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切之中，我想要为自己得到点什么呢？我没法告诉你。我哥哥西蒙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他和一些我们的同龄人都已想到应该不负此生，而且已经选择了方向，可我仍在团团转。至于艾洪，需要我为他做些什么，他心里一清二楚，而对我能从他那儿得到点什么，则不甚了了。我知道自己有强烈的渴望，然而不知道自己到底渴望些什么。

一个人成年以后，每逢对生活感到厌腻，通常就会听凭自己暴露出种种恶习和缺点，令人讨厌，可是在这之前，都有或理应有一段天真自然、优美如画、不知不觉而过的时光，就像一幅西西里岛上牧羊人谈情说爱的田园画，也像伊里克斯山[1]中能用石块赶走的狮子和从缠结中散开钻入岩缝的金蛇。我说的是早年的生活情景；因为每个人都一样，开始是伊甸园，然后经历尘世的种种束缚、痛苦和扭曲，最后死亡，进入冥冥之中，据说从那儿可以盼望永远进入新生。可是眼前，有的只是对周围一切的恐惧，阴暗无望的生活、预兆死亡的危迫、恶语中伤的嘴巴和可怕吓人的眼睛，还有那使欢乐茫然不复记忆，对幸福自馁不敢希冀的害怕一切的战战兢兢。没有牧羊人谈情说爱的西西里风情，没有任意涂抹的生活画卷，只有城市中深切的烦恼。而你又被迫过早地卷入那高深莫测的城市生活目标之中，既没有穿上法衣被送到以利面前，开始在神殿里侍奉[2]，也没有由眼泪汪汪的姐妹们放上马背，送到波哥大[3]去学习希腊文，而是流落在台球房里——这又怎能使你飞黄腾达？还能得到什么幸福和解除困苦的良药来替代短笛、羊群和音乐般的、吮乳的童真？怎么有可能跟一位戴着眼镜、脸色苍白的教师哪怕只是一起散个步，或者学学小提琴呢？朋友、伙伴、哥们和弟兄都没有概要、摘录，或者速记之类的东西来告诉你这样会走向何方。鲁滨逊在茫茫的苍穹之下，只身和大自然相处，仅仅对付那几个动物，日子尚且过得够麻烦的，何况我是处在一群做出成绩要困难得多、勉强得多的人之中，而且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有一段时间，丁巴特对我也有过影响。他曾讲过高深莫测的城市中的生活目标。他认为他有许多东西可以教我，这些东西就连他哥哥也教不了。我发现丁巴特一心一意想在局长和艾洪面前证明自己有能耐，千方百计想搞出点名堂，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发誓说他一定能做到，达到名利双收。他要做一个响当当的经纪人，名列主要比赛前广播宣布的名人之中，传遍整个拳击场，他的眼睛像钻石般闪烁发光。他时常能物色到一个有可能吸引人的拳击手，为他经理一切。当时他就做着一个重量级拳击手的经纪人。他说，他终于有了一个好拳击手——奈尔斯·纳杰尔。丁巴特曾经有过几名中量级和次中量级拳击手，可是一名优秀的重量级拳击手，只要是冠军的料，就最能赚钱，而丁巴特一口咬定——他大声吼叫着，认真得打算要跟人干上一架——奈尔斯正是块冠军的料。奈尔斯有时候自己也这样认为，可是心里也许不这么想，要不他会把全部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不再回拆旧汽车厂工作的。他双手肮脏，动作缓慢又有点抽搐，双臂白皙粗壮，关节部位筋肉发达，挥击时特别有力。他那迟钝黝黑的下颏也同样坚强有力，僵硬地朝刮光的喉部缩下以躲避来拳；他头顶戴着鸭舌帽，伸出的帽舌遮住深藏的眼睛。他给你的感觉，是个心灵曾受伤害、为人正派、不想损人伤人、像卷马鬃或像个破球的粗笨壮汉。他非常结实，很挨得起打；他那高大魁伟、侧腹壮实、皮肤白皙的身躯的移动速度，作为一个重量级拳击手来说，已经是够快的了。他所缺乏的是临场应变头脑。他全靠丁巴特告诉他应该怎么打，他情愿受人支配，不能据实力争，因为他那张牙齿不全的嘴非常木讷，所以台球房里那些爱说俏皮话的人说：“换成轻油吧，要不在这种天气发动不起来。”这个卖鸡女人的儿子本不适合当拳击手。他母亲多年来一直在一家家禽店的后堂干活，给鸡鹅拔毛，穿一身粗麻布衣服，闭嘴掩不住牙齿。她赚的工资倒不错，奈尔斯向他妈拿的钱仍比他自己挣的还多。他干拳击，只是因为他表面看上去在这方面很有潜力。

