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道我们不会用它。”派尔说。

“按理说，他们是我们这边的。”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呢。”

“一针见血。”我说，“希望越盟的人知道这一点。”

“外面怎么了？”

我又引用了一次明天《远东日报》的大字标题：“西贡郊外五十公里处一座哨岗遭到袭击，并被越盟游击队暂时夺取。”

“你觉得在稻田里会更安全吗？”

“只会更潮湿而已。”

“你似乎并不担心。”派尔说。

“我都被吓麻木了——但目前的情况还算不赖。他们通常不会在一个晚上攻击三个以上的哨岗。我们的运气算是比较好的。”

“那是什么？”

一辆重型汽车驶上路面的声音，正朝着西贡而去。我走到枪眼向下望，正好看见下面一辆坦克经过。

“是巡逻队。”我说。炮塔上的枪口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另一边。我想对他们大声喊叫，但那又有什么用呢？他们的坦克里可没有能安置两个无用的平民的空间。坦克驶过时，哨岗的土地面震动了一下，然后他们离去了。我看看表——八点五十一分，接下来就是等待，待到火光一闪，连忙再去看看表。就像凭借雷声与闪电的间隙来判断距离。过了将近四分钟，炮声才传过来。有一次我还觉察出反坦克火箭筒还击的声音，然后一切又平静下去。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派尔说，“我可以给他们发出个信号，让我们搭车回到营地里去。”

一声爆炸使得哨岗的地面又震动起来。“如果他们回得来的话，”我说，“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地雷。”等我再去看表时，已经过了九点十五分，那辆坦克还没回来。也听不见更多开火射击的声音了。

我挨着派尔坐下，伸出两条腿。“我们最好睡一会儿，”我说，“反正也没别的事情可做。”

“我对那两个哨兵不大放心。”派尔说道。

“只要越盟的人不出现，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的。为了安全起见，把轻机枪放在你的腿下面。”我闭上眼睛，试着想象自己身在别处——在希特勒还没上台的时候，坐在德国火车的一节四等车厢里，那时我还很年轻，坐整夜的火车也不会忧虑烦闷，那些梦幻般的经历充满了希望，而非恐惧。这个时间，也正是凤替我准备烧一袋夜烟的时候。我在想，是否有封信在等着我——最好没有，因为我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没收到信，我还可以拥有种种不可能的白日梦。

“你睡着了吗？”派尔问。

“没有。”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把梯子拉上来吗？”

“我才明白他们为何不这么做。因为梯子是这里唯一的出路。”

“我希望那辆坦克会回来。”

“它不会的。”

我尽力间隔很久才看一次表，但那些间隔的时间从来没有感觉到的那么长。九点四十分，十点零五分，十点十二分，十点三十二分，十点四十一分。

“你还醒着吗？”我问派尔。

“是。”

“在想什么呢？”

他犹豫了一下。“凤。”他说。

“真的？”

“我只是想着，不知道现在她在做什么呢。”

“这我可以告诉你。她大概已经想到，我要在西宁过夜了——不是第一次。她正躺在床上，点上蚊香，以驱赶蚊虫，也许正在读一本过期的《巴黎竞赛画刊》。像法国人一样，她对皇室家庭生活很热衷。”

他若有所思地说：“知道得如此确切，一定很幸福。”我可以想象出黑暗中他那双温柔的像狗一样的眼睛。他们应该叫他菲多[33]，而不是奥尔登。

“我可不太知道——不过有一点大概是真的。在你毫无办法的时候，嫉妒也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的。‘肚子上，没法儿作怪。[34]’”

“有时我很不喜欢你的说话方式，托马斯。你知道她对我来说像是什么吗？她很纯洁，就像一朵鲜花。”

“可怜的花儿，”我说，“周围有很多杂草。”

“你在哪里遇见她的？”

“她以前在大世界跳舞。”

“跳舞。”他惊呼起来，仿佛这个念头令他痛苦不堪。

“这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我说，“别担心。”

“你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托马斯。”

