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于我有影响的人，都对我集合以待，我一出世，他们便来塑造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你们多讲他们，少谈自己。

当时——以后也一样——凡事我都很少想到后果，尽管老奶奶一再警告并预言等待着我的是：打工证明、牲畜围场、抡铁铲的苦活、监狱里的石堆、面包和水，还有终生的愚昧和堕落，可始终没能使我有所省悟。她乞灵于这一切警告和预言，讲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自从我跟吉米·克莱恩交往以后。她也竭力在家里对我加强管束，上学前检查我的指甲和衬衣领子，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管得更严，还恫吓我说，如果我晚上十点之后还待在街上，她就把我整夜锁在门外。“你可以到克莱恩家去，要是他们肯收留你的话。听我说，奥吉，我这是在想方设法让你成个器，可我总不能要你妈出去跟着你，看你做些什么呀。我要你成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可不像你想的那样有那么多时间来改好。克莱恩家那小子会让你倒霉的。瞧他那一对贼溜溜的眼睛。老实说出来吧——他是不是个坏蛋？啊哈！他不回答。是真的了。”她说道，接着又厉声催逼：“说！”

我软弱无力地回答了一声“不是”，可心里暗暗嘀咕，她都知道了些什么，是谁告诉她的。因为吉米跟斯泰舒·考派克斯一样，的确从商店里和货摊上偷过他需要的东西。而且就在这时候，我们正受雇在迪弗街区百货商店的玩具部做圣诞节临时工，一身小精灵打扮，画着脸谱，充当圣诞老人的助手，并趁此机会在浑水摸鱼。

我们当时已是中学二年级学生，干这种差使个头已嫌太大，不过圣诞老人本人身材高大，是个瑞典司炉工，也干杂活，就住在商店附近的小巷里，以前在德卢斯[1]的铁矿石运输船上当司炉工；他肌肉结实，眼窝像尼安德特人[2]，脑门上有烈酒灌多了的肿疱，胡子遮住的嘴唇上沾着哥本哈根海豹牌鼻烟。他在千疮百孔的内衣外面绑了几个枕头，使得腰身粗壮，又填衬了裤子，因为他的腿又长又细，最后我们帮他套上外衣。我和吉米身穿台球盘面绿呢小丑服，抹了一脸演员化装油彩，浑身撒满云母片假雪花，摇着铃鼓，吹着卷舌小喇叭，在店里来回阔步走动，一面翻着筋斗，把一大群孩子招引到三楼，那瑞典圣诞老人就坐在这儿的鹿车里，拉雪橇的驯鹿巧妙地从天花板上挂了下来，玩具火车咔嗒咔嗒[3]在开动，装钱的小筐像耗子似的沿吊线自动奔向收款员。我们就在这儿负责出售惊奇袋，盛袋的大桶用红绿纸、冬青、金刚石粉和银色鬃毛圈装饰着。这种圣诞袋每只售价两角五分，吉米认定这些袋数量有多少不可能有账目，于是每卖十袋就把一袋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开始几天他没把这一手告诉我，只是请我吃午饭。后来，生意越来越好了，他才让我知道这一秘密。按规定，每卖到十块钱，我们就得把钱交给收款员。“她径自把我们交的钱和别的零钱一起倒进钱袋，”他说，“她只忙着收钱，根本没记下钱是哪儿来的，所以我们何不斩它一刀呢？”为此我们商议过多次，最后议定每卖十袋扣下两袋的钱。这儿人声嘈杂，一切绚丽夺目，人人都被圣诞节的铃铛声、转轮声、颂歌声和信号钟声所吸引，我们偷偷摸摸做的这些手脚，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偷了不少钱。吉米比我更多，不仅因为他下手早，而且还因为我们大吃奶油馅饼之类的油腻东西，我把肚子吃坏，有几天没去上班。也许是由于我们干的坏事得手太易，成就辉煌，而我又不知道怎么来花掉到手的钱，所以心里愈来愈紧张。吉米花了不少钱买东西送人——给每个人都送了漂亮的男拖鞋或羽带女拖鞋，还有吸烟服、花哨领带、小块地毯和铝制品。我送给妈一件浴袍，给老奶奶一枚雕花别针，给乔治一双方格长筒袜，给西蒙一件衬衫。克莱恩太太、艾丽诺，还有几个女同学，我也送了礼物。

