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回到卡提拿街的住处，我慢慢走上楼，在第一道楼梯口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那些老太婆还像以前那样，坐在公共厕所门外的地板上闲聊，别人的命运是藏在掌纹上，而她们的命运则隐藏在脸上的皱纹里。我经过的时候，她们安静下来，我心里想，如果我懂越南话的话，不知道她们会告诉我些什么，大概会跟我说说，在我住在通往西宁公路旁的那家外籍兵团医院里这段时间里，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钥匙丢在哨岗或者稻田里的什么地方，但我已经托人带消息给凤，她一定已经收到了，如果她还在这里的话。这个“如果”说明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在医院里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讯息，也可能是因为她写法语太困难，而我又不懂越南话。我敲了敲门，门立即开了，一切似乎跟以前没有两样。我亲密地注视着她，她问我感觉如何，又摸了摸我上了夹板的腿，并把肩膀凑过来让我依靠，我仿佛是靠在一棵年轻的植物上，感觉无比安全。我说：“终于回家了，我很高兴。”

她对我说，她很想我，这自然是我想听到的话：一直以来，她说的都是我想听的话，像一个苦力回答你的问题那样，除非有意外情况。现在我期待着这个意外。

“这段日子里你都是怎么过的？”我问道。

“噢，我经常去看我姐姐。她在美国人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吗？派尔帮忙了吗？”

“不是派尔，是乔。”

“谁是乔？”

“你认识他的。那个经济专员。”

“噢，那个乔啊，我当然认识。”

他是会让你轻松忘却的人。直到今天，我还没法儿准确描述，除了他肥胖的身材，他那扑过粉的刮得很干净的脸颊，以及他的朗声大笑。此外我就不记得了——对了，还有就是别人叫他“乔”。世上有些人的名字总是缩得很短。

在凤的帮助下，我在床上躺下来。“看什么电影了吗？”我问。

“有个很有趣的片子正在卡提拿剧院上映。”她马上开始向我详细地讲述故事情节，我趁着这时环顾屋内，看看有没有白色信封，那也许是一封电报呢。我既然还没问，我相信她可能是忘记了。它也许就放在桌子上的打字机旁边，也许在衣柜里，也许为了安全起见，会被放进抽屉里，跟她那些收集起来的围巾放在一起。

“邮政局长——我想他是邮政局长，但也可能是市长——跟着她们回家。他从面包师那里借来个梯子，蹬梯子爬进科琳家的窗子，但是，你瞧，科琳跟弗朗西斯已经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但他没有听见邦皮埃尔太太上来了，她一进来，看见他在梯子顶上，以为……”

“邦皮埃尔太太是谁？”我问。说完，我转过头看看洗手盆，有时她把一些单据插在那些瓶瓶罐罐之间。

“我告诉过你。她是科琳的母亲，是个寡妇，正想再找一个丈夫……”

她坐在床上，将手伸进我的衬衫里。“这个电影很有趣。”她说。

“吻我，凤。”她没有卖弄风情。立刻按照我要求的那样做了，然后继续为我讲述电影的故事情节。与此相同，只要我说想做爱，她也会毫不迟疑地脱掉裤子，结束之后，她又会接着描述邦皮埃尔太太与那位邮政局长的尴尬境地。

“有我的电报吗？“

“有。”

“你为什么不给我呢？”

“你不能这么快就投入工作。你必须躺下来，好好休息。”

“这次也许不是工作。”

她把电报递给我，我看见信封已经被拆开。电文如下：“需要四百字的背景资料，关于德·拉特尔将军的离开对军事、政治局面的影响。”

“好吧，”我说，“这次是工作。你怎么知道的呢？为什么拆开它？”

“我以为是你妻子发来的。我希望是好消息。”

“谁替你翻译出来的？”

“我把它拿给我姐姐看了。”

“如果是坏消息，你会离开我吗，凤？”

她的小手在我的胸前摩挲着，意思是让我放心，她没有意识到，这次我是要她的一句话，不管这话是真是假。“你来一袋烟吗？还有一封信。我想也许是她写的。”