“我年龄也比你大很多。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从来没拥有过一个女孩儿，”他说，“没有适当接触过。没有你说的那种真实经验。”

“你们美国人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吹口哨上面了。”

“这些话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

“你还年轻。这没什么可羞愧的。”

“你拥有过很多女人吗，福勒？”

“我不知道你说的‘很多’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而言，意义重要的女人不超过四个——或者说，我对她们有过重要意义。其他的四十多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她们在一起。无论是从健康，还是个人的社会义务角度来说，那都是错误的。”

“你认为那是错的吗？”

“希望我可以再度拥有那些夜晚。我仍身陷爱情之中，派尔，但我已经是个废物了。噢，以前有些自满，当然了。要过很长时间，我们才知道被人需要并不值得自满。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应该感到自满，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别人也是会被人需要的。”

“你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吗，托马斯？”

“没有，派尔。”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需要它，托马斯，像其他人一样。我并不是——古怪的。”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像嘴上说的那样需要它。这里面有不少自我催眠的成分。现在我知道了，我谁也不需要——除了凤。但是这是件需要时间才能认识到的事情。如果凤不在那里，我也能安稳地过上一年，并且没有任何一个晚上会感到不安。”

“但她在那里。”他用一种我几乎听不到的音量说道。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很随便，但到后来则会像他的祖父那样，忠于一个女人。”

“我想那样的年轻时光，未免都很天真……”

“也不见得。”

“《金赛性学报告》里可没这么说。”

“这就是我说它并不天真的理由。”

“你知道，托马斯，跟你在这里像这样谈话，真是不错。不知怎么，似乎也不觉得那么危险了。”

“在闪电战里，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尤其是轰炸的间歇期。但那些轰炸机总会回来的。”

“如果有人问你最深刻的性经验是什么，你会怎么说？”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早，躺在床上，看着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梳头发。”

“那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是凤吗？”

我真希望他没有问出过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那个女人要更早些。在我刚离开我妻子的时候。”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离开了她。”

“为什么？”

说真的，为什么呢？“我们是傻瓜，”我说，“当我们恋爱时，我很害怕失去她。我觉得她一直在变——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变了，但我对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却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朝着终点跑去，就像一个懦夫向敌人跑过去并赢得一枚奖章那样。我想立即死去。”

“死？”

“也算死亡的一种吧。然后我就来到了东方。”

“就碰见了凤？”

“是的。”

“你如今不觉得凤也是一样吗？”

“不一样的。你看，另外那个女人爱我。我当时很害怕失去这种爱。而现在，我只害怕失去凤。”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派尔并不需要我的怂恿。

“但是她爱你，是吗？”

“不是那样。那不是她们的本性。你会慢慢发觉的。管她们叫孩子是陈词滥调——但有一件事却是很孩子气的。她们之所以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给她们的体贴、安全感和礼物——她们恨你，则是因为你的殴打，或是受到不公的待遇。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只是走进一间屋子，然后爱上一位陌生人。对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派尔，这是非常安全的——她不会离家出走，只要这个家是幸福快乐的。”

我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直到当他压抑着怒火说道：“她可能更喜欢更大的安全感或更多的体贴。”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惹恼了他。

“也许吧。”

“你不怕她离开吗？”

“不像对于前一个女人的离开那么害怕。”

“你到底爱不爱凤呢？”

“噢，怎么说呢，派尔，当然。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只爱过一次。”

“那四十多个女人又都算什么呢？”他咬住我的话不放。

“我确定这个数字是《金赛性学报告》的平均指标以下的。你知道，派尔，女人是不要什么贞操的。我也不确定我们男人需要这个，除非我们是出于病态。”

“我不是在说我是处男。”他说。我和派尔的全部谈话似乎都朝着古怪的方向发展。是因为他为人真挚，所以谈话才脱离了正常轨道？他说话从不转弯抹角。

“你可以拥有一百个女人，然后你仍然是个处男，派尔。大部分因强奸罪而被处以绞刑的美国大兵都是处男。我们欧洲没有那么多。我很高兴。他们可造成了不少伤害。”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的话，托马斯。”

