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开始，一个新的行动方向确定了——由我们，也为我们，不过我不想把所有的缘由一一说明。
回顾起来，对于一丝不挂时的我，我还能认出自己，手脚有我自己和家族的特征，眼睛绿中带灰，一头竖立的头发；可是对于衣冠楚楚、具有新的社会身份的我，则要细看才行。我不知道自己怎的会突然话多起来，爱说笑话，好发牢骚，还突然有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有看法，可是不知道这些看法是怎么来的。
西蒙和我就读的市立学院，并不是神父们主持的那种神学院，那班神父只知道教亚里士多德和诡辩术，培养你欧洲式的玩意儿和恶习，一切事物，不论是真是假，不管是否真实，都非要说成真的不可。试想一下，这儿有多少学问要我们去钻研——亚述巴尼拔[1]、欧几里得[2]、阿拉里克[3]、梅特涅[4]、麦迪逊[5]、黑鹰[6]——要是你不下一辈子的功夫，你怎能学得了那么多？同学们都是来自各地的移民子女，有的来自“地狱的厨房”[7]，有的来自小西西里，还有黑人区来的，波兰移民区来的，洪堡公园附近的犹太居民街来的，都经过各门功课的初步考试，同时也带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把狭长的走廊和大教室都挤满了，带着各自的性格和细菌，经过熏陶锻炼，然后按计划成为美国人。在这种混合型的人身上，有着一种美——比例调和——还有年轻人的狂妄，叛逆型的脸孔，嚼过的口香糖般的纯洁，注定的劳工材料，未来的秘书队伍，丹麦人的稳重，拉丁佬[8]的机灵，老要感冒的数学天才，塞满耳朵屎的铲土工的儿子，有意施布雨露的生意人的女儿——这些都是庞大人群中形形色色极好的标本，是《圣经》里所讲的众生，受原动力驱使向西方迁移的父母的子女。或者像我，一个旅行推销员一夜风流的副产品。
按理说，西蒙和我中学毕业后就应该去做事，可是工作怎么也找不到。市立学院里挤满情况和我们相同的学生，由于失业，便得到了市政当局资助继续深造的机会，意外地得以研究莎士比亚和别的大师，他们的作品以及数理化知识，都是在公务员甄别考试中要考的。理所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要是你打算培养贫寒的青年去从事艰难的工作，或者只是不让他们捣乱滋事而要他们读书，在这班人中都会产生一些了不起的人物。我认识一个瘦弱多病、穷得没有袜子穿的墨西哥学生，身上、衣服上全是斑点和污渍，却能解出黑板上的任何方程式；另有一个中东欧移民劳工的子弟，对希腊文十分精通；有脑子灵得出奇的物理学家，有在手推车下出生的历史学家，还有许多性格坚强的穷孩子，忍饥挨饿，苦干八年，最终成了医生、工程师、学者和专家。我可没有这种特殊的热忱，从来没有人要我这么想过，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着急担心过。我不认为应该为这事认认真真地去想一想。不过，法文和历史两门课，我摆弄得相当不错。至于植物学之类的课，还有我的图画，糟透了，乱涂乱抹一气，是全班最差的。尽管我做过艾洪办公室里的雇员，却没有学会多少整洁的习惯。而且，我现在一星期得工作五个下午，星期天是全天。
我已经不在艾洪那里干了，而是在闹市区一家服装店地下室的女鞋部，西蒙则在楼上的男鞋部。他的情况已有改善，工作的更换使他很兴奋。这是家时髦的商店，老板要你穿着整齐，而西蒙穿得比对一个售货员要求的还要讲究，不仅整齐，而且时髦，穿一套双排纽扣的条纹衣服，脖子上搭着一根皮尺，在那里我简直都认不出他来了。在这幢高耸在环形商业中心的八层大楼里，他在一面面镜子、一块块小地毯、一排排成衣架之间忙碌着；他个子高大，动作迅速，精力充沛，脸色绯红，血气旺盛。
我在人行道下面的廉价部；透过嵌在混凝土中一面面绿色圆形玻璃窗，能看到和听到买东西的人匆匆走过，人影掠过这些镜头时，厚大衣扬起下摆，脚底走向不同方向，窗玻璃发出吱吱声，连他们身体的重量确实都能感觉到。这个地下售货部是为那些贫困阶层的顾客、难弄的单身妇女、想买和衣服相配的帽子、装饰品什么的女孩子以及要在同一天为三四个小女儿买鞋的女人设立的。货品都按尺码大小一堆堆放在桌子上，在人行道的蜂窝下面，纸盒子砌成一堵堵墙，试穿坐的凳子摆成一圈。
在这里当了几个星期学徒后，主管把我调到了地面层。起初，只是做助手，帮售货员们取取货，或者把纸盒放回货架。后来，我才成了鞋部的售货员，只是主管要我把头发剪得短一些。他是个整天发愁的人，他的胃不好。由于每天要刮两次脸，他的皮肤弄得很脆弱。有个星期六早上，开门营业前，他召集售货员训话，嘴角上竟渗出一点血来。他盼望自己尽可能严厉一点，可我认为，他的麻烦是他确实不是管理一家时髦商店的料。这儿布置得像个沙龙，墙上臂形托架上支着法国式火炬，还有拉拢的帷幔，中国式的家具，走上去毫无声息的东方地毯，这样的布置，使拐弯抹角处不致太突出，而且还能挡住外面的空气，即使是里沃利大街吹来的空气。那些帷幔壁挂使得你不得不悄声说话，注意礼仪。可是，里面和外面存在的差别很难调和；因为一走到像这样一座沙龙的门口，会使人感到极度的紧张，反而会产生抵触情绪，要让它平静下来是办不到的；更何况，要想强加克制，只会引起烦闷、颤抖，这种情况有可能会突然爆发成戈登[9]或宪章派[10]那样的流血暴乱，像焚烧一大堆鸡蛋箱似的胡乱开起火来。这种不可知的、脱缰野马般的过剩力量，正在芝加哥又冷又湿又暗的时日里四处打转，这力量是从硬要使它平静而不可能平静下来的东西中迸发出来的。
