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时，我们离开加里市朝芝加哥南部驶去。芝加哥张开它那喷着火焰和浓烟的大嘴吞噬着我们，如同那烟火迷漫的港湾颤抖着迎接回乡的那不勒斯人[1]。

我心里明白，我回来不会有安宁和好日子过。麻烦会相继而来。首先是那位波兰女管家，她总爱在钱上找岔子；其次是我妈，她一定觉得我靠不住；还有西蒙，他一直伺机要跟我算总账。我已准备好听他的骂声，我觉得我这一趟贸然出门确实该骂。当然我也有几句关于电报的话要回敬他。不过，我不打算用激烈的情绪和蛮不讲理的斗嘴来对待这种常有的家庭纠纷。这不同于别的事，而且要棘手得多。

应声来开门的是一个新来的陌生波兰妇女，她不会说英语。我以为原来的那个女管家走了，现在这个顶了她的位子。可奇怪的是，这位新来的女人竟在厨房里到处摆满画像，有哀伤的民众，耶稣受难像，还有圣徒像。当然，如果她非要把这些画像放在她干活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反正我妈也看不见。可是还有几个小孩。我心里纳闷，是不是西蒙又让住进来一家人家。然而，从那女人让我干站着来看，我开始明白，这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了。一个年龄较大、穿圣海伦教区学校校服的女孩，走上前来告诉我说，她父亲从原来的房主手里买下了全部家具，接收了这套房子。这一定是西蒙干的。

“可是我母亲是不是不住在这儿了？我母亲在哪儿？”

“那位瞎眼的太太？她在楼下的邻居家里。”

克雷道尔家把我妈安置在原来考茨住的小房间里，房间只有一扇安着铁栅的小窗，窗外是一条过道，人们为抄近路常常经过这条小巷猫腰钻过地下砖拱道，或者在这儿停下来撒泡尿。因为我妈只能勉强地分辨出明和暗，不需要看景色，根据这一点来讲，把她安置在这儿不能说是不近人情。由于长年累月在厨房里操劳，她的手掌留下了道道深深的裂痕，一直没能变得柔软平滑。当她抓住我的双手时，我能感觉出这些裂痕。她用比往常更怪的破裂似的嗓音问我：“你听到老奶奶的事了吗？”

“没有，怎么啦？”

“她死了。”

“啊，不知道！”

这真像一支利箭！它冷飕飕地直射进我的心窝，我直不起腰来，也没能挪动一下，弯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死了！想到老太太死了，躺在一口棺材里，埋在地底下，脸被蒙着，沉重的土石压在她身上，她默默无声，这真是太可怕了！一想到这样的暴行，我的心就缩成一团。因为这场争斗一定很激烈。就像对待牙科医生的手那样，她老要甩开一切阻碍和干涉，所以就非得要把她闷死不可。尽管她身体衰弱，她依然是一名坚强的斗士。可是，她奋战时，是穿着衣服，站着，活着的，而如今，只能想像成她已被俘，拖进坟墓，一动不动地躺着。这太使我受不了啦。

我内心的悲痛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我连忙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她怎么死的，妈？什么时候？”

她不知道。是几天前，她还没搬下楼时，克雷道尔告诉她的。打那以后，她便一直戴孝，用她自己的方式表示她的哀悼。

她这间地窖似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哼，我要设法从克雷道尔太太那里打听出西蒙为什么要这样干。当时已是晚饭时间，克雷道尔太太在家。下午她通常都不在家，去跟别的家庭主妇打牌。她们打得很认真，简直要拼命。她怎么会安静得像只大绵羊的呢，你用不着问我，因为她赌钱之后，或者跟丈夫吵架之后，总要暗地里发一次烧。

她没能告诉我有关西蒙的任何事。他是为了要结婚把一切卖掉的吗？在我离家之前，他就急于要和塞西结婚。可是那些家具全是旧的，那波兰人会出多少钱？厨房里那个破炉灶，能值几个钱？还有那几张床，更旧了。还有我们小时候在上面滑溜摇滚的那套人造革沙发？它是拉米西斯《美国百科全书》那个年代的，是上个世纪的。这家具也许是我父亲买的。一切都不堪回首。西蒙一定是要钱十万火急，所以才卖掉了全部金属和人造革的旧家具，把妈妈丢在克雷道尔家的这间小房间里。

