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夫人双手合十，她手上戴的珐琅手镯和她手表上的金链子碰撞出丁零的响声。“莫妮可开始来我家玩了，我们一起在田间和山上游玩，一起摘花，一起谈论女孩子的事情。有时，我会问她关于巴黎的事，我只在照片上看过巴黎。莫妮可和我说了她在城里的生活，虽然她老是搞不清她家具体住哪儿。她总是提起她最好的朋友米利亚姆。米利亚姆……”贝尔夫人的脸上突然有了光彩，“丽普兹卡。这么多年后，我还记得这个名字。”她看着我，缓缓地摇了摇头，“就是这样的，菲比，当你老了以后。那些很早以前深埋在你心里的人或事，会突然浮出水面，而且还很清晰。丽普兹卡，”她嘀咕着，“是的……我记得她和我说她们原本是来自乌克兰。莫妮可说她很想念米利亚姆，她特别为米利亚姆感到骄傲，因为她是个小提琴手。每次莫妮可提到米利亚姆时，我就感到很痛苦，我暗自希望我可以成为莫妮可最好的朋友——虽然我没有什么音乐才华。我记得那时我很喜欢去莫妮可家，她家有些远，在村庄的另一头，靠近铁轨那边。她家有个花园里头种着很多花，还有一口井，正门上有块匾，上面刻着狮子头像。”

贝尔夫人放下了手中的杯子。“莫妮可的爸爸爱幻想，是特别不切实际的一个人。他每天都骑车去阿维尼翁，他在那边的一家会计公司里给人看管书籍。她妈妈就在家照看一对3岁的双胞胎儿子，奥利维尔和克里斯托弗。我记得有一次去她家，看到年仅10岁的莫妮可做了全家人的晚餐。她说她不得不学会做饭，因为她母亲在生完双胞胎后整整两个月卧床不起。莫妮可是个很棒的厨师，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她做的面包。”

“不管怎样……战争还在继续。我们小孩子知道这件事，但是关于战争我们懂得很少，因为那时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很少，而且大人们把这些东西藏得离我们远远的。实际上，他们在我们面前也基本上不说起这些事，除了抱怨抱怨配给制度——我父亲最大的抱怨就是分到的啤酒太少了。”贝尔夫人说着停了下来，她的嘴唇稍稍翘起，“1941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和她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有一天，我和莫妮可去散步。在纵横交错的乡间小道中，我们沿着其中一条路走了大概有两英里左右，之后便来到了一个摇摇欲坠的谷仓前。当我们进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刚好说到了名字这件事。我和她说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特蕾莎。我觉得我的名字太普通了。我爸妈要是给我起名叫尚塔尔该多好啊。我又问莫妮可是否喜欢自己的名字。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突然满脸通红，脱口说出莫妮可其实不是她的真名。她的真名其实叫莫妮卡·里克特。我当时……”贝尔夫人又摇了摇头，“很惊讶。然后莫妮可说，5年前她们家从曼海姆搬到了巴黎，然后她爸爸给全家改了名好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被接受。她父亲决定改姓为黎塞留是因为著名的红衣主教。”

贝尔夫人又望向了窗外。“我问莫妮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德国，她说因为他们感到不安全了。起初，她没有说明原因，但在我的追问下，她还是告诉了我，那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她说她从没向任何人说过这件事，而且他们一直隐藏着自己的身份。然后她让我发誓不对任何人说这件事，要不然我们就再也做不成朋友了。我当然答应了，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犹太人身份也需要保密——我知道犹太人已经在阿维尼翁生活了好几百年了，在市中心还有个古老的犹太教会堂。但是如果莫妮可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我就绝对替她保密。”

贝尔夫人又开始拨弄着那件小外套，摸了摸衣服的袖子。“就这样，我觉得我也应该告诉莫妮可一个秘密。我告诉她我最近喜欢上了学校里的一个小男孩——让·吕克·奥马热。”贝尔夫人说到这里嘴巴紧闭成一条线，“我记得当我告诉莫妮可这个男孩的名字时，她看起来有些不舒服。她说让·吕克·奥马热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而且长得也很好看。”