从经济收入来说，西蒙和我都可算是一等的了。他除了十五块周薪，还另有佣金，我的周薪是十三块半。因此，虽然失去了接受慈善机构救济的资格，我们也不在乎。妈的眼睛差不多已经瞎了，再也不能料理家务，西蒙雇了个叫莫莉·辛姆斯的黑白混血女人，她长得精瘦，三十五岁左右，就睡在厨房里——原来乔治睡的那张旧帆布床上——我们回家晚的时候，她会对我们悄声说话或者大声嚷嚷。我们从来没有从前门出入的习惯，老奶奶在世时，不许我们走前门。
“她说的是你，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西蒙说。
“胡说，她一直盯着看的是你。”
新年元旦那天，她没来上工。我忙着干这干那，还得做饭。西蒙也不在。他是去参加除夕晚会的，离家时穿了最好的衣服，圆顶硬礼帽、圆点丝巾、双色皮鞋上罩着鞋罩，还有猪皮手套。可是他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冒着纷飞大雪回家来。他全身肮脏邋遢，绷着脸，两眼通红，金黄色的短须处还有抓痕。这是我第一次得以好好瞧瞧他毫无节制胡来的本性。只见他从悄无声息的飞雪中吃力地爬上后门廊，在砖地上踹干净鞋子，又用扫把扫了扫，接着便露出一张满是条痕的脸，仿佛刚从荆棘丛中钻出来似的，再把圆顶硬帽放到椅子上，帽子已经有个大洞。幸好妈看不见他，不过她知道事情有点不妙，提高嗓门问话。
“唔，没事，妈。”我们对她说。
为了不让妈听懂，他用俚语告诉了我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他在韦尔街的高架火车月台上，遇上了一对醉鬼，两个凶神恶煞般的爱尔兰人，一个抓住他的衣领往下猛一拉，用衣服缠住他的双臂，另一个按着他的头，把他的脸直往栏杆上的铁丝网上撞，最后还把他推下阶梯。他这故事我压根儿就不信。它根本没有讲清这一天一夜他到底在哪里。
我对他说：“你知道，莫莉·辛姆斯今天没来上工。她本来说今天要来的。”
他没有打算要抵赖，承认他是和她在一起。他毫无生气地坐在那里，精疲力竭，身上那套最好的衣服弄得又湿又脏。他叫我帮他烧水洗澡。他脱掉衬衣，背上露出了更多皮肉抓破的地方。他不管我对这有什么想法，只是既不夸口也不埋怨地告诉我说，他是今天一清早跑到莫莉·辛姆斯的住房里去的。和两个醉汉大打出手也是事实，不过那是他在晚会上喝醉之后。那一道道伤痕全是她抓的，而且一直干到天黑她满足了才放他走；这以后，他又在风雪中误进了黑人区。他掀开被子上床时，对我说，我们得把莫莉·辛姆斯辞掉。
“你这‘我们’两字是打哪儿来的？”
“要不，她会以为她是这里的主子哩。那女人真是个野猫子。”
我们是在我们那破旧的小房间里，多层发硬的墙纸鼓出一个个气泡，自由自在的雪片频频落在窗上，在窗台上越积越厚。
“她打算要在这儿搞出个名堂。她已经告诉我了。”
“她告诉你什么？”
“她说她爱我。”他咧嘴惨笑说，“她真是个发疯的骚货。”
“什么？她都快四十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她是个女人。是我去找她的。我跨上去以前并没问她几岁。”
就在那个星期，他把她给辞掉了。
吃早饭时，我注意到她老是看着他那抓破的脸。她长得瘦瘦的，有点像吉卜赛女人，一脸精明泼辣的样子；兴致好时，她还能和颜悦色，在她心里不痛快绷着脸时，她也根本不在乎有谁看见，顾自让那双锐利的绿眼珠含着冷笑。她并没有使他感到窘迫不安，他已经认定她是个让人讨厌的女人，她也立刻明白，他决意要把她撵走。她是个饱经沧桑的女人，受过不少苦，吃过不少亏，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从华盛顿到布鲁克林[11]，又到底特律，以及别的一些你永远不会知道的地方，在这儿镶了金牙，在那儿脸上挨了一刀，可她独立惯了，从来不乞求同情，也从来没人给过她同情。西蒙辞退她之后，雇了个叫萨伯伦卡的波兰老太太，她是个寡妇，始终讨厌我们，爬楼梯很慢，嘴里老是嘀咕着什么，一脸横肉，身体肥胖，脾气坏，假虔诚，烹调技术也很糟糕。可是我们兄弟俩很少在家。她上工没几个星期，我甚至连晚上也不回家了，辍了学，改去埃文斯顿工作，就住在那儿。有一阵子，我沿着一条穿过有钱人住的市郊的特殊路线——高地公园、凯尼尔沃思，还有温内特卡——推销商品，是个以高贵家庭为对象、专卖奢侈品的售货员。这份工作是那位鞋部主管介绍给我的，他在埃文斯顿有个商界朋友，请他推荐一个人，他便推荐了我。这位伦林先生是个体育用品商，我走上前去，好让他看个仔细。
“他是哪儿来的？”他问道，此人冷若冰霜，毫无表情，自说自话，喜怒不形于色，腿长长的，衣着时髦，看样子像个苏格兰人。
“西北区来的。”主管说，“他的哥哥在楼上做事。他们兄弟俩都很能干，机灵。”
“是犹太人吗？”伦林先生问，仍以喜怒不形于色的目光看着主管。
“是不是犹太人？”主管问我，他早知道答案，只不过把问话传给我。
“我想是的。”
“啊，”伦林说，这次是对我，“嗯，在北岸那边，他们不喜欢犹太人。不过，”说着他露出一丝冷淡的微笑，“有谁能让他们喜欢呢？他们几乎什么人都不喜欢。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决不可能知道。”他又转向主管说，“嗳，你认为能使这孩子有魅力么？”
“他在这儿干得很不错。”
“北岸那边强行推销的方法用得多一点。”