当我向克雷道尔太太打听时，我的肚子空空的，饥肠辘辘，可我不能张口向她要饭吃，因为我记得她在食品方面是不太大方的。“你有钱吗，妈？”我问道。她的钱包里总共只有一枚五毛钱的硬币。“哦，你身边带点零钱是个好主意，”我对她说，“万一你想要买点什么，像口香糖或巧克力什么的。”要是西蒙给她留下一点钱，我会向她要一块钱的。不过，不拿她那最后的五毛钱，我照样能设法对付着过一阵子。要是拿了那五毛钱，我想，会吓坏她的，而且也太不近人情了。尤其是老奶奶刚去世，她已经有点害怕了。就像生病时那样，她坐得笔直，像在等待悲哀过去；这样停着，一动不动，就像是有位乐队指挥叫“停！”的那样。她不肯跟我讲西蒙干了些什么，宁愿死抱着自己的看法。她不希望我对此多嘴多舌。我知道她的脾气。

我又稍微多待了一会，因为我感到她盼着我这样。可是，到了我终于该走的时候了，我往后拖开我坐的椅子时，她说：“你要走了？你去哪儿？”这话是问我在卖房子时为什么不在。这我没法回答。

“噢，我在南区的那间房还在，这事我以前跟你说起过。”

“你在工作吗？你有没有工作？”

“我一直有些事做。你不知道？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一面答话，一面稍稍避开她的脸，虽然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总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就像一把有凸齿凹槽的钥匙，一把可耻的、存心不良的钥匙。

我沿着林阴道朝艾洪家走去，在芝加哥四月傍晚可爱的紫色雾霭中，道路两旁的树木开始泛绿吐翠，空气中弥漫着碳和清理出的阴沟泥的气息。借着犹太教堂的灯光，可以看到人们穿着新衣，戴着生意人的帽子，手拿放有祈祷用品的方形绒盒，走出教堂大门。这天正是逾越节[2]的第一夜，死亡天使穿过所有没有鲜血标志的大门，夺走埃及人头生子的生命。后来犹太人就成群结队往沙漠进发。我没有继续向前走，考布林和五产把我给拦住了。我刚来到大街上，绕过人群走时，他们就看见我了。他们站在路边，五产一把抓住我的袖子。“瞧！”他说，“今天晚上谁进教堂啦！”两人都咧嘴笑着，看上去他们刚洗过澡，全身干干净净，雄赳赳地浑身是劲。

“嗨，猜猜是什么事？”考布林说。

“什么事？”

“他不知道？”五产问。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到外地去了刚回来。”

“五产终于要结婚了，”考布林说，“是位大美人。你得瞧瞧他要送她的戒指。哦，我们现在不玩妓女了，是吧？嗨，小伙子，有的人可不肯罢休哩！”

“真的？”

“我敢对天发誓，”五产说，“小伙子，我请你参加我的婚礼。下个星期天，在北大街的雄狮俱乐部大厅，下午四点。带个姑娘去。我不想让你对我有什么过不去！”

“我有什么对你过不去的？”

“是啊，你不该对我过不去的。我们是表亲，所以我请你来。”

“好，祝你幸福！”我强打起精神，对他说。多亏天色已暗，他们没能把我看清。

考布林伸手拉我的手臂。他要我去他家吃节日盛餐。“去，到我家去。”

我满身监牢臭味，我的忧愁苦恼还没消除，还没找到西蒙，就去吃饭？“不了，改日再去吧，多谢了，考布林。”我边说边倒退着。

“干吗不去？”

“让他走吧，他有约会。你是不是有约会？”

“说实在的，我的确得去看个人。”

“他正在开始过风流生活呢。带你的小妞来参加婚礼。”

表亲海曼·考布林依旧微笑着，不过他大概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也就没有再坚持邀我；他不再作声。

在艾洪家门口，我遇见了巴伐茨基。他正下楼去换保险丝，艾洪太太用烫发钳时把它给烧断了。有两个女人拿着蜡烛在楼上走着，一个一瘸一拐的，另一个由于身体胖重，步子不稳，走得也很慢，从而再一次使我想起了这是出埃及之夜。可是艾洪家既无仪式也无盛餐。艾洪只过赎罪日这个节日，这还是因为他太太的表亲、哈罗威公司老板卡拉斯的一再坚持，他才同意过的。