不过，要是他被作为拳击手受到倾慕，他会欣喜若狂。丁巴特有个台球房的哥们，是一个少年俱乐部的赞助人，有一次请丁巴特去分界街一个地下室给这个俱乐部做报告，丁巴特把奈尔斯也带去了，让他站在旁边，他高兴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经过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丁巴特和奈尔斯都穿了自己最好的衣服，黑色麂皮皮鞋，戴着一尘不染、紧压眼睛的浅顶软呢帽，挂着钥匙链。“孩子们，你们必须懂得的第一件事是，生活俭朴正派十分重要，要刻苦锻炼，多喝牛奶，多吃蔬菜，要开窗睡觉。就拿我手下的这位拳击手来说吧，”——奈尔斯高兴地龇牙咧嘴笑着，粗声粗气地向听众说了祝福的话——“外出巡回比赛时，无论人在哪里，奈尔斯每天至少要锻炼到全身出一次大汗。然后用热水淋浴，冷水淋浴，再迅速用力擦干，让体内的毒都从毛孔排出去。只有在他打赢以后，我给他一支雪茄，他才抽烟。我曾在《邮报》上读到过一篇德克斯·理查德的文章。文章说，在和威拉德[4]决战之前，当时在俄亥俄，连阴凉处的气温都达到华氏一百度，可是登普西[5]训练有素，赛前他穿着内衣小睡了一会，醒来后衣裤居然还是干干的，浑身上下一滴汗也没有。孩子们，我要告诉你们，这是多么的了不起！这是值得下功夫的一条路子。所以请听我的忠告，别去玩弄你裤裆里的那个小东西。这一点真是说不出有多重要。千万别去碰它。你要是想做运动健将，那就别去碰它，而比做运动健将更美的差使是没有多少的；而且即使你有别的志向，碰那东西也是使你行为变坏的第一步，所以别去碰它，那会使你脑子变得稀里糊涂。也别跟你的小女朋友胡搞，那对你们和她们都没有好处，听我的话没错。我这是给你们讲的老实话，因为我不喜欢遮遮盖盖、瞒哄骗人的那一套。至于我在街上看到的那班紧跟不放的小妓女——你们别去理睬她们就得了。要是你真想有个女朋友，我认为那也未尝不可，有很多规矩的女孩子可供你们选择，就是那种决不会来抓你裤裆、决不让你在台阶上糊着不走，一直缠到夜里一点钟的女孩子。”——等等，等等。他一面讲，一面用含着诚意的炯炯目光注视着坐在折椅上的会员们。

当个经纪人对丁巴特再合适不过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好发表演说（他哥哥就是一位常在集会和宴会上演说的人），一大早会把奈尔斯拖出房间到公园去练跑，在特拉夫顿体育馆里，又会连哄带骗，又叫又喊地指导训练，为争用设备到处挥拳作势，经常怒气冲冲地坚持自己有权一直使用纱袋和吊带。训练室里，擦剂气味熏得人昏昏沉沉，拳台栏索时时来回摆动，白铁衣物柜不断乒乓作响，房间里一片昏暗；在里面练拳的有肌肉发达、全身汗津津的波兰人、意大利人和黑人。聚集在这儿的，还有衣冠楚楚的拳手老板和股东们。把奈尔斯训练到具备参赛水平，丁巴特便带他外出比赛。带着向艾洪借来的钱，搭长途公共汽车去了西部。可是后来他从盐湖城打来电报说，他们在那儿被打败弄得破产了。他们回来的时候饿坏了，脸色苍白。奈尔斯打了六场只赢了两场，在台球房里备受人们的嘲笑。

丁巴特有很短一段时间停搞拳击赛事；那是在乔利埃特发生大越狱的时候，丁巴特是国民警卫队下士，应州长之召出动围捕逃犯。他立刻换上卡其布军装，戴上有棱纹的战斗帽，可是他并不讳言，担心在参加巡逻时，会使他所崇拜的汤米·奥康纳，或飞行员拉雷，或布格西·冈萨雷斯[6]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笨蛋，你假装跌进沟里，待在那儿不动就行了。”艾洪对他说，“不过看来没等你上火车，州警察就会把他们给逮住的，要不最多是坐一趟拥挤的火车，吃吃豆子罢了。”

局长的身体近来不太好。他从床上喊道：“谢普，你走之前，让我看看你，”当丁巴特面带委屈，扎着使裤子变了形的绑腿，站在他面前时，老人不禁被儿子这副少见的模样逗乐了，说了声：“傻——瓜！”丁巴特挺直了身子，他误解了老人的心情，心里感到老大不快。艾洪太太怕见到他这副军人打扮，伏在洛莉·菲尤特肩上低声哭泣。丁巴特到了乔利埃特附近，在阴雨天气中露宿了几天，回来时人变得又黑又瘦，折磨得疲惫不堪，连激怒的眼睛也累得眯成一条线。可是他立刻就着手进行奈尔斯的赛事，安排他在密歇根州的马斯基根出赛一场。艾洪派我跟他们一起前去，搞清丁巴特和奈尔斯陷入困境时的真相。他说：“奥吉，我得给你放一次假。要是你那位我不太相信的朋友克莱恩，能在下午来代你做一两天替工，你可以去旅游一次。有个人坐在奈尔斯的台角里，也许可以使他提高信心。丁巴特在他头上鞭子噼啪噼啪的抽得太紧，弄得他意志消沉。也许旁边有个心情愉快的第三者，会使他‘鼓起勇气’[7]。你的拉丁语怎么样，好不好，小家伙？”艾洪对自己这个主意得意非凡；他想做的如果是一桩好事，便会使他热情高涨。他对他父亲说：“爹，给奥吉十块钱吧，他要替我出一次差。”——以此表示他的慷慨并非没有障碍。局长欣然照给，不管给多少他都很爽气，满不在乎，在给钱大方这点上，他是堪作楷模的。

