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选举日，交叉挂着的旗帜飘扬在投票站上空。身材魁梧的政党要人站在雪里，哈着热气，手里挥舞着长长的选票样张。学校不上课，我可以陪她去，但是她不要。半小时后，待我端着一簸箕炉灰出去倒时，只见她单膝跪在积雪的通道上。她摔倒了。看见她趴在那儿真让人心里难过。以前她从来没有单独一人出去过。我急忙扔下铁簸箕，朝她跑过去，她用戴着雪水沾湿的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我身穿单薄衬衣的手臂。可是她一站起身来，就不要我搀扶她。这要不是由于一种夸大虚浮的奉献意识，也许就是出于对报应观念的迷信。她坚持独自一人上楼，一瘸一拐地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还破例倒锁上了房门。在此之前，我甚至从来不知道那房门还有一把钥匙；她一定早早就把它和她的珠宝及家庭文件一起藏起来了。妈和我站在门外，非常惊讶，问她是不是摔伤了，我们一直站到她怒气冲冲、斩钉截铁地要我们走开，别去打扰她。刚才见到她沾满雪的脸孔，我已惊骇不已，现在听到她那愤怒的猫叫似的声音，不由得浑身发抖。原定的主要家规已有所改变：原来很少有人想到要上锁的房门，总像教堂的大门那样敞开着的，现在竟有了钥匙，而且这把钥匙居然用上了！老奶奶在选举日摔跤的事，意义则更为深远，因为平时她划破点皮或者在厨房里烫了一下，都看成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弄得手忙脚乱，总是忧心忡忡，怕得要死。涂上碘酒或抹上油膏，用纱布包扎好以后，她总得抽支烟定定神。可是莫拉德牌烟在厨房中她的针线筐里，她并没有从房里出来。

中饭时间早已过去了，下午已过去很久，她才走出房门。她的腿上有一处裹着厚厚的绷带。她沿着屋内惯常走的路走过，从客厅壁炉边到通向厨房的小过道铺的鹦鹉色地毯，已经磨损得露出根根绳线，厨房里亚麻油毡经常踩到的地方已变成褐色，这主要是她那双脚和那双灰石色拖鞋在那上面踩踏了十来年的结果。她重又换上平日穿的衣服和围巾，因此看上去像是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或者近乎正常，可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紧张的沉默。她的脸由于竭力想保持镇静，变得十分苍白，仿佛真的因失血过多，或者是因看见血失去她长期以来的女性的沉着。她一定是由于极度惊慌害怕才锁上房门的。然而显然她主意已定，尽管脸色苍白如旧，她必须复出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是，毕竟已经有所失落。就连那只疲惫气喘、眼圈四周白毛已变成褐色的老母狗，也用它那咔哒咔哒的爪子慢慢走了一程，仿佛已经意识到新时代正在推动旧统治的末日到来。到那时，议员和大臣们将目睹自己的威风荣耀寿终正寝，眼下，罗马教皇的瑞士卫兵和罗马皇帝的禁卫队员们已经惶惶不可终日。

接着，我开始抽出全部时间陪伴乔治度过最后一个月，用雪橇拉着他四处跑，带他逛公园，还到加菲尔德公园的温室看柠檬花开。管理机构已经行动起来，最后的努力也无济于事。鲁宾一向说乔治还是进福利院比较好。他带来了委托书，妈由于西蒙没有支持她反对老太太（恐怕即使西蒙支持，也阻拦不了她，因为老奶奶采取了断然行动，她是凭着预感会有祸事发生的冲动来执行这一方案的），只好在上面签了字。不，我深信，没有办法能拦住劳希奶奶。现在不行，这次不行。经过全面考虑，不论有多伤心，还是把小家伙送进福利院较为明智。正如西蒙所说，这件事现在不做，将来我们自己也得做。可是老太太完全没有必要硬搞，做得这么不聪明，一股霸道作风。这是我们所不懂的一些东西引起的：失望的心情，因自寻的烦恼和自尊心受到打击气得发了昏，损害她判断力的风烛残年的孱弱，也许是倔强精神的一声尖叫，或者是盲目地从内心深处冒出并正在飘落的人类进取心中的一个气泡。