“那个醉鬼巴伐茨基是怎么回事？”

“因为地下室的门锁上了，他进不去换保险丝，所以他到看门人的老婆那儿去要钥匙了。”米尔德丽德说。

“要是她家有啤酒的话，那今晚我们就要摸黑上床了。”

艾洪太太蒂莉借着碟子里蜡烛的烛光，突然看到了我。

“瞧，是奥吉！”她说。

“奥吉？在哪儿？”艾洪连声问道，他的目光飞快地在摇曳不定的烛光间扫过。“奥吉，你在哪儿？让我瞧瞧。”

我走上前去坐在他身旁，他抬了抬肩膀，表示要和我握手。

“蒂莉，到厨房去煮点咖啡。米尔德丽德，你也去。”他把她们都打发进那漆黑的厨房，“拔掉烫发钳插头，我真要让她们那些电器搞疯了。”

“已经拔掉了。”米尔德丽德应声说，那声调表示对老要她负责答话已经厌倦，可她仍然准备着尽职。不管怎样，她连最细小的事也百依百顺。她出去时带上了门，于是我便单独和艾洪在一起了。在他的夜间法庭里，我想至少他会对我板起脸。他同我握手只不过是个形式，让我碰碰他的手指，同时让我感到他的态度是多么冷淡。亮着的蜡烛现在使我觉得那般亲切，就像是夜间插在大面包上，飘浮在黑沉沉的印第安湖上，寻找沉入湖底的尸体。此时，他头发中间的那绺白发，低垂着几乎快碰到他写字台的玻璃板，同时像往常那样拿出一支烟来点上。这是一番有条不紊的努力，用袖子拉起胳臂，如同蚂蚁搬运苍蝇。然后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考虑着如何开口。我打定主意，不能为乔·戈曼的事甘愿像个十岁孩子一样受呵责。看来那件事他现在已经一清二楚。我得跟他谈西蒙的事。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似乎根本不打算教训我。我的样子一定太难看了——情绪低落、脸色憔悴，走投无路，精疲力竭。上次我们见面时，我还有埃文斯顿的一身阔绰，那次我是来向他请教有关收养问题的。

“哦，你最近干得不太好。看来是这样。”

“是的。”

“戈曼给抓住了。你是怎么脱身的？”

“全凭傻运气。”

“傻？开着一辆偷来的车，连个牌也不换！没脑子透了！哼，他们把他押回来了。《时代》周刊上有照片。你要看吗？”

不，我不要看，因为我知道那照片会是什么样子：夹在两位彪形警探之间；大概还会竭力用被抓住的手拉下帽子，遮住双眼，以免自己那双见不得人的眼睛和那张丢丑的脸摄入镜头。通常总是这样。

“你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回来？”艾洪又问。

“我流浪了一段时间，运气不太好。”

“你干吗要流浪？你哥哥跟我说他要寄钱到布法罗给你。”

“怎么，他来跟你说过？”我使劲皱起眉头，“你是说他想来向你借钱？”

“他向我借了钱。我还借给他另一笔钱。”

“借了多少？我没从他那儿拿过一分钱。”

“这太不像话了。我真傻。我应该亲自给你寄去的。是吧？”他伸出舌头，两眼一瞪，一副感到意外的样子。“他骗了我——是啊，他骗了我。可是他不该让你白等一场。尤其是这笔钱是在我借给他那笔钱之外的。即使他境况不好，这样做也太过分了。”

我感到非常不快，也很生气，可我觉得，除了眼前这种困境外，还有更糟糕的事朝我袭来。“你说什么——他境况不好？他干吗要借钱？他想要干什么？”

“要是当时他告诉了我，我也许还能帮他一把呢。我借钱给他是因为他是你哥哥。要不，我又不大认识他。他竟跟多事佬穆奇尼克去合伙赌博——就是跟我搞过地皮买卖的那个，记得吗？——我能对付得了他，可你哥哥还嫩着哩。他迷上了赌台球。白袜队在这个赛季里才赛了第一场，他们便告诉他，他那一份赌金已经输掉，并说如果他要继续赌下去，他得再交一百块钱。现在我整个事情都弄清楚了。他们又骗走了他一百块钱。他发火跟他们吵了起来，结果牙床上挨了一拳。穆奇尼克手下的那班流氓把他打进了排水沟。这便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猜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急着搞钱？”