“这封你也拆开了？”

“我没拆你的信。电报是公开的。工作人员们早就看过了。”

这封信放在那些围巾之中。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取出来，并放在床上。我认得那字迹。“如果这是坏消息的话，你会……？”我很清楚这只能是坏消息，而没有其他的可能。一封电报可能意味着忽然的慷慨行为：一封信就只能是解释，辩解……所以我没有问下去，因为让她作一个无法信守的承诺，那太不诚实了。

“你在怕什么？”凤问我，然后我想：“我害怕孤独，害怕记者俱乐部和坐卧两用的房间，我害怕派尔。”

“给我一杯白兰地苏打。”我说。我看了看信的开头，“亲爱的托马斯，”结尾处则是，“挚爱的，海伦。”然后我就等着那杯白兰地。

“是她写来的吗？”

“是的。”在我读这封信之前，我就开始考虑，读过信后，我是该向凤撒谎呢，还是应该告诉她事实。

亲爱的托马斯：

你的信上说你在那边并不是独自一人，这点我并不惊讶。你并不是一个能长时间独居的人，对吗？你沾染女人，就像你的外套沾惹灰尘那样。也许对于你的情况，我感到更多的是同情，如果不是每次你一回到伦敦便立即去寻求安慰的话。我想你是不会相信我的，不过之所以我犹豫再三，最终没有简单地发回一个“不”字，是因为我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我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

我喝了一口白兰地。我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创伤经历这么多年后，仍裸露在外。我很粗心——没有选择合理的措辞——竟然使这个伤口再次流血。谁能责怪她去揭我的伤疤来作为反击呢？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去伤害别人。

“是坏消息吗？”凤问。

“有点儿糟糕，”我说，“不过她有权利……”我继续往下看。

我一直相信你比我们其他人都要更爱安妮，直到你打包行李，一去不返。现在，你似乎打算离开另一个女人了，因为我可以从你的信里感觉得到，你并不真的期待着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力量了”——你不是这样想的吗？要是我的电报上写一个“可以”，你又会怎么样呢？你真的会娶她吗？（我只能称之为“她”——你没告诉我她的名字）也许你会的。我想，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你也会慢慢变老，不喜欢过孤独的生活了。我有时觉得很孤独。我想安妮已经找到了另一个伴侣了，你离开她还算及时。

她准确地找到了那已经干掉的结痂。我又喝了一口。一个血淋淋的问题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给你烧袋烟吧。”凤说。

“什么都行，”我说，“什么都行。”

这就是我说“不”的一个原因。（我们不需要去谈论宗教的原因，因为你从来不理解，也没有相信过。）婚姻不能阻止你离开一个女人，是吗？它只是在拖延这个进程，如果你跟这个女孩儿同居的时间跟我一样久，那么这样对她就更不公平了。你把她带来英国，她无亲无故，会迷失在这里，而她被你抛弃的时候，那感觉该是多么恐怖。我猜她连吃饭的刀叉都不会用，是吗？我这些话说得很刻薄，因为我主要考虑到她的利益，而不是我的。但是，亲爱的托马斯，我也在替你着想。

我觉得浑身不舒服。距离我上一次收到妻子的来信，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在强迫她回信，而在她回信里的每一行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她的痛苦击中了我的痛苦：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那种互相伤害的模式里。如果只有相爱而没有伤害，那该多好——单单忠诚是不够的：我一直忠诚于安妮，但我还是伤害了她。伤害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隘了，占有另一个人便志得意满，被人占有便感到羞耻。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高兴我的妻子又一次打击了我——我已把她内心的痛苦遗忘得太久了，这是我能给她的唯一的一种补偿。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会被卷入到任何冲突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有哭喊声从哨岗里传出来。

凤点燃烟灯。“她会让我和你结婚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

“她没说吗？”

“如果她说了，也是慢慢道来。”

我想：“你是多么自豪啊，如此超然，担任记者，而不是评论员，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一团混乱。另一种战争是比这更加天真，即便是迫击炮，造成的伤害比起这个，也还是更小些。”