贝尔夫人的目光又游离到了窗外。“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尽量不去想战争的事情，我们很庆幸我们是生活在南部的‘自由’区。但是一天早上——1942年6月下旬，我发现莫妮可特别伤心。她告诉我说她不久前收到了米利亚姆的信，米利亚姆告诉她，现在她就像沦陷区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被要求佩戴黄色的星星。是颗六角形的星星，中间写着‘犹太’（Juive），被缝在衣服的左边。”说到这儿，贝尔夫人重新整理了一下搭在大腿上的外套，不断地抚摩这件蓝色的衣服。“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战争的事情。晚上的时候，我会坐在爸妈房间外的楼梯上，竖着耳朵听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也是偷偷地调到那个频道。就像很多人一样，为了收听关于战争的报道，父亲也买了第一台无线广播。我还记得当他们在听这些公告时，父亲常常愤怒或绝望地大叫。我从其中的一个节目中得知现在南北方针对犹太人的一个特殊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可以参军，没有资格担任政府要职，无权购买房屋土地。他们必须遵守宵禁，在巴黎乘坐地铁时，他们只能乘坐最后一节车厢。”

“第二天，我问妈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但是她只是说现在是艰难时期，我最好不要去想这恐怖的战争，战争马上就会结束——上帝保佑。”

“我们继续过我们‘平常’的生活。但是在1942年11月，这种假装‘平常’的生活突然被迫结束了。11月12日，父亲早早地就回到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看见两名德国士兵骑着摩托车，车旁还装着机关枪，驻扎在从村里到市中心的主干道上。”

“第二天早晨，父亲、弟弟和我还有其他很多人一起走着去了阿维尼翁。我们感到很恐惧，因为我们看到德国士兵站在他们的长官旁，还看到教皇宫外那成排成排的黑亮的雪铁龙。德国军队就驻扎在市政厅外，他们戴着盔甲、眼镜巡逻在我们历史悠久的道路上，那些车辆都是武装过的。对我们孩子来说，他们看起来很滑稽——就像是外星人——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因为我和马塞尔指着德国士兵大笑而对我们发怒。大人们让我们不要看他们，就像他们不存在一样。他们说如果村里的人都这样做的话，那么德国士兵的存在就影响不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马塞尔和我都知道这只不过是在假装——我们都知道从前的‘自由区’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已经遭受了敌人的攻击！”

贝尔夫人停了下来，又将另一缕头发拨到了耳朵后面。

“从那时起，莫妮可变冷漠了，变得很警惕。每天一放学她就直接回家。周末她也不出来玩，我也没有再去她家了。为此我很难过，但是我每次试着和她说这事的时候，她总是说她现在没什么玩的时间了，家里头母亲需要她帮忙。”

“一个月后，当我在排队买面粉的时候，我不经意间听到排在我前头的人抱怨说现在我们地区居住的所有犹太人的身份证和购物票上都必须打上‘犹太人’的字眼。这个人他自己肯定是个犹太人，他说这种行为是令人愤怒的侮辱。他们家三代都居住在法国，难道在一战的时候他们没有为法国效力吗？”贝尔夫人眯着她那淡蓝色的双眼，继续道：“我记得他在教堂里挥拳表示不满，他责问‘自由，平等，博爱’现在都到哪里去了。我那时太天真，我以为他至少不用像米利亚姆那样身上也要被迫佩戴上一颗星星，所以他要幸运多了。”她看着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身上佩戴星星比起证件上印‘犹太人’其实情况要好得多。”

