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春天，耗煤旺季接近尾声时，他租到了一个煤场。它上面没有高架轨道，只有一条长长的侧线，头几场春雨就把这儿全都泡成了一片沼泽。不得不先把水排掉。第一批运到的煤就是雨中卸车的。办公室只是间简陋的棚屋；磅秤需花不少钱修理。开头的几千块钱一下子就用光了。他不得不伸手再要。他要跟经纪人建立信誉，到期能付清欠款极为重要。查理叔叔在这方面给了方便。只是还得要让查理叔叔本人满意才行。

除此之外，还得给身兼煤场经理和司磅员的哈贝·凯勒曼支付数额可观的工资。此人是西蒙从西区一家老字号的大煤场挖来的。要是这份工作我能干得了，他一定会雇我的（大概工资会低一点）。他一再坚持要我来跟哈贝学这方面的本领。因此，现在我有不少时间都泡在这间办公室里。因为当他像喝醉酒似的抓住我的手腕，用那张由于长时间激烈讲话变得又脏又干裂的嘴，声音低沉沙哑，狠狠地对我说“这儿一定得有一个我信得过的人。非有不可！”时，我无法拒绝。不过哈贝能做手脚的地方并不多。他是个啤酒鬼，有点萎靡不振，个子矮小，幽默风趣，脸色憔悴，身体虚弱，声音沙哑聒耳，肚子下面的裤子皱折不堪；他的鼻子弯曲上翘，有着既像生气又像受惊的鼻孔，一双缺少坦率的圆溜溜的眼睛，表明他有着防人之心。他是个纵情玩乐型的人，是个经常出入妓院的老嫖客。他的格调就像最低级的剧院里的舞蹈演员，挥舞着手杖，跳着单调的舞步，唱着“我跟玛吉·墨菲一起去上学”之类的歌曲，讲些下流的故事，而那班痴癫的观众，则眼巴巴地等待着一丝不挂的明星出场大扭屁股。哈贝有一肚子无伤大雅的小笑话，学狗叫，学放屁；他最拿手的恶作剧是从后面偷袭上来，猛地抓住你的一条腿，装学哈巴狗叫。遵照西蒙的意愿，我不得不在每天下午跟哈贝学做生意。尤其是打从我听到他在厕所里哭泣之后，他的要求更让我难以拒绝了。

我经常在吃午饭时替哈贝代班。他就搭车去霍尔斯德街，因为他讨厌步行。两点钟回来时，他步履沉重地在车道口下了车，手里拎着外套和平顶宽边草帽，背心口袋里塞满香烟、铅笔和名片——他有自己的商业名片：“哈贝·凯勒曼，马奇煤炭公司代理人”，还有一幅公鸡疯狂追逐母鸡的图案，下面有一行小字：“

我说话算数”。他一进煤场，便去核校秤杆，接着把《时代》扔进火炉里，绕煤场走一圈，然后，因为正是三伏天，暑热蒸人，我们便坐在过磅的水泥坑那儿有凉气升上来的地方。办公室的景象活像擅自占地者的棚屋或者是西区街旮旯里的小屋。附近有一条通往一个牲畜场的铁路侧线，浑身尘土的牲口在待发的车厢内乱叫，红红的鼻子和嘴唇贴在车厢的板条缝隙之间。卡车的轮胎在融化的柏油路上一路舔过，煤粉四处飘扬，把木桩染成了黑色，牛蒡枯死在茎秆上。煤场的一角老鼠横行，见了人从不惊慌逃窜，成窝的老鼠在那儿哺育长大，到处悄悄走动，我从没见过这么驯良的老鼠，它们随心所欲地来来往往，从你脚边走过时也毫不害怕。西蒙买了一支手枪——“我们总得有支枪，”他说——用它来打老鼠。可是它们只是一时惊散，过后便又回来。它们甚至怕麻烦不愿挖洞，只是挖几个浅坑作为栖身之地。