丁巴特很高兴我去，还给我们讲了一通话，充满他一主事就有的那股大言不惭的蛮劲儿。“好吧，伙计们，咱们这次非赢不可……”可怜的奈尔斯，他身穿美国陆军航空兵妇女队[8]飞行员的深紫红色夹克，把身上的肌肉绷得鼓鼓的，鼓起的衣服一直拖到他那笨重得像管子工工具的粗壮的罗圈腿上，看上去实在不像样。他那张大脸就像花园里刚刚耙过、需要浇水的土地。在这多孔的干土上，一对白多黑少的眼睛露出担心大难临头的神色，还有一只已被拳头打得七歪八扭的鼻子。

那天，最不幸的事已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有人发现艾罗家的兄弟中有一个被人枪杀在他的小敞篷汽车里。《检查人报》对此以很大的篇幅作了报道，我们是在驶往码头的电车上读到这条新闻的。奈尔斯想起，他曾和这个艾罗比赛过垒球，他不免有些垂头丧气。不过当时还很早，天刚亮，贫民区街道上一片空寂，只有屋檐上有点亮光。当我们走上码头，朝“索格塔克城”号走去时，一出检票处，突然间，城市的阴沉不见了，眼前是一片闪着红光、上下起伏的蓝莹莹的湖水，从黑黢黢的岸边一直伸向金光明亮的东方。铅白色的甲板刚冲洗过，闪耀着墨西哥湾暖流的水色，海鸥顺着气流在翱翔。丁巴特终于开心了。他叫奈尔斯趁甲板上人不多时绕船跑步。在船上八小时不运动，到晚上出赛时四肢会太僵硬的。于是奈尔斯就微笑着小跑起来。阳光美如流金，海鸥几乎从静止不动中飞落水面啄食面包碎片。在此情此景中，奈尔斯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自胸部上端猛发几拳，虎虎有劲，老练凶狠。丁巴特穿着有蝉腿状条纹的衣衫，指点奈尔斯要多用膂力，他们俩都深信他们必胜无疑。后来，他们到铺有粉红色地毯的休息室里喝咖啡去了。我留在甲板上，欣悦地领略阳光、色彩和从底舱传上来的干草味。底舱关有一个乡间巡回演出马戏团的马匹。我坐在蓝天碧水之间，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懒洋洋的空气从我的穿着印有黑字的大号破球鞋的脚上，往工装裤里向上爬着，我感到心情万分舒畅。我把头靠在舱壁上，有浓浓的头发垫着。

在我们驶出码头，在温暖的淡水湖面上航行许久后，丁巴特才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子走出休息室。她们是他的伊莎贝尔或者珍妮丝的朋友，他在这儿和她们邂逅相遇。她们俩都穿着打网球的白色衣裙，头发用丝带扎在头顶，她们是去度假的，打算在索格塔克的一处度假胜地的草地网球场上打打球，又跑又跳一番，还准备在近岸的平静水面上划划独木舟，展示展示自己漂亮迷人的胸脯。丁巴特拿着帽子，指点着渐渐远去的景色，他那头杰出的头发便得以有机会沐浴在阳光下，蒸发出洗发水的香气——对一个事业如日方升的年轻拳赛经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穿着白皮鞋，裤子上饰有快艇驾驶人那种波纹带，在风和日丽的早晨，满怀希望，漫步在甲板上，向女孩子献殷勤更好的事吗？奈尔斯仍留在休息室里玩铁爪机，他想得奖。那是一架有玻璃罩的小起重机，罩子里堆满廉价糖果，间有照相机、自来水笔和手电筒。你投入一枚五分镍币，就可以通过两个小机件来操纵那台小起重机，一个机件用作瞄准，另一个是控制铁爪的。奈尔斯花了五毛钱，结果只抓到一把味同嚼蜡的糖果。他本想为他母亲抓一只照相机的。

于是，他和我就在甲板上分吃了那些糖果，后来他说，他玩那机器用眼过度，觉得头晕，实在是船的晃动和湖水不断溅打船头使他头晕的。当船驶近密歇根湖岸和近岸的巨浪区时，他突然把那死人般的脸转了过去，面色苍白得像珊瑚虫，连那些有最深的皱纹的地方都像。他呕吐的时候，丁巴特使劲从背后扶着他——是自己的拳手，必得帮助他脱离苦海——毫不掩饰痛心的失望央求道：“啊，伙计，看老天爷的面，忍着点！”可是奈尔斯继续大口呕吐着，剧烈喘息着，他的头发披散在那张冰冷的脸上，盖住那双渴望早点登上陆地的眼睛。到达索格塔克时，我们没敢告诉他，离开马斯基根还有几个小时的航程。丁巴特扶他到下面去躺下。在整个世界上，奈尔斯能感到安全的，只有几条街。

