲自把它送回到他家中。伊基的前妻把吉普森关在门外，因而他只好央求莫尔顿，让他睡在他的门厅里。可是莫尔顿不敢收留他，因为吉普森想向他借钱，又要喝他的威士忌。结果吉普森只好流落街头，由于整个小镇都在沸腾，他的伤心事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哪怕豺狼、野猪、大蜥蜴或者是牡鹿都从山上跑到镇上来，同样也不会引人注意。

一阵闪亮的飞尘卷起，照亮了夜空。各家旅馆和商店都希望生意兴隆，狂欢热闹，他们不惜出钱雇佣乐队，施放烟火，可是为了要保持这种节日盛况，光有现钱是不够的，一定得靠火蛇、烽烟镜和妖魔鬼怪等古老迷信所激发出的热情。连狗都一面狂奔一面狂吠，仿佛刚从阴间回来。印第安人的古老信念是，死者的灵魂是由狗送到阴间去的，当时肠内阿米巴虫痢疾正在流行，送葬的队伍和游行的队伍都混在一起。到处都有盛大的娱乐节目。有个哥萨克合唱团在大教堂里演出；神甫从来没见过教堂里进来这么多人，这使他弄得手忙脚乱，逢人便拍打着巴掌，叫嚷说，我们是在“上帝的圣殿里”，但这对人群一点作用也没有。那些俄国人穿着紧身短上衣，裤管塞在皮靴里，嘴里叼着长烟卷，在夜间到处闲逛，我不能说他们在教堂里特别显眼。一个巴西人和意大利人合组的歌剧团在上演《命运的力量》。他们唱演都很卖力，然而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戏里的一切。因此我也不禁生起疑来。西亚没有回来看第二幕。后来，一个印第安马戏团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节目，杂技演员们的道具就像是从旧铸造厂里拆下来似的，马的披饰也很褴褛；演员都是皮肤黝黑的米却肯州[2]的印第安人，他们在做惊险特技时，不用保护网或任何安全设施。那些穿着脏裤子出来表演杂耍、走钢丝和其他节目的小姑娘，野里野气的，既不露笑脸，也不鞠躬谢幕。

因此，我在这座镇上没有看到任何我所熟悉的东西，除了勾起一些回忆之外——例如那些俄国人便使我回忆起劳希奶奶。

直到有一天，那天四周非常平静，我正坐在教堂的一张长凳子上，抚弄着一只要钻进我腋窝的小猫，这时突然有几辆大轿车开到教堂前停了下来。这些车子虽然老式，但是功率强大，很结实，好像有铸铁部件，长长的车头，有着欧洲豪华车的低车身。我立刻想到，中间那辆车里一定有位大人物，因为保卫人员纷纷从另外两辆车上下来。我感到奇怪，是什么人身份如此重要而又如此落魄。来人中有两名墨西哥警察，他们耀武扬威，对自己那身警服颇为得意。他们立刻把衣服拉得笔挺。不过保镖都是欧洲人或美国人，穿着皮茄克和护腿套裤。他们都把手按在枪套上，神情非常紧张。依我看来，他们连自己职业的起码知识都不懂。我这样评判，是因为我在芝加哥多次见识过真正的大场面。

