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克罗伊斯[1]的故事，艾洪就像他那样不幸。起初，这位骄傲富有的国王对来访的梭伦[2]大为恼火，那位雅典政治家在和他讨论幸福的时候，想必自以为来自大城市，见多识广，用一种降尊纡贵的态度来对待一位有钱的孤岛上的乡巴佬。我曾想，梭伦既然那么才智横溢，为什么就不能对这位拥有无数黄金财宝的半野蛮人和气一点呢。可是不管怎么说，梭伦是对的，克罗伊斯却错了，他哭哭啼啼向居鲁士大帝[3]诉说自己的教训，居鲁士大帝饶他一命，把他从火刑柴堆上放了下来。这老头由于身遭不幸，成了一个思想家、神秘主义者和爱进诤言的人。后来，居鲁士的脑袋落到了和他不共戴天的女酋长[4]手中，她把他的脑袋按到一皮囊鲜血中，骂道：“你不是要喝血吗？喝吧，让你喝个痛快！”居鲁士那疯狂的儿子冈比西斯把克罗伊斯继承到手，就想把他杀死在埃及，像杀死他自己的兄弟那样；他还刺伤了可怜的小公牛埃皮斯[5]，惹得那班毛发剃得精光的僧侣们切齿痛恨。股票市场的大崩溃，等于是艾洪的居鲁士大帝，银行倒闭是他的火刑柴堆，台球房是他被逐出吕底亚的流放地，那班流氓恶棍就是冈比西斯，不过居鲁士居然得以应付过去，避开了他们的威胁和恐吓。
局长是在经济全面大萧条之前去世的，他入土不久，便开始有人在拉萨尔街和纽约闹市区从摩天大楼跳下。艾洪也是最先垮台的人之一，一部分是因为局长生前借钱给人的办法不当，一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经营不善。他成千上万的钱财，都在发行额超过资产实值，而又连续投机的英萨尔公用事业股票上亏得一干二净，考布林也在这上面损失了好多钱。他又把自己、丁巴特和阿瑟继承的遗产，统统投入了那最后也没能保住的建筑业，结果只剩下新辟区和机场附近的几块荒芜的空地，有几块还因要付税而脱手。我有时驾车陪他兜风。他会说：“那边那排店铺的房子本来是我家的。”或者指着两座棚屋之间的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说：“爹八年前在一笔交易里弄到那块地，本想在那儿盖座车库的。幸好他没盖。”所以开车陪他兜风是件很凄凉的事，不过他并没有大发牢骚，只是随口淡淡地说上几句。
连他住的那幢大楼，局长从前花十万现金盖的，也因店铺关门，楼上的房客又不付房租，最后也白丢了。
“不付房租，就不供暖气。”冬天时他说，决心要发狠。“做业主的应该像个业主，要不就把产业放弃。不管日子好坏，我都要贯彻始终，严守经济法则。”他讲这话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是被人告到了法院，官司打输了，还得付诉讼费什么的。艾洪后来又把空的店面当作公寓房出租，一处租给一家黑人，另一处租给一个算命的吉卜赛人，那人在橱窗里挂了一幅画，上面画着一只大手和一个加有标志的大脑子。大楼里经常发生殴斗和水管、卫生设备被窃事件，这时，租户们都成了他的死对头，挑头的是那个红头发的理发匠波兰人贝泽夫斯基。此人以前脾气好的时候，常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弹奏曼陀林，现在在艾洪的玻璃门前经过时，却瞪目怒视，冷若冰霜。艾洪着手进行起诉，要撵走他和另外几家人家，结果因此受到一个共产党组织派出的纠察队的包围。