贝尔夫人闭目休息了一会儿，就好像是这回忆让她筋疲力尽了。然后，她睁开双眼向前看去。“1943年初，大概是在2月中旬的样子，我看见莫妮可站在学校大门旁正和让·吕克说着话，他那时已是个15岁的帅小伙儿了。从他给莫妮可围围巾的方式——当时很冷——我可以看出他喜欢莫妮可。从她对他的微笑中，我也看出了她是喜欢他的，她的笑不是鼓励的笑而是非常甜蜜的笑……甜蜜中还带着一丝焦虑。”贝尔夫人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中，“我当时还很迷恋让·吕克，虽然他从没像看莫妮可那样看过我。我太傻了，”她很抑郁地说，“我怎么就那么傻呢。”我拍了拍胸口，就像是在打自己一样。然后她声音微颤地说道：“第二天，我问莫妮可她是不是喜欢让·吕克。她只是近乎忧伤地看着我然后说：‘特蕾莎，你不明白。’这更让我确信她是喜欢他。然后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和她说我喜欢让·吕克时她的反应。当时她看起来就不是很舒服的样子，现在我知道是为什么了。但是莫妮可说我不明白是对的，我是不明白。如果我明白这一切，”她低沉地说，然后又摇了摇头，“如果我明白的话……”

贝尔夫人沉默了片刻来恢复自己的情绪，然后继续说：“放学后，我哭着跑回家。妈妈问我为什么哭，我没有告诉她，因为这实在是太难为情了。妈妈抱住了我，让我擦干眼泪，她说要给我个惊喜。她从做针线活的地方拿过来一个包。里面装着一件蓝色的羊毛小外套，它的蓝就像是6月清晨那晴朗天空的蓝。我试穿的时候，妈妈说她为买这块布料足足排了5个小时的队，这是她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赶出来的。我抱住妈妈，告诉她我很喜欢这件小外套，我会永远留着它。妈妈笑着说：‘小傻瓜，你不会的。’”贝尔夫人对着我苦笑着说，“但是我确实一直留着它。”

她又摸了摸衣服上的翻领，眉间的皱纹变得更深了。“4月的某一天，莫妮可没有来上学。第二天她还是没有来学校，之后就一直都没再来上学了。我问老师莫妮可去哪儿了，她说她也不知道，不过她相信不久之后莫妮可就会回来的。眼看复活节已经到了，但是莫妮可还是没有出现，我不断地问我父母她去哪儿了，他们说我最好是忘记她——我可以交新朋友。我说我不想要交新朋友——我只想要莫妮可。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便跑去她家里。我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在。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里看，桌上还留着剩下的饭菜。地上有个碎了的碟子。他们已经匆匆离开了。我决定要给莫妮可写信。我坐在井旁，开始在脑海里构思我的信，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法给她写信，因为我连她在哪儿也不知道。我感觉很糟糕……”贝尔夫人咽了咽口水。

“那个时候，”她讲道，“天气还是很冷。”说到这里，她的身子下意识地瑟瑟发抖。“虽然已经入春很久了，但是我还是穿着我的蓝色外套。我一直在想莫妮可到底去了哪儿，她和她的家人为什么就突然地不见了。我的父母亲从不和我谈这件事，但是对于作为孩子的我来说，这事情总是还会有一线希望的。我相信莫妮可总有一天会回来，如果现在回不来，那战争结束后她肯定还会再回来的——但是如果她不在了，或许让·吕克会注意到我。我还记得我当时想尽了办法去引起他的注意。那时我刚刚14岁，就开始偷用妈妈的唇膏，晚上还用卷发纸，就像妈妈那样，我还用鞋油刷黑我的睫毛——有时搞得很滑稽。我还会把脸蛋捏得红彤彤的。比我小两岁的马塞尔觉察到了我的变化，开始无情地嘲笑我。”