抵达马斯基根，我们搀着面色蜡黄、体弱无力的奈尔斯下到码头上。这儿的湖底是沙地，浪小，使鲈鱼得以藏身，躲过那班午后的钓客。我们来到了基督教青年会，给奈尔斯冲洗了身子，吃了一顿烤牛肉，然后就到健身房。尽管奈尔斯诉说头痛，想躺一下，丁巴特还是逼他作跑步锻炼。“要是我让你躺下，你就只会躺在那儿自怨自艾，今天晚上你就打不出像样一点的结果来了。我知道你需要什么。奥吉会给你去买包阿司匹林来。你得跑步，好把吃的消化掉。”我买了药片回来，奈尔斯在那光线阴暗、空气又不流通的房子里跑了十圈后，脸色发白，四肢痉挛，坐在篮球架下直喘气。丁巴特在揉他的胸口，一面仍颇有信心地试图给他打气，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用威吓来增强他的信心，只是说：“伙计，你的毅力呢？你的后劲哪儿去了？”把奈尔斯弄得更难受。

毫无用处。太阳已经下山，再过一小时就要出场了。我们走出健身房，坐在广场上。那儿淡水的气味很浓。奈尔斯仍然眩晕欲吐，垂着头，瘫坐在长凳上。“嗨，打起精神来，”丁巴特说，“咱们得尽力而为。”

拳赛在狮子会堂举行。奈尔斯排在第二场，对手叫王子贾沃斯基，是布伦斯威克工厂的一个钻工。观众都为他助威，特别是在奈尔斯踉踉跄跄躲开他或者把他抱住，在干硼砂闪烁的拳台上露出怕得要死的神情，呆呆地凝视着台旁的脸孔和震耳欲聋的狂热叫嚣时。贾沃斯基以越来越大的弧度挥拳追打他。这家伙身材比可怜的奈尔斯高，手臂也较长，而且据我估计，比奈尔斯大约年轻五岁。丁巴特被不绝于耳的嘘声气得快发疯了，当奈尔斯回到台角时，他对他吼道：“这个回合你要是再不至少击中他一拳，我就一走了之，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对你说过，咱们应该坐火车来的，”奈尔斯说，“可你偏要省那四块钱。”不过，在第二个回合，他听着对他的倒彩，眼露震惊，突然斗志奋发，用他那又白又大的拳头不顾一切地朝贾沃斯基死命乱打。可是在第三个回合，他最挨不起打的肚子那里中了一拳，就此四脚朝天倒下，在可怕的呐喊和叫嚷声中，裁判员数到十时他还没起来，便被判击败，还受到假装击倒和比赛作弊的指控，急得丁巴特连忙爬到拳台第一条栏索上，朝裁判员直挥帽子，裁判员却用双手做了个马笼头，掩住了耳朵。奈尔斯弯着腰离开了拳台，在雪亮的灯光中，两眼就像死人，在石化海绵似的双腮上，拖着两条口水。我帮他穿上衣服，带他回青年会，把他弄上床，锁在房间里，然后在街上等候丁巴特，为了使他不会冲进去踢房门。可是丁巴特已颓丧万分，根本没打算这么做。他和我一起在街上走了一阵，向街头小贩买了些猪油炸土豆，然后回青年会。

第二天早上，为了付青年会房钱，我们不得不退掉回程票，丁巴特满以为这次出赛能得到一笔收入，可现在囊空如洗了。我们只好搭便车回芝加哥。途中，在圣乔过来不远的哈伯特的沙滩上过了一夜。奈尔斯把自己的拳师袍裹在身上，我和丁巴特则合盖一件油布雨衣。第二天，我们在弗林特搭上一辆拖挂车，经过加里和哈蒙德，一路上有许多码头以及硫磺和煤的堆场，在中午的空气中，在那些乌黑、巨大的帕西费奥母牛和别的柱形无头巨兽[9]之间，居然还见到火焰。不是光，是炽热的火焰，还有赤褐色的滚滚浓烟，鳞次栉比地连成大片的炼炉和厂房——在满是青蛙产卵洞的通心草地上，到处是旧锅炉或炉渣堆。要是你见过冬日的伦敦，在它那道河光即将消逝的可怕的最后时刻，张开吼叫的大嘴的情景，或者曾在十二月里，冒着严寒乘车越过阿尔卑斯山，在一片白色的水蒸气中进入都灵，你就能了解这一带的类似壮观。在拥挤的三十英里油渍斑斑的道路两旁，高炉、煤气和机器的火山，按恩培多克勒[10]的原理，生产出生铁、钢梁和铁轨；接下来是十英里疏松的城市和五英里密集的贫民区。我们在离闹市区不远处下了拖挂车，走进汤普森餐馆吃了一顿炖肉和意大利面条。那馆子邻近侦缉局，四周尽是电影公司的大型广告。没人对我们的归来有多大兴趣，因为当时艾洪家刚失了火，烧毁了起居室——马海毛沙发上全是发出焦臭的大黑洞，东方地毯遭了殃，红木长书桌和桌上那套哈佛古典名著丛书都烧焦了，被灭火机浇湿了。艾洪已提出要求赔偿两千元；可是，调查员不同意失火原因是电线短路，而是暗示有人故意放火，有人说他这是要好处费。巴伐茨基不在，我只好暂时顶替他的部分工作，可我很知趣，没去打听他的下落，我想他一定躲起来了。失火那天，艾洪太太正去看她的表亲，吉米·克莱恩则陪有病的局长去了公园。看来，老局长对这场火灾很生气。他的卧室就在起居室旁边，焦臭味好几星期都不散。他躺在那儿默不作声地皱着眉头，暗暗责怪儿子的赚钱手段实在失当。艾洪太太一直想要一套新家具，所以局长对她也怀恨——女人对家具永远不会知足，总想把家弄成个七弯八拐的窝。