不上班工作的日子，我喜欢待在克莱恩家。他家的窗台跟马路的人行道平行，可以品尝一下自己安坐在客厅里，而外面正因我们的罪行闹得天翻地覆的滋味，像个罗杰·图伊、托米·奥康纳、巴西尔·班哈特，或者是迪林杰[4]那样的人物，他们面部动过手术，指尖上抹着麻醉药，玩单人纸牌戏，关心体育比赛结果，叫人送上汉堡包和冰淇淋牛奶，最后在去电影院时或在房顶上中埋伏被捕。有时，我们就在吉米家的家谱上用字母标出宗亲关系，克莱恩家的人相信，他们家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一家姓阿维拉的西班牙人。他们家有个远房本家，在墨西哥城开皮夹克厂，祖先是西班牙人一说，就是他倡导的。以我来说，我非常乐于相信他们家有幸有这么一位祖先。经过一番努力，我和吉米在一张机械制图纸上，用红墨水和墨汁画出了他家的家系图。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圣诞节假日结束时，我们的事被迪弗商店逮住了。部门经理来到我家和老奶奶作了一次谈话。原来那些惊奇袋是有一份清单的。对于侵吞货款一事，我不想否认，就连那经理说的吞进七十块钱的数目，我也不作任何辩解，尽管我们拿的实际上没这么多。起先，老太太不肯管我死活。她冷冰冰地对西蒙说，他最好还是去把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叫来，因为她实在精力不济。而且她答应承担的只是协助教养孩子，而不是对付罪犯。后来还是西蒙说服了她。他说，那样一来，慈善机关肯定要打听我们已工作多久，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当然，老太太丝毫无意像她恐吓的那样把我送进教养院。可是单凭她这么一吓，我已做好准备，被迫承认他们的惩罚权，以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态度上少年法庭受审，然后进教养院。而且事前也知道自己不学好会有什么下场。这多少有点表明，我认为人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全都发火了。可另一方面，我并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罪犯，不认为是站在宇宙广阔分界线错误的一边，已和那些人类的渣滓在一起，和那些眉留疤痕、拇指残缺、耳鼻开裂的人为伍了。

这一回，我受到的不仅是恫吓和叱责，而且还有货真价实的屈辱。老奶奶以最大的嗓门朝我狗血喷头地痛骂一顿之后，便冷若冰霜地对我不理不睬。西蒙对我也非常冷淡。我不能对他回嘴，说是他先教我少找人零钱的。他只是简单地说我是个笨蛋，那神情仿佛不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妈一定觉得这是她倒运的时辰，是她不幸对父亲以身相许的结果开始呈现最后的报应。连她也对我说了几句刺耳的话。我难受极了。可是他们没能使我乞求宽恕——虽然想到要被判入狱我不是无动于衷：头发剃光，吃粗菜淡饭，在泥地里集合，受尽威逼，任人驱使差遣。要是他们认为这是我自作自受，那我就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过，我根本没有进教养院的真正危险。浴袍、饰针和其他我送人的礼物都退赔给了人家。我在考布林家干活积攒的钱已足够赔偿。吉米家的人也替他了结一切。他挨了他父亲一顿痛打，他母亲哭了一场，在我的羞辱稍有缓解之前，他家对他的事早就作罢了。我们家对这种事要严得多。克莱恩家的人对我也没有生气，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生气的大问题，也不认为这是我灵魂上的一个什么污点。不几天，我便像往常一样受到欢迎，艾丽诺依旧叫我“情郎”，给我织一条围巾，以便顶替我得退还的那条。

在这场风波中，吉米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毫不在乎的态度，他父亲穿着内衣挥臂朝他乱捶狠揍时，他也一点没有畏缩。事后他气的只是迪弗商店反而赚了我们的钱。他们的确如此。他想出一些报复的办法，甚至说要放把火把它给烧了；可我已经吃够了迪弗商店的苦头，其实他也一样，不过想想报复计划至少可以消除他几分心头之恨。