做成了几笔生意，卖出了一批煤。哈贝把账记在那本黄色的大账本上。他写得一手好字，时常为此自鸣得意；他头戴平顶草帽，坐在高凳子上，写出笔画有粗有细的字。这张黄色桌面的老式记账桌上刮痕斑斑，我把脸转向磅秤上方那个小小的方形窗口，有时会看到西蒙坐在那儿，在一本宽宽的三联支票簿上开支票。起初，开支票使他很入迷。他曾煞费苦心地从我口中探得我还欠佩迪拉两块钱，为的是他可以借此开张支票，签个名，还掉我的这笔债，从而满足自己的嗜好。随着结存的金额日益减少，现在这种追求满足的心情也越来越淡薄了。他念念不忘上次为了要娶塞西，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搞钱的事。而这一次，他深信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押出去了，是孤注一掷。那天，他来告诉我他准备结婚时，他决非信口空谈他对钱多么心急意切，现在，凭他流露出的内心伤痛、苍白死灰的脸色和近乎疯狂的举止，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这夏天生意不振的沉闷气氛中，他呆望着这黑压压一片马尾藻似的煤场的神情，有时真吓得我毛骨悚然。要说我不惜抽出偷书和读书时间，双手插在衣兜里跟他一起绕煤场散步是为了排除孤寂，这是不够恰当的，其实是因为我非常害怕。他随随便便地开枪打老鼠，在我看来就不是个好兆头。而且他老是抱怨说，他的脑袋里像开了锅似的，他说：“我的脑汁沸腾得快要从耳朵里流出来了。”

有一次，哈贝突然抓住西蒙的腿学起狗叫来，可是玩笑开得不是时候，我不得不拦住西蒙，不让他去揍哈贝。这件事说来好险。就在这事发生前的一刻，哈贝讲了在佛罗里达地产暴涨时他如何做诱购者雇用的骗子，又讲了他跟一个不让他出屋子的土耳其女人的艳事，以及他第一次得淋病的情况，说痛得简直像“插进一罐火热的蚯蚓里”，西蒙还听得哈哈大笑。这种从哈哈大笑一下子变成凶神恶煞的脾气，使得哈贝差一点要辞职不干。他那双又大又精明的眼睛水汪汪地充满忧郁，含着泪水，带着警告。我则竭力调停，因为只有我才能使他们和好如初。“就是在再大的公司里，我也没有受过这样的鸟气。”哈贝用嘴角对我说，不过这话西蒙应该能听到。从西蒙那垂头张嘴、露出没有补好的门牙，我可以看出，他的心一定在怦怦直跳，恨不得揪住哈贝的裤裆，把他扔到大街上去，可他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的冲动。

最后，西蒙终于还是开口说：“好吧，我要说声对不起。我今天的心情不好。你应该觉察到，哈贝……”一想到麦格纳斯一家人，就使他不寒而栗，他全然忘却自己是个生意场中的新手，哈贝只不过是个讨厌的家伙，自己居然为这种无聊琐事大动肝火，这太不值得了。西蒙的耐心和忍气吞声，在我看来，比他的暴怒和发火更让人难受——那是一种可怜巴巴、强制性的肉体上的忍耐。另一桩这种令人难受的事，是他以强忍的口气低声和夏洛特通电话，一再克制着重复回答她的问题，简直到了屈膝投降的地步。

“行了，”他对哈贝和我说，“你们俩干吗不开我的车去拜访几个客户呢？想办法拉点生意。拿五块钱去喝啤酒。我跟考克斯留下来把后面那道篱笆修一修，要不修好，他们光天化日之下都会来偷的。”考克斯是个打杂工人，一个老酒鬼。一顶像意大利军帽似的油漆匠帽歪扣在头上。西蒙叫他沿西屋公司的围墙边找找，看看有没有旧木板。考克斯干活就为了能挣上汉堡包和一瓶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凯林雪利酒，或一瓶约克酒。他也是个看守人，睡在绿格子网后面的一堆破布上，就在很少用的前门的前面。他一瘸一拐地走着——他自称腿上还留有一颗子弹，是圣胡安山战役[20]中受的伤——沿着西屋公司那长达一英里的大钢丝网围栏。在这个公司里，像造围栏这样的事，都是由办事员招营造商投标的。这种紧密结实的钢丝网围栏，使大家都能看到里面远处的闪光，一座座的砖塔，一幢幢狭长的电力大楼，和堆得像维苏威火山般的烟煤，衬映在一尘未染的夏日晴空和美景之下。