“好像我对共产主义懂得还不及他们多似的。”他愤愤地说，“那班无知无识的混蛋，他们对共产主义懂点什么？就连那个赛维斯特，他又懂得什么叫革命？”赛维斯特现在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于是便坐在局长那张正对前门的办公桌后面，故意让纠察队看见，以等待行政司法部门采取行动。他家的玻璃窗上被人涂上了烛蜡，一纸袋粪便扔进了厨房。丁巴特从台球房里召集了一个机动小队来保卫大楼，他对贝泽夫斯基气得不可开交，要冲进他的铺子砸他的镜子。在这大萧条时期搬进的贝泽夫斯基这家铺子，实在算不上什么店铺，只是在地下层有一张理发椅而已，在那佛兰芒人式的惨淡昏暗中，他也还养着几只金丝雀。克莱姆·丹波仍到他那儿去刮脸，说是只有这位红头发的理发匠熟悉他的胡子。为这事，丁巴特对克莱姆很生气。不过贝泽夫斯基还是被撵走了。他的老婆站在人行道上大骂艾洪是个臭犹太残废，丁巴特拿她没有办法。不管怎么说，艾洪有过吩咐，“我不开口，不准动粗。”他并不排除动粗的可能，只是打算尽量抑制而已。虽然艾洪把丁巴特那份遗产亏得一文不剩，可丁巴特还是对哥哥俯首帖耳。“受打击的不仅是我们，”他说，“大家都有份。要是胡佛[6]和摩根[7]都不知道会来大萧条，威廉又怎能知道？不过他会使我们恢复元气的，我信他的。”
把贝泽夫斯基他们撵走的原因是，有个雨衣厂商要租用楼上的房间。等到把几套房间的隔墙拆掉打通后，市政厅追究艾洪违反消防和分区法令，并且企图将工业用电引入住宅区。这时，有些机器已经安装好，那厂商本身的资金也极有限，坚持要艾洪负担拆迁机器的费用。艾洪也不顾一切原则耍赖了，硬说那些机器是钉在地板上的，因此是属于他的不动产，于是又打上了官司。这场官司艾洪也打输了，而且那厂商发现，把窗子拆掉，用滑车把机器吊下去，要比把机器拆开搬走省事，便搞来一份准于照此施行的通令。艾洪那块用链条挂着的大招牌也遭了殃。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他已丧失了这座大楼，他最后的一笔产业，现在也完了。办公室已关闭，大部分家具都卖掉了，写字台叠在餐室里，卷宗档案堆在他床头，因而只能从一边走近床。为了准备以后形势好转，他想尽可能多留一点家具，几张转椅都放在起居室里，那些遭火烧的家具（那家保险公司已倒闭，根本没有赔偿）也搬回来了，廉价换了新面子，但仍有火烧味。
艾洪仍拥有那个台球房，从此亲自经营。他在前厅的角落里，围绕着收款机稍微布置了一下，作为自己的办公室，好歹总算还能继续做买卖。贬谪到这么蹩脚的地方，他一直耿耿于怀，过了好久才慢慢恢复过来。他成了这儿的头子后，为了开始积累资金，他产生了改组的念头，先是挪开球台腾出一块地方，办了个餐台，后来又安装了一个绿色的二十六点[8]掷骰盘。他依旧是公证人和保险经纪人，还取得了替煤气、电力和电话公司收费的资格。这一切都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因为在这种逼死人的日子，事情都进行得很慢，而且由于跟斗栽得太快太大，就连他的足智多谋也不灵了，盘桓在他脑子里的多数是追悔，他本应该设法至少保住阿瑟的钱，还有丁巴特的钱的。此外，还有个环境问题，现在他所有其他产业都已丧失殆尽，只剩下一条街的一处地方，四周又凝结着一片机器停开后浓重的沉寂，它笼罩着这特别空旷而又凄凉的地方。再加上以前花钱都是几块几十，现在连一角一分都得精打细算。他，一个身患残疾，上了年纪的人，从高瞻远瞩订大计划沦落到行奸使诈搞小钱。在他自己看来，这场大灾难并没有替他完全开脱——是他的那股冲劲往往模糊了别人的视线——还有，他好像一继承了局长的财富，财富便像一群只听局长话的小金兽似的，纷纷逃散了。“当然，”他有时解释说，“对我个人来说，并不算怎么惨。我以前是个残废，现在也一样是。就是事业兴旺了，也没法使我站起来走路，要是说有人事先能知道自己会有什么遭遇的话，那就是我威廉·艾洪了。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嗯，是啊，我可以相信，又不能相信。我知道，他这话是在心情沮丧的时候说的，消极成分多，积极成分少。