吉米的表兄克莱姆·丹波[5]对我们放火烧店的主意和别的暴力计划，大大嘲笑了一番。他建议，如果我们真想捞回一些损失的钱，不妨去参加在韦伯举行的查尔斯顿舞比赛，设法挣点正当的钱。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他一心想做一名演员，已经在业余演出晚会上试过身手，模仿一个英国人讲一个有关开伯尔山口事件[6]的长篇故事。波兰人和瑞典人不断地嘘他，晚会主持人只好请他下台。他哥哥唐纳德唱了一首《玛吉塔》，跳了一只踢踏舞，确实赢过五块钱。唐纳德长得很帅，一头乌黑鬈发，是他母亲的宠儿。他母亲也长得娟秀、端庄，在自己店里时常穿一身黑衣服，戴着夹鼻眼镜。她经常挂在口边的话题是她那位当实业家的哥哥，他在大战期间因患斑疹伤寒死于华沙。克莱姆长得像父亲，脸色红润，颧骨突出，鼻子很高，发脚很低，嘴唇又厚又大，除了体重以外，样样都像；他的两腿细长，老是摇晃不定。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要不是雪茄烟烧伤了他的心肺，以及健康手册上所谓的手淫阳痿伤了元气，他本有希望获得本市半英里赛跑冠军。他嘲笑自己的丑恶行径，嘲笑使那些爱训诫人的世人不满的一切事物。他神气十足地在跑道上走着，他的大腿跟小腿一样瘦得皮包骨头，上面长满笔立的黑毛，对竞争对手既俏皮又傲慢，那些人都老老实实地在蹦蹦跳跳或摆正姿势。可他依然有点神情恍惚，提心吊胆，在他那张既诙谐又严肃的长脸上，一对黑眼睛时常显得异常忧郁。他会消沉得像一摊烂泥。他说，只要我努力去干，干什么都会比他强。“真是这样，”他说，“你能惹得妞儿们对我不屑看一眼。”他称赞我，主要是这一点。“像你那样的牙齿，真是好极了。我妈由着我把牙全给毁了。要是将来我一旦成名走红，我就只好戴假牙啦。”无论他说什么，我几乎都会乐得合不上嘴，因此他常对我说，我是个傻小子。“可怜的马奇，什么都能逗他发笑。”

总的说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对我的幼稚无知宽厚相待。在我害了相思病时，曾得到他和吉米的不少帮助。我的病有着典型的症状：不思饮食，心神专注，日夜渴慕，讲究外貌，精心打扮，自感无能，以及满脑子电影里学来的念头和流行歌曲中的词句。我的意中人名叫希尔达·诺文森，她个子颇高，但脸蛋较小，面色苍白，且有其他肺弱的症状，说话声音轻而快，羞羞答答。我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只是笨拙地装作偶然从旁经过。内心兴奋得怦怦直跳，热流痛苦地在周身沸腾。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她身旁走过时，看起来似乎无动于衷，仿佛心里正在想别的事。她有一张俄罗斯人的脸型，灰白的双眸低垂，不愿直眼看人，就像那些年纪较大的女人。她穿一件绿色上衣，抽烟，走在路上时胸前抱着一摞课本，脚穿开面套鞋，鞋扣丁当作响。那双开面高筒套鞋迈开的脚步和快速的丁当声，对我这为爱所苦的人，犹如枝枝火热的飞镖，直射我的心窝，使我如痴如狂，直想立刻跪倒在她面前。后来，待到我懂事多了，失去了这份虔诚，色欲之心便占了上风。在那些初恋的日子，我一味渴求风度的优雅，感情的纯真，而我在有关爱的一切物质条件方面是颇有底子的，这也许是由于遗传。

我没有想到希尔达会因我对她的盯梢而感到飘飘然，当克莱姆和吉米告诉我这一点时，使我大为惊讶。我在走廊上跟踪她，看篮球赛时设法钻到她背后，还加入幸福联谊会，为的是每星期一次放学后能跟她在同一房间里待上一小时。她乘电车回家，我就站在车后门的梯阶上受罪。她从前门下车，我就急忙从后门跳下，跳进积得厚厚的污雪，跳到西区街湿透的灰黑木板上。她父亲是个裁缝，家就住在铺子的里面。希尔达走进门帘——她进去后干些什么呢？摘下手套？脱掉套鞋？喝杯可可？抽支烟？我自己不抽烟。摆弄摆弄她的书？诉说头痛？向她母亲吐露说，我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身穿羊皮袄，脚步沉重地在她家那条阴暗街道的微光中踯躅？我想她不会那么做。她那位做裁缝的父亲也不像知道我守候在那里。他是个瘦骨嶙峋、不修边幅、弯腰弓背的男人。他正在店堂里忙着用针把衣服别住，用水湿润，然后烫熨平整，已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尽可以朝他看个仔细。不知怎么的，希尔达一进了屋，便再也不出来了。她就那么待在家里，似乎已没有出来的必要。

