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季一来，西蒙的买卖便开始赚钱，一切都很顺利。他的精神大振。他们的婚礼在一家豪华饭店的大舞厅内举行，排场很大；新婚宴设在接待州长的套房里，西蒙和夏洛特也要在那儿度过新婚之夜。我是男傧相，露西·麦格纳斯跟我配对儿，是女傧相。西蒙陪我一起去租晚礼服，看到它穿在我身上那么合身，便干脆买了下来。举行婚礼那天，咪咪帮我扣上浆领衬衫上的装饰扣，系好领带。住在同一层的邻居凯约·奥伯马克赤着肥脚，坐在我床上看着，咪咪那些挖苦婚姻的话惹得他笑个不停。
“现在你自个儿看上去像个新郎了，”咪咪说，“你大概也想不久就当上新郎，对吗？”
我拿起上衣便跑，因为我还得去接妈。为这我特意开了西蒙的庞蒂亚克去。妈由我负责照顾，我得在旁照应她直到婚礼结束。西蒙事先就吩咐过我，要我让妈戴上墨镜。那天天气很冷，寒风阵阵，一片晴空，湖中碧波汹涌，拍击到外车道旁的岩石上，堆起层层白浪。我们来到那座豪华的高级饭店，它宏伟庄严得如同神殿，到处都是大理石装饰，仔细看去则愈来愈多，这儿还有一个巨大的花盆，那儿又有一尊雕像，还有一件白色的铁制作品。室内温暖如春——就连我停车的地下车库，也有这种怡人的温暖。走出洁白的电梯，你恍若步入爱尔汗布拉宫[1]，盛开的玫瑰，分格式天花板，描金象牙色，羽毛状的佛罗里达植物，消音的地毯，宽阔无比。处处都完全为了让人过得舒适。注重对身体的保养，珍惜；洗澡、擦干、抹粉，备有软缎座垫，负责传递，提供饮食。我曾参观过申布伦府邸[2]和马德里的波旁府邸[3]，可以看出它们所有的装饰都是为着显耀权势。可是奢华本身作为一种权势则有所不同——奢华并不隐含着任何更深远的意义。不过就欲望而言，不管渴慕的是什么，只要是范围广泛，便是一系列秘密中的一环，因而总是有所隐而不宣的。可是这种权势对你又有什么作用呢？我知道，比方说，要是我现在置身于古城威尼斯或罗马，沿着大人物们曾坐过的雄伟城墙走过，体验到作为一个小不点儿、作为掠过眼睛角膜的微粒，一颗粒子，几乎是个空白，几乎一无所有，会是什么滋味；我在那些大人们心目中仅此而已。然而，这种古代显赫权贵的宏伟遗址，连同精湛的艺术和许多珍贵的遗址，即使我不愿让它那显赫华贵的气势所压倒，我也可以尽情地加以欣赏。可是，在这座现代奢华权力的大厦中，尽管它有大批的服务人员和技术人员，主要的是那些物品本身，是那些著名的产品，一个人的地位跟它们的总和是完全不相等的。最终它们便发展成一股浩大的声势——无数间热水不断的浴室，巨大的空调设备，精巧复杂的机器仪表。相对立的浩大声势是不允许存在的，会引起麻烦的人是那些不肯受雇用或不愿享受而加以拒绝的人。
我还不知道自己对这一切持什么观点，也还不清楚自己应该赞成抑或反对。可是，人们是怎样做出反对或坚决反对的决定的呢？他什么时候进行选择？什么时候反而会被人选择？这个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而那个人也许是个圣人，是个酋长，是个演说家，是个贺雷修斯[4]，是个神风突击队员[5]；一个说我只能如此——愿上帝保佑！那为什么我就不能走别的路子呢？人类是否把一项秘密任务委派给了某个没法拒绝的不幸者？就像大多数人讨厌一件事物，可又没法把它永远打发掉，于是便指派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守着它？总之，有人便经受重大困难而成了典范人物。
不难想像，西蒙认为我就是这种易受摆布的人物，看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典范。因为老天知道，有的是被遗弃、受饥饿、无依无靠、寻找归属的人。所以他要先使我有所着落。西蒙的主意是，我应该娶露西·麦格纳斯，她的钱财甚至比夏洛特还多。这就是他为我的未来所规划的蓝图。我可以一面为他工作，一面在晚上上学，先修完法学预科课程，然后上约翰·马歇尔法学院。他替我交付学费，并且每周付我十八块钱的工资。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股东。要是他的生意适合我，我们可以合资从事房地产生意，或者从事制造业。要不，如果我情愿做律师，也不必去做那种专门怂恿交通事故受伤者起诉的小律师，或者是专门替人出主意办个小案、赚点小钱的讼棍。我应该做露西·麦格纳斯的丈夫，不仅为了贪图钱财，她也是个俊俏的风骚姑娘，尽管西蒙不喜欢她穿晚礼服时突出的锁骨，不过她自己倒是洋洋自得的。他说，在我追求她的时候，他会做我的后盾，所需的开销，我也不必担心。他可以把他的庞蒂亚克借我，供我带她出去兜风游玩。他会帮我跟她家建立好关系，排除各种障碍。我所要做的就是扮演好我的角色，使自己成为她的意中人，尽我的本事扮演好她父母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东床快婿。这事轻而易举，不成问题。
在这间州长套房的卧室里，只有我们兄弟俩。这间屋子四壁洁白，粗丝绳挂着几面沉重的镶金边的镜子，一张路易十四式的大床。西蒙走出玻璃淋浴间，用一块厚厚的土耳其披肩擦干身子，穿上一双黑袜子和一件笔挺的衬衣。现在他正躺在床上，抽着雪茄，一面对我说明他的主意，态度实际，神色严肃。他舒展着高大的个子，身体的中部裸露着。他喋喋不休地向我宣扬的并不是这种舒适和奢华，而是该做的事：不要因为选择太多而昏了头，而要学他的样，横下一条心，学会固守住为自己所必需的主要的东西，不要被那些琐碎的次要的东西所分心。这就是他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娶一个有钱人的女儿呢？要是我不想在各方面都步西蒙的后尘，我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所不同吗？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完成这件美事呢？要是露西跟她的堂姐有所不同，为什么就不行呢？我并不是不愿意考虑这件事，靠西蒙的帮助得到好处。我已经在这么多的事情上对他惟命是从，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我真不如干脆也领他的工资算了，全都听他的，正式这么做。我不妨说我愿意照他的意思去做，完全是出于手足之情和对他的前景的热心。对这个前景我基本上缺乏信心，不过我不应该认为我不屑像他那样做，这一点对他来说极其重要。我天生倔强，总是要跟他作对，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反正理由也不充分，而现在，这种情况似乎过去了。我已不再反对他，所以他对我说话异常亲热。
他翻身下床，穿上衣服，说：“现在我们就要出头了，你跟我。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显出点机灵劲来，要是真有的话，我真担心你一辈子是个不中用的窝囊废。来，给我扣上后面的饰纽。这副饰纽是我的岳母大人给我的。天哪！让我上哪儿去找我的礼鞋呀？这儿全是包装纸，什么也找不着。把它们埋掉，扔到垃圾桶里留给州长吧，”他兴致勃勃但不太自然地笑着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封闭得太紧，要是你能找到进去的通道，里面还有地方。只要你能下工夫研究，你准能找到通道。说起来，霍纳也是个犹太人，开始时大概境况不见得比我们好，而现在是州长。”
“你想在政界试试吗？”
“也许吧。为什么不呢？这当然要看情况的发展了。艾迪叔叔认识一个人，他因经常给竞选运动捐款而做了大使。两万、三万，甚至是四万块钱，对一个有钱的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
靠这样成为大使，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一个从佛罗伦萨来的满脸聪明的圭恰尔迪尼[6]，一个来到威尼斯的俄国人，或者是一个亚当斯[7]——那想像中走在红地毯上的堂堂一国使臣，竟变成了为防锈往利马水管中喷虫胶清漆的杂工，这还有什么神圣高贵可言。