我想，这种审查恐怕跟准备卖身当家奴，或者女儿被娘送到老鸨那里去学当妓女时受到的一模一样。他要我脱去上衣，好让他看看我的肩膀和臀部，我正要对他说去你的吧，他却说我的身材正符合他的要求，于是，我的虚荣心比自尊心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他然后对我说：“我要把你安排在我的鞍具商店里——卖骑装、马靴，以及城里人去度假牧场穿戴的装束和时装玩意儿。你在学生意的时候，我给二十块周薪，学成之后，给你周薪二十五块，外加佣金。”
我当然接受，我赚的钱将比西蒙还要多。
我搬进了埃文斯顿的一座学生公寓，我的衣着很快就成了公寓里最神气的。也许，我得说我的工作服，因为是伦林先生和伦林太太要我穿得这么体面的，实在是他们要我成为一个穿着讲究的人。他们给我预支薪水，还亲自给我挑选花呢衣服、法兰绒裤子、方格呢披风、丝绸领带、运动鞋、墨西哥式的编网皮鞋，还有衬衣和手帕——一切都为了能博得一个通常有英国癖好的高雅顾客的好感。等我把这地方弄清楚之后，我并不怎么喜欢，可是起初的时候，由于太激动，太热情，没看清楚。我穿着讲究的衣服，工作在从没见过的最令人激动的玻璃门窗里面，这家时髦的商店坐落在一条绿树成荫的大街上，在西部的树木下，离伦林那专卖渔具、猎具、野营、高尔夫球及网球用品、独木舟和舷外发动机的总店只有三步之遥。
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说我不得不对自己的社交才能感到惊奇了；我突然在这一行上信心十足，成绩显著，我能对那班有钱的女孩子、在乡村俱乐部活动的人以及大学生，讲得头头是道，语气坚定，一只手里拿着货给人看，另一只手上夹着装有香烟的长烟嘴。因而，伦林不得不承认我已克服了所有预见到的困难。我还得学会骑马——学的钟点不太多，学费很贵。伦林并不想要我成为一个骑术高明的骑手。“这有什么必要？”他说，“我卖这些精制的猎枪，可我自己一辈子也没打过一只动物。”
可是伦林太太要我成为一个好骑手，而且在各方面陶冶我，教导我。她还要我报名选修西北大学的晚间课程。在店里工作的四个人中，数我最年轻，有两个是大学毕业生。“以你的仪表和气质，”她说，“要是你有个学位……”嗨！她连会有什么结果都给我指明了，仿佛这我已经到手似的。
她充分利用我的虚荣心。“我会把你造就得完美无瑕，”她说，“十全十美。”
伦林太太快五十五岁，淡色的头发，只有一点花白，身材矮小，脖子比脸蛋白，脸上长有红色干性小雀斑，眼睛也是浅色，但并不温柔。她说话带外国口音，她是卢森堡人，对于自己和欧洲王族家谱年鉴上所列该地区贵族世家有亲戚关系深以为荣。有时，她对我断言说：“这是很无聊的。我是个民主主义者，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投考克斯[12]的票，投史密斯[13]的票，还投罗斯福的票。我没把贵族放在眼里。他们到我父亲的庄园里来打猎，卡洛塔皇后[14]常来我家附近的教堂，由于拿破仑三世的关系，她一直不能原谅法国人。她死的时候，我正要去布鲁塞尔念书。”她和各地的贵族夫人有通信往来，还和一个住在杜恩、据说和德国皇室有关系的德国妇女交换烹饪法。“两三年前，我去欧洲，见到了这位男爵夫人。我认识她已经很久了。当然，她们这些人是永远不会真正把你当作自己人的。我对她说：‘我实在是个美国人。’我带了些我做的泡西瓜去。那边没有这种东西，奥吉。她教我怎样用科涅克白兰地[15]烧小牛腰，这是世界上的一道珍奇名菜，现在纽约有一家餐馆有这道菜，可就连眼下这种经济大萧条时期，也得预订才能品尝到。她把这道菜的烹调秘诀卖给了一个包办筵席的，得到五百块钱。要我，决不会干这种事。我可以去帮朋友做菜，但我认为，出卖祖传的秘诀，实在有失身份。”
她在烹调方面确有一手，知道有关的一切窍门。她主办的晚宴很有名气，她在别处做的菜也是这样，因为她有时会决定在任何地方请朋友吃饭。常跟她交往的有锡明顿的旅馆经理太太，珠宝商，专卖贵重器皿——镌有家族饰章、又沉又大、像铙钹似的水果盘和叫阿尔戈号[16]的船形肉卤盘——给有钱人的弗列托尔德，还有一个卷入国会丑闻的人的太太，此人爱好饲养马车狗[17]。像这样的朋友，她有不少。对那些没品尝过她的小牛腰的朋友，她会先在自己家里准备好一切，然后拿到他们家去现烧给他们吃。她很乐意请人吃饭，还常常替售货员们烧菜；她不喜欢我们去餐馆，常用她那没法打断的装出的外国口音说，馆子里的东西没有一样不质量低劣，全是黏糊糊的。
伦林太太就是这样，在她兴致上来时，目光如淡淡的火焰，什么都拦不住打不断。只要她高兴，她会给你烧饭，指点你，教导你，和你打麻将。你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她的精力比这里的任何人都充沛。她有一对浅色的眼睛，搽过粉的脸上透出淡淡的雀斑，手背上露出丝丝青筋。她告诉我，我应进大学的新闻学院修广告学，并已替我缴了学费，于是我便去读了。她也替我选了获得学位必需的其他课程，还强调说，一个有学识修养的人，在美国，只要你需要，可以获得一切。在社会上的地位，犹如煤矿中的灯烛。