“让人着迷的妞儿有的是！”克莱姆·丹波皱起鼻子奚落说，“我带你去嫖一次妓女，你就会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说，我当然没有答腔。“那么我替你写封情书给她，”他自告奋勇说，“请求跟她约会一次。只需跟她溜达一回，吻她一次，你就一定会倒胃口的。你就会看出她有多笨，而且人也长得不漂亮。她的牙齿糟透了。”就连这我也谢绝了。“好吧，那就让我来对她说。我会告诉她，要她趁你眼睛还瞎的时候把你抓到手。她决不可能搞到比你更帅的了，这一点她自己心里一定很清楚。你怎么会看上她的？是因为她抽烟吧，我敢肯定。”最后，吉米说：“别再烦他了，他喜欢单相思。”说罢两人都猥亵地握住自己的生殖器，在克莱恩家的起居室里乱蹦乱跳，在家具上东碰西撞；那起居室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但是我无法扼制心中的渴念，在那阴郁的下午，我依旧怀着仰慕的心情，伤心地在裁缝铺对面的街口转悠，或者直愣愣地站在那儿，像根涂上颜色的木桩。她那位骨瘦如柴的父亲，佝偻着身子，一直在忙着穿针引线，想必不会去留意通过那灯光通明的窗口，自己会把怎样的形象映到街上。她那个瘦小的小妹妹，穿一条黑色运动裤，在用一把大剪刀剪纸。

过了好几个星期，这种炽热的单相思才渐渐有所减缓，但我在家里却仍然失宠。在这段恋情来袭期间，我挣的钱极少，我的处境当然也就无从改善。西蒙现在进进出出的，行动颇为古怪，又不便问他，因为他正忙于工作。我们不再回家吃午饭，因此，以前我们中午回家做的杂活，都得由妈来承担：搬煤、遛狗、去学校接乔治，还有在洗衣服的日子独自拧干被单等等重活。由于增加了许多活儿，她越发变得瘦弱憔悴。不管怎么说，家里已出现混乱的、不受管束的状态和气氛。掌权的虽因年迈行动迟缓，然而暗中正在策划恢复宫廷旧状，在朝臣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收拾他们。

“啊，奥吉，怎么？你活儿干完了？”老奶奶冲着我说，“没活干了，呃？你想一辈子靠慈善机构救济？”

当然，我工作倒有一份，在一家花店里，只是，每当下午，在我要去参加幸福联谊会聚会，或者跟踪穿着牵动心弦的高统套鞋在泥雪地里走着的希尔达·诺文森时，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推诿说，布鲁格伦没货让我送。

不定哪个下午，布鲁格伦会随心所欲地给我一份活儿干；通常多半是帮助他整理稻草并用铁丝结扎花圈的稻草芯（他有不少黑社会歹徒顾客）而不是去送货，因为他料到送货我能捞到小费，这一点大体说来是相当公平的。我不愿带着大花圈或丧户的门上花饰乘电车，因为将近傍晚时，正是人们下班回家的高峰时间，我得抢占位置，守住一个角落，还得用身子挡住花圈，不让售票员和心情不好的乘客过来，实在是活受罪。如果是送到殡仪馆去，我就像个大提琴手似的，把我的货品摇摇晃晃地举在头顶，慢慢地穿过喇叭嘟嘟响、刹车吱吱叫的车流和拥挤的人群，可是在那陈设讲究、桃花心木泛出红光的肃静无声的殡仪馆厅堂里，几乎从来没人给过我小费，只是来个用人招呼我一下。当时，我头上戴顶尖顶溜冰帽，流着鼻涕，偶尔不得不用我的毛绒手套擦抹一下鼻子，以免有失体统。有时候，我会碰上人们在守灵，踩着木板铺的一条长长的小路，穿过院子里潮湿的泥地，来到一间绿色的平房里，一屋子的朋友和守灵人，一大罐私酿的威士忌酒正在他们手中传来递去。你把花圈送进这样一间酒气熏天的吊唁室里，嘿，决不会像别的哀悼场合里见过的那样，人们个个都全神贯注而对你不理不睬，离开前准能得到块把钱小费，放在帽子里沉甸甸的。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宁愿待在铺子里——待在堆在后屋泥箱四周或冰柜厚玻璃后面那天堂乐土的花堆中。有玫瑰花、康乃馨，还有菊花。尤其是因为我正在热恋中。