他丧失了那幢大楼，而且，为了顾全面子而不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他还要孤注一掷，为保住大楼花掉了阿瑟所得遗产中剩下的那几千块钱。可以想像，那以后他的日子有多艰难。后来，他正式让我走了，有气无力地说：“奥吉，我用不起你了，只好把你辞退。”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照顾他的是丁巴特和他太太；他所受打击沉重，已被打垮，成天躲在书房里，心情忧郁，好多天不剃胡子不刮脸——而他是个全靠整个生活节奏一贯有规律的人——后来，他才离开那死气沉沉满是书籍的房间，宣布他要接管台球房，就像亚当斯[9]，竞选总统失败，回到家乡的州首府，当个低微的众议院议员。除非他要阿瑟辍学去做事——只要阿瑟答应——不然他非得想点办法才行，因为老本已经光了。为了要为那幢大楼筹措现款，他甚至退掉了保险。
阿瑟没有一技之长；他学的是文学、语言和哲学，不像克雷道尔的儿子考茨那样做牙医，现在能养家。突然间，儿子搞什么成为举足轻重的事了。考布林的儿子霍华德·考布林则靠吹萨克斯管挣钱。克雷道尔现在已不再向我嘲笑儿子对女人的反常冷淡了，反而劝我求他儿子在诊所的药房里给我找份工作。考茨为我弄到一份救济性的差使，在药房的小卖部站柜台，卖冷饮。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西蒙中学毕业了，慈善机关已不再给我们救济，他在拉萨尔街车站打工的时间也减少了，工头鲍格把活儿都安排给自己那些失业的舅爷妹夫什么的，把别的人全都赶跑。
至于积蓄，西蒙作为老奶奶的接班人，家里的钱一直由他掌管，可也全完了。银行在第一次抢兑时便关了门，那有石柱子的行址现在成了鱼铺，艾洪从他那台球房的角落里可以看见。西蒙毕业时的成绩仍然优秀——我真搞不清他是怎么弄到的——还当选为毕业班的司库，负责采购纪念戒和校徽。我想，这是他看上去很诚实的关系。有关经费收支情况，他得呈报校长，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和首饰商的私下交易，为自己净赚了五十块钱。他整天都很忙，我也一样。至于忙点什么，我们则互不相告。不过，因为我一直以来注意他已成习惯，对他所作所为，略有所知。至于我在干点什么，他是不屑停下来回头看上一眼的。他已向市立学院报了名，跟当时一般人的想法一样，希望读完后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申请进气象局、地质勘探队和邮局工作的人陡增，这从学校和图书馆布告牌上成叠的黑体字公告中可以看出。
西蒙能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这也许和他所读的书多有关，还有他练就的那种炯炯有神的当头儿的目光。像约翰·赛维尔[10]的、或者像杰克逊[11]的，在决斗中，当对手的子弹擦过他外套的大纽扣，他正准备开枪的一刹那——一种俨如天神、凛然正视的目光。那神情显得光明磊落而又成竹在胸，那深谋远虑但非为个人忧戚。我认为，西蒙一度确有真诚，而既然一个人有过真诚，你怎能肯定说，他现在就完全没有真诚了呢？可是他是运用这些东西，是利用它们。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那么，故意运用的时候，这些表情是否就变假的了？当然，话又说回来，在争斗的时候，谁会不利用自己的长处呢？
也许，以前劳希奶奶就是出于对西蒙这种天赋的赏识，才把自己别出心裁的梦想，寄托在罗森沃德或卡内基[12]的善行计划上的。西蒙在街角看人打架，在十多个主动自荐的目击证人中，警察偏会挑中他问他情况。或者是，教练从健身房储藏室里拿出一只新篮球时，有几十只手臂挥舞着要那只球，可是他却会把球扔给并未争着要的西蒙，西蒙也料到教练会把球给他，因而他接球时丝毫也不感到意外。