如果我违背我最深处的信念，说出“可以”这两个字，那样对你会有好处吗？你说你被召回到英国来，我能意识到你是多么厌恶回到这里，会想方设法地进行拖延。我可以预见到，你喝了太多酒之后，又要结婚了。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真的尽力尝试——我和你都很尽力——可我们失败了。第二次的时候，没人会像第一次那样尽力了。你说失去了这个女孩儿，你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但这同样的话你曾经也对我说过——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给你看，我还留着它——我想同样的话你也对安妮说过。你说，我们一直试图对彼此坦诚相待，但，托马斯，你的真话总是那么短暂。跟你争辩，或者试着让你明白这些道理，这些又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或许更容易些——你也许会认为这不合理——那么我简明地写给你：我不相信离婚，我的宗教也禁止离婚，所以答案是，托马斯，不可以——不可以离婚。

在“挚爱的，海伦”那句结尾之前，大概还有半页内容，我没有去读。我想那半页内容是关于天气的消息，以及一位我敬爱的老姑妈的近况。

我没有理由抱怨，这样的答复也并不出我所料。里面所说的，很多都是事实。希望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没有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回忆这些往事，不仅伤害到我，对她也是一种伤害。

“她说‘不可以’吗？”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她还没有下定主意。还有希望的。”

凤笑了起来。“可你说到‘希望’时，却拉长了脸。”她躺在我的脚上，像一只趴在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的狗，替我烧着鸦片，我在考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呢。等我抽完四袋鸦片后，我觉得自己对未来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告诉凤，还是有一定的希望——我的妻子正在咨询律师。从现在起，我随时都可能收到重获解放的电报。

“这件事无关紧要。你可以拟定一个协议。”她说，我能听到她姐姐正在通过她的嘴对我说话。

“我没有存款，”我说，“我比不上派尔。”

“别担心。什么事都会发生。总有办法的，”她说，“我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我想，她是多么现实啊，既不轻视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伟大或者有约束力的宣言。我不知道派尔在未来的日子里要怎么忍受这副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个浪漫的人，但就他的情况来说，似乎可以用金钱来解决问题，现实的冷硬会因生活的富足而被逐渐软化，就像一块强壮的肌肉会因不经常使用而逐渐松懈一样。有钱人总是无往不利的。

那天晚上，在卡提拿街那些商铺关门之前，凤又买了三条真丝围巾。她坐在床上，将那些围巾展示给我看，大声地赞美着它们那明亮的色泽，她那歌声般的嗓音填满整个空间，然后仔细地把这些围巾折好，跟另外的十几条一并放进抽屉里：仿佛她是在为一个折中的协议铺垫基础一般。我也为我的协议铺下一个疯狂的基础，在鸦片赐予我的不可靠的清晰感与预感之下，我在那天晚上给派尔写了一封信。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几天又发现了，被夹在约克·哈丁《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他一定是在翻读这本书。也许他只是用这封信来当作书签，后来就没有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写道，我只有一次动过那样的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说到底，毕竟，这是一封很重要的、跟生计息息相关的信件，不同于其他撒几个谎只为谋生的信件：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时就一直想写信给你，关于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诚地向你道谢。你将我从一个糟糕的局面里拯救出来。现在，我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我的腿骨折之处显然还不算难办，衰老还未伤及我的骨头，所以骨头还没那么脆。有时间的话，我们一定要举办个聚会来庆祝这个事情。”（行文至此，我卡住了，接着，像一只蚂蚁遇到障碍物，我又从另外一条路线绕过去。）“还有另一件事也值得庆祝，我知道你听到之后也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你一直在说，我们都很关心凤的利益。我回来时，发现有一封我妻子的来信在等着我，她或多或少同意和我离婚。所以你无须再替凤操心了。”——这句话说得很冷酷，但写下时我并不觉得，直到我重读时才发现，但那时已经太晚，来不及进行改动了。如果我要把这句话涂掉的话，还不如把整封信都撕掉。