“你将从保险公司骗到的那五六百块钱，我可以给你呀，”局长对儿子说，“那样我就不用在快要死的时候来闻这臭味了！威利，你知道我在生病。”此话当然不会假。艾洪挺着鹰钩鼻子，脸色惨白，神情凝重，一副承认该骂的孝顺样子，受着局长的斥责。局长下了床，身穿长内衣裤和长可及地的敞胸锦缎晨袍，虚弱无力地站在厨房里，却仍要逞强，连现成的椅背都不肯扶靠一下。“你说得对，爹，”艾洪回答说，干坏一桩事的内疚，就像两三个尚未扣紧的箍套套在他的脖子上。他毫无幽默，而是紧张地、几乎是生气地看着我。现在我终于知道了，那场火确实是他搞的，他大概在想，我渐渐地了解到他的一切秘密了。我是不会去泄露这些秘密的，不过这些事露了底毕竟有损他的自尊心。我竭力不让自己显眼，那个星期他忘了给我工资我也没有跟他提起。也许我这样做不免过于审慎，可我正处在爱夸张的年龄。

夏天过去了，学校又开学，保险公司仍没有答应赔偿。我听克莱恩说，艾洪正缠着老丹波，求他在市议会里找个人，去跟保险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疏通一下赔偿的事，我知道艾洪自己也写过不少信去，抱怨说，作为数一数二的保险经纪人，竟连一笔小小的火灾赔偿都不能解决，公司怎能指望他让客户相信，他们的损失能迅速得到赔偿呢。正如大家所料，他是向跟他生意往来最多的那家公司保的险。由他经手的光是一家哈罗威企业公司，就要付价值二十五万元资产的保险费，因此，故意纵火的证据想必实在太明显，因为我确信，那家保险公司是很想赔偿的。那些用帆布盖着、发出臭味的烧焦家具一直放在原地，直到老局长坚持不让再放在那儿，才把它们搬到孩子们玩官兵捉强盗游戏的院子里。旧货商前来提出愿意收购，他们汗流浃背，一直谦恭地在办公室外面泡着，直到艾洪肯出来见他们，回答说他不愿出售，他打算在赔偿问题解决后，把这些东西全都捐赠给救世军。

其实，他已答应卖给克雷道尔，克雷道尔打算把它们修补翻新。特别是因为这件事搞得很棘手，艾洪一心想从这些东西上尽可能多捞回些钱。还因为受到局长的嘲弄。不过总的看来，他认为他干得不赖；这就是解决你老婆要一套新家具的办法。那套封面已被碳酸喷剂毁坏的哈佛古典名著丛书，他送了给我。我把那些书全放在床底下的一只板条箱里，并且开始阅读普卢塔克的作品、马丁·路德致日耳曼贵族的信[11]，还有《猎兔犬号航行记》，我还只读到蟹偷傻水鸟的蛋那里。

我没法多读一点，因为晚上没有多少可供专心学习的安宁。老太太已经变得神经不正常，又因年迈十分衰弱，很难对付。虽然她总是说，即使她没教妈别的，至少也把她培养成一个好厨子。可是现在，她硬要自己烧自己的饭，把锅子、盘子什么的统统单独分出，供自己专用，还把放在冰箱里的食品和小瓶小罐全都盖上纸，再用橡皮筋扎好，可是放进就忘了，一直到发了霉，扔掉后又对妈大发脾气，指责妈把这些东西偷走了。她说，两个女人不能共用一个厨房——她忘了她们俩共用这个厨房已经多久了——特别是其中一个要是既不规矩又肮脏。她们俩都在颤抖。对妈来说，不仅由于委屈，更多的还是出于害怕，她竭力想用她那迅速变坏的眼睛看清这老太婆在哪儿。老奶奶对西蒙和我几乎已经不再说话，当她儿子斯蒂伐给她的那只小狗——其实她认为没有一只狗能代替温尼，可她还是要了一只——一向我们跑过来时，她便喝道：“你这畜生！畜生！”可那黄褐色的小母狗只想玩耍，不肯像以前那只老狗那样成天躺在她脚边。老奶奶甚至没替小狗取名字，也没有好好训练它的大小便习惯。现在两个女人已经处于这样的状况。西蒙和我答应轮流担任清洁工作，这活儿妈已经不再吃得消。然而西蒙在市中心工作，因此没法公平分工。现在家里连给狗取个名字、驯养它的人都没有了。而我也不能老是爬到劳希奶奶的床底下去，那儿是个最脏的地方，而她却两眼瞪着书本，拒不说话，对我一直装瞎装哑，除非她的小狗绕着我的裤管直吠，她才尖声喊叫。我的时间很多就是这样花掉的。