眼下西蒙处境欠佳，因而不得不减慢他迈向秘密目标的速度。我当时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甚明白为什么需要一个目标。对这我还理解不了。不过他确实无时无刻不在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本领，例如跳舞、和异性交谈、求爱、送礼品、写情书，了解各餐馆、夜总会和舞厅情况，怎样打领带领结，胸袋里的手帕怎么插法才算正确，怎样选择衣服，在那班粗野的流氓无赖群中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在体面的人家举止应该怎样等等。最后这项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不曾学会老奶奶有关举止的教诲，可是老奶奶在讲时，西蒙看似没用心听，却掌握了要领。我讲述这些许多人认为不足为道的事，是因为我们对这些全然陌生，一无所知。我看着他讲究怎样戴帽子、抽香烟，怎样折起手套放进里面口袋，心里既佩服又纳闷，他是从哪儿学来这一套的。我自己也学会了其中的一些，可是我做时，从来没有他有的那种津津有味的乐趣。
西蒙是从那些时髦豪华场所的客厅、按摩院、挂着有流苏门帘的餐室里学来的，里面点着细蜡烛，弦乐队一直演奏着节奏轻快的圆舞曲。西蒙学到了这一切。他虽然对这一切采取冷嘲态度，但却深受影响。因此，我本该知道，在死气沉沉的冬日下午，在这种沉闷萧条的地方，他身穿大衣，两天不刮胡子，在一家杂货店里，或者和共产党员赛维斯特一起待在齐克曼的专卖小册子的书店里，有时甚至在台球房里混日子，对西蒙来说，这种生活有多难受。他只有星期六在车站干活，而且据他说，那还是因为鲍格喜欢他。
在那时光流动迟缓的冬日。我们总算有点时间，坐在窗前的台球房餐柜旁聊上一阵，从那儿可以看到被马粪、煤渣、煤灰染脏的积雪，以及在下午四点的灯光中缭绕的褐雾。在家里，我们帮妈做了生炉子、买菜、倒垃圾煤灰等必做的事情后，便不在家里陪她——我陪她的时候比西蒙还少。西蒙有时就在厨房桌上做作业，妈便在炉子上给他煮一壶咖啡。吉米·克莱恩和克莱姆曾问我，赛维斯特是否在使西蒙接受他的政治信仰，这事我没有转问西蒙。我相信我给他们的回答是对的，我说西蒙是迫切需要设法来打发时间。他出席会议、参加讨论、座谈、联欢和筹措房租晚会，全是出于无聊，也为了要会会女孩子，并不是因为他把赛维斯特看成是个新明星，他结交的是那些穿皮夹克、低跟鞋、条格布工作服、戴贝雷帽的大小子。他带回家来的那些宣传品，使第二天早晨的餐桌上不会出现咖啡杯的痕迹，或者用他那长满金色汗毛的大手，把油印的小册子撕碎生炉子。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那些宣传品我读得比他多。不，西蒙和他的是非观念，我很清楚。他认为，他有妈和我需要照顾，除此之外，他不会再想担负整个阶级的重任，他不会接受赛维斯特的道德观，就跟他不会买下一套尺寸不合身的衣服一样。可是，他坐在齐克曼的店里，从容镇定，在煽动性的无产阶级标语下，吸着伸手牌香烟，听着夹杂着拉丁语、德语和别的外国语的谈话，在迷漫着黄色烟雾的冷空气中，青春焕发的大下巴靠在衣领上，脑子里完全反对这一切。
西蒙到台球房来使我颇为惊讶，因为他曾批评我和艾洪家的人搞在一起。不过解释仍然一样——还是出于无聊，因为他身无分文。不久，他便一面跟眼带忧伤的赛维斯特一起，用小册子和资产阶级展开宣传战，一面跟丁巴特学台球。没过多久，他的台球便打得不错，常能在五分钱一球的轮换打中赢钱，但是他不跟球室里那些职业神球手打。有时候他在后室掷骰子，手气也相当好。他避免跟那些流氓、杀手和窃贼有职业上的往来。在这方面，他比我聪明，因为我不知怎的竟参加了一次偷窃。