“在一个温暖的周六早晨，我和马塞尔吵了一架——他一直在刺激我，我简直无法忍受。我砰的一声打开门，跑出了屋外。我走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来到了那个摇摇欲坠的老谷仓。我走了进去，坐在一块有阳光的地上，背靠着稻草堆，听着雨燕在我头顶的屋檐下唧唧喳喳地叫着，远处火车隆隆地响着，顿时感到一阵悲伤。我不禁哭了起来，没完没了。我就这样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身后隐约传来沙沙声。我很害怕，以为那是老鼠。但是我又很好奇，于是站起来走到谷仓的后头，就在那一堆稻草的后面，一条粗糙的灰色毯子上躺着……躺着莫妮可。”贝尔夫人十分不解地看着我，“我感到很奇怪。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在那里。我轻轻地叫了她一声，但是她没有理我。我突然变得有些慌乱。我在她耳边拍了拍手，然后跪下来轻轻地摇了摇她……”

“她醒了吗？”我问。我的心这时候怦怦跳得厉害：“她醒了吗？”

“她醒了——谢天谢地。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醒来时的表情。即使她认出了我，她还是往我身后看了看。她最初的恐慌变成了放松的状态，但是依然混杂着困惑。她悄悄地告诉我刚才因为睡着了所以她没有听到有人进来，她这么困都是因为晚上睡不好的缘故。说完她便非常僵硬地站了起来，站在那里看着我。她紧紧地抱住了我，我也试图去安慰她……”贝尔夫人讲到这儿便停了下来，眼里泛着泪光，“我们坐在一个草堆上。她告诉我她已经在这儿待了8天了。其实是有10天了。在4月19日那天纳粹秘密警察去了他们家，当时她刚从外头买面包回来，那些人带走了她的父母和弟弟们，她的邻居安蒂尼亚克一家人看她从外头回来，赶紧让她掉头。他们将她安置在自家的阁楼里，到了晚上就把她送到这废弃的谷仓里——这碰巧是莫妮可告诉我她真实身份的地方。她说安蒂尼亚克先生让她一直待在这儿，等安全了再回去。但是他说他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她才可以离开，所以让她勇敢耐心一点儿。他让莫妮可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也不要离开这个谷仓，除非是晚上到附近的小溪边来取他给她的水。”

贝尔夫人的嘴巴微微颤抖。“我为莫妮可感到难过，她现在一直孤单一人，也不知道家人在哪里，家人被绑架的事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换成是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此刻，我才真正明白战争的罪恶。”贝尔夫人看着我，眼里闪着光，“为什么无辜的人——男人、女人和小孩要受罪呢，”她义愤填膺地说，“连孩子也……”她那淡蓝色的双眼再次泛着泪光。“怎么能这样，”她接着说道，“怎么能这样就把他们绑架了——就像那样——然后捆绑在火车上……‘新的视野’，”她责备道，“后来我们知道这只是委婉的说法罢了——还有‘东部劳动营’，”她接着说道，“‘未知的地方’，这是另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您还要说下去吗？”我轻声问道。

贝尔夫人点了点头。“是的，”她从衬衫的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我需要……”她擦了擦眼睛，眨了眨眼，声音变得破碎，饱含感情和努力。“那时的莫妮可很憔悴瘦弱。她的头发蓬乱，衣服和脸都很脏。但是她的脖子上还戴着美丽的威尼斯水晶项链，那是她妈妈送给她的13岁生日礼物。项链的珠子是很大的红棕色方形珠，莫妮可说话的时候总是拨弄着项链，就好像摸着它心里会好受一些似的。她说很想去找她的家人，但是现在不得不先待在这里。她还说安蒂尼亚克家的人对她很好，但是他们也没法每天都给她送吃的。”