西蒙穿上晚礼服后，便从这面镜子照到那面镜子，他屈起手指往下拉拉白袖口，或者往上抬抬下巴以便让他的粗脖子在蝴蝶领结中比较松动，他有魄力使这儿能无愧于他；而且他比那班州长更有魄力——这种想法非常明显——尽管这套房间是专门接待州长的。可他连州长候选人都不是却能住进来，也许他不必经过任何竞选或者进那令人讨厌的政治圈子，就可以远远超越他们。他已经有了想改变的念头。我也能看出，一个人生来只是表面上受一定的局限。这是你在普通群众中会听到的话。我并不是说我跟他的情绪完全一样，也有法国王太子的坐骑那种烈性子，得意傲慢得差一点扯下挂着的帷幔，用肩膀使劲撞进镜子。不过现在跟他在一起，我确实感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较少拘束。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这等难以想像的安排。
可是，人们现在都在楼下等着，西蒙却慢条斯理的，拖延了一切。夏洛特亲自上楼来了，她披着婚纱，扎着饰带，手里还抱着一束长茎的鲜花，看上去活像一座高大的新娘雕像。对她来说，没有多少使一个男人长受爱的束缚的隐秘的幕后生活，就像卢克莱修[8]劝人应为人性着想时所提的忠告。你只需看看他那张注重实际的嘴，你就知道她早已承认有关人性的一切了，尽管她也跟别的女人一样，只是形式上承认而已。他的坦率反倒给她增添了高贵的气质。当她走进这个房间，这儿便是通向州长们的官邸和大使职务的便利途径，西蒙也就只好回到她的身边。
“别人都准备好了。你在干什么呀？”
她是冲我说的，因为只要是能责怪我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她便不责怪他。我是他的替罪羊。
“我一面在穿衣打扮，一面在闲扯，”西蒙说，“有的是时间——要那么急干什么？再说你也用不着亲自跑来，打个电话来就行了。好了，宝贝，别紧张。你真漂亮，一切都会顺利的。”
“要我亲自盯着才行。你现在该去跟客人们应酬一下了吧？”她以吩咐的口吻说。
她往床上一坐，打电话给包办宴席的、乐队、花店、饭店经理部和摄影师，她把一切都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亲自安排一切，不依赖别人。她的白鞋搁在一张椅子上，膝上放着一本拍纸簿，她一面计算一面跟摄影师讨价还价，直到最后一刻还一个劲地杀他的价。“听着，舒尔茨，要是你敢敲我的竹杠，今后你就别想再做麦格纳斯家的生意。我们的人多着哩。”
“奥吉，”我们出来时，西蒙说，“你可以开我的车带露西出去。你也许还需要点钱。这十块钱你拿去。我会叫辆出租车送妈回去。不过我要你八点钟来办公室。我要你给她搞的眼镜她戴了没有？”
妈已经乖乖地戴上墨镜，可是他看见她拿着根白手杖，心里老大不高兴。妈正和安娜·考布林坐在休息室里，手杖放在两膝之间。西蒙想把她的手杖拿走，妈却不肯撒手。“妈，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手杖给我！看上去多不像样。他们要照相的。”
“不，西蒙，人家会撞着我的。”
“他们不会撞着你的——你可以跟安娜表姨在一起。”
“算了，让她留着吧。”安娜说。
“妈，把手杖给奥吉，让他替你拿着。”
“我不要，西蒙。”
“妈妈，你不是要一切都好看一点吗？”他想掰开她的手指。
“算了！”我对他说，安娜表姨也气红了脸对他嘟哝了什么。
“你住嘴，你这笨母牛！”他对她说。他走了，但给我留下了话，“你把她的手杖拿掉。我们这边都来了些什么人物！”
我让妈仍拿着手杖，又安抚了安娜表姨，求她看在妈的分上千万别走。
“钱都把你变成疯子了，”她说道；她穿着紧身胸衣，又高又大，怒气冲冲地朝那间豪华休息室里瞪着眼。
我对妈表现出的决心深为赞许，暗自惊叹温良恭顺的人竟也有此惊人之举。不管怎样，西蒙已把这事搁下了。他太忙，没法打完每一仗，这时他又跑到为举行仪式布置就绪的大舞厅里去了。我到处转了转，想在宾客中找到我所熟识的人。他请了艾洪一家，包括阿瑟。他已从伊利诺斯大学毕业，现在在芝加哥，还没有工作。我偶尔在南区碰见过他，知道他跟弗雷泽那班人很亲密，据说他正在从事法国诗歌的翻译。任何用智力的工作，艾洪总是会支持他的。在大舞厅里，只有艾洪一家人，这位老人披着一件军大衣式的灰色斗篷，看来他好像也曾有过这样的风光时刻，但他并没有格外怨愤，而是深知世事的沉浮变迁，眼看着浮华易手。他对我说，“奥吉，你穿上这套晚礼服帅极了，”他妻子蒂莉用她那双浅黑色的手捧住我的脸，吻了我，阿瑟也朝我微微一笑。他的举止风度具有异常的魅力，但这是在无意之间传递给你的。
随后我接待了哈贝·凯勒曼夫妇，他的太太是位像拨浪鼓似的瘦长的金发女人，挺着肚子，上上下下，一身珠光宝气。接着我又看到了五产和塞西。西蒙请他们来的动机不难明白，一是要向塞西炫耀一下他的成就，二是存心让五产在相比之下甘拜下风。可是塞西击败了一切。她穿了件前胸开得很低的上衣，一对乳房紧靠在一起，狡猾地运用她那女人的天赋，颇为得体地进行了挑逗。她话虽不多，但都说得悦耳动听。五产是来跟表亲恢复和好的。塞西已教会他把他那塞西亚人的头发梳得颇为别致，现在他的头发低垂在粗犷的前额上，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眼中那种含带怀疑的笑意。那对野蛮的绿眼珠总是把他的心意暴露无遗。他也穿着一套晚礼服，他那粗大的躯体上穿着这套晚礼服，跟西蒙邀他来看的这种奢华排场颇为相称。因此，他露着深陷牙龈内的牙齿，泛着绿眼睛，对四周的人一个劲地咧嘴陪笑脸。塞西显然教导有方，教他要举止文雅——别忘了他曾在波兰土地上赶车搬运过相互厮杀致死的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尸体。她一直在教导他，但尽管如此，她仍然没能用自己的微笑和慢声低语，来阻止他摸她的后背和抚弄她。“怎么了，宝贝？”他一边问道。
接着，婚礼的乐曲奏了起来。我过去把妈带到一张高级的凳子旁，她的位子在圣坛旁摆满花的围栏里——考布林夫妇跟她坐在一起——然后我来到行列中排练时规定的位置上，站在露西·麦格纳斯的旁边。主要的人物沿着白色的地毯鱼贯而来：先是夏洛特和她的父亲，前面还有几个撒玫瑰花的儿童，接着是麦格纳斯太太和查理叔叔，然后是西蒙和露西的哥哥山姆，他是密执安橄榄球队的正式后卫，走起路来脚步沉重。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露西一直心意分明地用含情脉脉的眼光看着我。当把结婚戒指戴上，西蒙转身当众和夏洛特接吻时，众人热烈鼓掌，四周一片欢呼，露西也走过来挽住我的胳臂。我们一起去赴婚宴，每客十块钱——在当时是个惊人的价钱，然而我却没能安安静静地吃完。一个侍者过来说有人找我，并且急匆匆地拉着我来到大厅的后面。五产怒气冲冲地正要走出门去，因为他和塞西被安排在柱子后面的一张小桌子上。这事该由夏洛特负责，还是西蒙本人的主意，我始终没有弄清。反正他俩都能干得出来。不管是谁干的，可把五产给大大地惹火了。
“没关系，奥吉，我对你没有什么。他请我，我来了。我恭喜他万事如意。可是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表亲呢？算了，我要去哪儿吃都行。但愿别再发生这种事！我不需要吃他这顿饭。亲爱的，我们走。”
我去给她取出皮大衣，知道劝说也没有用，我把他们送到车库的电梯上，心里感到，用这样的方法来炫耀成就和医治旧创，实在太粗俗无礼了。塞西走进电梯时对我说，“替我向你哥哥道喜。他的太太非常漂亮。”
在这场游戏中，我可不打算当中介人，当西蒙急切地问我五产夫妇走时的情况时，我故意淡然地说，“噢，他们没空留下来吃饭，他们只是来参加婚礼仪式的。”我没有让他感到满足。