布鲁格伦也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皮肤白净，身材高大，肌肉结实，是黑社会匪徒和私酒犯们的朋友，和理发师杰克以及当年的北区帮头子狄昂·奥巴尼恩等人过从甚密；奥巴尼恩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花店老板，据说他就是在自己的花店里被乔尼·托利奥[7]派去的三个人干掉的，行凶后他们乘一辆蓝色的朱伊特牌轿车逃之夭夭。布鲁格伦在抽出一枝玫瑰花来进行修剪时，通常都戴着手套以防刺手。他的蓝眼睛冷冰冰的，随时准备应付不测，大鼻子肉嘟嘟的，对于一切都有点厌腻。我想，思想敏锐而脸膛宽大，或者思想宽宏而脸膛尖瘦，都会导致紊乱。布鲁格伦属于第一种人，我猜是因为他和黑社会匪徒来往，心里害怕或者深感世事无常的关系。所以他变成那个样子。他会变得粗鲁、凶蛮，有时候十分爱骂人，尤其是在吉纳和阿依诺[8]等歹徒被谋杀之后。那年冬天，许多家伙吃了枪子儿。

那个冬天，人人都不好过——不仅是知名人士，就连那些除了个人的沉浮别的什么都不管，只忙于自己身心有限度交流的芸芸众生也是如此。像克雷道尔、艾丽诺，或者是我的母亲。在这些日子，克雷道尔大发神经，在自己那英国式地下层房间里穷发脾气，摔盘子跺脚。艾丽诺精神委靡不振，常常一人躲在房里为自己生活的一般化而流泪哭泣。当时，这一类的刺激很多，足以感染和影响所有的人，那年月的气氛就是如此。要不是一心迷着希尔达·诺文森，我自己的感受也许会更深。

妈心里也很不安。她并没有像通常那样露出什么痕迹，你须得善于察言观色才能发觉。我注意到她恭顺中含有倔强，她那双视力不好的绿眼睛，时常久久地停留在周围的物品上。有时候，不论干多少费力的活，也不见她高耸的胸脯有所起伏。她怀着极度的警觉，以防某种预兆之类的侵扰。

没过多久，我们便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老太太准备来一惊人之举。她等到一天晚上我们都在吃晚饭的时候。我送完吊唁花圈回到家里，西蒙不必去火车站上班。老太太突然出击，声称乔治已渐渐长大，我们该替他作个打算了。饭桌上摆着炖牛肉，大家都继续吃着肉，抹着肉汁，包括乔治在内。老太太以为乔治不知道是在讲他，可我从不像她那样想。就连她那只狮子狗也不是这样，甚至在它死之前耳朵聋了，也知道人们在讲它。有时候大家议论到乔治，他会露出蒙娜·丽莎般的表情和微笑。我敢断言，他确实如此，有一种微妙的表情掠过他那白色的睫毛和双颊，那是被机能不全所囚禁住的智力的某种反应，是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充满批评的某种表示。老奶奶讲到乔治的前途这不是第一次，可这次决不是再来议论一番，而是正经八百地要着手处理这件事情了。我从妈脸上那种等待的神情，料想她已经知道要讲的是什么。老太太说，乔治的问题迟早都得解决。他现在已长得这么高，像个大人了，已经不好管束。要是他脑子里动了邪念，对哪个女孩子动手动脚，她说，我们就得对付警察了，那可怎么办？这十足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斥责，责怪我们难调教，不听话，恣意妄为，无视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其中主要的是指我。这我很清楚。她说乔治应该进福利院。不管怎么说，他不能跟我们生活一辈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表现出多少能挑起这一重担的能力。而且，乔治也得学点像编篮子、制刷子一类的弱智的人能学会的手艺活，赚点钱补贴补贴自己的生活费用。最后，她态度很强硬，恫吓说家有小女孩的邻居们，看到他在院子里到处乱窜，已经生气，他已长大，都该穿长裤了。她丝毫也不把她看不顺眼的事说得委婉点，她说乔治已发育成大人。她把这说成是一件淫猥的事，无论如何得正视。她板着她那张老太婆的脸，一副厌恶的神情，她竭力要大家理解她的这番话，要我们也能体会到她所感到的厌恶和恐惧。