我随哈贝去了，由他开车。他一直捏着一把汗，生怕在住满中、东欧移民的鲍亨克街上撞倒一个孩子，那样愤怒的人群就会把他撕成碎片。“如果是他们的孩子，任何事都会发生，即使不是你的错；在他们追逐玩耍的地方，你千万要当心，”因此他老是为这提心吊胆，不肯让我开车；我可不像他这么害怕，也没有他这么小心警惕。我们把一些冬天卖煤、夏天卖冰的小商人请进小酒馆，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在这些令人昏昏欲睡、闷热阴暗的地方，连苍蝇也只会爬而飞不动，似乎全都被小便池的樟脑丸和麦芽酒的酸味熏得晕乎乎了。还有那热烘烘的空间和棒球赛广播中传出的击球声，使这弄不清说不出的混沌增添了更多的压抑。假如你对外界的事物产生遐想，那很可能会想到佩迪拉在推论宇宙的大小；他对科学的兴趣使这个论题不至于令人生畏。不过在这样的场所，那毛茸茸的苍蝇慢悠悠地从一滴酒爬到另一滴酒，从一颗星爬到另一颗星，你大概要祈求千万别从这儿进入那非人类的宇宙，这可不是宇宙的袋底，碰巧就是库克县和伊利诺伊州北部。

西蒙从不会受这类念头的困扰。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只想到要有所收获。这是他唯一关心的。像岩石中流出的水，像荒山中挖出的石油和铁矿，这就是钱。要不是为这个，人类不会甘愿去那些地方：那些不毛之地，纽芬兰岛，旱得龟裂的土地，以及被采自得克萨斯或伊朗的燃料烟灰染黑的南极冰川。

我们邀的几位商人叫赫拉皮克、德罗兹和马图辛斯基。我们在他们的货棚里找到了他们，有的在教堂附近，有的在殡仪馆附近，也有在运货途中找到的。他们是论吨论袋卖煤的；他们都有带棚栏的运煤车或者是自动倾卸卡车。你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说服他们，招待他们，给予特别的照顾，奉承他们，开开玩笑，告诉他们矿脉的秘密，胡诌些关于热量单位和含灰率等似是而非的技术资料。哈贝对付他们很有办法，他是一位颇有才智的商业行家，水平跟船具商人不相上下；他的酒量跟他们一样大，杯杯对敬，而且很有成效。终因受到削价和任凭挑选的诱惑，他们都开始来我们煤场进货了。

为了打开销路，西蒙自己也跑了几趟买卖。他还叫我去唐人街散发传单，大肆宣传最受开洗衣店的中国人赞赏的焦炭，渐渐地招徕了一些顾客。他还跑遍全市，要他的新亲戚订货。查理叔叔也把生意给了他，于是买卖渐渐好了起来。

西蒙还逐渐摸清了怎样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门路——取得了向市政府的生意投标的地位——他去拜访政客的走卒，跟警察搞得像亲兄弟，他还跟巡官队长之流交游，也跟律师、地产商来往，他还结交赌棍、赌注登记经纪人以及各色兼做合法买卖、财力雄厚的人物。在汽车司机和高空电线维修工人罢工期间，他请警局派警车护送他的两辆运煤卡车，以免被罢工工人把煤倾倒在大街上。我得坐在警察局里等他来电话，通知警察我们的煤车何时从煤场出发，这是我第一回合法地坐在这个地方，在巨大的社会细胞质内部，从黑暗走向光明。可是这个西区分局暗无天日！黑暗异常。它乱七八糟，弊病重重，千疮百孔，脓血横流。这些身材不行、面貌不正的人，有的弯腰曲背，有的蹒跚而行，有的大步流星，有的两眼定神，有的贪生怕死，有的俯首听命，有的什么也不在乎——这是些用不完的、多余过剩的人类原料——你不禁会感到惊异，这一切原料都生为人类，具有人形，却鱼龙混杂，不加选择。也别忘了警方的丑恶勾当，榨取油水，非法体罚。而这还不是闹市区的大新门警察总局，只不过是个街区的小分局而已。