不过他要我参与的其他更为重要的游戏，我都全力以赴，尽心照办，上夜总会，参加妇女联谊会的舞会，看演出，看夜场橄榄球赛，等等。在这些场合，露西和我都要亲热一番，又是亲吻又是爱抚的。不管对什么，她都表现得放纵无度，喜欢追根求源，大胆探索；于是她到达什么程度，我也到达什么程度。尤其是跟很少有生活守则的人在一起时，你永远也别想弄清什么才叫自尊。我尽情享受着所允许的一切，但始终把持住自己，没有越轨。不过在其他方面，我就颇多失去故我，这令我感到非常不安，有时压在我心头非常沉重，觉得我已到了自己所能适应的极限。而能使这一切看起来似乎轻松自如，这真是我的骄傲。因此，要是在某个星期天的下午，你偶然看到我待在查理叔叔家，晚饭后，跟他们全家人坐在壁炉旁，麦格纳斯太太在织一条用绒绣毡袋盛着的披肩；露西的哥哥山姆站在一旁，他的下巴微微上翘，以便给颏下的绸围巾腾出地方，他的晨衣在臀部鼓起，不时还心爱地摆弄一下他那抹油的头发；查理叔叔在收听库格林神父[9]的广播。当时，这位神父还没有开始声讨那班金融家，但已有精力充沛、给你误导的人那种让人讨厌的热情。他不肯让你安闲自在，硬要你感受到底特律和芝加哥之间冬天那令人发抖的冰天雪地——要是你看到我在那儿，坐在壁炉一旁，面对查理叔叔，他往前伸出一条腿，手伸进衬衣在胸毛上抚摸着，我可不是羡慕我的人所认为的那种成功者，我相信，我自己所羡慕的是明净的灰色窗玻璃外那些在打雪仗的孩子，雪球砸在黑色的树干上，或者飞向千姿百态的枝丫。露西身穿一件深色毛料上衣，正好盖住长统袜的袜口，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她还曾帮我松开过衣扣，让我抚摸她的皮肤。并不是说她不足以补偿我失去的东西。在某种方面来说，我对她的感情既不是最深也不属浅薄，我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和她交往，我真情实意地拥抱她，她也同样拥抱我，舔我的耳朵，对我恭维称赞，向我作出许诺。她已经叫我丈夫了。
从女人深思的目光中可以暗暗看出，她们对欲望所以慎重考虑，主要是出于害怕，因为她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要继续过上正常的生活。就是这种心理上的负担使菲德拉[10]苦喊着要脱掉自己身上这套有害的衣服。在露西的身上也可以发现这一点。这使得她在选择我时也是这样。在她家看来，我显然不及西蒙称心如意。他们对我的调查，主要是弄清我是否愿意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他们一致。他们始终不太踏实，总是要再看一看我可以信任的程度。容许我打个譬喻，仿佛我是在西点军校似的，他们不敲门就可以进来，看看一切是否都整齐清洁，医院的各个角落是否都符合条例。露西则站在我一边为我说话；据我这个倔强而又缜密的形势观察者看来，这是她从小到大惟一的抗命行动。当我提议我们私奔到克朗波因特去结婚时，她断然拒绝。从这件事我可以看出她跟夏洛特之间的不同，我或许也不应该忘记西蒙跟我之间的差别。他就曾说服过夏洛特跟他一起私奔。咪咪·维拉斯定会毫无恭维之意地说，如果露西已经叫我“丈夫”，她身为妻子，并没有尽到做妻子的全部责任。换句话说，只要少量的淫欲而不要麻烦。除非她已从我这里探查到麻烦的根源而要找麻烦。
可是现在，我就像在伦林家一样，一直受人左右，而不是左右别人。我得设法使他们改变看法，要给人形成一种有办法的印象，我有车开，有钱花，有衣服穿，在我还没搞清我究竟要不要、喜欢不喜欢之前，就有人替我办好一切。即使她父亲凌晨两点钟在我们俩爱抚时偷偷进来，蹑手蹑脚穿过一套房间，当时房内的灯都亮着，他却怒容满面地悄悄溜近我们，这也很难就此认为他不地道。以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过错。只是我不应该过这么长时间才觉察到他不喜欢我。原因是一切都那么富丽堂皇，那么热烈温柔，那么彩色斑斓。
我得整日穿梭于格拉斯·德比、巴丽之家和梅迪娜俱乐部的舞厅，这类周旋忙得我不可开交。要来这些地方，就得确定我口袋里的钱是否够资格跟那班有钱子弟混在一起。我不得不小心从事，因为西蒙给我的是最低的开销费用。不知怎的他总认为，我完全可以用较少的钱，办好他已办成的事情。没错，我本可以把钱省着慢慢用，可是露西在经济问题上想得比夏洛特少。我不得不注意节省服务费、小费、停车费，还得悄悄溜到小铺子里去买骆驼牌香烟，而不从饭店、俱乐部里的卖烟女郎那儿买。我总算通过了露西圈子里的那班人的考查，没有听到我所不要听的话，也没有迫使别人让步，这虽然加强了我虚伪的面部肌肉，也增强了我的胃口，不过我觉得自己得以蒙混过关还是顶光彩的。
这班人并不是我们仅有的伙伴，我们也常去西蒙和夏洛特家。起先他们只有三个房间——吃饭时用的亚麻台布、瓷器都是嫁妆。麦格纳斯家族的人总是肯费尽心思为他们自己人采购任何东西；这些盘子、杯子全是英国的瓷窑里烧制的，地毯真正来自布哈拉[11]，银器是蒂梵尼[12]的。要是我们吃过饭还不走，就打桥牌或打另一种牌戏拉米；打到十点钟，夏洛特会给杂货店打电话，要他们送来薄荷冰淇淋和热的奶脂奶糖。所以我们不住地舔调羹。一般说来，我还善于应酬，乐于助人，殷勤有礼，心里想着我的两色的丝背带和合身的衬衣，全是西蒙的礼物。夏洛特依从西蒙的意愿，把露西和我当作已订婚的一对来招待，可是背着他保持着谨慎和冷淡。凭着她家族的天性，她知道我没有西蒙的那些本领，也知道我并不真想步他的后尘，他所面临的困难也许太多了，对我来说实在难以克服。
这一点他也逐渐有所察觉。起先，他很高兴，因为我在麦格纳斯家的人面前一直乐于遵命，态度热情，谈吐流利，讨人喜欢，彬彬有礼，而且尽量感受他们的诱惑物的魅力——财富的一切表现，在寒光闪烁、夜色深沉的北区车道上，一大串汽车中的数量，高尚的家族成员乘坐软胎车驶向水上舞会和德拉克饭店，以及它周围高台上所设的宴席；丰盛的菜肴，精美的食品，刺激的舞蹈。沿着湖岸行驶，你便离开了枯萎的树木，灰砖砌成的密集房屋，拥挤不堪、劳苦贫穷的分立一旁的另一个芝加哥，迅速地驶向湖畔。啊，不！预言书中的两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迦勒底[13]的美女和野兽以及可怜的人，是同住在一幢房子里的。
从这年冬天开始，我得天天去煤场上班，虽然每天晚上和星期天我都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也不能忘掉这一点。而且就连我的星期天，也被分成了两半。西蒙要我星期天一早就去煤场开大门，盼望能在这种严寒天气捞到生意。他对我管得很严，一心想要调教我。有的早上他还检查我到场的时间。有时我偶尔睡过了头，这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把露西送回家，再把西蒙的车子开回他的车房后，我只得乘电车回宿舍，因此难得在凌晨一点钟之前上床睡觉。可是他根本不接受我的解释。他说，“哦，那你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跟她进行得快一点呢？和她结了婚，你就可以多休息了。”起初，这只是半开玩笑的话，可是后来，当他开始越来越怀疑我时，不久便对我凶了起来。他舍不得多给我一点钱，认为这只是白白扔掉罢了。“奥吉，你他妈的到底在等什么！她应该很容易上钩的。”当她家里的阻力渐渐形成之后，他就更加凶了，虽然有一阵子我根本闹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要是我不是八点而是八点一刻才到煤场，就会发现他站在磅秤那儿，直朝我瞪眼睛。“怎么回事？是那个咪咪把你给缠住了？”他深信我以前跟咪咪有私情，现在依然保持着这种关系。