“是的，为了结婚。”

“为了爬到乔·弗莱克斯纳女儿身上，那妞儿把他给迷疯了。现在他可再也别想了。”

“为什么？他们已经订婚了。”

“尽管他不太聪明，而且即使我那七八十块钱真的借丢了，我还是为你哥哥感到难过……”得知西蒙挨打、血流满面倒在水沟里的痛心事，我只是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有讲起老奶奶的死、变卖家具以及我妈被逐出家门。“现在她不会嫁给他了。”艾洪说。

“不会嫁？哪有这种事！”

“我是从克雷道尔那儿听来的。是他给她做的媒，许给你的一个亲戚了。”

“不会是五产吧——是跟他？”我惊叫了起来。

“正是你那位天真的表亲。掰开她那双漂亮大腿的将是他的手。”

“该死的！不！他们不能这样对待西蒙！”

“他们这么干了。”

“事到如今，我猜他知道了。”

“他当然知道！他到弗莱克斯纳家大闹了一场，砸坏了好几把椅子。那妞儿跑进了厕所，把自己锁在了里面。后来她家的老头子不得不叫来了警察。警车赶到后，把他给抓走了。”

他也被捕了！我为西蒙暗暗感到难过。啊，这多么不像话！听到想到这一切，我的心都碎了。

“无情的贱女人，是吗？”艾洪说，说时两眼古怪地朝我盯着，样子严肃，他这是要我从整个事件中吸取教训。“就像克雷西达[3]投向希腊军营……”

“西蒙在哪儿？还在监狱里？”

“不，他答应不再找麻烦后，老弗莱克斯纳便撤销了控告。弗莱克斯纳是个正派的老人，他虽然破产了，但谁的钱也没欠。他不忍心那样做。他是个堂正大度的人。他们把你哥哥关了一夜，今天早上就把他放出来了。”

“他昨天晚上是在牢里过的？”

“只过了一夜，”艾洪说，“现在已经出来了。”

“那他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在家里肯定找不到他。”克雷道尔已将我妈的情况告诉了他，他正打算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可是我说我已经回过家了。我面对他坐着，现了原形。我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勇气离开。

直到现在，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总有一些隐私，即使人们知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遭到遗弃，靠救济生活。但在老奶奶在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底细，就连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也不知道我们的确切情况。我去免费诊所使诈，不仅是因为钱，还因为我们应该有权掌握自己。如今什么秘密都没有了，只要有兴趣，任何人都可以打听个一清二楚。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使得我没有对艾洪说起老奶奶去世这件最令人痛心的事。

“我为你难过，尤其是为你母亲难过。”艾洪开口说道，他想替我打气，“你哥哥自以为是，自作自受。也太容易受女人诱惑了。他怎么会这样好色？”

我想，这问题一部分出于妒忌，一个人竟会如此易受诱惑，如此好色。不过在这方面，艾洪也绝不会全然无动于衷的。

说着说着，他渐渐忘了开始时的想要安慰我的目的了。后来愈讲愈气，竟然竭力握紧拳头，捶起桌子来了。“你哥哥自作自受，要你操什么闲心？”他说，“他活该。他任你陷入困境不管不问，擅自卖掉房子，还借你的名义从我这儿拿走钱，可你一分钱的影子也没看到。要是你真诚坦荡，你就该为这高兴。这样说对你只会有好处。我也会因此更看重你。”

“说什么？说这完全是他的错，我为这感到高兴？说他堕入情网使他不管妈的死活？还是说他卑鄙可耻？我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艾洪？”

“你难道还没认识到从今以后你所占的优势吗？你最好不要轻易放过他。他必须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对你讲清楚。优势已转到你这边，你已经抓住了他的把柄。这你都不明白吗？要是有一件事你现在已经弄明白了，那你至少得承认你为他遭殃感到高兴。天啊！谁要是这样耍了我，当我知道他自作聪明反而害了自己，我一定会非常高兴。要是没有这种感觉，我一定会担心自己的脑子不正常了。他干得好！好，好！”