西蒙跟中尉警官纳佐的交情颇深，一则他也是麦格纳斯家的女婿，二则因为他自己要这么做。很少有人看上去能像他那样五官端正、和蔼可亲。我猜不透他是怎么保持住这副神态的。一个警察，即使在友好地跟你开玩笑时，也会像逮捕人一样抓住你的肩膀。他那双手已经练成一双铁掌。在某些方面，纳佐中尉依然保持着瓦伦蒂诺[21]的风度，尽管他体态肥胖，脸部已缺乏弹性，像睡觉时压的皱痕或指印等都很难消失。我们经常跟他一起去巴丽之家聚餐——一共五个人，后来我带露西·麦格纳斯去了，变成六个人——我们吃意大利细面条、鸡肝，喝晶莹闪亮的勃艮第葡萄酒或香槟酒。这位中尉，他朝四周打量着，活像个从一家好得多的夜总会前来察访的司仪。他的太太则好像一个缓刑女犯。跟一个中尉警官坐在一起，人人都免不了多少有点这种样子，就连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他是个意大利人，依然带有某些古代帝王的气派。他们许多人都这样。权力的背后必须有死亡。砍下马萨尼埃洛[22]的脑袋，吊死众多海军将领，像纳尔逊勋爵[23]在那不勒斯港干的那样。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看待中尉那张平静和蔼的面孔，现在他正坐在巴丽之家那令人愉快的喧哗声中，观赏着维洛兹和约兰德或者是那些几乎一丝不挂的少女，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在跳些什么，只是撩拨起这些忙人的欲火，使他们的淫乐达到顶点。不管怎么说，这家夜总会还是一流的。西蒙和夏洛特是这儿的常客，他们很精明，因为在那儿可以搞到内幕消息，还可以有许多公众生活和生意上的交往，闪光灯一亮，还有人给他们拍下各种照片，有正在开怀大笑的，有头戴纸帽、身披纸带搂抱着胡闹的，或者是有位重要人物出现在他们的桌子上，一个穿袒胸晚礼服的歌女迷人地露出漂亮的牙齿，或者是有位董事长正在干杯。

西蒙很快就认识到这种密切交往对生意的重要性。美国大总统不就是因为斯大林头两天没有笑脸而在雅尔塔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吗？对那种既不为诱惑所动又不以友爱原则进行交易的人，他感到难以对付，不得不以娱乐和友好气氛来调和一下那些没法使大家都很愉快的决定，至少显出点个性的光彩还是有帮助的。这方面西蒙心里还是很清楚的，怎么讨人喜欢，怎样跟处境相同的人秘而不宣地达成协议。

仲夏时节我依然跟他在一起。那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他惶惶不可终日地害怕自己会破产。我敢肯定，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害怕麦格纳斯家的人，他被自己所背的担子吓坏了。所以在那几个月里，我大多数时间都跟他在一起。虽不敢自夸我们从未这般亲密过——他总是固执地把自己最隐秘的想法深藏在心底——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像这样形影不离过。从清新爽朗的早晨到肮脏昏暗的傍晚，我一路驱车跟他同行，前往他的各个目的地——闹市区、工会总部、银行、夏洛特为她罗比叔叔经管的南水营业处，以及麦格纳斯家的厨房，我们在那儿停下来向黑人厨子要三明治吃，或者去他们安置有婚床的后屋——这场婚事仍属秘密，只有近亲知道。房门一开，显露出让他挨受着沉重生活的安乐窝。这房间是为他和夏洛特重新布置的，丝绸灯罩的台灯、床边铺着羊毛毯，窗帘遮住了窗外后巷的难看景物——就像在一座大宅里用来挡住运河的臭气一样。床上铺着软缎床罩，长垫枕上还放着备用枕。

为了少走几步，西蒙就踩在床上跨向衣橱。他把换下来的衣服随手一放或一扔，鞋子往角落一踢了事，用内衣擦干光身子上的汗水。有时候，他一天得换三四次衣服；另一些时候，他会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不言不语地一坐几小时，然后站起来说：“我们出去转转。”

有时候他并不回家换衣服，而是开车去湖边。

我们常去已故局长喜欢的北街的湖边游泳。那时局长漂浮在水面，我就往他嘴里塞香烟。西蒙一头跳进水中，两腿随意伸开，笨拙地抱着双臂，我真担心他会让自己就这样沉进水中，不想再活着浮上来了，他这是仿佛想领略一下沉在水底的滋味和好处。他冒出水面时面容憔悴，有气无力地不住喘气，脸色憋得紫红。我心里明白，沉下去不再浮上来，对他具有多大的诱惑力啊。即使他没有泄露出这种半真半假的心意，他时而露出水面，时而潜入水中，满脸忧郁，一头粗发平贴头皮，以老练的动作在水中游着。湖水旋转着涌向湖岸，又折回头来，把黑沉沉的漩涡带向远方的地平线，在炎热的天空中构筑了一串阴凉明净的幻想世界。