我们之间还有着其他的别扭事。由于我是个助理记账员和过磅员，他要我从黑人装煤工的工资中扣下买他的旧衣服的分期付款，为这有几次我们闹得很不愉快。又如那年十二月里，有一次一个叫久辛斯基的小煤商，醉醺醺地开着一辆车穿过雪水泥泞的煤场，一直开到磅秤前，汽车已经损坏的散热器直冒白色的蒸气。他买一吨煤，可是超重了几百磅；当我说他超重时，他竟冲我破口大骂，还从车上跳下来，想强行冲进办公室，说是我骗他，要拧断我的胳臂。我在门口挡住他，把他推出门外。他从雪地里爬起后不再冲向我，而是把他车里的煤全都倒在磅秤上。顿时，街上和煤场里，卡车、马车阻塞得水泄不通。我连忙叫来一个装煤工，要他把磅秤上的煤清理掉，可是久辛斯基竟拿着一把铲子，站在那堆煤上，装煤工一走近，他就挥铲打他。哈贝·凯勒曼正在给警卫队打电话时，西蒙到了，他立刻去拿他的手枪。当他握着手枪从办公室里跑出来时，我死劲抓住他的胳臂，想把他拉回来。他火了，朝我的胸口就是一拳。他拔腿朝前跑去，我急忙对他大喊，“别干傻事，别开枪！”接着，只见他拐弯时在煤地的泥泞中身子摇晃着极力保持住平衡。久辛斯基还没有醉到不认得手枪，他穿着件肮脏的短大衣，头戴一顶水手风帽，急忙扑向自己的卡车，企图钻进驾驶室。可是就在卡车和办公室墙壁之间的狭窄处，西蒙抓住了他，卡住他的脖子，用手枪的一侧猛击他的脸部。这事就发生在哈贝和我的眼皮底下。我们正站在看磅秤的窗口，只见被抓住的久辛斯基龇着大板牙，瞪着可怕的眼睛，脸色发青，双手弯成钩状，但没有夺枪。西蒙又用枪打了一下，直把久辛斯基的脸颊打得皮开肉绽。一见他打开了口子，我的心缩紧了，心里暗想，要是那家伙流了血，是否能让西蒙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现在他放了他，挥枪示意叫工人们清理出磅秤平台。他们的铲子声惊醒了望着自己的血恶心发愣的久辛斯基。他跳上卡车，我生怕他会驾车撞到大门上，可他却打着滑把车子开到了街上的雪泥中，车辙稳住了他车子的轮子，也使他清醒了过来，他随着车流朝那阴暗隐约的方向驶去。
“他很可能会去警察局报案，宣誓控告属实，弄出张拘捕证来。”哈贝说。
这时西蒙已放下手抢，听哈贝这么一说，他喘了一口粗气说：“给纳佐打个电话。”他这是冲我说的。以往我总是忍气吞声地强忍着，通常都遵从他的吩咐去做。他已经不再亲自查找电话号码和拨号，要等电话拨通，对方已经等着时才拿起话筒。然而这一次我却一动不动。我交叉抱着双臂，顾自站在磅秤旁。他板着脸暗暗把这事记在心上。哈贝为他找到电话号码。
“纳佐！”西蒙说，“我是马奇。你好吗？什么？不，天太冷，我没那个劲。听我说，纳佐，我们这儿刚才出了点麻烦，有个傻瓜煤商用铲子打我的工人。什么？不，他喝得烂醉了，把一车煤全都倒在我的秤台上，害得我们停工一小时。你注意，他可能会去你那儿报案，因为我揍了他几下。替我关照关照他，好吗？把他关进笼子，关到他脑子清醒为止。我保证是实情，我有好几个证人。你告诉他，要是他打算以后对我报复，你就永远把他关在里面。他是在二十八街的教堂附近做买卖的。替我办好这件事，好吗？”
纳佐果然帮忙，久辛斯基在拘留所里给扣了几天。我下次见到他时，他毫无报复之意。他仍来买煤时，伤口上还结着硬疤，而且规规矩矩的，我知道西蒙在一旁察言观色，只要稍有不对头，他就会动手。可是久辛斯基一点没有想寻事儿的迹象。纳佐或纳佐手下的人，已在地窖下面的囚室里把他吓怕了，而且在他肩上用铅丹烙了一下以示警告，若是下次再被带进来，就会整个儿给收拾掉。他甚至还得再回到这儿来做顾客。而西蒙，他也懂得怎样来敲平这枚钉子。圣诞节时，他给久辛斯基送去一瓶戈登牌杜松子酒，给他太太一盒棉花包形状的新奥尔良山核桃糖。她对西蒙说，这对久辛斯基是个很好的教训。
“当然，”西蒙说，“他现在满意了。因为他知道了自己的地位。当初他挥动铲子时还不清楚，而是想知道。现在他知道了。”
西蒙为的是要让我看看，他在处理这类危急的事情时是多么恰当圆满，相比之下——因为懦弱胆怯——我是处理得多么糟糕。久辛斯基一开始闹事，我就本该把他压下去。可是我没有当机立断，不够勇敢，不懂得像久辛斯基这样的人，必须用手枪来镇服他，把他关进牢房，要是不打算让他变成斯蒂尔基尔德号上威吓众船长的叛兵的话。结论很清楚，我跟露西·麦格纳斯的事进程不快，就是因为有这些弱点。要是我敢作敢为，实际上成了她的丈夫，其余的就只是形式而已。可是我没有走上这关键的一步。为了爱情，我也许有可能这样做，但决不会以此来达到别的目的。
因此，我在煤场里的处境更困难了。西蒙老是给我添麻烦，既为了我好，也为了不让他自己不快。这阵子，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究竟有多少大事能做，而且还千方百计找借口试验一番。最近，他有时在早饭时琢磨下一步新的策略，这也许使得他把全部心思扑在那些最基本的细节上，或者是那些以吨计的小笔买卖上；要不就只是稍微考虑一下大原则，把细节全都留给下属们去处理——只要他们（主要是我）可以信赖的话，他就会这样做。有时他又想做个有钱的耶稣会教士；或者是想凭个人奋斗白手起家；这最后一着是他最不坚定的想法，但却一直缠着他挥之不去。我对他说：“哦，可你不是亨利·福特[14]，你毕竟已经娶了一位有钱的姑娘。”“可问题是，”他说，“你得受多大的罪才能弄到钱，得下多大的工夫。并不像阿尔杰[15]的书中说的那样”——这使我想起西蒙曾多么爱读书——“用一枚五分硬币起家，结果发了大财。可要是你搞到一笔钱，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要来个孤注一掷？”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像这样的讨论，我们之间是越来越少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得从他那厌恶的眼睛中看出他的理论是什么，我在哪些地方没有符合他的理论，在哪儿没跟上，落后了，或者理解错了。
所以，那些日子我倒霉透了，在那种特殊心境里，有的只是煤场的形状，围栏的样子，煤堆，机器，磅秤窗，还有我司秤的地方那根有黑色刻度的黄铜长秤杆。这些东西，以及干活的人，买煤的人，来办事的警察，机械设备和铁路运输经纪人，推销员，全都钻进我的脑子里。我决不能报错价，算错账，或者在交易中出任何差错。咪咪·维拉斯有天夜里听到我说梦话讲到价钱，便跑到我房里来问我是怎么回事，就像在电话里交谈似的。到了早上，她把那些价格报给我听，结果一点也没错。“兄弟！要是你做梦全梦见这些，”她说，“那你的日子一定过得够戗。”要是我愿意的话，我真想坦白承认事情比这更糟，因为西蒙已打定主意要以最严厉的态度对待我，派给我的差使，难度不亚于取得赫斯珀里得斯[16]的金苹果，我不得不为煤渣的事跟管理员争吵，还得摆平他们，对他们贿赂，用啤酒巴结客户，跟经纪人争论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容许量，在一片喧嚷的银行里办理手续繁杂的存款，每个人都匆匆忙忙，脾气急躁。除此之外，遇上人手突然短缺时，我还得到小旅馆里去找装煤工，或者到麦迪森街的贫民窟里去求人帮忙。我甚至还不得不到陈尸所去辨认尸体，因为人们发现有个中枪死的人衬衣口袋里，有一只我们煤场的空工资袋。他们掀起他身上的那块粗糙发皱的裹尸布，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躯体黝黑僵硬，好像在盛怒中突然死去，双拳紧握着，两腿已经变形，嘴张着，像在喊叫什么，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你认识他吗？”
“这是尤拉斯·帕吉特。他在我们那儿干活。他出了什么事了？”
“他们说，是她的女朋友开枪打死他的。”他指出死者胸部的伤口。
“他们抓住她没有？”
“没有，他们根本没去抓她。他们从来不管这种事。”