我真不明白，艾洪为什么用这样近乎处于绝望的疯劲拼命劝我，他甚至忘了大骂戈曼了。我猜想，其背后的原因是他想起了被他弄光的丁巴特那份遗产，也许他不想让我被人瞧不起，就像丁巴特没有为这生气反被他瞧不起一样。不，尽管他两手无力地搁在写字台上，可是他如此竭力强调的这种观点，是有着更深的用意的。他的意思是说，因为用老方子来治疗已经不灵，因为我们的梦幻已经破灭，所以，在人处于尚未定型的赤裸状态时，就当教之以选择和掌握力量；应该能从逆境中奋起，应该遇敌手无畏勇进，怒气冲天，凛然以对；应该反复强调做弟弟的身份，而不被这种身份所压倒；应该竭力慷慨陈词而使别人噤若寒蝉——不但个人应该如此，民族、政党、国家也应该如此。要这样，不要做小鸡似的人，做那种被人拔光毛，瘦削干瘪，愁眉苦脸，忧心忡忡，被人用扫帚赶来逐去的人类禽畜。

巴伐茨基在保险丝盒里拨弄了半天，现在电灯开始闪烁着亮了起来。这时我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去考虑应该考虑的事情，反而哭了起来。我想艾洪一定感到失望，也许甚至是惊愕。我说的是他为自己的判断错误而惊愕，完全没有料到我竟没有遵循他的思路来领悟他应该怎样做人的宏论。他待我冷淡却又不失礼貌，就像在应酬一个女孩子似的。“别伤心，咱们一定可以为你母亲想点办法。”他说，他似乎认为我伤心主要是因为母亲，他不知道我也在为老奶奶的死感到哀痛。“把蜡烛吹灭。蒂莉会端咖啡和三明治来。今天晚上你可以跟丁巴特睡。明天咱们再想办法。”

第二天、我到处找西蒙，可是没有找到他。他没有回来看妈。不过，我找到了正在家里的克雷道尔。他在吃熏鱼和面包卷当早餐。他对我说：“来，坐下来吃一点。”

“我才知道，你终于给我表亲找到一个新娘了。”我对这个斜眼的老炮兵说，一面看着他前臂那粗短、结实的肌肉来回扭动着，剥掉金黄色小鱼的皮，他的刀鞘似的嘴动着。“是个美人儿。有那么一对大肉球！你别怪我，奥吉。我没有强迫任何人，谁也没强迫。尤其是像那样有一对大肉球的人。你对那班年轻小妞有所了解吗？但愿你了解！哎，姑娘有了那样的东西，谁也没法要她做这做那。你哥哥错就错在这里，因为他试过。我很为他难过。”他抬起眼睛朝四下看了看，认定他太太在远处，然后才悄声对我说，“那妞儿弄得我的小家伙都挺起来了。在我这样的年纪，还要行敬礼哩！总之，一个小伙子是驾驭不了她的。她需要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一个头脑比较冷静，说一套做一套的人。要不就会毁了你。也许西蒙还太年轻，成家还早了点。当你们俩还是拖着鼻涕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们了。对不起，可这是真的。现在你们已经长大，所以这么猴急，认为自己应该成家了。可是着什么急呀？你们在成家立业之前，还有许多快活事要干哩。如果给你，你就要！一定得要！决不要拒绝。跟一个在你耳边柔声细气、哼哼唧唧的小妞在一起销魂，那才叫人的生活哩！”这个教唆人的拉皮条老手，他眨着自己那难看的眼睛，对我解释说。他居然把我给逗笑了，尽管我根本不想笑。“而且，”他说，“你也可以看清你哥哥是哪号人了，他一打定主意，就可以卖掉家里的东西，把自己的母亲撵出门去。”

我料到他会提到这件事，把话题从自我辩解转到赡养我妈这一实际问题上来。以往，克雷道尔一向是个心肠很好的邻居，但是我们不能指望由他来照顾我妈，尤其是现在西蒙已把他看成是死对头。更重要的是，我不能再让她待在那个小砖窑里。我告诉克雷道尔，我要给她另作安排。