我哥哥在水里，就像亚历山大在险恶的塞德纳斯河中一样，他在战斗后跳进去时；冰凉的河水使他冷得要命。我穿着条纹运动裤站在岸边，脚趾钩住一根桩木，准备在必要时跳下去，他下水时我没跟着下。他打着冷颤顺梯子爬上岸来，几只苍蝇讨厌地围着叮人，喧闹的湖滨游艺团吵得你头晕目眩。我帮西蒙擦干身子，他躺在石头上简直像个病人。可是当他暖过身子，重又感到舒适之后，便开始跟妇女和姑娘们信心十足地套起近乎来，他的眼睛又红又大，就像是弯腰从他的午餐袋里挑了颗李子，把它献给一位帕西费[24]似的。随后他开始像铜号似的嘟嘟怪叫，捅捅我的手臂说，“瞧那个四肢张开躺着的娘们！”忘了他不仅结了婚，而且还正式订过婚——订婚仪式是在饭店的宴会上公开举行的。他丝毫没有想到这点，而只想到很有可能在停在林肯公园近旁那辆崭新的庞蒂亚克车里玩上一玩，因为他有钱；也想到在某条街的某幢房子的某个房间里所干的事，不必与当天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有任何关联。想到这些，他心荡神迷，色心大起，挪着碎步，侧身而行，脑袋向前伸出，把自己的脖子当成了一堵围墙，他浑身是劲，猛向前冲，就像一个挨了拳头但未受伤，只是激怒起来的拳手。

在北大街的沙滩（名为沙滩，其实是石板铺的滨水区），不管西蒙怎么新潮粗俗和随心所欲，都算不了什么。这一带粗野蛮横，小伙子爱打架，姑娘们好斗嘴，都是些工厂工人，商店店员，还有克拉克街的妓女和舞女。因此西蒙上去说时，既不讲究举止，也不挑字眼。“我看你不错，有兴趣吗？”直截了当，毫不造作，甚至连半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也许这种大实话会让人觉得此事并不下流，反而能引起敬畏，那满腔的欲念使他的血脉再也难以承受，下巴几乎都被挤压得有掉下的危险了，他的双眸由于炽烈的欲火已经发紫，几近黑色。姑娘们通常都不怕他，因为他精力充沛，容貌英俊。我不知道，他赤脚进出的那些拉上窗帘的闷热房间是在几楼。不过仅仅在一年之前，他对这类放荡女人是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

现在，他无论到哪里，都有我所得不到的情报，不过我推测，他不得不以某种牺牲来换取各种利益和特权。是的，大人物可以动不动就发怒，而别的人是不允许的。他们或者像残忍嗜杀的康茂德[25]一样，在元老院众人面前，把自己扮演成神，或者像卡拉卡拉[26]那样跟骑师和摔跤手们厮混在一起。他们知道那些要推翻他们的人为了暗算他们正在某个地方逐渐集中意见，就像编织时织针上的线团一样。西蒙正处于这种境况之中。因为在这以前，当他在巴丽之家头戴一顶女帽神气活现地到处走动，或者带我去参加一个单身男子聚会，看两个裸体的杂耍女子用假刀具表演惊人绝技时，我就有机会见到了。从看杂耍到私下的放纵，他不过做了许多别的人所做的罢了——只是由于他个性的魅力，他总是居于超群出众的主导地位。

“你呢？你搞吗？”西蒙对我说，“这实在用不着问！跟你住在同一楼那个小妞是谁？这是不是就是你不想搬家的原因？咪咪，这是她的名字吧？她看样子就是个风骚的娘们。”

我矢口否认，可他根本不相信。

至于咪咪，她对西蒙倒是很感兴趣。“他出了什么伤心事啦？”她问我，“我听到在厕所里哭的就是他，对吧？他衣服穿得那么时髦干吗呀？是怎么回事？有女人缠着他不放，是吗？”尽管她的话里带刺，可对他还是打算赞许的，因为她发现他身上有某种言行放肆、蔑视法规的脾性，而这是她所仰慕的。