我的生活很忙。我成了个新人，当时自己对此荒唐地引以自傲。我去上夜间的课，晚上在图书馆里研读历史和那些写得诡妙、为消费者制造不满的书；还参加伦林太太在她那丝绸墙面的公寓顶楼客厅举行的桥牌或麻将晚会，既有点像一个听差，又有点像一个侄甥，给大家递糖果盘，在食品室里开姜味汽水，嘴里叼着烟嘴，既懂事又乐于服务，背后常有打情骂俏的暗示，头上发蜡雪亮，衣襟上插一朵吐艳的鲜花，身上散发出石南洗剂的香味，还偷偷学习举止和礼仪方面的诀窍。后来我才发现，举止和礼仪很多都是没有成规的，许多人全是看你怎么做就怎么做的。真正的试金石是伦林太太，她的领导权决不能被否定。伦林先生似乎不太在乎这一套，他只顾以冷静超然的态度玩纸牌打麻将，话也说得不多。伦林太太则径自说自己要说的话，丝毫不听不同的意见。那些不同的意见，主要是有关佣人、失业或政府方面的，在她看来都十分荒唐，她认为不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伦林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不在乎。这些人都是他的商界朋友，一个生意人总得有这样一些朋友。因此，他常去拜访他们，款待他们，可是照常没能感动人，也没能让人感动。
他只有在生意方面才表露出个性。偶尔，他也会洒脱一下，用根绳子表演他的打结本领，或者唱道：
这么说，这，这就是温尼斯，我们在哪儿才能停车？
他上唇小，下唇大而外突，看上去阴郁而有耐性。他是个冷漠圆滑的人，就像许多不得不伺候别人但留下点儿什么给自己的人——像餐厅或旅馆的侍者领班——他们参加了一场特殊的生活赛事，虽然约定必输无疑，暗地里却仍在进行苦斗。他是个拳击迷，时常带我到蒙特罗斯公墓附近的一个拳击场去看拳赛。十来点钟的时候，他便当众说：“奥吉和我有两张票，不去看浪费了实在可惜。我们要是现在去，还能赶上看压轴赛。”既然是男人们认为必须去做的事情，伦林太太也就说了：“好的，那就去吧！”
看拳赛的时候，伦林先生从不大喊大叫，也不会干出其他傻事，而是目不转睛地看得入神。凡是需要体力耐力的事，他都着迷——为期六天的自行车比赛、跳舞马拉松、竞走、坐旗杆、持续性的世界拳赛、甘地或知名囚犯的长期绝食、被深埋地下靠竖井呼吸供食的人——总之，任何耐力和体力的奇迹，仿佛人要和汽缸壁或经受蒸气、瓦斯和一切非人压力的机器设备竞赛一样。如有这类表演，不论多远，他都要开着自己那辆大马力的帕卡德牌车，去看个够。他把车开得飞快，但又装出不是急急忙忙赶路的样子。他一动不动，稳稳地坐在绿色皮车座上，膝盖高踞在变速杆的绿玉色握球旁，长着沙色汗毛的手把着方向盘，发动机运转得极度平稳，虽然速度计指在八十码上，可让你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直到你注意到，一英里长的林带变得像一英寸长似的一闪而过，鸟像苍蝇，羊像飞鸟，红、黄、蓝色的小虫飞快地纷纷落到车窗上，你才相信你没看错速度计。他喜欢我跟他一起外出。可是他要人做伴的想法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们来去都像一阵旋风，没有热烈的交谈来抵消这种来不及看景色的单调奔驰。无线电天线微微摇晃着，仪表盘上有金色网罩的孔里喋喋不休地传出广播声。我们偶尔谈上几句，讲的也大多是这辆车的性能和耗油量之类。有时，我们就在某个有松树的地方停下来吃烤鸡，坐在暖和的沙土上，像一对前来探访尘世的冥界之人。我们身穿讲究的衣服，料子不是犬牙呢就是褐色哈里斯花呢，身上挂着店里拿来的带盒双筒望远镜，呷着啤酒，我们看起来一定像一个忧郁的有钱绅士和一个奢侈的侄儿或者是势利的年轻表亲。当时，我的心思尽在自己的衣着上，高级衣料紧裹在身上的感觉，或者想到我帽子上那个锦鸡绿的蒂罗尔[18]帽饰，还有脚上的英国皮鞋有多棒，没能像后来那样看清伦林先生。他是个喜啃硬骨头的人，他在路上飞车，他爱慕高强本领，崇拜耐力，他爱啃障碍、困难和阻力，能把它们一一嚼得稀烂，吞下肚去。
有关他自己，有时候他会三言两语地说上几句。有一回，我们在北岸一座高架桥下驰过时，他说：“造这桥我也出过力。当时我年纪不比你大，干的是帮着把水泥传送到搅拌机旁。记得是在巴拿马运河通航那一年[19]。我原以为干这活会让我的腹肌受不了的。那时候，一元两角五是相当高的工资了。”
他就是这样借我做伴的。也许是我这么喜欢上这种生活，让他觉得有趣。
有一阵子，我主要是盼望自己有一身晚礼服，能被邀请参加正式宴会。还着实动过一番脑筋，考虑怎样才能加入青年商会。并不是我有什么做生意的念头，我在店里虽属于中上之才，但没有更大的赚钱本领。在我心里作祟的是我的好社交、爱时髦、喜欢穿着打扮。架起腿来露出一双紧紧的菱形花格袜，在普林斯顿衣领上扎个相配的漂亮领结，使我向往异常，渴望不已。
我和锡明顿来的女招待威拉·斯坦纳泡了一阵。我带她到欢乐园去跳舞，晚上一起去沙滩。她是个多情妞儿，大多数时间对我都很宽容，不计较我爱摆臭架子、浮夸自大的作风。她自己一点也不害羞腼腆，对于我俩搞在一起为的什么直言不讳。她在老家也有个情人，她曾讲起要跟那人结婚——我敢肯定，她说这个决不是暗想要使我吃醋，因为有许多事情上她是不赞成我的，也许她是对的，我夸夸其谈、废话连篇、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只是讲究穿着，死要打扮。过不多久，有人把我和威拉鬼混的事告诉了伦林太太，她为这狠狠地批了我一通。就连艾洪对自己周围动态的了解，也没有这位太太对她地盘里的一切消息这样灵通。“奥吉，你真让我吃惊，”她说，“她是个连模样也不好看的女孩，她的鼻子像支小玉米，”——为了找到话题，我还特别夸奖和抚摸过这个漂亮的鼻子，我没有为它辩护，真是没种——“而且还满脸雀斑，我也有雀斑，可是跟她的完全不一样。不管怎样，我只是作为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跟你讲讲。那女孩是个小妓女，而且还不是个老实的妓女，因为老实妓女要的只是你的钱。要是你非干那事不可，你尽管来跟我说——别不好意思——我会给你钱，你可以到威尔逊附近的谢里丹路去，那里有这种地方。”这是有人表示愿意出钱，要我别惹上麻烦的另一桩事，就像艾洪当时教训我，要我别去抢劫时一样。“奥吉，难道你没有看出？这小娼妇是想让你把她搞出麻烦，弄得你非要娶她不可哩！在你事业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她有了孩子，那你就完了。我想，你该懂得这一点。”