“我和她说以后我会给她送吃的。莫妮可说我不能这么做，怕我会有危险。‘没人会发现我。’我说，‘我就假装自己是在摘野草莓——谁会去关心我在做什么呢？’就在那里，莫妮可第二次让我发誓要替她保密。她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和弟弟。我向她保证我什么都不说，然后便跑回家，我的头晕晕的。我进了厨房，拿了些面包，蘸了些黄油，然后从所剩不多的食物里切了块奶酪。我还拿了个苹果，将这些东西通通放进了一个篮子里。我和妈妈说我要再出去一趟，要去摘些在那个时候开得正旺盛的鸢尾花。妈妈说我精力还真是旺盛，让我不要走得太远。然后我跑去了谷仓那边，偷偷地溜了进去，把吃的给了莫妮可。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半的食物，说要把剩下的留着，等着明后天吃。她说她怕会有老鼠来偷吃，所以就把剩下的食物放在了一个破旧的壶下面。我说我下次会带更多的食物过来。我问她还有没有别的事情需要帮助。她说虽然白天很暖，但是到了晚上就变冷了，冷得她都没法睡。她身上就穿着一件棉衣和开襟羊毛衫，除了那条薄薄的灰色毯子外什么也没有了。‘你需要一件外套，’我说，‘一件很暖和的外套……’我知道。‘我给你一件我的，’我保证道，‘明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给你拿来，现在我要先走啦，要不然父母会担心我的。’我亲了下她的脸颊然后就走了。”

“那晚，我彻夜难眠。莫妮可一个人待在谷仓里，害怕老鼠和猫头鹰，饱受严寒，早上起来还要因为整晚的瑟瑟发抖而全身酸痛，一想到这些我就备感难受。然后我想到了我的外套，我想它一定会给莫妮可带去温暖，一想到这个我就很开心。莫妮可，她是我的朋友，”贝尔夫人的嘴巴微微颤抖，“所以我要照顾她。”

我转移了目光，几乎无法忍受这个故事给我带来的悲伤。

贝尔夫人这会儿又摸了摸那件外套，就好像是在抚慰它。“我心里想着要把所有我能想到的东西都给莫妮可带去——这件外套、一些供她消遣的铅笔和纸、几本书、一块肥皂和一些牙膏。当然还有吃的——有很多吃的……”我听见了远处传来的钟声。“我睡觉的时候都梦到我给莫妮可带去的大餐。”贝尔夫人又拍了拍胸口：“但是我没有那样做。相反，我让她失望了——完全让她失望了。非常的严重。”

丁零零。

贝尔夫人抬起头，很困惑，门铃居然响了。她站起身，将外套小心翼翼地挂在椅背上，然后走出屋去，边走还边打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我听见她走过大厅，接着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您是贝尔夫人吗？我是这里的护士……我来和您聊一聊……打扰了，您的大夫没告诉您吗？大概半个小时……您方便吗？”

“不方便。”我嘀咕着。那位护士跟着贝尔夫人来到了客厅，她一头金发，看上去有50多岁了，贝尔夫人迅速地将外套拿进了卧室。

护士对我笑了笑：“但愿我没打扰到您。”我很想告诉她她打扰到我们了，但是强忍住没说。“您是贝尔夫人的朋友吗？”

“是的，我们刚才正在聊天。”我站了起来，看了看回到客厅的贝尔夫人。她脸上还是显露着那段回忆带给她的情感。“我先回去了，贝尔夫人——我再给您电话。”

她将她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凝望着我。“好的，菲比，”她轻声说，“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我走下楼，备感沉重，但不是因为手上的箱子，我甚至没注意到自己手上拎着箱子。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在想贝尔夫人的故事，我替她感到难过，事情过去了那么久，她却依然会为此而感到如此伤心难过。

到家后，我把要送到瓦尔那里的衣服给单独放在一处——我想到刚才的故事不禁打了个寒战。我把另一些衣服拿出来准备清洗，有的需要水洗，有的需要干洗。

回店里的路上，我去了趟乐施会。我把贝尔夫人的那袋衣物拿给了志愿者，那是位70多岁的老太太，我经常在这里看到她。她的脾气有些暴躁。“这些都是Jaeger的衣服，而且还都很好。”我对她说。我用余光看了一眼那边的印花窗帘，窗帘被拉开了，露出了隔间。我拿出了一件碧绿色的衣服，说：“这件衣服新的时候得要250英镑——才穿了两年。”

“颜色很好看。”那位老太太说。

“是呀——多么精致啊。”