那天天气凉爽。我穿着西亚在瓦巴希大街给我买的那件口袋多、在荒野里可以使你得救的厚茄克。不过我拉开了拉链，因为当时我正坐在太阳底下。小猫在我的臂膀下面用鼻子拱着，用爪子挠着。我一面自得其乐地抚摩着它那细柔的腰身，一面观望着。现在一切都已部署停当，只看是什么人从中间那辆大轿车里出来了。一个副官模样的点了点头，一个保安伸手去拉门把手，他显然不知道怎样开车门，在这令人尴尬的时刻，所有的人都傻乎乎地站着，直到对面的另一扇车门被不耐烦地砰然打开，车内的老式皮坐椅垫子很厚，几颗有外国发型、外国眼镜和外国胡须的脑袋从擦得洁净明亮的玻璃窗内朝外探望。座位上放着一个公文包。我想，我认为这种公文包带有政治色彩。其中有个人微笑着亲切地朝车里说了几句，接着那位主要人物便跳下车来，他精神抖擞，活力充沛，温文尔雅，目光敏锐，留着一小撮尖胡子。他的举止训练有素，没有浪费注意力去观看教堂的正面。他身穿毛领短大衣，戴着大眼镜，面颊似乎有点柔嫩，但这丝毫也没有减弱他那副苦行僧的模样。我朝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后，不觉心中猛地一惊，我认为他一定是从墨西哥城来的俄国重要流亡分子托洛茨基。我的两眼瞪得更大了。我一向认为，我这一生决不会一个大人物没见到就这么过去。奇怪的是我一想就想到艾洪，他一辈子困坐在轮椅上，只能看到报刊上刊出的人物，只见到偶尔路过的人。我兴奋极了，急忙站起身来。乞丐和流浪汉已经以中世纪的时尚聚拢来，骗钱的、要饭的和其他讨乞的都纷纷解开绷带纱布和破衣烂衫，露出他们的断肢伤疤和招财惯用的苦难。托洛茨基扬起头，打量了一下这座宏伟壮观的教堂，便举步跳上台阶，匆匆步入教堂，他那一跳几乎看不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接着，他身后的人也都一拥而入。手提公文包的人——我从前在芝加哥认识的那些激进组织的成员也总是提着这种公文包——一个发式像女人的彪形大汉，几个模样古怪的保镖，不少拄拐杖的瘸子和嘴里哼哼乞讨的乞丐，一群真像他们自己说的半死不活的人，全都拥进了黑洞洞的教堂。

我也想进去看看。我被这位了不起的名人搅得心情激动。我相信他之所以使我这般激动，是由于他那一瞬间留下的印象——不管他乘的是多么老式的汽车，他的随员是如何古怪——他使你感受到巨星的指引，最崇高的思想，用最普通的词句阐明人间最深奥的道理。要是你也和我一样，潦倒到远离高高在上的明星，漂泊在不同的航道上，只是在浅水湾里划着小船，从一个蛤耙爬到另一个蛤耙，一旦看到深水的汪洋，内心当然是格外激动的。他是一个流亡的伟人，比一个地位已经确立的伟人更伟大，因为我认为，流亡是坚持最高原则的标志。所以我欣喜若狂，弄得我仿佛有把扫帚在脑袋里乱搅，这才使我想起自己头上还裹着绷带，我应该平静下来。我站在那儿眼巴巴地望着，直到他走出教堂。

我给你讲这一切是因为其中一个保镖是我的老朋友——赛维斯特，他曾经是明星影剧院的老板，阿穆尔技术学院的工科学生，咪咪·维拉斯姐姐的前夫，也曾当过地铁公司的雇员。尽管他一身西部打扮，我还是能认出他来。啊，天哪！他那模样有多严肃、忧郁，他看上去多么认真负责，可又多么困惑迷惘！他也跟别人一样，腰间佩着一支手枪，裤子的臀部又肥又大，圆滚滚的大肚子凸出在皮带上面。我朝他一个劲地喊，“赛维斯特！喂，赛维斯特！”他瞪眼望着我，仿佛我过于冒昧，看来他也感到奇怪。我高兴极了，脑袋里咚咚地响个不停。我又笑又激动，涨得满脸通红。我见到他真是太高兴了。“你这傻瓜，赛维斯特，你难道连我都不认识了吗？我是奥吉·马奇呀！你干吗站在那儿不理我？我不至于变化有那么大吧，是吗？”

“奥吉？”他问道，阴郁冷漠的嘴唇微微一笑。他的问话是在嗓子眼里支支吾吾发出的。

“当然喽！是我，你这傻瓜。天哪，你怎么会来这儿的？你身上带着家伙干什么？”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嗨，咱们倒真会闯荡。你的脑袋怎么啦？”

“我从马上摔下来了，”我回答说，虽说见到他我很高兴，我还是在心里迅速考虑了摔下马来的种种说法，使得它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不完全是真情。然而他没有问，这使我感到惊奇。现在我就不会感到那么惊奇了，因为我对人们会多么全神贯注有了更深的了解。

“啊，见到你真高兴，赛维斯特。你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

“这是委派给我的任务——你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需要有技术知识的人。”