而且，妈由于视力不行，她已经没法单独去看乔治，每次都得我们陪她去老远的西区。乔治现在已长得比我高大，有时候对我们有点怒气，他还是原来那样脑子迟钝而外表英俊，是个走动起来气不急的大汉。由于两腿不够发达，那拖动的脚步，有一种老练的沉重。他穿的是我和西蒙的旧衣服，看到衣服穿在如此不同的一个人身上，让人觉得颇为奇特。在这所福利院里，他们教会他扎扫把和编织，他曾把他用羊毛织的有蓟花图案的领带给我们看。可是他在这所儿童福利院里，年龄愈来愈显得太大了，再过一两年，他得调到曼坦诺或者州南部别的福利院去。妈对此很难过。“那样，我们一年也许就只能去看他一两次了。”她说。去看乔治这痴呆的娃娃脸大人，对我也不好受，所以后来，每逢去看他时，只要口袋里有钱，我便带妈到克罗福特路一家高级的希腊餐厅去吃冰淇淋和蛋糕，为的是想使她暂时摆脱一下那积压在心头的沉重忧虑，我想，人世间有不少人，总是让岁月默默地蹉跎在这种地方的。虽然价钱贵得令她吃惊，用自己也不知道有多高兴的嗓门大声反对，她毕竟让我多少为她消愁解闷了一下。这时，我会镇静地对她说：“妈，没问题，你放心。”因为西蒙和我还在上学，我们家仍领取救济金，不过我们俩都在工作，乔治又在福利院里，我们家经济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宽裕过。只是现在掌管余钱的已是西蒙，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老奶奶了。

有时候，我在客厅里瞥见老奶奶，在阴暗过道有亮光的一头，她有意避开我们，独自待在水晶宫塔楼式的火炉旁，身穿下坠的灯笼裤和衣边浆得笔挺的衣服。她现在认为，我们不对的地方太多，不能原谅，也无从说起。一切皆因她已经老迈，脑子不灵了。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她是个强者，什么都难不倒她的。

西蒙说：“她已经快不行了。”我们俩都承认她已老迈无用且将不久人世，这是因为我们已跨出家门，走向社会，妈却丝毫没有这种看法。老奶奶对妈颐指气使任意欺压，俨然像个女主人、主管、太后、女皇，可是，就连她硬要赶走乔治，还是似因衰老引起的厨房里的恶意诽谤，也动摇不了妈对她多年来形成的尊敬和臣服之心。妈常为老奶奶变得乖张古怪而对西蒙和我流泪，照她现在这副傻劲，她是应付不了她的。

西蒙说：“妈实在受不了啦。劳希家凭什么要把这个老太婆扔给我们不管？妈做她的奴仆已经够久了。她自己也越来越老了，眼睛又不好，连小狗在她脚旁都看不见了。”

“嗯，这件事我们应该让妈自己做主，”

“我的老天！奥吉，”西蒙说，直截了当——他表示瞧不起时，那颗断牙龇得很显眼——“你别一辈子做傻瓜啦！行不行？老实说，你让我觉得，咱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头脑健全啦！让妈做主有什么好处？”遇到有关妈的理论或实际问题，我通常都提不出多少意见。我们俩待妈的态度是一样的，可是对她的看法却不同。我所要说的只是妈不习惯一个人待在家里。老实说，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感到不好受。她的眼睛已经快瞎了，独自一人坐着干点什么？她没有朋友，出门办点事总是穿着男人的鞋，戴顶黑色宽顶无檐圆帽，红润瘦削的脸上架副厚眼镜，走起路来拖拖沓沓，是街坊上的一怪，一个心不在焉的怪女人。

“可老奶奶算得了什么伴儿？”西蒙说。

“啊，也许她脑子会清醒过来一点。她们俩有时候还聊聊天，我想。”

“她什么时候跟妈聊过天？你指的是把妈骂得狗血喷头，把她气哭吧。你说这些的唯一意思是，咱们应该听之任之。那只是出于懒惰，尽管你也许对自己说你是个老好人，不想对那个老太婆忘恩负义。别忘了，咱们也帮了她的忙。她骑在妈头上这么多年了，一直利用咱们来摆阔，作威作福。得了，妈现在再也受不了啦。要是劳希家肯雇个女管家，那倒还算是个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可要是他们不愿，那就得把她从这儿接走。”

他写了一封信给她在雷辛的儿子。我不知道她那两个教友派教徒脾气[12]的儿子，在各自居住的城市境况怎样。每逢我经过一个像雷辛那样的地方，总会联想到，那幢有橡胶轮胎做的给孩子玩的秋千，里面有人在练钢琴的房子，像是斯蒂伐·劳希的；斯蒂伐有两个女儿，从小就受到一切文雅的教养，其中包括学习钢琴。我还会想到，老奶奶那两个在敖德萨出生、如此寡言少语的儿子，经过多方陶冶，怎么会走上这样的途径。他们两人都那么规规矩矩，神色镇定，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喔，斯蒂伐的复信中，在这方面至少有了个暗示。信里很冷静地说，他和他弟弟都觉得找个女管家不是解决办法，他们已为他们的母亲作了安排，决定把她送进纳尔逊老人院。要是我们能把她送到那儿去，他们将十分感激。鉴于他们的母亲和我们家多年的关系（挖苦我们的忘恩负义），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提出这一请求。