西蒙所以派给我这项任务，因为他说我反正要开车接露西出去玩，在回家途中可以顺便办一办这桩事。回家后，我急急忙忙地换上衣服，只是洗了洗脸上、脖子上和耳朵上明显的脏处，别的地方都来不及洗了，从脚跟和脚上起，全都沾满煤场里的煤粉。就连眼角处也还留有我没擦到的黑乎乎的地方。我尽管肚子很饿，可是已经来不及吃东西，因为在陈尸所里花了不少时间，而露西正在等着我。外出办任何事我都没把车开得这么快过，在西大街和麦迪森街的交叉口上险些出了事，向下坡滑行了好长一段路后，我的庞蒂亚克打了转，结果尾部撞上了一辆电车。电车司机在四十码外就看到我了，连忙把车停在铁路桥下的斜坡上，所以撞得不厉害，只是把车尾灯撞碎了，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损坏。骤然间聚拢来的人纷纷为我庆幸，每逢这种场合总会聚集起一群人的。他们都说我真是幸运，我对此付之一笑，急忙钻进车中，操起方向盘继续赶路。我得意洋洋地驾车到了麦格纳斯家，驶过黑暗的车道，来到尚有积雪的门廊前。我信心十足地吹着口哨走进屋内，把大衣往门内的凳子上一扔，衣袋里的那串钥匙发出悦耳的响声。可是，当露西的哥哥山姆递给我一杯酒时，我突然恍若回到了陈尸所，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我来时的车速——我这是空肚子闻到威士忌的酒味造成的——同时也回到了撞车的地点，这使得我沾满煤粉的双腿虚弱发软，无力站住。我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露西问道：“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山姆像乙级影片里的主人公一样走到我跟前，他毕竟还是担心，生怕他那位逗人喜爱、乳峰高耸、布娃娃似的妹妹委身给一个孱弱的人。与其说是同情，还不如说是出于这种关心，他俯身望着我，他身上的那件条纹晨衣紧绷在他的臀部。
“我脸色苍白？”我强打起精神说，一面抬起头，“也许是因为我没吃东西吧。”
“哎，真傻。多久没吃了？哟，都九点钟了。”她打发山姆去厨房向厨子要块三明治和一杯牛奶来。
“我还撞了车——差一点出事。”山姆走后，我对露西说，跟她讲了事情经过。
我猜不透是哪种念头在她脑子里占了上风，是深切的关心，还是突然产生的顾虑，认为我是个约拿[17]——眼下我还是个令人愉快的情人。她的预见能力训练有素，每当她需要运用它时，比如在目前，她一定看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即使不是苦难的深渊，也将是厄运不断。“车子损坏得厉害吗？”她问。
“只撞坏了一点。”
她不喜欢我这种含糊的回答。
“是车尾的行李箱？”
“我不太清楚。车尾灯撞碎了，这我知道。别的在黑暗中难以看清，不过大概没有多大问题。”
“今天晚上开我的车去，”她说，“我来开车。你刚出了事故肯定有些紧张。”
于是我们开了她父亲新近送她的敞篷车去北区参加舞会，后来把车停在巴哈教寺院附近的一大片阴影里，在那阴冷的宗教建筑脚下和支离破碎的月光中，互相抚弄、扭动、颤抖。一切似乎都像往常一样，其实不然，要么由于她，要么由于我。我们回来后，她替我担心，要再看看车子损坏的情况。我不愿跟她一起俯身在车后用手指去指出一个个凹痕。我只是用她的车头灯作了检查，接着就关了灯。随后我们来到厅堂里，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又跟她亲昵地爱抚，确知她还爱着我时，我知道还有一个使我们难以亲密无间的隔阂。她预感到西蒙一定会为汽车撞坏的事大发雷霆——他果然如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西蒙的看法可能跟她不谋而合。她不知怎么总对我存有戒心，认为我另外还有想法。我虽然可以吻她的肩膀，抚弄她的乳房，但在那陈设华丽、部分有月光映照的厅堂里，再也没有以往的亲密劲了。老头子正在楼上用鼻子嗅着，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他都保持着警惕。
第二天早上，天色灰黄，淅淅沥沥下着雨，寒气袭人，喷油式火炉又在屋内散发出难闻的闷热，早晨还没过去，我便已筋疲力竭了。我毫不怀疑，一定有办法能像上涨的洪水漂浮起小树枝一样承受这所有的一切，如果你决心要使自己的精力那样横溢四泄，陈尸所和汽车的重压取决于你所具有的水压的承受力。当拿破仑乘坐盒式雪橇从冰天雪地的俄罗斯逃出时，他部下的士兵横尸遍野，身上盖满雪，犹如一群群绵羊，他跟科兰古侯爵[18]谈了整整三天，科兰古因为耳朵上扎着绷带，大概听不大清楚——他的主人也没法玩揪他耳朵的老把戏了——但是从主人那张浮肿的脸上，看出他心胸的深邃，上面漂浮着整个欧洲的大小事务。
的确，这些生意人有着旺盛的精力。问题是燃烧什么能产生这种力量，以及我们可以燃烧什么，不可以燃烧什么。一颗原子的燃烧，北方的原始森林便会像枯枝朽木般化为灰烬。竞争者之火在哪儿燃烧？它的威力有多大？
另一桩事情是，为了别人，打不起精神，为了亲口尝尝鸡蛋的滋味，却可以竭尽全力，爱情就是这样给滥化掉的。
我承受不了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西蒙来到我跟前，为汽车的事把我臭骂了一顿，我已累得没有力气给他回嘴，甚至没有感到他这是冤枉了我。我只是回答说：“你唠叨个什么呀？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故，而且你是保了险的。”
错就错在这里；我本该对撞坏汽车的后壳和那电线拖挂着的后车灯感到难过，问题不在于事故有多严重，而在于我应该知道他在乎这事，我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用冒火的眼睛瞪着我，还在俯身低头威胁我时露出他那断了半截的牙齿。我沮丧极了，无力跟他抗争，我没有任何可靠的靠山，不像他，有人支持，有人信任，我的一切都还模糊不清，但也十分倔强。
那天晚上我没有出去，在家看书。根据我们的协议，到春天我就进大学，那时候生意较清淡，西蒙可以不要我做帮手。我依然保持着整个夏天那种靠书本为生的劲头，展开双臂紧握住镜框的两边，转动着这面摄取景象的镜子，把它照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时佩迪拉已经替我卖掉了我的大部分书——近来他自己也不再偷书了，他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一个生物物理实验室里测算神经冲动的速度——我手头只剩下少数几本书。不过，艾洪送我的那套被火烧坏的古典作品丛书，还在床下的一个箱子里，于是我挑了席勒的《三十年战争》，没脱袜子便躺在床上看了起来，就在这时咪咪·维拉斯进来了。
平时，她经常进出我的房间不跟我说话，只是从壁橱里取她的衣物。可是今天晚上她有话要说。她没有跟我争论，只是告诉我说：“弗雷泽搞得我怀孕了。”
“天哪，你能肯定吗？”
“当然肯定。跟我出去。我想和你谈谈，我不想让凯约知道这事。他会隔墙偷听的。”
天气很坏。虽然不太冷，可是风很大。街灯被刮得像铙钹那样乒乒乓乓直响。
“可弗雷泽在哪儿？”我问道，因为最近我对宿舍里的情况不太清楚。
“他不得不走了。他须在圣诞节期间去路易斯安娜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宣读一篇该死的论文。所以他先去探望他的父母，因为他不能跟他们一起过节了。可是他人在哪儿又有什么关系，他有什么用？”
“哦，现在说老实话，咪咪，要是你能结婚，你喜不喜欢？”
她沉默着没有作声，两眼盯着我，等着我把话收回。“你一定以为我很容易张皇失措，”她见我没把话收回，便说。我们还没有走到风里去，而是待在门廊里。她的一只脚歪向一边，一只手从长袖子中伸出抱在颈后，她那张艰难的愉快的圆脸，距离很近地仰望着我。艰难的愉快？是的，也可说是艰苦的乐趣，或者是某种精神方面和肌体方面的东西，连同痛苦使眉梢妩媚地扬了起来。“既然我以前不愿跟他结婚，为什么现在由于出了意外我就该嫁给他呢？我看出你已受到良好的影响。咱们去喝杯咖啡吧。”
她挽住我的手臂，可是才走到拐角处，我们又停下讲起话来，这时跑过来一条小狗，后面跟着它的穿波斯羊皮大衣、戴俄国羔皮帽的女主人。这时出了桩类似令我惊讶的事，这使我想到咪咪拾起打劫者的枪把他打伤的事是完全可信的。也许是因为天气不好，这只小狗弄错了地方，竟把尿撒在了咪咪的脚踝上。她朝那女人大声嚷道：“快把你的狗带开！”但那女人似乎没看清出了什么事。咪咪便一把抓下那女人高高的皮帽，用它揩擦脚踝；那女人没了帽子，精美的发型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不禁大叫起来：“我的帽子！”帽子早已被咪咪扔到了大街上。
发生的烦恼事已经够多，可她还是毫不在乎！而证据总是聚集在咪咪一边，帮助她证明自己有理。不管怎么说，在杂货店里，她把袜子脱下卷成一卷塞进手袋时，只是咯咯地笑。真是天赐良机让她发了顿脾气，她心里感到有趣。