原来我常跟吉米·克莱恩和克莱姆·丹波在一起，到中学的最后几个学期，我和他们俩见面都少了。吉米家的人受失业的打击很大——共和党被赛尔马克[13]赶下台后，汤米失去了市政厅的工作——吉米得干很多活，晚上还要学簿记，也可以说在试学，因为他对数学不在行，或者说他对任何要用脑子的事都不行。不过他有为他家奋勇直前的决心。他妹妹艾丽诺已一路乘公共汽车去墨西哥，去找那儿的一个亲戚，就是那个使吉米对家谱发生兴趣的，看看是否能搞得好一点。
至于克莱姆·丹波，他非常看不起学校，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来躲在床上读影视新闻，看刊登赛马消息的杂志。他渐渐变成一个顶呱呱的懒汉。通过他的母亲，他和他继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他的习惯、脾性问题，那继父是他母亲的第二个丈夫，也没有工作。邻居家就有个儿子，在闹市区一个保龄球场里干放置木瓶和送球的杂活，每小时工资三毛钱。因此，为什么他就拒绝找活干呢？他们一家四口，都住在前丹波太太自己经营的婴儿服装店后面的房间里。克莱姆的继父，秃顶，后脑勺的头发也稀稀拉拉，常穿着内衣在火炉旁看《犹太信使报》，或者替全家人准备午餐吃的沙丁鱼、脆饼和茶。桌子上摆着两三听打开的奥斯卡王牌罐头，还有罐装牛奶和油煎玉米小丸子。他不是个脑筋灵活的人，也没有多少话题。我去时，看见他穿着卷云形织纹的羊毛内衣，话题不外是问我挣多少钱。
“要我去干低头弯腰的活？”当他的母亲对他提起工作的事时，克莱姆便这样回答。“要是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我就吞氰化物自杀。”而一想到吞氰化物，他便“哈！哈！哈”大笑，嘴张得老大，摇动着刺猬刺似的头发。“不管怎么说，”他说，“我宁愿躺在床上自个儿玩乐。妈，”——他母亲穿着裙子，两条腿像跳西班牙舞演员似的——“你又不算老，该懂得我说的意思。你别忘了，你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你跟你丈夫那一套，”他弄得她瞠目结舌，可又因我在场，不好答话，只得气愤地对他直瞪眼。“还跟我装腔作势，得了——要不，你结婚为的什么？”
“你不该对你妈那样说话。”我私下对他说。
他对我笑笑。“你应该在这儿待上两天两夜——那你会说我对她还算客气了。她那夹鼻眼镜骗了你，你不知道她是怎样一个骚货。咱们得正视事实。”不用说，他把那些事实全都告诉了我，而且似乎连我也牵涉在内。她曾拐弯抹角地打听过我，还说我看上去多么身强力壮。
下午，克莱姆要外出散步；他带着一根手杖，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他从图书馆借了一些贵族的自传来看，看得直乐，还曾打扮成皮卡迪利大街[14]上的绅士，耍弄过那些波兰佬店主。他几乎总是准备纵情哈哈大笑，红彤彤的脸上，乐得十分轻松，显出一条条因恶作剧而得意忘形的大皱纹。一旦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几块钱，他便去赌赛马；赢了就请我吃牛排，抽雪茄。
我也跟别的各种各样的人来往。有一些能读大部头的德文或法文书，能将物理学和植物学课本倒背如流，还有尼采和施本格勒[15]的读者，而一些是罪犯。只不过我从没想到他们是罪犯，是我在台球房里认识的，在学校里也见过，中饭时在健身房里跳双人舞或在热狗店里混熟的一些小伙子。我结交各方面的人，没有人知道我属于哪一方面，就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要是我不认识艾洪，没有替他做事，我会不会在台球房里鬼混呢，这很难说，我的确不是一个爱啃书本的学生，也不是一个死记硬背的怪人，可我也不反对这两种人。不过，要是那些歹徒坏蛋把我看成是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那倒安全多了。一个名叫乔·戈曼的窃贼，开始和我谈起一桩盗窃的买卖。