那边的窗帘又被拉上了，丹出现了，穿着一件蓝绿色的楞条花布做的夹克和一条深红色的裤子。我真想去拿我的太阳镜遮住自己。

“嗨，菲比，我就知道是你，”他照了照镜子，“你觉得这件夹克怎么样？”

“夹克怎么样，”我该怎么说呢，“款式还行，就是颜色……太难看了。”他的脸顿时沉了下来。“抱歉，但是谁让你问我了呢。”

“我喜欢这颜色，”丹反驳道，“它……嗯……你会怎么形容这颜色？”

“孔雀蓝，”我说，“不——是蓝绿色。”

“哦，”他斜视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就像是氰化物？”

“没错。而且——是有毒的，”我朝着志愿者做了个鬼脸，“不好意思。”

她耸了耸肩。“别担心——我也觉得它很难看，你瞧，他几乎不想穿了，”她向他点了点头，“他的发型衬着他的脸多可爱啊。”我看了看丹，他对那老太太笑了笑。我发现他的确有着可爱的脸、高挺的鼻梁、漂亮的嘴唇，两侧有浅浅的酒窝，还有那清澈的蓝色双眸。他让我想起了某个人。“但是那件夹克该怎么搭呢？”志愿者问道，“你该想想。你是我们的贵宾，所以我觉得我该给你个建议。”

“哦，它可以搭很多衣服，”丹友善地说，“就先和这些裤子搭吧。”

“我觉得它们不是很搭。”我说。丹的穿衣风格似乎是混搭却又不相配的那种。

他脱下了夹克。“我要这件了，”他开心地说，“还有这些书。”他指着角落里那些硬皮书。最上面那本是葛丽泰·嘉宝的传记。丹拍了拍书，然后看着我说：“你知道吗，路易斯·B·迈尔想让她把姓改了，因为他觉得嘉宝这个发音有些像垃圾（garbage）的发音。”

“嗯……不，我不知道这事，”我看了看封面上那漂亮的脸蛋，“我喜欢嘉宝的电影，不过我好久没看了。”我说这话的时候丹正在付现金给志愿者。

他看着我说：“那你走运了。这个月底，格林尼治电影院有一个‘俄国妈妈’季，他们会放映《安娜·卡列尼娜》。”他接过找的钱：“我们到时去吧。”

我看着丹说：“我还不确定。”

“为什么？”他将硬币塞进了收银台旁的捐款箱里，“别告诉我你想一个人待着。”

“不是——只是……我要想想。”

“我就不明白了，”志愿者边撕下收据边说，“对我来说能和这么一位年轻的帅小伙儿出去看葛丽泰·嘉宝的电影是一件很棒的事。”

“是呀，但是……”我不想告诉他们，除了不能接受丹这冒失的邀请外，我和他也才见过两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没关系的，”丹打开了他的包，“我有这个电影院的宣传单。”他拿出了宣传单：“放映时间是24号周三晚上7点半。你有时间吗？”他很期待地看着我。

“嗯……”

那个志愿者老太太叹了口气。“如果你不愿意去，那我去。我有5年没去电影院了，”她说，“从我丈夫死后我就没去过——我们以前每周五都会去电影院。现在没人陪我去了。能有这样的邀请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她对我摇了摇头，好像是在说不相信我会这么小气。然后她将袋子递给丹，给了他一个安慰的微笑：“拿好了，亲爱的。再见。”

“我们会再见的。”丹说，然后他和我一起离开。“你去哪儿？”当我们在宁静谷走着的时候他这样问我。

“我要去银行——我本来早就该去了。”

“我也去那边——我和你一道吧。店里怎么样了？”

“挺好的，”我回答道，“多亏了你的文章。”我顿时为我刚刚的无礼而感到内疚，但是丹总是这么突然，这让我感到不适。“你们的报纸怎么样了？”

“还行，”他很干脆地答道，“发行量已经从刚开始的一万升到一万一了，还算可以。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做更多的广告——很多当地的广告商还不知道我们。”