有时候我想，她这样跟我谈话倒是亲切坦率，但有时又觉得实在太傻。我有一种感觉，她是在用她那张满是雀斑、爱管闲事、让人难受的脸，从隔间里朝外窥看，她一心一意想要拉住她需要的人，给他灌输自己的想法。在世界各地的爵爷领地、别墅和首都，那些貌似聪明实在很蠢的年轻人，从女保护人以及将军政要的夫人那里听到的，就是这类话。
“可是伦林太太，你对威拉还没有真正了解，”我傻气地说，“她并不是……”我没有讲下去，因为她一脸的冷笑。“我的好孩子，你讲话像个白痴。要是你硬要那样，你就跟她搞下去吧。我又不是你妈。可是等她把你套住之后，”她用她那装出的外国口音说，“你就会明白了。你以为她指望从生活里得到的，就是当女招待侍候顾客，为维持生计埋头干活，为你保养好姿态身段，让你什么都不用干，只要尽情享受她的美色就行了么？你对女孩子的事一窍不通。女孩子是想结婚的。现在的女孩子不像从前那样，羞羞答答的，坐在家里干等着，直到某个发善心的人找上门来。”她气愤地说。她有一肚子愤恨要发泄。
伦林太太要我开车陪她到本顿港去洗矿泉浴，治疗关节炎，我没想到她的用意是使我离开威拉。她说她不会想到会独自一人去密歇根州，定要我开车送她去，还要我一直陪她住在旅馆里。后来我明白了。
本顿港我到过，那次我和纳尔斯、丁巴特一起搭便车从马斯基根回家，曾路过那儿，那时候，运动衫扎在脖子上，两条腿走得酸痛不堪，可这一次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住在密歇根湖畔圣约瑟夫的梅里特饭店，就在湖边，光洁的粉红色墙壁的房间里弥漫着清新的大海气息。饭店很大，房子全是砖木结构，布置模仿旧日萨拉托加温泉旅馆的风格[20]，到处是花草和柳条家具，门帘上镶有穗带的流苏，菜单是法文的，大厅中铺着白色长地毯，十分阔绰，石子路上停着大型高级轿车，不惜工本栽培的花卉大得出奇，三层草的草坪长得很茂盛。在别的任何地方，在七月流火中，这种草都是稀稀拉拉的。
我为自己保留下很长的洗澡时间，为的是可以看看周围的景象。那一带主要产水果，种植的是德国人，男人和别的地方的农民没有两样，年纪较大的女人，戴着有带的无边帽，身穿长长的外衣，赤着脚，在自己院子里的大栎树下走动着。桃树枝丫上树胶闪闪发光，树叶因刚喷过农药一片乳白。道路上，还有些骑自行车开福特卡车的大胡子、长头发的正统犹太人，他们是一个不吃肉的教派，虔诚，爱好和平，善于经营。有一座很大的种植园，那等于是他们自己的王国，那些农舍就是王宫。他们讲起示罗[21]和哈米吉多顿[22]来，就像鸡蛋和马具那样熟悉。他们有价值千百万的事业，拥有农场、温泉，在一座巴伐利亚人的大山谷里，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还有一条小铁路，一个棒球队，一个爵士乐队，每晚在舞会上的演奏声，连公路上都听得清清楚楚。实际上有两个乐队，一个是清一色男的，一个是清一色女的。
我带伦林太太到那里去过几次，跳舞，喝矿泉水。不过那儿的蚊子太厉害，她吃不消。后来，我有时就一个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爱去那儿，也弄不懂为什么我一早就去镇上溜达，为什么我吃过薄饼、鸡蛋和咖啡的丰盛早餐后，喜欢坐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法院广场那宁静的绿荫丛中晒太阳。可是我喜欢，坐在那里晒晒肚子和小腿，看小小的蝉似的电车丁丁当当响着缓缓驶向港口，在横跨沼泽的大桥桥架脚下，活泼的小生物和摇动着香蒲草的小鸟，一直在那儿起劲地喧闹。我带去一本书，可是阳光在书页上留下了太多的影迹。这儿的长凳是白铁的，又宽又大，足够让三四个老头坐在上面，在这温暖清香的沼泽气息中打瞌睡。这种温暖的气息，使红翅黑鹂变得凶猛迅速，使花瓣卷起了边缘，却使别的生物变得慢吞吞懒洋洋。我沐浴在这种浓郁滋养的空气之中，这种亲切的气氛犹如一块精美的生日蛋糕，它能激发起人们的爱心和柔情，也会令人微感动情地惆怅。这种状态让你浑身轻松自如，你坐在那里不用再受任何拘束，而是逍遥自在，像人类第一个老祖宗那样尽情地品尝大自然的原汁原味，不受尘世的纷扰，甚至不受自己衣着的拘束，你身上的衣着，虽然手脚照常能触摸到，但在阳光下只是一种幻影，没有作用，你的鞋带结也是如此。至多像梳子和头发的遮挡对脑子的那点作用而已。