我没跟他说不干。
戈曼人十分聪明，长得英俊高挑，打得一手好篮球。他父亲开一家轮胎店，境况很好。他显然没有必要去偷窃。可是他有过多次盗窃汽车的案底，蹲过两次圣查尔斯监狱。现在他打算盗窃林肯大街上离考布林家不远的一爿皮货店。去干的是我们三个人，那第三个人是水手布尔巴，就是从前和我合用一个衣帽柜、偷我科学课笔记本的那个人。他知道我不会泄底。戈曼计划得手后驾父亲的车逃走。我们将从店后面的地下室窗子钻进去，扫空店里的全部女用手提包，先由布尔巴负责隐藏，然后再由台球房里一个专事销赃的名叫乔纳斯的替我们脱手。
四月里，一天晚上一点钟，我们开车来到北区，把车停在巷口，接着一个一个溜进后院，水手已来探过路，那地下室的窗子只有普通窗子的一半大，可是没有铁栅条。戈曼去开窗，他先用撬棍，后来又用自行车胶带（这是他在台球房里听来的技巧，但从没试过）。没有用。后来水手用自己的便帽裹住一块砖头，猛砸玻璃。玻璃的破碎声一响，我们就飞快逃进小巷，后来没见有人来，就又蹑手蹑脚地溜了回去。此时，我对干这种事已经倒了胃口，可是已不容我就此退出。水手和戈曼进去了，留我在外面望风。这种干法其实很不明智，因为只有一条从窗口脱逃的路，要是我被驶进小巷的警车逮住，他们俩谁也休想逃走。不过戈曼是个老手，我们得听他指挥。除了老鼠奔跑和废纸飞动的声音外，没有别的声音。最后，地下室终于传出声响，戈曼那张轮廓分明、颜色苍白的脸从下面露了上来；他开始把裹在薄纸里的软绵绵的女用手提包一个一个递给我，我把它们塞进藏在我雨衣下的粗呢口袋里。布尔巴和我背着赃物，穿过后院溜到相邻的一条街上。戈曼则把汽车开过来。我们把布尔巴送到他家屋后；他先把袋子扔进围墙，然后跳了进去，他的水手裤宽松地飘扬着，落在空罐头和碎石子上。我穿过空地抄近路走回家，从铅皮信箱里取出钥匙，走进人人都已进入梦乡的屋子。
西蒙知道我很晚才回来，他说半夜时妈曾进房来问我到哪儿去了。他好像并不关心我干了什么勾当，也没注意到我虽然装得若无其事，心里却很不好受。我一直睡不着，心里拼命在盘算，该怎样来解释我可能分到的二三十块钱赃款。我想要克莱姆说我们一起赌赛马赢的，可是看来行不通。其实，这一点也不难，我可以在几个星期内一点一点地交给妈。而且，就像老奶奶当权时那样，没人会密切注意我在干些什么。可我由于心惊胆怯，过了好一阵子才想清楚这一点。
不过我并没有折磨自己很久。由于脾性的关系，我仍去学校上课，只错过一堂。我也照常参加合唱队的练唱；下午四点去台球房，水手布尔巴穿着喇叭裤，正高坐在擦鞋椅上，看人打彩色台球。平安无事。一切都已和销赃的乔纳斯谈妥，他将在当天晚上去取货。我把这件事完全抛到了脑后。春光明媚，树木开始抽芽，更使我容易把它忘掉。艾洪对我说：“他们在公园里举行自行车比赛，我们去看看吧。”我满心情愿地把他抱上汽车，就去了。
我决定不再参与盗窃勾当，我现在已尝到它的滋味了。我对乔·戈曼说，以后他别再指望我参加盗窃活动了。我准备被人叫做胆小鬼。可是戈曼既没有对我生气，也没有鄙视我，只是平静地说：“好吧，要是你认为这不合你胃口的话。”
“正是这样——这不合我的胃口。”
他若有所思地说：“没关系。布尔巴是个笨蛋，不过我跟你倒可以合作得很好。”
“要是我没这种能耐，干也没多大出息。”
“何必这么认真呢？当然随你的便啦。”
他性情温和，自尊心很强。他照着口香糖机上的镜子，梳了梳头发，拉直吹歪了的领带，就走了。打这以后，他便不大答理我。
我请克莱姆出去玩，一块儿把那笔钱花得精光。可这件事对我来说，还远没有了结哩。艾洪从克雷道尔那里知道了这件事，那销赃的曾向克雷道尔兜售了一些女用手提包。大概克雷道尔和艾洪决定为此要给我臭骂一顿。于是，有一天下午，在台球房里，艾洪叫我挨他身边坐下。从他那板着的面孔，我就知道他要对我大发雷霆了，我当然明白是为了什么。