技术知识！我还在为遇见他高兴得大笑，对此我也不妨一笑置之。可怜的赛维斯特，竟胡诌出这么个技术人员的故事。算了，不管我们这次见面说的是什么，反正说的都不会是真话。我自己就已经编好了一个故事，万一他问我，我就以此作答。事情就是这样。要是你能把一天之内的日常谎言变成淤泥，那就能把亚马孙河填平一百英里，甚至漫过两岸。不过，谎言是决不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它会四下散开，就像土豆里的氮一样。

“是吗？”我说，“你一直跟着托洛茨基。我想，你跟他很熟，是吗？这真太棒了。我真希望能认识他！”

“你？”

“哦，我想我大概不配。他人怎么样？你看我能不能至少见他一面，赛维斯特？你可以给我引见一下。”

“是吗？就这么简单？”赛维斯特说，他的大眼睛露出了好笑的神色。“决不会比你想像的更复杂，对吧？你这人真有意思。不过你瞧，我得走了。你进城来时给我打电话，我很想跟你见见面。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你还记得芝加哥的那个弗雷泽吗？他现在是老头子的一个秘书。好啦，别忘了。”另一个保镖正在叫他，他一溜小跑朝汽车奔去。

奥立弗一个劲地咒骂日本人迟迟不让出别墅，后来那日本人终于乘船回国去了。奥立弗一搬进去就着手准备举办一次盛大聚会，宴请镇上的头面人物。这样就可以使卡洛斯五世大饭店里他那些敌人哑口无言。莫尔顿帮他拟定客人的名单，向老居民发出了邀请。可是来赴宴的大部分是不上档次的人，因为有关他的麻烦相传已久，早就路人皆知。财政部的一个调查人员也已来到镇上，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而是对任何人都神气活现地直言相告，他是干什么的。他大模大样地躺坐在欢乐酒吧的一张躺椅上喝啤酒，就像在度假，或者是给蜜熊喂花生。奥立弗经过广场时故作镇静，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跟斯泰拉仍像往常一样，盛装艳服，招摇过市。他越装得泰然自若，灾难就越是深重，我为他感到难过。斯泰拉很害怕。她有时想让我明白，她想找我谈谈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想到，她要找我谈谈心有什么不方便的。可实际上一直没有这种机会，奥立弗对她看得很紧。

我对莫尔顿说，“他们要对奥立弗干什么？事情一定很严重，要不他们决不会从华盛顿派人来。”

“这家伙说是因为逃避所得税，不过一定比这要严重。奥立弗是个既爱面子又很糊涂的人。可他还不致蠢到找那种麻烦。事情一定要糟得多。”

“可怜的奥立弗！”

“他是个笨蛋！”

“也许是这样。不过基本上——我是说，基本上是个人。”

“啊，基本上，”他若有所思地说。接着他又打消了这种念头，说：“也许他基本上也是个笨蛋。”