伦林太太不喜欢一个人吃饭，连早餐也这样，得由我陪她在房间里吃。每天早上，她只喝一杯掺牛奶不加糖的茶，吃几片烤面包。我吃的就多了，大部分都归我，从葡萄柚到米布丁；我坐在打开的窗前一张小桌旁吃着，湖上的新鲜空气吹拂着印有圆点花纹的瑞士窗帘。伦林太太坐在床上，一边解去睡觉时扎在颏上的纱带，开始往脸上抹美容液和冷霜，拔眉毛，一边说个不停。她的话题通常是饭店里别的客人。她常拿他（她）们来品评一番，巧妙地把他（她）们说得一无是处。早晨闲来无事，是她勇敢地装点门面的时刻。她这人，到死的时候都会是一位保养得很好的太太，恪尽从菲迪亚斯[23]经波提切利[24]发展起来的一切文明职责——按照那些显赫一时的宫廷大师和贵妇们所开具依循的全部良方妙法，做得一丝不苟，怎样在眉眼间流露出聪慧，怎样表现出温柔可亲却又具有权威。可是，她是个心怀激愤、好动肝火的人，在这富有柔和之美的夏日，在这明亮清莹的套房里，她在做这些女性日常功课时，要是不揭别人的底，不倾吐心中的怨气和敌意，她便会觉得不痛快。
“昨天晚上的邦科[25]牌会上，你有没有注意到坐在我左边的那对老人——齐兰德夫妇？了不起的荷兰世家。他不是位多可爱的老人么？他是芝加哥数一数二的著名公司法律顾问，也是罗宾森基金会的理事，罗宾森是玻璃业大亨；大学授给他荣誉学位，他生日时，报纸写社论祝贺；可是他太太笨得像她自己的脚板，她还酗酒，她女儿也是个酒鬼。要是我事先知道她也来这儿，我就改去萨拉托加了。我真希望有办法先向这些旅馆拿到客人名单。应该有这样的服务。他们家在芝加哥有一套每个月六百块钱的住房。早上，司机一来把老头子接走，侍者便出去替她们买一瓶波旁威士忌[26]，还替她们下注赌马——这我
知道！——然后她们就一边喝酒，一边等待赛马结果。可是那
女儿——她打扮得有点老派。要是昨天晚上你没注意到她，你见到有个身材笨重、头戴羽毛的女人就是。她曾把一个孩子掷到窗外，害了那条小命。他们运用一切人事关系才使她无罪释放。如果是一个穷女人，就得上电椅了，像露丝·斯奈德那样，受刑时四周站满提着裙子的阔太太，弄得摄影师一张照片也没能拍下。我不知道她现在这般打扮，是否觉得自己和干出那事的那个浪女完全无关。”
听了这些损人的闲话仍觉得清晨的美好，这需要有坚强的体质。在她提高嗓门、哇啦哇啦大讲那些可怕的事件，启示录中的死亡骑士，教堂走廊上那些把裸体的罪人拖往地狱受罪的魔鬼，还有她那些杀害婴孩、天灾人祸和乱伦故事时，我好不容易才得以挺住。
我只好设法敷衍着。可我享受的是一个有钱年轻人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因此我便强压住自己的感情，尽量掩盖住心中的厌恶和反感。不过有时候很不好受，譬如在她讲起处决露丝·斯奈德的现场，太太们如何卫护这个在数千伏电压下抽搐的女人的端庄时。虽然我一直避开不合我意的一切，她那描述劫数难逃和罪孽恶行的拿手本领，确曾使我深受刺激。万一真像她说的那样怎么办？例如，要是那女人确曾把自己的婴孩扔出窗外呢？现在讲的可不是从前的那个追杀亲生儿女的美狄亚[27]，而是我在餐厅里亲眼见到的戴着羽毛、和自己的银发父母坐在一起的女人。
不过，他们旁边一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很快就引起我更大的兴趣——那是两位年轻姑娘。她们的漂亮容貌使我不再去想那些可怕的事，或者想得愈来愈少。有一阵子，我对她们俩都着了迷，可是后来，我渐渐地偏爱上更苗条、更年轻的那个。我爱上了她，只是不再像追求希尔达·诺文森时那样，像个随从似的站在电车后门口盯梢，或者在她父亲的裁缝铺附近徘徊。这一次，我有一种不同的狂热精力，也已知道性的滋味。我所抱的期望更大，也有更多的邪恶之念，也许是受伦林太太的影响吧，她经常讲些色情肉欲的事，毫无顾忌；因而我也就让自己尽情地想入非非，从没想到对这些邪念应该有所自责。不过那时候，我在抑制邪念方面的经验确实也很有限。是啊，我同意劳希奶奶对我们提的警告，说我们血统上的危险（由于妈的关系）是易于动情，不同意的是她污蔑我们，说我们是害人的带菌的人。因此，我便落得个受人摆布。此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因为我表现得——和伦林太太有关——仿佛上帝赐给了我一切，我是在宣扬上帝对我的慷慨：容貌英俊，衣着华贵，彬彬有礼，风度潇洒，言谈风趣，有美男子的笑容，舞技精湛，对女性善献殷勤，这一切全都贴有最漂亮的金叶。可麻烦的是，我有的是你可以称之为假证件的东西。我担心埃丝特·芬彻尔会发现这一点。
我像个骗子似的，没命地卖力，以求在这有限的范围内获得最大的成功。花很多时间把自己打扮成一份活生生的求婚书。我默不作声地全神注视着，力求引起注意。我已被情爱冲昏头脑，只能想出这个办法。可是，在这微风轻拂、安全宁谧的港湾美景中，采用这种暗示的方法，尽管我看起来神志清楚，情况正常，却实在等于把一片痴情空抛在空气中，沙滩上，鲜花盛开的草坪上，还有那敞开的一片白色和金色的大餐厅里，而我本希望把这份痴情洒在那姑娘的秀发上的。我深深地想念着她的香唇，她的纤手，她的乳峰，她的大腿，还有两腿之间。她在网球场上俯身击接球的时候——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围一条绿底有棕色马图案的绸巾，它巧妙地套在一只手雕小木环里，这种小木环是伦林先生那个季度在埃文斯顿推广普及的——看到她那臀部的曲线，洋洋得意的少女背影，还有那严加保护的柔软的秘处，我心中充满爱念和崇拜的冲动。在允许有性爱存在的地方，世人定会赞同，这种爱不是用暗示和低语来表述无聊糊涂和冰冷干巴的恐惧，而是十分必要的，完全正当的，由喜悦证明是有道理的。要是她肯吻我，用手抚摸我，能让我沾上她腿上的球场尘土、香汗、还有她贴身的污垢和汗珠，使我从折磨人的弄虚作假中解脱出来——从而表明，任何虚假、损人的做法和愚蠢的想法，都是可以改正的！