“你最喜欢哪一条围巾？”凤问我，“我喜欢黄色的那条。”

“是的。黄色不错。去大饭店时，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

她看了看上面的地址。“我可以把它直接送到使馆。这样可以省掉一张邮票。”

“最好还是替我寄出去吧。”

然后，我躺回来，放松地抽着鸦片，我想：“现在，至少她不会在我回去之前离开我，也许，谁也说不清楚，明天，等我再抽几袋烟后，可能还会想出继续留在这里的办法。”

2

生活照常进行——这让人省去许多心思。就像在一次空袭中，人们不可能一直处于被惊吓的状态里，所以在日常工作的轰炸之下，在不断的遭遇与焦虑状态的围攻之下，人们也会一连几小时完全忘却个人的恐惧。来年四月，我就要离开印度支那，奔赴不可知的未来，再也没有凤的陪伴，这些念头被每天的电报、越南新闻社的公告，以及我的助手生病等事件给完全打乱。我的助手是印度人，叫多明戈斯（他的家族是从果阿出发，经由孟买来到这里的），平时不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都是他替我去参加的，他对那些绯闻与谣言的语调十分敏感，他还负责把我的稿件送到电报局和新闻审查处。依靠印度商人的帮助，特别是北方的，他在海防、南定与河内那一带，都有自己的私人情报网，这使我受益不少，我想，对于东京三角洲内越盟军队的位置情况，他比法军最高司令部知道得要更加精确。

我们从不随便使用这些消息，除非它已经成为新闻，也从不把任何消息传递给法国情报机构，所以他获得了几个藏在西贡堤岸这一带的越盟特工的信任与友谊。他是亚洲人，虽然名字不像，但这一事实却给他带来许多便利。

我很喜欢多明戈斯。其他人的骄傲自负如同皮肤病一般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不可触碰；他的骄傲自负则是藏在深处的，并且作为人类来说，我认为，他的骄傲自负已经减少到了最小的比例。在日常跟他的接触里，感受到的只是温柔、谦逊和对真理的绝对热爱：你只有嫁给他，才会发现他的骄傲自负。也许真理与谦逊总是并存的；谎言总是源自我们的骄傲自负——在记者这份职业里，骄傲自负体现在渴望写出比其他人更为出色的故事。是多明戈斯帮助我不去在意这些事情——顶住那些国内发来的质询电报，问我为什么没有采访某人，为什么没有写出其他记者那样的报道文章，而事实上，我知道那篇文章是不真实的。

如今，多明戈斯病了，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依赖他——嗯，他甚至连车里的汽油都会替我加好，然后却从未多说一句话，或者多流露出一种神色，来干扰我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除了他的姓名和出生地之外——从他所有的谈话里，我只知道他可能信奉克利须那神[35]，也可能用铁丝圈刺着身体，赶赴黑风洞[36]进行一年一度的朝圣。现在他病倒了，对我而言像是一种恩赐，暂时使我摆脱掉自我的焦虑情绪。现在，我要去参加那些乏味的新闻发布会，并蹒跚地走到大陆酒店我的桌子旁，跟同事们说些闲话，但是我辨别真伪的能力比不上多明戈斯，所以我习惯每天晚上去找他，来讨论我所听到的消息。他的一位印度朋友有时也在屋内，坐在那张促狭的铁床旁边；多明戈斯和别人同住在加利埃尼大道附近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他总是端坐在床上，挺直腰身，盘着双腿，让你觉得并不是去看望病人，而是受到一位王侯或者神父的接见。有时他发烧很厉害，满脸都是汗水，但思维却依旧十分清晰。那种情况就好像他的病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他的女房东总是放一壶新鲜的柠檬汁在他身边，但我从来没见他喝过一口——也许喝了就相当于承认他自己口渴，承认他的身体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吧。

我去看望他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已经不再问他的身体情况，唯恐这样的问题听起来像是一种责备，反而我去了之后，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并为我需要爬那么多层楼梯而道歉。然后他说：“我想让你去见我的一个朋友。他的故事，你应该听一听。”