“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反正我已经厌倦了这个话题。在我这个年纪，性已经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衰老和死亡才是。我每天醒来时，想到的就是衰老和死亡，而不是女人的肉体。我只是不想在人生最后的十年里孤独地活着，仅此而已。我不知道一天到晚应该想些什么。我宁愿有个女人跟我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即使是我不爱的。但如果凤离开了我，我还有精力去找下一个吗？……”

“如果这就是她之于你的全部意义……”

“全部意义，派尔？你也会等到内心恐惧的那一天，在生命里的最后十年，孤独地活着，没有伴侣，只有一家疗养院在尽头等着你。到那时候，你就会到处乱跑。甚至离开那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去寻找另一个，随便一个，可以陪你直至离世的女人。”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去找你的妻子呢？”

“跟一个你伤害过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长串轻机枪的枪声传来——开火的地点不会超过一英里远。也许是一位紧张的哨兵对着影子开火，也许是又一场袭击拉开了序幕。我倒希望是另一场袭击——这会增加我们逃走的概率。

“你害怕吗，托马斯？”

“我当然害怕。出自本能地害怕。但以我的理性而言，我知道这样死去会更好些。这就是我来东方的原因。在这里，死亡时刻伴随着你。”我看看表，已经十一点了。这个晚上还剩下八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轻松了。我说：“我们几乎无所不谈，除了上帝。我们把他留到后半夜再说吧。”

“你不信上帝，是吗？”

“不信。”

“如果没有他，对我而言，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了。”

“有了他，一切对我才没意义。”

“我曾读过本书……”

我一直不知道派尔都在读什么书。（大概读的不是约克·哈丁或莎士比亚或《婚姻的生理学》——也许是《生命的凯旋》。）这时，一个声音传进了我们这座哨岗，似乎来自活板门旁边那些阴影——一阵从空洞的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说的是越南话。“我们这下可难办了。”我说。两个哨兵也在听，他们的脸转向枪眼，嘴巴大张。

“那是什么？”派尔问。

走在哨岗墙上的枪眼之间，就像走在嘈杂的声音里。我迅速望向外面：什么都看不见——甚至连公路都辨别不出来，当我转回头时，那支步枪已经在瞄准了，我不确定它瞄的是我还是那个枪眼。但当我绕着墙边移动时，那支步枪也跟着移动，虽然有些犹豫，但仍将我置于射程之内，外面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我坐下，那支步枪也放了下来。

“外面那人在说什么？”派尔问。

“我不知道。我想他们是发现了车子，然后告诉这些家伙把我们交出去，要么就直接干掉。在他们下定决心之前，你最好把那挺轻机枪端起来。”

“他会开枪的。”

“现在还不确定。等他拿定了主意，就一定会开枪。”

派尔将腿移动了一下，顺势端起了枪。

“我会沿着墙走，”我说，“等他眼睛一眨，你就瞄准他。”

我刚站起身，那个声音就停止了，突如其来的寂静使我惊得跳了起来。派尔厉声喝道，“放下你的枪。”我怀疑那挺轻机枪是否上了膛——我之前嫌麻烦，没有仔细检查——那个哨兵已经将步枪扔在地上。

我走过去，将步枪捡起来。这时，外面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话——仿佛还是那些话，我觉得一个音节都没变。也许他们是在放唱片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出最后通牒。

“接下来会怎样？”派尔问道。像一位在实验室里观察教学示范的学生，这一切仿佛都跟他无关。

“也许会遭受一阵火箭筒的袭击，也许会有一个越盟军人冲过来。”

派尔检查了一下他的轻机枪。“这似乎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说，“我要不要打几枪？”

“不，让他们继续犹豫去吧。他们更想一枪不放就拿下这座哨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最好尽快离开。”

“他们可能正在下面等着呢。”

“没错。”

那两个人注视着我们——我说是两个“人”，但我怀疑他们加起来还不到四十岁。“那这两个呢？”派尔问，紧接着又直截了当地加上一句，“我应该开枪把他们干掉吗？”也许他只是想试试轻机枪。