在此期间，看到奥立弗那么故作镇静，表现得那么泰然自若，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教训。而且他总是在一些小事情上失去控制。一天下午，他竟跟中国饭店的老板傅路易打了起来。傅老板一口叽叽咕咕的中国式西班牙语，腔调挺怪，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异常节俭的老人。我猜想，在中国闹饥荒的时候，他也许会从粪便中拣出谷子。因此，现在他把客人没喝完的酒全倒进一个啤酒瓶里，在他看来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一天，他身穿一件满是灰疙瘩的多圈毛线衣，胸膛塌陷，站在镀锌的柜台后面。就在他把当天客人们喝剩的橘子水倒在一起放进冰箱时，被奥立弗发现了，他猛地朝老人脸上打了一拳。这可糟了。傅路易尖声大叫，他的全家人都气得大叫大嚷。我们所有的外国人也都停下牌战，吃惊地站起身来。警察赶到了，从前门冲了进来。我拉起斯泰拉的手，带她穿过球串帘子，来到店铺的另一半卖粮食干货的地方。当我们溜到大街上时，看到一群人乱哄哄地走出店门，跟着被捕的人前往市政厅和地方法院。傅路易的一只眼睛周围已经有一大片紫斑，他叫嚷着，喉头的皮皱成一道道的。奥立弗找了个弹吉他的墨西哥小白脸给他当翻译。他的辩词是傅路易这样做很危险，会传染阿米巴痢疾，他自称他是在维护公共卫生。奥立弗不说这还好，这一说事情弄得不能再糟了。地方法官立刻拍桌子痛斥奥立弗是在信口胡说，散布痢疾流行的谣言。那法官是个粗壮的矮胖子，是给斗牛场养斗牛的。这位肤色黝黑、身强力壮的汉子，戴着帽子坐在法庭上，活像是个商业大亨。他判罚奥立弗一大笔罚金。奥立弗当场付清罚金。他看上去似乎满不在乎，只是有点不高兴，而且也有点觉得可笑。钱似乎是奥立弗惟一不缺的东西。那么头戴帽子、身穿无袖束身上衣的斯泰拉，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她用那双惊恐不安的大眼睛向我恳求，要我看看她面临的处境。由于镇上出了这么多事情，我没有对此作应有的考虑。她为什么要穿着这样讲究的衣服，到傅路易的铺子里看下午打牌呢？她一定是除了讲究的衣服外没有别的衣服可穿，除了奥立弗带她去的地方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真是奇怪。她说，“我得在这几天里跟你谈谈。用不了多久。”

可是现在不是时候。眼下奥立弗跟我们在一起。他对莫尔顿和伊基大谈各种奇闻轶事。比如，“我上过世界各地的法庭。”还有“现在他们没法继续隐瞒痢疾的事，不能再说没有阿米巴了。”以及“那个黄皮肤老头——是个吸血鬼，我至少给了他一个教训。”

听着听着，我觉得自己也够怪的，脑袋上裹着绷带，口袋里塞着纸牌和各种现钞，我的心在胸膛里封得紧紧的，我的脚趾在凉鞋里伸展自如。我觉得自己像个能进入神智学者[3]幻觉的人，像那一类人物。

吃饭时，西亚说，“听说镇上闹事了，你也卷进去了吗？”

我不喜欢她这种口气，她干吗要这样问呢？我说了事情的经过，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她。然而，她皱起了眉头。当我说到斯泰拉时，我意识到我想要强调的是她跟奥立弗的相爱。西亚不相信我的话。

“奥吉，”她说，“我们干吗不离开这儿呢？至少在旅游旺季这段时间。咱们离开那帮人吧。”

“你想去哪儿？”

“我想我们可以开车去奇尔潘辛戈。”

奇尔潘辛戈位于墨西哥南部的炎热地带。但我非常乐意去。我想去。可我们去那儿干什么呢？

“那儿有一些有趣的动物。”她说。

于是我便支支吾吾地说，“啊，我想我用不了多久身体就能复原了。”

“你的样子委靡不振，”她说，“可你过着这样的生活，还怎么能指望有别的模样呢？你来这儿之前，是滴酒都不沾的。”

“从前我没有理由要喝酒。现在我也没有喝得烂醉。”

“是的”她愤愤地说，“只醉得让你忘掉你犯的过错。”

“

我们俩的过错。”我纠正她说。

我们就这样坐在饭桌前，充满苦恼，笼罩在失望和气愤的阴影里。后来，我考虑了好久之后，我对她说，“好吧，我跟你一起去奇尔潘辛戈。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愿跟你在一起了。”

她朝我看了一眼，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亲热地看我了。我心里在想，我们在奇尔潘辛戈是否可以做点别的，而不去捕蛇。可是她没有说。

人人都想创造一个他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他常常看不到他所不能使用的东西。可是现实世界已经存在，要是你创造的不能与之符合，那么即使你觉得自己有高尚的情怀，坚持认为存在着比人们称之为现实更美好的东西，而事实上，所谓美好的东西没有必要试图超过现实，因为我们对现实知之甚少，也许会让人感到非常意外。如果万事如意，人们会感到喜出望外，如果不幸或悲惨，也不会比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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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帕布兰卡（1888-1942），古巴国际象棋大师，1921年获世界冠军。

[2] 墨西哥西部一州。

[3] 泛指任何研究神秘主义哲学和神学说教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