“没问题。”

“我将他的名字写下来了，因为我知道你很难记住中国人的名字。当然，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不用。他在米托码头有一间仓库，专门用来存放废旧金属。”

“情况严重吗？”

“可能很严重。”

“能告诉我个大概吗？”

“你还是先听他说为好。有件事情很奇怪，但我不太理解。”汗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但他就任那些汗水流淌，就好像那一滴滴汗珠是活着的，并且神圣不可侵犯——他身上有许多印度教徒的特质，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他说：“你对你的朋友派尔，了解多少？”

“并不算多。我们是偶然遇见的，仅此而已。自从西宁一别后，我还没见过他呢。”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经济代表团成员，不过这个团体掩盖着众多的罪恶行径。我想他对本地的工业很有兴趣——大概他跟某家美国大公司关系密切。我不喜欢他们的行事方式，一边让法国人继续打仗，同时又不断地削减他们的生意。”

“我在美国公使馆里听见过派尔讲话，那天他们是在接待一群从华盛顿来进行考察的国会议员。他向议员们介绍了一些概况。”

“上帝保佑美国国会，”我说，“他来这个国家还不到半年呢。”

“他说起两股旧殖民势力——英国和法国，又说并不能指望这两个国家去赢取亚洲人的信心。所以现在正是美国加入进来的好机会，他们双手干净，没有沾染任何不洁之物。”

“夏威夷、波多黎各呢，”我说，“还有新墨西哥。”

“接着，有人问他一个老问题，现在这里的政府有多大概率击败越盟，派尔说有一股第三势力可以击败它。第三势力随时可以找到，除共产主义之外，总可以找到一股不带殖民主义色彩的第三势力——他称之为国家民主主义。你只须找到一个领袖，并保护他不受旧殖民势力的影响，就可以了。”

“都是约克·哈丁说过的话，”我说，“他来这里之前，读过他的书。来这儿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就开始谈论那套理论。他在这里什么也没学到。”

“他可能已经找到了领袖。”多明戈斯说。

“那有什么关系吗？”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不过你还是去跟米托码头的那位朋友谈谈吧。”

我在卡提拿街的住处给凤留了一张便条，然后在夕阳西下时，开车向港口驶去。桌子和椅子摆在码头的外面，旁边是靠岸停着的一些轮船和灰色海军舰艇，那些便携式小炉子已经生起火来，烧得很旺。在索姆大道上，树下的理发师正在忙着工作，算命先生蹲在墙边，手里握着脏兮兮的纸牌。在此时的堤岸，仿佛身处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才刚刚开始，而并不是随着逐渐消失的阳光慢慢结束。这就像开车进入一个哑剧剧场：那些长长的竖立起来的中文招牌、明亮的灯光和临时演员将你带入舞台两侧，之后周围一切忽然黑了下来，也变得十分安静。一条侧面通道又将我带到码头和一堆舢板旁边，暗处有许多仓库，大敞四开，附近却一个人都没有。

那间仓库很难找，我几乎也是偶然间才发现的，仓库的门敞开着，在一盏老式电灯的映照之下，可以看见许多奇怪的破铜烂铁堆在一起，如同毕加索的抽象作品的形状：床架、浴缸、垃圾箱、汽车的引擎盖，在灯光照射下显现出一道道陈旧的色泽。我沿着这些堆积起来的破铜烂铁中的一条狭窄的缝隙走下去，大声地喊着周先生，但是没人答应。在仓库的尽头，有一道楼梯通向上方，我猜那是周先生的家——我听多明戈斯的指引，显然是带到了后门口，不过我想他这么做是有他的道理的。楼梯两旁也都堆积着金属垃圾，这些废铁在这间寒鸦巢一般的房子里，说不定哪天就有用处。楼梯口上面是一个大房间，全家人在里面或坐或卧，很像一座随时都可能拆除的帐篷。到处都是小茶杯，还有许多纸板箱子，里面装满了无法辨认的物品，旁边还有一些皮带扎好的纤维行李箱。有一个老太太坐在一张大床上，还有两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一个婴儿在地板上爬着，三个穿着老式衫裤的中年妇女和两个穿着蓝色丝绸外套的老人正在一个角落里打麻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他们出牌很快，一摸就知道每张牌是什么，麻将牌撞击发出的声音，像浪潮退去之后鹅卵石在沙滩上滚动。除了几个打牌的人之外，房间里没有别人注意到我，只有一只猫跳到一个纸板箱上，一条瘦狗过来嗅了嗅我，然后就走开了。