“他们什么也没做。”

“他们会把我们交出去的。”

“为什么不呢？”我说，“这里本来就没我们什么事儿。这是他们的国家。”

我把步枪里的子弹取出，将枪放在地上。“你不会就把枪扔在这里吧。”派尔说。

“我太老了，带着枪跑不动。而且这也不是我的战争。走吧。”

这的确不是我的战争，但我希望黑暗里的那些人也知晓这一点。我将油灯吹灭，从楼门口将腿伸下去，找到梯子。我能听到那两个哨兵在悄声交谈，像低沉的歌手那样，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就像一首歌。“一直向前走，”我告诉派尔，“走到稻田。小心田里的水——我拿不准水有多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感谢你的陪伴。”

“一直乐意。”派尔说。

我听见那两个哨兵在我们身后移动：我不知道他们手里是不是还有刀。扩音器里的声音蛮横起来，好像是在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下面的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移动，也可能是只老鼠吧。我有些犹豫。“上帝啊，现在我要是有杯酒就好了。”我低声说道。

“我们走吧。”

有东西在从梯子下面往上爬——我虽然什么也没听到，但能感受到梯子在我脚下摇晃。

“你怎么不动了？”派尔说。

那种鬼鬼祟祟的、无声的移动，我不知道我为何会认为那是什么其他东西，毕竟只有人才会爬梯子，然后我又无法确定那是像我一样的人类——那像是一个正往上爬并准备大开杀戒的动物，一声不响，目的明确，有着另一种生物的冷酷凶残。梯子摇来荡去，我想象着我看见了它的眼睛正向上望。忽然间，我再也承受不住，直接跳了下去，下面什么都没有，我的脚踝崴在松软的土地上，那感觉仿佛是被谁用手扭了一下。我听见派尔从梯子上下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只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傻瓜，甚至连自己在不住地发抖也不知道，还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强，不会乱想，具备一个真正的观察者和记者所应该拥有的素质。我站起身来，一阵疼痛袭来，我差点儿又跌倒在地。我拖着另一条腿向稻田奔去，听见派尔跟在我的后面。就在这时，火箭筒射向哨岗，我又扑倒在地上。

4

“你受伤了吗？”派尔说。

“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腿。还不严重。”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派尔催促我说。我只能看得见他，因为他周身都是白色的灰尘。接着，连他也看不见了，像放映机的灯泡坏掉时屏幕上的画面那样，只有声轨还在继续响着。我小心翼翼地用我没有受伤的那个膝盖撑在地上，竭力想站起身来，但又不敢让我那受了伤的左脚踝受力，接着我又倒下了，痛得喘不上气来。不是我的脚踝，而是我的左腿有了麻烦。我不再焦虑——疼痛使我无心在意其他任何事情。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是希望疼痛别再来找我。我甚至屏住呼吸，像牙疼的人那样。我没想到那些越盟的人这么快就来搜索已经成为废墟的哨岗，又一颗炮弹向这边飞过来——在他们过来之前，要把这里彻底摧毁掉。这要花掉多少钱哪，疼痛退去时，我这样想到，只是为了杀死几个人——杀死几匹马要比这便宜太多了。我这时一定还没有完全清醒，因为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误入了一个老马屠宰场，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镇上，老马屠宰场是我最讨厌的地方。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听见了那些老马可怕的嘶叫声，还听见了那些无痛杀马工具的爆裂声。

隔了一会儿，疼痛再次袭来，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屏住呼吸——这两样在我看来同样重要。我心里十分清楚地思考着，到底是否应该爬向稻田。越盟的人也许还没来得及搜到那么远的地方。另一支巡逻队可能就要出现，跟之前那辆坦克里面的人员进行联络。但较之游击队来说，我更怕疼痛，所以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周围听不见派尔的声音，他一定已经跑到稻田里了。这时，我听见有人在哭泣。声音是从哨岗的方向，或者说是哨岗那里传过来的。它不像是成人的哭声，倒像是一个害怕黑暗，却又不敢大声叫喊的孩子所发出的。我猜是那两个哨兵中的一个——也许他的同伴已经死掉了。我希望越盟士兵不要割断他的喉咙。不该用孩子去打仗，我又想起那个蜷曲在沟渠里的小孩儿的尸体。我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着，似乎这样可以让我远离痛苦。一个声音喊了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在这个黑暗、孤独、没有疼痛的境地里逐渐睡去。