可是到了晚上，由于一天白费力气，毫无所得，我躺在房间的地板上，已穿好衣服准备去吃晚饭，满怀注定无望的耐心徒劳地冥思苦想着，渴望能想出什么高招——一项像鲜花般完美、星星般辉煌的行动，来摆脱自己的愚昧和笨拙。我已经仔细地记下了我能搜集到的有关埃丝特的一切，以便研究出怎样才能诱使他憧憬和我在一起时的美妙，也就是那种崇高的纯情境界。我只要她让我和她在一起，骑马划船，相亲相爱，施展她那纯洁、伟大的女性魅力和姣美，毫无疑问，由于我的赞赏，她一定会更有魅力，更加姣美，还有她的胳膊肘，她那紧绷在运动衫中的乳头。我曾看她在网球场上动作有点笨拙地去追球，一只快球过网来时，怎样保护自己的胸脯，怎样并起双膝。我对她的研究并没给我的希望增添多少力量，因而我只好躺在地板上，太阳晒黑的脸上满是渴望的神情，张大着嘴巴胡思乱想一通。我认定，她知道自己很有价值，她心里并不着急。总之，埃丝特·芬彻尔并不是我这种人，她不想听人讲到她的汗珠和身上的尘垢。
然而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人有比她更好的姿色，也没有人有比她更好更得体的口才了。我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钩心的烦恼。我觉得，就天性和乐趣能形成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灵的归宿来说，我已身临真正的境地。
我也表现得很机灵。我找机会和老芬彻尔交谈，他不是姑娘们的父亲，是她们的叔父，一个经营矿泉水的商人。这可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是个百万富翁，他开的是一辆帕卡德牌车，型号和车色都和伦林夫妇的那辆一样。我在车道上把车停在她的后面，因此他必须再三细看后才能认出哪一辆是他的。这一来，我们就攀谈上了，谈得像地位平等的人。可他怎么能知道我的周薪才二十五块，这辆车子也不是我自己的呢？我们谈了一阵子。我递给他一支皇后牌中号雪茄，他笑笑谢绝了。他在大得可以放手枪的皮盒子里装有自己特制的哈瓦那雪茄，由于他身材非常魁梧，雪茄盒放在口袋里一点没有鼓出来。他的脸胖胖的，长有皱纹，黑眼睛——眼珠黑得像中国的荔枝肉——头发斑白，剪得像德国佬似的，后面和两侧都短得露出了头皮。让人有点扫兴的是，他马上告诉我说，这两个女孩子是他的财产继承人，大概是想到我这样讨好献殷勤是不是为了算计他这个白发黑斑、有个臃肿大鼻子的伦勃朗[28]似的老头子。为了弄清这一点，他要我明白，我是在什么社会阶层里厮混。我丝毫没有让步。对男人，不管他是小伙子还是老头子，我从不向他们示弱，也从不让父亲和监护人使我难堪。
接近埃丝特的婶婶比较困难，因为她体弱多病，腼腆寡言，有阔人身体不好时的那种心情。她的衣着和首饰都很讲究，可是这位可怜的太太脸上一副强作自制的神情，为此还有点装聋作哑。我用不着装出关心的样子，我确有这种心肠（天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凭着本能，我知道，她体弱多病，有的是钱，长时间来延医吃药，因而最使她感兴趣的是常人的健康。于是，我便和她聊这个，颇受她的欢迎。
“我的好奥吉，跟你坐在一起的是芬彻尔太太吗？”伦林太太说，“她什么事也不做，成天看着喷泉发呆，我看她神经有点不正常。是你先跟她说话的吗？”
“嗯，我凑巧坐在她旁边。”
这一回答得了个高分，她听了很高兴。可是继而想到的就是我的目的意图。有关这，她立刻毫不客气地揭了出来。
“为的是那两个妞儿，就这么回事！唔，她们长得是很漂亮，不是么？尤其是黑头发的那个。真是个尤物。她看上去爱捣鬼，鬼花样不少。不过，你得记住，奥吉，你是跟我在一起，我得为你的行为负责。那妞儿可不是个女招待，你最好打消你有的那种念头。好孩子，你既聪明又能干，我要看到你上进。我会看到你有出息的。你跟那妞儿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缘分的。当然，阔小姐有时也能变成小娼妇，也有普通女孩那样的欲火，有时候甚至还要糟。你不知道德国人的家教是怎样的吧。”
这么说来，这对芬彻尔家的家财继承人，注定要给有财势的人了。不过，伦林太太并不是个永不犯错误的人，她已经犯了个错误。她以为我爱上的是西亚·芬彻尔，而不是埃丝特·芬彻尔。她也不知道我爱得有多深，爱得死去活来。虽然我通常乐于把事情告诉人，可我不想让伦林太太有另外的看法。我也不喜欢推测伦林太太对此会作何解释。因而，让她以为我单恋的是头发卷曲、同样漂亮的姐姐西亚，我使了点诈。我没有花多大工夫，便使伦林太太得意非凡，自以为又快又准地道破了我的心病。
事实上，西亚·芬彻尔不止是对我和颜悦色。有天早上，我正在对她叔叔下工夫，而那老头子刚好心情不好，脾气很坏，很难伺候时，她问我去不去打网球。虽然对我来说这不是时候，可我还是不得不笑着对她说，骑马是我的运动；心里却急切地想，得赶快弄个网球拍，马上到本顿港的公共球场去学。说实在，我也不是天生爱骑马，说自己爱骑马，只不过多少可以掩盖自己的出身，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当当响的名头而已。
“我的球伴还没来，”西亚说，“埃丝特又在沙滩上。”