“我可不想眼看你变成个罪犯，”他说，“你落进这种环境，我认为我该负一部分责任。你到这儿来连年龄都还不够，你还没有成年。”——要说的话，布尔巴、戈曼，还有其他几十个人全都是这样。然而没人来管这闲事——“尽管你已成熟得超过实际年龄。我决不让你去干那种事，奥吉。丁巴特虽然没什么头脑，可他也懂得盗窃的勾当干不得。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容忍迁就，让各种各样的人都到这儿来。我也知道谁是小偷，谁是持枪歹徒，谁是拉皮条的。但我没法子。这是台球房。可是奥吉，你是懂得好歹的；你曾跟过我，要是我听说你也干上那种勾当，我一定会把你从这儿撵走的。你就永远别想进这儿。永远别再见到我太太和我。要是你哥哥知道了这件事，那就够戗了！他会揍你。我知道他一定会的。”
我承认他说的一点没错。艾洪一定看到了我内心的恐惧，虽然只是通过小小的缝隙。我的一只手正搁在他够得着的地方。他把自己的手按在我的手上，“年轻人就是这样开始腐化堕落，身败名裂的，健康容貌全都会毁个干净。这种人一干就不再干孩子干的事，而是干大人干的事。一个孩子偷的只是苹果、西瓜。要是他在学校里就不老实，也会开出一两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可能去做持枪抢劫的强盗……”
“我们没有带枪。”
“要是你敢发誓戈曼没有枪，”他激动地说，“我就拉开抽屉立即给你五十块钱。告诉你，他有枪。”
我脸上发烧，泄了气。这可能是真的，听起来可信。
“要是当时警察赶到，他会开枪，企图逃跑。那样你就给自己招了灾啦。对，一点没错，奥吉，会打死一两个警察。你知道，杀死警察的，打从抓进警察局起，会尝到什么厉害——脸会揍得不成样子，手会打得稀烂，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这还只是你人生的开始哩。你别对我瞎说，你这只是小孩子想闹着玩。你干那种勾当到底为的什么？”
我不知道。
“你真的是个歹徒？你真有那种天性？我想我可从没见过这种情形，一个人的外貌竟能这样骗人。以前你在我家里，东西那么到处随便放着，你有过偷的念头没有？”
“嗨，艾洪先生！”我心里又气又急。
“不用你告诉我，我知道你没有。我所以问问，只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有干那种勾当的冲动，可我是不相信你会有的。好啦，看在上帝分上，奥吉，以后你可千万别再跟那班窃贼混在一起了。要是你开口对我说，我是会给你那守寡的母亲二十块钱的。你是不是真那么急需钱用？”
“不是。”
他很给面子，明知妈并非真正守寡，却那样称呼她。
“还是想找刺激？现在，别人连躲都来不及，你还要去找刺激？你可以去游乐场乘滑行飞车、飞橇和惊险滑梯。去河景区公园。可是慢着。我忽然发觉你身上有一种东西。你有一种反抗性。你并不是真的什么都无所谓。你只是表面上装作这样。”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出多少有点像我的真相的话。我感到震动很大。如他所说，我身上确有一种反抗性，心里极想进行抵抗，想说“不！”，这是确切无疑的，这种感觉就像是令人痛苦的饥饿感。
艾洪发现了这一点，他煞费苦心地考虑我的事，惦念着我，使我对他充满感激之情。由于我有着被他发现的这种本性——我的反抗性，而我是掩盖着的，所以我不能有任何申辩的表示，也不能表白我的感觉。