我怎么知道？不过，把乔治送走的方式，本来是可以不同的。

通知书终于来了，说福利院里有个名额给他。我只好去海陆军合作社给他买了只提包——一只棕黄色、哈巴狗式的旅行包，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一种。这提包他将要用一辈子，我要买得让他非常适用。我教会他怎样扣扣子。怎样开锁。他去的地方自然会有人帮助他，不过我想，他以后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时，有些事应该自己能做。我们还在服装店给他买了一顶帽子。

那是个春天来迟、没有太阳、却在融雪的天气。树木和屋檐滴着水。他戴着那顶大人的帽子，穿着没有穿妥帖的大衣——似乎没有觉得肩膀处必须拉正——看上去长大了，像个出门的人。说实在的，他长得并不赖，像个经过长途跋涉的旅客，脸色苍白、心力交瘁、虚弱清秀。看到他这模样，真让人伤心得想哭。可是谁也没有哭，我说的是我们俩，当时送他去的只有我妈和我。西蒙早上离家时，在他头上亲了亲，说了声：“再见了，小老弟，我会去看你的。”至于劳希奶奶，她在房间里没出来。

妈说：“去告诉奶奶，我们要走了。”

“是我，奥吉，”我在老奶奶门口说，“全都准备好了。”

她回答说：“好了？那就走吧。”这次，她的口气还像以前那样急躁干脆，然而没有你可以称之为真正命令的那种响亮、明快。房门锁着，我猜她正躺在羽绒褥垫床上，裹着围巾，套着拖鞋，她在敖德萨生活时的那些小摆设，摆在她的梳妆台上，食品柜上，挂在墙壁上。

“我想妈是要你话别一下。”

“有什么好话别的？以后我会去看他的。”

她没有勇气出来看一看她为求继续掌权一手造成的结果。这拒绝和乔治话别，如果不是衰老虚弱和心力交瘁，又能作什么解释呢？

妈终于气得直发抖，这是性格软弱的人受到很大刺激才会有的。她似乎下定决心，要那个老太婆向乔治话别。可几分钟后，她独自一人从老太太的卧室里走了出来，厉声说：“把提包拿上，奥吉，”我知道她气的不是我。我抓住乔治宽袖筒里的手臂，经前室走出门外。温尼正在门口的石松丛中睡懒觉。我们出去时，乔治轻轻地咬住自己的嘴角。一路上乘的都是汽车，花了不少时间；一共换了三次车，最后一程是在西区，经过诺文森先生的裁缝铺。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到福利院。那儿房子的窗上都钉有铁丝网，装着卷筒形的防狗铁丝围栏，柏油地的院子，阴森森的。在楼下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脸色阴沉的女管事接过文件，把乔治的名字填到名册上。我们获准送乔治到宿舍，宿舍里的孩子们都站在装在墙壁高处的暖气管下，注视着我们。妈给乔治脱下大衣，摘下那顶大人的帽子。他只穿着件大纽扣的衬衣，露出浅黄泛白的头发，白净、冰冷的手指——麻烦的是这些手指长得和大人一般大——他紧挨我在床边站着，我则再一次教他给提包上锁、开锁那点简单本领。可是我白费力气，没能使他消除对这地方和这些跟他一样的孩子的恐惧——他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场合。现在他明白我们要把他留在这儿了。他开始发出心声，就是说，他开始呜咽起来，这比眼泪还要让我们伤心，虽然声音比哭泣低得多。这时，妈再也支持不住，完全垮了，可直到把他那长着鬃毛般的头捧在两手之间吻别的时候，她才哭出声来。当我待上一会把妈拉走时，乔治想跟着一起走。我也禁不住哭了。我把他带回到床边，对他说：“坐在这儿，”他便坐下了，继续呜咽着。我们走回到车站，站在嗡嗡作响的黑色电线杆旁，等待着从市郊开回来的电车。

打那以后，我们的家庭生活松散淡漠了，仿佛照顾乔治是一家人团结一致的主要基础。现在一切都乱了套，大家都只顾自己，各有各的打算，而那位老太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唉，说来我们也太让她失望了。开头那阵子，她大概梦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个把神童，能由她来调教成名。也许是如此。这股力量，本想支配我们这些高级生物的一切，使情人们聚在一起生下天才，日后领导世界朝至善至美的境地缓缓迈出一两步，或者找到那一呼百应的声音来激励众人迈出那一步，可是事实却相反，找到的却是乔治，还有我们。我们身上远没有她所要求的那些禀赋。我们的门第如何倒并不那么重要，这不只是出身名门或出身合法的问题，富歇[13]还不是跟塔列朗[14]一样显赫。重要的是天赋。在这方面，她深感痛心，认为我们生来就缺乏才华。不过，我们还可以被培养成体面人物，有绅士风度，穿白领，刷牙齿，指甲整洁，用餐懂规矩，不论我们在什么单位任职，在什么商号做事，都显出有很好的教养。在出纳台上款项清楚可靠，在电梯里待人彬彬有礼，问路时先打招呼，对女士温文尔雅，见妓女板脸不加理睬，坐船乘车时能体谅别人，走那个不出风头、不露锋芒的卡斯蒂利奥内[15]的路子。