不到十分钟，我也出现在沙滩上，虽然我已答应过伦林太太，待她洗过矿泉浴后跟她玩纸牌。她说，矿泉浴后她人太吃力，不能看书。我热烘烘地肚皮贴地趴着，神志恍惚地盯着埃丝特，脑子里却乱得很，很浪漫，很色情，还有一大半是痛苦。当她俯身用防晒油把双腿抹得发亮，扭头朝我这边转过来时，我既希望她注意到我，又害怕她看见我。我这时已心迷意乱，正一味地在掂量她那优雅地套在游泳衣里的乳房和小小的肚皮的重量；她摘掉头上的白色橡胶游泳帽，梳起头发来，我觉得她的手很有劲。
沙燕纷纷飞出峭壁上的岩孔，掠过清澈的褐色水面，重又飞回到白色、褐色、黑色、从流动到静止的沙波、浸水的树林以及在日光下蜷缩扭曲的树根。
不久，她就站起来了，稍过一会儿，我也跟着站了起来。由于我晚到了，伦林太太对我冷冰冰的。我躺在自己的房间地板上，鞋跟搁在床罩上，像个落马的全身盔甲披挂的骑士，踢马刺被缠住，得用辘轳才能吊起来似的。当时，眼见自己神不守舍的模样惹得伦林太太生气，心想，不管怎样，总得让她看到一点我的进步。我站起身来，用她给我的两把军用刷子，无精打采地刷了刷身上的衣服。我乘那座慢速的白色电梯下到底层，在地面大厅里转了一通。
太阳已经下山，将近晚餐时分。明亮的水面变得愈来愈暗，餐厅里餐巾和菜单都已摆妥，长颈花瓶里插着玫瑰花和蕨类植物，乐队正在幕后校音。我独自一人站在走廊上，心烦意乱，头晕目眩，后来缓步走向音乐室，里面在放卡鲁索[29]的唱片，那种先是哽咽，而后高喊的歌声，意大利风味的歌剧式的母亲的渴念，儿子的呼唤，听来华丽，其实忧伤。身穿白色套装，头上戴的白色缀珠小圆帽，近似主教的法冠，双肘搁在有盖唱机上的正是埃丝特·芬彻尔。她站在那儿，踮着一只脚。
我便说：“芬彻尔小姐，不知您肯不肯赏脸某个晚上跟我去大卫之家跳舞？”她猛吃一惊，抬起头来。“那儿每天晚上都有舞会。”
我知道注定要失败，从第一句话说出口，我便觉得遭到猛击，四面八方都朝我打来。“跟你？我可要说不了。我肯定不能去。”
血仿佛涌出了我的脑袋、脖子、肩膀，我晕了过去。
没靠人帮助，我自己清醒了过来。也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埃丝特见我晕了过去，片刻也没多待。显然，使我清醒的是那接近尾声的壮丽歌声和乐声，起初如海螺的呜鸣，后来愈来愈响，如同整个乐队走上一座宏伟大厅的楼梯，到了最最伤心处，鼓声突然停下消失，一切便戛然而止。
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她的断然拒绝，还是由于相互交谈的激动，使我昏晕过去。情况不允许我去思考和探究触发的缘由，以及为什么会有一种全身散了架似的感觉。我只要发现它的力量有多强大就够了。这是一种尴尬处境发出的冲力。当时，我一直拼命地吸气，满脸冷汗，空气寒飕飕的，我颓倒在沙发上，觉得自己被一种什么东西浑身践踏，而那东西的重量多少和我妈及弟弟乔治有关。乔治这时候也许正在扎扫帚，或者放下扫帚踉踉跄跄地前去吃饭。也有可能是和纳尔逊老人之家的劳希奶奶有关。不知怎的，我仿佛被什么东西一碾而过，这东西总是和他们形影不离，而我，原以为已经安然避开它了。
当时，齐兰德小姐正站在门口，就是那位著名公司法律顾问的女儿，一直注视着我。她穿一身晚礼服，身子裹在褶裥的长衣裙里，整个人成了一个长卷；脚上穿的是金色的鞋子，白手套一直套到肘部，看上去像梦幻中似的，颇有东方色彩；她浓密的秀发向上卷成塔状，和她的大胸脯恰好相称；她的脸显得清冷，像一种天气；不过要是她打算打破沉默，说几句十分重要、意味深长的话，也许对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爱情之类，她上唇那长长、清晰的沟纹，是随时可以动起来的。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她不想让我知道她的心思。不过，她一直到我站起来关掉唱机，才悄悄地翩然离去。
我到洗手间用一点热水洗了洗脸，然后去吃晚饭。我没怎么吃东西，连酒烧桃子也没吃几口，这没能逃过伦林太太的注意，她说：“奥吉，你这种胡闹的恋爱打算什么时候停止呀？你会伤了自己的身体的。难道就那么重要？”接着，她用最疼爱的口吻对我说，想哄我恢复理智，并以一个女人的身份，想要我对女性的幻想达到她认为的顶点就停止下来。还对我解释女人把什么看得重要，什么看得不重要，并且赞美男人对一切的态度，仿佛她是在代表雅典娜[30]说话。这使得我差点气疯了。我的脑子反正本来就已不正常，听到她用刺耳的言词贬低女人，惹得我眼露凶光，朝她直盯着。我还几乎像打摆子似的全身颤抖着，等待埃丝特在餐厅里出现。老芬彻尔夫妇已经坐在餐桌旁。后来西亚也来了，可是她妹妹显然不想吃晚饭。“你要知道，”过了一会儿，伦林太太说，“那小妞打从进来以后，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你。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已经有点儿什么啦？奥吉！你已经干了什么了吧？所以你才这么没精神是不是？你干了什么啦？”
“我什么也没干。”我说。
“你最好没干！”她严厉精明地诘问着我，俨然像个女警官，“你长得太讨女人喜欢了，这对你没有好处，将来会有苦头吃。那小妞也是，色心可重哩。”
她和西亚两人对视着。侍者点着了芬彻尔家桌上的酒烧桃子，在绿色的苍茫暮色中，到处冒着小小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