而她在喝咖啡时要讨论的，是她听说的一种新的堕胎方法。她已经试过厄瓜皮奥尔之类的堕胎药，还拼命走路，爬楼梯，洗热水澡。现在，合作社里的一个女招待告诉她说，洛根广场附近有个医生用打针替人堕胎。
“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方法，不过值得一试。我打算去试试。”
“他用的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医学专家。”
“可要是效果不好，你就得去医院，那怎么办？”
“嗨，要是你生命有危险，他们一定会收的。不过他们永远别想从我嘴里探出是怎么回事。”
“这听起来有点危险，也许你还是不试的好。”
“把孩子生下来？让我？你看我能带孩子吗？看你说的，你根本不关心世界人口的增长情况！大概你想到了你母亲，”——我这才知道不是赛维斯特就是克莱姆·丹波早已跟她讲过我的身世——“要是你母亲的想法跟我一样，那你就不会在这儿了，也不会有你的哥哥弟弟，即使我有把握会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她说道，一面照例哈哈大笑着，“并不是因为我不看重你，朋友，尽管你也有种种缺点——然而为什么我非得遵行这个成规不可呢？要是这些小东西的灵魂，在我死后要跟我算账，控诉我没让他们出生，那我会告诉他们：‘听着，别缠着我。想想你们本来是什么？嘿，只不过是一种小扇贝似的东西。你们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是什么使你们认为自己会喜欢出生的呢？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所以生气是因为你们无知。’”
我们就坐在柜台附近，所有的服务员都停下来倾听她的这番高论，其中有一个男的说：“真是个疯女人！”
她听到了他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朝他笑着说：“这儿有个家伙一生到死都想学塞萨尔·罗梅罗。”
“她一进来，第一件事就是脱袜子，露出大腿……”
这番舌战一直进行着，后来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我们在街上继续交谈到结束。
“不，”我说，“对于自己的出生，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是啊，肯定是这样，要是你知道自己是谁的儿子，你还会感激他哩。感激的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不可能完全是个偶然事件。至少在我母亲方面，我敢肯定还是有爱情的。”
“那么是爱情使它没有成为偶然事件喽？”
“我指的是会产生更多生命的欲望；它来自感激。”
“指给我看它在哪儿！你干吗不到富尔顿蛋市场去，在那儿想个清楚。把感激给我找来……”
“我不想跟你这样争吵。不过你要是问我，忘记它对我是否会更好一些，而我回答说‘是的’或者甚至回答‘可能’，那我说的就是谎话，因为事实与此相反。我甚至不敢发誓我知道忘记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大堆我的生活过得有多愉快的情况。”
“你倒是挺满意的，大概你喜欢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可多数人都为这感到难受。他们都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而难受，像现在这样。这个女人因脸上出现皱纹担心丈夫不爱她；那个女人一心盼她姐姐早死好得到她的别克车；还有一个女人则甘愿花一辈子心血来保持臀部的形状美好；或者是盘算着从什么人那儿弄到钱；或者是想搞个比自己丈夫好的男人。你要不要我也给你开列一个男人的表啊？你要我讲多长我就能讲多长。他们永远不会改变，决不会有一个美好的早晨。他们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也许你挺走运，可别的人都已成为定局了；他们只有他们有的东西；要是这是他们的真情实况，那我们的处境呢？”
至于我，我不认为一切都像注灌进混凝土似的，有些幸福时刻并不是人们的幻影错觉，它们仍会使人忘却经久不散的失望，或多或少地忘却久积的痛楚，孩子、情人、亲友的去世，事业的失败，衰老，口臭，色衰的脸容，苍苍的白发，干瘪的乳房，掉落的牙齿；以及也许是最难以忍受的令人讨厌的僵硬，变得像骨头，简直像一副骷髅，在咽气前吱吱嘎嘎声音最响。可是她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打定主意，所以不能指望她按我的感情来行事。她让你知道，很快就知道，你是一个男人，可以夸夸其谈，可是有血肉麻烦的是她，而她甚至还引以为豪，使得她双颊焕发光彩，这是她身上最基本的东西。
我没有再跟她继续争论这类问题。我没有被她说服，也没有完全对未出世的人惶惶不安。要是彻底奉行这种节约人口政策，你一定会因为子宫的空空如也而感到极大的不安和懊悔；而医院、监狱、疯人院和坟墓则照样挤得满满的，这样的差距就太大了。是否要给弗雷泽生个儿子，这完全得由她自己来决定；弗雷泽现在还没离婚，即使她要嫁给他的话，他也没法娶她。顺便说一句，她所说的关于他的话，我并不完全相信。
可是，有关打针堕胎的事，我一点也没有把握。这事我想去问问佩迪拉，他是我的科学权威，我打算去他的实验室找他。万一他自己解答不了，他还可以问问他那些研究生物学的朋友。实验室在一幢半摩天大厦式的大楼里，那儿总是发出狗的怪叫声，我一听到这声音，总有点发怵。佩迪拉似乎对此毫不介意；他只是去那儿做测算工作，站在一个偏心的圆形位置上，用他那古怪而迅速的方式做着测算；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叼着一支冒着烟的香烟。可是我没能在咪咪跟医生约定的时间之前找到他。是我陪咪咪去看的医生。
这位医生大概由于光景不好显得愁容满面，心情沉重，而且看来非常外行。办公室设备陈旧，凌乱不堪。他卷着袖子坐在写字台旁，嘴里叼着雪茄烟；我这双看惯书的眼睛，一眼就看到他的桌子上有一本斯宾诺莎[19]的书，一本黑格尔的书，以及其他一些对医生而言有点古怪的读物，尤其是对他这一行的医生来说。他的楼下是一家乐器店。我记得店名叫斯特拉希亚泰拉。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全家人正对着麦克风在弹吉他——几个小女孩和几个光脚的小男孩，脚还碰不到地，可是声音响彻全街，那天晚上正逢大雪之后，天气寒冷，吉他声竟超过了有轨电车的轰鸣，那条线路的车子已经很旧，经过时发出轰轰声。
医生对他所提供的服务并不闪烁其词——他甚至对这一点都毫不在乎。也许他并不是铁石心肠，但他似乎在问：“我就是在乎了，又能怎样？”也许他的态度蕴含着对人类双重软弱无能的蔑视，先是无力抗拒爱情，然后又要摆脱掉后果。他自然把我当作咪咪的情人。我猜测咪咪也有意要他这样想；至于我，我对这根本不在乎。下面是我们在那医生诊所里的情况。身体肥胖的医生对我们两个外行解释了他的注射堕胎法；他脸面肥胖，缺少表情，浑身没劲，气喘吁吁，两臂毛茸茸的，房间里弥漫着雪茄烟味和他长年累月坐的那张黑色旧皮椅的臭味。他戴着眼镜，看上去并不是真的缺少善心，可能是个善于思考的人——只是一旦克服了困难，便不思进取了。这时吉他降下音级，琴弦发出悲鸣和咚咚声。咪咪脸蛋白皙，头发金黄，双颊粉红，一朵绢制的玫瑰垂插在帽子的前面正中，周围由几朵白色和浅色的小花衬托着。啊，那红色！令人想起夏日的墙垣，也想起绸缎布匹和商店的柜台。还有她那两道妩媚动人的娥眉，看上去如此顽强坚决，可是她也显得那么困惑不安。要是我理解她的心情，这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只好容忍这种跟医生眼中同样的软弱无力了——软弱无力的女人只好束手等待着别人的摆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来获得赞美。