“周先生在吗？”我问道，有两个女人摇了摇头，仍然没人在意我，只有一个女人将一只茶杯冲洗干净，又拿起水壶给我倒上一杯热茶，大概是为了保温，水壶外面还套了一层丝绸衬里。我坐在床尾，挨着那个老太太，一个女孩儿将茶杯递给我：那感觉我仿佛已经被接纳进入这个团体里，跟猫狗为伍——也许它们跟我一样，也是偶然间第一次来到这里。婴儿从地板上爬起来，拉拽我的鞋带，没人过来责骂他。东方人是不会责骂孩子的。墙上挂着三份商业日历，每一份上都有一个穿着艳丽的中式服装、脸颊粉红的女孩儿。还有一面大镜子，上面莫名其妙地写着“和平咖啡馆”几个字——也许是出于意外，它才陷入这些垃圾里：我觉得自己也深陷其中了。

我慢慢地喝着味道微苦的绿茶，将那只没有手柄的茶杯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以免手指被烫到，我在想我应该在这里等上多久。我试着用法语跟这家人交谈，问他们周先生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没人回答：他们大概全都不懂法语。当我的杯子空了之后，他们又为我倒上一杯，然后又继续做他们各自的事去了：一个女人继续熨烫衣服；一个女孩儿在缝缝补补；两个男孩儿在做功课；那个老太太盯着她的脚，那是一双旧式的中国小脚；狗在望着猫，而那只猫则伏在纸板箱上。

我这才意识到，多明戈斯为了勉强糊口，所做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

一位极瘦的中国人走进这个房间。他在这里似乎不会占用任何空间：他的身体就像是饼干罐子里隔开饼干的防油纸一般。他身上唯一厚实的东西，就是那套带着条纹的绒布睡衣。“是周先生吗？”我问道。

他看着我，那是一道吸鸦片的人才会有的冷漠目光：凹陷的双颊，婴儿一般的手腕，小女孩儿那样粗细的胳膊——许多年的吸毒史再加上许多袋烟，才能使他干瘪到这个尺寸。我说：“我的朋友，多明戈斯先生，说您有些东西想给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

噢，是的，他说，他就是周先生，然后很有礼貌地挥手示意我坐下来。我看得出来，我找他的目的已经消失在他头脑中的烟路之间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的到访，他不胜荣幸。他们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然后递给我一杯像正燃烧的煤块的热茶——这是茶叶的磨难。我对他的家族子孙满堂的盛况加以称赞。

他微微惊讶地朝四周看了看，就像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似的。“我的妈妈，”他说，“我的妻子，我的姐姐，我的叔叔，我的兄弟，我的孩子，我姑姑的孩子。”那个婴儿已经从我的脚边爬走了，这会儿正躺在地上又踢又叫。我很想知道他是谁的孩子。这个屋子里的人要么太年轻，要么太老，似乎都不太适合生出这么个婴儿来。

我说：“多明戈斯先生告诉我这件事情很重要。”

“啊，多明戈斯先生。他身体还好吗？”

“有点儿发烧。”

“这个季节里，身体很容易出问题。”我甚至不相信他还记得多明戈斯是谁。他开始咳嗽，睡衣下面少了两颗纽扣，咳嗽时他的皮肤像当地的鼓那样绷得很紧。

“你自己也应该去看看医生。”我说。一个新来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没有听见他走进来。他很年轻，穿戴整齐，一身欧式打扮。他用英语说：“周先生只有一个肺。”

“很抱歉……”

“他每天抽一百五十袋烟。”