“那就这样办吧，”西蒙说，可是就连他的神情，也流露出我们似乎做得太过分了。可是事到如今不容反悔，要做的只有最后细节了。老奶奶也同时收到一封俄文信，她的反应十分冷静，就像你可以想到的那种爱面子的人会有的态度那样，甚至还夸口说，“哈！斯蒂伐的俄文写得多好！在欧洲的中学里，你真能学到些东西。”我们还从妈那里听到老奶奶讲的有关那所老人院的话，说那是个既古老又优美的处所，简直像一座王宫，是位百万富翁建造的，有温室和花园，邻近大学，所以住在里面退休养老的大部分是教授。她现在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了。她很高兴儿子把她从我们这儿救了出去；在老人院，她将和那些身份地位相当的人在一起，和他们交换聪明的见解。妈被这件事弄得不知所措，完全给惊住了，她虽然头脑简单，可能连她也不相信，老奶奶和我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以后，会自己想到要到老人院去，像老奶奶现在表面上说的那样。

收拾东西花了两个星期。从墙上摘下画，还有那些鼻孔粉红的猴子、塔什干的赛跑手、蛋杯、药膏、药剂以及从壁橱架上取下的鸭绒被。我从贮藏室里取来她的大木板箱，这件黄色的老古董上，贴有雅尔塔、汉堡航运公司、美国运通公司的标签。从地窖里取来的俄国旧杂志，发出霉气，里面还夹有一包纸包的蓝色林中小花。她把每一样贵重东西都仔细包好，容易压坏弄碎的放在最上面，再洒满樟脑片。走的那天，她以一种严厉骇人的督察神色，注视着搬运工背上那只大木板箱摇摇晃晃地下了楼，并以同样的神色监视着搬下的每一件东西、每一只箱子。她的脸色惨白得可怕，连嘴角的根根汗毛都历历可见，但仍昂首挺胸，一副贵族气派，正视这次重要的搬迁，她要搬往一个更好的地方，搬离一个弃妇和她儿子这个寒伧丢人的住所（现在她讨厌这儿了），而这家人家，在她暂时客居这儿时，她曾尽力给予保护。啊，不管她容貌多么衰老，她当时的神态的确了不起。这会使你忘掉，她的神经曾变得多不正常，过去一年她的脾气有多坏。现在，在这紧要关头，她的脑子不再糊涂，仍能摆出她最风光的贵妇时的严厉和威仪，那一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的心为她软化了，钦佩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可她并不指望从我这儿得到这一切。是啊，她把被迫放逐化成自愿退隐，获得解放的人们，心中的怨怒犹未冷却，却已感到对被废的太君有欠忠诚而心怀内疚，众人默默无言目送她登上那辆大轿车。在这不义的历史时刻，老太君和她的家人说了临别赠言。

“自己多当心，丽贝卡。”老太太说。妈眼泪汪汪地在她颊上吻了一下，她并没有完全拒绝，不过主要还是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我们搀扶她坐进向艾洪借来的车子。她神情紧张地匆匆道了别，我们便出发了——由我驾驶那辆漆成刺眼的西红柿色、挂有消防队长铜钟的又大又笨的汽车。丁巴特刚教会我开车。

我们在车上彼此没说一句话。我没有把她对密歇根大街拥挤的话算在内，因为那只是她对交通的批评。驶出华盛顿公园，我们便在第六十街向东拐，一点都不错，大学俨然在望，校舍在深秋常青藤叶沙沙声中显得奇异而静谧。我找到了绿林街和老人院。房子前面有一道四英尺高、顶上锯成尖角的栅栏，围住两方园地和花坛。花坛上长着翠菊，用木棒和破布条扎的支架撑着；通向人行道的小径上，有一些黑色木头长凳。在灰石门廊上的长凳上，给嫌阳光太强的人坐的门厅里面的椅子上，以及客厅里更多的长凳上，坐着许多老头子和老太婆。他们全都注视着老奶奶下车。我们循着人行道走去，两旁都是脑子迟钝、蓬头垢面的老人，满脸老人斑，血管阻塞，脑袋干秃或浮肿，颈肩上的筋肌饱受摧残，堪萨斯的酷热，怀俄明的严寒，厨房里的操劳，西部的挖掘，辛辛那提的零售，奥马哈的屠宰、叫卖、收割，事无巨细，全是国家的劳作苦活，或埋头苦干，或惨淡经营。就连这儿的某个老人，别看他或她穿着旧拖鞋和背带裤，或者穿着紧身胸衣和印花棉布衫，也许曾经是个保护世界人民的有功之臣，不过，这需要像奥利金[13]那样的有识之士亲自来寻找，才能从这些白发苍苍、红斑累累、青筋毕露、手握拐杖、扇子和各种语文报纸、模样可怕的老人中找出。这些人，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在屋外烧落叶，有的在充满米面霉气和肉汁馊味的屋子里，他们脸上的皮肤和眼神都呈现出死色。这老人之家，根本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建造的宅第，它只是从前的一幢公寓房子，屋后也没有什么美丽的花园，只有玉米和向日葵。