“这种针剂能引起收缩，”医生说，“有可能把你的麻烦排除掉。但谁也不能保证一定奏效，有时候，即使奏效了，你也还得做扩张刮宫手术。好莱坞的女明星们在报上把这叫做阑尾炎。”
“请你不要再说玩笑话了，我所关心的是你的医疗服务，”咪咪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时他看出他所打交道的这个女人，并不是一个胆怯怕羞的怀孕小女工，不像他自以为的那样，会感激他的风趣和暗示，会为真正的悲伤和危险的漫长时刻的过去，对他报以微笑。有些可怜的人就因为温存柔弱而未婚先孕的，可是咪咪——她的柔情是从不轻易表露的。你不禁会感到好奇：她的柔情会是怎么样，会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还是来谈谈正事吧。”她说。
他翘起他那恼羞的黑鼻孔说：“好吧，你是不是要打一针？”
“嗳，你想我在这么冷的晚上打老远跑来为的是什么？”
他站起身来，把一只搪瓷锅放到煤气灶上——火苗像熊爪似的带着炽热乱抓着。他那摆弄锅子的样子，使人联想起他早晨在厨房里煎鸡蛋时的懒散邋遢劲；他把注射器放进锅里，然后再用镊子夹出来。一切准备就绪。
“假如这法子只能完成一半，我需要其他帮助，你能行吗？”
他耸了耸肩膀。
她的嗓门开始提高了。“哼，你这个医生够狠心的！打针前也不商量商量？她们打了你的针后出了问题你他妈的全不管？你以为她们都豁出去了，你可以不必管她们的死活，她们只是拿自己的性命在开玩笑，是这么回事吗？”
“如果万不得已，我也许可以给你帮点忙。”
我说，“你是说要是给钱你就干吧。这你要敲多少钱竹杠？”
“一百块。”
“五十块干不干？”她问道。
“你可以去找个肯干这事的人，”他意在表示——我想这是真的——他无所谓。不在乎！这对他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他会马上把注射器放到一边，重又去抠鼻子，搞他的理念、观念。
我劝咪咪先别跟他讨价还价。我对她说，“那并不重要。”
“你想就这么算了？好吧，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
“咪咪，你还可以改主意。”我只对她悄声说。
“要是改变主意，那我去哪儿？还是老样子不变。”
我帮她脱下皮领大衣，她扶着我的手，仿佛要让打针的是我。当我的手臂搂住她的身子时——我感到她有这一需要，而且我要尽力来满足她的需要——她突然抽抽噎噎啜泣起来。此情此景打动了我，我受到了她的感染。于是我们像一对情侣似的拥抱在一起了，其实我们并不是情侣。
可是，那医生却不让我们忘记他正在等着。在他看来，这是值得同情的还是令人厌腻的？大概是两者之间，他注视着我如何安慰她。不管他以前把我当成她的爱人心里有多羡慕，现在他可一点也不羡慕了。不过，他并不了解内幕。
但咪咪已打定主意，没有动摇，流下的泪水并不表明有所改变。她朝他伸出胳臂，他把针头扎了进去，那看上去像是很坚硬的液体缓缓注入她的肌肤。他告诉她会有分娩似的剧烈阵痛，她最好躺在床上。这一针就要十五块钱，她还能付得起，暂且还不需要向我借钱，这并不是说我现在手头很宽裕，陪露西出去玩把我的钱都给花光了。弗雷泽还欠我一点钱，可要是他能还我钱，那他也一定会寄钱给咪咪的。咪咪则不愿他为这事烦心。他现在仍在筹钱准备离婚。而且对这类事不闻不问，是弗雷泽的作风之一。总有一些事情比眼前发生的事更为重要，更为崇高，这正是咪咪经常对他讥讽的一个方面，然而他又把这当作既珍贵又荒谬的品质加以怂恿。倒不是说他为人特别吝啬，而是他老是把事情拖延，以便使他的慷慨延续更长的时间，用在更重要的地方。
总之，咪咪一面咒骂着医生一面爬上了床，因为药力已经发作。可是她说还是“干的”，那一阵阵的抽搐竟没产生任何作用。她浑身颤抖，汗淋漓，她那瘦削结实的肩膀袒露在被子外面，孩子般的前额痛苦地露出道道皱纹，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强烈地闪烁着蓝光。
“哎哟，那个卑鄙、该死的江湖骗子！”
“咪咪，他说过可能不起作用。等——”
“我身上已经打满这种可怕的毒药，除了等之外，我他妈的还有什么办法？我一定中毒很厉害，它把我的五脏六腑都要挤出来了。那个蹩脚透顶的笨医生！哎哟！”
断断续续的抽搐过去了，为了减轻痛苦，她居然强打精神说起笑话来。“这小东西长得可真牢哩，动也动它不了。可有的女人为了保住她们的那块肉，得在床上躺上九个月。只好听听收音机。不过，”——口气变得正经了——“我已打了这么多药，我可不能让它生下来。说不定它已经受了损伤，晕晕乎乎了。如果没有受伤，那它大概是个危险东西，因为它这么难治，八成是个歹徒。我想，要是他真的桀骜不驯，会给这世界添乱，我倒说不定会让他生下来。可我为什么要说‘他’呢？也许它是个女孩。那我拿女儿、一个可怜的小女孩怎么办呢？又是女人——女人。她们更能为自己增光，女人更真诚。她们的生活更接近自己的天性。她们必须如此，她们更有天性。她们有乳房，她们看到自己的血，这对她们有好处。男人则天生较为自负、爱虚荣。哎哟！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你的手给我，奥吉，行吗？”绞痛又来了，痛得她挺直腰身坐了起来，使劲攥着我的手，紧靠着。她紧闭双眼，熬过了抽搐的阵痛，然后又躺了下来。我替她盖好被子。
药性一点一点地发作完了，把她的肌肉和腹部折腾得酸痛难当，她恨透了那医生，对我也怒气冲冲。
“可是你知道，他没下过任何保证。”
“别傻了，”她态度难看地说，“你怎么知道他给了我足够的剂量？怎么知道他不是要我再回去采用别的方法，他好多捞点钱？一定是这么一回事。只是我可不打算再去找他了。”
我看她虽然身体虚弱，火气倒挺大，不想要人待在跟前，于是我便让她去，回到自己的房间。
凯约·奥伯马克的房间就在我们两人的房间之间，他当然关注着所发生的一切；尽管咪咪竭力瞒着他，他怎能一点不知道呢？他也是个年轻人，年纪跟我的二十二岁不相上下，不过已经发胖，有一张宽大的脸，显得既自命不凡，又缺乏耐心，脾气急躁，思想如烟，想入非非。他性情忧郁而粗鲁。他在自己的那个房间里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不喜欢上课，他的观点是一切都可以自学。他的房里充满烂物品的腐臭和一个个当便壶的瓶子发出的臊味，因为他用功时不愿去厕所。他整天半裸着身子躺在床上，他的床摆在接近房间里所有其他东西的位置，上面堆满了各种日用品，而且积满灰尘。他秉性忧郁，但才华横溢。他认为，最纯洁的境界是在人际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会产生谎言和愚蠢的亲近，所以他对我说，“我任何时候都宁愿跟石头打交道。我本来可以做个地质学家。我对人类甚至并不感到失望，我只是对它漠不关心。要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个世界肯定不够完美，而要是没有更多的了，那他们可以把它也收回。”
虽然咪咪总是奚落他，凯约还是一心想知道咪咪的情况。“她怎么啦？过得不顺心？她运气不好。”
“是啊，很糟糕。”
“可是不！不完全是运气，”他说——他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是你随声附和他的意见，“你注意，人们总是让同样的事一再发生，一次，一次，又一次。”
他对咪咪的态度跟那医生的态度有点相同；这是女人的麻烦，他们俩都不把这摆得很高。不过凯约要比那个医生聪明得多。现在他站在我的房间里，穿着背心，被体重压得平平的脚板上没穿袜子，头发披散在肩上，从他那张肥胖的大脸上可以看出，每一个不拉他一把帮他达到目的的人，都要受到责备——换句话说，他是个偏见极深的人，可是他心中依然有着极其强烈的正义感，有一条始终保持畅开的通道。