啊，她让我们深深咽下一口她的现实的药水，见我们眼里渐渐显出清醒的神色，不禁大为高兴。她讲完乔治的时候，眉飞色舞，得意非凡。我始终认为，乔治虽然继续在吃着牛肉，抹着肉汁，可他对所讲的事是有所领悟的。我并不想说老太太心中全是邪恶，而乔治只有崇高。真实情况不可能如此。她确有艰难的实际负担，就连她这样提出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恐怕于我们也是有益的。我们自己就没有胆量和才智提出这个问题。就跟许多心地仁慈的人一样，不管怎样，他们也得像别人那样过活，因而不得不依靠性格较为坚强的人搀扶他们一把。可我这是让老奶奶有了最好的借口了。因为这里面仍有她从中得到的乐趣。她自言自语地轻轻发出一声“啊哈”，她下棋围住敌方时也是这样。情况总是如此：我们拒不正视我们的错误会有什么后果，可怕的后果也就接踵而来。就像以利沙的熊扑向戏弄他的顽童[9]，或者像那个犹太人轻率地伸手扶住约柜[10]不让掉下牛车而被神击杀[11]一样。这是对不及时改正错误的惩罚。事情就是这样。能一直警告我们人生就是如此，并能为这种严酷无情有所作为，她为此感到高兴。

乔治坐在那里，一只脚踏在另一只脚上，以他那毫无所觉、心智不全、天真无邪的样子吃着肉汁，和这种世俗的推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妈伤心地提高嗓门想回答老奶奶的话，可是说得含糊不清。她平时话就不大讲得清楚，在她激动或伤心的时候你就根本别想听懂了。接着，乔治也停下不吃了，开始呜咽起来。

“你！安静点！”老太太说。

我出来帮着他和妈说话。我说乔治还没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我们应该让他留在家里。

她料到我会这么说，心里早有准备。“我的聪明才子[12]，”她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说，“你真是天才！你莫非要等到他惹出祸来？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家照顾他吗？你跟着那个小流氓克莱恩在大街小巷鬼混，学着偷东西，还干着各种各样的坏事。也许你很乐意做你弟弟和那个浅发波兰女孩的私生子的伯父吧？你还要对她那位在牲畜围栏里干活的父亲解释说乔治会成为他的好女婿？他定会像宰牛那样一锤子把你给砸死，再放把火把这幢房子给烧成灰。”

“不过，”西蒙开口了，“要是奥吉真的愿意负责照管他……”

“即使奥吉比现在的他强，”她抢上来回答说，“那又有什么用？奥吉偶尔有个工作时，挣的钱还不如惹的麻烦多。要是他一点不工作，你想想，那就够你瞧的啦！他会随随便便把这孩子往克莱恩家一丢，顾自和他那班狐朋狗友到处去鬼混。哼，我了解你这位弟弟，我的好孩子；只要不让他麻烦，他慷慨大方得很，心地再好没有，一感动什么都能答应你。可是他可靠到什么程度，那就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了。即使他说话算数，在他挣不到他那点钱时，你能代他负担吗？怎么样？你莫非继承到一笔遗产了？你能像劳希先生那样为我们的儿子花费毕生心血，为他们提供仆人、保姆、家庭教师么？我已经尽我所能给你们一点教育和良好的教养，甚至还想把你们培养成有身份的人，可是你们必须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不要想入非非。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对待你们决不会有什么仁慈，你最好还是先为自己着想。我比你总懂得多一点。我知道错误该怎么纠正，也知道单单由于愚蠢就有多少条丧生的路，更不用说别的了。我曾对你的弟弟讲过这些道理，可他什么都听不进，想法固执得像醉鬼撒尿。”

就这样，她一个劲地讲着这些世道的艰难和不祥的预言。她用不着争取西蒙的支持，在乔治这件事情上，他和她完全一致。只是出于对妈的同情，他才不想公开站出来附和她，可当我们俩单独在卧室时，任凭我又是谴责，又是论证，他总是摆着一副高人一等的面孔，悠然自得地平躺在床上——在瑞雷苏达牌面粉袋缝的床单上——直到他认为我打算听他说了，才开口：“谁信你那一套，小家伙。趁你的脑子还没变成尘土吹散，干吗不时常用用它呢？老太太说得对，这你也清楚。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乔治，可他的事总得有个安排呀。你怎么知道他会起什么念头、会干出什么事？他不再是个小毛孩了，我们不能看守他一辈子。”