我来到坐落在阴沉沉的威尔斯街的慈善机关向鲁宾求助。从前，他一直像远房的义叔似的来探访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在我这双已较成熟的眼睛看来，他显得跟以前已经有所不同。在他神情中的某种东西表明，捐钱的社会阶层要我们这些可怜虫成为怎样的人：言行节制，恭顺尽职，沉默寡言，干净利落，性情温和，不存奢望。他所从事的这一行中出现的惨状和混乱，使他变得通情达理。只有他那惹人注意的厚鼻翼造成的沉重呼吸，使你觉得有一种困难感，其次是一种竭力保持耐心的感觉。我注意到这位为人宽厚、性情温驯的人已被提拔起来掌权当政。这和因为犯罪从伊甸园赶下来那个受到破坏的上帝创造的形象迥然相反，和那个由于神恩允许恢复其神性和金身而激动的同一个拙劣的形象也完全不同。鲁宾认为他不是堕于天堂，而是升自地穴。可他是个好人，我这并不是对他的诽谤，只不过表达他本人的见解而已。

我告诉他说，西蒙和我不得不给我妈找个安身的地方，毫无疑问，他一定认为我们这是在把家里人一个个都摆脱掉——先是乔治，后来是老奶奶，现在轮到我妈了。因此我对他说明：“这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等我们站得住脚了，到那时我们就会给她另找一套房子，再找一个女管家。”可是鲁宾对我的话颇为冷淡，这也不奇怪，因为我的模样完全像个流浪汉——我的那身漂亮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双眼红肿，看起来就像是靠吃垃圾长大的。不过他还是答应说，要是我们能负担一部分费用，他可以把我妈安排进阿辛顿街的一所盲人之家。每个月我们得付十五块钱。

这跟我所指望的差不多。他还给我写了一张便条，要我拿着去职业介绍所找工作。可是那个年月，这毫无用处。我回到我在南区的那间屋子，把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拿去典当了，其中有晚礼服、运动服、犬牙格子呢大衣。我把妈安置好，然后就开始找工作。正如人们说的，当时面临非常时期，人人走投无路，我一有了工作机会便接受了，而我从没干过这么古怪的工作。

是艾洪通过哈罗威的卡拉斯替我找的，卡拉斯在这个行业里有经济上的利益。那是北克拉克街上的一个豪华犬类服务社，四邻尽是下等夜总会、当铺、古玩店和乏味的廉价小饭馆。每天清晨，我开着一辆小型客车沿黄金湖岸去接狗，我从公寓大厦的后门，或者乘湖畔公寓旅馆的工作电梯把狗接到俱乐部里——人们都把它叫做俱乐部。

我的头头是法国人，是个给狗整毛打扮的狗美容师，是位狗专家。此人委琐鄙俚，粗俗不堪，是蒙玛特山脚下的克利希人。据他告诉我说，他在学这门手艺时，曾在当地的嘉年华会上当过摔跤手的雇用骗子。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的尊容缺乏人性，成天硬邦邦，脸色变化极快，就像打了针似的。他跟动物的关系是争斗关系。他竭力想从它们身上拧出点什么，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许那些狗的心目中认为狗应该像他那样。他在芝加哥，情况就像色诺芬[4]的一万希腊兵在波斯时一样，他得自己洗熨衣服，亲自上市场购物，还得在一个角落里做饭——他把这狗窝似的地方用纤维板隔成实验室、厨房和卧室。我现在对一个法国人侨居国外的滋味了解得多了，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合常规，他不单是在国外，而且是住在北克拉克街。

我们的俱乐部位于黄金湖岸附近，不仅有太平门等设施，而且占了一幢新建现代化大楼的两层，离圣瓦伦廷节残杀[5]现场不远，离格兰德大街上的动物保护协会也不远。这个服务社的一大特点是经费是由会员缴纳，因此是狗的俱乐部。这些宠物在这儿不但能享受到洗蒸汽浴、按摩、修剪爪子、修毛以及其他娱乐等款待，还要学会懂规矩，养成好习惯。每月收费二十元。狗主顾非但不缺，而且多得难以应付，为这纪尧姆不得不老跟经营部的人争吵，因为他们只顾超量接纳。俱乐部里已经被狗吠声闹得翻了天。待我拉着最后一趟班车的狗赶到，换下开车时穿的制服，穿上高筒胶鞋和雨披时，刻耳柏洛斯[6]们正涎沫四溅闹得不可开交，吠闹声震得天窗玻璃也在颤抖。可是，管理工作是极为出色的，纪尧姆确实有真本事。让人稍微宽松一点，他们就会为你造一座宫殿。这片中央车站里似的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不过是混乱奋起对秩序的抗议——火车正点发车，狗也得到了款待。