货车运来了老奶奶的其余行李。他们不准她把那只大木板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房间是她和另外三人合住的。她只得到地下室去挑出她需要用的东西——在那个皮肤褐色的大块头女管理员看来，她的东西太多了。我把她挑出的家当搬到房间，帮她放妥挂好，然后奉她之命到那辆斯塔兹牌车内查看，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忘了拿。她没跟我谈论这地方；当然，要是她找到什么优点，可以表明她这次迁居的好处，她一定会大夸特夸的。她也没有让我看到她精神沮丧。她不理不睬女管理员劝她换上便服的意见，仍旧穿着她那件敖德萨的黑衫，在摇椅上坐了下来，眼望着屋后那片玉米、向日葵、卷心菜地。我问她可要抽支烟，可是她不想接受任何人的意见，尤其是我的意见——因为她认为把西蒙和我培育了这么多年而我们竟这样回报她。我知道，她要是想不让自己哭出来，便得生气，便得不理不睬。我一走，她必定会哭起来，因为她年纪虽老，还不至于昏聩糊涂到不明白儿子是怎样对待她的。

“我还得把车送回去，奶奶，”我终于说，“要是你没别的什么事，我现在就得走了。”

“别的什么事？没有了。”

我准备离开。

她说：“我的鞋袋忘记拿来了，那只印花棉布的，在衣橱里。”

“过几天我带来。”

“给你妈好了。麻烦你送我来，奥吉，这个你收下吧。”她打开自己那只已失去光泽的大银褡扣的钱包，手势利索地掏出一枚刺眼的两角五分币。这笔赏钱，我既不能拒绝，又不能放入口袋，我的手几乎握都握不住。

艾洪家的情况也有点蹊跷。局长在后面那个大房间里奄奄一息，而在前面的办公室里，成千上万财产的契约正在易手，生意比以前大大兴隆。艾洪一天内要亲驾轮椅到父亲床前好几次，征询意见，获取资料，现在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他神情严肃，紧锁眉梢，看来，他开始感到他得经管的一切颇难驾驭，办公室里所有那些嘁嘁喳喳的应酬话，都成了功过是非的危险暗示。现在你可以看出，他受到局长多大的庇护。当然，他年纪轻轻就成了个残疾人，是婚前还是婚后，我一直没弄清——艾洪自称是在婚后，可是我从各处听说，局长曾用钱收买艾洪太太的表亲卡拉斯（哈罗威），好让他那个瘫痪的儿子有个老婆。不能把艾洪太太之爱艾洪作为反对这一说法的证据，因为她的秉性就是敬爱丈夫的。总之，不管艾洪如何大言不惭，他都是个生活在父亲的翼护之下的儿子。这一点，我是不会看不出的。他的那些欺世骗人的信件和活动，还有那些想入非非的计划，只不过是些孩子的伎俩而已，尽管他自己已有一个儿子在上大学。他一直受纵容溺爱，直到中年，现在怎能撑得起大局？他以为只要凶狠认真就行了。他停止了他那些旧计划；《困居者》不再出版，寄来的试用品包拆都不拆——我把它们，连同那些邮寄来的小册子和其他日用奖品，一股脑儿送进底下的贮藏室——他自己完全忙着做生意，按照局长的日程表完成交易和开展业务，为在郊区买地皮、开杂货店和人谈判合伙或拆伙的事，他自己又从急需头寸的人那里低价买进二次抵押——这是他爱做的买卖。他坚持向一向和局长称兄道弟的水管、暖气或油漆承包商们收佣金，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可他并不在乎，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查理曼[14]之后就不应该有懒汉——人们只要明了这一点就行了。而且，纠葛越多，越不正当，他觉得越安全。因此不遵守协议的争执时有发生；不拖到宽限期的最后一天，他决不付账；大多数人因为局长的关系也就没有和他计较。他十分蛮横地事事要抢占上风。“我可以一天到晚都说：因为收账员还没回来，”他说，“即使我明明知道他已经回来。千万不可让人觉得能使你让步。”

他就是这样在清净的间隙教我如何耍手腕，并讲解有关理论的。可是这样的间隙越来越少了；而且，他所教的这些内容，多半是为他自己的行为做注脚，用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

这时候，他的一切需要都很强烈，连以前不在意的东西，他也要家里都有——一种特制的咖啡，全市只有一家店出售，他还向克雷道尔买了几瓶走私的朗姆酒。贩卖私酒是克雷道尔的一项副业，他用草提包把酒从城南送来，在那里他跟各种各样的恶棍坏蛋、危险分子有间接或间接又间接的来往。可是，克雷道尔有一种为别人弄到他们所渴望的一切的才能——一种管家、马弁、奴仆、莱波雷洛[15]或皮条客的本领。五产的婚事，他还在为他奔走。可眼下，老局长快要死了，丁巴特将继承到很多钱，他还没有结婚，克雷道尔成天泡在艾洪家，在卧室里陪伴局长，和丁巴特聊天，还私下和多方利用他的艾洪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