自从我丢掉火车站那份工作，和魏格勒及水手布尔巴惹了麻烦，直到在迪弗街区百货商店干了丑事以来，西蒙一直对我很凶。他对克莱恩和吉米也看不顺眼，我还犯了个错误，把自己对希尔达的恋情告诉了他，结果白挨他的讥笑奚落。“嘿，”他说，“弗丽德·考布林长大了也会比那妞儿好看。不过不管怎么着，她的乳房大概会长大的。”当然，西蒙知道我不是个记仇怀恨的人，而是火气上得快消得也快的脾气。他认为他有资格这样对待我，因为他在上进，而我却尽干糊涂事，他有心等时机一到便带我出头，就像拿破仑照顾他的兄弟那样。我和老太太关系搞得最僵的时候，他对我态度冷淡，保持一定距离，可是他也对我说过，只要我遇到的是真正的麻烦，确实值得帮助，他一定会帮我摆脱困境。他不愿看到我那班笨蛋朋友拉我陷入泥坑。没错，他对我有一种责任感，对乔治也如此。我不能说他在乔治的问题上态度虚伪。

“你刚才只让妈说，自己不开口，真把我给气坏了，”我对他说，“你明明一清二楚，除非我退学在家照顾他，要不我为那孩子做不了什么。可要是妈想把他留在家里，你就该遂她的愿，你不该干坐在那儿让她出尽洋相。”

“这事对妈来说，可以分期处理，也可以一次性解决。”西蒙躺在黑色的铁床上，身体壮健，皮肤白皙，毛发金黄。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坚决。后来他停了停，镇静地用舌尖舔了舔那颗断牙。他似乎预料到这次我会比以往更猛烈地对他开炮，待我说了最尖刻的话之后，他才接着说出不用他说我也一清二楚的话，“她可真把你说得对极了，奥吉。你自己心里明白，这一阵子你很不振作。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多能让这小家伙和我们一起再待上一年。即使你拼了老命为他争也没用，而且你并没有替他争。”

“嘿，她认为她现在是一家之主了。”

“随她那样去想吧，”他说，短促地大声吸了口气，通了通鼻子，这是他头脑最冷静时的迹象，接着用脚丫子打开电灯，开始看起书来。

于是，在这之后，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不能再承认老奶奶是一家之长，昔日的某些权威也已改属西蒙。我宁愿待在房里和西蒙在一起，不想出去见妈妈。她洗了碟子，把桌布上的食物碎屑抖落后，便仰身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普鲁士帽尖形灯泡射出炫目惨白的光线，经过她的头，照在布满被压扁的果子似的疙瘩、气泡和条条刷痕的墙壁上。每遇伤心事，她从不装腔作态，而是悲从心起。她不吵不闹也不哭，似乎只以一种极端痛苦、骇人的神态，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厨房的窗外，直到你走近她的身边，才能看清她那满眶的泪水、绿色加深的眼睛、越发红润的脸颊和缺牙少齿的嘴巴。她把头横靠在椅子的扶手上，从不直靠。她生病时也是如此。她穿着睡衣爬上床，把头发打成辫子，不让它缠结弄乱。她躺在床上对谁都不理不睬，一直要到她觉得能够起床下地为止。我们拿了体温表去也毫无用处，她拒绝量体温；她默默地躺在那儿，静待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一直不动脑筋，她也不会动脑筋。她对于死亡还是痊愈，自有她某种独特的看法。

行了，眼下乔治的事已定，她没有责怪任何人，照常做自己的家务，劳希奶奶则加快速度来实现她的计划。她亲自去杂货店，给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打电话。单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自从那个寒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她扭伤脚踝之后，下了雪她就几乎不上街。她说，上了年纪的人，常常因断了骨头不能接合，成年累月地吃尽苦头。而且，哪怕是走一个街区，她也决不会穿着居家的便服出去，那可不成体统。她一定得打扮一番，脱掉毛线袜子——实际上是用缠结的松紧带扎住的高尔夫球袜——换上丝袜，穿上黑色的外套，戴上她那顶三圈式小帽，脸上还要搽粉，那模样实在难看。可不顾我们看来有多不顺眼，她还是用帽针别上几枝在空中扫动的羽毛，大模大样地站起身来，以老年人动怒的姿态快步走出门外，可是在下楼梯时，每走一级她仍得双脚并立停上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