不过我认为纪尧姆不应该打那么多麻醉针。他不论为什么都给狗打针，而且还额外收费。他一面说：“Cettee，chienne est galeuse[7]——这条母狗真不是东西！”一面把针扎了进去。每当正常的秩序受到威胁时，他便会给那些撒野的狗来点麻醉剂，并且大声说：“让这针麻醉剂来治一治你！”因此有时候我把一些十分无精打采的狗送回家时，要把一条酣睡的拳击狗或牧羊狗弄上一段楼梯，并且向黑人女仆解释狗只是玩得太高兴或玩累了，实在不容易。对于发情的狗，纪尧姆也同样不能容忍。“荡妇！想交配！”[8]接着他又会着急地问我：“后面车里没出什么事吧？”然而我在开车，我怎么知道？他会对这些狗的主人大发雷霆，特别是如果这是只“纯种母狗”[9]，这是它的贵族血统没有受到尊重。他要营业部向它的主人增收额外费用，以惩罚他们把这种情况下的狗送来俱乐部。凡是见到出身名门的狗，他变得像个奴才，恭恭敬敬地待之以上礼，而对待贱种狗，如果他想要那么做，他会把双唇紧闭成一条线，以示厌恶——反对饲养。他把全班人马、两个黑人小孩和我叫到跟前，给我们指明名种狗的优点。我得替纪尧姆说一句，他的主张是搞个工作室，使自己像个传经授艺的师傅。所以当有只良种鬈毛狗需要剪毛时，我们则放下手头工具看他示范给我们看。此时，我们便对他和那羔羊般驯良、机灵的小狗有了一份好感和尊敬。啊，马可·奥勒利乌斯[10]并不总是把人们日常的愚蠢行为，比作小狗的烦恼或者是它们的互咬和争斗，不过有时候，我偶尔也能领悟到他指的是什么。但是狗也有其和睦相处的秉性，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狗的目光，它们之中有许多也都闪烁着这种神色。

只是这工作实在太累人了，而且我满身都散发出狗臭。在电车上，人们都像避开牲畜饲养场的工人一样避开我，在拥挤的乡间别墅林阴道的公共汽车上，人们都朝我瞪着眼，瘪着嘴巴。而且，我意识到这项工作有点庞贝城的味道——狗过得豪华奢侈，这反映了文明开化的心态，受宠者娇惯坏的脾气，反映了神经过敏的状态。还有一个常常对我刺心的想法，狗俱乐部的会员费竟比我为妈付给盲人之家的费还要高。所有这一切凑在一起，有时真使我气馁。由于我疏于上进，心中更增添了刺心的隐痛。我应该有更大的抱负。我常常在杂志上找一些有关职业指导方面的文章看，考虑到自己如有志向，也可以去读夜校，将来做个法庭记录员，甚至还梦想重返大学，以便能做更大的事情。后来我还常常想念起埃丝特·芬彻尔，因为我常在养狗的上层社会中走动。我每次从后门的门缝中朝里张望，便会因想到她而感到一阵揪心，还是那么一股孩子气。甚至在更大更热的星球已经升起，把你消融，支配着你时，那儿时心中的太阳却仍然放射着万丈光芒。今天的星球可能更辉煌，更炫目，可是昔日的太阳依然久久留驻心中。