不过，西蒙倒也并没有一味颓丧下去，一头扎进绝望之中。不，他也在做出极为精彩的表演。这时候是夏天，煤炭生意的淡季，他自然亏了不少钱。夏洛特是位精明能干的生意人，作为他的支持者、顾问和高参，地位十分重要，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婚姻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他跟她经常争吵，甚至几乎一开始就冲她大吼大骂，尽说些令人吃惊的话，可她始终态度坚定。一个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她先是退缩一下，接着便会返回追逐那高于一切的东西，那就是他命里注定应该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大骂她“你这笨牛！”这种粗暴的行径，就是一个例证。她听了只是神经质地笑笑，这一笑倒使他的头脑变得比较清醒，使他想起这类事只能当儿戏收场。因此他几乎从未忘记在这时添上一点逗趣的笑料，尽管他的眼睛中也许还残留着凶光。即使双方的感情几近破裂，伤害到难以用粗鲁的亲昵来哄骗自己的时候，她也能使他那么可笑起来。夏洛特所以一再力争的首要目的和原因是，通过婚姻关系致富，从而认真地保持他们之间的这种结合。她对我说：“西蒙有做买卖的真正才能。现在这点钱，”她说这话时他已在赚钱，“算不了什么。”有时候她在说这话时，认真得可说没有性别之分了，因为为此需要极大的力量。这既不光是男人也不光是女人的事。就像麦克白夫人在祈求中所说的“取消我的这种性别吧！”[27]呼声是这般强烈，祈求是如此坚决，这使她成了个中性人了。

不论是她那贵夫人式的打扮，华而不实的修饰，衣着如何讲究，公寓布置得有多豪华，或者是举止多么轻率，一切都无关紧要。婚姻关系所依赖的真正基础，是那些与银行、股票和税款相关的事；对这些重大的事，两人首先共同商量，进行认真细致的测算，有了必胜的信心，然后作出决策。尽管她继续哼唱和用口哨吹出歌曲《我的蓝天》和《凋谢的夏日恋情》，修饰指甲，改变发型，可是并不真把心思放在这些虚荣上。这类事确实没有意义。但她仍一一照做不误，而且还不仅如此。她穿高跟鞋、薄丝袜、漂亮套装，戴帽子、耳环、羽饰，讲究化妆粉饼的颜色，用电针去痣拔毛，接受蒸汽出汗减肥，在易受爱慕之处暗藏别针等等。在这些方面她样样都不放过，她的举止颇为端庄，也能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然而，她对这些最不相信却明明白白地表现在她那张真实的嘴上，这张嘴跟那张抹着口红的不一样，它缺乏耐性，把那些不太重要的事不当一回事。她决不会挑选钢琴乐谱上印的小伙子结婚，就像不会挑一个小学生作为结婚对象一样。她坚定地胸怀大志，不管多么粗暴，多么鲁莽，多么严峻，多么让人难堪，她都准备忍受，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决不动摇。经过再三考虑，她心里已经有了数，她并不一定会真正遇上上述的大部分情况。她是事先想到了这些问题，然后就在脑子里想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说来奇怪，在这些方面西蒙满口称赞她。他说：“她的头脑和能力比六个女人加在一起还要强。她百分之百地诚实，不做假。像人们说的心肠也不错。”这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事实——“她也喜欢你，奥吉。”他说这话是希望我开始追求露西·麦格纳斯，因为不久前我已同意这么做。“她一直给妈送东西去。她想把妈安顿在一家人家。这是她的想法，妈从来没有抱怨过盲人院。那儿的伙伴待她都很好。你的意思呢？”

我们驾车在城里到处兜的时候，有时会停下车来去看看妈。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从旁匆匆驶过。可是，跟西蒙一起外出，你根本不知道目的地。他只是说一声“上车”，说不定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儿，而只是顺应他尚未弄清的内心需求。也许他想要吃东西，也许是打一次架，也许是闯一场祸，或许是找个在车后召唤的女人，或者是想做一笔生意，想打一场台球赛，或者是想去律师事务所，想去健身俱乐部洗蒸汽浴。阿辛顿街的盲人院就在这些可能要去的地方之间。