可是，我们却日益粗俗无礼。声音愈来愈低沉，说话越来越粗鲁。早晨穿衣服时，我们只穿着裤衩扭扭打打地闹着玩，乒乒乓乓地摔在弹簧床垫上，摔在地板上，碰翻了椅子。然后才穿过过道去洗脸，在那儿，经常见到老太太瘦小的身影，她在朝我翻着白眼，牙床间露出一个可怕的不见牙齿的小裂口，两颊缩进，默不作声。可是她的权力已经丧失了，完蛋了。有时西蒙会对她说：“你知道什么啊，老奶奶？”有时甚至称呼她“劳希太太”。我可从没有对她狂妄到这种地步，也没想到要从她手中夺回那只剩下一丁点的旧权力。眼下，西蒙对她的口气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不恭敬。不过现在，这已无关紧要了。她已看清我们是些什么人，我们会干出些什么。

我们觉得家里这所房子也变了，变得无足轻重，暗了，小了。那些曾是闪闪发亮、令人起敬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它们昔日的诱惑力、华贵和重要性。搪瓷剥落处，露出铁皮，裂痕累累，污渍斑斑。地毯中央图案被磨去的地方，露出了织纹。一切迷人的魅力，光洁的漆面，厚实的生活，兴盛的时日，都已荡然无存了。温尼临死前几天，身上发出一股臭糨糊味，妈和老奶奶一直待在家里显然没感觉到，可我们一进门就闻到了。

温尼是那年五月死的，我把它装进一只鞋盒，埋在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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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北部一城市和主要内陆港口，在此转运的货物有铁矿石、粮食和原油等。

[2] 旧石器时代广布于欧洲的猿人，其人骨化石最初于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以东的尼安德特峡谷发现。

[3] 内装奖券和糖果玩具等。

[4] 以上四人均为二三十年代时横行于芝加哥的著名黑帮歹徒。

[5] 即克莱门蒂·丹波。

[6]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个重要山口，连接喀布尔与白沙瓦。该山口长期以来均具有战略重要性，经历过许多历史事件。

[7] 乔尼·托利奥（1882—1957），芝加哥犯罪集团头子，以贩运私酒、开设赌场、妓院为业，曾将经营项目转给卡彭，退休意大利，后回纽约，死于心脏病。

[8] 均为当时芝加哥著名黑社会歹徒。

[9] 据《圣经》所载，以色列先知以利沙去伯特利城时，路遇一群顽童骂他“秃头”，他一气之下以上帝名义诅咒他们。此时林中突然窜出两只母熊，一连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顽童。详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下》第2章。

[10] 贮放法板的包金柜子。据传法板上刻有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古称“约柜”或“法柜”，为至圣之物，除掌教的大祭司外，任何人不得窥探，即使无意触摸到，也要遭到上帝严厉惩罚，乃至丧命。

[11] 据《圣经》所载，犹太人乌撒奉命赶运送约柜的牛车，行至拿艮的禾场，牛失前蹄，乌撒伸手扶住约柜，上帝大怒，击杀乌撒于约柜旁。详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6章。

[12] 原文为德语。

[13] 约瑟·富歇（1758—1820），法国政治家和警察组织的建立者。虽非出身名门，但在1792—1815年间的历届政府中都担任要职。曾任拿破仑的警务部长和内务部长，并被封为奥特朗特公爵。

[14]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出身贵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时期都任过高官。曾任拿破仑的宫廷侍卫长，并被封为贝尼文托亲王和公爵。

[15] 博达塞尔·卡斯蒂利奥内（1478—1529），意大利外交官、侍臣。他的《侍臣论》（1528）采用对话体，描写理想中的侍臣、贵妇人以及侍臣和王公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他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礼仪权威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