我有过几次患相思病的时候，后来又受到性欲的更为痛苦的折磨；也许是因为伺候狗的缘故。街上的情景也太刺激性欲，低级夜总会、裸体照片、装饰着闪光片的大腿。再加上纪尧姆的女朋友。她是个十分丰满的大块头，臀部肥大柔软，一扭一扭的，非常撩人，胸脯像一块硕大的奶酪。每天晚上，我们还刚刚开始关门打烊，这位中年的太太便径自上床等他，在床上吱吱嘎嘎的像段白色的大木桩。可是要想解决我的需要，我可没多少办法。我手头太拮据，没条件去追妞儿。我曾冒着被住在附近的伦林夫妇撞见的危险，到埃文斯顿找过我的女朋友锡明顿人威拉，可是她已经辞工嫁人了。我坐着高架火车回来时，途中尽想着床笫之事，想到五产会和塞西怎样怎样，也想到我的哥哥，他一想到他们的婚礼和蜜月，一定会发疯。

在此期间，西蒙一直在躲着我。我留在妈那儿和其他地方的信，他一概不回。我知道他的境况一定不好。他没有给过妈一分钱，见过他的人都告诉我说，他看上去那么沮丧潦倒。所以他就独自一人躲在一间像我一样，甚至更糟的洞穴似的小屋里，不愿见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以前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示羞愧过，要作解释或者请求原谅什么的，现在自然也不会这么做。我在最后给他的一封信里附了五块钱，他收下了，但直到他能够还我这笔钱时，才得到他的回音，那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在卖家里的家当时，我的东西只有一样得以幸存，即艾洪家失火后艾洪送我的那套已经破损不堪的艾略特博士编的《哈佛古典名著丛书》，我把它搬到自己房间里，一有空闲就埋头阅览。一天，在一个冷清的商业区转车时，我正在啃亥姆霍茨[11]的一段话，忽然我在克兰学院时的一位老同学、墨西哥人佩迪拉一把抢过我手中的书，看我在读什么，然后他把书还给我说：“你干吗在这种东西上下工夫？这早就过时了。”接着他开始告诉我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不得不承认我比他落后了。后来他又问起我的境况如何，我们叙谈了很长时间。

在我所在的数学小班里，佩迪拉是最好的解方程能手。他坐在教室的后排，摸着他那窄长的尖鼻子，把别人塞在课桌里的纸抚平，用来演算题目，因为他买不起练习本。每当别的人都难倒了，就把他叫到黑板前去演算题目。他穿一件肮脏、发白或者是乳白色的衣服，那种布是用来做最便宜的夏帽的，光脚穿一双也发白的救世军义卖的鞋子，急匆匆地赶到前面去演算。他那瘦削的身躯遮住了他用粉笔写的潦潦草草的算式，无穷大的符号活像一只截断的蚂蚁，希腊字母往下对准最后一个等号。依我看来，一个人能把相互间的层层关系搞得如此一清二楚，真是像神仙了。有时候，由于没穿袜子，鞋子松大，当他啪嗒啪嗒急匆匆走回座位时，教师跟他握手表示对他的演算满意，可是他那长着个尖尖的小鼻子和出过天花的麻脸上，据我们看来，丝毫也没有露出自满的表情。总之，他脸上一向很少有表情。他常常看来很冷，我现在讲的不是他的性格，而是说在严冬季节，有时我看到他穿着那套发白的衣服，在麦迪森街上飞跑，穿过雪地，从家里一口气跑进学校大楼去取暖。他看上去一直都穿得不够暖和，总是既怕冷又一副病态，还有一种不让任何人接近的原始心理。他抽着墨西哥卷烟，独自一人在学校的各幢楼里穿来走去，他还随身带着一把梳子，经常拿出来梳理一下他那乌黑漂亮、浓密高耸的头发。

可是，现在他已有了一些改变。他看上去比以前健康，至少脸上已不再有以前那种蓟花紫色。衣服也穿得比从前好了。他腋下夹着几本厚厚的书。

“你仍在上大学吗？”我问。

“我得到了数学和物理学奖学金。你怎么样？”

“我给狗洗澡。你看不出我成天跟狗打交道吗？”

“不，我什么也看不出来。那么你正在做什么事？”

“我干的就是这个。”

听到我在干这种仆人的活，刷洗狗笼，打扫狗毛，又看到我虽然不再是个大学生，但仍在钻研在他看来是个死数的亥姆霍茨。换一句话说，我将成为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中之一员，他心中感到十分不安。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况，人们总觉得这个世界应该让我有出头之日。

“我在大学里能干什么？我不像你，曼尼，你有特殊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