那是一幢灰石房子，门廊只是把门口加宽一点，门廊里摆着两张长凳。室内也有一些凳子，布置得像会议厅或公众会堂，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都空空洞洞的；只因为窗户脏得不成样子，外面的人才没有往里张望；窗玻璃上积满污垢尘土，还有一些透明的斑痕，可能是人们的手指留下的痕迹，他们触摸之后发现这不是墙纸而是窗户。在这座破旧的房子里，一切可能构成危险的东西，全都已经除去。所以原先是壁炉台的地方，现在只留下一片灰泥。门槛上架了软木斜坡。不过盲人极少四处走动。他们安安稳稳地坐着，相互间似乎也很少交谈，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种闲暇是一种痛苦和不幸。在艾洪心情不好的日子里，我也曾领略到其中的滋味。或许不是因为心情，而是发自灵魂，这让人难熬的痛苦，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在折磨你，尽管你早已听天由命，准备忍受任何恶劣的境况。

院长和他的太太都夸口说，他们的伙食很好。不错，凭着厨房里飘来的味儿，你就知道下一顿吃些什么了。

总之，我认为妈为人纯朴是她的福分。我暗自思忖，要是这儿有那种爱搬弄是非或斗嘴吵架的人物——怎么会没有呢？——在这座房子的最隐蔽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些很不好的事。不过妈多年来一直抱着息事宁人或设法避开的态度。西蒙的探望，结果很可能使她增添许多烦恼，甚至比她跟伙伴们之间产生的还要多。因为西蒙是来检查她受到的待遇如何，而且他查问时的口气咄咄逼人。他对待院长的态度很粗暴，院长则想通过他从阿瑟·麦格纳斯那儿买到批发价的床垫。西蒙答应帮忙。可他气势汹汹，满嘴威胁的话，对一切都不满意。他反对妈和别人同住一个房间，给她弄到了一个单间；可是那房间就在厨房隔壁，既吵闹又有气味，没什么可感激他的。后来，在一个夏天的下午，我们发现妈坐在床上往罗斯福竞选徽章上装别针。装一百只得一毛钱，一个星期可赚几块钱，这是选区竞选团负责人好心帮忙的。看到她那双做惯粗活的手笨拙地在装别针，发现她膝头上一起放着的两种配件，西蒙勃然大怒，吓得她缩起身子。她知道我跟西蒙一起来，便转过脸来找我，想要我从中劝说一下。发觉自己无意中做错了事，她也感到害怕。

“别大喊大叫了，”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

可是，我还是没能拦住他。“他们这是怎么搞的？瞧他们逼她干些什么？那个混蛋在哪儿？”

急忙赶来的是院长太太，她还穿着便服。她特意保持着恭恭敬敬、但并不低三下四的态度，她脸色苍白，微微颤抖着，已经作好争斗的准备，不过说起话来，声音响亮，句句切实，不失尊严。

“是你对这件事负责吗？”他冲她喊道。

她说，“我们决不会要马奇太太做她不愿做的事情。我们问过她，她说要做。让她有点事做对她是有好处的。”

“问过？我知道怎么问人家就不敢说‘不’的。我要让你知道，我母亲决不干这种一小时一毛、两毛、三毛，或者甚至是一块钱的零活。她需要的钱，全由我给她。”

“你不必这样大喊大叫。这儿的人都很敏感，很容易受惊。”

我看到过道里已聚集了不少盲人，厨房里那个头发蓬乱的大个子厨师，也放下正在切的一大块肉，手里握着刀，扭过头来看着。

“西蒙，是我要做的，我自己要求的。”妈说。她没能加重自己的语气；她从来都不会；她缺乏这种经验。

“镇静一点，”我对西蒙说，总算有了点作用。

看来，不碰碰他那激起的自命不凡的地方，他是再也没法打消他心中原先的意图的。他就像巴兰[28]那样，既祝福错了人，也诅咒错了人，但又没有外界的神灵叫他回心转意，只有他自己一意孤行，结果使得他加倍专横。因此，他在为妈说话时，就硬要人家对他另眼相看。

接着，他又走到衣橱前，查看夏洛特送妈的东西，鞋子、手提包、衣服是否都还在，他立刻发现少了一件薄外套。这是件一个身材更粗更胖的人穿过的，给妈穿根本不合身。

“它到哪儿去了——他们把那件外套弄到哪儿去了？”