“别做傻瓜，奥吉，生活才给你布下第一个陷阱，你就失足掉进去了。你们这些在苦境中长大的小伙子，天生是使监狱常满的料——还有教养院、收容所之类的地方。州当局早就为你们预订好面包和豆子了。他们知道一定有些人到监牢里去吃的。他们也知道，预计能敲出多少铺路的碎石，可以指望哪些人来敲，预料什么人会到公共卫生所去接受疳病[16]治疗。他们所预料的人，都来自这儿周围和全市类似的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相同的地区。这几乎已是命运注定的。要是你也让自己被这种命运所注定，那你就是个大傻瓜了。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那些凄惨糟透的地方正等着你去哩——那些监狱、诊疗所和施食站知道什么人是天生的失败者，这些人很快会油尽灯枯、老朽无用，像个屁似的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毫无目标地鬼混一阵就完蛋了。要是你也这样，没人会觉得奇怪的。你现在摆的就是这个架势。”
接着他补充说，“不过我想，我会觉得奇怪的，”还说，“我可并没有要你拿我做榜样。”话语之间的矛盾，真是再明白不过了，因为我清楚他那些五花八门的骗人勾当。
艾洪有在煤气表上做手脚的专长，能把电线接到总线上去偷电，他还为违章和逃税行贿；在这些方面，他真是无限聪明。他有一脑子的鬼主意。“可是当我在考虑问题，在真正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是个卑鄙的人。”他说，“最终，当然不能靠思考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但是要是你好好想一想，这世界就是最低的安慰奖。”
他继续说着，可是我的心思早就顾自飞驰他处了。不，我不愿做他所说的受命运注定的人。我从不接受命中注定的说法，也不会变成别人要把我造就的样子。我对乔·戈曼也曾说过“不”，对老奶奶，对吉米，对许多人都说过。艾洪已看出我这一点。因为他也想左右我。
为了使我不惹麻烦，也因为他惯常需要有个代表、通讯员或可靠的助手，他再次雇用了我，不过给的钱比以前少了。“别忘了，老弟，我一直在注意着你。”他不是一直在注意着力所能及范围内的许多人和事么？不过反过来，我也在注意着他。眼下，我对他那种种欺诈行径的兴趣，比起我在他家当小听差、他家的生意红火得我都闹不清那阵子，要大多了。
在我最初帮忙他干的那些事情中，有一件是非常危险的——欺骗歹徒多事佬穆奇尼克。几年前，穆奇尼克还只是个小流氓，为北区帮卖力，干的是朝不肯付保护费的干洗店的衣服上喷洒硫酸之类的行径。可现在，已不同以前，他发了，有钱找投资机会了，特别是在地产方面。有个夏天的晚上，他曾认真地对艾洪说：“我知道在帮里一直混下去会有什么结局，到头来只能吃枪子儿，我已经见得够多了。”
艾洪告诉他说，他知道有一块很好的空地，他们可以合伙买下来。“我和你合伙买，你就不必担心它不涨价了。要是你亏了，我也会一样亏。”他真心诚意地对穆奇尼克说。那块地原本开价六百元，他一定可以杀价到五百。这确是个说一不二的保证，因为那块地就是他艾洪自己的，是他从他父亲的一个老伙伴那儿用七十五块钱买的；现在，他只卖出一半所有权，还能赚一票。这笔交易是运用种种手段，冷静地完成的。结果很好，穆奇尼克找到了一个买主，很得意自己在一桩合法的买卖里赚了一百块钱。可要是他发现真相，他会亲手宰了艾洪，或者叫别人给他吃枪子儿的。在穆奇尼克看来，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这样做，是最简单不过，最天经地义的了。我一直担心，生怕穆奇尼克会动念头到土地登记处去查一查，发现那块地只是名义上属于艾洪太太的一个亲戚。可是艾洪说：“你干吗为这去伤脑筋呢，奥吉？这人我早就把他给揣摩透了，他是个大傻瓜。我还在不断为他出种种对他有利的主意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