然后，我听见了派尔的低语声，“托马斯，托马斯。”他很快便学会了蹑脚走路，我都没有听见他转回来的声音。

“走开点儿。”我低声回应道。

这时，他找到了我，紧挨着我平躺下来。“你为什么不过来呢？你受伤了吗？“

“我的腿。我想可能是断掉了。”

“子弹打的？”

“不，不是。一截木头。或是石头。从哨岗上落下来的东西。没流血。”

“你一定要坚持一下。”

“你走吧，派尔。我不想坚持，伤得很严重。”

“哪条腿？”

“左腿。”

他爬到我身边，将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我想像哨岗里的男孩儿那样哭泣，但一下子我又很生气，可轻声低语很难表达我的愤怒情绪。“他妈的，派尔，别管我。我想待在这儿。”

“你不能待在这儿。”

他把我拉到肩膀上，还没拉到一半，我就疼得无法忍受了。“别逞英雄了。我不想走。”

“你得配合，”他说，“否则我们都会被抓住的。”

“你……”

“安静点儿，要不然他们会听见的。”我恼怒得要哭出来了——没有比“恼怒”这个词更恰当的了。我倚在他身上，让我的左腿吊着——我们像一对参加三条腿比赛的尴尬选手。如果不是在我们刚出发时，一挺轻机枪在公路那头向着下一座哨岗快速连续开火的话，我们大概是没有机会的。也许有一支巡逻队正冲上来，也许他们正在完成破坏三座哨岗的任务。总之，这阵枪声掩护了我们缓慢而笨拙的逃亡之旅。

我不确定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是不是一直都是清醒的。我想，最后那二十码的距离，派尔差不多是背着我在走。他说：“当心这里。我们要下稻田了。”干燥的稻谷在我们周围沙沙作响，脚下的烂泥也在向上翻涌。水淹到腰部的时候，派尔停下来。他气喘吁吁，气息哽住时，使他听起来就像一只牛蛙。

“抱歉，连累了你。”我说。

“不能扔下你不管。”派尔说。

第一个感觉是轻松。水和泥巴温柔而牢固地托着我的腿，像一条绷带那样，但好景不长，我们在水里感觉越来越冷，浑身不停地打着冷战。我在想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了午夜了，如果越盟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还得在这里待上六个小时。

“你能稍微换个姿势吗，”派尔说，“一会儿就行。”听见这话，我又没有缘由地生起气来——对此我没有什么借口，只是因为疼痛而无比烦躁。我没有让谁来救我，也没有让谁来把我的死亡这样痛苦地推迟。我想念刚才躺过的那块干硬的土地。现在我像独脚站立着的水鹤，努力试着减轻我在派尔身上的重量。只要我一开始动，稻秆儿便噼里啪啦响个不停，还刺得我的皮肤又痒又痛。

“你在那边救了我的命。”我说，派尔清了清他的喉咙，准备说出他那套老派的回应，“好让我死在这儿。但我宁愿死在干硬的地上。”

“最好不要说话。”派尔说，仿佛他是在跟一个病号说话。

“谁他妈的让你来救我了？我来东方，就是想死在这里。这就是你们该死的不讲道理的地方……”我摇摇晃晃地走在泥里，派尔将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放松。”他说。

“你一定看过不少战争电影吧。但我们可不是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你也没法儿获得战争奖章。”