我们下了山，然后穿过十字路口。丹突然在岁月流转中心门口停了下来，“我要去的地方到了。”

这家店的店面刷成了紫褐色。我问他：“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准备给这家店写个专题，所以我要先来观察一下。”

“我好久没来这家店了。”我朝窗户里看去，发了会儿呆。

“那就和我一起进去看看吧。”丹说。

“我恐怕没时间了，丹，我就……”我在想我为什么要拒绝呢。安妮在照看古董店——我并不赶时间。“好吧，我和你进去，但只能待一会儿。”

进去之后，就好像是回到了过去。店内的风格古老，架子上货品的包装都是战前的风格，Sunlight（阳光）肥皂，Brown & Polson（布朗&帕森）奶油冻，Eggo（伊格）蛋粉还有Player’s Senior Service（玩家高级招待）牌香烟。有一个华丽的黄铜小抽屉就像老式打字机一样，一台Bakelite（电木）无线电和一些箱式照相机。还有一个木箱子，抽屉是打开着的，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纪念章、钩针、针织娃娃和棉线圈——都是很早以前的一些旧东西。

丹和我来到一个画廊，里头展示着一些描绘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部生活的黑白照片，当然这只是整个展览的一部分。这些照片里有一个小女孩正在斯特普内一条被炸毁了的大街上玩耍，她被圈了出来，因为她现在已经80多岁了，就住在布莱克西斯。

“这个地方就像是个博物馆。”我说。

“更是个社区中心，”丹说，“这是老人们寻找回忆的地方。后面还有一个剧院和一个咖啡厅。其实……”他朝厨房台面那边点了点头，“其实我现在就想要杯咖啡，你也想要吗？”

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丹拿出了他的本子和笔，然后他开始削铅笔。

“你找到你的卷笔刀了？”

“是的——谢天谢地。”

“它很特别吗？”

丹把它放在了桌上说：“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她3年前去世了。”

“她留给你一个卷笔刀？”他点了点头。“她就给你留了这个吗？”我问他。

“不是，”丹吹了吹削好的笔尖，“她还留给我一幅很丑的画。有些失望，是不是？”他很微妙地结束了这个话题，“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卷笔刀。”

当丹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一些奇怪的速记时，我问他当记者多久了。

“就几个月而已，”他回答说，“我是个新手。”难怪他在采访的时候有些笨拙。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

“我在市场部做过，主要是搞产品促销——主要的方法就是送特制的奖品、凭券领取赠品、送购物卡、返现金和买一赠一。”

“比如在开业第一周每件商品优惠5%？”我开玩笑地说。

“是的，”丹脸都红了，“类似于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不做了？”

他犹豫了一会儿后说：“我已经做了10年了，我想有些改变。我的老校友马特曾经是《卫报》的商务编辑，他现在已经不在那儿干了，他想自己办份报纸——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他需要人帮忙……”丹继续说，“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可以我就去了。”

“所以是他让你帮忙写新闻的？”

“不是，他已经雇了两名全职记者，我是做市场的。但是我有个特权，就是我可以写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

“那我感到很荣幸啊！”

丹看着我说：“我看见过你，在你开业前一天我就见过你……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我当时刚好在你对面那边的路上，你当时在店里给一个模特儿穿衣服。”

“那是个假人。”

“你当时好像有些小麻烦，那个假人的手臂总是会掉下来。”

我眼珠一转：“我讨厌和这些假人玩。”

“你当时很是故作镇定的样子——我就在想我很想认识一下这样的女人——所以我就去采访了你。这是当记者的好处。”他笑了笑。

“这是你们的咖啡！”服务生说，然后就把咖啡放到了柜台上。我去柜台取了咖啡，然后把它们递给丹：“你要哪一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嗯……”他想了想说，“红的。”他伸出了手。

“但是你拿的是绿色的这杯。”

丹斜视了它一眼，说：“是呀。”