“不过——你明白，每个人在他所选择的事物中都有苦处。在自己所选择的事物中的苦处。耶稣就是为此遭难的，就连上帝在他选择的事物中也有苦处，要是他真的想做人类的上帝，一个有人性的神。她也是因此陷了进去的。”他极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那是耶稣。别的神则连连成功，他们的辉煌业绩迫使你甘拜下风。那班家伙才不关心你哩。你瞧，真正的成功有多可怕，简直不敢正视它。倒不如先把一切毁掉，一切都得来个改变。除了全都混杂在一起的以外，你别想找到一个纯洁的欲望。我们都在逃避可以认为是纯的事物，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这种失望情绪，仿佛是为了要证明混杂不纯的东西必将取得胜利。”
他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那对马眼似的大眼睛，无论对至理名言还是夸夸自谈都会感到惊奇，就像马一样，不管对荒唐可笑的东西还是极为重要的东西都会胆怯惊退。我觉得他的话很有意义，知道其中有一定道理，因而尊重他，把他看成是启迪思想的源泉，尽管他本人皮肤黝黑，有点脏，眼睛旁边绿一块蓝一块的，但还有点光泽。他两手按着自己肥大的屁股，朝我看着；他那张脸上原本有的一点美，已作为虚假的东西给抹去了。所有人都得屈服让步，这是装出来的，我看得一清二楚；同时还附带警告说，希望过多是一种致命的通病。是的，这种有害的奢望在种种邪恶下面通过，还让它们一直存在着。我已经有过足够的教训，一看就能识别。所以我既被凯约的观点所吸引，又对它加以抵制。他从不承认人世剧场中画得五颜六色的天空，总是凭着髓和脑那缓缓星移的清晰的灰雾，倾心于外面那繁星点点的真正苍穹，一个原样的银河。
不过我也有一个想法，你还是不要采取这么广泛的使得人类无法生活的立场，也不要把使你毁灭的那些不可调和的事物混在一起，而首先要设法找到你可以共同生活的人。而要是最高贵的人物光临那个空空荡荡、热气闷人的小酒馆，里面苍蝇乱飞，吵闹的收音机播送着球赛和啤酒广告，你除了接受这种混杂并说不完美永远存在之外，你还能怎么样呢。所有伟大的美也是如此。我擦破的眼球看上去总是有伤痕的。神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
“要是你探究一下其中的道理，”我对凯约说，“这些混杂物的存在可能也是有道理的。”
“未必真的如此，”他回答说，“你不会想要生活在银幕上吧。等你懂得这一点，你就有所长进了。要是我没看错你的性格的话，你也可以走到这一步。你并不怕有所信仰。我所不明白的是，你干吗要把自己弄成一个花花公子。尽管这样是混不下去的。”
咪咪听到我们在谈话，便唤起我来。我回到她的身边。
“他想干什么？”她问。
“凯约？”
“对，凯约。”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你们在讲我。要是你对他说了一点情况，我就宰了你。他要找的就是证明他正确的证据，他要是可能的话，他的那双大脚会踩过我的胸膛。”
“这是你自己没有保守住秘密，”我说，不过尽量把话说得轻柔些，现在不是对她回嘴的时候，她躺在那张有那么多铁铸果核和缎带蝴蝶结的铁床上，狠狠地瞪眼看着我。
“我要说就说，但我可以叫你别说。”
“别着急，咪咪，我不会说的。”
不过，第二天我还是不得不请凯约代为留意一下咪咪，因为不知道她会出现什么情况。不管白天在煤场的办公室里，还是晚上在麦格纳斯家的宗亲会晚餐会上，我都心神不定，为咪咪担心。每月一次的晚餐会在闹市区的一座栎木屋内举行，我一连往寄宿舍里打了几次电话，但除了欧文斯谁也没找着，这老头一发起火来——他当时正跟咪咪闹别扭——便会冒出威尔士口音来，我根本听不懂，再打电话也是白费钱。露西想要在聚会后去跳舞，我推托太累了没有去，其实我用不着假装太累的样子。我告辞回寄宿舍。
咪咪在我屋里，而且还有了好消息。她身穿一套黑白两色的衣服，头发上扎了条黑缎带，坐在我的房间里。
“今天我动了动脑子，”她说，“我开始问自己，‘有没有合法的方法来办这件事呢？’不错，办法倒有几个。一个是去看精神病医生，设法使他诊断说你神经失常。他们是不让疯女人怀孕生孩子的。有一次，我就是靠这个办法逃脱了刑事责任，法院里有案可查。不过我现在不想这样做了，因为弄不好会装得过分露了馅。所以我决定，让装疯卖傻的办法见鬼去吧。另一个办法是，要是你心脏衰弱或者有生命危险，他们就会给你弄掉。因此今天我去了门诊所，对医生说我觉得自己怀孕了，但是很不正常，浑身总觉得不舒服。有个家伙给我作了检查，他肯定说我是输卵管怀孕。所以我还得进行一次检查，要是复查结果仍是这样，他们有可能给我动手术。”
这便是使她欣喜若狂的原因。她已经一心指望着这一招了。
我问她说，“你是怎么装的？临时去看了书，记住输卵管怀孕的种种症状，然后讲给他们听吧？”
“小家伙，你怎么能这样想！你以为我胆大到那个地步？你以为我敢走进那儿，对他们讲些老掉牙的东西，就能骗得了他们？”
“在门诊所里，有些事情是可以骗过他们的。这我可以告诉你。可是你得当心你要走的下一步，咪咪。你别想骗得了他们。”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他们也这样认为，而且我确实有一些症状。不过我决不回头，我还可以去找那个兽医。”
随后的几天，由于我又是晚餐又是聚会，日程排得满满的，没法一直照看她；等我过去看她时，不是深夜就是早上六点半我上班之前，这时她困得不想跟我多说话。我进去摇醒她时，她似乎立刻就知道放在她肩膀上的是谁的手，以及问的是什么事，便像在睡梦中似的回答说，“不，没什么，没什么效果。”
冬季过得真快，已到十二月下旬，早晨烟雾迷蒙，天色昏暗，我穿着高统套鞋跌跌撞撞地下了楼——通常总是迟了——我顶着从低垂天空的裂缝中渗出的仿佛重又回来的夜色，朝汽车站走去。九点钟，第一阵生意忙过之后，我可以赶到玛丽的快餐店去吃早饭。快餐店的四壁镶有稍加装饰的铅皮护墙，墙边摆着几张单扶手的椅子，由于室内的设施装得高，所以光线不足。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玛丽的店里歇口气，她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歌剧，是纽约台播放的。那激昂奔放的演唱虽然没能打动我，但声音在我耳边缭绕。这是一种你以前得付钱的娱乐服务。就像关在布鲁日[20]监狱中的一位勃艮第公爵[21]，要一个画家在他的囚室中画满金色的神像和祈祷场面，以减轻不见天日的幽暗一样。这种给予患难者的援助，现在几乎到处都免费提供，无论是在杂志上还是在广播中。总之，除了那激昂纯正的歌喉，别的我什么也没听清。
哈贝·凯勒曼派来一个装煤工对我传话说，有位女士打电话找我。
电话是南区一家医院的护士打来的，是传咪咪的话。
“医院？出什么事了？打从什么时候起她就住在那儿了？”
“从昨天起，”那女人说，“一切都正常，但她说想见见你。”
我告诉了西蒙，他怀着疑惑、讥嘲、责备的神情听着，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驳斥我必须提前下班去医院看朋友的解释了。
“哪个朋友？你是指你同宿舍的那个放荡女人，那个风骚的金发女郎？伙计，你眼下要干的活太多了。你怎么会跟她搭上的？想同时应付个女人，我看你跑得未免太快了，是不是？怪不得你近来气色这么难看。要是一个不跟你上床，你就可以跟另一个抓紧时间。恐怕还不只是上床的事吧？哼，你就是这样，又掉进情网！你还挑不起爱情的担子，挑不起！为了一个女人的那东西，你得付出多大代价？你跟一个小妞上床，就得照顾她一辈子吗？”
“你根本用不着说这种话，西蒙，这毫不相干。咪咪病了，要我去看看她。”
“小伙子只要有女的可以睡觉，我看就用不着急急忙忙结婚。”哈贝说。
“这件事要是传到他们的耳朵里，”西蒙背着哈贝说；奇怪的是他的神色有点异常，近乎得意和欣喜大大超过别的感情。我看出，他已经暗地里盘算好如何来处理这一切后果，他将声明跟我断绝关系，这样将对他毫无伤害。至于他结婚那天晚上所说的打算，即我们俩合作共图成功的那一套，无疑他已经作了改变，决计还是一个人做主独自来完成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