“嘘，嘘。”一阵脚步声传来，有人正向田边走来。公路上的轻机枪停止射击，四周一片静谧，只有这脚步声和我们呼吸时稻草轻微的沙沙声。然后脚步声停了下来：离我们似乎只有一个房间的距离。我感觉到派尔的手放在我的右肩上，缓缓下压，我们一起慢慢地陷在泥里，不让稻秆儿发出一点儿声响。我用一个膝盖跪着，头向后仰，这样我可以将嘴巴留在水面上呼吸。腿上的疼痛再次袭来，我想，“如果我现在晕过去，就会被淹死。”——一直以来，我讨厌和恐惧被淹死的念头。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死法呢？现在这里没有任何声音：也许在二十英尺外，他们在等待着一阵沙沙声、咳嗽声或者喷嚏声——“噢，上帝，”我想，“我要打喷嚏了。”如果派尔刚才把我留在原地的话，我只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就好了，不会连累他——他是想活下去的。我用几根空闲着的手指按住上唇，这招儿是我小时候玩捉迷藏时学会的，但喷嚏还在鼻腔附近徘徊，等着打出来，而敌人在黑暗中一声不响，就等着这声喷嚏。它马上就要打出来了，马上，马上，终于打出来了。

但就在我喷嚏打出来的那一刻，越盟士兵的轻机枪开火了，一串火光射过稻田——枪声掩盖掉我的喷嚏声，尖厉的枪声像一架机器在钢铁上钻孔那样。我吸一口气，又潜入水里——人总是出乎本能地躲避所爱的东西，向着死亡卖弄风情，像一个女人要求被她的情人强奸她那样。被子弹扫过的稻草垂在我们的头顶上，这场风暴总算过去了。我和派尔几乎同时伸出头来喘口气，只听见脚步声向着哨岗那边移去。

“我们成功了。”派尔说。即使在疼痛之中，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我而言，衰老的年龄，一个编辑职位，无边无际的孤独；于他而言，我只知道现在说还太早。我们在寒冷中安心地等待着。在通向西宁的公路上，忽然燃起一团火来，红光四射，火苗愉快地跳跃，仿佛是在庆祝着什么。

“那是我的车。”我说。

派尔说：“真是羞愧，托马斯。我最讨厌看到别人糟蹋东西。”

“油箱里应该还剩下一点儿油，他们正好拿来烧车。我很冷，你冷吗，派尔？”

“冷得不能再冷了。”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去，平躺在公路上，会是怎样？”

“再过半小时吧。”

“我整个身子都压在你身上了。”

“我承受得住，我还年轻。”他本想说得幽默一些，但听起来却跟水里的泥巴一样冷。我本想向他道歉，因我的疼痛而使我的语气不佳，但这时，疼痛再次袭来。“你年轻，好吧。你等得起，不是吗？”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托马斯。”

我们好像在一起度过七个夜晚了，但他对我的了解，还不如他对法语的了解多。我说：“你别管我的话，我会更好。”

“那样我就无法面对凤了。”他说，这个名字一说出口就好像一个银行家喊出了一声标价。我立即应战。

“所以说，救我，是为了她。”我说。令我的嫉妒显得更为荒唐、丢脸的是，我只能用最低沉的耳语声来表达——它没有音调，而嫉妒是需要拿腔拿调的。“你认为这些英雄的行为会帮你博得她的欢心。那真是大错特错。除非我死了，你才可以拥有她。”

“我不是这个意思，”派尔说，“当你在爱情里遇到对手时，就应该公平地去竞争，仅此而已，没别的意思。”这是事实，我想，不过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天真。恋爱时是希望自己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样子，是让别人去爱你自己伪造出来的高尚形象。恋爱中我们是没法儿顾及尊严的——最勇敢的行为不过是当对方是观众来进行表演而已。也许我已不再爱着什么人了，不过这些道理还是记得的。

“如果断腿的是你，我会扔下你不管的。”我说。

“噢，不，你不会的，托马斯。”他补充说，语气里带着让人无法忍受的自满情绪，“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我气得直想从他身上移开，自己撑着站起来，但是疼痛又回来了，像一列火车在隧道里那样奔袭而来，在陷入到水里之前，我又重重地倚在他身上。他用双臂抱住我，把我抱起来，然后一英寸一英寸地将我拖向田埂和路边。到达田埂下方之后，他将我放下，让我仰面平躺在浅浅的泥地里，疼痛退去，我睁开眼睛，舒了一口气，这时我只能看见满天星星的复杂密码——一种我无法解读出来的异国密码：这些不是我家乡的星星。派尔的脸伸向我的上方，遮住整个星空图景。“我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看看，托马斯，去寻找巡逻队。”