硬币叮当一声掉到了地上。“丹，你是色盲吗？”他闭上了嘴巴，然后点了点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对你的影响大吗？”

“不是很大，”他很淡然地耸了耸肩，“只是我不能当电工罢了。”

“哦，对，电线有很多颜色。”

“也不能当飞行员了。因为我是色盲，我看虎斑猫的斑是绿色的；因为我是色盲所以我也选不了草莓，而且还经常错搭衣服——就像你看到的那样。”

我的脸突然变得很烫：“如果我知道你是这样的，我就不会表现得那么冒失了。”

“有时是会有人对我的穿着做很无理的评论——但我从来不和他们解释，除非真的是万不得已。”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发现了。老师让我们画一棵树——我画的叶子是鲜红色的，树干则是绿色的。老师建议我的父母带我去做视力测试。”

“所以你的裤子在你看来不是深红色的？”

丹看了看自己的裤子，说：“我不知道‘深红色’是什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像铃声对于一个聋子来说一样。但是这条裤子在我看来是橄榄绿。”

我抿了抿咖啡，然后说道：“那你能辨清哪些颜色呢？”

“冷色吧——淡蓝色、淡紫色——当然还有黑色和白色。我喜欢看黑白色的东西，”他点头示意了一下那边的展览，“单色调的东西……”

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时光流逝》的曲调。我开始一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然后我意识到那是丹的手机铃声。

他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然后接了电话。“你好，马特。我是丹，”他轻声说道，“我现在在岁月流转中心……是的，你请讲——稍等。不好意思，”他冲着我做了个口型，“哦……是的……”丹站了起来，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了。“如果她可以准备这个故事的话，”他走的时候这样说，“有力的证据。”当他走进院子的时候，我听见他这样说。“……必须是诽谤证明……我两分钟后就回去……”

丹回来的时候说：“真不好意思。”他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马特要和我谈点事情——我必须先走了。”

“我也有事要做，”我拿过包说，“我很高兴自己进来了——谢谢你请我喝咖啡。”

我们走出了那家店，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从这边走，”丹指了指右边，“我们报社在那边，邮局那边，你会从那边经过。不过我们还是会一起去看《安娜·卡列尼娜》。”

“嗯……让我考虑一下。”

丹耸了耸肩，说：“你为什么不直接答应我呢？”然后他很自然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之后便离开了。

5分钟后我推开了“古董衣部落”的门，我看见安妮挂了电话。“是贝尔夫人打来的，你早上走的时候忘了拿那一箱帽子了。”

“我忘了拿帽子？”我都没注意到。

“她让你明天下午4点过去，如果你去不了就给她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替你去拿……”

“不用了，我自己去好了——谢谢。明天下午4点刚刚好。好极了……”

安妮很疑惑地看了看我。“贝尔夫人好吗？”她捡起了从衣架上掉下来的一件软缎晚礼服。

“她很可爱，是个很有趣的人。”

“有时我会想象和你谈话的一些老人。”

“他们？”

“我猜他们会告诉你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我觉得这很吸引人，”安妮走了出去，“我喜欢听老人们讲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就该多和老人们交流交流。”电话响起的时候，我正想告诉安妮关于岁月流转中心的事，她还没去过那儿。是伦敦广播电台的一个制作人打过来的，他说他看了《黑与绿》里对我的采访，问我是不是下周一可以过去谈一谈古董衣。我说我很乐意。然后我收到了迈尔斯发给我的短信，他说他在牛津塔餐厅预订了位子，时间是周四晚上8点。此外我还有一些网络订单要处理。其中有5个是要法国晚装的。看着库存越来越少，我订了张欧洲之星去阿维尼翁的票，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出发。下午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和服装供应商聊天。

“明天午饭之前我都不在，”我关了商店的门，对安妮说，“我要去看我的女裁缝瓦尔。”我没有告诉她我还要去见一家媒体。但是我突然想起了贝尔夫人的那个故事，于是决定明天下午再去找贝尔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