“我把它拿给洗衣工去洗了。她在上面洒了些咖啡。”院长太太解释说。

“我是洒上了咖啡。”妈说，声音清楚，但语调不行。

那女人接着说，“等取回来后我要给她改一改，双肩太宽了。”

西蒙挂着一脸的怒气和憎厌，没有作声，两眼仍打量着衣橱。后来说：“要是需要改的话，她请得起好裁缝。我要她看上去像像样样的。”

他每次去都给她留下一些钱，全是一元面额的，以便她使用时不会被人骗。他倒并不是真的不相信院长夫妇，他只是想让他们明白，他并不需要依仗他们的诚实。

“我想让她每天都出去散一次步。”

“这是规定，马奇先生。”

“我知道那些规定。想要遵守就遵守。”我低声对西蒙说，他却说，“得了，别说了。我要她每星期至少去一次理发馆。”

“我丈夫会开车把所有的女士一起送去。他不能一次单送一个人。”

“那就雇个女孩子。你就不能找个念高中的女孩子每周陪她去一趟吗？我会付钱的。我要让她受到很好的照顾。我不久就要结婚了。”

“我们会尽量照你的意思去办，先生。”她说。她看上去毫不动摇，面无惧色，但他听出了她话中的嘲讽之意。他瞪了她一眼，自言自语地嘟哝着，拿起了帽子。

“再见，妈。”

“再见，再见，孩子们。”

“把这些破烂拿走，”西蒙说着用力一扯床单，把别针撒了一地。

他走了，那女人酸溜溜地对我说：“我希望他至少该认为罗斯福这个人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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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斯敏斯特为英国伦敦西部一行政区，在泰晤士河北岸，区内有白金汉宫、议会大厦、首相官邸、政府办公大楼、威斯敏斯特教堂及众多豪华旅馆、剧场等。伦敦多雾，此地尤甚。此处系喻指。

[2] 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岸一港市。

[3] 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的一处地方，常被视为首都的中心。

[4] 赫尔岑（1812-1870），俄国社会哲学家、激进思想家、作家。

[5]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6] 卡尔霍恩（1782-1850），美国政治家、共和党领袖，曾任副总统（1825-1832）。

[7] 埃及东北部一城市，其南郊有著名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大理石陵庙等古迹。

[8] 1868年被发现于法国南部克罗马努山洞中，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新人的总称。

[9] 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代表作。即严复所译之《法意》。

[10] 克努特（995？-1035），英格兰国王（1016-1035）和丹麦国王（1019-1035）。

[11] 英国作家H·G·威尔斯（1866-1946）于1896年发表的一部科幻小说，后改编为电影。

[12] 加香（1869-1958），法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二战期间组织和领导法国人民抵抗运动。

[13] 原产美国罗得岛，羽毛红褐色，尾羽黑色。

[14] 据《圣经》记载，古代以色列著名先知预言，邪恶之人必将被杀死于山中。详见《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6至7章。

[15] 一种纸牌游戏。

[16]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长。

[17] 类似桥牌的一种纸牌游戏。

[18] 均为名牌轿车。

[19] 即《圣经》的前五章。

[20] 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军攻占圣地亚哥附近圣胡安山之战役。

[21] 瓦伦蒂诺（1895-1926），美国电影明星，出生于意大利，由他主演的无声影片《血与沙》、《鹰》等均富有浪漫色彩。

[22] 马萨尼埃洛（1620-1647），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起义领袖，原为渔民。1647年，为反抗当地贵族横征暴敛，领导群众起义，后被贵族杀害。

[23] 纳尔逊勋爵（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统帅。1799年，他奉命率舰队护送那不勒斯国王返回那不勒斯。当地共和政体垮台后，他参与镇压共和政体的拥护者，绞死了一批海军将领。

[24]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人物，古老太阳神赫利斯与海神佩尔塞斯之女，曾与牡牛交合，生一牛首人身魔怪“弥诺托”。

[25] 康茂德（161—192），罗马皇帝，实行暴虐统治，精神逐渐失常。自以为是大力神赫丘利转世，后被一摔跤冠军勒死。

[26] 卡拉卡拉（188—217），罗马皇帝，嗜血成性的暴君，杀害岳父、妻子、兄弟等，后被罗马近卫军司令刺死。

[27] 详见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1幕第5场。

[28] 《圣经》中人物，详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22至2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