“别傻了，”我说，“他们都没耐心去弄清楚你是谁，就会把你打死的。如果你没被越盟的人捉住的话。”

“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不能在水里躺六个小时。”

“那就把我放在路上好了。”

“把轻机枪留给你好像没什么用处吧。”他有点儿怀疑地问道。

“当然没用。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英雄，至少要从稻田里慢慢通过。”

“那样的话，巡逻车过去时我会来不及发出信号的。”

“你又不会说法语。”

“我会大声喊‘我是法国人’。别担心，托马斯。我会小心的。”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他就已经走远，超出耳语所能及的范围——他尽可能静静地移动，不时停顿下来。借助汽车燃烧的火光，我看得见他，没人放枪。没过多久，他便走到火焰的另一边去了，之后他的那些足迹便被寂静填满。噢，是的，他确实很小心，就像他上次小心划船顺流而下直到发艳那样，他的那种谨慎很像是男孩儿冒险故事中的英雄，他对自己的谨慎又很自豪，如童子军的徽章那样珍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冒险故事里的荒谬与虚无色彩。

我躺下来，仔细听着越盟或者巡逻队的枪声，但是没人放枪——也许派尔要走一个小时，或者更久，才能到达哨岗，如果他能够安全抵达的话。我转过头去，望向我们刚才所在的哨岗，只剩下一堆泥巴、竹子和支柱，汽车燃烧的火焰逐渐变低，这些东西好像也变矮了。痛苦消失后，有一片宁静——仿佛精神的“停战日”，我很想高歌一曲。我想，这是多么奇怪啊，经历这样惊险的一夜，像我从事这样职业的人却只能将之浓缩为两行新闻——这不过是个平常又普通的夜晚，唯一奇怪的事情是我自己。这时，我听见一阵低沉的哭泣声从那座废墟般的哨岗里传来。其中一个哨兵肯定还活着。

我想：“可怜的家伙，如果我们的车子没在这个哨岗附近抛锚，当他听见扩音器第一次喊话时，他本来可以投降的，其他人都是那么做的，或者干脆逃跑。但我们在那里——两个白人男子，我们手里端着轻机枪，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等我们离开时，那时已经太迟了。”对于那个黑暗中的哭声，我是有责任的：我曾为自己的超然态度而自豪，我是不属于这场战争的，但那两个人的创伤却是我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我扣动的轻机枪的扳机，就像派尔曾想开枪打死他们一样。

我费了很大劲，才翻过田埂，走上公路。我想到他那边去。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分担他的痛苦。但我自身的疼痛却将我推了回来。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哭声了。我静静地躺着，什么都听不见，屏住呼吸，向着我并不相信的上帝祈祷：“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之后，我想我是晕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直到我梦见我的眼皮都冻在一起，有人插入一个凿子将他们分开，我想提醒他们不要伤到下面的眼球，但是又说不出话来。凿子钻进来了，那是一支火把，火光映照在我的脸上。

“我们成功了，托马斯。”派尔说。他的这句话我记得，不过却不记得派尔后来向别人所描述的——他说我不停地向着错误的方向挥手，告诉他们哨岗里还有一个人，让他们必须去找找看。不管怎样，我不是派尔那样多愁善感的人。我了解我自己，知道我自私的程度。我没法儿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有人在痛苦之中，让我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话。有时候，天真的人会将其误解为我是个不自私的人，而我所做的无非是牺牲很小的利益而已——这次则是稍微推迟了他们检查我伤口的时间——去换取一种更大的利益，享受到一种心灵的平静。我真正做的，完全是在为自己着想。

他们回来告诉我，那个男孩儿已经死了，我很高兴——在那针吗啡注射到我腿里之后，我甚至无须忍受更大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